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史读后感（大全五篇）

第一篇：中国财政史读后感

中国财政史课案

田赋

（一）——税收结构

本章先是选择了一个县的税收规章进行论述，并且探索其复杂的渊源。其次，略述主要的地区差异

再次，是正赋和役的合并，它是一个导致情况复杂的根本性因素，并且也是明朝财政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随后是对剩余的一般性的税收名目的解释。

第一节：税收结构的复杂性

复杂性的概述

以顺德县为例，顺德县的税收负担太重（据县志记载），纳税人被分为了较高和较低的两个等级，然而，纳税大户到底占有多少最初曾是官田的土地，这个却无法确定。同样，纳税小户对他们的土地是否拥有清晰地产权，也是很不确定的，这样一来，缺失的官租就由所 有的新注册的民田田主所共同分摊。但是由新田主承担官产流失的决定，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批评。

于是又进行了税收评估的新规则，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进。因为明代任何时候都没有将白银作为官方的标准，国家仍然以粮食的石数作为基本的财政单位，为了保持帝国的财政体制的统一性，地方的政府也就是如法炮制。

顺德县有7项主要的役，都全部或者部分的按照土田来征收。并且通过三种渠道来征收平银。其目的是是税收有更加广泛的基础。

均平银用于支付知县每年的办公费用开支，并且取代了一部分的分里甲正役，另外，徭役也吸收了人头税和财产税的特点。

另外，在工部的监管下，该县还要办纳上供的物料。

这样，单一的税收方案，却能够衍生出大量的复杂的附加税费。

税收体制的根本问题，不是因为税率过高，也不是因为税收的立法缺乏平等性的条款，而是因为这些容易受到反对的特征很少存在。这个体制的缺陷就在于税收明细表的复杂性。复杂性的原因

1.在导致税收结构的复杂性的因素上，农耕方式是不应该被忽视的。税收法规为了照顾到小的纳税户，税率不得不固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2.田赋的评估单位亩很小，但是支付单位却过大。

3.收税总是缺乏整体性的。

4.税收结构不能取得所期待的的简化，是因为它服务于多种的原则和多种的目的。

5.县志在列出了税率之后，又给出了精确的计算方法。

6． 不以白银作为标准和完全的改折。（货币体制的特性）

7.在地方税收改革的方面，遇到了很多的阻力。阻力可能来自于当地的乡绅。

8.税制原则的差异

9.没有运用银行手段来管理公共资金。

10.中央政府无法进行普遍性的改革。

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财政体制的问题，更是一个政治而后社会制度的问题。

第二节：区域性差异

长江三角洲：

地形经常发生变化，因此地方官员不得不采取一些临时性的补救措施。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政府强行从长三角地区的田主那里收购耕地。

官府默许私人出售官田。

土地占有与使用十分混乱。

民田与官田的合并也产生了特殊的问题。（大大增加了所有纳税户的平均税 额）

6.长途运输的费用。

在周忱使用了“平米法”，体现了与“一条鞭法”相同的原则，但是即使地方的税收得到了合并，上层依然缺乏整体性，这些数目繁多的项目仍然是税收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北部中国：

1.以马差代替了田赋。

2.土地占有与使用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也是这些田产扩大的部分原因。

3.嘉靖皇帝登基以后，政府力图登记田产，贵族庄田的数目正在急剧减少。

4.派税收代理人完成税款的征收。

其他的不规则性

1.2.3.4.5.第三节役及部分地摊入田赋之中

1500年之前的役的分类

1.王朝建立之前，役与正赋被很清晰地分开。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评判这种能力的主要的标准是拥有的土地，因而，到了16世纪，这两种类型的税收会逐渐合并。

2.役派征于里甲，体现了累进税的原则。

3.对物资和差役的要求显著增加。

4.军役又是另一种役。

因此，到1500年，所有的地区都分为四种役排列如下

a.里甲

b.均瑶

c.驿传

d.民壮

从均瑶法到一条鞭法的改革

1.对物资和差役的需求进一步扩大

2.以白银纳税的方式逐渐变得普遍起来。

3.在四种役中，驿传转变最为迅速。

4.民壮的转化，账目较为简单，发生得稍迟一些。但是仍保留了人头税的一些特点。

当税收管理进入最后的阶段，我们就能说，地方已经为进行一条鞭法改革做好了很好的铺垫，各式各样的银差已经每年按照相同的比例确定，现在对于每个纳税人而言，已经合并为单一的的支付额。合并的支付额能够进一步与正赋中折纳的部分合并。

一条鞭法改革及其局限性

一条鞭法代表了16世纪明代管理者试图获得一种理想状态的各种努力：役被

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的含义，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田赋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但是没有任何的地方能够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到如此理想的程度，即使是在最先进的形势下，也只能是接近这一目标。但是一条鞭法最终失败了，原因就是明代财政结构不能适应如此的彻底重组。最终只能是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其原因：

首先，京师的宫廷坚决反对进行全面的税收改折。

第二，力差涉及了纳税人的亲身应役，虽然已经减少，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第三，由于地方政府的行政预算过低，而且僵化不变，以至于在行政运作的过程中，很难不让一些纳税人为他的亏折负责。

