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竞争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协调下的经营者集中控制

第一篇：论竞争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协调下的经营者集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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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竞争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协调下的经营者集中控制

作者：王芳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8期

【摘要】竞争政策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政策，其目标往往与其他经济政策的目标有所分歧。而反垄断法作为竞争政策体系中的关键部分，集中体现了竞争政策的理念。现以经营者集中为视角，从经营者集中的控制标准、经营者集中的豁免等方面来予以分析竞争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竞争政策；反垄断法；经营者集中；产业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

2009年3月18日，商务部发布了关于可口可乐并购汇源一案的审查决定，认定这个经营者集中将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要求可口可乐公司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可口可乐公司先后提出了初步解决方案及其修改方案。经过评估，商务部认为这些方案不能有效减少此项集中产生的不利影响。公告指出，此项集中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将对中国果汁饮料市场有效竞争和果汁业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鉴于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集中对竞争产生有利影响或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且没能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可行的减少不利影响的方案。因此，决定禁止此项经营者集中。［1］对于商务部对此项经营者集中所做的决定，看法不一而足。其中有不少人认为商务部的决定是出于产业政策的考虑，是在保护中小型企业。笔者认为先撇开这一说法是否在理不谈，首先要思考的是产业政策等其他经济政策是否会影响到经营者集中的规制。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经营者集中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反垄断主管机构审查集中时的考虑因素。如果说市场份额等因素是对经营者集中的某一方面进行分析的话，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乃至国家经济政策对经营者集中规制之影响则是全面地对集中行为进行分析。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国家经济政策是反垄断主管机构审查经营者集中时所必须考虑的因素。然而我国鼓励企业合并，力求企业大型化、国际化的产业政策［3］，以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原则都与竞争法通过控制企业合并以避免形成或增强企业的市场优势地位进而保护市场有效竞争的理念有所冲突，且与竞争政策的目标不相一致。由此，让我们对竞争政策与调控国民经济的各项经济政策存在的关系问题产生了疑问，进一步思考如何调和它们之间关系问题。

二、竞争政策对经营者集中控制的影响

（一）竞争政策的内涵与作用机制对于竞争政策，学界对其还没一个严格的定义，一般来说，其内涵分为狭义上的与广义上的。其中狭义的竞争政策是指所有的竞争立法及其执法所体现或奉行的政策。［4］它通常以法律的形式出现，如竞争法、反垄断法等。而广义的竞争政策则是指“为确保一个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发展所采取的各种公共措施”。［5］一切有利于竞争的经济政策，包括反垄断政策、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政策、垄断行业的规制政策等，只要涉

及保护竞争、反对限制竞争或排除竞争的，都应当视为竞争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通过竞争对资源起着基础性配置作用，但无约束的竞争会导致自身无法克服的反竞争行为的发生，从而使市场失去或扭曲其资源配置功能，因此，市场需要竞争制度来加以保护，这种制度表现为竞争政策，且主要表现为竞争立法。现代的竞争政策主要体现在竞争法的禁止限制竞争制度、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与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三个方面。［6］

（二）竞争政策影响经营者集中控制标准的确定自《反垄断法》制定到实施以来，存在大量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在《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判断标准都属于模糊不清的状态，需要进一步加以界定，如经营者集中的审查标准、“社会公共利益”的标准等。在各国竞争法实施的实践中，上述标准的确定，无一不是与其国家的竞争政策目标相吻合。我国在决定这些标准和界限时，同样离不开对竞争政策的整体考虑。下面笔者将以经营者集中控制标准的确定来加以分析。经营者集中的控制标准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二是经营者集中的审查标准。《反垄断法》第21条规定，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经营者应当申报，但是对于申报的标准没有具体规定。对于申报标准，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法律一般规定有资产额、销售额、市场份额和交易额几个指标。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高低，与一国对经营者集中反垄断规制的宽严程度有直接的关系，它取决于国家的竞争政策。2008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我国经营者集中申报采用的是“营业额”标准。这与我国市场容量大、企业数量众多的情况、国际化的产业政策目标相一致。随着我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变化，与此相应的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也将随着相应的竞争政策做出适当的调整。经营者集中的审查标准是反垄断执法机关判定集中企业是否构成了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从而是否需要对其集中行为予以阻止或限制的实质性标准。反垄断法律制度中对经营者集中的审查标准主要有“市场支配地位标准”、“实质性减少竞争标准”以及“严重妨碍有效竞争标准”等模式。［7］实践证明这些模式也在不断变化，以适应国家竞争政策的变化。如我国制定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办法》，规定为了消除或减少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的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竞争当局可以否决该项集中的申请，或者可以对集中附加限制性的条件。

