论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与改革

第一篇：论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与改革

论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与改革

所谓政治体制，就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包括权力体系的形状、结构，权力的设置、分工，权力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权力的运行机制和方式。

东方一贯奉行中央集权体制，其特点是：一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位一体，没有多少独立和分工，行政色彩非常突出；二是地方隶属中央行政管辖，由上而下，形成庞大的官僚体系。西方则实行分立体制，一是立法、司法和行政各自独立，相互制约；二是各地方自治，内政独立，不受中央的行政辖制，国家采取联邦制或邦联制。

政治体制属于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东方一直是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各个产业之间缺少分工，政治体制也和自然经济的特点保持一致。对于众多封闭孤立的小农经济，大一统的皇权对分散软弱的小农起着凝聚作用，虽然它们的性质相反，却具有互补的关系。经济的缺陷由政治来补偿，“堤内损失堤外补”。分立体制的经济基础则是以工商业为主体的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个产业的大分工，决定了政治体制必然具有分立的特点。同时，商品的流通，人员的频繁往来，大大加强了彼此间的联系，全国统一为一个大市场；原来封闭孤立的各地区相互开放，在政治上自动结为紧密的一体。西方国家的统一靠的是内部经济交流产生的自发的吸引力，力量之强大，不需要政治上的撮合与挤压，相反却要求政治力量的分散乃至软弱。而东方则由于经济的脆弱，支离破碎的市场就象一盘散沙，国家的统一靠的是强大的政治力量，也就无怪乎古往今来人们对分裂的担忧和对政治的极端重视了。

中央集权体制的优点是，能够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去战胜重大的自然灾害，在社会发展初期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这种体制的形状和结构类似于金字塔型建筑，在几何上拥有最大的稳定性。其缺点是：稳定有余，应变不足。优点的反面就是缺陷。这就是稳定与发展的辩证法。当社会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如人民丰衣足食，农业和商业的大分工来临时，集权体制就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力量，日益走向腐朽。表现为：官员们贪得无厌，腐化堕落，卖官鬻爵，为所欲为，人民怨声载道，社会一片混乱。

分立体制的结构形状可称为“三足鼎立”，在几何学上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在稳定性上，它虽然不及前者，却稳中有变，自适应性强。社会发生一点变化，它都能自动调整平衡，保持三点一面。

分立体制的缺点是，相互的制约造成国家内部许多无谓的争吵和扯皮现象，精力不能集中。这是它的弊端，有一利则必有一弊。

但是，在权力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方式上，分立体制对特权和腐败具有明显的制约作用。

一是体现了同级监督的原则。集权体制的运行机制是“上御下”，方式是自上而下，只有上级才有权任命和监督下级，一个至少监督三个；分立体制的运行机制是“下克上”，方式是自下而上，官员是由选民选举，并由大家来监督，至少是两个监督一个，效果是前者的六倍以上。

二是体现了制约原则。在分立体制作用下，任何一个权力部门都有一定的权限，经常受到其它部门的限制，从而大大缩小了权力犯罪的活动空间。集权体制则把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或某个部门手中，不受任何监督和限制，可为所欲为。在东方，只要是权力人物犯罪，其结果往往是“刑不上大夫”。

对于中国目前的腐败问题，应该说主要在于体制。有人则认为，腐败是个人的问题，即思想道德问题，思想决定行动嘛。这种说法颠倒了主次关系，如果腐败只是少量、个别的现象，那么可以说它和体制无关；反之，腐败若是大量、普遍的，甚至是集体腐败，则必然是体制的问题。

腐败总是与权力相联系，没有权就搞不了腐败。腐败的程度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只有健全和完善政治体制—权力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清理腐败。所谓政治体制，就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包括权力体系的形状、结构，权力的设置、分工，权力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权力的运行机制和方式。

我们就可以看到，西方国家一旦出现腐败问题，就能迅速揭露出来，甚至一些在东方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被新闻媒体炒得纷纷扬扬。当然，即使分立体制比集权体制对政治腐败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是，也不能完全彻底地消除腐败。因为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正如人体内存在细菌和病毒，不可能不生病一样，腐败就是社会的疾病，所以，任何人不能指望腐败会消失得干干净净。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的体制对腐败所起的作用，是抵消限制，还是促进腐败，甚至为腐败推波助澜？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集权体制会产生大量腐败，而分权体制则对腐败具有分化瓦解的作用。

如果说中央集权可以最大限度地组织社会的力量，创造奇迹的话，其反面则是：由于方向错误，造成巨大的悲剧，可谓两头冒尖。与此相比，分立体制既不会创造什么奇迹，也不会造成大的人为悲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考察东西方的整个历史，发现政治体制的演化遵循着共同的规律。最初是诸侯割据，各地方独立自治，然后是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最后再形成地区自治基础上的“三权分立”的社会。这似乎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当然，中国只停留在中央集权阶段，和她没有赶上资本主义那班车有直接的关系。即使如此，“三权分立”的雏形还是存在的。如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就是议会或国会，是封建专制时代所没有的。