第四，在中国北方，这个改革要比南方几省晚一些。

第五，一条鞭法改革只是修改了税收征收的方法，但是并没哟简化基本的税收结构。

第六，在一些地方，由于技术的困难，甚至不可能统一比率。

役摊入田赋的方式

官府通常采用的有三种形式：

1、以正赋税粮的石数作为基本的单位。

2、将役直接添加到每亩纳税的土地中。（这在北方的土地中更为流行，因为北方各个地区的土地等级更为统一）

3、将以上的两种合并编制。

税收合并的后果

一条鞭法虽然失败但是仍有着积极的意义。在乡村公布统一的税率，以替代非正式的税后摊派，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取消实物税和由纳税人亲身应役，虽然保留了很多的限制，但是确实向较为现代的税收结构迈进了一大步，所以说，这是一个经济公平的法律。事实上，改革的影响因为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它依赖于当地的情况和各县的具体而定。一条鞭法的改革目标是普遍和统一，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公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在阻止乡村税收代理人滥用权力的同时，又为许多的衙门官吏操纵官府账册创造了机会，税收结构实在是积累了太多的复杂性，这一点本应该避免但是却没有避免。

第四节税收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兵饷，其意义在于，许多地方的丁银已经部分地被摊入地亩之中，因而提编相当于一个附加税的附加税。

附属附加税——征收丝、绢，麻等物品。

杂税和无法征收的项目的并入，他们的并入既不完全，又不统一，但是有些地方已经简单地将这些项目添加到田赋中，好像他们的合并已经得到了正当的授权。其他同样摊入田赋的税收，包括门摊税、酒醋税、房地契税、鱼课等，甚至还有一些商税。

第二篇：中国财政史论文

论农民生计的古与今

一、前言

我们知道，国家财政史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依着经济运行和政治诗句的动荡而波动的古老的历史范畴。

国家财政的运行有时会带来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时也成为朝代更迭的导火索、人民灾难的源头、社会发展的障碍。实践证明，国家财政史任何政权组织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同时对国民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国家强弱乃至兴旺的催化剂，是国民经济发展或衰落的重要经济杠杆。

既然财政制度有着如此重要的经济地位，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以古鉴今，汲取历史的经验，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农民，从古至今都是社会的支柱，没有农民的劳作，就没有我们的吃穿住行，就没有国家的安定，社会的进步，所以，农民是国家的坚固基石，农民的问题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

二、问题

2006年1月1日，国家法律明令规定取消农业税以减轻农民日益增长的沉重负担，同时还针对农药、化肥以及各种作物对农民实施了相关的补贴，这些措施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农民肩上的负担依旧沉重。有很多农民因为无法靠种植养活自己，所以弃耕进城打工，而如今看来这种现象愈发严重，甚至为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国家采取了相关的措施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里面究竟又存在着怎样的原因呢？

三、原因

国家从最基本的税收方面入手减轻农民的负担，但是，却没有为后续做太多实际而有力的保障。如，农产品不值钱，或农产品在农民手中不值钱而在市场上却短缺等情况。如今的社会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而是一个物流四通八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会出现那些情况都是因为农民缺乏必要的信息渠道，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才可以让自己获利更多，让自己的汗水不会白白挥洒。毕竟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信息就是生命，信息就是黄金。

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农产品在古今地位不同：在古代，它们是生活必需品，贴的是自产自用的标签；如今，虽然它们依然是生活必需品，但是对大多数在城市生活的人们来说，它们贴的是有机食品等商品的标签。所以

四、以古鉴今

我们既然是从财政的角度来看农民生计问题，那自然，我们要从财政的两大组成部分去分析，即收入与支出两个不同的角度。

首先，让我们先看一下汉代分别是是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吧！

西汉初年，国家由于秦朝暴政以及改朝换代的战争，农民生活已经沦落到不堪想象的悲惨境地，面对这样的棘手状况，西汉君王默契的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在收入方面，高祖在位时，施行了赋役减免等措施。如，灾歉减免，即如果遇到重大灾害，则赋役根据情况或全免或部分减免；对平贫困户的减免，即“民貲不满三

万，勿出租赋”；恩幸减免，即国家庆典或皇帝出巡时免除沿途郡县当年租赋。

通过一系列的休养生息，就出现了我们所知道的文景之治，为后来汉武帝出征匈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这是后话。

除此之外，武帝还施行均输、平准政策。均输指的是，朝廷不需要的贡品可以不再运送京城，而是由当地的均输官负责运输到行市高的地方去销售，把销售所得交给中央，而京师所需则由均输官就近购买。这样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又可以调节物价，防止商人牟取暴利。平准，则是指平抑物价。具体措施是在长安设置平准官专管收集各地的货物，就像一个总商店，而各地设置的均输官又像分商店，全国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四通发达的商业网。平准官在京城统一组织调配，物价贱时买进，贵时卖出，以调剂有无，平抑物价。我想，这一点很适合我们的商品经济社会，值得借鉴一下。

除去收入方面，再看一下支出。

西汉继秦之后，加强了水利事业的支出。武帝不仅在关中地区和关外地区相继开凿十多道用于灌溉的水渠，还整治了黄河，使日后80年间黄河未发生过大的水灾。东汉也不甘落后，将水利事业不断向东南发展。总之，水利很有力的促进了农业的进步和发展。

