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税制下的纳税服务体系建设创新研究

第一篇：“营改增”税制下的纳税服务体系建设创新研究

2013年度江苏社科类学会学术成果交流大会应征论文

以“大服务”理念全面提升纳税服务水平

----“营改增”税制下的纳税服务体系创新建设研究

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多次进行了税制改革，特别是2012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对税务机关纳税服务工作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税务机关积极改革创新纳税服务体系建设，转变服务观念，创新服务手段，优化服务方式，完善服务机制，尽可能地实现与纳税人的平等、和谐有序，从而提高纳税人对税法遵从程度，这都是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就如何在新税制下提升纳税服务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营改增”税制下纳税服务理论分析

纳税服务是税务机关根据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和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为纳税人提供的规范、全面、便捷、经济的税前、税中、税后各项服务措施的总称。纳税服务是税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税收征管的永恒主题，是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的重要手段。

“营改增”是2012年以来，中央政府为减轻营业税纳税人负担，在部分省市推行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主要包括把原缴纳营业税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改征增值税。“营改增”不仅仅是减轻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更完善了我国增值税链条，理顺了增值税税收关系，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二、新税制下纳税服务的面临的问题

1、纳税服务工作认识的狭隘与局限性。税务工作人员往往认为纳税服务只是纳税服务部门的事情，是税收征管的辅助性工作；税务机关过度强调组织收入职能，忽视服务职能，造成了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对立关系。特别是“营改增”纳税人，潜意识会比较国地税服务差异，这种比较中容易忽略服务中的优点，而放大服务中的不足和缺点，同时“营改增”工作对税务人员也是一项新挑战，由于各种原因也会造成服务的不足，这就加剧了纳税人对税收服务工作的不满。

2、税收政策宣传、咨询体制有待创新。使纳税人尽快适应增值税征收方式，改变纳税人过去在地税缴纳习惯，是纳税服务工作在“营改增”情况下的重要内

容。传统的纳税服务工作中，“一张笑脸，一杯热茶”式的服务已经不能满足纳税人的需要。税制的变化使纳税人需求越来越个性化，业务越来越丰富化，而目前纳税服务工作还停留在上街发发传单、摆张桌子接受咨询的服务阶段，因此纳税服务工作急需创新服务方式和规范。

3、纳税服务组织机构有待完善。首先，目前我国税务部门仅设立级别较高的纳税服务司、处级部门，在最接近纳税人的基层一线，由于人员配置等原因，甚至没有专门的纳税服务部门。其次，缺少相应的纳税服务质量考核评价体系和激励体制，纳税服务工作贯穿于整个税收征管过程中，很难形成具体的工作成果，目前的纳税服务质量评价和激励体系还处于主观评价阶段。最后，“营改增”使国税部门面对的新的行业，新的纳税群体，必须建立适合新税制下的纳税服务工作体系，充分调动资源为纳税人服务。

三、与时俱进，以“大服务”理念全面提升纳税服务水平

所谓“大服务”的核心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服务内容大，纳税大服务不仅限于传统的纳税宣传、投诉受理等内容，而是以全面流程服务为基础，向纳税人提供全面的全程服务；二是服务主体大，提供纳税服务不单纯依靠纳税服务部门，而是动员税务部门全体成员，人人都是纳税服务人员，每一项工作都是纳税服务，由此形成全员、全流程的综合性纳税服务体系。

1、以人为本、更新税收征管理念。

纳税服务说到底还是人对人的服务，要想进一步提高纳税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必须基于纳税人需求，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由职业道德要求向具体行政行为转变，由注重形式向内容、形式、效果相统一转变。要形成“大服务”理念，每个税务工作者都是纳税服务工作的实施者，每一项税收征管工作都融入纳税服务的具体内容。同时，还必须加强纳税服务监督评价制度建设。一方面建立纳税服务制度规范，尽可能的具体规范纳税服务工作的每个行为，做到税收行为有法依法，无法依例，无例依请示；另一方面必须形成有效的纳税服务质量考核评价机制，引入现代企业评价体系，通过360度考评、平衡积分法、目标管理考核法等方式，由主观评价向客观评价转变，由狭义评价向全面评价转变。

2、整合资源，优化纳税服务机构建设。

首先，纳税服务机构下沉，真正进入税收管理的第一线，直接面对纳税人，加强基础管理分局（所）纳税服务机构的建设，对较大的分局（所）设立纳税服务科室，人员较少的分局（所）设立纳税服务人员。其次，对纳税服务机构做到扁平化管理，减少管理层级，畅通管理渠道，把金字塔型的组织机构改为扁平型的组织机构，减少不必要的中间汇报环节，直接由目标管理人员统筹负责。最后，提高纳税服务部门在税务部门中的地位，使其成为整个税务机关纳税服务的领导部门，增强纳税服务部门的沟通协调地位，使税务机关的整体资源优势得到体现。

3、拓展服务，建立现代科学综合服务体系。

第一，拓展服务空间，创新服务模式。探索自助服务新模式，建立基于纳税人需求分类的共享知识库、纳税服务标准化信息库，为纳税人提供在线支持、纳税手册搜索引擎、“常见问题”等信息查询。探索征纳沟通交流形式多样化，加强网络沟通，为纳税人提供多渠道的联系与沟通方式。探索纳税服务形式个性化，对纳税人进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研究不同纳税客户群服务需求的共同点和规律性，提供个性服务。第二，拓展服务范围，提高社会协作水平。在纳税服务过程中，税务部门“服务孤岛”现象仍十分严重，急需建立与其他政府部门联动机制，强化部门协。例如，税银的电子扣款和银行进行协作、第三方信息的比对应用和供电、药监、地税等其他部门进行协作、“营改增”政策的施行和政府财政部门进行协作等，利用全社会资源进行全面纳税服务。第三，要避免“大服务”理念陷入两个误区。一是避免认为大服务没有服务重点，税务人员必须要时刻围绕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这个核心，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为目的，进行纳税服务；二是要认识到大服务不是对纳税人提供“保姆式”的服务，而是在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提供规范性、指导性的全流程服务，通过标准化的全程服务，培养纳税人自觉纳税、规范纳税的意识，进一步提高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

构建以“大服务”理念为核心的科学纳税服务体系，是未来纳税服务工作的战略导向，大服务的科学纳税服务体系，是综合性的全面服务系统，每一环节紧密衔接构成闭环系统，以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为导向，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利，保障国家税收的顺利实现。