（三）竞争政策影响经营者集中豁免范围的确定所谓经营者集中豁免，是指经营者集中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但是如果经营者能够证明集中对于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大于不利影响，或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做出不予禁止的决定。世界各国在反垄断法律的立法过程中出于对经营者集中有优缺点的权衡考虑，均规定了豁免制度。我国《反垄断法》第28条规定，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做出对经营者集中不予禁止的规定，前提有两个：经营者能够证明该集中对竞争产生的有力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响；经营者能够证明该集中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这符合我国目前阶段的竞争政策的选择。同样地，随着竞争政策的不断推进与演变，经营者集中豁免的范围也将随之改变。就实质而言，豁免制度的适用就是反垄断法律中合理原则的具体体现。能否适用豁免制度，给予了反垄断执法机构相应的自由裁量权。如何适度、合理、公平地适用豁免制度，进而与经济变动、产业政策、国家利益相结合，是《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的一大问题。

三、国家需要制定一系列经济政策来控制市场中存在的“看不见之手”

经营者集中控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市场机制自身也存在着缺陷，而这些缺陷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又不可避免，故而国家就需要制定一系列经济政策来控制市场中存在的“看不见之手”。前面提到经营者集中的控制与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这意味着在反垄断法实施的过程中，对经营者集中的控制必须考虑到其他经济政策因素，并与之相协调。下面笔者就以产业政策为例。产业政策涉及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其目标与反垄断法律的立法目的既有联系，亦有区别。总体来看，两者都希望优化市场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增加社会公共利益。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也存在着冲突。此时，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经营者集中，提倡技术革新与降低单位产出成本。然而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又需要反垄断法来规制垄断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建立有序的市场秩序。这种政策下产生的两难境地，实质是产生于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思想与后发展国家中主导经济发展的政府权力发生的矛盾与冲突。［8］据此，很多学者对我国的反垄断法律制度是否应当对于经营者集中进行规制产生质疑，认为我国的产业集中度不够，国家应当实施鼓励企业通过重组、兼并、联合做大做强的政策。如果对于经营者集中进行规制，可能会限制企业的重组、兼并，影响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最终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9］上述观点虽具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正因为我国的产业仍处于发展阶段，才需要在发展的同时对其结构不断调整并完善，一味扩大规模产生的副作用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往往只能造成企业规模的一时膨胀，并不能真正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再者，欧共体、美国的经验已经表明，经营者集中规制的实质是为了促进经营者集中以对竞争损害最小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为了阻挠经营者集中。换句话说，竞争法并非禁止所有的经营者集中，只是对那些“实质性限制竞争”的经营者集中进行规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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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中国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融合

论中国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融合江山

[摘要] 以《反垄断法》为中心的竞争政策与包含有知识产权制度和战略的科技政策，在理念、目标和规则上存在融合空间。本文通过对二者进行评述指出，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政策支撑，二者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更多地是存在相互推动和促进关系，应当有意识地发现两大政策在理念、目标和规则上的结合点，构建政策工具的组合，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共同促进国家竞争力的稳定可持续增长。

[关键词] 竞争政策 科技政策 反垄断法 科技进步法 国家竞争力

导言

二十一世纪以来，科技政策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1]，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国民经济和

[2]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与此相平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于2007年颁布并于次年实施以来，竞争政策开始正式进入国家经济政策领域。《反垄断法》的出台引起了反垄断与知识产权之间关系的讨论，不仅在理念层面涉及到保护竞争与激励创新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制度层面涉及反垄断法对于知识产权的适用规则，推动了相关领域的认识。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知识产权的制度与战略实际上是作为科技政策的一部分进入历史的，至今仍在科技政策的基本架构之内。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把以《反垄断法》为中心的竞争政策与包含有知识产权制度和战略的科技政策作为叙事的对象，考察二者的理念内核，梳理二者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法定化目标，进而在理念交互和目标协同的基础上在规则层面分析二者的耦合，提出构建政策工具的组合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设想。

一、竞争政策在中国的发展

一直以来，竞争政策和科技政策的内涵与外延在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论，自该两大政策生成以来，其理念也处于流变之中。因此，界定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范围，廓清现代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理念，是探讨二者交互的起点。

1.竞争政策之一般

在经济学界，广义的竞争政策，指一切有利于竞争的政策，包括反垄断政策、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政策、放松规制、政府削减对企业的补贴、减少不利于外国产品和外国生产

者的政策等；[3]而狭义的竞争政策，指“一整套确保市场竞争不因受限制而减少经济福利的政策和法律。”[4]在法学界，有学者认为，竞争政策是政府制定并实施的促进和保护竞争的策略选择，竞争法是竞争政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规范和限制私人反竞争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5]也有学者认为，竞争政策一般是指市场经济国家为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而实施的一项基本经济政策，其核心目标是通过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确保竞争机制在相关市场发挥作用，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增进消费者福利。[6] 随着竞争政策的发展，其理念几经变迁，一般认为，现代反托拉斯或竞争政策的一般性目标是保护竞争或经济自由以达到消费者福利的最大化。