五、对策

从上面的剖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古今时代不同，农民地位有所变化，但是，有一点不变的是——。

六、结语

农业税取消后，解决“三农”问题任重而道远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尽管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成为去年国家宏观调控的突出亮点，取得了令人欣慰的好成绩。但专家依然指出，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主要是得益于“好政策”和“天帮忙”。在高粮价的比较效益下，一些农村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警号”。中国当前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存在着耕地和淡水短缺；土地流动性不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许多问题。

李宁辉告诉《大地》，要解决我国农业存在的问题，仅靠中央的“一号文件”等惠农政策已经远远不够，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惠农政策从“一点突击”到“多点推进”的变化，一条新的解决“三农”路线图已经出现在世人的眼前。

告别“皇粮国税”以后，中央财政将承担800亿元的缺口，同时，在减少的税收收入中，中央政府的补贴达到了80%；剩余的20%则有省、市、自治区来承担。同时，中央财政还要投入150亿元改善县乡基层单位，解决基层单位财政运转的问题。

今后在对于农业的政策上必须保持稳定性，让农民切实感觉到了减负增收的实效，增强政策的“边际效益”，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抓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护好耕地，积极引导农民理性种植粮食，积极利用期货市场，开拓国际市场，避免粮食市场出现新的大起大落，直接影响农民增收。

李宁辉的观点至深之处，还在于要解决当前的“三农”问题，就必须先着手解决城市农村“二元化”待遇的问题，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这才是关键所在。参考书目：

1.《中国财政史》孙翊刚、王文素中国社科出版社2007.6版

2.《中国财政史》孙文学、齐海鹏东北财大出版社1997.9版

3.《中国财政史纲》黄天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2版从

2004年起，中国政府对农民做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取消农业税。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将于明年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意味着中国那种“以农养政”的时代即将终结，无疑是给中国农民带来了最大的福音。

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实行的是“二元制”的制度，广大农民的税负长期高于城市居民。农民生活维艰，而农村的各级村官则还要上门收“三提五统”，这可能直接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和恶化。

深刻的改革已经把这样的课题摆在了政府的面前，随着农业税的取消——这场中国农村税费改革迈出的第一步，一场涉及农村发展全局的深层攻坚改革已经开始。进入“无税时代”，农业蓄势待发

200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5年内取消农业税。随后，取消农业税的进程加快，在吉林、黑龙江两个粮食主产省先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河北等11个粮食主产省（自治区）降低农业税税率3个百分点。2004年12月，已有河南、广东、浙江、江苏等省市明确表态2005年全免农业税，取消农业税之声势如破竹。

专家称，温家宝总理一年前承诺的5年内取消农业税的目标可望提前两三年实现。这是“为亿万农民送上了一份厚重的‘新年礼物’”。

中国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并以磅礴之势迅速推向全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随着改革的进程，“三农”问题却越来越突出。“三农”问题是在转轨时期，旧体制保留有余而新体制跟进不足所造成的，“三农”问题的核心就是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过去计划经济对农村生产是到村到组、到边到角的影响，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延伸到农村社会的各个角落。如果根除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几乎都可以迎刃而解。农产品购销政策的改革、户籍改革和“三提五统”的取消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农业税取消，再加上中央对粮食的直补，这一减一增让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一下被调动起来了，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李宁辉博士说，“这对中国今后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国农业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将会有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土地就会流转到一些农村的种植业大户手中，形成规模化生产。目前，政府要做的就是把取消农业税后的配套措施制定好，把刚刚调动起来的农民种粮积极性巩固一下，为农业今后的规模化生产奠定基础”。

在现实阶段，取消农业税是中央政府从大局观的高度和政策选择的角度考虑和解决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对农民权益全面长期的保护和农村市场化的进程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农业发展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取消农业税：体现新的重农思想

“自从盘古开天地，不收皇粮第一回”。这是安徽省来安县60多岁的农民葛美如今年在自家门口贴的一副对联。受益于农业税的减免和“三补”，葛美如家里去年增收了近千元。

近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一直在苛税生活的最底层。就在几年前中国农民不仅要依据耕地面积和产量缴纳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税种，还要缴纳用于维持村级组织运转的“三提五统”费用，此外每年还有义务劳动等负担。

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一直实行的是两套不同的税制，广大农民的税负长期高于城市居民，税率达到8.4%。农民们常把农业税称之为“公粮”，单纯就农业税而言，也许负担并不重。然而，在很多地方，向农民“搭车”收费的项目并不止这些，而是五花八门。再加之一些乡镇人员臃肿，有资料显示，我国现阶段每30名农民养活一名乡镇干部，从1996年到2000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增幅连续五年递减。

几年来，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增收就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从2000年起，安徽省率先进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后来逐步扩大到所有省份，“三提五统”、义务劳动这一征收40多年的税种被取消。然而，人们看到取消农业税的地区多是经济发达地区，事实上经济上越贫困的地方，越需要取消农业税。

著名农业问题专家何开荫认为，此次取消农业税是“牵农税改革之一发，动农村综合改革之全身”。

“这是中国农民首次享受到的、距离最近的惠农政策。同时也是新一届中国政府‘以民为本’的‘新的重农思想’的体现”。

农业税取消后

农民增收面临的问题

中央确定取消农业税，就是要减轻农民负担以便让农民尽快增收，其初衷是毋庸置疑的。告别农业税，农民确实得到了实惠，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的腰包就一定鼓起来。李宁辉说，农业发展的关键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而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

