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当前经济犯罪特点及打防对策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犯罪是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是伴随私有制、阶级、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历史现象。经济犯罪是古老而最早的犯罪。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少数人占有剩余产品，开始产生经济犯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其他犯罪开始出现，侵财型的经济犯罪逐渐增多。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文明进步，人们多层次、多方位的需求，部份人欲壑难填和不劳而获而诱发新的经济犯罪。我国现阶段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在市场经济领域，出现了经济犯罪的高期，与其他刑事犯罪比，有其自身特点。
一是犯罪罪种增多，侵害面广。随着经济生活的广泛，经济环节的增多，经济犯罪罪种也随之增多，侵害的客体也增多。目前在商品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比如公司、企业、金融、保险、税收征管、证券市场、知识产权、购销合同、票据等各个社会经济活动领域，都有经济犯罪案件发生，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二是隐蔽性强，预谋性强。经济犯罪案有“隐形犯罪”之称。经济犯罪大多数都是犯罪行为人通过精心设计，采用伪装、隐蔽帐目、移花接木等手段，千方百计隐瞒事实真相，欺上瞒下，使其犯罪行为不易暴露。有的犯罪过程长达数年或更长的时间，等到罪行败露的时候，国家和集体的资财已遭受严重损失。三是作案手段专业化、智能化。经济犯罪嫌疑人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一定的金融、财税、贸易和会计、法律等方面的专门知识，具有长期从事经贸活动的经验。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智慧，在熟悉的经济业务领域中进行犯罪。许多犯罪行为人都有合法的经济活动身份作掩护。许多犯罪行为人在犯罪前事先经过周密的部署，犯罪中行动诡秘，不留痕迹，案发后应变能力强，使侦查机关不容易突破。四是社会破坏性、腐败伴生性。经济犯罪数额越来越大，动辄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地侵占国家社会财物。如巨额诈骗、侵占挪用国有资产等经济罪案，直接侵害公民个人利益，危害面广。这些案件对社会具有较大的破坏性，严重危害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同时，经济犯罪涉及面广，往往一个大要案件发生，其背后就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甚至较高层次的领导有某些方面的联系，与党政机关腐败、公务人员的贪污、社会不良风气相纠缠，有的经济犯罪分子以金钱开路编织关系网，寻找保护伞，有的内外勾结，权钱交易，经济犯罪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五是技术含量高，侦破难度大。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经济领域许多行业实行了计算机管理，给社会公众提供了方便，为发展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一些作案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更加快速，更加便捷地盗窃、诈骗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大量资财。
近年来，我县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在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中认真履行法定职责，相继破获了一大批经济犯罪案件，依法严惩了一大批经济犯罪分子，为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取得了许多令人鼓舞的辉煌战绩，受到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为我县经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犯罪的作案手段也在不断更新，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犯罪数量一直居高不下，经济犯罪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越来越明显，加上在经侦执法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严重地制约着打击经济犯罪的力度。笔者结合实际，现就如何提升经侦工作打防力度，在此发表几点个人浅见，希望与大家探讨。
一、夯实经侦工作基础，提高防控和打击能力
多年来的经侦工作实践证明，经侦情报信息工作是经侦工作的基础性、支撑性业务，在经侦工作中起着先导的作用，是发现、控制和打击经济犯罪的手段之一。因此，经侦部门要树立情报导侦观念，大力加强经侦情报信息资料建设，广泛开辟信息渠道，尽力收集高质量、深层次的犯罪信息。要与各行政执法、经济运行、经济主管部门加强合作，强化公安机关内部各警种的协作，通过侦办案件开展阵地控制等多个渠道广泛收集、汇总各种情报信息。要全面掌握辖区内的公司、企业及法定代表人的工商注册、纳税情况和经济活动等情报资料，重点加强对违法犯罪嫌疑人员资料的积累和管理。通过对搜集、掌握的情报资料的分析、研判，及时发现、控制和打击经济犯罪。
二、建立打击经济犯罪预警机制，做到先发制效
预警机制是发现经济犯罪的重要途径。公安机关要逐步建立科学、规范、高效的经济犯罪监测系统，通过对经济犯罪形势的分析和对各种经济犯罪情报信息的监控、预测，增强对经济犯罪的预见能力，及时向有关部门发出预警信息。实践证明，这种方法针对性强，效果明显。近几年来，我们多是依靠事先制定的预警机制，做到目标明确，思想清晰，措施果断，效果明显，始终掌握斗争主动权。
三、建立打击经济犯罪的防控机制，有效控制经济犯罪
防控机制就是要在已经掌握的经济犯罪预警信息的
第二篇：关于当前刑事犯罪特点及打防对策的思考
