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规划学习心得体会

第一篇：十一五规划学习心得体会

经济发展总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一个时期的经济运行结果，客观上总是下一个时期继续发展的起点。“十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主要表现在：

第一，物质基础的新起点。“十五”时期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9万亿元，按照汇率折算超过1.6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七位。特别是基础设施条件有了很大改善。能源交通建设得到加强，2004年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87万公里，比2000年增加47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3.43万公里，增加1.8万公里。铁路营业里程7.4万公里，增加5500公里。西气东输管道全线贯通并投入商业运营。2004年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4亿千瓦，比2000年增加1.25亿千瓦，已居世界第二位。一些重要原材料的生产规模也明显扩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步伐加快，全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达到1亿人。

第二，发展观念的新起点。“十五” 期间我们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物质成果，而且获得了巨大的思想成果。通过抗击非典、推动发展的伟大实践，通过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通过借鉴吸取国外发展过程中的有益做法，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深化和升华，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是贯穿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的指导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发展观是一面镜子，对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可以找出我们的差距；科学发展观是一个灯塔，按照科学发展观指引的航向，我们就能够到达胜利的彼岸；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就能够破解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障碍。

第三，对外开放的新起点。“十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跨上了一个新台阶。对外经济规模明显扩大。从2000年到2004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从4743亿美元增加到1.15万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407亿美元增加到606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从1656亿美元增加到6099亿美元，目前外贸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位，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家外汇储备居第二位。外贸进出口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达到70%。我国的境外投资虽然总体规模还小，但呈现明显扩大态势。我国已经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正在顺利度过过渡期，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正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对外开放。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带动力量，特别是对一些与我国经贸关系密切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影响，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不断加深，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第二篇：学习十一五规划心得体会

中国青年报：十一五规划，从先富向共富转弯

漫漫黄沙覆盖着山川，贫穷的农民与他们的牲口一起挤在土房的屋檐下。没有人家有自来水，也没有商店卖衣服，只有用一股股的线织成的上衣和裤子。驴车走在泥泞的道路上，几乎听不到发动机的轰鸣声。这是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关于我国甘肃省黄羊川村的描述。

就是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温世仁，一名台湾电子业巨子、优秀出版人，和他大学同学林光信，从2002年开始一起开展了一个大胆的实验工程———以网络带动西部农民摆脱贫困的“千乡万才计划”，并寄望成功的经验可以复制到中国8亿农民身上。

2004年12月7日，就在温世仁的实验工程一切进展顺利之际，他溘然长逝，他的工程遭遇了暂时的挫折。人们在缅怀温世仁，为黄羊川村扼腕叹息的时候，没想到一个更大的“共富工程”将在全中国展开。

十一五规划建议重点着墨社会公平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评价“‘十一五’规划建议”是我国从“先富”开始向“共富”转弯，是一个执政党的“穷人致富”工程规划。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将在未来的5年，将温先生的一个地方工程变成一个惠及每一个老百姓的国家工程。“比起以往的五年计划，这次‘十一五’规划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是一个好的讯号，意味着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将从‘先富’转向更为实际的‘共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说。

王思斌认为，与历次五年计划相比，“十一五”规划将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等问题提高到更高的战略高度。从“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等字眼都可看出，中央下决心和大力气解决目前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让更多人享受改革成果。显然，以前一直倡导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也将让位于“效率与公平并重”，或“更加注重公平”。中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机会均等和社会公平对于维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新的五年规划就是从政策取向上，扭转以往的社会失衡，使弱势群体受到保护，并有机会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

事实上，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提高个税起征点，到近来官方在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积极动作，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将重点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趋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从这次“十一五”规划中更是可以看出，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了20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将在“十一五”规划中转变为“共同富裕”的主调，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扭转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

而在经济学家眼中，这一转变表示国家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收益分享。“经济增长的收益有多少为普通老百姓分享，应该是考察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博士说，“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展观、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都说明国家已经注意到经济增长质量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们都说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但是老百姓究竟分享了多少改革开放的成果呢？”张晓晶说，“在农村，因为交不起学费、医疗费而丧失教育、就诊机会的现象非常普遍。”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从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到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都说明“十一五”规划考虑到了经济增长收益分享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以经济增长分享考察经济发展质量，是将来的方向。”张晓晶认为，“从这一点来看，‘十一五’规划的进步意义举足轻重。”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个时代的努力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85年，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他的“先富”理论。