2.中国竞争政策形成及其动因

中国竞争政策的形成，镶嵌在以《反垄断法》的颁布为里程碑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之中，多种内部力量进行推动是主要原因：第一，确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要求中国废除旧的适应计划经济的法律框架，建立一个鼓励竞争的新框架，而建立和维持竞争机制是这种框架不可或缺的支撑。第二，控制过度的政府权力。中国经济体制中行政垄断问题具有广泛性和结构性，其最终的解决方法依赖于经济和政治的改革，而现实可行的实用主义做法，就是在《反垄断法》的框架内采取一些技术性的限制来抑制政府权力。第三，保护国家安全。随着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融合进一步加速，许多人认为中国的企业可能丧失他们目前拥有的优势。制造国家安全言论的人将《反垄断法》视为保护国家利益和相关中国企业的极佳工具。第四，缩小社会收入差距。中国经济在飞速增长，收入差距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多数人要求公平分配因经济增长产生的利益分额。为建立“和谐社会”，政府需要缩小财富差距，而国民的普遍认识是：为缩小差距，垄断必须被消灭，由此极大地推动了《反垄断法》的出台。[7]第五，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动因。国家竞争力包括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也包括在社会形态及文化传统上的软实力。一国在体制和制度上的创新将使其具备强劲的竞争力，并不断发展，最终现实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

[8]笔者认为，国家竞争力与上述因素一同构成了反垄断法出台的推动力量，也构成了中国竞争政策框架制定的国家目标。在中国，竞争政策这一术语由《反垄断法》的第九条第一次正式提出，官方解读为：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竞争政策，起到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确保竞争机制在市场中发挥作用，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9]

二、科技政策在中国的发展

1.科技政策之一般

1963年OECD在《科学和政府的政策》（Science and the Policy of Government）报告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科学政策的含义，它把科学政策分成两个成分：“为政策的科学（Science for Policy）”和“为科学的政策（Policy for Science）”。70年代，OECD的布鲁克斯报告中又单独提出了“技术政策”这一概念。之后，文献中的科技政策有时用“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有时用“Science Policy”。[10]而根据UNESCO的定义，科技政策（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STP）是指一个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主导性国家或地区为强化其科技潜力，以达成其综合开发之目标和提高其地位，而建立的组织、制度及执行方向的总和。[11]有学者认为，STP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的时期，为了实现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对科技活动的任务、目标、投资等进行指导、管理和调控而采取的方针、措施和规则体系。[12]还有学者将科技政策定义为，促进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利用科学技术为国家目标服务而采取的集中性和协调性的措施，是科学技术与国家发展的有机结合。[10]随着科技政策的发展，其理念几经变迁，九十年代以来各国科技政策的中心内容是：创新——科学技术发展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做贡献；建设能够促进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10]

2.中国科技政策的形成及其动因

中国科技政策的形成，考查其演变过程，多种内部力量进行推动是主要原因：第一，军工国防的要求。我国自建国初至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科技发展战略的重心在于发展军事工业，加强国防建设。第二，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的要求。1978 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提出“科技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为科技面向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明确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13]1988 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战略的理论基础。第三，提高综合国力的要求。1995 年，国务院在第三次科技大会上明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重心在于依靠科学技术，发展我国经济的同时，更注重社会的全面发展，注重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12]第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1999年，全国技术创新工作大会发布《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以下简称《纲要》），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奋斗目标，明确指出“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贯彻到各个产业、行业和地区，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在中国，1993年颁布并于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堪称科学技术领域的基本法。该法于第二条规定了我国当前的科技政策指导方针为：“国家坚持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行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学技术工作指导方针，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

三、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目标协同与规则耦合在世界范围内，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经过自身的发展和演进，各自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当代政策体系。二者在理念上虽存在差别，但亦存在交集：即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促进。只不过，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场域上，科技政策着眼于“预竞争领域”的科技活动，而竞争政策则着眼于“市场竞争领域”的竞争活动。二者的融合，将比单一政策项下的政策调节更能推动共同理念的实现。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中国竞争政策和科技政策的目标协同和规则耦合。

1.中国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目标协同

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在理念存在交集构成了二者融合的基础，而其实施则需要分析特定国家的政策语境，并实现具体政策语境下的目标协同。

第一，竞争政策的法定化目标。竞争政策是反垄断法制定的依据，反垄断法是竞争政策的表现形式。[9]作为竞争政策的载体，《反垄断法》制定和实施的目的有“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对西方反垄断法律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做出梳理，占主流者应有三项：保护竞争而不是保护竞争者、经济运行效率的促进和消费者福利最大化。《反垄断法》的各项目的实际上也可以化约为这三大目的。

第二，科技政策的法定化目标。作为科技政策的载体，《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一条规定了立法目的，“为了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促进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据此，科技政策的实施目标可以归纳为，“促进科技进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第三，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协同目标。在西方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竞争导致繁荣

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从我国竞争政策的法定化目标来看，也希望通过对公平竞争的维护，最终“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相应地，在世界范围内，为了加强科学技术和创新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挥的贡献，各国采取政策措施大力加强国家创新系统的建设和有效运行。从我国科技政策法定化目标来看，对科技进步和成果转化的促进，最终是为了“推动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再结合上文所分析的科技政策形成的动因来考虑，两大政策及其法定化的目标，最终所指向的应该是“国家竞争力的提升”。而以提升国家竞争力这一根本目标为归依，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目标在根本上是可达成一致协同的。基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在规则上的耦合，以及如何促使这种耦合更加有效地促进二者协同目标的实现。

