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有行政编制改革的思路（模版）

第一篇：对现有行政编制改革的思路（模版）

作为编制部门，首先要在大局中找准定位。各项工作要围绕大局来思考，来部署，来展开，为促进全县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提供坚实的体制机制保障。

其次要在改革中寻求突破。今年主要抓好两项改革，一是政府机构改革，二是事业

单位分类改革。要在改革中寻求发展，在发展中寻求创新，在创新中寻求突破。要勇于提出改革新举措，找准创新制高点，开创工作新局面。要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既要保证机构改革顺利实施，又要保证机关工作正常运行，确保5月底前完成政府机构改革和6月底前完成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方案的制定及上报工作，年底前完成两项改革任务。再次要在“三基”建设中突出重点。大力推进以“抓基层、打基础，落实基本规范”为内容的三基建设，建立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工作流程，减少工作环节，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打造一支政治坚定、勤奋务实、开拓进取、公道正派的干部队伍。>

第二篇：示范区改革思路

着力推动三大转变

加快示范区建设步伐

■发布时间：2010-09-10

■ 信息来源：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经济研究院

建设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是国家赋予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安徽促进加速崛起的现实途径。面对当前形势与发展要求，加快推进示范区建设，需要大力引导与推动三个方面转变。

一、推动由承接企业转移向承接产业转移转变

示范区规划颁布以来，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推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目前，产业承接集中区建设开始启动，开发园区扩区升级全面展开，大量省外投资项目入驻示范区，发展势头良好。为了实现示范区建设目标，促进由承接企业项目转移向大规模承接产业转移升级，政府需要在以下方面加强引导。

一是加强引进战略投资者，以行业龙头和新的增长点来集聚发展产业。大力推广合肥引进京东方和中建材、芜湖引进三安光电的经验，着力引入中央直属企业、世界500强和全球行业龙头以及国内著名企业，以入驻企业为牵动，做大一批产业。另外，可以把省直集中区作为重要载体，培育壮大节能环保、现代物流、新材料、物联网与直升飞机等战略性产业，争取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

二是加强承接关联配套企业转移，壮大产业集群。依据皖江城市带优势产业，吸引汽车、机械设备、冶金、非金属材料、家电、化工、农产品加工、纺织服装、高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等产业的上下游相关配套企业进驻皖江。

三是加强承接长三角及沿海地区的园区产业转移，推动产业跨区移植。根据各开发园区明确的主导产业，以多种合作方式，着力承接相关特色与品牌园区的产业转移。

二、推动由争取支持政策向落实政策与开展先行先试并举转变 为支持示范区建设，国家与省里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当前需要在抓好落实的同时，充分利用先行先试权，突破现有的体制机制障碍，为示范区建设创造环境、增添动力与活力。

一是推动示范区内行政区划调整，优化产业发展空间。为了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当调整行政区划，国家已经在浦东、滨海和北京等地先行启动，因此，在示范区内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具有可行性。同时，实施示范区规划，推进产业组团发展和集中区建设，突破现有行政区制约，也十分迫切。省里应尽快组织力量，研究示范区内行政区划调整方案，分级申请批准。

二是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高效便利提供开发用地。建设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需要打造大规模承接产业转移的载体，有更多的农村将变为开发区，进而发展为新城区。满足这种需要并加以有序推进，必须有体制机制作保障。深入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加快农村市场化进程，是当务之急。有必要在产业承接集中区以及皖北居民点占地较多地区，先行开展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村房屋所有权和集体林权的确权颁证工作，建立评估与交易市场，推动示范区内土地有序流转置换以及皖北地区与皖江城市带之间跨区域调剂。

三是促进农民转化为市民，维护农民和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了妥善安置好征迁土地的农民，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安居乐业问题，同时，也给企业带来较好的发展环境，示范区应尽快实行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在维护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引导农民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障、农村住宅置换城镇住房，并将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保障性住房体系。在示范区内建立多层次的农民工培训机构，建立健全面向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覆盖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四是创新合作开发模式，加快开发园区建设。先行先试，以多种方式开展合作共建是加快示范区建设的有效途径。示范区每个省辖市先行设立一个或若干个合作园区，抓紧开展合作共建试点。根据不同情况，以股份合作、委托招商、“飞地经济”等多种方式，开展共作共建。创新利益共享机制，实现合作方共建共享。

