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职可别（大全）

第一篇：求职可别（大全）

求职可别“包装”过头

2014-05-13|文章来源：中人网

好端端的一份求职简历，封面却赫然印有“无形资本”四字;为夺人眼球，已婚偏偏写成“待定”„„近日小编从上海人才服务中心获悉，沪上部分求职者包装意识太过强烈，频频制造出“怪味”简历，有关专家指出，这样做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大老远赶来不是为找工作，而是口口声声要我们为其包装。”中心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日前一位求职者王先生的做法令其哭笑不得。这位王先生不但将厚厚一本简历更名改姓，谓之“无形资本”，甚至连简历上的每个栏目名称都被冠以各类“资本”，生物、地理、物理，统统叫做物理资本、生物资本等等，至于具体的精通程度，“无形资本”吹嘘其为“专家”水准。

无独有偶，为了引起用人单位的关注，已婚的吕女士竟然在简历是否婚配一栏上填上“待定”二字。吕女士表示：找工作，简历自然要“跳”得出。而在另一份简历上，一位求职者甚至把自己的大头照改换门庭，“嫁接”到了一张扑克牌的大怪身上，以显示自己的电脑美工技术确有造诣。

小编从沪上不少才市了解到，目前除了应届生热衷制造各种“怪味”简历，其他求职者也逐渐开始崇尚一些比较“妖”的简历，认为简历越“弹眼落睛”，求职希望越大。

对此，一些常与招聘单位打交道的中介机构看法不一。中国上海人才市场姚先生表示，目前找工作难度较大，简历应根据专业细分，一方面可以节约用人单位的时间成本，另一方面也能体现个人特色，只要适度，可以容忍。

中华英才网施小姐则表示，从不少外企的反馈看，大多人事主管还是喜欢较为简洁的个人履历，三四张纸，只要把个人的信息说清楚就好，太过花里胡哨，效果反而不佳。

[分析]谁“异化”了简历

简历本来的作用是简单介绍自己的经历、特长、要求，仅仅是求职的工具。但是，现在的求职简历却在不断“异化”，“怪味”百出。前不久国内某省一女性求职者甚至在简历上贴上低胸照，以“色相”吸引眼球;另一男性应届生为求职甚至“蓄须”铭志„„

是谁“异化”了简历?经济学有一个常理，有需求才会有市场。个别单位近乎扭曲的揽才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简历的变味。前不久本报曾报道过一个35岁女性人才因为独身，用人单位不要。还有的单位竟表示不会抽烟喝酒，不要;不会泡吧，不要。外地一些媒体还曾报道，会不会与上司调情也成了一个选才的标准。

最终受害的是求职者，是真正要人才的用人单位。所以，要还简历一个本来的面貌，它们仅仅是一个手段，一种工具，骏马用其找个赛马场，伯乐用其来寻良材，除此以外，它不应再添加太多附加的功能。

套用大宝护肤品的一句广告词，何必把简单的事儿弄复杂呢?

第二篇：与人交往可别破罐子破摔美文

破罐子破摔是指把原本破损的罐子摔碎，比喻有了缺点、错误或者极端观点，不但不予以改正，反而向更坏的程度发展。交际中，如果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态，最终只能是罐子碎了，两手空空。

《都市快报》曾报道：某日，身陷“代言10条违规广告”**的侯耀华现身昆明，谈笑风生地为某商业活动担任嘉宾主持。对于网友“明星代言不问真假，只要有钱就赚”的观点，侯耀华表示：“明星没资格去审查商家的证件是否齐全，而且明星也不是专家，没有能力去检验产品的成分和疗效。”此言论一出，掀起一片讨伐声，有人呼吁侯耀华要向公众道歉，而他却面无表情地说：“我要向谁道歉？厂子不是我建的，药品不是我生产的，药店的老板不是我，厂商的证件不是我审批的，电视台也不是我的。明星代言广告出事的不只我一个，凭什么要我单独站出来？”这下可激怒了广大网友，看到网上骂声一片，侯耀华玩起了破罐子破摔，他说：“我都到这个岁数了，凡事都要放松心态，退一万步讲，大不了我不干了，退出娱乐圈。”