第二篇：关于营改增税制的论文

一、“营改增”对电力企业的影响

（一）影响电力企业财务结构

1．影响财务审核财务审核在“营改增”中受到的影响最为直接。因为营业税中不存在销项核算，相对于核算较为简单的营业税来说，增值税在计算和入账方法显得较为复杂。在电力企业“营改增”后，所要缴纳的税金为进项税额与销项税额之差，同时二者将以全新的方式审核，所以电力企业必须积极调整会计审核。

2．影响发票的使用在征收营业税的前提下，电力企业开具服务行业税务发票；在改为增值税后，发票类型发生变化。4．影响税收成本实行“营改增”，增值税中应税收入税率不变，销项税额没有受到影响，税收成本会降低。

（二）影响电力企业结构

税制改革“营改增”的实行，能够有效地完善增值税制度，减少重复征税的现象，降低企业的成本。电力企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使电力的五个基本环节：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形成产业增值税的抵扣链条，这使得一部分电力企业需要把电力规划、勘测设计、研发这些服务环节进行分离重组，这就从制度上深化了电力产业的分工，对电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对电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能源转型升级，新能源技术、智能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和智能电网的全面融合。

（三）影响电力企业经营管理

1．影响输配电成本

（1）其他费用和修理、折旧费笔者通过整理某电力企业近几年的财务数据，通过“营改增”之前与之后的数据比较发现，输配电成本中受“营改增”影响最大的为其他费用，其后依次为修理费和折旧费。

（2）其他费用科目细化其他费用受“营改增”的影响涉及到的数额较大、项目繁杂。根据某电力企业的会计核算体系，其他费用科目细化为营销、运输、研究开发、保险、租赁、警卫消防、物业管理费、委托运行维护、信息系统维护、中介和试验检验等费用。通过对比发现受“营改增”影响最大的是租赁费，其后依次为消防费、委托运行维护费、物业管理费、保险费、营销费、中介费等。

2．影响在建工程

（1）进项税、转入固定资产和折旧费除了输配电成本会受到“营改增”的影响外，随着营业税征税范围的不断缩小，营业税金及附加相应地减少，主营业务的成本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在建工程进项税、转入固定资产和折旧费。在建工程受“营改增”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220Kv、110Kv、500Kv的基建工程。第一，进项抵扣和固定资产转入原值。税负变动的绝对值大，也就是说受到了“营改增”影响大；“营改增”对输配电成本和在建工程影响相当，不同之处在于科目，在建工程科目集中，输配电成本较为复杂。第二，折旧费。折旧是进项抵扣和固定资产转入原值的百分比。不同类别在建工程进项抵扣和固定资产转入原值同折旧费，比例相同，不同是数值。折旧费用占的小了，企业成本降低，利润增加。

（2）待摊工程的支出。主要是指建筑、安装中的其他费用，一般为勘察设计、监理监造、建设场地的征用和清理、招标等费用。受“营改增”影响大小依次为建设场地的征用和清理费、勘察设计费、设备监造、招标费等。

（3）其他工程资本性支出。如信息化项目支出、科技资本性支出等。

3．影响资产负债在电力企业资产中，“营改增”主要影响固定资产转入原值和折旧。随着资产的减少，负债也相应地减少。

二、电力企业“营改增”应对对策

（一）制定合理投资计划，实现电力企业投资效益最大化

“营改增”的实行，电力企业投资会受到较大影响，制定科学、合理的投资规划，在投资中需要把自身的发展状况和营改增有关联的状况相互融合，合理地开展投资，实现电力企业投资效益最大化，避免电力企业随意投资，使电力企业投资获得较为优质的成效。

（二）调整企业宏观战略，不断优化企业管理

把握税制改革脉搏，抓住时代机遇，不断优化企业管理，注重体制创新，注重思路变革，切实将改革所带来的红利转化为管理上的红利。

（三）更新财务管理体制，完善“应交税金”的明细科目

加大发票管理宣传力度，规范相应流程，奖惩结合，努力做好发票的管理工作。制定相关费用明细的规范手册，在依法纳税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实现合理抵税。适当地调整会计核算体系，使之与“营改增”改革匹配，确保财务管理与税务管理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

（四）做好税收筹划，确保增值税进项税款应抵尽抵，从容应对，实现平稳过渡

在经济业务发生之前，纳税人就电力企业所得税进行纳税筹划，纳税筹划符合税法规定的，还要符合立法意图，同时要区别于避税和偷税。总之，“营改增”可以解决电力企业的重复征税问题，减轻税收负担，促进电力企业战略转型升级。

第三篇：营改增(及税制改革历程)

1994年以来税制改革历程与当前的“营改增” ——许善达会长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培训会上的讲话

（根据2012年7月12日讲话录音整理）

（对朋友们可能会有启发，与您共享，文章前部分是税制改革，可从第7页细看）

目前我们的税制框架是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形成的，对现在税收影响最大的就是1994年形成的这个税制的格局。在1994年税制改革方案的研究过程中，因为增值税和所得税当时占整个税收比重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是研究的重点。

增值税本身有许多特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扣除范围？有生产型、消费型、还有收入型，这么三种类型。所谓生产型，机器设备税款不能抵扣，你可以扣除购进的原材料、燃料、动力，这些都可以扣，但是买的机器设备，基本建设，比如说盖房子这些，里面的税款不能抵扣，这是生产型。所谓收入型是固定资产里面，你买的机器设备虽然含税款，但是全部税款不能一次抵扣，只有机器设备当年折旧的那部分价款所含的税可以抵扣，这叫收入型。所谓消费型就是不管买什么，只要买的东西，那么里面含的税款都要抵扣。这是一种最彻底的增值税，像欧洲的一些国家都采用了消费型增值税，就是购买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商品、劳务，里面只要有税款，统统可以扣掉。因此，1993年我们给国务院提出的建议方案是所有的商品和服务，全部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同时废止当时对商品征收的产品税和对服务征收的营业税。

就所得税而言，1994年以前，我们有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还有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当时是按照经济性质划分，实际上就是按照产权关系划分，不同的产权关系，所得税是不一样的。这种所得税制无法处理股份制企业的所得税问题，而股份制是市场经济中企业主要产权关系之一。所以，这种按产权关系划分所得税的制度显然跟市场经济方向不一致，因此当时我们提出的建议是合并成一个所得税，叫企业所得税或者是法人所得税。

