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经济特区思想变迁的论文
上个世纪50、60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党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最初的探索。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受“左”的错误的影响，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探索遭受了严重挫折。这一时期的探索虽然正确与错误皆有，成功与曲折交织，却为后来的“重新探索”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时期。也是我们党在中断十多年后重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我们党的“重新探索”实际上有两个起点：一是以支持和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二是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区。对于选择“重新探索”的这两个起点的艰难和重要意义，相比较而言，应该说我们对农村改革这个起点的体会和认识是比较到位的。（以往这方面也宣传得比较多）其实另一个起点即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区也是非常艰难的，其意义也是非常深远的。像邓小平这样一生经历了戎马生涯、“三落三起”的老一辈革命家，却用“杀出一条血路来”比喻建立经济特区，其难度、风险是可想而知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人们对“重新探索”的两个起点的认识轨迹是不一样的。对于农村改革大家看到，同样是那么多的地，同样是那么多的人，种的同样是庄稼。但是，用不到五年时间就解决了几十年未能解决的我国农村的温饱问题。邓小平赞叹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但是，对建立经济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认识。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流传的关于经济特区的“警句”至今难以忘记。比如，“深圳除了五星红旗的颜色没变，其它都变了”。面对国内外种种议论，于是就有了邓小平1984年的经济特区之行。他走一路、讲一路。并且在同年的1月26日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l月29日为珠海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2月9日为厦门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事非经过不知难。关于对经济特区的议论，并没有因为邓小平的这次视察而消失。上个世纪80、90年代，先是东欧剧变，而后是苏联解体。于是又发生了关于姓“社”和“资”的争论。在这次争论中经济特区又成了热点问题。什么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东西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等等。邓小平严肃指出，“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归根结底是有利社会主义的。”邓小平在时隔8年之后于1992年又来到深圳、珠海等地。邓小平在视察中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邓小平得出结论：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邓小平上述对经济特区反反复复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党重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起点是何等艰难。由此产生的意义也就更加重大。1995年12月，卡斯特罗参观深圳后感叹，“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创造如此奇迹”。
经济特区建立和发展的经验是邓小平提出并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实践依据
众所周知，邓小平提出并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的独创性贡献。邓小平提出并形成市场经济理论实际上有他的逻辑思路。邓小平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既然现阶段是多种所有制经济，那么就不能只采取计划经济的办法，需要也可以采取市场经济的办法。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 日所作的《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使用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而支持邓小平提出和论述市场经济的逻辑思路的重要依据，就是经济特区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丰富而新鲜的实践经验。1987年6月邓小平指出，“深圳搞了七八年，取得了很大成绩，”深圳“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就是说能够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指出，建立经济特区后，外资就进来了。我们可以从外资中得到税收、劳务等方面的益处。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因为“三资”企业受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得更加清楚，农村改革的成功并推动城市改革的过程是国内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提出和实施对外开放的过程是把国内市场推向国际市场即与世界市场体系相衔接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区这引领作用来实现的。当然，这一过程还包括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沿边沿江地区的开放
和建设海南省最大经济特区以及开发上海浦东等等。
十四大报告第一次在党的文献中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初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轮廓。十四大召开之前即1992年6月12日，江泽民同志向邓小平报告十四大将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市场经济理论框架。邓小平表示完全赞成并且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前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特区建立和发展的丰富经验是邓小平提出并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实践依据。
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的缩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这条道路已愈来愈被世界上的有识之士和不怀偏见的人所认可。我们要十分重视对我国和平崛起道路的总结和推动。总结，也就是要总结和分析这条道路的成功经验和特点。推动，就是要在总给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继续沿着这条和平崛起的道路走下去。当我们对这条道路进行全面和深入的总结时，我们看到中国和平崛起道路最宝贵的经验和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独立自主。而我国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则是这一经验和特点的缩影。邓小平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初衷就是使经济特区成为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建立经济特区这一窗口可以看成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起步。但是，这一起步对于我们封闭了几十年的国家和民族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没有这个起步，也就没有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没有这个起步，也就没有今天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局面；（加入wto是我们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标志）没有这个起步，也就没有今天我们对西部大开发的强大力度和支持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的物质基础。邓小平指出，“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础，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邓小平认为，在有了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区的经验后，我们可以加快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在我国经济特区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我们也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即我们头脑清醒，坚持为我所用，发展自己。