二、中国的政治体制现状

目前，中国正致力于改革开放，经济改革不断深入，搞得有声有色。相比之下，政治改革却举步维艰，步履蹒跚，远远跟不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因此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现象和问题。对此，舆论将其归因于“新旧体制的转换”。但是，何为新体制呢？就经济领域而言，新的体制就是市场经济，旧的体制就是计划经济，这已经成为共识了。但一触及政治体制，却都避而不谈，讳莫如深。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奉行的是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属于旧的政治体制。新的政治体制到底是什么呢？还没有人去探讨和描述它的基本轮廓和蓝图。从辩证法的角度讲，新的政治体制应该和旧的相反，并且与新的经济体制相适应。不言而喻，新的政治体制就是分立体制。

有人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不需要加以改变。如果在实际上真的实行了这种体制，那倒是不应该改变，相反还应加强。因为它否定了行政高于一切的状况，强化了立法对行政的监督制约。这种体制也可称之为“议会制”，在西方资本主义早期曾经实行过，如英国的国会，法国的国民议会，在当时掌握了国家的主要权力。中国的“人大”就是中国的议会，她要拥有最高权力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问题在于，事实如

何？虽然宪法明文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机关，可在外人看来，却犹如一枚橡皮图章。实际上，谁的权力最高？舆论的宣传提供了现成的答案，“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人大也要在党的领导下工作”。而且，各级政权中，党委是核心，人大、司法和政府都受其辖制。即使是“人大”本身，其人员成份也非常复杂，有政府官员、司法官员，还有军队的代表，就象一个大杂烩。“人大”与其说是一个专职的权力机构，倒不如说是一个咨询机构更为恰当，表面上综合了各方面的人选，实际上不可能独立地工作。

在封建社会，传统的中央集权使司法、立法和行政合为一体，皇帝既是行政最高首长，又言出即法，而且还是最高大法官，经常亲自廷审断案；到下面的州府虽说有了分工，最后到县一级却仍然是一样集权。在传统戏里，大家看惯了县太爷大堂问案，为包青天式的清官喝彩，谁也不想想这其中有什么不适当的地方。知县不仅要断狱，还要征收赋税，行政于民，各种权力集于一身。

在古代，缺少分工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政治体制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也是必然的。在今天，虽然县长或县委书记不再履行法官的职责，却通过政法委员会领导控制公、检、法三个执法部门，实际上还是没有分开。

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状况如何呢？它既不是原来的中央集权，也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而是处于中间状态，半集权半分权。例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地方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自主权，并发展到地方主义，甚至与中央分庭抗礼。然而，地方并没有赢得自治，中央在行政上对地方仍然有一定的控制力。在三大权力中，人大—立法机构的作用得到了加强，司法独立已经在理论上达成了共识，呈现了三权分立的趋势。但是，由于三权分立被指为资本主义专利，社会主义不能利用，政治体制的改革进程受到了严重阻碍。

当然，处在中间状态总是不妙的，因为它本身不是一种稳定状态。在旧的体制已经失效，新体制尚未建立运行的情况下，新旧两种体制的矛盾交叉必然造成许多真空，令人有空可钻，衍生一系列奇怪的现象，即大量的腐败。腐败的猖獗也提醒人们，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到了非动不可的时候了。

既然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明确，为什么还迟迟不动呢？原因固然是对分立体制的看法，却不是主要的。真正的原因在于，担心一旦实行分立体制，就必然打破“党委是领导核心”的政治格局，进而威胁到党的统治地位。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党的组织在国家政权中早已是无孔不入，政府中的官员百分之九十九均为共产党员，不管怎么分权，也是内部分权，这一成份不会随之改变。党始终处在执政的位置上，只是执政方式发生了变化，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即使分权可能会造成一点损害，但与腐败给党形成的巨大威胁相比，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这样说很容易触动某些人的敏感神经，立刻被扣上“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大帽子。其实，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坚持共产党执政，至于如何执政，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渠道和手段，则是另一回事。有些人喜欢“无限上纲”，只要听到对党的执政方式的议论，就象吃了苍蝇喝了醋，马上指责说是“否定党的领导”云云。好象党的执政方式仅此一种，不容改变似的。谁能说现实社会只给了唯一的选择？社会在变，领导的方式就偏偏可以永恒？

当前，虽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口号，但是解决问题主要是靠行政命令办事，而地方自主

权又不断增加，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矛盾：一方面地方分权，中央在行政上对地方的控制程度减弱；另一方面，中央又要通过行政渠道去解决全国性的问题，必然产生对立。因此，在新形势下，就必须探索新的思路、方法和途径。实践证明，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是行不通的。

表面上，各级政权中以党委为核心会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实际则不然。因为目前分离已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在财政上中央和地方已是分家各过，地方自主权增大，中央再象过去那样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已经失效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即为明证。地方的一把手为了本地利益，或自己的政绩，必然采取地方主义做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然和中央的统一规划出现对立。在此形势下，“党委领导一切”非但不能解决“中央要有权威”的问题，相反它还是造成地方对抗中央的关键所在。因为以党委为核心，对地方势力起到了整合的作用，形成了权力集团，助长了地方对抗中央的势力。这是中央始料不及的。

三、重新评价“三权分立”

