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女性杂志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合谋（共5篇）

第一篇：改革开放后女性杂志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合谋

改革开放后女性杂志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合谋” 消费主义对于女性杂志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女性杂志中出现日后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时尚杂志，其广告内容以服装、化妆品甚至奢侈品为主；二是影响当时现有的女性杂志或多或少的的向时尚杂志倾向，其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与以往逐步发生变化。

女性杂志中的各类显性以及隐性的广告和社会中的消费主义甚至其他意识形态之间是共生共长的“合谋”关系，很难说是杂志广告引发了人们心灵中对于消费主义的需求以及成长，还是消费主义为女性时尚杂志创造了市场机遇和发展空间。

在社会中消费主义逐渐兴起、被接受、被推崇这个庞大的背景下，“女性时尚杂志为消费主义的盛行推波助澜，消费主义让时尚杂志迅猛发展，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处于一种共谋共生的状态。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使得时尚杂志和消费主义文化都能从中获利。”[1]

在前一部分论述到，我们将近三十年的女性杂志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本文认为改革开放的进程，是市场体制逐步建立、人们生活逐步市场化的过程，社会意识也经历了巨大变化：消费逐渐成为理所当然、对于物品意义的追求逐步大于对于其使用价值的追求、整个社会风气的逐利化、寻求诸多外加式宣示身份地位、追求个性化生活方式等等。

躁动期——80年代

80年代中国的女性杂志中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主流还是还是家庭化，但是已经出现了消费主义倾向的躁动。

从消费主义在西方的产生以及发展可以看出，消费主义是与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意识形态，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资本积累、资本增值、市场不断开拓，消费主义所倡导的正好符合这一要求，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体制的转变为消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直接的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造就的“先富起来的人们”是消费主义的主力军，摆脱了计划经济中大锅饭的生活状态，在市场经济的大浪中产生了一批新时代的富人，这个群体主要由个体户、私营企业主、部分国有(集体)企业老总、靠非正当生意[2] 张德俊，男性时尚杂志与消费主义研究，兰州大学，2009

起家的“暴发户”等人组成，但是这类人大都缺少教育背景，属于资本富足文化缺乏的群体，其消费带有“炫耀式消费”特征。

女性杂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市场化，其中的广告产品内容逐渐向服装、化妆品甚至奢侈品倾斜，广告中的女性形象逐渐摆脱改革开放前“又红又专”、劳动妇女等，有着完美无瑕的脸孔、曼妙的身材的女性的广告页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新旧女性杂志上。同时，女性时尚杂志的使得消费从物品本身转移到物品代表的意义，在女性时尚杂志上面刊登的各类广告将人们的欲望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可以说没有女性时尚杂志等相关媒体上面的广告的渲染，在女性中时尚就决不会成为一种公众现象。

但是，80年代的女性杂志与消费主义的结合尚处于躁动期，双方都是心潮澎湃，但是如何更好的结合，媒介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尚有诸多需要磨合之处，这与当时的整体环境不无关系，禁锢了多年的生活突然打开了大门，犹如江河决堤，来势汹汹但混乱躁动，无论是广大被改革开放后各类文化冲击的广大中国女性，还是需要适应以及创造消费主义的女性杂志，都没有形成各自理性的独立的风格。

理性回归——90年代

90年代的女性杂志分类更加细致，受众细分程度也愈加成熟，诸多女性杂志也采取了国际化战略：“《瑞丽》选择了与日本的时尚刊物《主妇刊物》合作版权并以“实用的时尚”为其定位模式，中国纺织出版社与日本讲谈社合作推出时尚期刊《听薇》，隔月出版，引进日本最新期刊技术;《追求》杂志版权页上打上了法国费加罗报刊集团的名字;时尚的《好管家》与美国《Go。dHouseKeeping》合作;《娇点》与《时尚COSMOPOL工 TANGirl》合作，还有互动集团的《青春一族》与美国的《SEVENTEEN))合作，就连1993年创刊的《时尚》也在5年后与美国著名女性杂志《时尚CosMOPOLITAN》进行版权合作”，[1]女性杂志杂志中的产品、广告设计风格、服装搭配化妆风格甚至广告中女性模特的选择都更趋向国际化。

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浪潮中倡导消费主义的主力军由“先富起来的人们”转变为中产阶级，主要包括白领阶层、商业精英阶层(企业家)、专业人士(智力[1] 吴茗，从瑞丽看我国时尚杂志的消费主义倾向，东北师范大学，2007

精英)、新型文化人等群体，他们不但是社会追中的中等收入者，也有用较高的的文化素养和消费品位。中产阶级中的女性群体的消费主义摆脱了“先富起来的人们”的“炫耀式消费”特征，逐渐称为较为理性的消费主义，人们知道自己找寻到了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并不断的憧憬、消费来满足自身对于这种生活的向往。