有评论指出，邓小平所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有着“等贵贱、均贫富”传统的中国，在普遍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心态的中国人中，是划时代的振聋发聩之声。在富民政策的指引下，发生了一幕幕艰苦创业、勤劳致富的生动故事。

躺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病床上，来自河南的石先生就是故事中的一个主角。病榻之上，他虽然很痛苦，也有些孤独，但是也掺杂着几丝欣慰，因为他曾经辉煌过，富裕过，身患癌症才有能力到北京来求医治病。他说：“因为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我们才敢去挣钱，才敢去发财。”

石先生的家在大别山下，通常的说法是革命老区，也是国家级的贫困地区。他和他的兄弟经历过1960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他的哥哥一家就是在那次灾难中饿死的。石先生16岁就到郑州打工，在打工生涯中学到的一手泥工活，为他以后的致富打下了基础。在文革刚刚结束后不久的1982年，他成为第一批农民“包工头”，承包了家乡一座桥梁的部分工程。

后来，他的工程越做越大，从老家发展到外地。家庭生活也越来越好，屋子从开始的茅草棚先后5次修缮，直到今天的两层楼房。3个儿子，有一个考上大学，留在了城市工作，其他两个也时不时承包一点工程，日子过得也不错。几个女儿家也都盖起了楼房，温饱不成问题。

像石先生这样，在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里，人们刚刚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积极热情地寻找发展机遇。在这一时期内，涌现了许多“万元户”。随后几年中发生的“十万元户”到“百万元户”的社会急速变化，都被社会各界坦然接受，而且并没有造成明显的社会矛盾而影响社会稳定。

专家普遍认为，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的富民强国之路是完全正确的，如今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举世瞩目。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突破1000美元，预计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离共同富裕还有多远

但是随着改革进一步发展，“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些副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模式、牺牲资源和环境追逐低质量的GDp疯狂、试图摆脱政府责任的教育、医疗和住房市场化、差距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久治不愈的官场权力腐败、愈演愈烈的刑事犯罪……这些社会利益的矛盾引发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困惑，并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社会稳定。

一个最明显的证明就是，反映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根据其第三次全国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得出结论，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

有一句话“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石先生在北京治病的这两个月还有一个感觉：“不到北京不知道钱少。”石原以为，以自己手头的这十几万元积蓄，应付眼前的这个病差不多了。但是，他从儿子们和闺女们的神情和对话隐约感觉出，已经用掉的钱，远远超出他的想像。他利用孩子们都不在的时间，和临床的病人聊天才知道，光手术和之前的各项检查，他儿子已经为他用掉了整整6万元。如果不转医院，接下来的化疗还得花十多万元。

弄清楚这些后，石先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他们家是村里比较富裕的人家了，可是因生这场病，他家恐怕就会从小康跌入赤贫。如果换成村里其他任何一个家庭，估计就得放弃治疗了。因为邻居们中“穷人”还是最大多数，也就是刚刚解决温饱。

石先生病情已经好多了，能在马路上散步了。每每看见身边飞驰而过的各式各样小轿车，马路对面的高楼大厦，他想起了家乡现在还有人住在茅草屋，田间主要用的还是老黄牛，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地重复了多少年，似乎并没有多少改变。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一度发展迅速，农民收入增长也很快，但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使农村区别于城市的制度的、经济的因素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有效的改善。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些因素在制约农村经济增长方面不断发挥着消极的作用，其后果也越来越明显，城乡间的差距终于发展到了令人无法不正视的地步。我国农村人口1998年时占总人口的69．6％，是城镇人口的两倍以上，但最终消费却仅占全部居民消费的47．9％，如此低的消费率的背后是5∶1甚至是6∶1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王思斌分析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农业本身的弱质性以外，与农村经济发展在政策上长期遭受歧视不无关系。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采取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模式。1978年以前，我们是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来促进城市发展，1952年至197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1．3％，农业总产值仅增长3．2％。1952年至1986年，国家从农业抽走6868．12亿元支持城市工业，占当时农业所创造价值的5％。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城市工业产品几次猛涨，又扩大了城乡差距。1994年税收体制改革，实行“分灶吃饭”，地方上的纳税大户都统一归中央政府，导致县、乡财政赤字突出，实际上再次加大了城乡差距。“所以农民实际上承担了大量改革成本，在经济发展以后，应该将从利益倾斜转向利益兼顾，让广大农民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成果。”王思斌说，如今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已有小成，外资流入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即便不令工业反哺农业，至少也应当在政策待遇上对乡村与城市一视同仁。

