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瑞号”,让纳税人情何以堪？

第一篇：“国瑞号”,让纳税人情何以堪？

“国瑞号”，让纳税人情何以堪？

去年我国财政收入超10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就高达7.7万亿元，也难怪福布斯发布报告称我国税负世界第二。尽管对于这个“世界第二”，业界也颇有争论，但无疑我国是一个税负较重的国家。如果税收征得多，用得好，把钱都花在刀刃上也就罢了，可是偏偏有关部门不把纳税人的钱当回事，大把地征税大把地花钱。一边极尽征税之能事，婚姻法最新司法解释一出台，就有地方税务部门竞相加收房产加名税；一边又花钱如流水，浙江国税局花271万购置豪华游艇。

针对网上热议的浙江国税局购置豪华游艇“国瑞号”一事，浙江国税局回应称该艇系工作用船，用于岛上税收征管、纳税辅导及税收宣传等工作。如此冠冕堂皇地解释，大有“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之意。购置价格高达271万元的豪华游艇作为工作用船，我只能说，是一个奇迹！“国瑞号”到底是税收船还是游艇？如果是税收船，是什么样的税收工作需要购置这么高昂价格的豪华游艇？开展“岛上税收征管、纳税辅导及税收宣传等工作”，一艘普通快艇足矣，有必要花271万的巨资买豪华游艇？莫非征税工作丰富多样，需要一边征税一边游玩，在工作中游玩在游玩中工作？

别忘了，我国目前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人均GDP在世界排名中依然是100位以后。按国际标准，中国目前约有贫困人口1.5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维持最低的温饱水平。今年4月份，安徽一男子因为无钱为妻治病，喝农药自杀。5月份，重庆一名农妇因病无钱手术，挥刀剖腹自医。诸如此类新闻，几乎天天都在发生，民生之多艰可见一斑。面对依然并不富裕的基本国情，我们政府机关更要带头勤俭节约，在办公设备采购上更不应有攀比奢华之风，更没有理由花巨资去购置豪华游艇。我国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纳税人是政府机关的衣食父母，政府机关应该珍惜每一份来之不易的税收，确保资金用到最急需的地方，为人民谋福祉。然而浙江国税局不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用纳税的钱购置豪华游艇“国瑞号”，这让纳税人情何以堪？

第二篇：《北京爱情故事》：凤凰男的今昔蜕变让人情何以堪

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在主题歌《再见了青春》的旋律中渐渐落幕，我不知道故事里那几个人的结局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像那几个主人公一样没有等到病床上的沈冰醒过来，当时间在冰冷的墙壁上定格，我的喉头竟然有些发硬，为他们和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更为他们和我们历尽苦难的爱情。或许，生活中原本就存在着太多的不可预料和突然变化，曾经以为的永恒，曾经坚信的信仰，曾经向往的纯真，转瞬之间就会轰然坍塌，让人无处安身。当我们被撕扯着长大，撕扯着走出岁月的沼泽，唯一值得欣慰的是那些青春的迷茫，青春的伤痛，青春的挣扎，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恢复，慢慢痊愈„„

北京，一个总会发生故事的城市，当我们站在它的任何位置仰望它的时候，钢精水泥的结构总显得生硬、冰冷。然而，当我们火热的内心也开始渐渐冰冷下来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去抱怨是这个城市让我们孤苦无依。形形色色的人流穿梭在每一个角落，构成了北京最原始的味道，女人是这个城市的颜色，男人是这个城市的躯壳。而我们要让他热情如火还是冷冽如冰，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把握着他的脉搏。

《北京爱情故事》将三男四女从混沌一片的世界中抽离出来，继而再给他们各自贴上属于自己的标签。剧中的三个男主角来自三个截然不同的家境，他们由于身世原因而性格迥异，高富帅、狂放不羁的富二代程锋，痴情忠厚的君子吴狄，制造传奇的凤凰男石小猛。他们生存于社会的不同阶层，却面对着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经历人生的各种挑战。他们每个人都在情感、工作、人生面前进行自己不同的选择，再走上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然而，现实生活中到底有几个人能过上像程锋那样的生活，有几个人能有吴狄那样大海一般的胸襟和蓝天一般的痴心，又有几个人能拥有像石小猛那样遭遇各种各样的机遇和挑战。