在江苏镇江，去年的人均收入5372元，比上年增长了13.5%。然而从总支出就可以看出，去年农民3798元的平均支出占了七成以上，实际能够落在农民口袋里的其实并没有多少。

这些结果表明，一边是农民收入呈大幅度增长；一边是农资市场价格持续上涨，还有教育、医疗等支出加大。可以说农民拿到手的就是劳动力的体现。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这就是中国一些农民因为生病带来生活窘境的写照。而农民因病返贫的例子也不在少数。权威机构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农民看病难、医疗费用高是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本次调查中，过去三年内仍有32%的婴儿是在家出生的，其中西部高达41.6%，中部为25.2%，东部为17.9%。过去三年内在家死亡的占到了78.6%，其中西部为82.1%，中部为71.9%，东部为79.6%。大病给农民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调查的1100多个农户中，共调查了402个大病户，农民一次大病的平均花费为7000多元。一次大病的医疗费就花掉了一个家庭一年多的全部收入。

李宁辉认为，当前农民面临农资涨价过快，支出增加；教育和卫生成本过高，农民中间存在着上学难、看病难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都属于公共产品，只靠县乡村的投入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从市场经济角度来说，政府应该加大对农资市场、农村医疗、教育、保险等方面的投入就是减轻农民负担。同时要搞好乡镇机构建设，减轻冗员、冗官的现象，采取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可以在短时间内消化解决，并且能够迫使基层政府削减冗余人员，“三农”问题将会迎刃而解。但这将是农村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

取消农业税后，搞好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这是政府应该做好的任务。但是，这些改革必须和粮食流通体制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相提并论。

工业理应“反哺”农业

有学者计算，从1953年实现统购统销到1978年，国家通过低价收购农产品取得了4000亿元的积累，相当于同期形成的国有工业部门固定资产原值的约90%；而从1978年以后到现在的20多年的时间里，低价拿农民的土地，价值高达2万亿元人民币。另外，低价使用农民工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同工不同酬，即便是同工同酬，城镇户口的人所有的福利待遇，农村户口的人就没有了。

同时，国家目前已经积极推进农村改革，工业反哺农业的进程已经开始。比如农村取

消农业税后，转移支付一项中央财政拿出的资金就比去年多300亿元；改革流通环节为农民的直接补贴，国家就拿出了116亿元；还有农机补贴、良种补贴等力度在不断加大。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我国农业对工业化的“有形”贡献已经超过1万亿元。正是靠农业“乳汁”的哺育，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起点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数字和事实都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李宁辉告诉《大地》：“中国政府去年财政收入有2.6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3万亿元，中国尽早取消农业税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去年一年减免农业税的省市财政收入增长仍然超过了20%，这为中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转折提供了支持。”

第三篇：中国社会学史读后感

中国社会学史读后感

如果从孔德1938年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提出“社会学”（sociology）一词算起，社会学已有170多年的历史，中国社会学如果从1903年严复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群学肄言）算起，也有了100多年的历史，当然无论中外，社会思想古已有之，但这里是作为学科的社会学而言的。中国的百年社会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这就是以新中国的建立为界，分为前一段近50年的中国早期社会学和后一段50年的中国当代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存在着两大传统，一是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另一个是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这两大传统的社会学，在早期的50年表现为以孙本文集大成者的经院学派（综合学派），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主要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以费孝通、吴文藻为代表的社区学派，以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从本质上说，中国社会学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种被动的转型。这一转型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鸦片战争翻开了多难与动荡的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与后来的甲午战争的败北，以及战败后的西方列强在中国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的狂潮，是中国人民保守丧权辱国之苦，使中国社会日益陷入恶性循环和畸形发展之中。传统的中学已无力挽救江河日下的中国，西方社会学的传入适应了中国仁人志士为挽救近代中国社会日益恶化的运行状态的需要。对19世纪末的维新派和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在为救亡图存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首先将社会学这门学科传到中国，这是由于孔德系的社会学正好适应了维新派人士进行社会改良的迫切需要，他自然成为改派知识分子引进和介绍的首选目标。而在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学习的同时，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入中国。

新中国成立之前，社会学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社会学，并非很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首先非常注重社会调查，这在一直崇尚“精英文化”，讲究贤人政治的中国社会中，这触及了整个思想观念上如何着手认识、解决中国的问题。陶孟和、李景汉曾经大大致力于实地社会调查。杨开道力主“以农立国”，并在清河设立了一个社会学“实验室”，著有调查报告《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代表了中国当时社会调查的最高水平。晏阳初主张“民族再造”，中国人有愚、穷、弱、私四大缺点，需要有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分别救治，通过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实施。梁簌溟主张从社会组织构造上重建文化体系。陈达深入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开中国现代人口普查之端。吴景超提出了一套工业化与社会建设理论，并进而探索出了一条融合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新路。以“社区研究”为方法、以“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形成了鲜明的“燕京学派”，在吴文藻的主持下，尝试建立比较社会学。吴文藻“请进来”“走出去”的做法，体现了他宏大的学术抱负，他对派哪个学生，去哪个国家，哪个学校，拜谁为师，吸收哪一派的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做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这实在是让人敬佩！费孝通《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云南三村》等等著作中的观点和主张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复兴乡土工业，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土地问题，还能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集聚工业化所需资本，解决人多地少，重建乡村，重建中国。孙本文将文化看成是 社会形成的基础，编著《社会学原理》，号称迄今为止最翔实精细的社会学概论教材。潘光旦用生物因素解释文化现象，提出著名的“位育”论。