2.中国《反垄断法》与《科技进步法》中的规则耦合中国的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分别以《反垄断法》和《科技进步法》为载体，二者的法定化目标存在协调的空间，而规则的耦合则是构建政策融合机制的法律基础。

第一，依科技发达国家的经验，科技政策一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政府直接对研究开发工作的支持。例如，政府对基础研究、国防高技术研究、空间研究、对大学教育和科研工作的资助，以及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第二类是政府通过放宽政策或制定新的法规条例，刺激私人企业对研究开发的投资，为技术创新创造有利的大环境等。例如，政府的采购政策、贸易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税收政策、反垄断政策、促进技术转让的政策等。[14]而竞争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相比，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政策手段的不同。竞争政策是直接的规制调节，而不是间接的参数调节。[15]相较而言，科技政策的政策手段更为多样化，可以起到更大的调节作用。分析二者在规则上的耦合，首先应根据各自特性明确融合的定位：科技政策应主要起到调节引导的作用，而竞争政策则应起到支撑促进的作用。

第二，在美国这样具有反垄断法和竞争政策传统的国家，竞争政策的历史比科技政策更为久远，因此也必然成为科技政策的关联政策，而通过豁免等方式实现的竞争政策的宽松化也使得科技政策有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在中国，长期以来科技政策体现在基本架构上，主要是科技投入、税收激励、金融支持、政府采购、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创造保护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教育与科普、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和加强统筹协调。直至《反垄断法》的颁布，竞争政策的理念与基本框架才正式确立。因此，与传统的反垄断法制国家相比，中国的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交互实际上是一个反向的过程。然而，中国《反垄断法》充分吸收了现代反垄断法制的理念和规则，其中明确提供了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相对接的插槽，使二者在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上可以实现对接。

第三，在《反垄断法》中，相关的规定可以分为促进型规定和保障型规定两种。以此分类观之，科技竞争与竞争政策的规则耦合如下。

在创新促进型规定方面，《科技进步法》第三十条提出国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企业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第三十二条进一步规定国家鼓励企业开展的活动。相应地，《反垄断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经营者能够证明所达成的协议不构成垄断协议，主要包括了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的和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进效率，统一产品规格、标准或者实行专业化分工的情形。此外，该法在对经营者集中审查的“考虑因素”中，明确规定了“经营者集中对市场进入、技术进步的影响”这一因素。据此，科技政策和竞争政策对创新促进的指向显然是一致的。

在创新保障型规定方面，《科技进步法》第七条原则性规定，国家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营造尊重知识产权的社会环境，依法保护知识产权，激励自主创新。《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原则性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而目前正在起草之中《关于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法执法的指南》将予以

细化规定。将该议题提升到政策层面来考量，将有益于在指南的制定与实施中更好地体现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融合，在保障静态效率的同时促进动态效率。

易言之，《反垄断法》一方面通过企业联营的反垄断适用豁免和经营者集中效果权衡中的技术进步影响考虑来促进创新，一方面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法规制来在防止知识产权的滥用并在此基础上保障创新，与《科技进步法》相匹配，构成了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在规则面上的耦合。

结语

竞争政策是中国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体系的全新板块，其在《反垄断法》中的提出和确立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竞争政策与包括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科技政策在内的各种传统政策的互动是国家竞争力提升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议题。进入创新型国家建设以来，随着科技政策在国家经济发展规划的政策组合中的地位逐渐上升，竞争政策亦应顺应这种趋势进行合理规划。我们认为，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政策支撑，二者之间存在相互推动和促进的关系，在确立两大政策在理念、目标和规则上的结合点的基础上，应当从规则层面着眼，在保护竞争的同时从“创新促进型规定”和“创新保障型规定”两个方面构建完善政策融合的法律机制，促使两大政策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国家竞争力的稳定可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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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3/16/c_121193916_2.htm（201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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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略论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平衡

文章标题：略论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平衡

▲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诸多矛盾的解决，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国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平衡；

▲市场经济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需要平衡两种公平，即“市场内公平”和“市场外公平”；

▲只有在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构

建和谐社会，才能保证市场经济

运行所需要的秩序；

▲由于社会政策对经济的内聚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应使社会政策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石。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解决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迫切需要，而这些矛盾的解决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国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平衡。深刻认识这一问题，还需从市场经济本质的角度进行解读。

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商品价值的实现。而从产品到商品的转变，单纯依靠市场的自由竞争、自动均衡很难实现，或者说这种实现是低效率的，是与市场经济追求效率这一特征相违背的。市场经济以竞争政策为核心，但这一核心是建立在市场每一个个体思想和行动充分自由和公平的基础之上的，这样才能保证市场中的各个环节更有效率。哈耶克在关于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论述中就曾说到：“人们在市场上应当能够自由地按照能找到的交易对手的价格进行买卖，任何人都能够应该自由生产、出售和买进任何可能生产或出售的东西，重要的是从事各种行业的机会应当在平等的条件下向一切人开放，任何人或集团通过公开或隐蔽的力量对此加以限制，均为法律所不许可。”从中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对于公平的要求，公平是市场经济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