对于代言的10条违规广告，侯耀华不仅没有为此感到愧疚，反倒觉得自己才是无辜的“受害者”。侯耀华不仅知错不改，反而破罐子破摔。最终，损人损己，得不偿失。

唐朝时，韩愈和陈京相交多年，有深厚的情谊。一次，韩愈为民请命，请求朝廷减免百姓的赋税，结果触怒了皇帝，被罢免了监察御史的职务，贬谪到广东阳山去当县令。而陈京好像很受皇帝赏识，官职从考功员外郎晋升到给事中，可谓春风得意。韩愈离开京城到广东赴任，陈京也没有去送他，心里很不痛快。到了广东后，他给陈京写了一封信，指责陈京不该因自己被贬官而疏远自己。过了许久，也没有收到陈京的回信，韩愈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痛恨陈京是个见风使舵的小人。于是，他到处和人说陈京的坏话。有人劝他说：“陈京现在升了官，又是你的旧友，你这样做，是不是不合适呢？”韩愈破罐子破摔，反问道：“有什么不合适的？反正他和我已经断绝了关系，各走各的路吧。”后来，有陈京的家丁送来书信，韩愈却看也没看就烧掉了。其实，韩愈并不知道，那时陈京已罹患严重的精神疾病，给事中一职他并未上任。对于这段无疾而终的友谊，韩愈后悔莫及。

韩愈被贬广东，陈京没有去送别，韩愈因此耿耿于怀，两人友谊有了裂痕。韩愈不是想着去查清原因，维系和修复这段友谊，反而肆意诋毁陈京。后来，陈京的家丁来“续缘”，而韩愈仍执迷不悟，干脆来个破罐子破摔，了断了这段友情。当知道事情的真相后，他再想弥补，已经与朋友阴阳两隔，剩下的尽是后悔。

老方丈要派一位优秀的徒弟去圣地取经。他在觉醒与觉尘之间斟酌，打算过几天确定。几天后，老方丈宣布觉尘为取经人选，觉醒既失落又委屈。他想，肯定是值班时睡觉的事影响了他。可这是有原因的，他前一天照顾生病的觉尘整整一夜，所以才会犯错。果然，在觉尘刚走，觉醒就听说，那天晚上觉尘是故意装病的，目的就是让觉醒不睡觉，第二天值班时出错，好让自己获得去取经的机会。觉醒对此懊恼到了极点。其实，老方丈早就看出了其中的猫腻。这天，他找到觉醒，开导道：“徒儿，觉尘已经走了，与其懊悔与痛恨，不如宽容他吧。”“连我最信任的人都这样对我，我还相信世界上有真诚吗？”觉醒失望地说。“我们是佛门净地，你不应该对权势如此冲动……”老方丈还没讲完，觉醒便打断道：“明明是他沉迷权势才使出如此手段，您这是偏心啊。”此后，觉醒变得非常消极，多次违反寺戒。老方丈见他破罐子破摔，只能忍痛割爱，将觉醒开除了。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有人耍心眼，使手段，让你备受折磨。这时候，我们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要乱发泄情绪，把安慰你的人也一起得罪。故事中，觉醒就是一个“尚未觉醒”的糊涂虫。遭遇觉尘的不公平竞争之后，他竟然怀疑起老方丈的好心劝慰，最终只能让老方丈开除了他。

第三篇：苏力：可别等成了戈多

朱苏力：可别等成了“戈多”——关于中国“后现代主义法学研究”的一点感想或提醒

如今真是一个商品社会了，甚至语词也有了卖点。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乃至在中国法学界也逐渐兴盛起来了。在中国法学界，最早大约是我在1994年的一篇评论波斯纳的书评中提到了并分析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思想来源和特点。[1]随后，在1996年，在同季卫东到一个学术讨论中，我对后现代主义及其法学提出了一种看法。[2]我的基本观点是，后现代主义是当代西方的一个重要思潮，对法学也有一定的影响；不应当对后现代作“时代化”的理解，从而简单认为后现代主义与被认为尚未或正在现代化的当代中国无关；应当努力从学理上理解后现代主义，但不是按照现代主义的进路隔靴搔痒简单地予以理解甚或批评；我同时还分析证明，由于制度的因素，后现代主义很难在法学上有太大的市场；最后，我认为，当代中国的这一代法学家包括我自己都是现代主义者。很快，大约由于我在文章中表现了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宽容”，以及我的一系列文章与传统的法理学研究不同，不喜欢唱高调、跟风；而且不仅论证方式不同，甚至叙述风格也与当时的主流不同；对一些当时或至今为学界视为神圣的概念、原则从经验上予以验证、考察和反思；因此我也很快被一些法学界人士指责为后现代主义或后学。尽管其中至少有一些人大约是从我的文章中才第一次了解甚或听到的这个词。