邓小平在回答建立经济特区和实行对外开放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提问时说，“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但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因为在邓小平看来，无论怎么开放，归根结底我们还是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经济特区发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邓小平并不否认实行对外开放会有风险，会带来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坚定地指出，“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因为在邓小平看来，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消极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一般寓个别之中，个别体现一般。我们从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独立自主，这浓缩了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经验的精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还告诉我们，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行了20多年之后，回顾我国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区的过程及其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倍加体会邓小平提出这个决策的英明和深远意义，倍加体会“争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是新世纪新阶段赋予我国经济特区的新的使命。我国经济特区一定会不辱使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走在前列，在继续拓展中国和平崛起道路和率先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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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特区的崛起，是同一个伟人紧密相连的。这个伟人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他不仅是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倡导者、决策者和支持者，而且以洞察风云的世界眼光和辩证思维推动着经济特区的发展。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的历史演进
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要想发展，就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创办和建设经济特区，就是邓小平同志为使我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同胡厥文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他还在一份香港厂商要求到广州开设工厂的《内部情况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1979年2月，谷牧副总理主持召开特别会议，商议交通部招商局提出的在蛇口地区开设工厂的问题。谷牧说：“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1979年4月，邓小平同志与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广东省委领导习仲勋、杨尚昆、王全国等同志谈话时指出：“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
1984年1月至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分别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1987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改革的步子要加快》的谈话中明确指出：“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1988年1月，他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上批示指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1988年6月，邓小平同志发表《要吸收国际的经验》的谈话，指出：“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1990年3月，他指出：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991年1月至2月，他在视察上海时指出：“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指出：“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的主要内容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
经济特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1986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1989年，他指出：“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1992年，他又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还告诫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邓小平同志看来，经济特区主要是在经济方面不同于其他地区，在区内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经济管理体制和灵活的经济措施。在政治上，经济特区同其他地区一样，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不存在特有的社会性质。
第二篇：经济学-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研究
经济学-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研究.txt我不奢望什么，只希望你以后的女人一个不如一个。真怀念小时候啊，天热的时候我也可以像男人一样光膀子！摘要：邓小平同志在经济特区的酝酿、建立与发展过程中，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阐述。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研究这些理论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经济特区；邓小平；改革开放
创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设计并始终关注和支持的一项崭新事业，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决策。从经济特区酝酿到建立，再到两次实地视察，邓小平同志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创新。值此改革开放3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8周年之际，对邓小平同志的经济特区思想加以总结有重要意义。
一、邓小平为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
(一)发展是硬道理。经济特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有关生产力的论述是经济特区设立的最基本理论依据之一。邓小平反复论证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祝”为此，“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特区是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的具体实现形式和途径。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现在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先进成果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利用呢?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要实现我们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如果“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50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为此，对外开放是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改革开放放弃不得”。不仅如此，“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50到70年不会变”。
(三)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经济特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吉布尼等人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1988年，邓小平又强调指出：“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过去的建设之所以搞不上去，责任在于“没有及时提出改革”，“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98