在不少人看来，“三权分立”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专利。其实，权力的分工是天然的，是国家政权的三根支柱。即使是在专制的中国封建社会，权力的分工也存在。皇帝为了强化自身的权威，就要削弱将相的权力，其办法就是分权。如唐代设六部，宋朝宰相没有多少权力，以至于“一切唯御史台之命是从”，明代将地方政权分为布政使、按察使和提刑使等。分权于下，正是为了集权于上，这种政治智慧可以说是深得辩证法之精要：相反相成。今天，为了保持国家的统一和中央的权威，将各级政权分开是完全必要。就算“三权分立”是西方的专利，也可以借鉴嘛。过去，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人们对资本主义采取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对一种事物只看其弊病，不管其优点。对“三权分立”体制，只注意议会和政府的争吵，避而不谈其它。如果说西方的某些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充满了偏见，中国对西方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应该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一切。今天，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的东西完全可以引进吸收，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专利，社会主义也可以搞，为何在政治上就不能学习西方的经验？退一万步讲，就算“三权分立”是一付毒药，也可以收“以毒攻毒”之效。无论从国家统一和反腐败着眼，分立体制恰恰是地方割据和政治腐败的克星。因为腐败的主要根源在于集权，邓小平说过，权力过分集中是当前最大的弊病。而每一级权力集中，又是以党委为核心的权力集中，若还要强调所谓党委的领导，岂不是南辕北辙？

有人说，如果政治体制也采取西方的分立体制，中国岂不是从经济到政治都变成了资本主义和全盘西化？社会主义的制度安在？

这一问题涉及到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按照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还先进的社会，其出发的原点是资本主义。而中国偏偏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洗礼，其出发点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前提的不同，决定了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和实际的中国社会主义存在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我们自嘲建国前是“一穷二白”，承认自己落后，人民生活的水平直到现在还很低；另一方面，我们又非常自豪地宣称“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仿佛社会主义不是在中国的社会基础上平地建筑起来的大厦，倒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空中楼阁。不管和理论的社会主义相比，还是和发达的资本主义相比，中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都明显地落后。先进的社会制度却建立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听起来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显然，书本上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实际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此“社”非彼“社”。所以，小

平同志撇开教条主义的束缚，主张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也不再列为学校的必修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认识、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既然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先进、更优越，更民主、更自由、更平等，更有人权，为何还保留着落后、腐朽的封建专制社会的政治体制—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并很自然地确认为社会主义的成份？这似乎有辱社会主义的名声。结果看起来也很不公平：我们对资本主义批判起来是不遗余力，唯恐沾染上一点“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对封建主义偏偏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露骨地宣扬一些明显属于封建主义的东西！就连今天的腐败问题，有些人也将其归咎于资本主义，是“由于受国内外资产阶级腐朽意识形态的侵袭，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毒害”，却绝口不提封建传统在腐败中的作用，而后者恰恰是酝酿腐败的温床！原因何在?很简单，封建主义是中国的传统，反封建就相当于反自身；而资本主义则是舶来品，和我们的传统对立，招致反对是理所当然的。说穿了，姓资姓社的争论，实质上还是东方传统与西方文明的争论，只不过是东方传统打上了社会主义旗号而已。

我们有些人一方面自命社会主义制度多么崭新、先进，另一方面却顽固地坚持保留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集权体制，仿佛祖宗之法保持得越完整，就越社会主义，真让人难以捉摸，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分而治之”，是一项高超的统治策略，为古今中外的统治者广泛采用。近代的大英帝国对广大的殖民地统治时，就成功地运用了这一策略。中国的汉武帝实行“推恩令”，使藩王的封地随着子孙的繁衍不断缩小，从而根除了藩王对中央的威胁。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发明了分权制，将地方的主要权力一分为三，按军事、行政和司法的分工设立都指挥史、布政史、按察史。观明一朝，虽然出现了诸王争霸和宦官专权之事，却已完全杜绝了地方军政官员违抗中央的可能。可见，分权才是保证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长远规划。

由于传统的缘故，中国更多地采取行政隶属的方式，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西方推行“三权分立”体制，各级政权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相互牵制，甚至明争暗斗，中央则坐收渔利，根本不用担心什么分裂的问题发生。

近代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对东方文明成果的大量吸收消化基础上的，如四大发明，谁也无法否认，也是国人引为自豪的一项资本。考古学家更是不遗余力，证明许多成果源于东方的文明古国，如足球运动和文官制度。更有甚者，有的还将自由经济的理论和老子的《道德经》联系起来，说政府对经济的不干预政策与老子的“无为而治”是一回事。正因为西方对东方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才能后来居上。相比之下，东方对外来的东西就没有这份胸襟和气度。

同样，将整个权力分割为几个相互独立的部门，使其相互牵制，便于驾驭控制和操纵，是古老的东方智慧，而非西方的独特发明。只不过是西方将其作为治国的大原则，更为彻底罢了。尽管东西方在很多问题上不一致，在智慧上却是相通的。科学无国界，任何智慧成果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谁都可以用，包括政治成果。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民主的反面是专制独裁，集中的反义词是分散，因此，集权体制的对立面是分权体制，而不是所谓的民主政体。如果说专制的基础是集权，没有集权就不可能独裁；那么，民主的基础就是分权。分权意味着将原来集中在专制君主手中的权力分给民众，如选举权和监督权，而不是将民众的权力再集中到“人民的代表”身上来体现。例如，在建国后，虽然成立了人民代表大会，但是，由于忽视权力的分工和制衡，民主机制没有运行起来，集权体制助长了领袖的个人专制，个人的决策错误导致了十年浩劫，教训极为深刻。再如，官僚主义一直是我党深恶痛绝和极力批判的，可是，由于官僚体制的存在，官僚主义这一顽症始终没有被根除，相反却愈演愈烈，并侵入党的健康肌体，使党的组织官僚化，表现为任命制代替了选举制，党员的民主权利受到严重侵害。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经济从商品的长期短缺转变为商品过剩，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是社会由紧缩转向膨胀的转折点。社会大分工又促进了政治经济的不断分离，如中央与地方分家，党政分开，政企分离，司法独立等等。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自然经济国度，而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工业社会。在此条件下，以脆弱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央集权体制日益丧失原来的作用，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必然为分立体制所取代。