这之后，后现代主义法学就随着这个名词的引入逐渐就蓬勃起来了。但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其之所以蓬勃，原因并不是法学内思想学术的发展，而更多是法学内的政治经济的发展。这个名词具有一种分类的社会功能。首先，它可以作为一种贬低争论对手的武器，变成了一种拒绝思考对方提出的问题的标签，可以很便利地将一切非我族类的人或/和研究结果排除在视野之外。其次，这个标签的另一种社会政治功能就是自我标榜、标新立异，可以跑马占地。更有甚者，大约看出如今是一个符号的世界，是注意力经济，有概念股，新名词也有其卖点，因此，一些学者开始把大量的与传统法学不完全相同或与自己的理解力有差距的法学派别或研究成果都称之为后现代法学。尤其在中国，这一点格外明显。一些学者把法律经济学、批判法学、法律与文学、女权主义法学、批判种族理论等都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包括这次会议）简直是，凡是与传统法学研究或诠释法学不一致的都可以称之为后现代主义。

这种现象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误解是难免的，任何理解之前都必定有一个误解。误解本身是理解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我们只能寄希望经由时间来形成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共识。如果考虑到学术中的政治经济利益，这种相互之间难以交流理解的状况是一定会存在的，或者由于前设的不同（道不同），我看也无法通过理性交流来消除，只能通过法律学术和法律实践的发展逐步消解或遗忘。而且如果从学术上看，这种偏好就如同给人起名字一样，叫阿狗阿猫都没关系，都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标记而已。

我所关心是后果。这种现象带来了一种混乱，在学术界会造成了一种理解的困难，造成一种标签化的阅读和理解，拒绝认真理解被阅读的研究成果，并可能造成一种虚假的学术繁荣，并不有利于中国法学的发展。

如同我先前讨论过的，后现代反对的就是一种“时代化”，即用时间作为一个组织社会现象或学术研究的基本框架。[3]而现在绝大多数对后现代的使用，都是一种“时代化”，即把发生在当代的种种法学新发展都用“后现代”这个词统一起来了。这种用法不仅混淆了当代不同法学之间的差别，而且夸大了时下的法学与先前的法学之间的差别。它一方面强调了时间的断裂，另一方面又把时间维度本身当成一种有神奇魔力的组织框架。它把时代或所

谓的时代精神本质化了。

事实上，现在一些被标签为后现代法学的学术流派很难称之为后现代的。不仅其内部差别很大，而且它们与先前到法学流派差别就理论思路而言并不那么大。让我们来做一点简单地分析。

例如，目前在美国最流行的、影响最大法律经济学，[4]显然延续了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并且这一传统可以更早追溯到古希腊，例如毕达哥拉斯就即希望用科学、数学来解释世界。近代的法律经济学的先驱也许是边沁，[5]但边沁从政治上看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理性主义者。至于法律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以及卡拉布雷西无论如何也不能算后现代主义者。

批判法学当然是受到了后现代思潮的某些影响，但是其主要来源也仍然是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有比较多的怀疑主义的因素，但也受到其他学派思想的影响。例如霍维茨、特鲁贝克、图希内特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的著作都有很深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影子。[6]甚至怀疑主义也并非后现代的特征，而是一切力求创新的研究者（而不是“常规科学”的研究者）的特点。只要看一看霍姆斯书信中所流露的怀疑主义，[7]只要听一听汉德的名言“自由的精神就是对任何都不那么确信其正确”，[8]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至于批判法学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命题：法律即政治，[9]也不过是在重复着古希腊的强权即真理的命题。[10]而这个命题在圣奥古斯丁那里，在马基雅维里、霍布斯那里都一直存在，并且是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主线或之一。

法律与文学是一个以研究领域或材料而勉强组合的法学学派，其内部其实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纲领，或核心命题，因此它也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11]女权主义、批判种族理论也大致如此，其内部没有统一的理论纲领，而是一个依赖特定的研究群体，强调这一特定群体的独特视角之存在，并以特定问题为中心而组合的学派，甚至其中许多观点是自相矛盾的。比方说，从怀特的《法律的想象》，[12]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全新的理论命题，他不过是用比较传统的案例教科书的编撰方式将一些经典的文学文本编撰起来，其分析也基本是普通法的案例教学法。此后的法律文学运动参与者更是在意识形态上，在理论进路上，包括对法律文学运动的基本态度上都有很大差异。例如法律文学运动的一位重要人物，波斯纳，就是以经济学家闻名，在他的影响重大的法律与文学（第一版）中，就称两者是“一场误会”。该书的第二版尽管删去了这一副标题，但是如果仔细读此书，我们仍可以发现，不仅波斯纳对法律与文学的进路持有很大的保留态度，而且他的分析进路基本上仍然是经济学的。[13]另一位学者韦斯特则是一位重要的女权主义法学家。因此，法律与文学作为一个理论来说，还是一个到处游荡的无家可归的人。它并非一个学派。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学派中的人物或著作就没有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确实受到了相当的影响。例如，法律经济学中关于理性人之真实与否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上，波斯纳就认为作为经济学之前提假设的理性人尽管不存在，但这并不影响法律经济学的有用性。理性人虽然只是一个假定，但它仍然是有效的，解释力很强，因此经济学得以成立并不必须其起始假定是真的。[14]这是一种罗蒂式的反基础主义的论证，[15]同时也是一种工具主义后果主义的真理观。又比如，批判法学的一些命题，法律与文学中斯坦利·费希的研究，都有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16]