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则提出：“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不管是富人太富，还是穷人太穷，但是这个事实却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面前。

两极分化是改革的必要代价？

两极分化是改革开放的必要代价吗？一个公认的规律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时，往往是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格局重新调整、利益矛盾不断加剧、收入分化加速的时期。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发展与平等的关系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假说。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这两者间的关系，以一个倒U型的形式发展。也就是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收入不平等起初也是增长的，这种不平等程度在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时达到最高点，然后便开始下降。

但是，现在经济学家对库兹涅茨“倒U型线”假说真实性的怀疑也在不断加重。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显示出了一条与“倒U型曲线”不相符合的路径。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2％，东盟四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平均为6．6％，这种持续而高速的增长被称为“东亚奇迹”。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差距总的来说并没有明显恶化，中国香港和台湾、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还有相当程度的改善。“我们一直讲‘发展是硬道理’，但以前我们的发展观都是狭隘意义上的发展，实际上，发展不应只是经济发展，还应包括社会发展，从表象上来看，不仅是经济增长，还包括充分就业、合理分配、可持续发展等很多要素。”王思斌说，现在我们提科学发展观，也正是这个道理，经济的增长不等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增长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过分强调经济发展，会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日益严重。如果不及时加以遏制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过去，我们习惯用简单的人均GDp指标来衡量发展状况，实际上掩盖了居民贫富差距悬殊、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它可能是少数人口、少数城市、少数地区的高增长，而大多数人口、大多数农村、大部分地区低增长或无增长。“可喜的是，中央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及时对经济发展方向作出调整。”王思斌说。新一届领导人能够对历史的积弊作出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反思，是需要勇气的。不回避问题本身就是我国政坛的一股新风。

实现社会公平不仅是为了穷人

吴忠民分析，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由不同的改革阶段组成的改革过程，在改革的初始阶段，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打破大锅饭，适当的贫富差距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因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现在经济发展了，但贫富差距拉大，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影响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公平不仅是为了穷人。”吴忠民说，从经济发展可持续、健康的动力角度来看，社会公正状况直接影响着经济的主要拉动力。就一般情况而言，经济的拉动力包括出口拉动力、投资拉动力和内需拉动力，其中，内需拉动力的作用要远远高于前两者。现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内需不足，由于农村人口过于贫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购买力，市场活力就不够。现在，外贸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达70％，这是一种过度依赖，美国、日本、印度和德国等国的这个比重不到20％。为了不再过于倚重外贸来推动经济增长，政府意识到必须转向以内需为动力的发展模式，而扩大内需的根本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农民收入。

吴忠民说，从国家财力的角度来看，我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实力，那么，我们现在应当做的和必须做的，就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把社会公正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时至今日，如果我们只是把社会公正放到一个从属性的、‘兼顾’的位置，便会贻误发展的时机，延误中国改革进程的顺利推进，造成中国经济的畸形增长和中国社会的病态化。”

怎么实现“共同富裕”

吴忠民提出，可以考虑用5年的时间完成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5年之内，打好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础，并形成一个合理有效的制度。5年后，再进一步加大力度，扩大战果，使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再上一个台阶。

吴忠民说，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三险”开始覆盖全部的工人包括农民工；开始对工人尤其是农民工进行常规的职业培训；适当增加失业保险支出；扩大低保范围并适当提高低保标准；启动农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建设；国家出资并免除所有农村小学生、初中生的教材费，适当减免部分农村小学生、初中生的学杂费；增大对城乡抚恤事业的投入。初步估计，每年国家大约需要支出2700亿元左右的资金。“这个数字没有超出国家的财政能力。”

而经济学家则认为，现阶段经济发展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还不是一个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张晓晶认为，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但如果不注重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公平上就不太现实。“因此，现阶段，我们依然要重视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效率问题依然不能忽视。”

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一直存在，但片面看重人均GDp指标让我们忽略了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张晓晶建议，虽然目前没有能完全替代GDp的指标，在评定国家经济发展质量时，应该附加诸如资源环境、社会人文等方面的指标综合考量。