五是试行有利于承接产业转移的环保政策，扩大环境容量。抓紧落实转入项目新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保证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对环境容量的需求。

三、推动主要由政府招商引资向政府与企业合力招商引资转变 当前，各级政府与开发区需要在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的同时，出台政策与举措，充分发挥企业主体的作用，促进企业招商，激励与支持以商招商。

一是充分调动企业招商引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措施，支持鼓励省属国有企业利用经营活动与营销网络，收集招商引资信息，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出台激励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开展招商引资。

二是出台对企业招商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建议省市财政对引来投资项目的企业，实行增税返税政策。对引来投资项目的企业，根据新引来的项目增加地方税收部分的一定比例，实行税收返还。

三是建议省市财政设立企业招商引资专项资金。根据企业招商引资业绩，省市财政按一定比例进行奖励，奖励企业招商。

执笔：胡再生

第三篇：乡镇事业编制改革之后能否成为行政编制

乡镇事业编制改革之后能否成为行政编制

大学毕业生在毕业之后，选择考取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岗位，无疑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一旦考上之后，就不会担心因为中年危机的到来而失业，而乡镇或者是街道办事处作为最基层的政府，都是每年招聘公职人员的大头，特别是事业编制更是如此。在整个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涉及乡镇街道办事处的事业编制有可能改为公务员或者参公编制吗？

首先，参公编制全称是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编制，是指对政府委托或授权具有行政执法能力的单位和不属公务员系列的人员，参照公务员法进行管理。其单位的性质仍然是属于事业单位，只是人员的待遇、晋级都是按照公务员的管理规定来进行的，参公单位的设置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的，而且参公编制数量也是有严格的数量规定，一般按照公务员总编制数量的比例来设置参公编制数量，因此，不可能因为改革的原因，就增加相关的参公单位或者是参公编制数量。

其次，对于事业单位改革来说，虽然按照相关政策，涉及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必须改为行政机构（参公机构），但在实际改革过程中很少出现。在事业单位改革之前，先进行的是行政机关的改革，而在这一步改革过程中，基本上已经将很多事业单位承担的行政职能收归到所属主管机关，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将各执法支队的执法权力收归至所属主管机关，这样在行政机关改革完成之后，各执法支队已经没有了相应的执法权，最终就很难改为参公或者是行政机关，而在紧接着的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多数事业单位执法支队都是通过合并的方式，转为了机关服务中心，属于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最后，对于乡镇街道办事处的事业单位来说，其执法权力基本上都在乡镇政府，而各站所基本上都是属于办事机构，而且乡镇本身是没有专门的执法队伍的，在执法的时候，一般都是由乡镇政府组织相关具有执法资格的人员共同执法，因此，乡镇的事业编制站所本身是没有任何转任参公编制或者公务员编制的依据的，而且在改革的过程中，一般都是从上到下进行改革的，特别是乡镇这一级，即使有相应的编制名额，也很难落到乡镇头上，多数会被县级政府机关进行综合调配使用。

总的来说，事业单位的改革，很少出现公益一类转为参公或者行政机关的情况，大多数都是维持原有现状，即使有和法律相抵触的，都会采取更改单位职责的方式，来使其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这就是目前改革的一些情况。

第四篇：论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与改革

论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与改革

所谓政治体制，就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包括权力体系的形状、结构，权力的设置、分工，权力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权力的运行机制和方式。

东方一贯奉行中央集权体制，其特点是：一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位一体，没有多少独立和分工，行政色彩非常突出；二是地方隶属中央行政管辖，由上而下，形成庞大的官僚体系。西方则实行分立体制，一是立法、司法和行政各自独立，相互制约；二是各地方自治，内政独立，不受中央的行政辖制，国家采取联邦制或邦联制。