经历了北京爱情故事的三个男人，个个都经历了血肉模糊的情感蜕变，满目疮痍的繁华，虚空流离的碎梦，深不见底的悲伤，他们在用雄性的力量谱写着属于生命的挽歌„„

我曾随迷失的航船沉没陷入璀璨虚空的碎梦沉入乱欲冰封的深谷随烂漫的星群沉„„没„„

我看着满目创痍的繁华感到痛彻心肺的惆怅听着心在爆裂的巨响陷入深不见底的悲伤

凤凰男石小猛是无数个奔波在北京这座城市中的草根代表，诱惑这群人的只是一套能安生立命的房子，一份能养家糊口的稳定工作，一个嘘寒问暖的贴心爱人。就像“北京”这两个字一样，当“房子”、“工作”、“爱人”单独成为一个名词的时候，这些似乎就是没有色彩和温度的东西，它们没有褒贬的倾向，甚至没有任何意义，当我们的内心因为某些欲望想要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切都开始了变化。面对这座城市里流水一般的人群，其实这里面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拿取笑穷人而乐的富人，另一种是视富人而嫉妒的穷人。石小猛很不幸地成为称为穷人的人，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改变，因为他不能一直只是观众，他也想要上场，纵然从他开始堕落的时候就明白要遭遇各种利用，算计，陷阱。

依稀记得石小猛带着心爱的沈冰来到38平米的空房里两个人那些饱蘸着无比甜蜜的对白，那时的爱情就是买不起房的种种幻想。程锋的强势介入让沈冰感觉到无比的压抑，从当初的刻意排斥到后来的无可奈何，满心单纯的石小猛突然发现，爱的房屋顷刻坍塌，那种挣扎是对爱情虔诚还是坚守？每个人都能看出来他的无助，因为他知道失去沈冰自己将一无所有，他怎么可能没有沈冰。当程锋父亲将一纸合约摊在石小猛的面前，这个曾经视爱情无比神圣的男人竟然犹豫了。背叛连同着堕落从他拿起笔签完自己名字的那一刻开始，尽管这种蜕变是多么的无奈，石小猛不单单只是亵渎了爱情。

因为报复，石小猛做了很多阴损得让人咬牙切齿的事情，但是回望他一路艰辛走过来，我们甚至能够找到原谅她的理由，见证了他的得到和失去，我们还是愿意把祝福送给他。他是一个被现实逼迫到心里扭曲的男人，他原本以为爱情和面包比起来他可以先选择后拥有，在它的价值观念里他感觉应该先吃饱后再追回爱情，可是当他填饱了钱包却追不回爱人的时候，他开始嫉妒那些既得到面包又拥有爱情都的人，欲求不满是一种可怕的品质，石小猛的蜕变从贫穷开始，直到拥有一切后再把所有丢弃。在他选择将爱情卖掉的那一瞬间，这个男人对沈冰的感情开始让人质疑，没有人愿意去花时间联想她的未来。然而，石小猛的结局是惨淡的，当他把钱包扔进垃圾筒，头也不回地走进检察院的大门，那个背影足以让人产生无限感慨。

因为贫穷而堕落并非十恶不赦，石小猛并非天生放荡，天生卑劣，他的改变是为了活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并且能活的像个人样来。如果真的有人非要痛骂他，那些人要么是生来衣食无忧，无需操心生活琐碎的富家公子，要么是涉世未深，尚在象牙塔中大谈人生理想的学子。和石小猛一路走过来，从云南的某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到首都北京某一个现代化的写字楼，他的成功和失败都在见证着源于内心的拼搏。倘若每个人的人生都能一味的单纯，一味的朴实，一味的率真，“城市”这个词汇之前还有必要放上“冰冷”二字来么？