关于当前刑事犯罪特点及打防对策的思考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刑事案件逐年上升，犯罪的手段、动机及智能化程度不断发生变化，日趋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给公安机关如何更有效地打击刑事犯罪和开展社会治安防范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对新时期刑事犯罪进行研究，探求其规律特点，预测今后一个时期刑事犯罪发展趋势，合理制定打击刑事犯罪对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一、当前刑事犯罪呈现出新特点
（一）侵财案件居高不下。以抢劫、抢夺、盗窃、诈骗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侵财案件，近年来始终占全部刑事案件总量80%以上的比重。一是盗窃案件多发。其中入室盗窃占盗窃案件的31%；其次，盗窃机动车、电瓶车案件多发，主要集中在城区，盗窃电瓶车案件呈上升态势。二是“两抢”案件屡打不绝。在城区，抢劫出租车司机案件以及夜间拦路抢劫特别抢劫单身女青年案件虽有所下降，但时有发生并呈连续性、系列性特征；在农村，主要是入室抢劫案件，往往集中在一个区域，呈现区域流窜性、结伙性和系列性。抢夺案件主要是以驾驶摩托车为主的飞车抢黄金项链、拎包案件，有时作案分子采取暴力，极易转化为抢劫案件。三是诈骗案件手段更新。随着高科技产品的不断发展和普及，犯罪分子的诈骗手段不断更新，并且短信诈骗、网络诈骗，名目繁多，涉案金额巨大；其次，街面兑换外币诈骗、丢包诈骗、迷信诈骗、调换存折诈骗、合伙做生意诈骗、冒充领导诈骗等案件也时有发生。
（二）团伙犯罪突出。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以“两劳”释放人员组成的犯罪团伙对社会构成严重威胁。这类犯罪成员大部分在牢中或在合伙作案中认识，在作案时有共同的动机和目标，实施犯罪活动的恶意性、报复社会的疯狂性非常明显；二是以亲友、裙带关系组成的犯罪团伙，由于有亲情的维系，再加上有共同的利益相牵连，使这类犯罪在作案中形成了“作案亲兄弟，犯罪父子兵”的形态。三是以地缘为纽带，在外出打工时形成家乡型的犯罪团伙。这类人员主要在城市进行抢劫、抢夺、盗窃、贩毒犯罪，对群众的安全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三）智能化犯罪突出。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智能化犯罪日益突出，客观上提高了犯罪能量和作案的成功率。相当一部分犯罪分子，通过“自学”、“钻研”、甚至到相关部门学习，很快掌握新型技术，不断提高犯罪技能，利用其所学的专业技术知识来危害社会。在近年来发案势头迅猛的盗抢机动车案件中，嫌疑人在盗窃汽车时使用先进的电子解码器开锁，从而轻易得手。
（四）毒品犯罪日益扩大化。近年来，更为隐蔽、更易获利的制毒、贩毒等毒品犯罪急剧发展。从我局今年侦办的特大跨省贩卖毒品案件看，毒贩们常常采取单线联系，有意设置中间环节，增加了公安机关侦查破案的难度。同时，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毒品犯罪分子虽然没有完全舍弃传统的犯罪伎俩，但在更多情形下，利用各种现代化手段实施毒品犯罪活动已成主要趋势。
（五）青少年犯罪不容忽视。近年来，我市未成年人犯罪逐年增多，已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一是犯罪年龄低龄化。二是犯罪动机盲目随意。其表现是犯罪动机简单，作案没有明确目的，一般没有事先预谋，多属一时感情冲动。三是以侵财性犯罪为主。据不完全统计，在众多的青少年违法犯罪中，“两抢一盗”侵财性案件占青少年犯罪总数的57%，位居首位。四是团伙性犯罪居多。青少年这一特殊的年龄阶段，决定了他们势单力薄、求高好胜的犯罪心理。他们通过结伙，相互壮胆，寻求心理支持，减少恐惧感。在同伙之间，互相教唆，互相利用，互相依存。因此，他们多是三五成群、七八一伙共同作案。五是犯罪手段趋于成人化。六是“留守儿童”犯罪日趋突出。由于外出打工人员日益增多，一些“留守儿童”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就由爷爷、奶奶或母亲照顾，而他们大多数是独生子女，致使他们得不到正确的教育引导，加上多数农村中小学生寄宿在学校、老师或亲友家中，使孩子的教育处于边缘化状态，部分留守儿童逃学、辍学，沉溺网吧，混迹社会，沾染了许多不良社会风气，参与盗窃、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成为新的违法犯罪群体。
二、刑事犯罪高发原因分析
（一）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对社会治安带来一定消极影响。受市场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多种分配方式的实行，贫富悬殊现象的客观存在，少数人物欲恶性膨胀，犯罪欲望与日俱增，导致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在利益的驱动下纠集在一起，试图通过违法犯罪活动获取非法利益。
（二）少数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涣散，综合治理措施落实不到位。当前，在少数农村地区，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涣散，治保、民间调解、综合治理工作流于形式，群众之间的大量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处理和化解，特别是许多伤害、投毒甚至凶杀案件，都是由民事或经济纠纷引起，致使当地违法犯罪和治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少数村干
部因素质不高，工作方式方法不对，直接引发一些矛盾和冲突，成为影响农村治安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
（三）“空巢”家庭引发治安问题越来越多。“空巢”一方面减弱了社会防控机制，一定程度上诱发和助长了犯罪，另一方面也是滋生犯罪的土壤和条件，犯罪利用的空隙也增多，从而导致大量社会治安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致使农村违法犯罪案件不断增多，治安形势日趋严峻。
（四）“回流犯罪”日趋突出，值得关注。由于流出的人员杂、数量大，以及现实中犯罪心理的相互影响，犯罪欲望的相互更迭，犯罪手段的相互传播，犯罪工具的相互传递，犯罪结果的相互攀比，流出人口违法犯罪情况较突出，给流入地公安机关的管理工作增加了较大压力。少数外出人员因好逸恶劳，缺乏技能，心理失衡，妄图暴富，从而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三、公安机关应采取的打防控对策