即使如此，我在其他地方也指出过，受这种影响的也并非上述学派的学者，而是其他学派的学者也受到影响。例如罗尔斯为自己正义理论的基础所作的辩解，[17]尽管他自己也许不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追究起来，一些被认为是后现代的学者，甚至是领军人物，就公开拒绝后现代主义，并对其他后现代主义者表示批评。最典型的也许是波斯纳，当然不是法律经济学的波斯纳，而是新实用主义法学的波斯纳。波斯纳不仅在《超越法律》中拒绝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18]又在《法律与道德理论的疑问》一书中公开且明确界定了自己与肯尼迪（批判法学）和费希（法律文学）的区别，[19]尽管波斯纳被有的学者界定为美国后现代法学两个领军人物之一。[20]

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来源是传统人文学科中的怀疑主义，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这一点非常重要。只要看一看当代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主要思想家，他们都不是经验科学的信仰者，例如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罗蒂、费希等，有些甚至是反对者。尽管他们中的某些人（例如福柯）也进行了一些从广义上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但是他们的倾向从总体说来还是哲学的，人文的。

还有一些被标签为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他们则更倾向于强调实证的社会科学，他们的一些结论可能同后现代的一些命题相近。但是他们得出这种结论是从具体的实证研究获得的结果。例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研究，使得“哲学死了”；例如波斯纳的经济学和法学研究，使得他主张“超越法律”。但是，他们提出的命题都是有更强的学科针对性，而不是一般的普遍的断言，更不是将这一断言作为他们实际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他们反对从原则出发，主张“不要想，而要看”，[21]反对太多的形而上学的玄思，认为逻辑是批判的武器，而不是行动的武器，是破坏者而不是创造者。[22]因此，要将这两类尽管在某些结论上有相似之处的学者归为一类，实在是一种混淆视听，有可能误人子弟。这种习惯性归类之偏好反映出一部分学者在阅读学术著作时过分注重结论、断言，而对学术著作获得结论的理路缺乏关注，对这些后一类学者研究的问题本身缺乏关注和理解。或者说，关心话语超过了被话语说的那个东西。

上面的简单梳理并不是反对当代中国法学界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用法。我的要点是，如同我先前的观点一致，我们不应当过于看重将某一个学者或某一部著作归为哪一类。这种工作对于思想史、学术史研究也许有一定的意义，便于分类理解和全面把握；对于自己的思想清理也许也有点用处；对于教学、传授知识也许也有点意义；但是对于法学界、甚至对于法理学界的思想发展，在我看来，则没有什么意义。正如一位学者也许有点过于辛辣的因此有点后现代的挖苦，什么东西一落进“屎”（史）坑里，就完了；特别是法学。

为什么？因为法学和法律的特点，也因为学术思想发展的特点。就法学和法律而言，它们都是世俗导向的，最重要是要解决社会中的问题。而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并非理论在前，实践在后；而更可能是相反，请想一想“理论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才起飞”。理论对实践有某些指导作用，至少可能在某些时候如此。但是，即使理论上通了，在实践上也未必能做好。即使在这一事件问题上做好了，也未必能在另一个问题上做好。从理论到实践之间有一个很难跨越的鸿沟。“懂得如何做”与“做”不仅并不相等，而且两者还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知行合一的问题一直是人类的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法学思想的发展而言，也具有这样的问题。一般原则既并不能规定具体案件的结果，[23]也不可能包打天下。法学研究能力 的培养不是通过了解他人的思想、给它们分类或排座次能获得的，而是在仔细研究他人研究的问题（而不是结论）并不断练习中获得的。[24]