女性杂志在这个时期“充斥着原汁原味的中产阶级情调，刻意渲染白领阶层品位、生活方式，向读者推销一种身份意识与文化观念，塑造“中产崇拜”的情节，培养白领受众的“中产品位。„„人们消费物品，意图不在其物质性，而在于其所象征的群体地位或者身份，在于购买的体验，通过这种体验，获得身份的认同和社会的提升”，从此之后消费不再是仅仅购买商品那么简单，而成为鲍德利亚描述的意义的消费、符号价值的消费。

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国的经济得到大幅的发展，物质生活以及文化生活都前所未有的的得到提高，整个中国社会逐渐步入大规模消费或者称为大众消费的社会。伴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女性杂志的国际化战略，越来越多的人们(首先是中产阶级，其次是城市中年轻的“追星族”、“时髦族”)开始学会与“国际潮流接轨”，女性杂志中越来越多的出现日韩女性甚至是碧眼金发的妙龄美女，广告中的商品开始大量出现外国商品、广告中女性形象设计融入外国设计元素、化妆服装搭配也开始出现国际化倾向。

成熟多元——21世纪以来

可以说进入21世纪，消费主义在中国成为真正的主流，加入世贸组织使得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都经受着世界市场的考验，中国的发展甚至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人们的消费，整个中国成为一个消费王国，国家对于消费的倡导从暗处转到明处，消费主义成为大众社会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70年代末出生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成长起来，完全生活在市场经济中的中国的新一代正式步入消费年龄，他们的观念中消费主义是根深蒂固的，年轻人率领着中国人正在毫不犹豫地步入一个新的消费时代。

在这个时期，另一个重大改变是互联网成为中国人生活的重要角色，人们接收到的信息量达到空前的巨大，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们的信息量和欲望是成[1][1] 王蕾，时尚杂志：文本背后的消费主义，编辑学刊，[J]，2009（06）

正比的，庞大的信息量很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欲望；同时庞大的信息量使得人们心中原有的意识形态、自我定位等发生微妙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个人形象、生活方式等。人们有了消费的欲望，有了在纷繁中个性化自己的需求，这个事情的女性杂志中的女性形象是多元化的，温柔的贤妻良母、彪悍的野蛮女友、精明的女强人、留着短发的中性女人、袒胸露乳的妖娆女„„她们都以女其相对个性化的形象向人们宣传着她们的商品背后的符号意义，在告诉诉求这种生活方式的女性们“购买它吧，拥有了它你就可以像我一样”。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女性时尚杂志出现电子版、网站，其中的广告形式更加多样，有印刷精美的大幅图片、不易察觉的软文、甚至出现在女性杂志电子版的动态广告。所有形式的广告都在倡导商品的符号意义，在这个时代我们翻开任何一本女性时尚杂志，都会被其中流光溢彩的世界所吸引，在这个世界中形成了鲍德里亚所说的“物对人的包围”。并且包围消费者的商品是以整体的面目出现的，即“今天，很少有物会在没有反映其背景的情况下单独地被提供出来。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变化:他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看全套的物。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除了各自作为器具以外，都含有另外一层意义。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并强加着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好似一条链子、一个几乎无法分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的动机。”’[1] [1](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福、罗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3页

参考文献：

(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福、罗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3页

王蕾，时尚杂志：文本背后的消费主义，编辑学刊，[J]，2009（06）

吴茗，从瑞丽看我国时尚杂志的消费主义倾向，[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7

张德俊，男性时尚杂志与消费主义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9 魏红霞，消费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缘由考究，经济问题探索，[J]，2010（10）

第二篇：浅论消费主义文化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

浅论消费主义文化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

一、消费主义文化

消费主义文化是20世纪伴随西方消费社会到来而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和生活方式，是一种以推销商品为动力，以消费至上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现象。在中国，虽然消费社会尚在形成之中，消费主义文化也并未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但现代消费观念正在逐步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行为之中。

在很多情况下，消费主义代表一种意义的空虚状态和不断膨胀的欲望和消费激情，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它最明显的特征，是将对商品象征意义的消费看作是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实现，看作是高质量生活的标志和幸福生活的象征。

消费主义文化，换言之，这是一种后现代消费观。后现代消费的突出特征表现在，它是一种“异化”的与炫耀性的消费。

有学者将当代消费行为归纳为六大特征：一是早熟消费，即消费水平和质量超过了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二是畸形消费，即消费内容过多、过快地向高档化和享受型倾斜；三是豪华消费，即追求不切实际的奢侈、气派和浮华；四是炫耀消费，即把高消费当作实现社会优越感和虚荣心理的手段；五是悬空消费，表现为追求一种脱离经济发展以及个人消费承受能力的消费；六是情绪化消费，即把消费对象的占有、享受作为弥补精神空虚的手段，等等。