第二篇：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的认识

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的认识

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强调“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温总理的讲话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与当前的改革攻坚、与以往改革建设成果的得失相联系，实际上阐明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当前改革整体推进的作用与意义。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伴随着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30年的艰辛历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一个被西方认为“没有民主”的国家可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个人认为对其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可以有以下认识：

一、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始终与其他改革相伴而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同时起步的，政治体制改革甚至还早于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领导人一直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仍然十分重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法制，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和根本任务之一，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二、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取得了哪些绩？，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党政关系日趋规范化、制度化，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日趋完善和成熟，逐步走上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轨道。第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逐步完善和发展。30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逐步完善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善。第三，选举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第四，机构改革取得一定成效。政府机构改革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第五，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取得一定成果。第六，法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依法治国成为基本方略。

三、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我们始终强调走自己的路，绝不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突出了民主政治发展的“中国特色”。

2．我们始终坚持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突出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3．我们始终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突出了制度建设这个核心。

4．我们始终坚持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结合起来，把发展民主法制与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把选举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突出了人民民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从而调

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5．我们坚持把执政党依法执政与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突出了党内民主建设这个重点。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仍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违法犯罪的人越来越多了；腐败却越来越猖獗了；官本位却越来越严重了；许多官员的政治道德越来越差了；我们民众的民主意识越来越浓，但参与渠道越来越不够了。产生这些突出问题，主要是因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仍不够完备，还有许多地方需要丰富和完善。因此，我们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探索符合我国当前社会历史条件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

商学院 2010级人资 2班 李慧

学号2010204226

第三篇：论改革中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间的矛盾

论改革中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间的矛盾

作者：10行政1W何萍学号：10112105

摘要：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关键词：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措施矛盾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已迈出了重大步伐，但当前在上层建筑中仍存在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等。如果不改革，这些方面就会不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需要，并进而压抑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尽快采取有力措施加快进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一，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间的矛盾问题

十四大提出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使得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在经济体制改革长驱直入时，政治体制改革却更加落后了，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巨大的反差: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由变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到解决所有制实现形式和所有制结构问题，几经重大的历史性飞跃。但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却仍处于外围战阶段，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实质性的问题，而且进展迟缓，越来越滞后。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原有政治体制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开展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的问题，就更加突出、更加尖锐了。二，两种体制的矛盾的主要表现

（一）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自1992年以来，我国的市场经

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仍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是，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今天，在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的前提下，政治体制如果不发生相应的变革，就必然会造成新的政治与经济的矛盾。

（二）影响国家的正确决策。我们是实行的是党管干部下的干部委任制，各级

地方政府的官员是由上级党的组织部门负责考察并任命的。这样，下级政府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百姓负责，形成了“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局面。这样的政治体制，使得很多决策面对被各级政府扭曲的虚假信息。虚假信息大大增加了制度的成本，约束了经济的发展。

（三）权钱交易腐败丛生，制度成本居高不下。权钱交易的腐败，使公共公共

权力成为可以交换的商品。由于权力对经济的影响和控制，使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更加露出专横和贪婪的本色。市场对权力的敬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产权制度，国有资产事实上是归各级政府或政府主管部门所有，而且，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也是有关政府部门任命的。无论人和物，都处在权力的控制之下。

三，缓解这种矛盾的措施

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要加大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要做到如下：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提高执政能力。当前中国共产党需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执政能力，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用老一辈和新时期优秀共产党人的先进事例鼓励人、教育人，完善先进人物巡回报告会制度。共产党必须取信于民，党代表实行常任制，基层党代表实行差额选举，推进党内民主，党内会议每个党员要充分发表意见，表决一定要无记名投票，新任官员要向社会公布财产，接受社会监督，完善纪委巡视制度。二是政府依法行政。必须构建服务型政府，政府的行政管理方式的传统的高权性管理手段：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越来越受到法律的限制和规制，新的柔性管理手段：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调解、招拍挂、BOT等在行政管理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正确处理与权力机关、司法机关、执政党的关系，政府职能更多地向社会转移。政府与执政党关系的调整变革的最重要的要求是处理好党的领导与责任政府关系的平衡。坚决推进政企分开，政府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开，向社会公布预算，说明具体用途，管好、用好纳税人的每一分钱，并接受公众监督。三是强化人大职能。在地方人大中扩大人大代表差额选举份额，重大事故人大要质询政府首长、企业负责人，可以在县级试点人大直接罢免政府领导。议事要以大会发言为主，在大会上，代表主要是通过大会发言和表决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四是强化政协职能。政协是中国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协委员必须实行差额选举，大力减少官员任委员比例，委员应于专家和基层群众为主，政协作为议政、咨询机构，凡须人代会通过的法律、重大议案应事先交由政协讨论，但不表决，议后应将原始记录整理后(不可修改)移送每位人大代表参阅。五是推进司法改革。县级法院、检察院审判员、监察员由选民选举产生，实行任期制，同一所法院、检察院法官之间、检察工作人员没有级别，司法人员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对于司法工作人员违法犯罪的，人大有权罢免，并交由上级司法机关起诉、审判，司法人员可以不经批准直接调查政府、党委工作人员，建立陪审团制度。六是推进基层民主。民主与法治分不开，中国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三大走势。这三大走势的指向很明确，最终将在中国建立一个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参考文献：