但是国务院领导主持讨论的时候，多数人认为这个方案不行。为什么？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一是增值税的问题很复杂，首先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经济上投资开始热起来了，所以1993年通货膨胀的速度比较快，投资过热。因此，多数人提出购买机器设备的税款不能扣除，否则不是更鼓励投资了嘛？于是我们增值税的方案就改成购买机器设备的税款不能抵扣，采用了生产型增值税。这是一个遗留问题。其次，还有一个更大的遗留问题，是确定增值税的适用范围问题，因为当时研究分税制的时候地方收入占70%多，中央只占20%多，实行分税制，中央要占大头，特别是在新的增量的分配上，中央要多拿，这样中央收入的比重才会上升。这么设计给我们提了一个难题，因为当时所得税比重很低，只有百分之十几，而且国营企业亏损很多，所得税每年增长很慢，所以在计算整个中央收入、地方收入时，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眼睛都盯着流转税。中央为了从增量中多分到份额，准备分75%增值税，给地方留25%。如果商品和服务都实行增值税的话，那么地方的固定收入最多只有20%多。当时大家认为这样一种分配方案，地方政府难以接受。中央的目标是收入份额从20%多提高到60%，一次性调整到50%以上，然后每年增量中中央多分一点，若干年后增加到60%的目标。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中央分75%增值税以多分收入增量的目标和一次性调整到50%以上，若干年后达到60%的目标如何同时实现？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对劳务部分还保留营业税，不搞增值税了，劳务部分的营业税其实跟改革以前的产品税一样，等于是全额征税、重复征税。把劳务部分的营业税不改增值税了，保留下来，作为地方固定收入，这么一算，地方政府觉得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服务业每年要增长，营业税也增长，是地方政府的收入中一个能够每年随着经济发展有增量的税种，等于把一个有增长潜力的税留给地方政府。就为了这个，就把我们原来报的商品和劳务、服务统统实行增值税的方案，一切两半，把增值税的适用范围只限制在商品范围内。劳务部分保留营业税，这个是因为分税制引起的，不是专家们、领导人认为营业税好要保留下来，大家都认为它不好，但是为了分税制能够推出去，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能够就分税制问题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给地方政府一个随着经济发展，收入能够增长的税种。是出于这个考虑，牺牲了税制的规范性，税制不规范就先不规范吧，先把分税制保证了。如果只考虑规范税制，地方政府不同意分税制，这个规范的税制也不能出台。

所以当时相当于从一个规范的增值税制，倒退了两大步。这两大步退下来，倒有一个好处，就是税率的设计。因为1994年的税制改革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要保持原总体税负。要是减少收入，对政府不利，当时政府很穷，要增加企业负担，企业又不同意，因此，那次改革只改制度，在量上保持原来的总体税负。但是总数不变，不一定意味着每个行业不变，不意味着每个企业不变。原来我们算了好几个帐，但是最后定了17%，这17%是在保证原税负的原则下，根据现在的扣除范围，收17%，就能够收到原来总体的税。如果当时按照规范化的增值税算，不说营业税，光是机器设备的税款，要允许扣的话，要想保持原来的税负增值税税率就得定为23%。23%什么概念？已经到了北欧那些福利国家的水平了。欧洲一般非福利国家，像英国、法国都是17%上下到20%之间。这说明两个问题：一个问题说明当时中国的流转税的负担比起欧洲国家来说太高了，因为是保持原税负，要抵扣的多，税率就得高，扣的少，税率可以低。我们这么多不能扣的，税率定17%，跟欧洲这个扣，那个也扣，什么都扣的，人家基本上也是17%，可见当时我们流转税的负担比欧洲国家要高很多。

这样一个抵扣范围小而税率与欧洲基本相同的增值税制还隐含了一个前提，就是“保持原税负”的17%的税率是在当时税收征收率的水平上确定的。这样就为今后税制改革中在规范税制，扩大扣除范围时保持税率不提高提供了可能。换句话说，税务机关加强征收管理，提高征收率以后，可以用征收率提高产生的税收增量对冲扩大抵扣范围而形成的减收，从而不必提高税率。

我们从1994年开始实行这样一个增值税制，操作起来以后，原来预定的目标，可以说基本都在逐步的实现之中。首先说要增收，1994年那时候，税收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的比还是小于1的，95、96年税收弹性到了1，1997年以后大于1了。大于1就是每年税收的增长比经济增长速度快，所以税收占GDP的比重开始上升，我们的预期目标实现了。其次是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我们当时是一次性算成55%和45%，每年增值税增量多拿一点，一年计划中央提高一个点，五年以后提到60%。结果头两年中央比重下降，从55%降到54%、53%。为什么？因为对地方的小税，过去税务局不把它当钱，太少，谁也不关注，改革以后，分了国税局、地税局，所以地税务局有一批人就负责收这些小税，那两年，那几个小税，增长速度很快，几倍几倍增长，所以中央收入比重不升反降了。但这只是短期的，因为对于过去这些小税种流失的征收，在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征收率会保持一个水平，增长速度就慢了，最后决定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的还是增值税。那么，到了1997年以后，随着整个税收占GDP的比重开始上升，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开始上升了。

另一个是关于所得税的问题。合并内资企业所得税没有分歧，但对合并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强烈主张，为了吸引外资，我们必须给外商投资很多优惠，这些优惠决不能给内资。因为我们要不给外商优于国内所得税的话，我们吸引外资战略就会有负面影响。所以不管规范不规范，对外商要搞一个单独的税制，要比内资优惠一大块，不能给内资，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引进外资战略的实施。因此，搞一个所得税不行，必须搞两个，内资负担要重，外资负担要轻，这是当时所得税税制设计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我们先把内资的国营、集体、私营合并，这个大家觉得不能再分了，因为一个股份制企业里面，无法分股份交所得税。但是内资企业所得税本身遗留的问题很多，给内资企业增加了许多不规范的税收负担，比如说工资不能全列支，折旧率折的很低等等。这些类似的问题不予解决。否则都跟外资一样，那不是对外资没有吸引力了嘛？这样所得税就变成了两个制度并存的局面，这又算一个遗留问题。