张晓晶说，社会财富在人群之间的分配以及法律、政策、制度出台时民众的参与都能体现社会公平。他表示，过分强调二次分配是不可取的。“政府通过二次分配增加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的财政投入，为低收入者提供免费医疗和教育、给农民免农业税。”张晓晶说，“这么做，可以缓解因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而造成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但是，要想根本上让穷人致富，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进一步发展机会。”“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都是要将“起跑线”拉近，“尽管这些问题在五年内不能完全解决，但坚持深化改革、推进开放无疑会让理想离现实越来越近。”张晓晶说。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个时代的努力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85年，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他的“先富”理论。

有评论指出，邓小平所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有着“等贵贱、均贫富”传统的中国，在普遍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心态的中国人中，是划时代的振聋发聩之声。在富民政策的指引下，发生了一幕幕艰苦创业、勤劳致富的生动故事。

躺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病床上，来自河南的石先生就是故事中的一个主角。病榻之上，他虽然很痛苦，也有些孤独，但是也掺杂着几丝欣慰，因为他曾经辉煌过，富裕过，身患癌症才有能力到北京来求医治病。他说：“因为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我们才敢去挣钱，才敢去发财。”

石先生的家在大别山下，通常的说法是革命老区，也是国家级的贫困地区。他和他的兄弟经历过1960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他的哥哥一家就是在那次灾难中饿死的。石先生16岁就到郑州打工，在打工生涯中学到的一手泥工活，为他以后的致富打下了基础。在文革刚刚结束后不久的1982年，他成为第一批农民“包工头”，承包了家乡一座桥梁的部分工程。

后来，他的工程越做越大，从老家发展到外地。家庭生活也越来越好，屋子从开始的茅草棚先后5次修缮，直到今天的两层楼房。3个儿子，有一个考上大学，留在了城市工作，其他两个也时不时承包一点工程，日子过得也不错。几个女儿家也都盖起了楼房，温饱不成问题。

像石先生这样，在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里，人们刚刚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积极热情地寻找发展机遇。在这一时期内，涌现了许多“万元户”。随后几年中发生的“十万元户”到“百万元户”的社会急速变化，都被社会各界坦然接受，而且并没有造成明显的社会矛盾而影响社会稳定。

专家普遍认为，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的富民强国之路是完全正确的，如今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举世瞩目。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突破1000美元，预计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离共同富裕还有多远

但是随着改革进一步发展，“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些副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模式、牺牲资源和环境追逐低质量的GDp疯狂、试图摆脱政府责任的教育、医疗和住房市场化、差距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久治不愈的官场权力腐败、愈演愈烈的刑事犯罪……这些社会利益的矛盾引发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困惑，并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社会稳定。

一个最明显的证明就是，反映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根据其第三次全国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得出结论，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

有一句话“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石先生在北京治病的这两个月还有一个感觉：“不到北京不知道钱少。”石原以为，以自己手头的这十几万元积蓄，应付眼前的这个病差不多了。但是，他从儿子们和闺女们的神情和对话隐约感觉出，已经用掉的钱，远远超出他的想像。他利用孩子们都不在的时间，和临床的病人聊天才知道，光手术和之前的各项检查，他儿子已经为他用掉了整整6万元。如果不转医院，接下来的化疗还得花十多万元。

弄清楚这些后，石先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他们家是村里比较富裕的人家了，可是因生这场病，他家恐怕就会从小康跌入赤贫。如果换成村里其他任何一个家庭，估计就得放弃治疗了。因为邻居们中“穷人”还是最大多数，也就是刚刚解决温饱。

石先生病情已经好多了，能在马路上散步了。每每看见身边飞驰而过的各式各样小轿车，马路对面的高楼大厦，他想起了家乡现在还有人住在茅草屋，田间主要用的还是老黄牛，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地重复了多少年，似乎并没有多少改变。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一度发展迅速，农民收入增长也很快，但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使农村区别于城市的制度的、经济的因素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有效的改善。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些因素在制约农村经济增长方面不断发挥着消极的作用，其后果也越来越明显，城乡间的差距终于发展到了令人无法不正视的地步。我国农村人口1998年时占总人口的69．6％，是城镇人口的两倍以上，但最终消费却仅占全部居民消费的47．9％，如此低的消费率的背后是5∶1甚至是6∶1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王思斌分析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农业本身的弱质性以外，与农村经济发展在政策上长期遭受歧视不无关系。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采取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模式。1978年以前，我们是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来促进城市发展，1952年至197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1．3％，农业总产值仅增长3．2％。1952年至1986年，国家从农业抽走6868．12亿元支持城市工业，占当时农业所创造价值的5％。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城市工业产品几次猛涨，又扩大了城乡差距。1994年税收体制改革，实行“分灶吃饭”，地方上的纳税大户都统一归中央政府，导致县、乡财政赤字突出，实际上再次加大了城乡差距。“所以农民实际上承担了大量改革成本，在经济发展以后，应该将从利益倾斜转向利益兼顾，让广大农民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成果。”王思斌说，如今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已有小成，外资流入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即便不令工业反哺农业，至少也应当在政策待遇上对乡村与城市一视同仁。