石小猛生活在这座城市里，让他改变的是这个城市中形形色色的诱惑，当他每天赶公交的时候，有的人却可以时常换不同的车开，当有些人住在富丽堂皇的房子里专职享受，他却在为下个月的房租绞尽脑汁，当他每天在为生计疲于奔命的时候，有的人却可以在声色场上挥金如土。当所有的这些差异不是来自个人，而是家庭背景的时候，那些各种各样的诱惑就变成了一柄尖刃刺痛着石小猛的改变，为了不被踢出这个城市，为了自己也能扎下根来可以有资格争取到诱惑过他们的东西，他愿意付出一切，哪怕是出卖自己曾经纯真的爱情。

有人说爱情是形而上学，是柏拉图，跟所有的精神类问题一样，当你用曾经质朴的眼光把她看的很纯粹的时候，它只是爱情，是内心无法抑制的纯粹精神范畴。可是，当像石小猛一样，追寻爱情的人同时生活在偌大的城市中时，爱情只有被物质围的结结实实的时候才能保全自己，物质和爱情是如此密不可分，但又时常矛盾重重，石小猛在二十几年的贫穷折磨这下该做出怎样的抉择，他不是没有犹豫过。

第三篇：让“人情消费”回归理性

让“人情消费”回归理性

在中央“八项规定”为端正党风、政风作出表率之际，全社会也到了反思“人情消费”的流弊，让“人情”回归本真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最可宝贵的是至诚至真的感情，“礼物”的本意是“符号”，人情往来的真正价值是通过符号传递亲情，所谓“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就是这个意思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快到了，面对中国三大传统节日，许多人又在为过度的“人情消费”送礼而“白头搔更短”了。

近年来，最为社会各阶层人士诟病，但又欲罢不能的习俗，恐怕非人情消费莫属。“人情消费”没有一条成文的规定，也没有强制性的执行机构，但所有卷入其中的人士都高度默契地遵循着某种不言自明的“潜规则”，什么场合、什么对象该有什么样的“人情表示”，都不会搞错，也不能搞错。更让人顿生惊悚之感的是“人情消费”超越时代的生命力：不管是保留历史之根的农村，还是引领时代的都市；无论是信息闭塞的老人，还是新潮的青年；无论是量入为出的工薪阶层，还是日进斗金的富裕人士；几乎都为“人情消费”所左右。就覆盖面而言，唯一可以与之相匹敌的习俗可能就是清明祭扫，而且在性质上，祭奠是否可以视作生者对逝者的“人情消费”？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岂不是等于承认祭扫因为“人情消费”而存在，而不是相反？

“人情”已失去经济合理性

表现为特定场合送礼的“人情消费”，在小农经济时代有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合理性。在日常收入有限而人生重大场合支出庞大的传统社会，个人及其家庭积蓄有限，“小额贷款”之类的金融服务极为有限，而且利率相当高，生活中因此自发地形成了亲友圈凑钱帮助某一成员解决重大开支的机制，这就是“人情消费”最初的经济功能。如果只是单纯帮衬，原本不需要规定具体数额，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即可。但由于亲友圈内在的就是一个“互惠圈”，今天你帮我，明天就该我帮你，礼尚往来是公共行为的逻辑，“人情消费”自然形成了“对等交换”的原则，而金额标准一旦明确，“人情消费”对送礼人的压迫马上显现：现在“人情”的金额不取决于送礼者的能力，而决定于送礼的场合和受礼者的地位，而恰恰是这两点，在“人情”不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之后，产生出越来越大的社会和道德的负面效应。

在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中完全需要依靠亲友送礼来支付重大场合的情形，客观上越来越少，“人情”时常就在亲友相聚的场合直接就被“消费”了。这意味原本“化零为整”的集资策略，现在已经被重大场合的“化整为零”显摆策略所完全对冲。问题是，办事者可以不在乎亲友的礼金，而亲友中却绝对不会没有深感送礼压力的人士。更令人不堪承受的是，翻箱倒柜凑齐的礼金被浪费了，而日后自己有事需要帮衬时，好不容易收来的礼金，又不能用于需要的场合，而只能在“夸富宴”中被糟蹋，这才是真正的“暴殄天物”，也是“人情消费”为深受其压迫的人士所诟病不止的原因。