市场经济在追求效率的同时，需要平衡两种公平，即“市场内公平”和“市场外公平”，这二者有助于推动社会生产总效率的提高。因而，在市场经济的初期，为促进经济发展，“市场内公平”即交易规则公平和交易机会平等受到极大的重视，政府由此出台一系列经济政策对其加以保护，加速刺激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但是，追求效率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的拉大。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收入越高者消费倾向越低，如果这种差距导致社会两极尖锐分化，最终结果是社会消费需求的急剧萎缩，经济效益的丧失。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还离不开“市场外公平”，即分配公平和社会福利公平的调解，这就需要社会政策来解决。正如克洛特·古特曼所说的那样，市场经济所创立的政策框架使得竞争过程得以产生，但是社会平等原则在市场经济中应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尊重，因为“市场只能根据人们在市场中的表现来分配收入，还不能考虑到人的社会因素”，“这些社会政策是用来帮助由于各种原因未能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人们，免受非他们自身的过错引起的生活窘迫”。也就是说，“市场外的公平”单靠市场本身是难以解决的，这种被称之为“市场失灵”的现象就需要政府在就业（最低工资和工作环境保障）、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制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社会政策来调解。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初级阶段，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观念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打开了一个新的思维领域。当时的当务之急是通过效率机制把社会财富的总量迅速积累起来，加速经济发展。但在市场发展的实践中，投机取巧、坑蒙拐骗、制造伪劣产品、偷税漏税、粗放经营、破坏环境、地方保护等屡有发生，这实际上是对“市场内公平”的破坏。长期单一地追求效率还使得“场外不公平”变得更加严重。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1,中国学者估计为0.458。可见，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必须得到高度重视。

一直以来，在一些人的观念中都认为经济目标优于社会目标，单纯追求GDP的增长，从而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诸多矛盾：资源和环境制约、发展不平衡、社会发展滞后、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等等。

经济发展并不会自动地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J·德勒斯认为，社会政策是完善统一市场自然的配置条件和解决困境的手段，经济发展中所积累的诸多矛盾，不可能期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自然解决。经济政策关注效率，社会政策注重公平，二者好比社会这驾马车向前推进的两个“巨轮”，不能偏废。而我国现阶段社会政策已明显成为滞后的一个“轮子”。李培林在2006年中国经济社会形势发布会上表示，买房贵、上学贵、看病贵已成为中国新的民生三大问题，并认为贫富悬殊是公众目前最为关注的社会风险；要解决类似于新民生和贫困这样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有赖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则更需要发挥社会政策的作用，给公民一个均等的致富机会。王绍光认为中国在改革头20年基本上只有经济政策，一味追求效率必然导致市场和社会的脱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给社会带来高昂的成本。人类社会的发展不

能仅仅靠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人、对自然的尊重，可以有市场经济但不能有市场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由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的回归。中国目前正处于回归的转折点上。有学者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所追求的，不单是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从本质上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

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政府从过分强调经济政策到平等关注社会政策的转变。还有学者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和本质公平的统一，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政策取向应更加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这些真知灼见都值得高度重视。事实上，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实践也渗透着这两种政策的平衡问题。我们认为，只有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构建和谐社会，才能维护“市场内公平”和“市场外公平”，才能保证市场经济运行所需要的秩序。

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仍要强调市场效率，但在讲求市场效率的竞争状态下，应使公平不再仅是“兼顾”，使社会政策不再从属于经济政策。正如P·弗林所言：“社会政策已不再是经济成功之子”。因为，经济政策决定如何生产和如何获取最大利润；社会政策则是决定在何种条件下进行生产，如何在利润被使用时获取更多的益处。从本质上讲社会政策是必不可少的生产性因素。竞争成功或失败的最终标准是所有人民能够得到的生活质量如何。总之，由于社会政策对经济的内聚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框架下，需要形成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两个方面的有机平衡。经济政策可促进和保证经济与就业的持续增长、竞争秩序与发展效率，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经济政策的调整、规制与保障。但仅有经济政策不足以保证社会运行的稳定性，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不仅在于物质的增长。在关注GDP增长的同时，更需要多元化的考评指标，构建一个保证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的社会政策。市场经济的本质使得社会政策不再是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社会政策的投资不再是社会发展的负担和成本，其发展将会有力地维持经济、就业的增长，社会稳定和竞争优势的获得，因此，应使社会政策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政策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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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形势与政策》论反腐倡廉

《形势与政策》论文

论反腐倡廉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腐败问题是伴随着国家政权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所谓腐败，就是在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中，有一部分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个人牟取私利而不惜损害全社会的利益，直至危及整个国家政权的生存。因此，能否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在政权机构内部蔓延，能否在政权运作中形成一套科学、严密、规范的防腐反腐机制，就成为衡量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是否具有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现如今，腐败现象在我国越来越严重，近日，重庆市高官文强被判处了死刑，国美电器老板黄光裕被判入狱，在看到这些消息后我对此进行深思，为何我国的腐败现象如此严重，这些现象，与党的执政能力有何相关？