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决定》)正式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长期的基本国策。1987年，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对外开放与改革成为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点。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尧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出，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深圳经济特区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邓小平对《决定》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
(四)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986年9月，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时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优先发展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是基于以往的历史教训。“过去搞平均主义，这样是搞不好的。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过去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经济特区建立的理论基础体现在“发展”、“开放”、“改革”以及“特”四个方面。其中，“发展经济”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特区的最核心目标和中心任务。“对外开放”是经济特区所具有的区别于内地的特殊的“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因为特区是以“开放促发展”，即通过发展“外向经济”，“增强对外联系”来促进经济特区的发展。而“体制改革”是适应建立“开放的市场环境或体制”的需要，对旧体制进行变革。“特”则是赋予特区的“先行先试”。为全国“发展”、“开放”“改革”提供实践经验的“特殊”历史功能以及所享有“特殊”政策。所以，经济特区是“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谋发展，以特区引全国”。
二、邓小平同志积极推动经济特区的建立
“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没有拿出来之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这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而经济特区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路石。1979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习仲勋、杨尚昆、王全国向中央汇报工作，提出了一个建议：广东临近港澳，可发挥这一优势，实行单独管理，但名字定不下来，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嘛，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特区的最初定名为“出口特区”，主要是为了区别资本主义国家办的“出口加工区”。中央工作会议后，谷牧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委派带领工作组赴广东、福建考察，同两省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办特区的具体问题。后经中央工作组同广东省委的反复研究，在6月6日正式拟定
了《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随后，福建也写出报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广东和福建两省的报告。该文件首先提出，中央确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该文件正式批准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各划出一定的区域试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1980年3月在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上，吴南生提议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该提议得到邓小平的赞许，说“叫经济特区好”。1980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文件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建立经济特区“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经济特区在我国对外开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此，邓小平还特别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当邓小平1984年第一次视察特区后，鉴于特区的成功实践，指出“厦门特区的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同时，“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1984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兴办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委托深圳举办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研讨会。1985年3月，国务院又批准营口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政策。1986年，邓小平在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时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他指出：“天津开发区很好嘛，已经创出了牌子，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到这里投资就比较放心了。”1987年6月，邓小平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谈话时宣布“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1988年4月，全国人大又批准海南省为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政策。正如邓小平多次强调的“我们的方针不是收，而是继续放，也许今后要放得更大。外国有的评论家说，中国的现行政策是不可逆转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三、邓小平关心和大力支持经济特区的发展
(一)“不搞争论，是我的发明”。经济特区作为新生事物，在其诞生、发育、成长过程中，引来不少争议。面对各种对特区、对对外开放的质疑声，邓小平同志力排众议，支持特区实践。他说，“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经济特区成败与否，要看特区的具体实践。1984年，邓小平说：“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五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为此，有了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经过三天的耳闻目睹，邓小平欣然挥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随后的珠海视察中，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回京后的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同志总结道“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并一直希望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二)“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1985年，针对“有人说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邓小平坚定地指出“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但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同年，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说：