1、杨光斌、李月军《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2007）

2、李寿初《中国政府制度》（第2版）

第四篇：论中国铁路改革

论中国铁路改革

时到如今铁路已经是我国的命脉，铁路在国家经济、文化、战略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铁路贯穿了我国的大江南北，北至黑龙江西至拉萨。所以铁路的兴衰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兴衰。可以说铁路强则国家强，铁路衰败则国家衰败。所以说寻求正确的道路，适当改革，使中国铁路不断发展壮大也是强国的一条途径。

但是如今的我国铁路还是存在许多问题和弊病。比如：运营上的资源优化问题、部门的管理问题、票价问题等等。致使我国铁路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入不敷出。也许有的人会说铁路系统本来就是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基础设施，成本大、耗资大、收入小，亏本运营在所难免。但是我想说的是即使是服务于人民的基础设施也有盈利的道路和方法的，因为在日本、美国等国铁路系统都已经进入了盈利状态，而不是如同无底洞不断投资金和收入少。细想来他们能够盈利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有和我们不一样的管理和投资制度。在我国‘铁老大’的名号家喻户晓，在运营上它几乎垄断很多有关铁路的行业，打击任何与它竞争的对手，不给涉入铁路行业的其它公司生存之处，所有事务全由内部企业承担，所以其他资金很少流入铁路系统，系统内无活力、无竞争，干事效率低下。在管理上采用政企合一管理模式，管理人员懒散不分其职，内部相当腐败。所有我国铁路要想盈利要想更好发展，改革是必经之路。

值得庆兴的是中央可能也发现了铁道部现在存在的许多问题，再这样下去只能永远亏损，不利于我国铁路发展。于是2013年3月10日，铁道部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改革，中国实行铁路政企分开，国务院将组建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政府、企业将各司其职，这个横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铁老大”巨人也将走向自己最后的终点。这一改革直接意味着我国铁路由以前的完全国有企业转变为市场公司由多方出资的企业，这样就注入了新鲜的资金血液，为进一步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这次改革无论从运营方式、管理模式上有很多地方得到了改善。

其实铁道部改革也是一步步走向如今的成果的，回顾历史在1986年、1998年和2003年铁道部分别掀起三起改革。1986年前铁道部部长丁关根主导了一次相当有效率的改革。当时的背景是全社会轰轰烈烈的国有企业转制承包，丁关根提出了铁路系统内部的“大包干”方针。将财务、人事等权力直接放归地方路局，由各地方路局自行管理。颇有将铁饭碗彻底打破的劲头。而在经济上，铁道部实行的几乎就是

一次“承包创业”历程，地方局获得了极大的权力，不像以前那样将全部运营收入上缴财政，而是以承包责任制的方式每年上缴5%营业收入给国家其他归铁路系统甚至可以留一部分给地方。此次改革在当时大大的提高了各路局的工作积极性，干事更卖力。提高了效率赢得了人意。1998年是铁道部的第二次体制改革，其背景是90年代末伴随大规模“国退民进”包括铁路、电网、电信、民航等部门都被呼吁展开破除垄断的改革。可惜那次改革的共同点是价值观照搬西方自身实力都不够壮大，方法论停留在纸面上改革后均全面回潮。当时铁 路的改革核心是“网运分离”——这个口号今天依然是主流——具体方式是将铁道部分割成国家铁路网公司和若干客运、货运公司，这个模式和2002年国务院文件对电力行业要求的“厂网分离、竞价上网”看上去很类似。所以失败的方式也十分类似。但是刘志军部长的做法是三步走：先确立跨越式的规划，然后将铁道部当做一个投融资公司来举债操作，最后变相地进行类“BOT”模式交付地方公司运行并推动制度改革。这个做法其实非常类似日本当年的新干线建设模式，但和日本模式又有不同的是中国地广人多城乡差别大。所以2004版的2020年用15年时间将此前50年建设的铁路总里程，将近翻了一，并且要建造全世界高铁总量一倍还多的惊人的“四横四纵”。现在看来这个规划宏伟到了几乎荒唐，在很多地图上都很难标出的地方设立高速铁路站，用中国此前毫无积累的技术来设计并施工，既要确保安全，又要拆迁农地，更重要的是投入数万亿的资金也几乎能压垮任何一个财政体系。但是刘志军那时的铁道部做得最出色的其实是确立了投融资模式和利益分享机制。事实证明铁道部在诸多部委中属于改革的激进也绝非舆论说的那样僵化守旧它的改革思路正是一步步朝着国际化的管理体制迈进。但这个改革的速度不能快到超越它的效率提升水平。