毫无疑问，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反腐倡廉应是其执政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那么，反复倡廉是什么呢？反腐倡廉亦称“惩腐倡廉”。即反对腐败，倡导廉政，是廉政建设的基本内容，思想道德建设的集中体现，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防止权钱交易，提倡廉洁自律，建立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要廉政就必须反腐，而反腐才能廉政，古今中西概莫能外。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反腐倡廉”，尤其在经济体制转换的改革开放的时期，更是把“反腐倡廉”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行动纲领。

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人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就会在执政党和国家机关内部逐渐形成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这种特殊的既得的利益集团一旦形成，什么共产党的宗旨、社会主义的原则通通都会成为他们维护和扩大其私利的“桎梏”，只要他们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最终结果只能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政权的性质。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古往今来，莫不是如此。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诗中体现的是刚烈之气。于谦是仰慕古代正气凛然的仁人志士。国难当头，于谦没有临难退缩、明哲保身，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只要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铁骨铮铮、忠心赤胆的于谦尽管以悲剧告终，但于谦“甘洒热血写春秋”的爱国爱民情怀，却给后世树立了一个楷模和丰碑，给我们铸造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之魂。相反，一个国家如果腐败无能，那将是灭国之灾。我国宋代司马迁写过“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英国阿克顿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众所周知，南宋时贪脏受贿、卖官鬻爵的贾似道，明朝时阿谀奉承、卑鄙虚伪的严嵩，清代巧取豪夺聚敛巨财的和珅，这些贪官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臭名昭著的一笔，而这些朝代，也因为不治之风，而衰落。

“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周总理说道。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正因为周总理的洁身自好，才能够带领人民一起建设我们的大好河山。由上可见，反腐倡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同样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早在十月革命前夕，他就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强调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巴黎公社关于“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

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原则。在苏维埃政权初建时期，他还尝试执行过巴黎公社关于“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的原则。他还把“贪污受贿”列为共产党员面前的三大敌人之一，他说：“只要有贪污受贿这种现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搞政治的门径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搞政治，因为一切措施都会落空，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在容许贪污受贿和此风盛行的条件下，实施法律只会产生更坏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不能搞任何政治，这里没有搞政治的基本条件。”显而易见，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政治”和“搞政治”，指的是共产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指的是社会主义政权机关的正常运作，指的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

毛泽东也把防止和反对腐败的问题同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联系在一起。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护优良作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不到五年，他就领导全党开展了著名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并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和胆略，毅然决定枪决已堕落为贪污分子的原我党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向全党、全国人民显示了已经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反腐倡廉、永不变质的坚强决心。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把能否防止腐败作为我党能否保持政权的重要因素加以强调，也曾发动过多次其初衷在于防止党员干部变质的政治运动。我们看到，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着不少腐败行为。腐败是非常可怕的，它侵蚀一个人的灵魂，文强作为一个掌握着大权的高官，却包庇下属，成为黑势力的保护伞，导致整个重庆市民不聊生，罪恶滋生。黄光裕作为一个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商人，却操纵股市，非法交易，这种种的一切都对我们这个社会产生了极其坏的影响，那么，怎样反腐倡廉？胡锦涛强调，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加强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重点的作风建设，加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抓紧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对于个人而言，反腐倡廉要求我们做到廉洁修身。社会是由一个个的个人组成的，从个人的层面来讲，修身对防止腐败现象有重要作用。之所以有腐败行为，是因为有腐败心理和思想。心正则行为正，而修身就是帮助人们具备高尚的道德品性。芬兰多年被评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每年全国法院受理的行贿案件加起来也不足10起，而且几乎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案。1992年间，芬兰只有25起贿赂罪芬兰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同当地人民严以自律、奉公守法有密切关系。他们把贪污受贿视为卑鄙的盗窃行为，对不劳而获的行为，公民的自律是防止腐败最有效的手段。一般来说，官员手中握有较大权力，更容易出现腐败行为。因此，官员更需要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孔子说：“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官员能做到廉政清明，上行下效，对社会风气好转将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反腐倡廉与党的执政能力密切相关，但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也应该从现在开始，廉洁修身，反腐倡廉。

第一，我们要时刻告诫自己：懂礼仪，懂道理。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做人要懂得礼仪，要懂得自爱。古人有云：人之贪，性也。人贪婪的性格是与生俱来的，因而如果我们没有克制自己的贪念，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会滋生腐败的因子，玷污我们的人格，模糊了我们前进的视线。

第二，我们要时刻保持廉洁自律的行为规范。我们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重,自律,自醒,排除非分之想，我们要摒弃个人主义人生价值观、享乐主义人生价值观、权力意志论的人生价值观；我们要不断提高道德自律意识，增强防腐拒变的良好心理品质，逐步形成廉洁自律、爱岗敬业的职业观念，为马上步入社会，投身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浪潮中打下坚实的道德基础。