二、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目前就我国而言，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主要是指维护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各种因素的干扰和侵犯，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以便推动我国走出全球化境域下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困境，进而继续发挥其凝聚社会成员、维持社会稳定的安全阀作用。我们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并不是要求全体民众在政治认识上高度一致，在行为方式上整齐划一，而是要求思想上、政治上、价值观念上的个性和分歧从属于共同的社会信仰、政治理想和主导价值。

三、消费主义文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

伴随全球化而来的多样化价值观不断冲击着社会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取向，使社会成员处在价值观念的冲突中，原本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在这种冲击下影响力不断减弱，表现在我国就是社会成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价值观出现不同程度的淡化，且经常被置于边缘的位置，个别情况下竟然面临着失语的危机。

其中，消费主义思潮就威胁着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一味强调个人的自主地位、个人自由选择，承载的不仅仅是现代民众居家度日的准则和伦理，它强调的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意志在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等方面对民众日常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控制和主宰。

在现时代，消费主义文化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成的威胁，主要在于潜移默化地诱使我国民众在生活方式、消费观念、价值取向、处世哲学等方面日益向西方认同，并不断剥离和解构着我国民众对理想信念、政治信仰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神圣感和崇高感。

面对风险和挑战，如果仅仅一味依赖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屏蔽”思维和“封堵”策略，不仅无助于安全问题的解决，反而会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封闭和凋零。为此，我们必须转换安危理念，建构安全机制，以软实力提升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生长点，不断创新和发展国家意识形态，使之切入社会实际，表征新的时代精神。

第三篇：大众传媒与消费主义文化

一、大众传媒与消费主义文化：

消费主义，是指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流行的一种社会道德现象，是指导和调节人们在消费方面的行动和关系的原则、思想、愿望、情绪及相应的实践的总称。其主要原则是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这些当作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西方消费主义渐渐渗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文化层面，消费主义文化因此而出现。消费主义文化，指的是文化意义上的消费主义，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指为了使被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欲望得到满足的文化意识形态。在我国，大众传媒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也会受到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同时由于消费具有典型的符号化特征，大众传媒对消费主义文化的蔓延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以下将从我国电影贺岁片的发展来谈谈大众传媒与消费主义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我国电影贺岁片走向商业化，这是消费主义文化在电影方面渗透的表现。

（1）电影内容更加符合大众的消费心理，朝着“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更加迈进了一步，但同时也更加具有娱乐性。许多贺岁片早期是比较有思想的，因为它们的拍摄是建立在小说基础之上，是对人性和文化的深层反思，但是现在中国电影跟文学越来越远，大众对于贺岁片的文学期待即审美享受逐渐转向愉悦期待，太过文艺思想的东西多数没有市场，因为受众现在追求的是物质享受和消遣。因此，商业化的电影很符合消费社会的要求，中国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正在朝着消费主义狂奔，而商业化的电影正是帮助他们狂奔的轮子和车子。这就是为什么批评家、媒体在批判这类电影的时候，它们照样能够成功，因为符合大众消费心理。刚刚上映的《非诚勿扰2》、《让子弹飞》，受众的褒贬不一，在表面的搞笑和冷幽默的对白之背后，却是与青春、情感和尘世莫大的疏离。而往往反映社会发展主旋律的电影却日日减少。（2）电影表现形式的商业化。宏大的场面、激动人心的音乐、美仑美奂的画面以及靓丽的演员等视觉表象。启用大批中青年明星尤其是港澳演艺界大腕参演，是一种创新，这对于扩大其吸引力、影响力，不失为一种有益尝试。如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变化巨大，从这个角度看，选择对当代青年有影响力的明星大腕参演，就不仅仅是着眼于电影票房号召力，更是长期以来党的宣传文化事业“三贴近”的追求，不失为是一种有效尝试。无论视觉还是听觉表现，贺岁片的编码逐渐走向纯粹供视觉听觉消费的方向，采用现代电影技术，尤其是特技和3D效果，满足受众感官刺激和需要。在市场经济之下，商业大潮的席卷使得电影不折不扣的要为市场的主人受众服务，愉悦价值成为贺岁片不仅是必须而且是首要的考虑对象。（3）电影中的植入式广告。这是消费主义文化在电影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将商品信息的广告融合在影片场景、影片道具、电影台词、主演的生活和使用物品中，给大众留下印象，形成潜移默化的宣传效果。消费社会背景下，消费是生产力，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电影的销售，广告起了主要作用，尤其是植入式广告。在《非2》中主演开的车都是奔驰系列的，还有最淡定的淘宝网广告，随处可见的旅游景区的广告。在《女人不坏》中苹果电脑的广告，《手机》中所使用的摩托罗拉手机的广告。电影中所使用的符合自身情境表达的广告，是在能够满足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大众消费者消费意义的需要，实际会对大众的物质生活消费进行诱导。但是过多的使用植入式广告也必然会引起大众的不满，因为电影创造者要充分尊重大众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