因此，在我看来，还是如同胡适所言，应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阅读学术研究成果时，首先不关心作者属于哪个流派，哪个主义，而是要和作者一起进入作者关心的那个问题。看作者的问题是否读者自己关心的问题？作者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其论证是否有道理？道理有多大？能否说服我自己？与自己的经验和信念是否吻合？如果不相吻合，问题是在作者身上还是在自己身上？自己能有什么样的补充和论证？用阐释学的话来说，读者一定要进入作者通过其文本展示给我们的那个视野。如果发现作者的说服力很强，那么，读者就可以而且也应当运用这种进路和理路来分析相似的问题，通过这种举一反三的反复练习，熟练掌握这种研究的“工具”，而不是注重研究的结论性命题。通过这样一个过程，逐步的，人的实际运用理论工具分析解决处理问题的能力就获得了，就扩展了。否则，如果仅仅关注主义、流派，他人的研究成果最多也只能成为你的一种谈资，一种话语的材料。你永远会和这些研究材料格格不入。

应当多多掌握这种工具。因此，学者或读者不应当轻易接受仅仅某一种工具，某一个学派，而是应当反复坚持上述的过程，不断扩展自己的视野和增多自己工具箱内的工具，使自己的工具箱内样样货色齐备，不仅各有各的用处，而且在某些时候用在一处。这样，当遇到新问题时，你会很自然地懂得该用什么样的工具来处理这些问题。这就意味着，各种理论都有其短处和长处，没有一种可以包打天下的工具，没有一种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并保证成功的理论。所有的理论都是人们的备用工具，都是为了出现问题而准备的。而人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言，重要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25]所有的理论都只是人们理解、改造自己的生存世界的工具。理论对于人类来说并不具有神圣意味，其全部意义仅仅在于能够帮助我们生活得更好。因此，“我们想的应当是事而不是词”。[26]

也许我的这种态度太贬低了理论？其实，我的这种态度是具有包容性的。也许对于某些学者来说，理论完美本身就是他生活更好的一部分，甚至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理论之所以对于他或她是神圣的仍然是因为理论对于他或她的效用。

我的这种观点也许还太实用主义了。其实也不是。即使对于法学家来说，重要的问题也在于获得理论，而不是谈论理论。获得理论的真正标志是思想和能力的发展，而仅仅谈论一些理论命题、一些人物的主义归属并不增加人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又并不那么实用主义，它是以能力增长为导向的，而不是以谈资增加为导向的；它是以未来（解决新问题）为导向，而不是往昔（总结以往的观点）为导向；它是以参与者身份进入的，而不是以旁观者进入的。

也正因此，我可以这样说，我并不在一般意义上关心后现代主义。在我看来，究竟是什么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学派、一个研究成果、一个学者在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上的研究是否出色，论证是否令人心悦诚服，是否给我启发，令我激动，使得我可以在其他问题上借助类似的进路和论证，推进我对世界的理解和我在世界上的行动。

其实，过分关心主义，在中国除了有排除异己、标新立异、跑马占地等嫌疑外，在智识上一个更深的潜在预设或意图是：有某种“主义”可能是通向真理的专列；一旦你搭乘上了这一专列，那么自己就比他人拥有更多的话语霸权，就可以至少在学术上（但不限于此）更

多地教育或指教他人，就可以在真理之途上领先于他人一步。每个知识人或许或多或少都有这一点心态。有点也许并无大碍。但问题在于，是否真的存在着这样一种通向真理的专列？而即使有这样的专列，是否搭乘了这一专列，就保证了你可以对一切问题都做出正确的回答？有人可以这样相信；但我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专列。法律的生命还是而且也只能在于经验。最后，就算是有这样的专列，那么对于“专列”的选择也只能在你的路途中，哪怕是需要倒车。你不能总是在月台上观看、分析那一趟是通向真理的专列吧？

一不小心，你可就等成了“戈多”――也许这也是一种后现代？。

【注释】

[1] “什么是法理学？”《中国书评》，1995年9月，创刊号。

[2] “后现代思潮与中国的法治和法学”，《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3] 同注2。

[4] 关于其影响，可参看这一学派之对手的评价，Anthony T.Kronman, The Lost Lawyer: Failing Ideal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66-167, 226.[5] 关于边沁与法律经济学的关系，请看，Richard A.Posner, “Utilitarianism, Economics, and Social Theory,” in The Economics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6] 例如，Morton J.Horwitz, The Tran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1780-186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7] Richard A.Posner, ed.The Essential Holmes, Selections from the Letters, Speeches, Judicial Opinions, and Other Writingsof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8] 转引自，Gerald Gunther, Learnd Hand, The Man and the Ju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xiii。