“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是否走对，还要看一看，总之，它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搞成功了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1985年7月，邓小平又指出：“深圳是个试验”，“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后来的实践证明，经济特区是成功的。1987年6月，邓小平指出：“我们采取多种方式，包括搞经济特区，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凡是执行了开放政策的地方，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深圳搞了七八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三)“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改革初期，特区的“三资”企业倍受责难。为此，邓小平指出：“从深圳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常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对特区的成绩，他说：“一九八四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四)“深圳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海南“洋浦模式”提出后，围绕“主权”、“租界”、“卖国”等问题的争论，在1989年4月前后引发了一场始料未及、海内外瞩目的“洋浦**”。为此，邓小平亲自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要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为“洋浦**”划上圆满的句号。同年，邓小平说：“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总之，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指出：“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1992年，邓小平还反省道：“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四、邓小平对特区建设寄予厚望
(一)发展“外向经济”是邓小平对特区的基本定位和要求。为此，邓小平说：“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到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是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随着“出口”形势的改善，1987年6月，邓小平欣喜道：“他们自己总结经验，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就是说能够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常这一点明确以后，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就改变了面貌。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且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时再次叮嘱：“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二)坚持“两手抓”“两手硬”是邓小平对特区发展的殷切期望。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经济特区回京后说：“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1989年邓小平说：“80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1992年，邓小平又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他告诫“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埃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邓小平认为“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是一个试验，„„干这样的一场革命，又是一个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了”，“我们的办法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对的就支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就是右!‘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四)特区要发挥带动和示范作用，为实现共同富裕做出贡献。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第二，决不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为此，邓小平要求：“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个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再次强调：“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此，经济特区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要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
第三篇：战后英国社会保障思想的变迁
战后英国社会保障思想的变迁
刘波 周敏凯
2013-4-15 13:54:13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济南)2005年01期
【作者简介】刘波，宁波大学讲师，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2002级博士研究生；周敏凯，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战后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其思想理念所推动的，战后英 国不同时期社会保障思想来源不同。英国的福利国家制度是在争论中产生、发展和变化 的。战后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以凯恩斯主义和《贝弗里奇报告》为两大理论基石，在其 以后的发展中贯穿着新左派和新右派的争论，第三条道路的福利思想则是其最新发展。
【关 键 词】英国社会保障/思想基础/福利观
任何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变革都需要为自己寻找行动合理性的思想依据。社会保障制度 的生成与扩展本身是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变革，它同样需要一种理论的支持。纵观战后英 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英国战后不同时期社会保障思想来源不 同。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变化是制约英国福利制度发展方向及改革的重要因素。
一、理论基石
(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与国家干预思想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早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推理。在《就业、利息和货 币通论》(1936年)一书中，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以及相应的国家干预经济的 思想。根据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理论，国家应该采取主动措施，甚至通过赤字财政政 策，大幅度提高生活福利，包括提高工资标准和扩大社会福利，即采取“普遍福利”政 策，抑制经济危机。这就是英国等西方国家，把凯恩斯主义作为执行“普遍福利”政策 的理论基础的主要原因。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控制着整个经济学领 域，支配着英国等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但是，70年代之后石油危 机所引发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性的经济滞胀困境，又开始打破了这一新教条。随之，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调整改革之路。
(二)《贝弗里奇报告》中的福利国家思想
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贝弗里奇报告》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文献，它所提出的建立“福利国家”的基本思想不仅决定了战后英国社会发展方向，同时影 响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轨迹。战后英国正是在这一报告的思想基础上率先建立起一 整套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使得英国成为第一个“福利国家”。此后，英国“福利国家” 的社会实践一再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仿效，并相继建立起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1941年贝弗里奇受战时内阁委托，负责起草有关战后福利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的报告。1942年11月正式出版的以《社会保障及有关服务》为标题的贝弗里奇报告，具有两个 十分显著的意义，一是该报告把各种改革者的不同愿望融进了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框架中，是当代福利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二是该报告确立了战后英国福利体系重建的基本框架，标志着福利国家思想开始由理论转变成现实。