（一）凝心聚力，形成合力，构建以刑侦部门为主体各警种整体作战的打击犯罪格局。打击犯罪是公安机关的主业，是各警种的共同责任。公安机关各警种虽然职责上各有侧重，但打击犯罪的目的是一致的。各警种的合力才是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战斗力，因此各警种各部门要将打击犯罪的主业意识作为各警种的自觉行动，寓打击、查控、预防犯罪于日常管理和服务之中，进一步提升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能力。一是进一步健全灵敏的反应机制。全面规范以指挥中心为枢纽，以刑侦为主力，以技侦、网侦为配合，以巡警、治安诸警种为策应，以派出所为基础的全天候运转的侦防工作体系。二是进一步健全高效的运作机制。把更多的警力摆在基层、摆在一线，由刑侦、巡警和派出所共同构建发现、追击、堵截、围捕犯罪的四维空间，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警力的组合和对接，最大限度地把握斗争的主动权，提高捕捉现行犯罪的成功率。三是进一步健全严密的联动机制。在丰富和充实刑侦工作内涵的同时，大力拓展其外延，将发现、遏制、打击犯罪的目标融入治安、交通、消防、户政等行政管理工作中，形成信息共享、互通有无、便捷高效的联动局面，并积极搞好跨区域的刑侦协作，使打击犯罪不受部门行业限制，不受时空阻隔。
（二）重拳出击，重点治乱，实施开展专项打击。刑事犯罪有一定的规律特点，不同时期某种或某类刑事犯罪相对突出，为此，要按照什么犯罪突出就集中打击什么犯罪，什么问题严重就解决什么问题的原则，灵活机动的制定工作对策，审时度势，适时组织有针对性的集中打击行动，震慑各类犯罪分子。做到一手抓防范，一手抓打击，依法重点打击杀人、放火、抢劫、绑架等暴力性犯罪活动以及毒品贩罪、涉枪犯罪、盗窃、抢劫等多发性侵财犯罪。同时，以专项行动为契机，加强对治安问题严重，治安状况混乱和治安盲点死角地区的整治，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各类问题，有效控制各类案件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应把阶段性严打与经常性打击防范有机结合起来，不给犯罪分子喘息的机会。
（三）攻坚克难，穷追猛打，全面清剿黑恶势力犯罪。公安机关必须从维护、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从确保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长治久安和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高度，深刻认识同黑恶势力作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不移的把扫黑除恶推向深入，要灵活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坚持“露头就打，除恶务尽”的原则。切实做到“六不放过”：一是不放过雇凶杀人的线索，以获取政治、经济利益为目的、伤人或者找人摆平的地下组织；二是不放过插手第三产业经营，强行索要管理费、保护费的线索；三是不放过武装护赌，放高利贷，武力逼债，作恶一方的黑恶线索；四是不放过非法垄断经营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采取暴力威胁、恐吓等手段排除竞争对手，欺行霸市，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哄抬物价，等重要黑恶线索；五是不放过争夺地盘，实施火拼打斗，制造社会恐慌，光天化日之下绑架人质，残害无辜的黑恶线索；六是不放过街霸、村霸、路霸，借助宗教势力、两劳回归人员欺压群众，横行乡里，称王称霸，甚至插手基层政权建设的黑恶线索。决不让黑恶势力形成气候，做到发现一起，打击一批，震慑一片，安定一方。
（四）信息导侦，科技强警，推动刑事侦察工作跃上新台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刑事犯罪的斗争不仅面临着刑事犯罪的复杂性，而且还面临着社会科技信息日新月异的挑战。刑事犯罪的新类型、新手段不断出现，犯罪与反犯罪的较量将更集中的体现在现代科技手段和情报信息的掌握应用上。因此信息化是公安工作实现跨越式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情报信息是侦查工作的灵魂。各级公安部门的领导在实施信息化的观念上给予引领，在硬件上舍得投入，在机制上大力支持，在经费上给予保障。各级专职信息员要时刻关注刑事案件发案动态，牢牢掌握多发性案件的发展趋势，及时发现新型犯罪，提出动态分析和防范性的预警意见，为刑事犯罪的防范提供信息支持，为领导决策提出信息依据，从宏观上分析研判刑事犯罪走势，从微观上服务个案，从服务实战需要出发，把信息的应用与侦查办案完全融合，把信息转变为破案力，为精确打击刑事犯罪提供强有力的情报信息支撑。大力实施科技强警战略，充分发挥刑事技术高新技术设备，手段、和常规检查的作用，挖掘潜力，使其为侦查破案服务到一线，发挥作用到一线，鼓励和支持技术探索和创新，打造刑事技术工作精品，为刑事技术在侦查破案和打击刑事犯罪发挥应有的作用。
（五）夯实基础，固本强基，提高发现和控制刑事犯罪的能力。在新的社会形势下，社会信息化和科技化水平不断提高，犯罪的智能化和反侦查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公安机关传统的侦查手段将遇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要对付日益严重的刑事犯罪，做到先发制敌，敌动我知，刑侦基础业务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有这样刑侦工作才能争取主动，刑侦基础业务建设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为此，必须夯实刑侦基础工作。一是合理物建刑事特情，特别是尖子特情，实现由量的扩展到质的提高。二是积极开展阵地控制。坚持全面规划，合理布局，重点突出，准确掌握，摸清阵地底数，控制重点阵地，熟悉一般阵地，对重要阵地实施有效监控。三是对刑嫌人员要全部造册，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全方位的控制犯罪分子的“吃、住、行、销、乐”等环节，压缩其活动空间。
第三篇：职务犯罪的特点及打防对策
当前职务犯罪的特点及预防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贿赂、徇私舞弊、渎职滥权、玩忽职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破坏国家对公务活动及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规范，应当处以刑罚的行为。其主要特征是权力私有化、商品化、非法化，其犯罪造成的危害较之其他刑事犯罪更严重，是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反腐败斗争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命运，甚至是生死存亡的严峻斗争。如何加强对职务犯罪的惩处，有力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维护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成为当前和今后亟须解决的课题之一。现根据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近年来审理职务犯罪案件的情况及有关案例，对当前职务犯罪的的特点、成因及预防进行简要的分析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评判指正。