他们作为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学者,他们也曾苦苦探索,研究中国的文化体系和社会问题,试图在大动荡的时代中寻找一条富国强民之路,为了坚定理想和信念,他们付出了青春、有的乃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精神可歌可泣，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完成社会学的本土化，他们为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界赢得了地位，使中国成为除北美和西欧以外的世界上社会学最繁荣兴旺的地方。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学学派。

19世纪末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开始出现在中国思想界。早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已经不陌生。但是应该看到，这段时间对马克思的介绍和讨论还是比较零碎的。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不同但又统一的形态。一种是革命批判性的形态，以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致命的弊端为主要任务，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另一种是维护建设的形态，以维护改善社会主义为目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然而社会学并未如社会学者期待的那样发挥作用，把原本是一门维护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学认为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伪科学”，并在1952的院系调整中被取消了，直到1979年方才开始重建。1949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曾有过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在此情况下，倘若社会学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新政府重视并采纳社会学者们积数十年的研究成果而提出的一套社会建设方案，逐步建立起稳定而有效的现代管理体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能少走一些弯路，一个没有社会学参与的社会建设，无疑走了很多弯路或者错路。中国社会学被取消了整整27年，27年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时，他已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学，这需要接下来几代社会学者的努力，才能与西方缩小差距，跟上时代的步伐。曾经与社会学休戚与共的第一代社会学家，则在这场厄运中饱受批判与摧残，他们对新时代的热情、对国家建设的参与感受到重击，最终带着遗憾走向了凋零。

当下的中国正是经济转轨同社会转型的关键敏感阶段。尽管我们的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矛盾，一定时期的矛盾积累必然需要一个发泄口，社会学的价值就在于他能较为合理的用较小的代价将这些矛盾弱化。从而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这些矛盾问题并不妨碍我热爱我的祖国，他只能激发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去运用我们所学的社会学知识来实现社会的良性与协调发展。

社会学是一门处于上升阶段的学科，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充斥着各种日新月异的问题，社会学就是一个合格或者趋向于合格的修补匠，解决或趋向于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社会学，一方面要本土化，另一方面要国际化。中国社会学已走过了一百多年风雨兼程的曲折道路，我们如果立足现实，弘扬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必将大放异彩,中国社会学最终能如先驱者所期望的那样，为中国的繁荣富强作出贡献，并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所建树。

第四篇：中国园林史读后感

《建造革命1980年以来的中国建筑》读后感城规08班黄星溢08033410

3“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客观、全面、独立地书写历史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但现实的复杂和个人的有限性往往使许多记录历史的书籍迅速湮没在浩瀚的图书中。太史公司马迁之所以为人所称道，不仅仅在于他创建的体系之完整和眼光之独到，也在于他敢于记录当代历史，臧否当代人物。20世纪末，现代建筑运动的接力棒传给了我们，中国正在发生迅猛的建筑革命，中国特殊的国情造就了许多中国特有的现象，因此出现了1980年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并且这其中也蕴含了大量的学术问题。《建造革命1980年以来的中国建筑》一书系统的介绍了20世纪末以来中国建筑的发展，并先在西方学界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我认为《建造革命1980年以来的中国建筑》一书对当代中国建筑的记录并不全面，当下的许多现象厦活跃的设计机构及设计人物都没有涉及。而且比较遗憾的是，它没有章节写到建筑的支撑体幕。在中国，实践和体制的确是左右建筑学发展的主要园寨，但在我看来，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支撑系统对建筑学的发展作用同样不可小觑。但这些都不妨碍该书成为研究中国当代建筑的里程碑式的巨作。美国著名的杂志(建筑实录)称该书 从中国角度追溯了中国大陆建筑的发展，关注本土和民间的设计，记录了中国建筑实践如何被国内外的事件所影响”。B本著名的设计师隈研吾认为 “对中国当代建筑罕见和综合的历史分析，作者25年来经历和目击了中国建筑的革命性开发，对涌现的中国建筑景观呈现出详细和深刻的论述。

该书结构非常清晰，作者开篇即讨论了中国当代建筑评价标准和西方文化和中国建筑的融合等宏大性的问题，在随后的章节中，作者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几个城市的特点并重点分析了中国住宅的演变。宏大的讨论之后，作者将眼光转向了实践层面，不仅仅分析了中国当代代表性建筑师的理念及其作品，而且还对实验派建筑师的实践进行了深^的分析。作者在充分肯定实验派建筑师的创作的同时，也警醒我们中国的实验派建筑师受到了大多的溢美之词，批评的缺席将制约他们的发展。最后。作者非常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当代建筑发展的机会及面临的挑战如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中国当代建筑将非常荒芜，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建筑师能够跳出单一的”西方化”和“中国化”的偏见，在当代中国和世界格局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第五篇：中国相声史读后感