电影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在制造时尚化、标准化的大众文化时，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消费主义文化的发展。大众传媒与消费主义文化是互动的，但是作为一种体制和

机构，大众传媒总是更加主动，更有进取心。虽然大众的主动性和自主意识增强，但是大众传媒还是积极逢迎、靠拢或争取广大受众，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诱导和操纵消费者，它们左右着消费观念和消费时尚的方向，传播消费主义文化，建构消费意识形态，把越来越多的人都卷入其中，使消费主义文化成为了一种大众化的消费生活观念与消费方式。

第四篇：意识形态与法治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考察

意识形态与法治发展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考察

王逸飞

 2011-12-26 11:21:47

来源：《理论月刊》2011年第10期

摘 要：中国的法治发展不能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想基于对社会存在的客观分析，形成科学的意识形态。本文将以法治发展的合法性源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领导法治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自主品格几个方面的论述为依据，试图阐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主导作用。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法治发展，主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告别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扬理论创新精神，在积极探索和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上，表现出对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理论新觉醒，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指导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崭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崇高的历史地位，成为我们研究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理论依据。本文将以法治发展的合法性源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领导法治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自主品格几个方面的论述为依据，试图阐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主导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法治发展的关系上.长期以来存在一些片面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结为三方面：一是认为法治完全依赖于政治意识形态，不具有独立性：二是认为法治应远离政治意识形态，即法治是完全独立的“自创性”系统；三是认为法治和政治意识形态存在联系，但是两者处于同一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前者居于主导地位。第一种认识是“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或者是“泛意识形态”主张，这种观点在今天基本失去影响：第二种认识的依据主要来源于西方理论。在法治的知识生产和实践中的精细分工共同作用下，形成视法治为依其自身内在逻辑为发展理路的“独立系统”。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法治的独立演进已然成为真理，即便任何法治国家也不存在这种“超然”的法治。不过此观点在当下中国学界占据重要位置，尤以中青年法学工作者为甚；第三种认识是介于上述两者观点的折中，貌似辩证，但究其实质依然是第二种认识的妥协。承认两者联系的目的不在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认识依据，只是为了应付现实的政治需要，最终还是落脚于法治的“独立”上。这种认识具有隐蔽性，在当下学界也占据不小的市场。它的主要表现在于：暖昧地处理政治意识形态和法治的关系，籍口“与国际接轨”、“全球化”或者“现代化”等大词，试图淡化前者的主导地位，以期突出法治的独立性。

法治总是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紧密关联，它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而抽象存在和发展，“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法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关于法治的理论思想构成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前文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界定看，它主要是指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的理论体系。因此可以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涵上也属于当下中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且属于主流意识形态或者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由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法治都属于当下中国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法治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都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也对经济基础发挥能动的反作用。正因为如此，在探讨两者相互关系时产生种种片面和错误一方面是认识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处于唯心主义立场和历史虚无主义立场的西方理论的故意曲解和误导。本文的目的在于论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虽然和法治同属于总的意识形态，但是前者的地位高于后者且前者主导着后者的发展。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法治发展的依据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法治发展起着间接的主导作用.并不否定法治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法治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主要体现在法治作为一种“规则和秩序之治”的形而下的制度特征，在法治的实践过程中，证成着政治社会不同主体的主体性存在。法治在实践中通常以人们直观感受而作用于生活世界中的主体，时时刻刻以实实在在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与之比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则处于形而上的地位，它并不依靠直观的力量影响社会行动，而是通过凝聚社会主体的共识、塑造社会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的观念模式来试图型构国家与社会。“说到底，意识形态已成为现代国家的道义基础和权力核心”，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建构我们所欲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基础。法治作为一种制度当然无法脱离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性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法治发展起着直接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下述几方面。

1.法治发展的合法性源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法国学者让一马克·夸克指出：“最通俗地讲，合法性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性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和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上述概念从统治者的权力正当性来源出发，论证政治权力得以被遵循的条件。因之，合法性和合法律性存在差别。如果合法性和合法律性表达同一意思，显然在逻辑上陷入循环论证，最终无法得出什么是“合法性”。当代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在谈到合法性时也采取了类似的证明，他通过揭示程序主义法律范式，在其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阐发了商谈民主的交往理性内涵，由此产生的法律就具有了合法性，说明合法性源于一种“共识”的“价值观”背景下。