一、职务犯罪案件的类型及特点
2009年至2011年3月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审判职务犯罪案件的情况：共审结各类职务犯罪案件53件60人，其中2009年审结19件22人（贪污案件5件5人，受贿案件6件6人，玩忽职守案件4件4人，挪用公款案件4件7人）；2010年审结24件26人（贪污案件7件7人，受贿案件3件3人，玩忽职守案件1件1人，挪用公款案件7件7人，徇私枉法案件2件3人，徇私舞弊案件1件2人，徇私舞弊少征税款案件3件3人）；2011年1至3月审结10件12人（贪污案件2件3人，受贿案件1件1人，徇私舞弊案件2件2人，徇私枉法案件1件2人，玩忽职守案件2件2人，挪用公款案件2件2人）。通过对以上案件进行研究分析发现，现阶段职务犯罪类型多样，呈上升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发案点多面广，涉及各个领域。前几年，该院辖区职务犯罪主要集中在建筑和金融领域。上列案件中，涉及政府部门11件，金融系统8件，财税系统3件，粮食系统6件，土地部门7件，教育系统4件，公安部门2件，工商部门3件，其他部门和系统9件。涉案范围在扩大、行业在增多，职务犯罪已涉及社会管理及相关行业各个领域，而其中腐败犯罪案件占90%以上。
（二）发案数呈上升趋势，大案要案增多。从上列案件数量看，2010年比2009年上升26.32%，2011年1至3月比2010年同期上升37.5%。从职务犯罪的绝对人数看，2010年比2009年上升18.18%，2011年1至3月比2010年同期上升近50%，呈逐年上升趋势。从犯罪对象来看，不仅涉及单位负责人，而且涉及面扩大到一般工作人员。2009年至今年3月该院共判决科级及以上干部和有关单位负责人职务犯罪案25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47.17%。从案值来看，前几年案值多在1万元以上3万元以内；而近几年来该院审判的案值5万元以上、达100万元的大案达17起，占审结案件总数的32.08%。
（三）窝案、串案犯罪形态显著。职务犯罪往往发生于关联岗位、行业系统、上下级关联人员之间，他们往往利用公共资源结成错综复杂的利益体，互惠互利，互相包庇。一旦案发，往往是一挖一窝，带动一串。如发生在许昌市土地管理系统贪污受贿窝案（4案4人）、税务系统的徇私舞弊及玩忽职守串案（2案3人）就是典型例子。有的企业高管内外勾结，借改革、改制之机侵吞国有资产，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四）涉案人员中，具有领导职务的人员多起重要作用。一类是在工作中利用职务和权利进行职务犯罪。如原许昌德润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主管会计牛成志因利用职权挪用卖粮款20万元用于抄股，被检察机关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另一类是在单位内部或上下级之间，具有领导职权的人员利用权力攫取钱财，索贿受贿，又以此操纵权力，形成买官卖官之风。许昌市国税局原局长姜国仕，以职务晋升、职级调整、工作调动等为由，收受其34名下属人员的贿赂。另外，其还接受了5个建筑公司为承揽工程而进行的贿赂。对于巨额财产姜国仕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法院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
（五）职务犯罪的影响及危害严重。对公职人员行为的底线要求要高于普通群众，这是由公务人员的职责及权力性质所决定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人民群众对贪污腐败、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深恶痛绝。相对于其他犯罪来说，由于职务犯罪具有隐蔽性、成本低、易成功、获利大的特点，使职务犯罪屡禁不止，在一些重点部门甚至出现“前仆后继”现象，成为国家的一大疾患。职务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损害的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直接的影响就是败坏了社会风气，降低了社会和公众的道德底线，使社会价值观畸形，荣辱观被颠覆。比如把干实事讲诚信的人看作迂腐不随流，把圆滑投机看作是有能力，把敢于胡搞看作是有魄力。深层次地影响：将是党群干群关系割裂，使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最终影响执政基础，使和谐社会名不副实。
二、职务犯罪的成因及分析
职务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职务犯罪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政治工作薄弱，认识不清。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队伍的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发扬光荣的优良传统。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决定了公务员不可能是高工资高收入的阶层。而不同的行业、地区、社会成员间的经济收入和待遇差距较大，甚至有些人不正当暴富，势必会刺激其他社会成员，也使一些公务人员出现心理失衡，一旦有条件和时机，便会产生利用职务进行犯罪的念头。一般地说，一个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较好，职务犯罪案件发生的机会就少。从职务犯罪的情况看，90%以上的涉案单位认为教育学习是软指标，导致重业务和经济，轻教育和学习。特别是有的单位领导发现本单位发生职务犯罪时，不能及时采取积极措施，还为当事人说情，甚至纵容包庇犯罪。作为职务犯罪者个人，平时不讲学习，放松思想改造，导致自己走向犯罪道路。
（二）特权思想和贪腐文化影响深远，余毒犹存。职务犯罪的主流是贪腐犯罪。解放六十多年来，我们进行了大力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思想教育，但官本位特权思想仍没有得到根除，还有一定市场。同时，外来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袭，对国人的思想观念起着潜移默化的腐蚀作用，一些公职人员经受不住考验，走向了职务犯罪的深渊。