中国相声史读后感

耿 瑛

今年1月，倪锺之著《中国相声史》刚刚出版，就送我一本，我喜出望外，看完全书后写成这篇杂感。

早在199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就出版了王决、汪景寿、藤田香合著的第一本《中国相声史》（以下简称“三人本”）。万事开头难，那本20年前问世的“相声史”功不可没。但是，作者受到占有资料所限，书中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又因为此书的三编是三人分工撰写，体例也不统一。

“倪本”中前有《引论》，后有《结语》，正文设有《古代篇》《近代篇》《现代篇》《当代篇》及《域外篇》，全书共二十章，章下均有小节。体例统一，论述的更全更细更广。此书从纵向看，贯通古今，从横向看，跨越中外。下面我仅通过全书五篇的部分章节，略加评述。

古代篇

在《古代篇》中，共分八章。前六章是从《先秦及秦时的优人滑稽》一直说到《清代的滑稽表演》。其中第二章《两汉南北朝的优人滑稽及影响》和第五章《元明流行的滑稽表演》，都填补了“三人本”的空白。第七章《历代笑话的积累》与“三人本”的上编第二章《历代笑话》的内容相同，可“倪本”列举的古代笑话更多，且有两篇正是单口相声《糊涂县官》和相声《贼说话》的出处。第八章《笑话与口技的结合—— 明清隔壁戏》，则是“三人本”中没有论述的内容。这一章关于隔壁戏的记述，正是相声由“暗春”到“明春”演变的重要阶段。

近代篇

“倪本”的《近代篇》中，包括第九章和第十章。

1848年（清代道光二十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当时中国的相声是否已经产生，尚无更多文献可证。但是道光年间的子弟书《风流词客》中，描写了相声艺人马麻子的艺术生涯，这是有文可考的。在第九章第二节《近代相声的创始者》中，作者记述了八角鼓票友出身的相声名家张三禄和京剧艺人出身的相声名家朱绍文及其弟子。因为张三禄没有弟子，仅知他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就在北京献艺，是他将全堂八角鼓中的“说学逗唱”四功，作为相声的四门功课，流传下来。作者没有照抄他书，把张三禄硬列为相声第一代艺人。对于朱绍文及其传人，因为有艺人师承谱可证，因此书中的记述也很详细。

在《“肃亲王禁相声”及其影响》一节中，作者通过艺人的口述资料和有关文章，作了进一步分析。认为清代光绪年间，难登大雅之堂的相声艺人处境艰难。北京相声遭禁演后，客观上也促使了北京相声艺人到外地献艺求生。从而使相声艺术走向各地，扩大了这个北京曲种的影响，这种分析是实事求是、合乎情理的。

在第十章第一节《相声向外地传播》中，作者根据有关文献，论述了相声在天津、沈阳的实况。对于相声在河南、山东、江苏、湖北、上海等地的传播，虽然仅是一笔代过，但是也足以说明清末民初相声艺术的传播很广。第二节《“相声八德”及其同辈艺人》，第三节《“清门相声”的流传》，第四节《两代“云里飞”演唱的滑稽京剧》中，记述的全是清末民初的一些著名相声艺人。这里，我仅说说“清门相声”和“滑稽京剧”。

“清门相声”是指八旗子弟在全堂八角鼓中表演的相声，与其相对的则是艺人系统传承的“浑门相声”。“清门相声”自从阿彦涛收徒起，“清门”与“浑门”两派相声便开始融合。民国八年（1919年），由于八旗子弟的钱粮停发，迫使一些票友下海从艺。作者根据现有史料，为民国后的“清门相声”著名演员华子元、谭伯如、陈子贞、广阔泉、高玉峰、谢芮芝六人都作了小传，列举了他们常演出的曲目，其中有人还留下了唱片，是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相声的珍贵资料。

在上述这些“清门相声”中，有人曾是京剧票友，熟悉戏曲，因此才能编演出腿子活《捉放曹》和反映戏迷生活的《戏迷闹学》《戏迷卖切糕》等相声。又因为“清门相声”演员多比“浑门相声”演员的文化水平高，才能编演出《夸住宅》《开粥厂》《八扇屏》等曲目。因此，“清门相声”对于提高作品的文学性是起过重要作用的。

滑稽京剧，又名滑稽二黄。作者引用了北京相声名家白全福先生的《回忆录》，有详细记述。侯宝林、白全福等相声名家都是先学唱滑稽京剧、后改行说相声而名扬全国的。我想，侯宝林曾演的曲目，正唱逼真，歪唱可笑，这与他当年唱过滑稽京剧下过功夫是分不开的。