法治及其发展在政治社会中需要上述合法性支撑，然而由上面简单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法治或法治发展不能依靠自身去证成这种合法性，它必须来源于更高位次的理论逻辑。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考察，提供统治权合法性支撑的思想体系主要就是一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不仅是革命的舆论准备，而且是新社会制度建构的思想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以来的真正革命其实都是意识形态革命”。克思精辟地论证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统治地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怍为统治权重要组成部分的法治及其发展意味着其合法性来源只能是特定社会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作为一个阶级它们并没有誓死捍卫所谓的“法治”思想，而是以种种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瓦解着封建主义法律制度。

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构成，法治发展必须符合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规定。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对当代中国国情的科学反映，它不是人们虚构和假想的产物，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针对中国具体发展的客观思想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当性来源于以此意识形态为自己执政理念的有效把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的基本方略，法治和法治发展总体上属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组成部分，从逻辑上看，法治发展由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应然之举，从而法治发展的合法性内在地规定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之，试图依凭自在的理论逻辑，把法治发展的合法性建立在法治理论的“超验”理性上.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失败。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总之，一定社会的法治及其发展必须同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发展的合法性。在当下中国，法治发展的合法性来源于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契合，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着法治发展。

2.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领导法治发展

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保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更是时代的要求与需要，是党的先进性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全国人民的先锋队，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只有与时俱进的、与群众密切联系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才能使其顺利实现。

坚持党对法治发展的领导并非中国共产党的“独创”.党对法治发展的领导存在正当性。从当今世界各国的具体情况分析，任何实行法治的国家都存在一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状况。无论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执政的政党总是使自己代表的利益普遍化为国家的利益，同时利用包括法治在内的政治上层建筑加以维护。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学者往往在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发展的问题上肆意歪曲和丑化，这是由他们“反共”的意识形态本性决定。事实上，西方国家政党对法治发展的领导可谓司空见惯，并不存在超越政党政治的独立法治。以所谓法治“模范生”的美国为例，“在美国，虽言必称法治，但法院在法律实施中并不总如此”，“法治所言称的司法不受政治干扰的目标实际上在任何发达国家并没有实现”，美国是“政治化法官之治而不是法律之治”，所以“在美国的司法经历了上百年的政治操纵后，法学教授也呼吁保护法治这一脆弱的制度”。什么是政治操纵？说到底无非是主流意识形态之操控，无论美国的民主有多么美好的表现，无论其每隔四年的两党竞选总统的卖力演出，最终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毕竟“意识形态总是与社会的局部利益相联系的”，其终究考虑的是“政治行动者声称拥有唯一权威的统一的意义体系”。关于党对法治发展的领导非本文阐述重点，将另文详述。总之，执政党对法治发展的领导是一种既客观也正当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然之举，试图消解党的领导和法治发展关系只是一种浅薄的、虚假意识形态。

党对法治发展虽然具有领导的正当性，但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党如何领导法治建设？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应该吸取人类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努力营造一种符合党和法治建设恰当关系的政法架构。法治文明对中国来说是“舶来品”，作为制度文明经历了历史形成和发展的漫长过程。近代以来法治作为西方文明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辉煌的角色，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知识生产的丰富、实践经验的累积以及社会分工的精细，法治越来越呈现出“独立”的色彩，加之西方法治国家基于各自历史发展的不同架构和制度设计，衍生了法治系统的“神圣化”。几个世纪前西方殖民者不但在世界各地开拓新兴市场，也不遗余力地推销着法治这一制度产品。今天，西方国家依然深信其法治的力量，这也是法治“普世主义”价值观的体现，“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国际发展署和世界银行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的法律改革，花费了将近10亿美金。这很容易使人们认为，以西方经济发展时期的经验为基础.以过去的50年发展中国家法律发展的得失成败和60年代法律发展运动的经验为基础，一个成熟的法律与发展模式已经出现。”但是，在西方多数人看来法治的实行是超然于党派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法治有其自在的发展逻辑。因此，他们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口诛笔伐”。也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法治发展的进程中由于经验和理论的不足，出现了一些教训，更加引起西方一些人士的怀疑。但是，说到底在法治发展的问题上，“党的领导”和“党如何领导”是性质殊异的不同问题。

党如何领导法治发展实质上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法治发展中领导地位问题的核心。如上所述，由于中国实行法治的时间并不久远，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经验依然存在不足甚至谬误之处。在处理党的领导方式问题上缺少可资借鉴的理论和经验，因此在党领导法治发展的进程中必然产生一些失误，比如说党委干预司法(由此延伸出党委大还是法律大的常识性问题)等。产生问题的原因就是在探索党的领导过程中在坚持党的领导甚至是党的干部领导上延续了党的政治权威性，而忽视了法治发展的自身规律性。尤其是突出党的干部领导实质上就是人治惯性使然，这些往往违背了法治精神。