政治体制属于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东方一直是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各个产业之间缺少分工，政治体制也和自然经济的特点保持一致。对于众多封闭孤立的小农经济，大一统的皇权对分散软弱的小农起着凝聚作用，虽然它们的性质相反，却具有互补的关系。经济的缺陷由政治来补偿，“堤内损失堤外补”。分立体制的经济基础则是以工商业为主体的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个产业的大分工，决定了政治体制必然具有分立的特点。同时，商品的流通，人员的频繁往来，大大加强了彼此间的联系，全国统一为一个大市场；原来封闭孤立的各地区相互开放，在政治上自动结为紧密的一体。西方国家的统一靠的是内部经济交流产生的自发的吸引力，力量之强大，不需要政治上的撮合与挤压，相反却要求政治力量的分散乃至软弱。而东方则由于经济的脆弱，支离破碎的市场就象一盘散沙，国家的统一靠的是强大的政治力量，也就无怪乎古往今来人们对分裂的担忧和对政治的极端重视了。

中央集权体制的优点是，能够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去战胜重大的自然灾害，在社会发展初期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这种体制的形状和结构类似于金字塔型建筑，在几何上拥有最大的稳定性。其缺点是：稳定有余，应变不足。优点的反面就是缺陷。这就是稳定与发展的辩证法。当社会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如人民丰衣足食，农业和商业的大分工来临时，集权体制就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力量，日益走向腐朽。表现为：官员们贪得无厌，腐化堕落，卖官鬻爵，为所欲为，人民怨声载道，社会一片混乱。

分立体制的结构形状可称为“三足鼎立”，在几何学上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在稳定性上，它虽然不及前者，却稳中有变，自适应性强。社会发生一点变化，它都能自动调整平衡，保持三点一面。

分立体制的缺点是，相互的制约造成国家内部许多无谓的争吵和扯皮现象，精力不能集中。这是它的弊端，有一利则必有一弊。

但是，在权力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方式上，分立体制对特权和腐败具有明显的制约作用。

一是体现了同级监督的原则。集权体制的运行机制是“上御下”，方式是自上而下，只有上级才有权任命和监督下级，一个至少监督三个；分立体制的运行机制是“下克上”，方式是自下而上，官员是由选民选举，并由大家来监督，至少是两个监督一个，效果是前者的六倍以上。

二是体现了制约原则。在分立体制作用下，任何一个权力部门都有一定的权限，经常受到其它部门的限制，从而大大缩小了权力犯罪的活动空间。集权体制则把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或某个部门手中，不受任何监督和限制，可为所欲为。在东方，只要是权力人物犯罪，其结果往往是“刑不上大夫”。

对于中国目前的腐败问题，应该说主要在于体制。有人则认为，腐败是个人的问题，即思想道德问题，思想决定行动嘛。这种说法颠倒了主次关系，如果腐败只是少量、个别的现象，那么可以说它和体制无关；反之，腐败若是大量、普遍的，甚至是集体腐败，则必然是体制的问题。

腐败总是与权力相联系，没有权就搞不了腐败。腐败的程度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只有健全和完善政治体制—权力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清理腐败。所谓政治体制，就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包括权力体系的形状、结构，权力的设置、分工，权力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权力的运行机制和方式。

我们就可以看到，西方国家一旦出现腐败问题，就能迅速揭露出来，甚至一些在东方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被新闻媒体炒得纷纷扬扬。当然，即使分立体制比集权体制对政治腐败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是，也不能完全彻底地消除腐败。因为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正如人体内存在细菌和病毒，不可能不生病一样，腐败就是社会的疾病，所以，任何人不能指望腐败会消失得干干净净。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的体制对腐败所起的作用，是抵消限制，还是促进腐败，甚至为腐败推波助澜？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集权体制会产生大量腐败，而分权体制则对腐败具有分化瓦解的作用。

如果说中央集权可以最大限度地组织社会的力量，创造奇迹的话，其反面则是：由于方向错误，造成巨大的悲剧，可谓两头冒尖。与此相比，分立体制既不会创造什么奇迹，也不会造成大的人为悲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考察东西方的整个历史，发现政治体制的演化遵循着共同的规律。最初是诸侯割据，各地方独立自治，然后是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最后再形成地区自治基础上的“三权分立”的社会。这似乎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当然，中国只停留在中央集权阶段，和她没有赶上资本主义那班车有直接的关系。即使如此，“三权分立”的雏形还是存在的。如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就是议会或国会，是封建专制时代所没有的。