现代篇

《现代篇》中包括了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在第十一章中，分节记选了《“冯家门”相声在东北的流传》《“马派相声”的形成》《张杰尧从南方回到北京》和《一代名家张寿臣》。这些著名相声演员，都是民国时期各地的代表艺人。在第十二章第二节《“女相声”演员的兴起》，提到了来小如、德淑珍、苗喜珍、冯洪飞等鲜为人知的早期女艺人。在《相声著作的出版》中，记述了张笑侠的《相声集》（第一辑），此书中的《相声总论》一文，是一篇研究相声艺术的重要文章。连阔如的《江湖丛谈》是曲艺民俗专著，书中有许多评书和相声史料。张履谦的《民众娱乐调查》书中有《相声》一章，记述了河南省开封市的相声艺术及主要艺人。这些民国年间的图书，都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在第十三章中，作者着重记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作家老舍与艺人欧少久合作的“抗战相声”和在华北沦陷区天津市常宝堃与常氏相声。在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的曲艺活动中，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和西河大鼓艺人王尊三都有公认的佳作传世，而相声却很少，在当时影响也不大，这也反映了解放区曲坛的实情。

在第十四章第五节《“俗文学”研究中的相声》，谈到了1938年出版的郑振铎著《中国俗文学史》一书。此书把俗文学分为五类，其中的讲唱文学，相当于今天的曲艺。郑所记述的历代讲唱文学，包括唐代的变文、宋代的鼓子词与诸宫调，元代的散曲，明代的宝卷，清代的弹词、鼓词与子弟书等等，却没有提到相声。这是因为相声曲目多是艺人口传心授，没有文本可查，因此研究相声者也很少。1946年出版的杨荫深著《中国俗文学概论》中，设有相声专章，并有《相声起源》《相声与双簧》等节。此外，只有散见于报刊上涉及相声的短文，数量也不多。不过，当时的俗文学家们，开始重视讲唱文学，并有人注意到相声，这也算相声研究中一个可喜的开头。

当代篇

在《当代篇》中，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相声艺术曲折发展之路。第十五章到第十八章，分别写了“十七年”、“文革”十年、“新时期”、“新世纪”四个阶段的相声状况。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4月“文革”前夕，相声艺术几上几下，是在曲折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建国之初，从旧社会过来的曲艺老艺人都欢欣鼓舞，其中鼓曲艺人编演了许多歌颂新中国新人新事的大量新曲书；评书艺人也根据《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等著名长篇小说改编过一些新评书，还有的艺人根据“二五长征”等党史上的真事，创作过短篇评书。可是，相声艺人却遇到了难题，不知道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如何才能跟上时代，如何才能为人民服务。1950年，“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成立后，在老舍等人的帮助下，把传统相声《菜单子》改成《维生素》，把《文章会》改成《假博士》，都是试探性的改编作品。演出后，观众认可，也使艺人对改进相声有了信心。天津艺人常宝堃创作的《新灯谜》更是歌颂新社会的佳作。建国初期，业余作者创作的《夜行记》《打百分》等一批新相声，经过专业演员演出后，深受观众欢迎。其中作家何迟创作、马三立首演的相声《买猴儿》影响最大，各地艺人争相演出，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作品塑造了“马大哈”这个艺术典型。可是这篇相声也引起了一场争论。当时影响最大的文艺理论刊物《文艺报》也对相声《买猴儿》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有人叫好，有人反对，这在相声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一次。可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却把何迟打成了“右派分子”，就连首演者马三立也在劫难逃，被迫离开舞台多年。本来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传达后，强调了“双百”方针，文艺界很活跃，新相声也很多。可是在1957年“反右”之后，作者们都不敢写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相声了。正因如此，在1958年8月，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中，相声节目只有《社会主义好》《天上与人间》《水兵破迷信》《别泄气》等歌颂相声。其中有的作品，是歌颂“大跃进”中的“敢想敢干”精神的，甚至是美化浮夸风的。虽然在1958年年末，党中央就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批评了“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可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又大搞“反右倾”，再次强调“阶级斗争”，相声创作又进入了低谷。在建国十周年时，只有相声《昨天》是通过一个人的奇特经历，描写了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不愧为相声佳作。

直到1962年在广州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开始“反左”，文艺界反响很大，不仅小说、戏剧出现了一批佳作，相声也产生了马季编演的《登山英雄赞》《英雄小八路》《找舅舅》等新节目。而在1963年和1964年，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后，文艺界，尤其相声界，又一次遇到了难关。作者对于这段历史作了如实记述。

《“文革”中的相声》反映了“十年**”时期相声的真实情况。文革十年在曲艺界经过了“受高压、强挣扎、被利用”的三个阶段。文革初期，许多相声名家，被打成“反动艺术权威”，受到批斗。全国各地的曲艺团队一度解体，相声在文艺舞台上一度消失。

1971年林彪一伙垮台后，部分曲艺团队恢复，有的相声名家也归队，重新登台。1972年马季的《友谊颂》等新相声在电台播出后，受到广大听众欢迎。“倪本”中还提到1972年天津的相声《挖宝》，作者没有细说，我补充几句。这篇写猪身上有百宝的相声，不仅运用了传统相声“子母哏”和“贯口”等艺术手法，而且冲破了当时“四人帮”大力推行“革命样板戏”“三突出”的创作模式，是当时难得的佳作。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艺大解放。相声舞台上出现了一大批揭露四人帮的节目。如1977年出现了《舞台风雷》《特殊生活》等相声，让观众们非常开心。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1979年建国三十周年的曲艺调演中，出现了杨振华、金炳昶表演的相声《假大空》，大受好评，“假大空”被人称作是继“马大哈”之后又一个反面人物艺术典型。此外，还有姜昆、李文华表演的反思相声《如此照相》，影响很大。为了繁荣相声创作，1984年举办的全国相声评比中，又有一批新相声获奖，后来的两届中国相声节，都产生过许多优秀作品。自从1982年在中央电视台首届春晚出现了陈佩斯、朱时茂的喜剧小品《吃面条》后，年年春晚的语言类节目都必有小品与相声的竞争。在有些小品中，运用了相声的表现手法，有些相声演员也改演小品，一直坚持演相声者，不仅有马季、姜昆等相声名家，还有来自湖南的奇志、大兵等一代新人。