从“人情消费”到权钱交易

然而，越是没有了日常生活的功能，越是衍生出非生活的功能，其中最为负面的就是以“人情消费”为名收贿赂之实的腐败之风。一些身居官位大权在握的人物在举办生日、子女结婚、第三代满月等场合，广发“英雄帖”，不是亲友胜似亲友，几十桌、成百桌地举办各种“喜宴”，“人情”更没有了规矩，收礼者来者不拒，多多益善，送礼者趋炎附势，相互攀比，硬是把情感往来的场合彻底变成“拉关系，托人情”的乌烟瘴气场所。“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彼此心照不宣地做成了一笔笔权钱交易。最后，不但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奢侈浪费，甚至导致违规、违纪乃至违法、犯罪。如此“人情”消费的已经不是金钱，而是道德和法律，等待这些敛财者的不是送礼者的无奈，而是公众的愤怒、舆论的谴责和党纪国法的惩处。

树立理性正确的“人情”观

在中央“八项规定”为端正党风、政风作出表率之际，全社会也到了反思“人情消费”的流弊，让“人情”回归本真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最可宝贵的是至诚至真的感情，“礼物”的本意是“符号”，人情往来的真正价值是通过符号传递亲情，所以，“人情”的象征性意义应该远远大于其经济价值，所谓“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就是这个意思。

现如今中国大部分家庭已进入“不差钱”时代，人情往来可以卸下过于沉重的经济负担，而更侧重于象征性：亲友特别是两代人之间可以多些问候和探视，尽心达意就行，而不一定非得大包小包的；同事同学尤其是上下级之间也不是不能送礼，但可以多用点心思，给人多一点温馨之感，而不应该“以钱论亲疏”。送礼其实是一个需要智慧的场合，体贴到位，送得让人高兴，才是礼物的最大价值。“平常即智慧心”，在人情问题上，双方多点平常心，不被钱财迷了心窍，才是聪明人。

对于国人来说，能否树立理性正确的消费观念，少追求面子消费与人情消费，多去挖掘和品味传统节日背后的文化内涵，恐怕才是眼下最为紧要的。

第四篇：新闻发言人算“高危人群”让矿工情何以堪？

新闻发言人算“高危人群”让矿工情何以堪？

背景：国资委一位负责人表示，自去年央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以来，一年来运行总体良好。他同时也表示，新闻发言人是一项高危行业，由于语言表达能力以及个人素质的差距，有时可能会被断章取义，也希望媒体及社会各界给予包容和理解。

中国青年报发表志灵的文章：一些新闻发言人在就有关央企的社会热点问题与公众进行沟通交流时，不是想方设法考虑如何通过更为坦诚的交流以及更为详尽的信息公开，来尽可能地消除公众的疑虑，而是一味地想着如何通过技巧性的危机公关来尽快“灭火”。这样一来，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效果只可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非但解决不了可能的断章取义，反倒会让新闻发言人本人“惹火上身”。何况，公众对于央企的很多批评言论，也不是新闻发言人借助个人魅力或者发言技巧就能应对和解决得了的。如此一来，既然发言或者不发言，批评声音都会存在，反倒是新闻发言人的发言会成为“导火索”，新闻发言人索性“不发言”——反正“不发言”是制度的责任，而发言一旦有任何问题，就有可能像王勇平或王旭明那样“所有问题都自己扛”。新闻发言人的危机和问题，折射的是其所“代言”机构的危机。这样的危机，纵然新闻发言人本人有再高超的“发言技巧”，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此，央视记者张泉灵有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新闻发言人就像一件超薄紧身衣，身材不好想靠它混过去是门儿都没有的。出了事儿的时候，只靠新闻发言人来撑着，更像超薄紧身衣湿了水，连烂疮都隐约可见。这时候赶来揭烂疮看到你还拿件破衣服遮遮掩掩，自然怒不可遏。如今，骂声不绝，换件衣服，身材不好还是不好，烂疮还是烂疮。”