二、中国的政治体制现状

目前，中国正致力于改革开放，经济改革不断深入，搞得有声有色。相比之下，政治改革却举步维艰，步履蹒跚，远远跟不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因此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现象和问题。对此，舆论将其归因于“新旧体制的转换”。但是，何为新体制呢？就经济领域而言，新的体制就是市场经济，旧的体制就是计划经济，这已经成为共识了。但一触及政治体制，却都避而不谈，讳莫如深。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奉行的是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属于旧的政治体制。新的政治体制到底是什么呢？还没有人去探讨和描述它的基本轮廓和蓝图。从辩证法的角度讲，新的政治体制应该和旧的相反，并且与新的经济体制相适应。不言而喻，新的政治体制就是分立体制。

有人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不需要加以改变。如果在实际上真的实行了这种体制，那倒是不应该改变，相反还应加强。因为它否定了行政高于一切的状况，强化了立法对行政的监督制约。这种体制也可称之为“议会制”，在西方资本主义早期曾经实行过，如英国的国会，法国的国民议会，在当时掌握了国家的主要权力。中国的“人大”就是中国的议会，她要拥有最高权力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问题在于，事实如

何？虽然宪法明文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机关，可在外人看来，却犹如一枚橡皮图章。实际上，谁的权力最高？舆论的宣传提供了现成的答案，“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人大也要在党的领导下工作”。而且，各级政权中，党委是核心，人大、司法和政府都受其辖制。即使是“人大”本身，其人员成份也非常复杂，有政府官员、司法官员，还有军队的代表，就象一个大杂烩。“人大”与其说是一个专职的权力机构，倒不如说是一个咨询机构更为恰当，表面上综合了各方面的人选，实际上不可能独立地工作。

在封建社会，传统的中央集权使司法、立法和行政合为一体，皇帝既是行政最高首长，又言出即法，而且还是最高大法官，经常亲自廷审断案；到下面的州府虽说有了分工，最后到县一级却仍然是一样集权。在传统戏里，大家看惯了县太爷大堂问案，为包青天式的清官喝彩，谁也不想想这其中有什么不适当的地方。知县不仅要断狱，还要征收赋税，行政于民，各种权力集于一身。

在古代，缺少分工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政治体制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也是必然的。在今天，虽然县长或县委书记不再履行法官的职责，却通过政法委员会领导控制公、检、法三个执法部门，实际上还是没有分开。

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状况如何呢？它既不是原来的中央集权，也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而是处于中间状态，半集权半分权。例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地方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自主权，并发展到地方主义，甚至与中央分庭抗礼。然而，地方并没有赢得自治，中央在行政上对地方仍然有一定的控制力。在三大权力中，人大—立法机构的作用得到了加强，司法独立已经在理论上达成了共识，呈现了三权分立的趋势。但是，由于三权分立被指为资本主义专利，社会主义不能利用，政治体制的改革进程受到了严重阻碍。

当然，处在中间状态总是不妙的，因为它本身不是一种稳定状态。在旧的体制已经失效，新体制尚未建立运行的情况下，新旧两种体制的矛盾交叉必然造成许多真空，令人有空可钻，衍生一系列奇怪的现象，即大量的腐败。腐败的猖獗也提醒人们，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到了非动不可的时候了。

既然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明确，为什么还迟迟不动呢？原因固然是对分立体制的看法，却不是主要的。真正的原因在于，担心一旦实行分立体制，就必然打破“党委是领导核心”的政治格局，进而威胁到党的统治地位。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党的组织在国家政权中早已是无孔不入，政府中的官员百分之九十九均为共产党员，不管怎么分权，也是内部分权，这一成份不会随之改变。党始终处在执政的位置上，只是执政方式发生了变化，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即使分权可能会造成一点损害，但与腐败给党形成的巨大威胁相比，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这样说很容易触动某些人的敏感神经，立刻被扣上“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大帽子。其实，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坚持共产党执政，至于如何执政，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渠道和手段，则是另一回事。有些人喜欢“无限上纲”，只要听到对党的执政方式的议论，就象吃了苍蝇喝了醋，马上指责说是“否定党的领导”云云。好象党的执政方式仅此一种，不容改变似的。谁能说现实社会只给了唯一的选择？社会在变，领导的方式就偏偏可以永恒？