法治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是法治相对独立性的根据。前文已述，在法治发展的历程中，人们在创制了一种制度文明后，在后人不断完善下总是越来越趋于专业化，这也是人类社会分工的结果。加之由于人的自身能力局限性，本来是人类创造物的法治却距离多数普通人群渐行渐远.形成所谓较为封闭法律职业群体。概言之，法治发展从制度文明演进的角度而言，通过制度的外在化而彰显法治的内在精神。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者，纵然如此，党不可能充当哈耶克所谓的“全智全能”的角色。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力量，但是这种领导一般地是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并不意味着党直接干预法治的具体实践过程。后者是由经过专业训练的相关人员进行操作，虽然其中的部分人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在具体的法治实践中它们并不是以党员的职责从事法治工作。

一方面党要领导包括法治发展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也不必事事躬亲，因此在法治发展中坚持党的思想领导乃是题中应有之义。从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性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主要的表现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构成党的执政理念。它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法治发展当然应从自身角度加以回应.因为法治发展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下的实践过程。

当下中国在法治发展中坚持党的领导的确还存在不少问题.由此产生了对党的领导的怀疑甚至试图否定党的领导，这是值得警惕的现象。但是，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往往似是而非，在谈到党对法治发展的思想领导时，不愿意旗帜鲜明地强调党的领导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原因往往在于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本能排斥，因为“意识形态是一些他人的思想，很少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思想可能是意识形态的，这表明我们几乎本能地排斥它。惟恐我们最珍爱的观念其基础的构成比我们所愿意承认的更不牢靠。”，实际情况是：当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较为客观的反映，在它的指导下，中国的法治发展必然能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实现法治的内在价值，开创社会主义的新局面。这一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

3.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自主品格

从法治所追求的价值内容和实践的技术形式而言，存在一定的普适性，这与社会形态无关。但是，一旦回归到价值目标的指向，或者说当观察问题的视角转向生成价值目标的“元理论”的根源时，一个多元的法治发展场景便会客观展现。如前所述，法治发展不是其内在逻辑的自发展开，它和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密不可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规定了法治发展的外在环境，迫使后者从根本上服务前者。反之，法治非但无法发展，可能面临退出的危机。就此而言，法治发展依附于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法治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性是“元理论”层面的构架，当我们面对“生活世界”时，却发现作为社会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直接塑造法治及其发展。他国的经验往往提供给我们的是法治发展的自发演进路径依赖，却与社会情势相当契合，为社会发展和文明递进发挥了制度导向功能。生活场景和“元理论”的考察在现实的展开中出现了类似“悖论”的局面。是否存在一种媒介，其在法治发展和社会存在之间发挥着沟通作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纵观近现代西方法治文明各国的经验，以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各国在法治发展的道路上各具特色。即使属于同一法系，不同国家的法治具体实践也存在较大差异。以英国和美国为例，前者不具有成文宪法，后者却几乎就建立在一部成文宪法及其修正案上。制度设计大异其趣，不可否认的是两者的宪政发展(法治发展的核心)并不显示孰优孰劣。再以大陆法系的法国和德国为例，两者在民事法治领域尤以民法典追求旨趣的异同而成就了大陆法系法治发展的一段传奇，最终的结果并没出现“零和”场面，而是依各自特点为他国法治发展提供了各具特色的范本。实际上，西方法治各国的面目各不相同，这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宪政安排还是具体制度都存在不可小觑的差异。从形式看，有些差异甚至形成冲突，否则也不会在国际私法领域产生“冲突法”的概念。

虽然出现上述局面，但无论是现实的政治世界还是在学术界存在一个共识，就是西方各国的法治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这个结论时常遭受诟病，似乎“姓社”、“姓资”的争论只不过存在于历史的垃圾堆中，话语转向的背后是以淋漓尽致的实用主义态度对待社会发展(包括法治发展)。长期以来，在不争论的话语场景下，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全球得以迅速传播。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全球化不只是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经济分工结构的重构，伴随而来的也是处于强势的西方意识形态话语大行其道。一段时间里，在西方法治话语的冲击和影响下，启蒙的中国法治理论和实践无不以西方理论和实践为范本：先是德法、后来英美。法治话语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鸿沟导致指导思想和实践的脱节，本以为西方法治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使当下中国法治发展“减少分娩的阵痛”，最终的结局往往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前文已分析过西方法治并非如其宣称的自主发展、与政治无涉，法治发展的相对独立主要表现在技术和人员的专业性方面，在元理论层面必须符合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法哲学角度的考察更能说明这一问题。沃勒斯坦认为当今世界社会科学存在三种主要的意识形态派别：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当今西方法治国家主要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为内容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球形成强势话语。西方社会的法治发展无论采取什么路径，在意识形态层面都是归宗于上述思想内容上。这也构成了西方法治模式的固有特色，即使其所奉行的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歪曲或虚假反映。不过，因着“意识形态”的“恶名”，西方国家在推行其意识形态时，往往以“价值观”为名号而规避其实质。尽管如此，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对法治发展的主导是无法否认的，如同否认意识形态的徒劳，最终只是“若要避免，就必须或至少通过这样一种说法来加以修正某些观点比其他观点更是意识形态的。”