虽然我国铁路已经有了重大的改革但是在很多各方面还需要完善，尽量做到更好服务人民的时候能可持续性发展。在我看来还有以下的几点需要做到更好如下：

1）建立多层次化的票价体系，实现票价与物价相连机制，建立铁路运价与社会物价的相连机制。使铁路运价与社会物价同步联系。不仅如此铁路运价的上调幅度应与社会物价的上升幅度相适应。这样才能保证铁路运输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2）实行差别定价，以旅游为目的的铁路运输市场的季节性很强，不同季节人流量大不相同。不同季节会表现出不同的供求规律。为了适应供求特点，铁路可实行季节运价。区分运输的淡、旺季。在淡季适时调低原基础定价，而在旺季则适当调高原基础定价。比如在国庆、春节和放假高峰期票价适当高票价。而在平时则适当调低票价，让原本不想坐火车出门的旅客能做火车出行，这样就提升了淡季的客流量。

3）细分人群，铁路买票时应区分不同的消费群体，提供给旅客、货主更周到的运输服务。面对高端消费人群需求应更多地考虑如何合理安排更舒适的运输服务、开行不同等级的列车、制定不同票价。面对低端消费人群则更多地考虑快捷的运输服务。

4）办理年票，针对需要大量乘坐火车出差的人群、公务员、白领可以适当推出年卡，里面冲入适当现金同时可以有利息收入，只需要旅行前几天在官网办理即可，免去了买票、付款的麻烦，更方便快捷。

5）内部管理，根据大多数人说的那样去路局了就跟进去养老一样，就连年轻的工人也如此说。这说明路局的管理机制有很大的问题，里面人干事没活力，没动力，没竞争力。总是被条条框框所束缚，各种规矩太多，下层员工不敢放手干。所以就只能每天机械式的干该干的活然后就下班回家，没人敢创新，敢说不。严重消磨年轻人的意志、活力。所以路局的管理模式需要大大改革，应该注入活力，提倡创新，给年轻人足够的舞台和空间。改变奖惩制度，不是单一的责任制、考试制。上层管理者应该熟悉各个部门情况，合理分配，不说大话，空话。各个部门应该协作共赢而不是互相打压。

我知道国铁路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完善、改革。但我相信领导者会作出最合理的抉择和道路，在改革中发展、进步。我希望我们当代铁路大学生能为以后的铁路作出贡献，为我国铁路改革发展走向更好的道路作出自己的努力。

第五篇：论中国的税制改革

论中国的税制改革

发表日期： 2008-04-18 17:45:46 阅读次数： 1099

论中国的税制改革(2008年定稿，2014年修改）

王明yi315315@126.com

鉴于《宪法》（19821204施行）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第五十八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八十九条第一款“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第一项“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第二十七条“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第二款“一切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提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鉴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19840918施行）“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建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国务院发布试行的以上税收条例草案，不适用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法律的决定（2009年6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已经废止该授权立法。

鉴于《立法法》（20000701施行）第八条第一款“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第八项“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第九条“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第十条第一款“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第二款“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第三款“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

鉴于税收的三个特征：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

鉴于《国务院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19940101施行），1994年新的财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保证财政收人、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制。税种按税法征收对象分为四类，流转税类（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等）、所得税类（原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财产行为税类（房产税、印花税等）、自然资源税类（资源税、土地使用税等）。

鉴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自由、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

鉴于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被认为是“所有人民、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世界人权宣言》全

部条款表述了人的自由和权利及其意义，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鉴于2001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已经批准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鉴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截止1991年12月31日，已经有一百个国家批准或加入。

鉴于1945年6月26日签署生效的《联合国宪章》序言：“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它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主，并为达此目的，„„”确认了大自由是人类的终结目的。

鉴于《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31225施行）。

鉴于合同法、物权法、会计法、海关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法、环境保护法、水法、矿产资源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领海及毗连区法、民用航空法等法律颁布。

鉴于中国已经进行了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伟大的经济成就。正如2007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所述“2006国内生产总值20.94万亿元，经济增长连续四年达到或略高于10%，没有出现明显通货膨胀；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全国财政收入3.93万亿元；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进出口贸易总额1.76万亿元，实际利用外资直接投资695亿美元；社会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有较大改善，城镇新增就业1184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

鉴于香港是自由港，是亚太和世界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低税率和经济社会稳定是其吸引国际资本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现在，我认为：

解决中国税制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增费增税已经引发通货膨胀，必须及时引导人民预期，减低危害。

当前社会问题中，因经济高速发展、人口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利用率低下、金融市场活跃，造成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资源日益紧张、股市动荡，不少部门和有识之士提出征收资源税（扩大征收范围和税率）、环境税、燃油税、物业税、生活垃圾处理费、城市污水处理费和证券交易税（调高证券印花税），试图运用税收杠杆作用，调节公民和组织的行为，达到治理的目的。在国务院印发的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提出中国将制定和完善鼓励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适时出台燃油税，研究开征环境税。

上述设想和实施，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出发，是必须的，是有效的，但放到整个国家经济生活中考虑，如果单方面进行增税，将造成更大的危害。当前肉、禽、蛋价格快速上涨，商品房价格持续上涨，资产价格持续上涨，人民币汇率不断上涨，与上述设想和实施有着密切的关系，已经造成通货膨胀压力加剧，低层民众的生活日益困难，加重了纳税人的税赋，如果进一步实施，处理不

当，将严重损害经济组织的盈利能力，影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降低吸引外资的引力，造成经济衰退，引发**。