当前，虽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口号，但是解决问题主要是靠行政命令办事，而地方自主

权又不断增加，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矛盾：一方面地方分权，中央在行政上对地方的控制程度减弱；另一方面，中央又要通过行政渠道去解决全国性的问题，必然产生对立。因此，在新形势下，就必须探索新的思路、方法和途径。实践证明，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是行不通的。

表面上，各级政权中以党委为核心会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实际则不然。因为目前分离已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在财政上中央和地方已是分家各过，地方自主权增大，中央再象过去那样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已经失效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即为明证。地方的一把手为了本地利益，或自己的政绩，必然采取地方主义做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然和中央的统一规划出现对立。在此形势下，“党委领导一切”非但不能解决“中央要有权威”的问题，相反它还是造成地方对抗中央的关键所在。因为以党委为核心，对地方势力起到了整合的作用，形成了权力集团，助长了地方对抗中央的势力。这是中央始料不及的。

三、重新评价“三权分立”

在不少人看来，“三权分立”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专利。其实，权力的分工是天然的，是国家政权的三根支柱。即使是在专制的中国封建社会，权力的分工也存在。皇帝为了强化自身的权威，就要削弱将相的权力，其办法就是分权。如唐代设六部，宋朝宰相没有多少权力，以至于“一切唯御史台之命是从”，明代将地方政权分为布政使、按察使和提刑使等。分权于下，正是为了集权于上，这种政治智慧可以说是深得辩证法之精要：相反相成。今天，为了保持国家的统一和中央的权威，将各级政权分开是完全必要。就算“三权分立”是西方的专利，也可以借鉴嘛。过去，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人们对资本主义采取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对一种事物只看其弊病，不管其优点。对“三权分立”体制，只注意议会和政府的争吵，避而不谈其它。如果说西方的某些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充满了偏见，中国对西方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应该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一切。今天，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的东西完全可以引进吸收，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专利，社会主义也可以搞，为何在政治上就不能学习西方的经验？退一万步讲，就算“三权分立”是一付毒药，也可以收“以毒攻毒”之效。无论从国家统一和反腐败着眼，分立体制恰恰是地方割据和政治腐败的克星。因为腐败的主要根源在于集权，邓小平说过，权力过分集中是当前最大的弊病。而每一级权力集中，又是以党委为核心的权力集中，若还要强调所谓党委的领导，岂不是南辕北辙？

有人说，如果政治体制也采取西方的分立体制，中国岂不是从经济到政治都变成了资本主义和全盘西化？社会主义的制度安在？

这一问题涉及到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按照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还先进的社会，其出发的原点是资本主义。而中国偏偏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洗礼，其出发点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前提的不同，决定了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和实际的中国社会主义存在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我们自嘲建国前是“一穷二白”，承认自己落后，人民生活的水平直到现在还很低；另一方面，我们又非常自豪地宣称“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仿佛社会主义不是在中国的社会基础上平地建筑起来的大厦，倒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空中楼阁。不管和理论的社会主义相比，还是和发达的资本主义相比，中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都明显地落后。先进的社会制度却建立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听起来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显然，书本上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实际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此“社”非彼“社”。所以，小