第三，我们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目前大学校园里的校风正在逐渐变质，腐坏。请客繁、花红酒绿烂、考试作弊、论文作假等现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玷污了大学这块人生路上的最后一块净土。近年来,有一部分大学生,淡忘了艰苦奋斗作风,贪图享受,试想：如果在大学校园里就产生了这种不和谐、不健康的意识，那么当他们步入社会接触到实实在在的公共权力和利益时，后果又将怎样？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恪守党的宗旨,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始终不渝地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修身，廉政。我们任重而道远。但是，作为党和国家的接班人，作为振兴中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一代，我们大学生的廉洁修身就有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我们一定会严格要求自己，无论现在还是以后，始终保持廉洁自律，诚实守信，廉洁自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五篇：发展中的中国竞争政策与立法

发展中的中国竞争政策与立法

2005-04-27 11:

21发展中的中国竞争政策与立法

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司长、反垄断调查办公室主任 尚明

2005年4月22日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早上好！

很高兴参加中欧竞争政策研讨会。中欧竞争政策研讨会是中欧双方在竞争政策领域交流与合作的一次盛会。对中欧双方关注的竞争政策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有利于中欧双方进一步完善竞争政策，促进中欧经贸关系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借此机会，我愿向大家简要介绍中国竞争政策和立法的有关情况，希望我的介绍能进一步增进诸位对中国竞争政策与立法的了解，促进中欧双方在竞争政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我的介绍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我将回顾中国竞争政策的发展历程；随后，我会简要介绍中国《反垄断法》的起草情况；最后，通过竞争政策与行业管制、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的比较分析，说明竞争政策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中国竞争政策的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与此相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也在不断完善，经过20多年努力，中国竞争政策与立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并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可简单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2年，第二阶段是1993年至今。

（一）第一阶段：1978-199

2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前，中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允许有限度的市场竞争。竞争政策方面的立法比较零散，也不多，1980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首次提出了反垄断特别是反对行政垄断的任务，对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必要性、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采取合法手段进行竞争等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自此之后，我国的竞争政策与法律开始受到重视，各地区、各部门相继制定了有关保护竞争的政策和法规。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在广告经营活动中，禁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1987年9月发布的《价格管理条例》，认定“企业之间或者行业组织商定垄断价格的行为”是违法行为等。

总之，在这个阶段，竞争政策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开始发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竞争政策和竞争立法问题开始受到重视。80年代一系列有关竞争政策的规定，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初步探索。

（二）第二阶段： 1993年至今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中国的竞争政策与立法开始进入一个重要的时期，其重要标志是1993年制定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列举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6种属于一般所称的不正当交易行为，包括假冒、商业贿赂、引人误解的虚假

宣传、侵犯商业秘密、高额有奖销售等；有5种属于垄断行为或称限制竞争行为，包括公用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限制竞争行为、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的限制竞争行为、掠夺性定价、搭售及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和串通招标投标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制止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01年国家工商局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了《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和《关于禁止串通招投标行为的规定》等，进一步细化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这一时期的竞争立法还包括：1993年通过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对经营者的市场竞争行为进行了规范；199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对价格卡特尔、掠夺性定价、价格歧视等价格垄断行为作出了规定；199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对串通招投标的行为及处罚作出了规定等。

除了以上这些法律外，国务院还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颁布了不少涉及竞争政策的经济法规。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其中对各种地方保护、地区封锁行为及其处罚作出了详细的规定；2001年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明确规定“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行业垄断。查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行业和公用企业妨碍公平竞争，阻挠外地产品或工程建设类服务进入本地市场的行为，以及其他各种限制企业竞争的做法”。此外，《电信条例》、《国际海运条例》等对限制竞争行为也做出了规制。

从这些立法中可以看出，中国现行的反垄断立法主要存在着以下的问题：第一，反垄断立法过于散见于各种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法律、法规、暂行规定、通知中，没有一部统一的反垄断法典，更没有形成一个专门和完整的反垄断法体系；第二，反垄断法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内容比较简单，只是笼统地禁止垄断或其他限制竞争的行为。至于该行为的概念、定义究竟是什么，这种行为的具体构成要件是什么，违反法律禁令的后果等问题，法律法规中一般未做详细性规定，使执法机关难以有效地稳健地操作该法律规定；第三，大部分反垄断法规则是国务院各部门发布的部门规章，权威性不够，导致这些规定法律效力不强，规范性差，约束力较弱；第四，反垄断法律法规中既没有对违法后果作出规定，也没有规定具体的处理和惩罚措施。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竞争立法，制止垄断行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中国加快了《反垄断法》的起草进程。

下面我简单谈一下《反垄断法》的起草情况。

二、中国《反垄断法》的起草情况

中国从1994年开始正式起草《反垄断法》草案，但在此前1987年曾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制定《禁止垄断与不正当竞争条例》。由于当时条件不成熟，199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并决定将有关反垄断问题留待以后专门立法解决。《反垄断法》是中国八届、九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确定的立法项目，由原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总局负责起草工作。自1994年以来，两个部门作了大量工作，并形成了法律草案，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上报审议。根据十届全国人大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有关打破市场垄断、行业垄断的职能已经划归商务部，原国家经贸委承担的《反垄断法》的起草任务也转由商务部承担。