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则提出：“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不管是富人太富，还是穷人太穷，但是这个事实却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面前。

两极分化是改革的必要代价？

两极分化是改革开放的必要代价吗？一个公认的规律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时，往往是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格局重新调整、利益矛盾不断加剧、收入分化加速的时期。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发展与平等的关系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假说。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这两者间的关系，以一个倒U型的形式发展。也就是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收入不平等起初也是增长的，这种不平等程度在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时达到最高点，然后便开始下降。

但是，现在经济学家对库兹涅茨“倒U型线”假说真实性的怀疑也在不断加重。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显示出了一条与“倒U型曲线”不相符合的路径。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2％，东盟四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平均为6．6％，这种持续而高速的增长被称为“东亚奇迹”。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差距总的来说并没有明显恶化，中国香港和台湾、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还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有相当程度的改善。“我们一直讲‘发展是硬道理’，但以前我们的发展观都是狭隘意义上的发展，实际上，发展不应只是经济发展，还应包括社会发展，从表象上来看，不仅是经济增长，还包括充分就业、合理分配、可持续发展等很多要素。”王思斌说，现在我们提科学发展观，也正是这个道理，经济的增长不等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增长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过分强调经济发展，会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日益严重。如果不及时加以遏制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过去，我们习惯用简单的人均GDp指标来衡量发展状况，实际上掩盖了居民贫富差距悬殊、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它可能是少数人口、少数城市、少数地区的高增长，而大多数人口、大多数农村、大部分地区低增长或无增长。“可喜的是，中央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及时对经济发展方向作出调整。”王思斌说。新一届领导人能够对历史的积弊作出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反思，是需要勇气的。不回避问题本身就是我国政坛的一股新风。

实现社会公平不仅是为了穷人

吴忠民分析，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由不同的改革阶段组成的改革过程，在改革的初始阶段，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打破大锅饭，适当的贫富差距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因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现在经济发展了，但贫富差距拉大，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影响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公平不仅是为了穷人。”吴忠民说，从经济发展可持续、健康的动力角度来看，社会公正状况直接影响着经济的主要拉动力。就一般情况而言，经济的拉动力包括出口拉动力、投资拉动力和内需拉动力，其中，内需拉动力的作用要远远高于前两者。现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内需不足，由于农村人口过于贫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购买力，市场活力就不够。现在，外贸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达70％，这是一种过度依赖，美国、日本、印度和德国等国的这个比重不到20％。为了不再过于倚重外贸来推动经济增长，政府意识到必须转向以内需为动力的发展模式，而扩大内需的根本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农民收入。

吴忠民说，从国家财力的角度来看，我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实力，那么，我们现在应当做的和必须做的，就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把社会公正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时至今日，如果我们只是把社会公正放到一个从属性的、‘兼顾’的位置，便会贻误发展的时机，延误中国改革进程的顺利推进，造成中国经济的畸形增长和中国社会的病态化。”

怎么实现“共同富裕”

吴忠民提出，可以考虑用5年的时间完成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5年之内，打好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础，并形成一个合理有效的制度。5年后，再进一步加大力度，扩大战果，使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再上一个台阶。

吴忠民说，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三险”开始覆盖全部的工人包括农民工；开始对工人尤其是农民工进行常规的职业培训；适当增加失业保险支出；扩大低保范围并适当提高低保标准；启动农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建设；国家出资并免除所有农村小学生、初中生的教材费，适当减免部分农村小学生、初中生的学杂费；增大对城乡抚恤事业的投入。初步估计，每年国家大约需要支出2700亿元左右的资金。“这个数字没有超出国家的财政能力。”

而经济学家则认为，现阶段经济发展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还不是一个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张晓晶认为，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但如果不注重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公平上就不太现实。“因此，现阶段，我们依然要重视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效率问题依然不能忽视。”