贝弗里奇报告确立了战后英国福利体系建设的4条基本原则：(1)普遍性原则。社会保 障应是普遍而非选择性的(即只针对穷人)。(2)满足最低需求原则。社会保障应旨在维 持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收入并防止贫困。(3)充分就业原则。贝弗里奇认为，一个没 有维持充分就业以防止大规模失业的社会保障计划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一再强调，社 会保障必须与充分就业联系起来。(4)费用共担原则。社会保障计划实行由雇员、雇主 和财政部三方共同承担社会保障费用的原则。贝弗里奇报告还确立了战后英国社会保障 计划的基本结构。“国家所组织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的目的是保证以劳动为条件获得 维持生存的基本收入，即保证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国家最低生活标准。”[1](p111)至于有些阶层要求的保障超出了最低生活标准的需要，可以通过参加私人举办的自愿 保险去解决。因此，社会保障应采取3种方式：“满足基本需要的社会保险；对特殊情 况的国民补助；作为补充基本补助的自愿保险。”[1](p118)
按照这些原则，贝弗里奇设计的社会保障计划涵盖了养老、疾病、残疾、死亡、工伤、失业和家庭津贴等7大保险项目。虽然该报告并非处处闪耀着独创的光辉，但是饱受 战乱之苦的人们却将它看成是战后重建更公正、更合理的社会的象征和福音，“福利国 家”一词在贝弗里奇报告发表后不胫而走，并且很快成为战后英国以艾德礼首相为首的 工党政府的施政方针。
贝弗里奇报告是一幅较为完整的现代福利国家的蓝图。贝弗里奇报告的问世，标志着 英国福利国家思想的发展已完成了由理论向实际政策的过渡。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人 们更多地是围绕具体福利政策的争论，而不是提出和确立新的原则，社会保障的研究也 由此转入专业化的技术性分析阶段。
二、福利国家的建设及其争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建立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堪称典型的福利国家。福利国家、混 合经济和需求管理成为战后较长一段时期内英国保守党和工党各届政府的共识。但从20 世纪60年代起，福利国家受到了左右两方面的进攻。
(一)英国新左派的福利观
“新左派”是20世纪50、60年代在英国形成并发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学术和思想流派，该派根据20世纪特别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变化，对工党的传统观念进行了“修正”，提出了自己有关福利发展、福利目的和福利功能的见解。
“新左派”的成员成分复杂，有些是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有些是政治家，有些是社会 福利实践者。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地位、意识形态和知识结构不同，但具有共同的假 定：
一、认为国家附属于民选政府的意愿，也就是说，国家在社会政策发展过程中，在 限定政策目标和功能方面，没有独立或制衡的作用，只是起草和实施政府政策的工具；
二、政府关于国家干预社会福利的决定是对广泛社会共识的反应，不管这种共识如何产 生；
三、国家干预福利有利于社会发展。
尽管“新左派”有共同的核心假定，但在对福利的具体解释方面有所不同，形成两个 分支，一是社会良心论，二是公民权理论。
社会良心论者认为，国家干预社会福利的发展可以理解为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上层和 中产阶级社会良心日积月累增长的结果：社会各阶层有意识地致力于改善那些需要帮助 者的境遇，导致国家福利水平的提高。国家福利意味着个人有责任帮助其他贫困者，这 是由于他们承认，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彼此是一个社会的成员[2](p308)。因此，社会 良心论者将社会福利的发展看作是日积月累、不可逆转和积极的过程。
在社会良心论者看来，在国家福利的发展中，理性和道德占重要地位。一个多世纪以 前，国家之所以很少或不干预福利，是因为国家不了解社会问题存在的程度和原因。20 世纪初，随着一些社会工作者如布思等人的调查报告的发表，穷人的被剥夺和亟需帮助 的状况曝光，穷人被鼓动起来反对不可容忍的社会条件，以往对贫困问题的无知得到启 蒙，上层和中产阶级产生了改善不利者条件的社会职责感。20世纪初在维持收入、义务 教育和健康照顾方面的社会政策，是国家对这种理性和道德共识的最初反应。“教育被 提供，是因为有知识是好事，无知识是坏事；疾病被治疗，是因为健康比疾病值得向往 ；维持收入是因为贫困是一种邪恶。”[3](p40)国家社会政策的发展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使社会利他主义机制化：使用国家的力量，由国家提供资金并由国家加以控制。
至于国家活动扩大为福利国家，社会良心论者认为是政府和国家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进 一步深化的结果。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障计划是政府对贫困常常由意想不到的收入中断引 起的认识的反应[4](pp11-12)；对这一计划的进一步改进，如60年代末引入的与收入相 联系的补贴，是对失业、工作或技术转换是个人不能控制因而不应使之陷入贫困这种认 识的反应；国民保健服务是政府和国家对普遍需要全面健康照顾体系，在必要时应对每 一个英国人免费提供这种服务这一认识的反应；1965年的中学全面重组则是对1944年后 的教育体系未实现大多数英国公众希望的教育平等这一舆论的反应。
社会良心论者认为社会福利的目的和功能是为一些缺乏福利的社会成员提供保障，使 他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具体地说，社会福利有三大目的：
一、防止贫困、过早的死 亡和社会疾病；
二、保护病人和脆弱者不受他们无法抵御的危险和压力的威胁；
三、促 进社会和个人的利益[3](p93)。他们认为，在阻止个人不幸与满足社会需求之间不存在 矛盾和冲突，因为社会具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和共同的目标，个人与社会亚体系交织在 一起，是实现社会功能的前提条件。因此，个人和社会需求基本上是相似的。尽管如此，甚至在一个基本上和谐和公正的社会里，也会产生贫困和疾病问题，这些问题源于暂 时的社会功能错乱，国家福利的目的是保障这些缺乏福利者。总之，在社会良心论者看 来，政府和国家创设福利国家的过程是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的。在这一过程中，各社会 阶级和社会团体，政府与国家机制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
公民权理论也视国家干预福利是由社会共识发展而来，但认为社会共识是由一个包含 冲突的过程产生的。T.H.马歇尔最全面地构筑了该理论关于国家福利发展的解释模式。这一模式以19世纪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假定为前提，即有一种与社会所有成 员相联系的人类平等。在T.H.马歇尔看来，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拥有三种公民权，这就是 民权(关于个人自由的那些权利，包括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以及公 正的权利)、政治权(即参与政府政治过程的那些权利，如选举或被选举的权利)和社会 权(包括从少量的经济保障权利到分享文明社会遗产和生活标准的所有权利)。
这种公民权模式在克罗斯兰的《现代的社会主义》中被赋予实质性内容，克罗斯兰将 全面中学教育置于马歇尔的公民权模式中。他认为，“这代表强大的不可逆转的对英国 社会扩展公民权的压力。在过去300年中，这些权利首先被扩展到个人自由，然后是政 治民主，最后是社会福利。现在必须进一步扩展到教育平等。”[5](p194)总之，有关 社会权利的共识扎根于民主传统，它由斗争和冲突发展而来，但一旦这种共识被建立，政府就不可避免地要对不可逆转的舆论作出反应，国家机器要支持实现社会权。
公民权理论尽管强调权利平等，但未导致国家社会福利的目的是通过再分配实现物质平等这一逻辑结论。相反，该理论认为，每个人都享有公民权这种平等的社会身份，导 致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中固有的经济不平等合法化。在马歇尔看来，国家福利的目的和功 能包括：吸收所有人为社会的成员；改善社会最过度和最明显的不平等。克罗斯兰也认 为，社会平等不是社会服务的最终目的。在他看来，国家福利的目的是减少社会不幸，满足社会需要，不平等会由此减少，创造平等至多是辅助性的目的[6](p148)。在他看 来，在40年代建立福利国家时，国家福利的目的是减缓不稳定，改善过度的不平等，而 不是促进平等。总之，公民权理论认为国家福利起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减压阀和 避震器的功能。
由于“新左派”对战后福利国家及其形成机制的讨论建立在对具体社会现象分析的基 础上，而不是抽象的社会理论，其解释具有特别的力量。但“新左派”将社会共识作为 国家采取福利行为的唯一源泉，夸大了社会价值的作用和社会共识的范围。80年代后随 着福利国家的改革调整，“新左派”的主导地位发生动摇，“新右派”成为撒切尔夫人 当政时新的正统。
(二)英国新右派的福利观
新右派是60、70年代形成并在80年代发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学术和思想流派。它既包括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样的巨擘大匠，也包括其信徒什尔顿、波韦尔、鲍森、桑普森、哈 里斯和约瑟夫等。作为对战后国家干预活动的反对，该流派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发展、福 利目的和功能观及福利处方，其观点成为撒切尔夫人改革的思想基础，对其他西方国家 也产生重大影响。