（三）制度棚架，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是职务犯罪发生的重要原因。各单位都有其规章制度，国家的法律法规也已逐步健全。但有的单位规章制度的执行不尽人意，流于形式。在这样的单位里，对领导的权力失控、约束不力，其个人意志常常会因没有压力和牵制而随意发挥和运用，权力进而演变为图谋私利的工具；正因为制约监管不力，才使一些人为所欲为。究其原因，有其个人原因，也与现行对公务人员特别是官员的监管制度不足、不力有直接关系。目前的监管还主要是组织上的监管，缺乏全面性；而群众监督方面又缺乏制度性保障，没有建立起规范的权力参与机制。原中央储备粮许昌直属库综合科科长吕文志兼任许昌德润粮油有限公司经理期间，由于缺乏监管，于2009年6月将未入账的27万余元公款据为己有，被法院以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而其所在单位在同时期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发生多起贪污挪用、私分国家财产案件。
（四）惩处不能罪当其罚，打击力度不够。职务犯罪人员基于自身优势，往往有其不同程度的关系网、人情网，对查处职务犯罪造成不利影响。在打击职务犯罪方面，由于制度性原因，一般情况下先由纪检监查部门查处，或作内部处理。在一些情况下，查处力度不够。即使进入了司法程序，仍可能因权利或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造成刑罚力度不够，判决适用缓刑、免刑等非监禁刑的太多，目前全国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等非监禁刑的比例在50%左右。职务犯罪案件量刑不平衡和非监禁刑的较多适用，引起社会关注，造成负面影响。这种状况使法律的权威和正义得不到有效伸张，群众的不满情绪得不到缓解，使刑罚的惩戒功能不能充分彰显，反而使职务犯罪成本大大降低，使犯罪者有恃无恐，甚至出现一些问题公职人员“带病”升迁的怪现象，屡遭公众抨击。如曾轰动一时的原卢氏县县委书记杜保乾，在任卢氏县县委书前就被举报和查处，但由于种种原因，仍“带病”一路高升，结果是其更加肆无忌惮，变公权为私权，贪污受贿、打击报复，走上犯罪道路，被判处徒刑16年。真实害民又害己。
三、对职务犯罪的惩戒和预防。
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是历史性课题，具有长期性、艰巨性。打击是惩治职务犯罪的治标措施，预防才是治本之策。在反职务犯罪方面，应当建立健全反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监管体系、教育体系和考核机制；可以借鉴国外反职务犯罪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反职务犯罪工作的机制。我们认为预防职务犯罪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反职务犯罪法律体系，预防前移，防范职务犯罪发生。
一是在现有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应建立反职务犯罪法，将对职务犯罪的立案、侦查、审判、执行进行专门规范，实行专业化管理，提高质效。避免在反职务犯罪方面标准不
一、职责不清、管理混乱。
二是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加强贯彻执行力度，将预防重心前移，做到提前防范，消除职务犯罪的条件和机会。如对公务员法、会计法、税法、公路法等部门法律法规进行充实和完善，切实加强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使这些法律法规确实成为有权部门、相关行业及公务人员操守的行为规范、自律自警的意识、思考问题的红线，做到职务犯罪预防前移和全面预防。
三是执法检查应当常态化，不应当形式化。常态化的执法检查可以是有计划的、随机的，还可以根据投诉、申诉线索而进行。执法检查常态化能够起到预防职务犯罪的积极作用，既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又能够威慑职务犯罪的发生，是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有力推手。
四是认真落实对公务人员的制度性保障，确保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如在人事、奖惩方面做到严格依法依规，正确落实公务人员的政治待遇，避免任人唯亲、暗箱操作等不公平现象。在工资福利待遇方面，应保证公务人员的工资福利不低于各行业的平均水平，应建立廉政奖励基金，并能够得到落实。从而降低公务人员的经济落差和心理落差，从事实上让公务人员不愿违法，更不愿犯罪。
（二）强化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构筑强大思想防线。我们应主要立足于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着眼于防范。只要思想教育常抓不懈，世界观改造时刻从严，做到防微杜渐。鉴此，必须从思想上强化预防职务犯罪的建设，在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思想上筑起预防职务犯罪的坚固堤坝。如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荣辱观教育，抓好正面典型教育和反面教材教育，培养健康向上的思想情趣，营造良好社会风气。从而提高公务人员的法制意识和思想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是非观，增强抵御职务犯罪的能力。
（三）强化管理，构筑制度防线。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经济转型的变革时期，一些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容易给违法犯罪以可乘之机。解决这些问题，广大党员干部应加强党性修养和提高自我约束能力，但根本还应当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上下功夫，实现各项工作的规范化管理，把预防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特别要注意从关键环节入手，深入研究体制转换过程中的行政审批、财务管理、干部任用等权力运行容易失控薄弱环节上所存在的危险点，制定预防职务犯罪对策，用规章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有效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比如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制度和司法民主化，加大群众意见的参与度，改革权力过分集中而缺乏制约机制的弊端，建立系统严密的监督制约机制，使权力无法私用，从根本上清除职务犯罪滋生的土壤。