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一直存在，但片面看重人均GDp指标让我们忽略了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张晓晶建议，虽然目前没有能完全替代GDp的指标，在评定国家经济发展质量时，应该附加诸如资源环境、社会人文等方面的指标综合考量。

张晓晶说，社会财富在人群之间的分配以及法律、政策、制度出台时民众的参与都能体现社会公平。他表示，过分强调二次分配是不可取的。“政府通过二次分配增加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的财政投入，为低收入者提供免费医疗和教育、给农民免农业税。”张晓晶说，“这么做，可以缓解因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而造成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但是，要想根本上让穷人致富，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进一步发展机会。”“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都是要将“起跑线”拉近，“尽管这些问题在五年内不能完全解决，但坚持深化改革、推进开放无疑会让理想离现实越来越近。”

第三篇：学习十一五规划建议几点心得体会

一、高瞻的决策

1、《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普遍重视和巨大鼓舞,也为世界各国所瞩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为关键的时期,所做出的符合国情,顺应时代,凝聚民意,最具战略意义的纲领性文件。这一宏伟蓝图之所以深得民意,鼓舞人心,是因为整个规划自始至终贯穿着：以富民为根本,以兴国为己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以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为强大动力,以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为重点,以人才强国和生态环境安全、美好为保障,以期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这是高瞻的决策,明智的选择,为全国各族人民所拥护。

2、“十一五”规划始终倾注着求真务实和“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精神。规划中刚性的目标(翻一番),硬性的指标(单位GDp能耗比“十五”末期降低20%),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取消农业税的壮举等等。有力的举措,明确的要求,艰巨的任务,可喜的前景,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富民兴国的坚强意志和执政能力。也表明了中国在当今时代愿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前进的决心和愿望。

3、“十一五”规划是行动的指南,它可激励全国人民奋发图强的上进心,增强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全国必将掀起深入学习和认真执行“十一五”规划的热潮。学习“十一五”规划可以明了国情,关心国事,知晓国策,热爱国土,建设家园。可以深信,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奋发图强,必将圆满完成“十一五”规划,取得更大的成绩。

二、艰巨的任务

4、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2004年我国GDp达到15.99万亿元人民币,国际排行由第七位上升到第六位(按2005年12月20日公布的最新数字)。形势十分喜人。

然而,我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生态环境相当严峻等等。这些必须加以重视和认真解决。

（1）我国既是幅员辽阔的大国,又是生态环境的弱国；既是人口数量的大国,又是人口质量的低国；既是能源消费的大国,更是能源浪费的大国。(例如,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美国的2.1倍,印度的1.65倍)。过去一直在说：“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客观事实,“地大物博”是言过其实。只要用13亿人口这个沉重的分母一除,就可以看出中国地也不大,物也不博。我国人均土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人均矿产资源、人均水资源,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33%、43%、58%、22%。(我国是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以上这些可以说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基本国情。

(2)在环境质量方面,我国有两个不利条件,一是自然生态环境先天不足。从气候看,干旱、半干旱区占全国土地面积的52%,从地理条件看,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岩溶地区等生态脆弱区约占国土面积的37%。二是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土地沙化面积每年新增加3436平方公里。森林生态退化和草原退化仍在扩大,10%—15%的高等植物物种处于濒危状态。环境污染严重,1/3的国土受到酸雨的影响,七大江河水系都有不同程度的污染,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很大,超过了环境自净能力。75%的湖水出现了富营养化,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水不合格。据中科院专家测算,2003年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高达15%,形势是严峻的。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治理任务依然相当繁重,要大力宣传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重要性”。(胡锦涛《把科学发展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引自《新华文摘》2005年6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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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学习十一五规划建议几点心得体会

一、高瞻的决策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普遍重视和巨大鼓舞,也为世界各国所瞩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为关键的时期,所做出的符合国情,顺应时代,凝聚民意,最具战略意义的纲领性文件。这一宏伟蓝图之所以深得民意,鼓舞人心,是因为整个规划自始至终贯穿着：以富民为根本,以兴国为己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以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为强大动力,以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为重点,以人才强国和生态环境安全、美好为保障,以期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这是高瞻的决策,明智的选择,为全国各族人民所拥护。

2、“十一五”规划始终倾注着求真务实和“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精神。规划中刚性的目标(翻一番),硬性的指标(单位GDp能耗比“十五”末期降低20%),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取消农业税的壮举等等。有力的举措,明确的要求,艰巨的任务,可喜的前景,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富民兴国的坚强意志和执政能力。也表明了中国在当今时代愿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前进的决心和愿望。