新右派视国家福利的发展为不幸的事。早在福利国家刚刚建立时，新右派预言家就指 出，人的自然状态是不受国家调控的[7]，这种自由以及个人主义会导致在社会中存在 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但自由和规定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之间是矛盾的，要自由就要牺牲平等[8](pp26-64)。既然国家干预普遍地被视作干预自然秩序，这些新右派理论家又是如 何解释国家干预的发展呢?在他们看来，福利国家是由善意的和富有同情心的人创造的，或者说，“福利国家是由好心的但误人歧途的改革者创造的，他们利用了无知的公众 的愿望”[9](pp3-6)。实际上，绝大多数新右派理论家认为，国家福利的发展是由于公 众对福利赞同者的集体主义意识的一种易感性[10](p259)，或者是由于集体主义思想(即国家通过福利调控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合理性)在压力集团和工会而不是在具体的个人 中有市场。总之，他们认为，这种集体主义思想之所以能俘虏公众是因为“尽管集体社 会主义的独特方法的辩护者在西方已为数不多，但其追求的最终目的仍然具有吸引力” [11](p256)。一旦公众被福利吸引，本身也是集体主义产物的国家就会在一个系统的、甚至更大的福利供应网络中将国家福利机制化。
在新右派理论家看来，国家福利是一种秘密的国家专制和秘密的社会主义，它干扰和 影响市场经济的自然运转，刺激国家无法对付的需求，剥夺个人的自由和职责。新右派 认为，国家福利的目的与功能不利于保护选择自由，不利于工业、商业和公共生活，不 利于形成个人对自己行动负责的社会。国家福利造成社会分裂、资源浪费、经济无效率 以及个人自由的消失，国家福利是走向奴役的一步，尽管不是惟一的一步[12]。在新右 派看来，国家福利侵蚀人们的经济和精神创造性。“(福利)国家是一个邪恶的国家，它 为其公民做了他们自己能做的事：这种福利国家废除了其人民的所有选择和职责，使他 们像吵吵嚷嚷的母鸡，将产生不负责任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无人忧虑、无人节 俭、无人操心。当国家殚精竭虑从积极、成功和节俭的人那里拿钱来给懒惰、不成功和 不负责的人时，他们又会怎么样呢?”[13](p9)因此，国家在收入维持、健康、教育、住宅和个人服务领域的供应有消除自由和职责以及减少激情的双重作用和影响。
这种福利观必然导致一系列新的国家福利的处方：即大大减少国家对福利的干预，在 存在干预的地方使之改向。他们希望通过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的增加，以 阻止极端的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他们认为，有效的市场企业体系无需国家干预，个人 和社会能够并且应该提供私人福利，并为之提供财政资助。他们主张对国家福利供应进 行激进改革，尤其是减少社会服务的范围，减少国家财政补贴水平，主张由地方而不是 中央控制福利，福利服务私有化。总之，这些新右派理论家设计了对收入进行审查、由 地方进行管理的福利国家[14]。
他们的福利处方包括诸多具体建议。他们认为，英国在战后相当长时间内之所以出现 住房短缺是由于将价格降低到供需水平规定的房价以下，或由于房租控制和住房补贴使 一些人服从其他人的决定而引起的[15](p344)。新右派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是鼓励房主 所有权，使市场成为供需调控者；另一个办法是提供房贴时应更有效地对收入进行审查，使只有条件很差的人才能从国家干预住宅的政策中获得好处。同样，国家提供的教育 和健康服务也有问题，由于取消这两方面的价格机制，导致国家提供的健康和教育服务 质量低，造成人们税负加重，阻碍工作和创造激情，减少消费者的消费自由。因此，新 右派提出，在健康服务方面，废除由国家提供的普遍健康服务，代之以强制保险计划[1 6](p76)。在教育方面，国家应提供财政以保证义务教育的覆盖面，但也应通过由父母 选择学校的体系保证消费者的选择自由[17](p8)。简言之，新右派的福利观是主张取消 政府在福利供应方面的主导作用，使之仅起补充作用。
新右派的福利观与其在其他领域的观点一样，成了战后英国有关福利的政治辩论的一 部分，这种在传统上被视作同正统政治观点相悖的观点，在撒切尔夫人当政时成为新的 正统。同其他探讨国家福利的流派如“修正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及“工业与国 家学派”相比，新右派的论述更接近英国战后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因而也更具说 服力。诚然，新右派的许多政策目标未能实现，但新右派重新设定了政治程序，其力量 足以替代战后凯恩斯主义共识，甚至工党也采用新右派的许多概念。
三、第三条道路的福利思想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就是“第三条道路”的兴 起。传统的福利模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使推行“福利国家”模式的老工党陷入困 境，而以“积极的福利社会”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条道路”却使布莱尔的工党政府绝处 逢生。以布莱尔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提出了一系列福利改革的新思路、新观念。
1、观念上的调整——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
“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是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座右铭，也是这条道路最鲜明的特征 之一。“第三条道路”认为，责任是健全社会的基石，它是个人的，又属于社会。社会 行动的目的不是要用社会或国家的行为代替个人责任，而是通过改善社会来促进公民个 人自我完善的实现。与此相应，作为个人都要积极回报社会的关爱，为社会和他人承担 义务，真正实现基于现代意义的社会公正——“有予有取”，即机会、权利共享，风险、义务共担[18]。
2、政策上的改革——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
“第三条道路”主张改革福利政策，但不是为削减而削减，而是变福利政策为投资政 策，通过在经济、教育、培训等领域的政府投资和个人投资，建立一种使福利可以维护，但享受者具有相应责任与风险的积极福利政策。
(1)就业导向的转变。“第三条道路”主张应改变过去固守的传统观念，转变就业机制，把过去追求平等的目标的就业导向转向“创造平等的机会”，强调要以更多的协调、更多的改革来创造更多的就业，制定能够鼓励工作自立、放弃依赖社会的政策，推行积 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为人们创造更大的经济活动空间，使每个公民既愿意行使劳动的 权利，又有发展的机会。为有劳动能力者提供工作条件，让他们自食其力，而不是让他 们躺在福利的摇篮里甘当“食利者”而成为懒汉，是工党政府福利改革的一大特点。解 决失业问题的重点不再是简单发放救济金，增加失业补贴，而是变社会支出为社会投资，变被动的恩惠式福利为主动的进取式福利，变事后补救性福利为事前预防性福利。
(2)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第三条道路”针对结构性失业、享乐性失业和各种新型风 险提出了机会和风险平衡、风险和机会转换的理念，强调在福利国家改革中利用风险资 源，建立“积极福利”。养老金支付是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的重要领域。“第三条道路” 从积极福利理念出发，主张改革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废除福利国家发明的按固定年龄强 制退休制，把老年人视为一种尚能承担责任的资源而不是只知享受权利的负担，延长他 们的退休年龄，给他们以用武之地，能工作的继续工作，停止正式工作的也仍旧尽心尽 力地为社会服务。在养老金来源问题上，将养老保险私有化和社会化，鼓励建立社会性 的养老保险公司，提倡个人向其投保，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主张企业、个人、整个 社会也都参与，必要时甚至还借助国际力量，使国家甩掉包袱，推动经济增长。
(3)福利对象的扩大。“第三条道路”认为，福利制度不仅要为那些不能工作的人(特 别是穷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和必要的技能培训，还应关注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不仅 是因为生态恶化等新型社会风险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减少环境污染就是一种跨阶 级的普遍性福利，而且因为“只有一种造福于大多数人口的福利制度才能够产生出一种 公民的共同道德。如果‘福利’只具有一种消极的内涵而且主要面向穷人(如美国的福 利制度)，那么它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19](p112)。因此，应该给中产阶级的中下层 以抗拒风险的信心，关心其中的上层对非物质方面生活质量提高的要求，并引导其给社 会整体以更多的关爱。
从福利国家到社会投资型国家的转变，体现了“第三条道路”对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 国家功能的重新定位，认为国家仍然对重大事务负有责任，但解决的方式是通过发挥政 府及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来完成。尽管构建社会投资型国家的改革理论遭到来自各方 的批评，但是，正如布莱尔所承认的那样，它表明了一种新的开明态度，即在变化了的 环境中采取灵活有效的作法，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和政策调整。
综上所述，福利经济学及凯恩斯主义强调国家干预的思想对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及福利国家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新右派等各种反福利思潮及新保守主义经济学 强调市场机制作用的主张，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改革。因此，英 国福利国家的发展方向及福利制度的改革必然要受到各种福利思潮的影响。英国社会保 障思想的变迁和争论贯穿于英国福利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始终。英国的福利制度就是在这 种争论中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英国福利制度的改革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意 识形态的论争的结局或论争各方力量平衡的倾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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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英]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版。