小蒋随想：没事儿的时候，一些新闻发言人说点“正确的废话”，倒是四平八稳，顶多使人昏昏欲睡；可一旦出了事儿，相关单位成为被责问与质疑的焦点，无论新闻发言人再怎么巧舌如簧，也不可能把黒的说成白的。所以，被喷在所难免。另一方面，不少单位将许多东西列为敏感话题，秉承着秘而不宣的态度，设立新闻发言人是因为上级要求的不得已。由此，发言人在面对公众时没法畅所欲言，吞吞吐吐、绕圈子、打擦边球、甚至说瞎话，必然会招致迫切希望知晓真相的媒体与公众的强烈反感。在很多时候，新闻发言人被媒体与公众狂喷，主要是替其代表的单位所发生的问题“顶雷”。某些单位希望新闻发言人能够巧妙地回答问题，甚至可以起到积极引导舆论、平息事态的作用。不得不说，这种想法过于理想化。因为，这年头民智大大开化，媒体记者更是一个比一个嗅觉灵敏、脑瓜儿比猴还精，处于舆论漩涡中的新闻发言人“全身而退”尚且很难，指望其“舌战群儒”基本是奢望。社会各界不是非要和某些新闻发言人过不去，“击溃”几个新闻发言人对媒体与公众也没什么实质意义。关键是，遇到重大问题时，被关注的单位与机关的作为要赢得公众的首肯、必须秉承开诚布公的态度。若此，新闻发言人才会获得良性的生存环境。

司法局长带头违法公款游，写检讨就拉倒？

背景：深圳市龙岗区司法局局长何旅华去年9月19日带队前往上海、苏州、杭州等三地公款旅游，24人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5天共花费约14万元，平均每人花费5800元。深圳市龙岗区纪委表示，情况基本属实。

新京报发表舒圣祥的文章：和此前曝光的所有公款旅游一样，公务考察只是一个借口，本质上就是公款旅游福利。《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十八条规定：“用公款旅游或者以考察、学习、培训、研讨、招商、参展等名义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的，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公务员法》也规定“违反财经纪律，浪费国家资财”的行为应当依法依规进行惩戒。但现实中的问责显然不够力度。2008年山东滨州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邵立勇因在抗震救灾期间公款组织旅游被免职，不到一年，邵立勇复出又被任用。既然，这次公款旅游事实已经基本查明，而且性质、影响均非常恶劣，期待深圳对这次公款旅游事件处理能给公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对此事的处理，不只是问责何旅华，也包括旅游团的其他公职人员。倘若这次活动“经过组织上批准”，批准者也应承担相关责任。事实上，龙岗区司法局的“考察式私人旅游”绝非个案。问责程序如果仅仅停留在表面，对官员的警示作用将非常有限，关于公款旅游的举报就只能是放空炮，减少“三公经费”更会成为走不出纸面的规定。

小蒋随想：此事的最新进展是，龙岗区纪委责令龙岗区司法局参与旅游的全体人员退回违规旅游费用，何旅华已作出书面检讨。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宣布何旅华已作书面检讨的当天上午，何旅华面对记者时还否认公款旅游、坚称是去公务考察学习。可到了下午，“书面检讨”却已做完。这样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让人感叹，何旅华的“思想转变”速度真叫一个快。但是，仅仅是退钱与检讨，会对当事人产生多大触动？又会对其他怀着公款游玩心思的人起到怎样的“警 示”？司法局局长带头触犯《公务员法》中“浪费国家资财”的条款，更让人看到了知法犯法者的“爱谁谁”心态。鉴于以往一些案例的后续处理以不了了之收场，或是涉事官员免职不久又上任，人们还需对此事的后续处理做进一步地观察。但愿，当地纪委表示还将按程序做进一步处理，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能够禁得住社会的考量。