对我们税务局来说，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还不是税制的那些缺陷，而是税收特别是增值税的征收管理问题，是控制虚开发票的问题。1994年新税制出台以后，税务局对税制的问题根本顾不上研究，能不能把增值税管住了，是一个挑战。当时虚开的发票满天飞，2001年，国务院领导讲，如果税务局解决不了发票管理问题，那我们的增值税就得倒退回去，还得搞过去的产品税。为了遏止虚开发票，国务院亲自提请人大，增加了一个刑法含死刑罪的罪名，叫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当时全国大概判死刑，包括死缓的100多人，执行的也有几十个，但就是这种这么严厉的刑法都控制不住，犯罪分子还是“前仆后继”。因为如果抓不住他，那么他骗税的成本和收益比，诱惑力实在太大了。潮汕案、远华案、金华案等等，可谓“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全国范围内虚开发票泛滥。后来我们还是从全世界没有先例的计算机管票上下工夫，总结了金税工程一期的经验教训，搞了金税工程二期以后，每个月报税交税的比例开始上升，到了2001年7月的时候，超过了98%，说明我们中国的税务局是能够管好增值税的。决策层不再考虑退回产品税的问题，以增值税分配为主体的分税制才最终站稳了。因此，从2001年以后才开始继续研究税制规范化，怎么改进税制的问题。（参考许善达营改增系列讲话）

2003年开始提出了两条改革的意见，第一条，先把购买机器设备的税款允许抵扣，就是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因为要鼓励企业技术改造，购进先进设备，淘汰落后的，购买机器设备的税款如不允许抵扣，不是等于打击了技术改造嘛，当时这个说法被国务院接受了。第二条，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两个所得税法要合并，因为我们吸引外资是靠市场机制，不能再靠税收优惠来吸引了，而且国内企业税负那么重，发展确实有障碍，应该享受到国民待遇，所以这个也形成了共识。

这两个意见形成共识了，但是操作、推行的实践仍然有很多问题。搞消费型的增值税主要还是怕减少收入，因此2003年先从发改委搞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开始。当时担心减收太多，还只允许“增量抵扣”，只有今年增加的增值税才能用购买机器的税款抵扣，这是扭曲的消费型。然后第二步扩大到中部崛起的六个省的26个城市按照东北方案办，但是只限定在26个城市的城区，其他市县和这26个城区的郊区都不能抵扣，这就更加扭曲了消费型增值税。第三步西部大开发的企业都可以采取。这样扭曲的消费型增值税“试点”了6年，中央2008年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所有的企业购买机器设备的税款都可以抵扣了，不再受税收增量和地区的限制。搞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把内资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成一个法，2003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两法合并的时机已经成熟。还有一种说法是两法合并是必要的，但是时机尚不成熟，还需要做更多的准备。这两种意见一直在争论不休。所以2003年提出两法合并，2007年人大审议才通过，2008年开始实施，2009年开始征收合并以后的所得税。外商的法定税负虽然上升了，但是有过渡期，几年之内上升部分可以退税，所以外商基本上在几年之内税负也没有变化，而内资企业税负都降下来了。机器设备税款全国实行抵扣，两法合并使内资企业所得税税负下降这两个政策的效果都恰恰体现在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间段里，当时没有想过这两项改革是应对金融危机，但这个时间段正好和金融危机撞上了。因此，2009年很多上市公司的报表还看得过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两个政策性减税的效应正好体现出来了。（参考许善达营改增系列讲话）

1994年税制改革遗留的问题，到2009年，花了17年才解决掉了两个，从税制上讲，遗留的最大问题就是营业税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研究营业税要改增值税的问题。营业税改增值税，讲道理，没有争论，没有人反对营业税改增值税。营业税的制度，它是一个很不好的税制，这个大家都有共识的。关键在于改这个营业税和原来说那两个政策的修改，难度和影响的面都不一样。增值税转型，只影响增值税的企业，它跟别的企业没有关系，而且只影响那些购买了机器设备的企业，如果今年不买机器设备，税负不变。所以影响面相对比较小。内资企业企业所得税减税，因为当时所得税占的比重不大，同时，增值税转消费型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核销坏账，都使内资企业利润增加，在相当程度上对冲所得税法定税负降低的减税因素，因此，影响面也有限。现在大概企业所得税占到了21%、22%的样子，个人所得税大概是6%到7%，加在一起是27%、28%，这个比重慢慢往上升。但营业税改增值税不一样，这个政策如果推出的话，那对整个经济影响的范围，可以说不亚于1994年的税制改革。

为什么？首先，营业税改增值税，基本的要求是减轻负担。因为营业税的缺点之一，就是重复征税，税负重。重复征税不利于企业专业化生产，越是大而全的，税负越轻。越是专业化程度分工很细的，水平很高的，税负反而重。你把某一个领域做的非常专，做的科技含量非常高，但是你是单独一个小的领域的一个企业，那么重复征税之后税负重。营业税使服务业的税负重于制造业的增值税税负，它的这个弊端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营业税改增值税，第一个改的原则，就是减轻负担。这比1994年的改革，应该说制度环境宽松了一点，如要求税负保持不变，那更复杂了，增值税税率就不知道该定多少了。第二个是消除重复征税。重复征税不利于企业在市场上专业化，不利于提高技术含量。因为要追求大而全，越大而全负担越轻，越小而精，负担越重。营业税就是这么一个税制导向，所以很多企业都把本来应该单独搞一个企业的服务业，并到制造业里面。这样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就把服务业变成制造业了，服务业就少了一块，所以中国实际上服务业的比重比我们统计的比重要大。这影响了很多公司企业架构的设计。其实在制造业的企业里面，有很多包含了相当一部分成分的服务业，之所以包含在内，原因就在于这样包含在内税负低，如独立经营，税负高。所以营业税对于企业集团化，怎么搞专业化，有这么一个导向的作用。所以这次营业税改增值税明确购进要扣除，没有重复征税。第三个很重要的是原来规定营业税出口不退税，增值税出口退税。退税是什么概念？退税政策是产品出口以后，不但销售不征税，购进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税款还要退给企业。营业税是什么概念？出口，不但购进的税不允许抵扣、不给退税，出口的这个服务还要征税。根据营业税的原则，国外买国内企业的服务，由于提供服务的地点在国内，所以要收营业税。后来是哪个政策最先把出口不征税解决了？是文化体制改革里面的一条。翻译作品，外国委托国内翻译，国内翻译完了，用电脑传给国外了，免营业税。这是最早解决了营业税出口不征税的政策。当然在整个经济中占的份额很小。后来陆陆续续有一点免税了，比如说远洋货轮，你往境外运输，免税，类似这样的境外服务开始有点政策了。