从世界范围看，“当代意识形态冲突的新特点，即大体上在西方话语体系范围内展开。也就是说，当代西方的意识形态扩张、渗透，更多的是以‘全球话语，和.普世价值’的方式实施的”。与之相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处于弱势话语地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意识形态必须随着社会变迁而加以变革。僵化的意识形态不但在思想上产生不了凝聚力，实践中更会损害人们的积极性。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确立后.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虽然社会主义建设绝非一帆风顺，但是在以中国特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意识形态的引领下，中国总体上取得了长足进步；虽然“中国模式”的提法还没最终达成一致，但是“中国特色”是无法否认的，而这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其指导作用居功至伟，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结语

中国的法治发展不能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想基于对社会存在的客观分析，形成科学的意识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曾经犯过封闭的错误，改革开放后为了顺应时代要求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需，中国共产党以对历史的担当在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思想和科学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变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和价值。使得中国的建设事业在发展的每一关键环节都奠定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变化又反过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巨变，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总是发挥了解放思想、排除干扰、统一思想、指明方向的历史性作用”，法治发展概莫例外。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变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本指导，因应社会发展变迁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指导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较为完善的结构。苏力先生在谈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经验时指出，执政党对中国法治发展的三个关切就是：国情、社会主义和作为实践而非话语的法治。此一判断虽然在学界遭受不少批评，但是在笔者看来它客观地反映了当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法治发展的进程中从开始的接受西方法治实践和理论的启蒙，经过长期的吸收借鉴，在充分认识到人类制度文明的共性时，也注意到不同的国情和传统深刻地影响着法治发展的路径选择。一味追随他者文明，终究只能“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药铺”，这是一种病态的文明观。反观法治文明各国，虽然奉法治为圭臬，但在具体的路径的选择上莫衷一是，却也没有使哪个国家失去法治的光环，并且大都以其鲜明特色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总体性指导地位迫使当下中国法治发展因循其设定的路径轨迹和价值追求，通过艰难的实践，意欲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我们已经“在途中”，从“人治”和“法治”的争论、从“法制”到“法治”的语词演进、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一条清晰的发展轨迹显露无疑。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发展路径已经初步展现在我们面前，而这正是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塑造功能。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是为了话语的均衡而可有可无，这种反作用是通过点点滴滴的积累才汇聚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阳光大道。

第五篇：女性化妆品的生理与心理消费需求分析

女性化妆品的生理与心理消费需求分析

阅 读

2010-2-9 作者:佚名

已成为绝对消费主力的女性化妆品市场，在消费观念上已大大不同于以往，经过研究分析可知，在化妆品领域，消费者得需求大体可以分为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这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其中两个方面，分别代表金字塔底层的生存和基本生活需求和中高端的追求自我形象完美的心理需求。

女性消费需求的这两个方面，决定着女性在化妆品消费种兼备着理性和非理性两种消费心理，一般来说，在基本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逐渐开始了对美的追求，这一过程的实现，见证了生理需求到心理需求的过渡，这些转变也决定了在化妆品消费领域，女性的购买行为逐渐从理性消费转向了感性消费并且这种趋势正愈演愈烈。

把握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关键因素

消费研究证明，在化妆品消费中，依旧存在着很大一部分忠诚于产品质量的女性消费者，她们是理性消费的代表，往往容易受到产品质量、价格及功效等因素的影响，在做购买决策的时候往往会深思熟虑，一般不会冲动的购买某一产品或品牌，这一类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较大，消费行为相对比较稳定。

然而，在化妆品这一特殊消费领域来说，以女性为主要消费群体的消费特征决定了在此消费过程中，更多地是一种非理性的消费特点，影响她们的购买决策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女性消费具有感染性消费特征

女性在消费过程中往往带有丰富的感情，心理活动起伏较大，容易受到情感的支配和影响，从而产生对某种产品的喜爱导致购买欲望，她们往往会通过直接的感受而对某种产品或者服务形成偏好，因为其名称、外观、包装或者服务而引起冲动，当时的一句广告语，销售人员的几句贴心的讲解都很容易让女性消费者暂时忘记产品的功效而产生购买冲动。

女性消费行为过程中，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鉴于女性的独特消费定位，在其消费过程中，往往不可避免的出现从众心理，盲目的效仿他人，人云亦云，造成了消费行为的非理性发展，这是一种感染性消费特征。女性购买欲望受直观感觉影响大，容易因感情因素产生购买行为。