单方面增税是不可取的，又有征税的必要，加之现行的1994年后税制改革存在着许多不足，就有必要进行统筹安排，创建新的税制。

1994年后税制改革建立了以流转税、所得税、财产行为税、自然资源税四个税类模式，建立健全了税收征管制度，实现了分税制，确实比1984年利改税和工商税制全面改革后的税制完善和科学，特别是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正，但分税制、增值税实施增加了征收成本，税种、税率、征税环节设置不科学，不能发挥节约资源、减低污染和风险、提高企业效益、提高经营规模、促进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形成了两个税收面，一个以现金交易的个体交易税收面，一个以发票为纳税依据的税收面，造成新的税负不公，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平、正义不相适应。

采取怎样的税收目标？该如何评价税制优劣？

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任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税收首要目标——低税负。税负反映了一个国家组织的运行成本，反映公民和组织的负担程度。低税负、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等公共服务条件是国际资本投资所追求的最重要要素。低税负有利于创业和发展，有利于中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提高国际竞争力，使中国成为国际资本的投资乐土，能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创造更大的发展机遇。

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税收目标之一。纳税多少与政府提供的服务相适应；高收入者多交税，中收入者交税，低收人者免税，贫困者，国家保障基本生活；避免重复交税和重叠交税。

节约资源、减低污染和风险、提高企业效益、提高经营规模，促进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税收目标之一。对不可再生资源、高污染高风险的，实行高税收；对提高企业效益的，少征税；对提高经营规模的，少征税；对占用政府和公共资源的，多征税；以期达到促进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科学合理、交征便利、征收成本低，是税收目标之一。简化税种税目、公平税负；在便于计量的纳税环节征税，在能够全局范围传递税负的环节征税，在计税困难和征税成本高的环节不征税；鼓励主动纳税、保障增加收入，主动纳税的，适当减税，偷税、骗税的，高额罚款和罚金为主，逃税、抗税的，刑事人身处罚为主。

综合上述四项税收目标，我认为采取下列措施就能实现。

一，税收实体法部分：

（一），资源税类，基于资源属于人民所有的规定。

包括矿产资源、水资源、全民土地资源，全民森林资源、全民草地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无线电资源、全民滩涂湿地资源、水域资源、领空资源及其风景名胜、国家所有文物。

取消城市土地使用税，列资源税一税目土地使用，以土地面积计税，税率测算后确定，按年征收，征收对象，划拨土地。取消土地出让金制度，列资源税一税目土地出让，出让的土地不交纳土地使用资源税。

资源开采人、占用人、猎捕人、捕捞人、使用人为纳税人，以开采量、占用面积、猎捕量、境内捕捞量、船空器总量计税，按

资源综合利用率确定征税率，利用率高的，低税率；不可再生资源，高税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征税基数逐渐扩大，税率逐步减低，税收规模总体上应保持平衡增长。

取消土地增值税。土地受让是经济行为，肯定有风险，对土地增值额征税，不公平，应予取消。

（二），安全和环境保护税类，基于政府提供的应急服务和军事力量。

包括营业税、关税、印花税、交通工具使用税、环境保护税，外太空开发保障税。

营业税。以持续经营三个月以上的个人和组织，为纳税人，以年销售收入计税，按年销售收入水平确定征税率，规模经济的，低税率，采取会计师核算和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低税率。营业税作为地方税收的主要税种，用来保证地方国家机关正常运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征税基数逐渐扩大，税率逐步减低，税收规模总体上应保持平衡增长。

关税包括进口税、出口税、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关税承担着保护国内产业、保持税负平衡、提高国家比较优势，促进全球贸易增长、实现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责任。进出口申报人为纳税人，以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计税，税率按《海关进出口税则》确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征税基数逐渐扩大，税率逐步减低，税收规模总体上应保持平衡增长。

缩小现有印花税征税范围（不与营业税的征税对象重复），取消契税（不与印花税中不动产权利转移税目重复）、仅对知识产权、证券、不动产的转移和法定凭证（行政机关颁发证照）征税。纳税人是所有人或证照权利人，知识产权、证券、不动产的转移的，按转移价格计税，法定凭证的，按件收税，取消一切证照收费，总体上调高税率和税额，保障行政许可、行政证明、应急救灾的需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征税基数逐渐扩大，税率变化不大，税收规模总体上应保持平衡增长。

车船使用税改为交通工具使用税，包括航空器、火车、道路交通工具、船舶，纳税人为在境内进行交通运输的人和组织，按吨位计税，调高税率，保障对交通工具、标识的管理和事故灾难的应急处理。取消原车船使用牌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属于法定凭证征税，不与印花税重复。取消船舶吨税，不与车船使用税重复。取消公路养路费、车辆购置附加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票附加费、运输货物附加费、航道养护费、重点航道建设基金等地方、中央费用。促进营运小轿车和公共交通车的发展，允许小轿车乘客自愿合乘，提高运力，减少资源浪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征税基数逐渐扩大，税率不变化，税收规模总体上应保持快速增长。环境保护税包括境内企业和进口产品两税目。

境内产品税目，纳税人为污染物的生产者或流通者和强度污染物的使用者，对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污染物、产品消耗过程中污染和产品回收处理过程中污染进行评估，确定污染物总量、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污染的，不征税；污染小的，少征税；污染大、多征税；自行回收处理的，少征税；进入污染集中区生产、流通的，少征税。重大过失和故意造成污染的，追究刑事责任，加大罚金，并由污染物的生产者或流通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赔偿后，根据过错责任大小，可向具体责任人追偿；过失导致的污染事故，由污染物的生产者或流通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自然灾害导致的污染，由县、市承担赔偿责任。