第四篇：思想论文
试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
土建中心王卫华
摘要：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影响着企业的凝聚力、竞争力，甚至影响着企业能否在市场经济的制度下生存问题。随着企业的转轨及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我们现行的思想政治工作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本文总结分析现行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当代思想工作的特点，提出了一些可行的企业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制度的创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开放大格局的形成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们的利益需求趋于多元化，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多样化，各种思想、文化互相融合和碰撞，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都在经历着深刻的革命,企业内部深化改革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随着企业深化改革中利益的调整,企业职工在政治信仰、思想道德、价值取向、人生观、世界观等意识形态上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就要求企业把握好时代的脉搏,使思想政治工作跟上形势的发展。
一、当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所具有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1)企业员工队伍的知识结构变化。
企业中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力量，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体现出越来越重要的突出作用。生产力的发展，产品结构的变化，要求工人阶级队伍不能再停留在“大老粗”的地位，只会运用传统的落后的生产技术，而是要求工人阶级队伍的每一个成员都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为一支具有高技术、高素质的先进生产力量。
(2)工作环境的开放性。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科技文化、国际国内传播无临界，思想作风、部门行业交叉感染大，由此带来思想政治工作面临许多课题，如在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就业途径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的环境中，如何稳定职工队伍；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对外来文化如何引导干部职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等，这些都急需我们在开放的工作环境下需要解决的问题。
(3)实施手段的科学性。
随着全球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生产、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迫切需要我们学习、掌握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诸如广播电视、互联网、多媒体等现代化
手段和工具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增强时效性，掌握主动权。
(4)教育载体欠健全。
在计划经济时代，教育载体比较健全，大广播、大墙报、大报纸、大学校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原有的教育载体逐渐失去了主渠道作用，虽然电视等大众传媒的作用日益突出，但就单位个体和社会整体而言，教育载体仍感残缺，远远不能满足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企业员工怎样度过“八小时”以外，亦是思想政治工作应该管起来的“空间”。
(5)随着企业深化改革，利益格局调整、分配收入进一步拉大，各项改革措施涉及职工的切身利益，引起职工的高度关注。利益碰撞使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增多，部分职工群众的思想观念与形势发展不适应，会造成一些人心态失衡，人民内部矛盾相对复杂、集中、突出，群众性、突发性事件增加大量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念，但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其固有的负面影响使一些人理想信念淡化、道德失范、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滋长，造成了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先进与落后、进步与退化、观念更新与沉渣泛起等现象的相互并存，特别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在党内蔓延，引起了群众不满。
总之，企业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概括起来有以下五个不适应：
1.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不适应。表现为宏观理论教育较多，实践针对性较少，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的阐述不够，难以提高受教育者的兴趣。
2.思想政治工作形式的不适应。表现为传统的灌输教育较多，生动的启发教育较少，吸引力不强，难以形成自觉接受教育的氛围。传统的传达、读报等形式往往出现信息滞后于受教育者的情况，而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应用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
3.思想政治工作深度不适应。表现在部分思想政治工作者与员工在信息上基本处于“等量”、“同步”甚至滞后的状态，缺乏信息优势，缺乏理论深度，对许多社会现象、热点和观点难以作出有说服力的解答和回应，满足于一般性地开展
面上的工作，而对深层次的实际问题的认识解决不够。
4.思想政治工作效果评价的不适应。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难以像经济工作那样量化，缺乏足够客观地评价依据。这方面的不适应对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积极性存在一定的影响。
5.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不适应。时代的进步对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目前企业政工人员在年龄、学历等方面与行政干部出现了差距。
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针对已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根据多年在一线的工作经验和理论知识的学习认识，我认为要对现行的企业政治工作进行创新。
(1)实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观念的创新
思想政治工作的观念创新，要符合我公司的企业制度即企业文化，适应电信行业发展的新局面，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统一政治工作队伍的认识，深入落实实践科学发展观，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更新观念。追汲取传统观念之精华，进一步解放思想，构建企业新的思想观念体系。
(2)正确处理利益分配关系
正确处理利益分配关系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面。在新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物质利益观念增强，注重经济实惠，讲求个人利益。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加强利益关系调整的教育引导，把握好利益机制的 “度”，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既要承认、尊重、关心员工的物质需求，也要防止利益分配只向个人倾斜，而损害和侵蚀企业利益。这些不仅要靠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进行调控，尤其需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来正确引导并加以心理调节。
(3)增强企业员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