（四）强化制约，构筑监督防线。通过思想教育和制度约束，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能做到自律守法。但也有少数人，单靠“自律”是不够的，还须辅之以“他律”，即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的监督和检查，规范其从政行为，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保证权力沿着规范化轨道运行，预防职务犯罪。如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职能，推行财务管理公开机制，建立健全重大建设项目管理监督机制，建立和落实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同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以不同的形式参与社会管理，提高人民群众维护国家利用、社会公共利益的主动性，对职务犯罪进行有力的抵制。
（五）惩防结合，构筑威慑防线。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增强发现犯罪的机制和能力将会抑制犯罪心理。正是由于存在执法不严，打击不力情况，才助长了职务犯罪分子的冒险心理。因此，要树立有罪必罚、以打促防、防打结合的思想，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使职务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在结果上使其得不偿失，后悔终生，同时震慑心存侥幸的人不愿犯罪、不敢犯罪。
在预防职务犯罪中，首先要加强内部的管理和监督、组织的管理监督。其次是加强外部监督和法律约束。如果这些方面做得好，至少不会出现大的职务犯罪情况。魏都区法院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方面主要有以下措施，效果显著：一是全面提高干警素质。加大学习培训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端正执法态度，为预防和查处职务犯罪提供基础保障。二是突出打击职能。充分履行审判职责，严格公正执法，狠抓办案环节，对于职务犯罪，不管涉及到什么人，都坚决依法追究，通过查处和办理案件达到教育、挽救、震慑的目的。三是强化特殊预防，加强预防调研。利用所掌握的职务犯罪案件素材，选择典型案例进行扩大预防，走访机关、进入企业、深入乡镇，通过解剖个案，总结经验教训，提出防范对策，促进相关单位提高职务犯罪的预防能力。四是加强与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积极与纪检监察、审计、公安、检察等部门密切配合，探索实现最佳预防效果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在党委领导下，建立既各司其职又相互紧密配合的工作机制，提高工作效率和办案质量，切实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权威性。
预防职务犯罪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努力构建预防职务犯罪的长效机制。我们相信，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人大的监督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反职务犯罪工作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营造优良和谐的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
第四篇：当前“村官”经济犯罪的原因及对策
当前“村官”经济犯罪的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查办和预防“村官”经济犯罪将面临新的情况和新的任务。因此，认真分析和研究发生在农村、涉农领域的经济犯罪案件，对于预防和查办“村官”职务犯罪案件，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村官”经济犯罪案件发生的原因
1、监管
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村务公开不到位。大多数地方村级财务只公布数字，不公开具体事项。二是乡镇党委政府监管不得力。三是处理不到位。少数乡镇领导错误地认为“村官”待遇低，平时工作辛苦，没有太大问题就没有必要深究，以免影响“村官”的工作积极性。四是对村级财务缺乏审查。
2、财务管理混乱。农村财务管理是群众关心且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财务管理混乱是“村官”职务犯罪的重要根源。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白条入账。二是分工不明，财务人员不能履职。三是不能严格执行财务纪律，收款不入账现象时有发生。
3、少数“村官”法制观念淡薄，政治素质低。据司法机关对案件的调查和分析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涉案人员法律意识和组织观念淡薄，政治觉悟和个人修养较差，不讲原则、不顾大局，容易利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
4、“村官”待遇普遍偏低。当前，“村官”工资待遇普遍偏低，在得不到应有的报酬时，部分“村官”便产生了利用职权贪污钱财来作为补偿的心理。
5、查处教育力度不足。近年来，对经济职务犯罪案件，多数存在着处刑偏轻，对一些农村案件，处刑上更是显得宽松。虽然每年都有“村官”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真正违法犯罪受到查处并给予法律制裁的仍只占少数，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民群众的举报热情和对政法部门的信任，显得打击力度不足。
二、预防“村官”经济犯罪的对策建议
1、完善制度，加强监督。一是完善村务公开制度，坚持村委会集体讨论研究决定的原则，并纳入村务公开制度内容，防止搞暗箱操作。二是完善督促检查制度。建议乡镇一级党委政府对村务公开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村务活动规范有序地开展。三是完善村级财务管理制度。乡镇党委政府要指导帮助村级建立规范的财务帐目，切断贪污、挪用犯罪的源头。四是加强监督，堵塞各种漏洞。乡镇党委政府要加强对村级组织及“村官”的监督，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要发挥自身的监督作用，建立本级监督制约机制，做到分工明确、相互配合，使村民的监督落实到位。