新世纪以来，相声回归剧场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京津等地的小剧场相声很火爆，但是小剧场相声也出现了新问题，如在经济大潮中把新中国成立后早已停演的荤口相声又搬回舞台，还把上流传的荤笑话改编成相声，因此，受到文艺界和观众的批评。

更为难得的是本书不仅论述了祖国大陆的相声，而且还论述了宝岛台湾的相声和海峡两岸的艺术交流，也记述了一些少数民族相声及与相声相似的曲种，如藏族中的藏语相声，蒙古族的笑嗑亚热，朝鲜族的漫谈、才谈等等。

在《当代篇》中，对于相声艺术的研究成果也有评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只有侯宝林等编写的几本相声知识读物，进入新时期后，在相声研究方面，史论传等无所不有。如侯宝林、薛宝琨、汪景寿、李万鹏的《相声溯源》，薛宝琨的《中国的相声》，汪景寿、藤田香的《相声艺术论》，王决、殷文硕的《相声行内轶闻》，金名的《相声史杂谈》等都给相声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域外篇

在《域外篇》中，即第十九章与第二十章，记述了中国相声在海外的影响，并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新时期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林培瑞（中文名）在《中国文学》上发表过《论侯宝林》，还访问过天津的相声艺人；朝鲜血统的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崔淑英也来华访问过侯宝林；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教授尼古拉·莱仙客多年来研究中国相声，并把其研究成果写成文章编入教材。1981年他与我国沈阳相声作家白纪元，著名相声演员名家杨振华互相通信，探讨相声问题，加强了两国的相声学术交流。

此外，本书对于与中国相声类似的外国艺术，也有简述，如朝鲜半岛（朝鲜、韩国）流传的“漫谈”与“才谈”，日本的“落语”与“漫才”等等。

通过本书《后记》中作者的自述，我对这位曲坛老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与相声真有缘，天地人三才都占全”。从天时上看，他不仅亲眼见过相声艺术的整旧创新，而且还赶上新时期相声复兴，见到了曲坛百花争艳，笑林绿树成荫。

新中国成立后，相声艺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有些相声艺术家当选为各级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还有些相声名家当选为中国曲协和省市曲协正副主席。在2006年至2010年，中国曲艺牡丹奖评奖中，获得终身成就奖者共有27人，其中相声艺术家就有6人。

在全国数百个曲种中，相声是流传最广的曲种之一。据我所查，《中国曲艺志》的29卷中，有26卷的“曲种表”包括相声，开列相声条目者多达18卷，只有3卷的“曲艺志”中没有相声，但不等于本地没有相声，只是相声并不是本省的主要曲种。可见，相声艺术流传之广，影响之大。

新时期以来，相声选集与相声论著大量问世，再加上这位有心人又搜集了许多各地内部出版的各种曲艺资料及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与文章，乃至相声名家音频资料，这些都为作者写这部书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从地利上看，作者生在相声宝地天津，从小就常听京津两地名家相声，喜欢相声，热爱相声。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是文艺骨干，上台演过相声与话剧。虽然从天津城市建设学校毕业后在天津市建筑工程局工作，但他发表过关于相声的文章，并引起了一场争鸣，让相声界知道其人。1962年，他被调到专业曲艺团工作后，写过许多曲艺论文。“文革”时，曲艺团解散，他调到天津市和平区文化馆做文艺辅导工作，还给业余文艺工作者讲过相声课。1986年文化部在天津创办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他成为“中国曲艺史”和“曲艺概论”两门课程的教授。1991年他撰写的《中国曲艺史》出版引起了很大反响。1996年他退休后还主编过《曲艺讲坛》，后来又出版过《民俗曲艺与曲艺民俗》等书。因此他接受了这部《中国相声史》的任务后，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完稿。

从人和上看，倪锺之为人随和，人缘很好，文艺界的良师益友对他的帮助很大，曲艺界的晚辈都尊称他为倪老师，这也是他在曲坛不断取得丰硕成果的原因之一。当然，仅有天时地利人和还不行，这与他的敬业精神是分不开的。他博览群书，从当代文献到近现代文学、戏剧，活到老，学到老，老有所为。

在《后记》中，他说：“尽管我给汪兄等人的著作提了很多意见，而自己这部著作究竟如何？则又是一个问题。还请专家和读者品评吧！”

这本书的研究成果是肯定的，年近八旬的作者写作态度是严肃慎重的。凡是至今尚不能下结论的问题，他都凭个人理解猜测用“可能是——”来表述。对于前人口述中不同的说法，也都是二说并存的，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这部长达50万字的长篇专著，实在难得。但是由于占有资料的寡众，难免有些地方粗细不均，尤其是音像制品比如盒式带、光盘、络资源方面所谈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