但是免税和出口退税相差很大。免税只是免最后一个销售环节的税，购进的税，还由企业负担。出口退税，不但销售的税不征，购进的税全部退还。这两个政策力度差的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我们中国变成制造业大国了？为什么没有变成服务业大国？原因很多，但是制造业出口退税绝对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1994年不坚决的实行出口退税，中国制造业大国是形不成的。光靠这个不行，但是没有这个肯定不行。这个政策对于商品的出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其他政策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的服务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跟我们服务出口不退税，甚至相当多的服务出口还要征税，有直接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国十一五规划中制定的各项指标，经评估唯独两项没有完成计划，一个是节能减排，就是治理污染这部分，另一个没有完成的就是服务业发展，其他的都是超额完成。其中服务业没有完成，服务业应该增加的就业人数也就相应没有完成，这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结果。所以考虑十二五规划的时候，现行税制遗留的营改增这个大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十二五规划要求发展服务业，增加服务业就业，包括增加技术含量，我们服务业里面有很多科技开发的企业都算服务业，比如说研发和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等，这都是服务业，都征营业税。所以，现在提出营业税改增值税，就是要跟国家的大形势连在一起。

营业税改革，虽然议论了好几年，但是一直达不成共识，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收入问题。营业税改增值税，首先服务业要降低税负，服务业不降低税负，营业税改革没有意义，这是第一条。同时，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制造业也降低了税负。因为制造业增加了扣除的范围。原制造业购买服务取得的营业税发票是不能抵扣的，改成增值税以后，购买服务时同样取得的是增值税发票，那么就可以抵扣了。所以营业税改增值税，不但降低了服务业企业的税负，也降低了制造业的税负。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全面推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话，那将是中国所有企业全面降低税负的一个措施。因为没有一个企业购进的全部都是商品，没有一点服务，不可能的，多多少少都会有服务的。如果营业税全部改到位了，原来购买服务的税款不能抵扣，现在可以抵扣了，无论多少，绝对是一个减轻负担的措施。也就是说，营业税改增值税这件事情，是一个全面减税的措施。难的是将要减多少税，地方政府财政以及相应中央财政能不能承受，最后确定的增值税的税率是多少，这是一个需要非常慎重研究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服务业的营业税是地方的收入，而且是作为地方政府随着经济发展收入上升的一个税种。改成增值税以后，一是基数下降了，收入减少了，地方能不能承受？增值税扣机器设备税款的时候，中央对地方减收的部分，给了15%的返还。营业税改增值税，地方减少的部分，中央不给上海补贴，其他地方中央给不给补贴？二是营业税是一个大税种，去年税收总收入10万亿，增值税4万亿，营业税收入规模1.4万亿，改成增值税后，是共享税还是地方税？原来营业税是地方税，上海改增值税以后，仍保留为地方税，其他地方也必然保留为地方税，但今后增值税不可能有两种分成办法，如果改成共享税，按75%、25%与中央分成，那么地方政府随着经济发展有增量的税收没了，地方政府接受不接受？分税制要不要改？当然，这是今后的问题。

第三，还有一个一般不大注意到的问题是，提供服务的地方和购买服务的地方，在地方政府之间不是平衡的，一个地方对外提供的服务和购买其他地区的服务，这个量是不均等的。原来是营业税，这个不均等并不影响相邻地方之间的收入。现在改增值税了，凡是购买外面服务多的地方，它的收入就要减少。买外面服务少的地方，它卖出去多的地方，它收入就要增加。所以营业税改增值税，不仅是地方政府自己收入减少了，不仅是中央和当地的关系要考虑，地区之间也会产生新的不平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营业税改增值税会影响到所有政府的收入，因为每一级都有服务业，县里也有服务业，市里也有服务业。所以每级政府的收入都会受到影响，包括中央政府，这个影响除了本地影响，还有相邻的影响。所以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企业的影响是全面的，对政府收入的影响也是全面的，而且影响的数额大小，差别很大。有的地方可能是获益的，有的地方可能吃亏。具体数额有多少，不经过测算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地讲，一定有这个结果。

这样一项对企业、对政府影响面都这么宽的改革，方案难搞，出台不容易。实事求是说，财政部、税务局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讨论的多，形成共识很难。现在为什么出台了？为什么开始试点了？上海俞正声书记做了特殊的贡献的。对刚才的几个问题，首先是对减轻负担的问题，上海说就是要减轻负担，不减轻负担，上海服务业怎么发展？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以后不能寄托于制造业。最近上海宝钢不在本地扩大生产了，跑到湛江去建分厂，为什么？上海受到各方面资源的制约，再搞大规模的制造业，这个前景不行了，所以宝钢宁肯拿钱投到外地去搞。上海本身要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污染少，各种好处又多的很。但是营业税不改，上海的服务业发展不起来，这是一个必要条件。所以上海在2009年开始专门研究上海要想发展服务业，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应该怎么发展。他们讨论来讨论去，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上海真的下决心发展服务业，必须要解决营业税改增值税的问题。别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反正营业税不改增值税，上海的服务业发展不起来。其次对地方减收问题，上海表示自己承担，不要中央政府补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策，因为要想给企业减轻负担，如向中央财政要补贴，中央给不给补贴，给多少补贴，都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决策，上海的改革就遥遥无期了。第三，这些从营业税改征的增值税仍然作为地方收入，不要75%、25%，税收收入减少由上海自己负担。这几个决策都是上海做出来的。有了这几个决定，财政部也好，税务局也好，就没有任何理由说不同意上海搞营改增的试点。最后报到国务院，那么国务院就批准了。（参考许善达营改增系列讲话）

上海先行试点的好处是什么？好处在于降低企业税负，但是服务行业发展的速度加快。税基做大了，政府的收入实际上也不会减那么多。另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上海给外地提供服务，可以开具增值税发票，外地企业购买上海企业的服务，税款可以抵扣。没有营改增试点的地方，提供同样的服务，只能开具普通发票，不能抵扣。那么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同样的服务，一个是增值税，一个是营业税，显然要选增值税的企业购买服务。那么上海先改征了增值税，其他地方的企业购买上海企业服务的需求量就会上升，其他地方对服务业的投资就会被吸引到上海来，上海试点半年，新增试点企业万户左右就是试点效果。而其他地方企业购买上海企业的服务，对企业有好处，可以抵扣税了，那个地方政府的收入减少了。苏州是第一个感觉到上海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影响到了苏州的经济和税收。有一部分苏州企业，本来是买苏州企业的服务，现在到上海去买上海的服务了，苏州服务业市场缩小了，本来购买服务的税款不能抵扣，要交税，但购买了上海的服务，就能抵扣税，苏州市的税收收入就冲掉了一块。