3、“十一五”规划是行动的指南,它可激励全国人民奋发图强的上进心,增强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全国必将掀起深入学习和认真执行“十一五”规划的热潮。学习“十一五”规划可以明了国情,关心国事,知晓国策,热爱国土,建设家园。可以深信,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奋发图强,必将圆满完成“十一五”规划,取得更大的成绩。

二、艰巨的任务

4、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2004年我国GDp达到15.99万亿元人民币,国际排行由第七位上升到第六位(按2005年12月20日公布的最新数字)。形势十分喜人。

然而,我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生态环境相当严峻等等。这些必须加以重视和认真解决。

（1）我国既是幅员辽阔的大国,又是生态环境的弱国；既是人口数量的大国,又是人口质量的低国；既是能源消费的大国,更是能源浪费的大国。(例如,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美国的2.1倍,印度的1.65倍)。过去一直在说：“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客观事实,“地大物博”是言过其实。只要用13亿人口这个沉重的分母一除,就可以看出中国地也不大,物也不博。我国人均土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人均矿产资源、人均水资源,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33%、43%、58%、22%。(我国是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以上这些可以说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基本国情。

(2)在环境质量方面,我国有两个不利条件,一是自然生态环境先天不足。从气候看,干旱、半干旱区占全国土地面积的52%,从地理条件看,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岩溶地区等生态脆弱区约占国土面积的37%。二是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土地沙化面积每年新增加3436平方公里。森林生态退化和草原退化仍在扩大,10%—15%的高等植物物种处于濒危状态。环境污染严重,1/3的国土受到酸雨的影响,七大江河水系都有不同程度的污染,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很大,超过了环境自净能力。75%的湖水出现了富营养化,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水不合格。据中科院专家测算,2003年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高达15%,形势是严峻的。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治理任务依然相当繁重,要大力宣传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重要性”。(胡锦涛《把科学发展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引自《新华文摘》2005年6期第4页)

(3)我国疆域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差距十分明显。特别应当提出的是西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以下简称民族地区)的贫穷落后最为突出。如何在“十一五”时期加快西部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这是关系到2020年全国能否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问题。因为我国55个少数民族绝大部分世居在西部地区,对全国民族地区的兴旺发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简言之,西部民族地区脱贫致富之日,也就是全国民族地区兴旺发达之时。这是因为西部民族地区的面积(594.7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民族地区总面积(611.73万平方公里)的97.22%。而且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86.3%。西部民族地区的国境线长18160公里,占全国陆地国境线总长的79%,与周边14个国家为邻。不言而喻,无论是从国土面积来说,还是从少数民族人口来说,西部大开发就意味着中国少数民族的大振兴,中华民族的大腾飞。

5、西部民族地区的贫穷落后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欠账太多,底子太薄,基础太差,加之生态环境和地理条件较差等原因,社会经济发展十分缓慢。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关怀帮助下,推翻了落后的社会制度,先后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飞跃,相继成立了各级民族自治地方,实现了民族平等。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却不可能一蹴而就。西部民族地区除五大自治区首府和27个自治州州府及个别城市的社会经济较发达外,其余自治地方,特别是广大农村,尤其是高山区、石山区、偏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僻牧区、偏远边区还相当贫穷落后。极个别特困地区仍处于“住在河边闹旱,能源窝里缺电,交通道路不便,文盲到处可见,地下宝藏无限,捧着金碗讨饭”的困境之中。

从总体来说西部民族地区：农业落后,工业薄弱,第三产业不发达,交通闭塞,科教水平低下,劳动者素质差,城镇化程度不高,市场经济发展迟缓。这一严峻现实,极大地牵掣着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进程。不难看出,中国奔小康,关键在西部,重点在民族地区,难点在农村,焦点在山区。这是一项既持久又艰巨的国土建设任务。

三、明智的选择

“十一五”规划特别强调指出,要坚持用发展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坚持“六个必须”、做好“五个正确处理”。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6、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