2、加强教育培训，增强“村官”的法制观念。首先，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坚持对“村官”进行上岗前培训制度。其次，抓好从政道德教育。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忠于职守、清正廉洁、勤政为民，自觉遵守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再次，加强作风纪律教育。广泛开展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个方面”良好风气的学习教育，促使他们增强遵纪守法意识和依法执政、依法办事的能力。最后，加强警示教育。提高“村官”的法律意识，从而有效地遏制“村官”职务犯罪的发生。
3、建立统一的职务津贴机制，适当提高“村官”待遇。中央财政应加大对村级组织建设的转移支付力度，逐步提高在职“村官”的工资水平，确保按时发放到位；建立“村官”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将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对工作成绩突出、德才兼备的“村官”，积极探索其考录乡镇公务员、选任乡镇领导干部的有效途径。
4、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优势，加大对“村官”经济犯罪的惩防力度。一要“惩治”。检察机关要对新农村建设中群众反映强烈、损害人民利益的经济犯罪案件加大打击力度，以震慑犯罪。二要“预防”。如建立行贿人档案制度，有效发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防治功能。一方面对行贿人进行警示谈话教育，并进行必要的跟踪监督。一方面充分发挥查询工作对贿赂犯罪的防治作用，努力从源头上预防贿赂的发生。三要“宣传”。进一步加强镇村两级经济犯罪举报宣传，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举报意识和积极性，这样既可以为检察机关拓宽条件来源，也可以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进行举报，减少和防止越级举报、多头举报、胡乱举报现象的发生，有利于维护一方稳定，促进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
第五篇：论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及其法律制裁
近年来，我国走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偷税、抗税、盗窃公共财产、诈骗等经济犯罪相当猖獗，出现了严重化、复杂化的趋势，表现出如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1.发案数量多，案件大幅度上升。据司法部门统计，1985年全国法院审结严重经济犯罪案件50152件，1986年77386件；1987年60691件；1988年55710件。与1982年审结的33260件相比几乎成倍增长。①
2.大案相继增加，案值大幅度提高。80年代初，黑龙江省查处王守信特大贪污案，案值约60万元，曾哄动全国。近年来，经济犯罪案值达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已屡见不鲜。据检察机关统计，1983—1987年5年内受理的数万元、数十万元以上的大案件4200件，追回的赃款折值达16.3亿元。②据最高法院统计，1988年仅贪污类案件审结的贪污数额10万元以上的罪犯就达13人，其中一人达343万元；审结的受贿类案件数额10万元以上的罪犯有12人。③据报道，广东省1989年上半年查出受贿案件数额10万元—50万元的有35件，50万—100万元的2件，100万—500万元的2件。1988年11月底—12月初在温州举行的反走私专题讨论会反映，80年代初平均一起走私案值约几千、几万元，现在平均在几十万元，最高额达数千万元。
3.分布面和涉及面相当广泛。应当说，经济犯罪分子，无论在机关、厂矿、或企事业单位的人员中，都还是少数，不过分布面和涉及面却相当广泛，尤其是金融、粮食、建筑、供销、物资等系统的管钱管物人员染指较多。近些年来，党员、干部、职工参与经济犯罪的比重也愈益增大，内外勾结作案成为公害。据报道，最近广西自治区监察厅查处在流通领域中利用权力倒买倒卖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商品，从中牟取暴利的91起投机倒把案件，涉及厅级干部14人、处级干部25人、一般干部349人。在南京揭发出这样一个事件：1000吨钢材原地不动被倒卖了129次，价格上涨了近3倍。参与这一事件的有江苏、安徽、湖北、广东4省的83个部门。据最高法院统计，在严重经济犯罪分子中，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所占比重高达10到15，工人高达22到28.④
如何加强经济刑事司法呢？笔者认为在观念上和措施上都应有所改变。
近年来，经济犯罪的增多与蔓延之势是前所未有的。针对经济犯罪严重存在的社会现实，刑事司法要有效地打击经济犯罪，首先要在观念上进行一番调整和更新。就目前来说，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
1.在刑事司法中，必须重视执行经济职能。
刑事司法具有执行政治职能的特色，这是不容置疑的。在我国，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没有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刑事惩罚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刑事司法应当适应国家中心任务的转变，在当前及相当长一段时期来说，应当是服务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所以提出了重视执行经济职能问题。即不能再沿袭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反革命犯罪和传统暴力犯罪上了，应当十分重视同经济犯罪的斗争，重视刑法的经济职能，将严厉打击走私、贩毒、投机倒把、偷税抗税、贪污受贿、盗窃诈骗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视为刑事司法中心任务之一。同时针对反革命犯罪还时有发生，传统的暴力犯罪还相当猖獗的现实，不忽视继续执行刑法的政治职能。