[9] David Kairys ed., The Politics of Law: A Progressive Critique, Pantheon Books, 1982;又请参看，Richard A.Posner, 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53ff.[10] 在《理想国》中，色拉西马克就曾说：“如果一个人推理正确，他就会同意，正义〖dikaion〗无论在何处都一样，都是强者〖kreittonos〗的利益或好处〖sumpheron〗。” Platonis Opera, vol.4，p.339a（Ioannes Burnet ed., 1902）（Politeia, Bk I, 11.2-4），转引自，Posner, 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 p.9 n.12。

[11] 可参看，冯象：“法律与文学（代序）”，《木腿正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

[12] James Boyd White, The Legal Imagination: Studies in the Nature of Legal Thought and Expressi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3.[13] Richard A.Posner, Law and Literature, A Misunderstood Relationshi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Law and Literature, 2nd and enlarged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14] “Ronald Coase and Methodology”, in Overcoming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406ff。应当注意，这种工具主义的经济学反基础论（或基础论？）为不少经济学家所分享。请看，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

[15] Richard Rorty,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and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16] Stanley Fish, The Trouble with Princip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and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应当注意，这两本书是两本文集，讨论的问题也并不仅仅是法律，甚至主要不是法律问题。

[17] John Rawls, “Kantian Constructivism in Moral Theory,” and “Justice as Fairness: 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 in John Rawls, Collected Papers, ed.By Samuel Freem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06, 393－394.[18] Overcoming Law, p.317.[19] The Problematics of Legal and Moral The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65-280.[20] Gary Minda, Postmodern Legal Movements, Law and Jurisprudence at Century’s End,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页208以下。敏达的判断主要基于波斯纳主张“一种没有基础的法理学”（《法理学问题》），这是一种反基础主义的立场，与罗蒂的反基础主义（《自然之镜》）有明显的血缘关系。但是敏达的断言过于简单，如果否认基础就足以构成后现代主义，那么科斯因为他反对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说，也足以称之为后现代主义者了。

[21]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范光棣译，三联书店，1992年，页45。

[22] Posner, 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 p.55。

[23] Lochner v.New York, 198 U.S.(1905), Holmes, J., dissenting, in The Mind and Faith of Justice Holmes, His Speeches, Essays, Letters and Judicial Opinion, sel.and ed.by Max Lerner, The Modern Library, 1943, p.149.又请看霍姆斯的另一名言，“人的主要目的就是提出一些一般性命题，而——我要说——这些命题都狗屁不值（worth a damn）”。见，同上，p.444。

[24] 请参看，苏力：“语境论――一种法律制度研究方的进路”，《中外法学》，2000年1期。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1，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19（原有的着重号）。

[26] Holmes, Jr., “Law and the Court”, in The Mind and Faith of Justice Holmes: His Speeches, Essays, Letters and Judicial Opinions, p.389。

第四篇：投递简历有方法，可别犯错

毕业季，工作季。

找工作的第一步是简历的投递，只有简历被筛选过关才会有后续的面试和录用。

但是新人在投递简历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其实投递简历也是有一定说道的。

邮件中求职情况要写清

沈阳某置业有限公司办公室刘小姐说：“在查看求职邮件的时候，我最头疼的就是邮件标题不写清的邮件。很多求职者会在邮件标题上写‘应聘或求职’等类似字样。如果我们招聘的是单一职务或者邮件较少的时候还会点开慢慢看，一旦招聘多个职务、邮件多的时候，这样的邮件太让人头痛了，分拣就很费时，更有的还写‘这是我的简历’等字样的标题，让人哭笑不得。”

在邮件简历中，最好在标题上标明应聘什么职务，将姓名也写上，这样能够方便应聘单位分拣邮件。同时，刘小姐提醒说：“不少新人的简历做得十分精美，写的内容也很全面，但最好别用附件的形式发送。如果在邮件里不能把情况写清楚，也要把主要内容写在邮件正文里，然后在最后标明详情请见附件。不少人的邮件只有一个附件，正文什么都没写，或者在正文里写着‘您这招实习生吗’、‘我的学历不够但是有经验行吗’一类问题。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说我们都不会回复。而且，如果你的问题暴露了你的条件不合适，我们直接就筛下去了。”

投简历要先把重点说明白

不少求职者都知道“海投”，一封简历给若干家公司，同样的道理，一家比较好的公司在招聘的时候收到的邮件也是大量的。

如果说你在邮件的标题上胜出了，那么就千万不要在内容方面“掉”下去。

某地产公司办公室干事林小姐说：“简历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情况说明白，证明自己适合这份工作、这个职位。有的时候几段比较短的文字就能直接获得面试的机会。当有大量求职信、求职简历的时候，无论哪一位负责招聘的同事都没有太多的时间仔细阅读，所以简明扼要的简历最受欢迎。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想应聘一家公司的话，不要在简历上将这家公司所有的招聘位置都填上，否则用人方不知道你到底想要应聘哪个职位。”