1.要深入广泛地进行科学发展观的教育活动。突出抓好以科学发展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正面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带头学习“科学发展观”、积极宣传“科学发展观、模范实践“科学发展观”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焕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力量。
2.要扎实有效地进行理想信念教育。重点解决干部职工信仰什么、反对什么,坚持什么、抵制什么的问题,经受住 “酒绿灯红” 的考验,筑起牢固的思想防线,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违反马克思主义、危害国家稳定的行为,做到令行禁止,确保政令畅通。
3.要大张旗鼓地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及企业文化宣传。重点解决好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问题。特别要注重从干部职工思想和道德水平的实际出发,突出行业特色,加强环境熏陶,宣传代表时代精神和社会正气的先进典型,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进一步掀起学英雄、学模范的热潮,营造 “爱岗位、做奉献、创一流”的氛围。
总之，思想政治工作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可靠保证，只有紧紧围绕每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结合我公司实际情况，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认真处理好创新和继承的关系，力求内容新、形式活，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极大地发挥职工的聪明才智，使企业充满生机，推动企业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第五篇：“榆中”城址变迁论文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设榆中县，属陇西郡。今榆中属甘肃省兰州市，县级行政区域及县府城名，在兰州东南80千米，东经104.06°北纬33.50°处。依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时期榆中没有确切城址，只是一片广阔的区域，属林胡，位置大致在东经107°-112°北纬38°-41°，地域主要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陕西西北端，大体在黄河几字湾内东半。谭集西汉凉州刺史部图上才有了古代的榆中城，属凉州刺史部金城郡，位置在东经103.55°北纬36.02°，在今兰州正东方。东汉未变。到了三国魏时，榆中仍在今兰州的正东，但城址似乎向西移动了一点，而且成了金城郡的首府(而金城却不是首府)。西晋时属秦州金城郡，也是首府所在地。十六国时属前赵，位置依旧，但不再是金城郡府(郡府在子城，亦非在金城)。南北朝时属北朝魏之河洲金城郡，位置依旧。隋唐五代十国时期，谭其骧的图集中没有榆中这个地名，可能与这一时期金城郡属于吐蕃版图有关。从此经宋辽金元明一直到清，谭集未再标注榆中，说明自南北朝以后榆中在历史事件中不再扮演重要角色。
这里产生二个问题：一是榆中故城何时迁到现址;二是为什么北朝魏以后史事记录不再有榆中之名。
一、榆中故城迁移
榆中什么时候由故城迁至今地现在就只有靠猜测了。假设榆中曾一度迁入今址，那么在什么时候?清代耿喻《金县志》“城郭”条：“尝按邑城创自元至元间，历时增修，坚致牢实，当时称为铁。”金县即今榆中县。然而，此材料仍不能帮助我们断定榆中位置更改的时间，只能肯定此城非榆中城迁移而得。可以断定在此之前如果有个榆中城在附近也早荒废了，如果假设榆中城曾迁至此也在足以颓圮的时间之前。
榆中最初为羌人所据，羌人从远古起就开始迁徙。周代羌人大的内迁有两次。秦汉以来内迁更趋频繁。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从张掖、天水、陇西三郡各取两县，设置了金城郡，郡治允吾县。今榆中县东部属天水郡勇士县。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年)省金城郡属县并入陇西郡，次年恢复金城郡。汉安帝永初四年(110年)将金城郡治迁至陇西郡襄武县(今陇西县)，延光三年(124年)迁回原治。三国时榆中属魏凉州金城郡，郡治榆中县(按谭集非现址)。西晋沿置，西晋末年天下大乱，进人十六国时期行政建置更改纷乱。前凉榆中县属金城郡，郡治榆中县(按谭集非现址)。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前秦灭前凉，占领凉州金城、广武二郡，但未曾过黄河占有榆中县。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西秦灭南凉，榆中属金城郡。太元十年(385年)西秦在其辖境内置苑川等十二郡，筑苑川勇士城(在今榆中县境内)为都城，太元十三年迁都金城县(今西固城一带)，太元二十年(395年)复迁都苑川勇士城。北魏在汉榆中县地设榆中镇，后在今榆中县境设子城县，属临洮郡。从这些材料无法判断榆中何时迁入今址，但上述材料中汉羌的进退伸缩和建置的频繁变动，为榆中的内迁提供了可能，也为这一迁移的短暂性提供了可能，其中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年)省金城郡一事与榆中内迁之间有关的可能性最大。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冬，北宫伯玉在河湟地区举兵反汉，金城郡治又迁至榆中县。当时郡治在允吾，位于浩水(今大通河)之东，既然河湟地区发生反叛，金城郡治的迁移应远离叛区，那么此榆中县当在允吾之东。《后汉书·董卓传》说，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十一月，“章、遂败走榆中，温乃遣周慎将三万人追讨之。温参军事孙坚说慎曰：‘贼城中无谷，当外转粮食，坚愿得万人断其运道，将军以大军继后，贼必困乏而不敢战。若走羌中，则凉州可定也。’慎不从，引军围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园峡，反断慎运道。慎惧，乃弃车重而退。”新修《榆中县志·附录》认为，此榆中即在兰州东岗镇，葵园峡即桑园峡，所依据的就是这一史料。此一点张国常《重修皋兰县志》早有主张，“案《汉书》灵帝中平二年周慎围边章韩遂与榆中，章遂分兵屯葵园峡，断慎运道。疑即此峡。方舆纪要谓榆中、葵园峡俱在兰州西，殊误。”然而以东岗镇的地形，北为滔滔黄河，南为大山，稍知军事者都知道，在如此狭窄的空间，边章韩遂是断难分兵到桑园峡去而不被周慎的三万围兵发现的。所以，周慎当时围的“榆中”一定不在东岗镇，而在兰州西面某地，但也一定不在最早的位置。因为若此“榆中”仍为大通河下游，那么已经在“羌中”了，孙坚说“若走羌中”就不能成立了。
综合以上材料可以得出结论，榆中故城最早在大通河(浩水)下游区域，后一度迁至今榆中城附近，最迟在东汉灵帝之前榆中城再迁至兰州西某处，民国时以此为金县县城命名就是现在的榆中城。这样，历史上有关榆中故城记载中的各种说法就都能成立，不存在是非之争了。
二、北朝魏以后不见榆中地名
这与北朝魏以后的州郡县建制变化有关。据张国常《重修皋兰县志》卷二“沿革”载，北魏孝明帝时复置金城郡，郡治子城县，属河州。正光五年(524年)废榆中镇，复置榆中县，属金城郡。北周废榆中县，其地并入子城县。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置兰州，以皋兰山为州名，领金城郡，金城郡领子城县。开皇三年(583年)废郡存州，将金城、武始、广武三郡并人兰州;废勇田县，在今兰州城区置五泉县。兰州领子城、五泉、广武、狄道四县，州治子城县。隋代的兰州大致在今兰州市辖境范围。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改州为郡，兰州改称金城郡，子城县改为金城县，为郡治。以上均未用“榆中”之名。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复置兰州，废金城县入五泉县，为州治;兰州领五泉、广武、狄道三县。后又改五泉县为金城县。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兰州为金城郡，改金城县为五泉县。天宝三载(744年)析金城郡狄道县置狄道郡，金城郡领金城、广武二县。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复改郡为州，金城郡复名兰州。次年改广武县为金城县。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占领兰州。吐蕃在河陇地区沿袭唐朝制度，亦设州、县，州设大都督，县设都督，亦未用“榆中”之名。
五代至北宋初年，吐蕃衰落，在今兰州地区散居吐蕃部落。是时，党项族崛起，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赵元昊夺取河西，占有今榆中之地。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收复兰州，为防御西夏进攻筑金城关。宋徽宗时在兰州城置兰泉县。北宋兰州辖境在今兰州市黄河以南地区，辖一寨四堡，即龛谷寨(今榆中县小康营)和东关堡(今东岗镇一带)、皋兰堡(今西固区关山附近)、阿干堡(今阿干镇)、西关堡(今西固城附近)，皆未用“榆中”之名。
宋高宗建炎五年金占领兰州，撤兰泉县并入兰州，金代兰州辖定远(今榆中县定远镇)、龛谷(今榆中县小康营)、阿干(今阿干镇)三县，东关(今东岗镇一带)、质孤(今榆中县来紫堡)、西关(今西固城附近)三堡。后西夏攻占兰州，金以龛谷、定远二县置金州，治龛谷县。蒙古灭西夏和金之后占领兰州和金州，撤阿干县入兰州，撤定远县、龛谷县入金州。元代兰州、金州属陕西行省，县级以上机构均未用“榆中”。
明代于洪武二年(1369年)攻取兰州，降兰州为兰县、金州为金县(治所移至今榆中县城)，属陕西布政使司临洮府，未用“榆中”之名。洪武三年(1370年)置陕西都司兰州卫，指挥使驻兰县。成化十三年(1479年)升兰县为兰州，辖区不包括今榆中县。
清初沿明制，兰州、金县仍属临洮府。康熙五年(1666年)清廷析陕西省置甘肃省，将甘肃巡抚自凉州(今武威市)移驻兰州，并将甘肃布政使由巩昌府(今陇西县)迁至兰州，兰州成为省会。乾隆三年(1738年)临洮府移驻兰州，改称兰州府，改兰州为皋兰县，为府治。兰州府领狄道州、河州、皋兰县、金县、渭源县、靖远县，其中皋兰县、金县在今兰州地区，没有“榆中”之名。
直到民国8年(1919年)改金县为榆中县，在沉寂近千年后“榆中”又成为一级行政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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