2.在刑事司法中，必须注意以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刑法观为指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我国实行的是产品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高度集权型经济，表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是“一大二公”，采取僵化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经营的单调模式；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靠统一计划，计划经济是唯一准则；人们的收入分配是平均主义，大锅饭。适应产品经济体制的特点，刑法规定侵犯财产的所有权、破坏集体生产、危害产品计划经济是犯罪行为，给予刑事惩罚。在刑事司法中，传统的侵犯财产罪是打击重点，流通领域里的“长途贩运”、“二道贩子”、“个体经营”等被视为投机倒把进行制裁。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所有制和分配上，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形式。这种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新型经济体制，实行多种经营方式，讲究尊重价值规律，鼓励多渠道多层次开拓商品流通途径，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实践证明新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充满活力，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增大了经济自由程度。一些不法之徒，在我国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乘机混水摸鱼，钻价格体系双轨制的空子，贪婪地侵吞国家财富和吸食人民的血汗，破坏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刑事司法必须适应经济体制的这种变革，破除旧的产品经济刑法观的束缚，分清罪与非罪界限，重点放在打击破坏国家正在建立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秩序的犯罪上来，保护合法经营，保护公民的正当收入，保护群众改革的积极性，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3.在刑事司法中，必须以积极态度去控制新的经济犯罪。
4.在刑事司法中，强调依法适用财产刑。
进入本世纪以来，经济犯罪在许多国家都有蔓延之势。有效的刑事司法中，注意适用财产刑去惩罚经济犯罪是一项重要内容。罚金刑在不少国家被广泛采用就是一个证明。在我国久已存在似乎只有自由刑和生命刑是刑罚，而财产刑不是刑罚的错误观念，导致对立法上规定的罚金、没收财产等刑罚的适用不当（主要是不重视适用财产刑）。解决这个问题，其一是改变某些审判人员认为判处自由刑、生命刑省事和少麻烦的观念，真正在司法中体现出罪刑法定原则；其二是充分认识适用财产刑同经济犯罪作斗争的优长之处。因经济犯罪分子总是以牟取暴利或营利为目的，即属贪利型犯罪，有效地彻底地剥夺罪犯的不法所得是惩治经济犯罪的成功经验，使犯罪分子在经济利益上不能占到便宜，真正戮到其痛处。
有效地遏制经济犯罪，除观念上的更新外，还必须有一套加强刑事司法的具体措施。笔者认为当前应着重从如下四个方面加强：
第一，必要的经济刑事司法解释工作应当跟上。
从已有的立法看，我国的经济方面的刑事立法还比较原则、分散和不够完善。如现有的惩治经济犯罪的刑事法律条款分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的第三，五、六、八章；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和《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若干经济管理的法律、法规中。上述立法中也出现了内容交叉或不协调之处，给执法带来困难。因此，对立法条款的具体执行亟需要司法解释工作。同时鉴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犯罪的情况很复杂，司法人员的素质水平也有差异，必要的司法解释会更好解决司法公正，执法统一问题，并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行使。司法解释工作注意的两点是，其一要求不得违背立法原意，超越立法规定；其二要求司法解释之间的相互协调与照应。
第二，必须有效地排除非法制因素对经济刑事司法的干扰。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一个法制原则，它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已较好地作了体现。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很好地体现出该原则在目前确实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在目前已揭露查处的经济犯罪案件中，确有不少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单位和个人，因此在审理这类案件时，诸如权力、强力、暴力、个人出身、社会地位等等非法制因素干扰较多，影响对案件的及时查处和公正裁决。有些案件久拖不决，有些案件以大化少甚至化为乌有，更有甚者对揭发举报经济犯罪的公民个人实行打击报复。加强经济刑事司法，必须有效地排除非法制因素的种种干扰，对任何依靠超越法制手段干扰对经济犯罪案件公正审理的行为，都应当受到抵制，批判和制裁，真正做到有法必依和执法必严。
第三，必须切实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
实践证明，司法工作人员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专门业务素质，是加强刑事司法工作的必要条件。经济犯罪的新特点，新情况对司法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从职业道德上要求司法工作者执法清廉，不为不义钱财所动，对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主动积极地去追诉经济罪犯的刑事责任。其次，必须注意学习和掌握有关的经济管理法规和经济政策，并注意它们的变化发展，它们和刑事处罚的关系。还要注意熟悉和精通有关的经济业务活动，以便掌握经济犯罪的活动规律和特点。对专门业务素质的提高问题可安排司法工作人员轮流培训的办法解决。
第四，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是加强经济刑事司法的重要一环。
通过刑事司法惩办经济罪犯是遏制经济犯罪的重要手段。但是，真正发挥出适用刑罚的威力，体现出经济刑事司法的有效性，还需要有关部门的密切协作和配合。如海关、税务、工商行政管理等经济管理、行政管理部门，治安管理部门，报刊、电台等新闻舆论监督部门，消费者协会等群众监督部门对揭露查处违法犯罪的经济案件具有“前哨阵地”的作用，许多经济犯罪案件的及时查处，对经济犯罪的有效惩治都是与上述部门的工作密不可分的。要想减少经济犯罪的“黑数”，提高追诉经济犯罪案件的效率，做到切实而有效地依法惩办经济罪犯，必须重视同上述有关部门的密切协作关系，这是“打防结合”，有效控制经济犯罪的重要途径。
刘守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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