平同志撇开教条主义的束缚，主张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也不再列为学校的必修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认识、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既然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先进、更优越，更民主、更自由、更平等，更有人权，为何还保留着落后、腐朽的封建专制社会的政治体制—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并很自然地确认为社会主义的成份？这似乎有辱社会主义的名声。结果看起来也很不公平：我们对资本主义批判起来是不遗余力，唯恐沾染上一点“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对封建主义偏偏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露骨地宣扬一些明显属于封建主义的东西！就连今天的腐败问题，有些人也将其归咎于资本主义，是“由于受国内外资产阶级腐朽意识形态的侵袭，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毒害”，却绝口不提封建传统在腐败中的作用，而后者恰恰是酝酿腐败的温床！原因何在?很简单，封建主义是中国的传统，反封建就相当于反自身；而资本主义则是舶来品，和我们的传统对立，招致反对是理所当然的。说穿了，姓资姓社的争论，实质上还是东方传统与西方文明的争论，只不过是东方传统打上了社会主义旗号而已。

我们有些人一方面自命社会主义制度多么崭新、先进，另一方面却顽固地坚持保留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集权体制，仿佛祖宗之法保持得越完整，就越社会主义，真让人难以捉摸，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分而治之”，是一项高超的统治策略，为古今中外的统治者广泛采用。近代的大英帝国对广大的殖民地统治时，就成功地运用了这一策略。中国的汉武帝实行“推恩令”，使藩王的封地随着子孙的繁衍不断缩小，从而根除了藩王对中央的威胁。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发明了分权制，将地方的主要权力一分为三，按军事、行政和司法的分工设立都指挥史、布政史、按察史。观明一朝，虽然出现了诸王争霸和宦官专权之事，却已完全杜绝了地方军政官员违抗中央的可能。可见，分权才是保证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长远规划。

由于传统的缘故，中国更多地采取行政隶属的方式，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西方推行“三权分立”体制，各级政权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相互牵制，甚至明争暗斗，中央则坐收渔利，根本不用担心什么分裂的问题发生。

近代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对东方文明成果的大量吸收消化基础上的，如四大发明，谁也无法否认，也是国人引为自豪的一项资本。考古学家更是不遗余力，证明许多成果源于东方的文明古国，如足球运动和文官制度。更有甚者，有的还将自由经济的理论和老子的《道德经》联系起来，说政府对经济的不干预政策与老子的“无为而治”是一回事。正因为西方对东方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才能后来居上。相比之下，东方对外来的东西就没有这份胸襟和气度。

同样，将整个权力分割为几个相互独立的部门，使其相互牵制，便于驾驭控制和操纵，是古老的东方智慧，而非西方的独特发明。只不过是西方将其作为治国的大原则，更为彻底罢了。尽管东西方在很多问题上不一致，在智慧上却是相通的。科学无国界，任何智慧成果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谁都可以用，包括政治成果。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民主的反面是专制独裁，集中的反义词是分散，因此，集权体制的对立面是分权体制，而不是所谓的民主政体。如果说专制的基础是集权，没有集权就不可能独裁；那么，民主的基础就是分权。分权意味着将原来集中在专制君主手中的权力分给民众，如选举权和监督权，而不是将民众的权力再集中到“人民的代表”身上来体现。例如，在建国后，虽然成立了人民代表大会，但是，由于忽视权力的分工和制衡，民主机制没有运行起来，集权体制助长了领袖的个人专制，个人的决策错误导致了十年浩劫，教训极为深刻。再如，官僚主义一直是我党深恶痛绝和极力批判的，可是，由于官僚体制的存在，官僚主义这一顽症始终没有被根除，相反却愈演愈烈，并侵入党的健康肌体，使党的组织官僚化，表现为任命制代替了选举制，党员的民主权利受到严重侵害。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经济从商品的长期短缺转变为商品过剩，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是社会由紧缩转向膨胀的转折点。社会大分工又促进了政治经济的不断分离，如中央与地方分家，党政分开，政企分离，司法独立等等。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自然经济国度，而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工业社会。在此条件下，以脆弱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央集权体制日益丧失原来的作用，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必然为分立体制所取代。

第五篇：关于农村金融改革的几点思路

此次会议的主题“民营经济和中国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讨论意义的题目之一，从我国金融界来看，目前绝大多数银行是国有的,虽然有一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但股份多元化是逐步发生的,目前还谈不上民营，最接近民营经济的可能就是我们将来的农村金融组织。农村金融是比较基层的微观经济问题。围绕本次会议的主题，我想就农村金融改革这一问