对于营业税改增值税，按照业务部门的意见是不赞成按照地区来试点的，希望按照行业试点，选定行业全国推行，这样的话，行业内部没有区分，在哪儿买服务都一样，对市场影响小。但是全行业推不出去，所以还是刚才那句话，规范的做不成，不规范的也得做，不规范慢慢地扩大扩大就规范了。因此对上海要搞试点，应该坚决支持。结果上海1月1号试点，到了2、3月份，全国已经有10个地方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要求试点，这个速度，这个积极性，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财政收入减收，上海的方案写的很清楚，减收的部分中央不给补贴，自己承担，但是有这么多地方有这个积极性，可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经济正面的推动作用，已经被市委书记、市长、省委书记、省长们看到了，他们宁肯承担减收，都要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把这项改革推出去。从这一点看，这方面的共识是非常强的。对于扩大试点的问题，李克强同志在上海讲过，要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完成。但是“十二五”期间完成是完成现在这个范围，还是整个营业税都完成？可以肯定，至少按照现在试点的范围，“十二五”期间要完成。营业改增值税的事情是非常复杂的，如果十年之内把营业税改增值税全部完成，就已经很快了。（参考许善达营改增系列讲话）

营业税改增值税，实际上是给所有做投行业务或者做PE、VC业务的公司，提供了一个新的市场机遇。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交营业税的企业改成交增值税了，整个市场的定价要跟着调整。举个例子，一个广告公司，广告收入100万现在交5万元的营业税，实际上广告公司收入95万元。现在改成增值税了，原来的合同要重新谈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5万元营业税是含在100万元里的，叫价内税。改增值税后再给委托方开的发票是增值税发票，增值税是价外税，价税是分离的。价是一个数，价外多少税，合起来是委托方要付的钱（企业提供应税服务采用价和税合并定价方法时，按价款＝含税价款÷（1+税率））。如果还是100万元，那么按10%的税率折算，价是91万元，增值税是9万元，这样委托方就获益了。为什么呢？委托方同样支付100万元，但其中包含的9万元增值税委托方还可以抵扣。原来委托方付广告公司100万元，广告公司交了5万的税，委托方没有任何其他的好处。现在虽然委托方还是付100万元，但是委托方凭增值税发票交税的时候可以少交9万元的税。对于广告公司来说，虽然收了100万元，但要交9万元的税，净收入是91万，比原来净收入95万元，减少了4万，委托方比原来多得了9万元。这实际上等于政府在这项改革中让出5万元，减轻了企业的负担。那么这一块利在购买双方应该怎么分配？这就是一个需要谈判的事。因为广告公司改缴增值税以后多缴纳了4万元的税款，委托方可以抵扣9万元，那么委托方付给广告公司价税合计104万元？广告公司不同意，因为剩下的5万元国家让利的好处委托方全得了。广告公司收入还是原来那么多，没有任何好处，委托方等于多得了5万。双方了解了政策就要分享这5万元。所以现在搞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很多企业双方都在重新谈合同。这样不但影响到进入营改增的服务企业，这些企业要考虑今后对外做生意应该怎么报价，怎么缴税。而且影响到购买这样服务的企业，虽然这些企业没有进入改革范围，但是改革也影响到了他们的利益。政府让这一块，想不想要，怎么分享？所以现在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除了营业税改革的企业本身，还包括与改革企业有业务往来的企业，都需要进行这种相关营改增的测算工作。要测算怎么根据税率，扣除标准，怎么盈利，同时还要考虑，怎么能够跟对方谈。营改增以后的好处不仅是刚才说的减收那一块，还包括原来的购进是不能抵扣的，现在购进还可以抵扣一部分。对这些好处，算起来也是很麻烦的。企业要是有税务专业能力，那么该得多少利益，怎么得到的利益更大，就可以算出来。同样，企业要能够把交易对方算清楚了，那就有可能分享到更多的利益，但如果算不清楚，就得不到或者分享的少一点。因此如果企业没有税务专业能力，就需要请有税务专业能力的人给你提供服务。

当前，不只是以上两项有非常现实的需求，而且还派生出很多其他方面的需求。比如说一个企业集团，内部有很多分支机构，分支机构有的是独立法人，有的是非独立法人，这个里面有一系列的机构之间的商务关系。举一个例子，原来深圳有一个制药企业，他要建一个研发中心，他就策划，研发中心怎么建？因为搞研发中心要雇人，要弄房子，要买设备，当然还要交税，开始想的就是投资单独设个研发中心。后来有税务筹划经验的专家说，这个不行，这样设立研发中心，本身研发中心要缴营业税，那所有营业税重复征税的弊端都存在。但如果把研发中心作为制药公司的内设的机构，这样购买的机器设备的税款都可以抵扣。就像再增加一个车间一样，不仅买的机器设备可以抵扣，其他很多消耗，比如说用电等，都可以抵扣，否则都不能抵扣。所以这个制药企业的研发中心就纳入到企业内部，没搞独立法人，得到了不少好处。但是深圳要是搞了营改增，现在的这个设计又要重新考虑了。一个企业，特别是一个大的企业集团，内部机构之间的商务联系是很复杂的，如果内部机构有一部分的业务活动进入了改革的范围，对这部分业务活动应该怎么来设计，它是独立还是不独立，怎么独立，资产如何重组，这一系列的问题就需要精心的测算。因为这里面的差额是相当大的，作为一个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集团是不能不考虑的。

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改革的阶段性推进过程，这项改革不是一个小的政策调整，不是一个临时措施，而是一项长期要推进的改革，可能要面临很多问题，需要很多条件，但改革的方向是不会改变。这样这项改革跟相关企业的业务关系是很清楚的。对投行、PE、VC来说，客户属于或不属于营改增范围与方案设计有关系，企业集团内部不同分支机构之间有属于改革范围的，有不属于改革范围的，这些都会引起企业集团本身架构的重新设计的问题。引进资本投进去，然后上市、退出，这一系列的问题，这么大的利益的筹划问题，一定要算清楚。所以营改增这个事情，对市场经济影响的面是很大的，不是光影响到直接的服务业和直接的制造业，而且对于中介行业，包括对于提供金融服务的这样的机构，投行、PE、VC这些，都必须掌握这个改革的内涵。只有能够对这个改革，对服务的对象整体上有一个把握，能够把改革的影响准确地测算出来，把其中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分析清楚，然后才能拿出一个对企业最有利的方案来。刚才我讲的只是一些很小的例子，实际上一个企业集团要比这个复杂的多，内部各种关系比这个复杂的多，因此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有一批专家对营改增这项改革，对不同企业产生的不同影响做非常深入的研究才行，这样才能保证为客户拿出质量最好的方案。