林小姐同时提醒参加招聘会投递简历的求职者，纸质的简历与电子的简历要求是一致的，都是简单明了，少说空话套话，不需要在求职信里大篇幅表决心。如果在简历上附带照片，应挑选形象整洁的，不建议在简历上附带生活照或艺术照。

投递后几个要点要注意

一般来讲，求职者投递简历后，企业会再给适合面试的求职者打电话约面试。所以求职者在递交简历后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而且要知道自己究竟给哪家企业投递了简历。

毕竟投简历只是一个开始，并不代表投过去这个位置就是你的了。如果投过去一段时间没有得到回复，那也应该记住自己给哪家公司投过简历。刘小姐就曾经遇到过粗心的求职者：“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电话通知求职者来面试，结果对方还要我们提醒他申请的是什么职务。”

如果你十分中意某个企业或者岗位，但是在投递简历后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接到面试电话，怎么办？

业内人士不建议求职者给企业打电话，原因很简单：如果你的条件合适，企业就会给面试机会，否则你就不会接到面试通知。但是如果你真的十分想得到一个清楚的答复，那么建议在招聘的有效时间即将结束时打电话询问。

第五篇：要当医学生,你可别手抖

在当医学生的头一个年头里，我遭遇最多的质问便是：你见过死人吗?害怕吗? 坦白讲，每个人的第一次都有恐惧。

记得首次接触尸体是在人体解剖学课上。我们的上课地点在山脚下一排粉红色的小平房里，在老师口中，那排小平房叫作实验室，但我们私下里称呼它为停尸房。平时那里鲜有人去，特荒凉，只有我们身穿白大褂的医学生才会游荡在这片区域，所以其他系的同学亲切地称我们为山脚下的白精灵。而学校似乎也为了锻炼医学生的胆量，特意将每次上课的时间都安排在黄昏或晚上。

第一次走进停尸房的时候，扑面而来的是一股腐臭气息，四顾之下，我真感觉自己走进古墓了。中央摆放着两口特大号的白漆棺材(后来才知道那叫防腐棺)，四周玻璃柜里立着各种尸体切片，扭头一瞧，身旁还立着一副完整的白色骨架。整个房间里密不透风，蓝色的窗帘拉得紧紧的。陈旧的黑板上依稀可见前人留下的笔迹。此情此景，我总觉得似曾相识，过后才想起来是儿时看过的僵尸片在作怪。

当老师打开白色的棺盖后，露出了一丝丝红色，坐在前排的女生吓得突然啊了一声，大家都以为是血液溢了出来。但老师只是淡淡地看了她一眼，不作理会，很麻利地将整个红色扯了出来，我们这才看清那红色是包裹尸体的袋子。打开袋子，深褐色的尸体才真正暴露在一双双好奇的眼睛前。而就在此时，棺内尸体所散发的福尔马林气味已弥漫整个房间。我们齐刷刷地用手捂住了鼻子，胃里的食物开始不断翻滚。前面的一个男生没等老师开讲就拔腿跑出了教室，随后我们听见了令人肝儿颤的呕吐声。男生呕吐完，颤巍巍走进教室，没过两分钟，又跑了出去。此刻，教室里的每个人都蒙了，大家都眼睁睁瞅着那白棺，恶心加上恐惧，导致我们大脑里一片空白。过后老师才幽幽地对我们讲道：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医生的。有些同学体质天生很敏感，可能对福尔马林不适。像这种过不了第一关的人还是趁早转专业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学校在大一便给你们开设解剖学这门课，来检测你们是否真的具备做医生的基本条件。这段话威力十足，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提高了警惕。

我很庆幸我没吐，就像是被上帝挑选的子民一样，我在这场淘汰战役中骄傲地存活了下来。而在这堂课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位呕吐男。第一节课浑浑噩噩地结束了，老师讲的内容紧张得都忘了，唯一能记住的是尸体褐色的皮肤与那久久无法散去的腐臭味。我们谁也没去触碰那已失去活力的人体，只是屏住呼吸静静地看着，如同发现了外星人一样，躲避并好奇着。那一天，粉红色的停尸房彻底成为我们每个人的梦魇。