“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电话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在资源和环境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浪费资源现象相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当严重,中国资源支撑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己难以承受。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央明确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是由中国基本国情决定的。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事关现代化建设事业、事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长期发展。要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要以节约使用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节能、节水、节材、节地,做到资源综合利用,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7、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这标志着中国执政党治国理念的提高,执政意识的增强,国土建设能力的升华。循环经济是一次深刻的范式革命。人类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传统经济模式,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资源,不加任何处理地向环境排放废弃物,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简单线性经济过程。这种发展模式导致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资源短缺危机愈发突出。经济虽然发展了,但环境付出的代价与日俱增。第二种是“生产过程末端治理”模式。虽然注意到环境问题,但具体做法是“先污染、后治理”。但由于治理的技术难度很大,不但治理的成本奇高而且生态恶化难以遏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都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第三种是循环经济模式。它倡导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对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创新,不仅可以减少资源消耗,而且可以大大减轻环境污染,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它的基本含义是要求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发展效益。按“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采用全过程处理模式,以达到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物质量,以不同方式多次、反复使用某种物品和废弃物再变为资源的目的。实现从“排除废物”到“净化废物”到“利用废物”的过程,达到“最佳生产、最适度消费、最少废弃”。用通俗话来说就是实现“财富翻一番,资源使用少一半”的目的。

第五篇：十一五规划心得体会

中国青年报：十一五规划，从先富向共富转弯

漫漫黄沙覆盖着山川，贫穷的农民与他们的牲口一起挤在土房的屋檐下。没有人家有自来水，也没有商店卖衣服，只有用一股股的线织成的上衣和裤子。驴车走在泥泞的道路上，几乎听不到发动机的轰鸣声。这是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关于我国甘肃省黄羊川村的描述。就是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温世仁，一名台湾电

子业巨子、优秀出版人，和他大学同学林光信，从2002年开始一起开展了一个大胆的实验工程———以网络带动西部农民摆脱贫困的“千乡万才计划”，并寄望成功的经验可以复制到中国8亿农民身上。

2004年12月7日，就在温世仁的实验工程一切进展顺利之际，他溘然长逝，他的工程遭遇了暂时的挫折。人们在缅怀温世仁，为黄羊川村扼腕叹息的时候，没想到一个更大的“共富工程”将在全中国展开。

十一五规划建议重点着墨社会公平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评价“‘十一五’规划建议”是我国从“先富”开始向“共富”转弯，是一个执政党的“穷人致富”工程规划。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将在未来的5年，将温先生的一个地方工程变成一个惠及每一个老百姓的国家工程。“比起以往的五年计划，这次‘十一五’规划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是一个好的讯号，意味着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将从‘先富’转向更为实际的‘共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说。

王思斌认为，与历次五年计划相比，“十一五”规划将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等问题提高到更高的战略高度。从“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等字眼都可看出，中央下决心和大力气解决目前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让更多人享受改革成果。显然，以前一直倡导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也将让位于“效率与公平并重”，或“更加注重公平”。中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机会均等和社会公平对于维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新的五年规划就是从政策取向上，扭转以往的社会失衡，使弱势群体受到保护，并有机会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

事实上，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提高个税起征点，到近来官方在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积极动作，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将重点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趋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从这次“十一五”规划中更是可以看出，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了20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将在“十一五”规划中转变为“共同富裕”的主调，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扭转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

而在经济学家眼中，这一转变表示国家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收益分享。“经济增长的收益有多少为普通老百姓分享，应该是考察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博士说，“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展观、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都说明国家已经注意到经济增长质量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们都说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但是老百姓究竟分享了多少改革开放的成果呢？”张晓晶说，“在农村，因为交不起学费、医疗费而丧失教育、就诊机会的现象非常普遍。”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从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到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都说明“十一五”规划考虑到了经济增长收益分享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以经济增长分享考察经济发展质量，是将来的方向。”张晓晶认为，“从这一点来看，‘十一五’规划的进步意义举足轻重。”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个时代的努力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85年，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他的“先富”理论。

有评论指出，邓小平所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有着“等贵贱、均贫富”传统的中国，在普遍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心态的中国人中，是划时代的振聋发聩之声。在富民政策的指引下，发生了一幕幕艰苦创业、勤劳致富的生动故事。

躺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病床上，来自河南的石先生就是故事中的一个主角。病榻之上，他虽然很痛苦，也有些孤独，但是也掺杂着几丝欣慰，因为他曾经辉煌过，富裕过，身患癌症才有能力到北京来求医治病。他说：“因为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我们才敢去挣钱，才敢去发财。”

石先生的家在大别山下，通常的说法是革命老区，也是国家级的贫困地区。他和他的兄弟经历过1960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他的哥哥一家就是在那次灾难中饿死的。石先生16岁就到郑州打工，在打工生涯中学到的一手泥工活，为他以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