目前10个小行业就会引起如此巨额的税收利益，影响如此广泛的企业领域，这项改革在2015年前要完成，其他诸如建筑业、房地产业、通讯业、金融保险业等等行业也会陆续进入营改增范围。中国税制在至少10年以内将发生重大变革，企业界，包括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也包括注册税务师行业，都面临重大挑战，也面临重大机遇。我们这项改革的成功能支撑中国经济继续高速、稳定发展15年。

第四篇：物流企业“营改增”下流转税纳税筹划研究

物流企业“营改增”下流转税纳税筹划研究

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整个物流行业迅速崛起，我国物流企业仍以运输和仓储等传统物流功能为主，在“营改增”试点地区已经成为增值税纳税对象。在原来的营业税政策下，物流企业承担的税负主要是交通运输业收入的3%和服务业收入的5%。而“营改增”之后，物流企业则面临有形动产租赁收入的17%、交通运输业收入的11%和服务业收入的6%的增值税税率负担（小规模纳税人采用3%的征收率）。由于两个税种不同的计税方式，因此不能片面地仅来从税率高低上判断税负的大小，如果企业的进项较多，那么增值税负可能较营业税负低，即使进项不多，也还可以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的征税方式纳税，存在着税务筹划的空间。

一、“营改增”过渡期的纳税筹划

增值税差额征税是指“试点地区”提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应税服务的纳税人，按照国家有关营业税差额征税的政策规定，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给非试点纳税人和特定试点纳税人的规定项目价款后的不含税余额为销售额，作为增值税计税依据。它是营业税差额纳税政策的延续，对于满足《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试点物流企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规定的物流企业可以继续享受差额纳税，从而降低企业纳税负担。

我国目前已经认定8批上千家物流企业为试点单位，没有认定且符合认定条件的物流企业应该申请尽快加入试点企业名单。

1、企业分拆筹划法（化整为零筹划法）

由于在“营改增”试点下，物流企业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标准是年营业额达到500万元，增值税税率为11%，相应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否则按照小规模纳税人进行征管，征收率为3%，不存在进项税额抵扣问题。因此可以通过测算，衡量企业的经营规模和税收负担间的关系。

案例分析：试点地区一家某运输企业，“营改增”之前适用3%营业税税率，2013年企业的营业收入为900万元，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购进相关原材料和应税服务总额为400万元，可抵扣进项税额为68万元（400×17%），企业的应纳增值税为31万元（900×11%-68）；如果将企业拆分为两家运输公司，营业额均为450万元，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则应纳增值税合计为27万元（450×3%×2），应纳增值税总额降低4万元。

假定运输公司的营业收入为p（p﹥500万元），购进可扣除原材料和修理修配等劳务的金额合计为b，在一般纳税人的计算方式下，则增值税应纳税额为p×11%-b×17%；如果将公司拆分为n个小规模纳税人，营业额分别为γ1，γ2···（γn﹤500，∑γn=p）,则应纳增值税为γ1×3%+γ2×3%+···=p×3%。

假定拆分前增值税税负高于拆分后税负，则p×11%-b×17%﹥p×3%，得到47.06%﹥b/p，即成本销售率b/p小于47.06%，也就是如果一般纳税人的运输企业可扣除外购项目金额与运输收入之比小于47.06%，企业拆分成为小规模纳税人能够节约税款。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寻找到采用拆分方式的临界点非常重要。

关于进项税额的抵扣问题，在现行法律规定之下，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可以委托税务机关按照3%征收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运输劳务的购买者取得发票后按照价税合计的7%而不是3%进行抵扣，对购买方的压力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另外，如果运输劳务的购买方为营业税纳税人或者属于旅客运输等不允许扣除进项税额的项目，运输劳务的供给双方将会共赢。

在一般纳税人提供900万元不含税劳务时，除了收取运输费用，还将收取99万元的增值税销项税额。购买者虽然能够得到抵扣，但占用了现金；而拆分后作为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劳务，要保持900万元收入不变，只需要向劳务购买方收取827万元的价税合计，可以得到57.89万元（827×7%）的进项抵扣。

2、差额纳税筹划法

由于“营改增”试点范围内纳税人支付给非试点范围纳税人的款项具有不同处理方式，这为纳税筹划提供了空间。一种是试点范围内纳税人可以按照财税〔2011〕111号文件附件1的规定，将支付的金额按照7%的扣除率计算进项处理，另一种是可以根据财税〔2011〕111号文件附件2的规定，作直接扣除处理（即差额纳税）。

案例分析：“营改增”试点地区有一家物流企业A，“营改增”被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当月不含税营业额为200万元，该月取得位于非试点地区某一运输企业开具的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运费为60万元。

方案一：A按照运费和7%的扣除率计算进项扣除应纳增值税（VAT）=200×11%-60×7%=17.8万元。

方案二：A按照差额纳税的方式计算销售额应纳VAT=（200-60）×11%=15.4万元从两个方案的比较可以看出，方案二缴纳的税额较少，与方案一相比可以节约2.4万元的税款。

运用差额纳税筹划方法，条件是企业本身必须是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试点物流企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认定的试点企业。否则，不能运用差额方法筹划纳税。

二、物流企业经营活动中的纳税筹划

我国物流企业主要采用比较传统的以运输和仓储为主要功能的运作模式。所以，“营改增”试点几乎会全面影响物流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

“营改增”对于物流企业收益最明显的影响，就在于购置的作为固定资产使用的运输车辆可以作为进项扣除，从而大大减轻了企业的税负，这对处于扩张期、需要大规模投资的物流企业来说，收益尤为明显。有些物流企业需要采购由供应商提供的车辆运输服务和其他方面的物流服务，比如仓储服务等，“营改增”试点税收政策通过影响企业不同决策的成本，影响企业的采购决策。

1、提供车辆运输服务的纳税筹划

“营改增”对物流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体现在营业税和增值税对企业决策成本计量的核算方式不同。案例分析：位于试点地区的一家物流企业F被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其汽车运输供应商T1、T2分别位于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假设2013年1月两家供应商均向F公司提供不含税价格200万元的运输服务，那么：对于T1供应商，F需要支付的价税合计金额为：200+200×11%=200＋22=222万元，其中，200万元计入成本，22万元可以凭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进项税额抵扣，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所以相应的进项税额不能计入成本费用。