进口产品税目，纳税人为进口产品的申报人和高度污染物的使用者，对进口商品在产品消耗过程中污染和产品回收处理过程中污染进行评估，确定进口商品污染物总量、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污染的，不征税；污染小的，少征税；污染大、多征税；自行回收处理的，少征税；境内不能回收的有毒有害化物，不得进口。

以县、市为负责单位，可以集中统筹治污，减低治污成本，加大防污、治污责任。改变过去只收费，对污染物不检测、不治理，也不承担赔偿状况；超越县、市的流域和空域的，由两方政府在县、市界的检测，确定各自的防治责任，确保流域的水质和空域空气质量。

税率高低取决于税收能否治理住污染。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技术进步，征税基数逐渐缩小，税率逐步下降，税收规模总体上应保持逐步下降。

外太空开发保障税是基于国家的外太空损害赔偿责任设立的，纳税人为外太空开发人，对商业经营性外太空收入征税，税率高低取决于是否保障国家责任的落实。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征税基数逐渐扩大，税率变化不大，税收规模总体上应保持平衡增长。

（三），公共服务设施税类，基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设施。

取消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生活垃圾处理费、城市污水处理费、燃油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新设公共服务设施维护建设税，以房屋所有者为纳税人，以建筑面积计税，税率以维护和稳步发展公共服务设施为基准。在城市的，税率高；在农村的，低税率；建筑能耗高的，税率高；建筑美观的，税率低；垃圾分类处理的，低税率；城市中心区的，税率高；城市郊区的，税率低。

设立公共服务设施维护建设税的直接目的是：提高房产利用率、减少资源消耗；保障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维护（包括地下公共沟和泻洪池）、美化环境；降低城市生活成本，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发挥城市聚集作用；降低城市中心区居住密度，提高城市中心区商业密度；实现城镇化和工业化、创建高效服务城市功能。

城市间的竞争，主要是税率、环境、高效服务之间竞争，竞争促进城市进行合理规划，减低城市维护建设成本，提高地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在条件适合城市，建设人类排泄物专用地下管道和沼气供应管道，设置沼气设施，将食品垃圾和城市绿化修整后垃圾作为沼气原料，发酵产生沼气，沼气回供；非食品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循环利用；有害垃圾，专业化处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征税基数逐渐扩大，税率变化不大，税收规模总体上应保持平衡增长。

（四），社会福利税类，基于社会公正和正义。

取消企业所得税法，改为组织福利税，以总资产收益率倍数核定税率，总资产收益率高的，低税率，持续增长的，低税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征税基数逐渐扩大，税率逐步减低，税收规模总体上应保持平衡增长。

取消个人所得税法，改为个人福利税，无形资产、证券、不动产转移免收个人所得税，不与印花税重复，合理调整税率，鼓励创业和向福利组织捐款。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征税基数逐渐扩大，税率变化不大，税收规模总体上应保持平衡增长。

修改消费税，适当调高烟草和小轿车税率，抑制个人消费，提高公民身体健康，减少不可再生资源消耗和污染。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征税基数逐渐扩大，税率（税额）变化不大，税收规模总体上应保持快速增长。

改社会抚养费为社会抚养税，参加《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承认生育自由。多生育者，多交税；生一个者，免税；不生育者，国家每年给予补贴。纳税人是未成年人的父母，改一次性交费为每年交税，交税期为未成年期，应纳税额应依据提供的社会福利水平测算确定。多生胎子女享有一胎子女同等的权利和自由。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单个应纳税额逐步增加，纳税人人数逐步下降，税收规模总体上应保持平衡下降。

取消残疾人就业保障费、企业和个人交纳社会保险费，由中央承担均等和公平正义的社会福利。

二，税收程序法部分：

（一），完善税收征收管理法。

鼓励主动纳税、保障增加收入。主动纳税的，适当减税；偷税、骗税的，提高行政罚款。

对纳税人在本纳税未发生一起一般事故以上事故的，予以减税；

授权城市的人大对公共服务设施税类享有税率调整权。以期促进城市定位、产业聚集和城市间竞争。

（二），完善刑法。

偷税、骗税的，高额罚金为主，逃税、抗税的，降低刑事处罚起点，人身处罚为主。

（三），取消分税制。

税收统一进国家国库，国库设各级地方政府帐户，各级政府等公权机构不得在国库外设立银行帐号储存资金，未经帐户权利人同意不得转帐，人民银行经理国库。

中央与地方分配调节。关税、印花税、环境保护税的进口产品税目、外太空开发保障税和资源税类，中央与地方实行7比3分配；安全和环境保护税类（除关税、印花税、环境保护税的进口产品税目和外太空开发保障税之外），中央与地方实行3比7分配；公共服务设施税类，归各自城市（镇、县市、设区的市）财政；社会福利税类，归中央；地方确实困难的，用中央财政收人转移的方式解决问题；省以下地方之间分配比例由省级人大确定。

纳税人的主要经营场所或主要居住地为应纳税地，由纳税人向所在地县、市交纳税款；分处两个以上的县、巿又确实无法分开独立核算的纳税人，向注册地县、市交纳税；进出口环节的税收，在进出口时交纳。

（四），税务职能划归公安部。分核税和稽查两部分，成立两个分局，有利于强化行政执法手段，提高行政执法效能，减低征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