商务部高度重视反垄断立法工作，并将该法作为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经过积极认真的立法调研和起草、论证工作，在征求国内外专家、国务院各有关部门以及企业意见的基础上，商务部对《反垄断法》草案反复修改论证，最终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送审稿）》，并于2004年3月上报国务院审议。目前，国务

院法制办公室正在加紧审议工作，预计今年将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同时，根据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有关部门正在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价格法》。

商务部在起草反垄断法的过程中，坚持了既要立足于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又要借鉴国外反垄断立法的经验和成果的原则，同时还体现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精神。

首先，立足国情，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竞争有了较大发展，但真正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各种垄断行为和现象仍然对公平竞争产生着不利影响。由于垄断行为产生的原因、运作方式等不完全等同于国外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性垄断，再加上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所以中国的反垄断立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次，体现国际通行规则，吸收和借鉴国外反垄断立法的经验和成功做法。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有成熟的立法经验和做法，因此，对于国外反垄断立法的通行做法和规定，我们大胆吸收借鉴。对于他们走过的弯路，我们引以为戒。

第三，体现对外开放，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市场经济不仅要求在一国之内实现统一和开放，而且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统一和开放。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各国竞争立法与国际通行的惯例和规则相衔接，更多地从国际市场角度考虑反垄断问题。对此，草案对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问题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对于那些在外国产生但对中国市场竞争有着不利影响的限制竞争行为，如跨国兼并和国际卡特尔，反垄断法也是适用的。

《反垄断法》草案包括了各国反垄断法一般所具备的主要内容，如禁止限制竞争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企业并购控制、反垄断执法机构和法律责任等，同时结合中国特点和实际需要，对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问题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应当指出的是，反垄断法是一部涉及国家经济生活的重要法律，在起草过程中，经过修改和吸纳各方面的意见，最终形成的并经过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与目前的草案也许会有一定的出入。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最终必将出台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操作性的、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反垄断法。

三、竞争政策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竞争政策在市场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从维护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出发，通过瓦解阻碍竞争的力量，推动充分的市场竞争，最终使消费者受益。除竞争政策外，政府也通过其他经济政策，如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等，调控经济发展。但在制定这些政策时，必须考虑到对市场竞争的影响。鉴于竞争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在制定一项政策时是否充分考虑到竞争政策，是衡量这一政策好坏的重要标准。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竞争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重视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等经济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

以电信行业为例。过去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电信业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由邮电部统一经营电信业务。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政府在电信、电力、航空等垄断行业采取了引入竞争、放松管制的措施。1994年，我们对原来政企合一的邮电部进行逐步拆分，以后又相继成立了联通、网通、吉通、铁通等公司参与竞争。到目前为止，电信领域已形成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卫星和铁通公司六家基础电信企业和4000多家增值电信、无线寻呼企业相互竞争的市场格局。1994年，中国有固定电话2886.3 万户，移动电话用户156.8万户；2004年拥有固定电话31244.3万户，无线市话用户6522.1万户，移动电话33482.4万户。竞争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

传统上，贸易政策属于对外政策，竞争政策属于国内政策，二者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即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使消费者受益。但二者实现的途径有所不同，竞争政策通过制止企业的反竞争行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贸易政策通过消除贸易壁垒来实现资

源的优化配置，也可以说竞争政策是实现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重要手段，贸易政策包含着竞争政策，从而也能够促进竞争政策实现其目标。根据海关统计，2004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达11547.4亿美元，排名世界第3位。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如何在国际市场上建立公平和自由的竞争秩序，已成为我们关注的新焦点。2004年4月中国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体现了中国政府在维护对外贸易公平竞争秩序方面的新举措。如，该法第30条规定，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如果危害对外贸易公平竞争秩序，则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危害；第32条规定，在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实施垄断行为、危害市场公平竞争、并危害对外贸易秩序的，商务部门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危害。新《对外贸易法》实施以来，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在对外贸易中受到垄断行为侵害的有关企业的投诉。目前，商务部正在研究建立详细规范的调查和处理程序，以打击国际贸易领域的限制性竞争行为。

投资政策对一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同时调控某一行业或产业对私有资本或外国资本开放的程度。近年来，中国根据WTO对成员国的要求和我国入世承诺，逐步开放国内市场，最大程度的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经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允许私人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金融等垄断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随着中国入世后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将在中国市场公平竞争，中国的经济将会更为活跃。

四、商务部已着手开展反垄断执法工作

为履行好国务院赋予商务部的打破市场垄断、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和“促进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的职能，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商务部成立了反垄断调查办公室。

反垄断调查办公室就反垄断执法已经开展了以下工作：

1、完成《反垄断法（送审稿）》后，继续协调反垄断立法及相关工作；

2、成立了反垄断调查办公室，开展企业并购反垄断审查和依照《对外贸易法》查处对外贸易中的垄断行为；

3、开展竞争政策与法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4、清理有关市场竞争的法规，打破地区封锁等。

结 束 语

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中国正处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更大程度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促进商品和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体系，中国的竞争政策与法律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