中国青年报发表志灵的文章：一些新闻发言人在就有关央企的社会热点问题与公众进行沟通交流时，不是想方设法考虑如何通过更为坦诚的交流以及更为详尽的信息公开，来尽可能地消除公众的疑虑，而是一味地想着如何通过技巧性的危机公关来尽快“灭火”。这样一来，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效果只可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非但解决不了可能的断章取义，反倒会让新闻发言人本人“惹火上身”。何况，公众对于央企的很多批评言论，也不是新闻发言人借助个人魅力或者发言技巧就能应对和解决得了的。如此一来，既然发言或者不发言，批评声音都会存在，反倒是新闻发言人的发言会成为“导火索”，新闻发言人索性“不发言”——反正“不发言”是制度的责任，而发言一旦有任何问题，就有可能像王勇平或王旭明那样“所有问题都自己扛”。新闻发言人的危机和问题，折射的是其所“代言”机构的危机。这样的危机，纵然新闻发言人本人有再高超的“发言技巧”，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此，央视记者张泉灵有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新闻发言人就像一件超薄紧身衣，身材不好想靠它混过去是门儿都没有的。出了事儿的时候，只靠新闻发言人来撑着，更像超薄紧身衣湿了水，连烂疮都隐约可见。这时候赶来揭烂疮看到你还拿件破衣服遮遮掩掩，自然怒不可遏。如今，骂声不绝，换件衣服，身材不好还是不好，烂疮还是烂疮。”

第五篇：申论热点：“生死承诺书”,让环卫工情何以堪？

申论备考：“生死承诺书”，让环卫工情何以堪？

近日，有网民爆料，兰州城关区环卫局要求超过退休年龄的环卫工签订“生死承诺书”，承诺工作期间产生的一切人身损害都由本人承担。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众多网民转载和关注。记者从兰州市城关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了解到，该局正在追查此事，并称签订此承诺书只是个别环卫队的行为。

一边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进行科学部署，一边却是有些政府单位的胡作非为，面对相关部门要求环卫工人签订“生死承诺书”的荒唐行为，既暴露出有关领导爱民情怀的严重缺失，也反衬出其法纪意识的严重不足。即便环卫工人真的被迫无奈签订了这样一份“生死承诺书”，难道在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相关部门便可以将责任推的一干二净吗？

作为城市的“环境美容师”，环卫工人用他们的日夜坚夜与默默奉献，为公众营造着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然而，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地区的环卫工人不仅薪酬很低，而且，本该享受的各项福利待遇也往往沦为“镜中花”。当然，在节假日里，按照《劳动法》他们也应当享受相应的“加班费”，但对于很多环卫工人来说，这恐怕是想也不敢去想的„„

如此种种情形，不仅会让一线环卫工人感到心寒，也暴露出相关环卫部门对于《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政策的不屑。不过，最近几年，我们欣慰地看到，也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保障环卫工人的福利待遇作为一项重要民生事项，不仅最大程度地提高他们的薪资，也在不断优化福利待遇，有的地区专门为环卫建起了休息室，有的地区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等，着实体现了爱民情怀。

相比之下，兰州市城关区环卫局要求超过退休年龄的环卫工签订“生死承诺书”的做法，未免有些令人寒心。环卫工人不仅辛苦，更是一项高风险的行业，近些年来关于环卫工人遭遇车祸等意外的消息时有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关部门理应给予环卫工人更多关爱，无论是为他们提供更加显眼的穿着，还是提醒大家注意做好自我防范，以及为他们购置意外保险等，都不失为好办法。

可是，岂能为了推托责任而要求年迈的环卫工人签订“生死承诺书”，一份“生死承诺书”，赤裸裸地反衬出相关管理部门的管理丑态，也暴露出有关领导缺乏真心诚意的爱民情怀！

希望有关部门能早日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给公众更是给环卫工人一个圆满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