女人都是时尚崇拜动物

现代社会，女性的地位越来越高，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得她们在精神领域的追求也日益明显，除了追求美以外，更多的女性希望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更加着意于个性化的生活，女性对时尚的追求已经向更高层次转变，不但注重外表，而且在向关注内心和高品质的生活转化，所以她们在购买化妆品时，较多地侧重于外观包装，在意美的效果，她们热衷于追求品牌并信任品牌，品牌意识强烈，认为品牌便是产品质量的保证，同时，她们不断地追求产品的流行趋势，使用一些新颖、奇特的产品来强调自我的唯一性。

冲动是女人心理的“鬼”

女性消费的显着特征之一，便在于她们的消费过程中冲动性购买行为频繁。女性消费者在购物时更加细致，更加易受他人影响，并且更重视购物环境。她们在购买产品时，也许不是已做好计划而购买，绝大多数她们并不会按理出牌。

女性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经常会因为某些特殊场合而产生冲动性消费，例如正好遇到产品打折或者正好有包装可爱或者精美的新产品上市，或者是因为陪朋友逛街看到了自己心仪的东西而购买了本无需购买或者是超额购买了应需的产品，这种情形在女性消费者之中非常普遍。

另外，一些特别的环境也会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可能因为现场的销售环境很温馨，也可能因为销售人员的讲解很贴近自己的认知等等，这些因素都极易刺激女性消费者的潜在购买欲，她们此时的购买行为，已经排除了自身的需求或者产品的基本功效，而是一种因为环境而导致的冲动性购买，所以，很多企业也会在终端层面上下足功夫，绞尽脑汁让这些冲动性感情动物驻足，达成最后的销售目的。

当然，因为女性有着她独特的消费特点，所以很多时候她们选择是否购买一种产品或者是什么时候会去购买也有其规律可循，她们极有可能是因为发工资而出现的突击消费，更加常见的情况是在极端的情绪下容易出现冲动性购买行为，特别是在不如意或者非常开心的时候最易出现消费冲动。

“我感知”是终端最后的诱惑

在消费过程中，女性消费者容易受到打折信息的影响，她们经常会因为促销活动或者广告影响而购买一些没用的或者超出实际需求量的东西。一般来说，女性在很多情况下比男性更加注重自己的形象，她们往往会不惜血本地大量投入大化妆品购买上，尤其受到相关化妆品销售人员的推销与介绍，或者新品上市而做的煽动性广告，因为女性对于各类媒体广告的关注程度均高于男性，比男性消费者对广告的敏感度普遍要高很多，所以她们便更会对产品产生兴趣，觉得买得了产品就是买得了美丽，必须一试。

很多消费者还会因为某品牌产品的试用或者派送的一些赠品而形成了对该产品初步的心理接受，加之现场的人员引导很容易就放弃了自己的原则而投入到产品购买的行列之中。介于女性消费者的心理特征，很多企业尤其是美容行业，经常利用消费者的某些疑问而进行顾问式的服务，不断地强化消费者的美容意识，让她们觉得自身存在着不足有待改善的地方，并且在不断的推进中让消费者潜意识里形成了非美不可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情况下的女性消费者，很容易就被对方的糖衣炮弹所击中，在终端的感受中不断地降低了对产品的抵抗力，形成最终的购买行为。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女性对美的要求也不仅仅停留在过去的标准上，女性消费者在选择购买产品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关注着品牌的附加值，你的服务是不是让人满意？终端的设计是否跟产品特征融为一体？销售人员的着装或者语言是否协调是否符合品牌的形象等等，这些都已经成为女性消费者购买产品的一个重要选择指标。于是相关企业开始全方位研究女性消费的共性，以此来指导产品在终端的体现方式，从消费者的心理出发，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所以便出现了日益激烈的终端竞争。因为企业知道，女性消费者的直觉胜过理性的判断，几张震撼心灵的海报设计，几个精美的小礼品，它所取得的效果，可能胜过几重产品技术的提高。

总体来说，女性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中存在很多的偶然因素，一般会受到产品自身、周围环境、消费心理等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有其理性也有非理性因素在内。在化妆品行业中，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对化妆品消费中的女性消费行为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女性消费者在化妆品领域的消费特征总结，不仅可以使企业更全面地了解化妆品市场，整体上把握消费者及其消费特征，结合市场情况。准确的为产品进行定位，并在化妆品的生产、营销以及渠道选择等环节上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基础支持，有了这些铺垫以后，企业便可以在产品、宣传乃至品牌形象方面形成优势，并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形成不败的地位，从而实现其在化妆品领域的先锋角色，成功地占领更多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