对于T2供应商，F需要支付的金额为：200+200÷（1-3%）×3%=206.19万元，在此情形下，实际支付的206.19万元都可以计入相关成本费用。

即两个供应商对F公司 的报价分别是222万元和206.19万元。从表面上看，T2供应商的报价更低，但由于增值税抵税的核算方式，实际上选择T1供应商更有优势，只需要F公司预支待抵扣的增值税款而已，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的现金持有政策做出抉择。

2、提供仓储服务的纳税筹划

财税〔2011〕111号文件对纳入“营改增”范围的仓储服务定义为：“利用仓库、货场或者其他场所代客贮放、保管货物的业务活动”。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物流企业应严格区分两类合同：仓储保管合同和仓库出租合同。

两项业务都属于仓储服务，但是仓库出租同时又属于不动产出租，属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这就为纳税筹划提供了空间。“营改增”试点并没有将不动产出租纳入试点范围，即其仍然按照5%的税率缴纳营业税。

如试点地区某一物流企业S被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将自有仓库出租给其他企业，拟收取价税合计300万元。

（1）如果选择按照仓储业务缴纳增值税，则S企业实际能得到现金流：300-300÷（1＋6%）×0.06=300－16.98=283.02万元。（2）

如果选择按出租不动产缴纳营业税，则实际能得到现金流：300-300×5%=285万元。

因此选择缴纳营业税对S企业更有利。针对仓储服务进行纳税筹划应提防筹划风险，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因为一般情况下，仓储业务负有更大责任，因此企业应结合自身经营情况合理筹划。

3、租赁物流设备（动产）的纳税筹划

此类筹划主要是针对物流企业在“营改增”试点前发生的动产租赁业务，财税〔2011〕111号文件称之为“跨租赁”：即试点纳税人在该地区试点实施之日前签订的尚未执行完毕的租赁合同，在合同到期日之前继续按照现行营业税政策规定缴纳营业税。签订合同的日期对企业承担的税负具有很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如试点地区的一家物流企业B为一般纳税人，该公司在2012年1月与另一家企业签订3年的设备租赁合同，合同金额60万元（平均每年20万元）。如果一次性签订3年的合同，则按照租赁业5%的税率缴纳营业税：B企业应缴纳营业税额=60×5%=3万元；企业实际得到60-3=57万元。若每年签订一次，按照“营改增”相关规定，租赁合同为试点开始日后签订执行，合同标的物为试点前购进或者自制的有形动产，应缴纳增值税，可选择适用简易计税办法或一般计税方法计缴。

如B企业选择按照简易方法计税，则2012年缴纳营业税额=20×5%=1万元；2013年、2014年增值税销项税额=40÷（1+3%）×3%=1.17万元；企业实际得到60-1-1.17=57.83万元。

如B企业选择一般计税方法纳税，则2012年缴纳营业税额不变；2013年、2014年增值税销项税额=40÷（1+17%）×17%=5.81万元；没有相应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企业实际得到60-1-5.81=53.19万元。

综上所述，发现按照选择简易方法对B企业更为有利。

第五篇： 营改增环境下的纳税筹划研究论文

一、营改增环境下的纳税筹划

1.利用纳税人筹划

所谓纳税人筹划，就是通过合法手段转化纳税身份，达到减少税负的目的，或者直接避免成为纳税人。一种是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一般纳税人或是小规模纳税人的身份纳税；另一种则是在增值税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的身份之间转化，以达到节税的目的。如果增值率小于平衡点，则按照一般纳税人的标准来交税更符合企业利益，此时企业可以通过扩大销售规模、健全会计制度等手段，使得企业能够达到相关标准。相反，企业选择小规模纳税人的身份更为有利，此时企业则可以通过降低销售额或者合理地模糊自身的会计制度，防止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会出现混合销售行为和兼营行为，此时企业也可以通过增值率相对于无差别平衡点的大小，来选择什么样的纳税角色。如果增值率小于无差别均衡点，则成为增值税纳税人更符合企业的利益；反之，则企业以营业税纳税人的身份更利于节税。

2.利用税基进行筹划

在企业实际工作中，还可以通过合法操作，减少企业需要纳税的收入，以此来降低计税依据，进而达到节税的目的。在实际操作中，主要有三种方法来减少税基：一是控制和安排税基的实现时间，比如推迟或提前实现税基；二是合理分解税基，即企业通过运作，将税基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以分解，以降低企业的纳税标准，减少税收方面的支出；三是实现税基的最小化，也就是通过降低税基总量的方式来降低税负。在试点地区的一般纳税人，在采购时需要考虑选择什么性质的供应商。根据营改增的相关规定，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接受试点地区纳税人提供的应税服务的时候，相关的进项税额可以进行抵扣。所以，位于试点地区的原一般纳税人，应该尽量选取试点地区的供应商，以扩大其可抵扣范围，降低税收负担。

3.利用税率进行筹划

企业可以根据税率之间的差异来做出对自身有利的决策，再加上我国增值税采用的又是比例税率，在操作方面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在营改增之后，有些营业税税目适用的税率就会发生变化，不同经营行为在税率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比如，在营改增之后，交通运输行业改增增值税，税率为11%；而有形动产租赁税率为5%。企业可以利用这些税率上的差异，将原来高税率业务转变为低税率业务来完成，以降低企业纳税负担。比如，利用干租和湿租的税率差异来进行筹划，在营改增之后，干租行为属于有形动产租赁业务，按照17%的税率征收增值税，而湿租属于交通运输业务，按照11%的税率对其征收增值税。因此，企业在提供航空服务的时候，应该尽量为其配备机组人员，并承担期间发生的各种费用，以符合湿租的条件，能够适用交通运输业的税率。又比如，还可以利用货物运输代理服务来降低税后负担。在营改增之后，交通运输业适用11%税率，物流辅助服务适用6%税率。由于货物运输代理服务税率较低，交通运输企业可以成立单独的代理公司，将自己的非核心业务采用代理的方式来提供服务，从而可以降低增值税税负。

二、小结

营改增对于完善我国税制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在降低企业整体税负的同时，也给其纳税筹划环境带来了新的变化。企业应该在新的情况下构建新的税收筹划体系，通过合法的手段降低有效税收负担，给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