第一次小试牛刀之后。我和室友回到寝室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洗手。虽然没有触碰尸体，但我们始终觉得手是脏的，拿着肥皂一遍又一遍地洗，直泡到皮肤发皱才停下来。在那晚的卧谈会上，我们一致认为自己不敢触碰尸体的原因是胆小，而练胆儿的唯一方式便是——看恐怖片!于是乎，接下来整整几天，我们除了上课就是看电影，专挑各种血腥残忍的，以此来刺激我们脆弱的神经。一周过后，我和室友猛然有了一种重生的感觉，怀着一颗跃跃欲试的心，开始期待去停尸房。这种奇妙的变化就像是一种修炼，让人迈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好不容易等到上课，我早已按捺不住，迫不及待地提早到了实验室。那天日头毒辣，门外的柳树露着青森森的颜色，四周空无一人，只剩下鸟鸣。实验室里透着微弱的光，细微的尘土在光下肆意飞舞，蓝色的窗帘看得人浮想联翩。我心一紧，径自走近防腐棺，打开棺盖与一层层裹尸布，熟悉的气味再次涌来，日思夜想的人儿此刻便躺在了面前。我深感他存在的意义远远大于他逝去的意义，情绪激动起来，多日磨炼的胆量在这一秒爆发，伸出手指，以对待婴儿的方式开始用指尖一点点触碰咖啡色的肌肤。由于戴着橡胶手套，触感变得颇为不真实。我能感觉到的是死亡的僵硬，没有油脂的铺垫，皮肤如同烈日暴晒过的树枝一般。与死亡的初步交流令人享受，我不满足于触碰式的感受，进一步大胆地拉开尸体腹腔，尽情浏览着他的脏器。一件件有关生命的器官就这样第一次真实地出现在我面前，它们的形态就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脑海。我看着朽木般的躯体，无端地喜悦起来。盖上棺盖，走出停尸房，赶紧呼吸了两口新鲜空气，室内过量的甲醛让脑袋变得昏昏沉沉。我无法相信刚才的触摸、观察与凝视，这一切撕破了过去。我清晰地发现了那可怖面具下的真容，心里满是难以言表的自豪感。

现在想来，当初面对尸体胆怯的我是如此幼稚可笑。尸体只不过是小儿科，在此之后不久，我尝试了用手术刀剥人皮，花费一整天只能剥下来一条胳膊;给兔子做开颅，兔子疼得嘶叫，那叫声如同婴儿啜泣一般;用镊子钳夹小白鼠的眼球，稍不小心，小白鼠便会咬住手指，顿时皮开肉绽、鲜血横飞，给兔子做阑尾手术，打开腹腔一看，里面存活着两个奄奄一息的幼崽虽说一件比一件令人难堪，一次比一次残忍，但我还是扛了下来，狠心与过去的自己一刀两断，坚守着一份做医生的信念。

迄今为止，我的书桌上已经满满摆放了50余本医学课本，最厚的1000余页，最薄的也是300多页。曾经有人做过统计，我们内、外科两本书的字数比四大名著的字数总和还多140万字。我有时会出神地凝望这座书山，感觉自己又回到了高三，然而这里没有一月一考的紧张气息，也不存在老师的敦促。熬过书本的万水千山，我们靠的只是一份做医生的愿望。

每次去食堂吃饭，其他系的同学最怕遭遇医学生来袭。遇到上课时间太紧，我们一下课穿着白大褂便直奔食堂。人头攒动，但一看到一群白色涌来，大家便直接让开道。大家都怕沾染白大褂上的血迹，也怕闻到那怪异的气味。打好饭，坐上桌，夹起一块肉，若是有人问上一句：这是什么肌?这顿饭就彻底变成了学术讨论会。首先会分析这块肉若是以人体分，应属于什么肌，紧接着再讨论它游行了何种血管神经，有何功能与临床意义，最后总结一番，达成一致，我们才开始狼吞虎咽。有时讨论未果，性子急的便直接掏出课本，又是一番激烈的争论。每当此时，我们讨论得越激烈，坐在周边的外系同学就会越崩溃，盯着饭却再无食欲，心中愤愤不平，拿起碗直接逃离现场。

还有几个月，学医生涯便满3年了。3年过去，我越发觉得自己与身边的同学所经历的是一场类似取经之路的旅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辞辛劳地打怪升级，披星戴月地刻苦修炼。

经过一次次历练，医学在我眼里俨然成了一个壳。我在壳下修炼着一颗拯救生命、冷静从容面对磨难的心。我看着这颗心成功熬过了对死尸的恶心恐惧，欣然接受了天天见血浆的考验，爱上课业繁重的生活。这些没有让我觉得难过，我心里明白日后更大的挑战在等着我，但纵使要遭受九九八十一难又如何，只要能见到生命的鲜活，便值得我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