题，谈一谈改革的几点思路。

一、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范畴

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范畴。广义的农村金融改革，包括农村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国家对资金流动的引导、农村融资媒介的创新和发展、如何为农村金融组织安排连续的正向激励机制使农村金融组织不断向上、农村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以及订单农业、农产品期货市场、农业保险的发展等问题。广义的农村金融改革已酝酿了很长时间，200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国务院成立了由人民银行牵头的、包括农口、财政部、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多家参加的深化农村金融和农村信用社改革专题工作小组。专题小组在多次调研、论证的基础上于2003年四季度形成了向国务院的专题报告，报告从整个农村金融改革的角度提出了多方面的改革建议和办法。

狭义的农村金融改革具体是指当前所进行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根据国务院2003年6月27日《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深化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由银监会负责组织实施，地方政府在改革中发挥“管理、指导、协调、服务”四方面作用，人民银行负责财务支持方案的设计、规定和验收等工作。按照引导和自愿相结合的原则，试点单位的选择由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自愿申报，银监会统筹安排后报国务院确定。自2003年下半年开始,农村信用社改革在八个省进行试点，确定试点的省（区、市），根据改革方案的精神，提出试点的具体实施意见，由银监会审核，报国务院批准后组织实施。银监会、地方政府、人民银行各司其责，按照“国家宏观调控、加强监管，省级政府依法管理、落实责任，信用社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监督管理体制，共同推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目前改革已经取得进展。

二、关于此次农村金融改革的三点认识基础

(一)三农和农村金融之间：是共生、共存关系还是支持与被支持关系

和以往农村金融改革不同的是，这次农村金融改革专题小组大致上形成了对农村金融和三农关系的新共识。过去的认识主要是希望农村金融体系支持农业、农民和农村，希望能多给农业融资，资金价格更便宜，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挤压农村金融来支持三农。现在逐渐用新观念替代了老观念，新观念认识到三农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是共生、共存关系，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如果将三农比喻为人的机体，农村金融则是机体中的重要器官，取之于机体又服务于机体，而不是一个体外的支持器械，可以只管用、不管养。过去，农业资金一有问题，就批评、责怪农村金融，要从农村金融机构多贷款，而较少注意农村金融机构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效果上使农村金融出现很大问题，财务不可持续，处于需要解救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农村金融机构是不可能为三农发展做出更多贡献的。

具体来讲，中国当前有32000多家农村信用社，过去承担着一种半商业性、半政策性的任务，由于政府一再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所以压给农信社不少政策性任务，资金价格也一直压得比较低。农信社搞得不好，有经营不善的问题，但很可能行政干预方面的原因更多。在一个混合的目标下，一个机构很难真正遵循商业原则把财务质量搞好，具体表现就是不良贷款比例较高、亏损严重。如果按照严格的贷款分类，在亚洲金融**之后的两三年内，农信社总体不良资产比例最高曾经达到50左右。农村信用社作为一个整体，其净值是一个严重的负数，这个负值是过去农村信用社账面资本金的两三倍。在这种严重负净值和高比例不良资产的情况下，农村信用社缺乏持续为农业服务的能力。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银行正朝着商业化方向改革，由于农村业务不赚钱，净负担太重，所以农业银行逐渐撤出农村，撤退到县一级，业务重点逐渐走向城市。农村金融的另外一支力量邮政储蓄，在农村有很多邮政网点，吸收了很多农村存款，但没有贷款功能，吸收农村资金并没有用于农业方面而是走了别的上存渠道。邮政储蓄吸收存款显得有竞争力，主要与政策照顾和机制有关。但有人认为农村信用社竞争力太差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它与邮政储蓄相比缺乏竞争力，所以资金从农村流出去的现象很显著。很多人说，邮政储蓄是抽水机，把资金从农村抽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对三农的基本服务，在新增资金方面，主要是中央银行用利率较低的再贷款支持农村信用社。再贷款资金使得农村信用社在亚洲金融**以后，特别是在1999年以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对三农的贷款总量。众所周知，中央银行再贷款在原理上不能用于此用途，这样的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