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鼓舞全国军民团结奋斗的伟大旗帜

第一篇：爱国主义是鼓舞全国军民团结奋斗的伟大旗帜

爱国主义是鼓舞全国军民团结奋斗的伟大旗帜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伟大民族。过去，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全国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团结一致，赴汤蹈火，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今天，中华民族又面临着被分裂的危险，两岸关系出现了新的复杂因素，台独势力活动猖獗，一个中国的格局受到严峻挑战。爱国主义是鼓舞全国军民为祖国统一而团结奋斗的伟大旗帜，是凝聚军心、鼓舞斗志、坚定信心的强大精神支柱。广大官兵要继承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深怀爱国主义的浓厚感情，以爱祖国、爱人

民的诚挚情怀，在未来对台作战中视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团结奋斗，奋勇向前。伟大祖国无比可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亿万人民，勤劳勇敢，智慧善良；56个民族团结统一，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生长在祖**亲的怀抱里，我们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在约为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47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区面积内，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巍峨屹立，内蒙古、黄土、云贵三大高原气势磅礴，塔里木、准噶尔、柴达木和四川四大盆地交相辉映，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三大平原富饶美丽，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奔腾不息，鄱阳湖、洞庭湖、青海湖等湖泊宛若群星，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区碧波无垠，6500多个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星罗棋布。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培育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至今为世人称赞；造船业、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农田水利建设等科学技术曾居世界领先地位；万里长城、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等著名工程堪称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敦煌壁画、战国编钟等文物举世无双；上古神话、先秦散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戏剧家关汉卿，文学家曹雪芹，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历史学家司马迁，军事家孙武等都享有世界声誉。新中国诞生后。在短短50多年的时间里，古老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200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5933亿元，比1989年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9.3%，居同期世界各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之首，经济总量由1989年居世界第十位跃升到第六位，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可以说“不”重要力量。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全国各族人民正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阔步迈进，各族人民世代期盼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富裕，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一步步变为现实，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我们的祖国将更加美丽可爱。爱国主义传统源远流长。伟大的祖国让中华儿女对她无比忠诚和热爱。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生于斯，长于斯，不爱这个国家爱谁呢？”纵观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华儿女世世代代，无不把热爱祖国当作应有的崇高品质，把背叛祖国视为可耻的卑劣行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无数爱国志士喊出的千古豪言。在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发展中，爱国主义始终是炎黄子孙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纽带，是我们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对自己国家最深厚的感情，不断地延续、积淀和发展，深深融入我们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和民族气概，从而形成了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感召力极强的爱国主义传统。从大禹治水开始，爱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战天斗地，改造自然，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爱我中华、忧我中华、兴我中华，成为一代代中华儿女不解的情结。不管是在祖国兴旺发达，安宁太平，顺利发展的时期，还是在“华厦”倾斜，“神州”破衰，祖国面临危亡的严重关头，这种爱国主义传统从未中断过。它犹如滚滚万里长江，汹涌澎湃，奔腾不息，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勤劳、智慧、勇敢的炎黄子孙，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奋发图强、战天斗地、舍生忘死，成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和旺盛生机的根基。正是有了崇高的爱国主义信念，古老的中华民族像长江汇集百川那样，吸收了中国疆域内众多的大小民族，逐步凝聚成为一个共同地域、共同

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背景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不管风云变幻如何，世代炎黄子孙，都视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国家强盛为自己的生命，并为之不懈奋斗。从秦朝统一算起，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的2000多年里，虽然经历过改朝换代，出现过地方割据，遭遇过外敌入侵，甚至受到外国列强的侵略和瓜分，但争取和维护统一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南宋诗人陆游这一千古名篇，寄寓着渴望祖国统一的强烈爱国情感。汉代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献身精神，元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坚贞气节，以及苏武宁死不屈、岳飞精忠报国、戚继光平定倭寇、郑成功收复台湾、关天培血战虎门等民族正气之歌，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和升华。在台湾400余年、先后16次遭受侵略的日子里，海峡两岸人民团结抗争，从未放弃过统一的决心。1661年，郑成功率25000人的大军横渡台湾海峡，一举赶走了荷兰侵略者，使沦陷38年的台湾重回祖国怀抱。1683年，康熙皇帝派施琅进军台湾并收复宝岛，制止了民族分裂，次年将台湾正式收入中国版图。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时，台湾民众为之哗然，鸣锣罢市，哭声震天，在50年里进行过近百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先生曾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追求统一的价值准则，“九九归一”的大团圆情节，早已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渗透进中华民族的血脉，升华为各族同胞的道德情感，她坚忍不拔，根深蒂固，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在。《我的中国心》中唱得好：“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却依然是中国心……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

爱国主义精神，就像一座不灭的灯塔，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

我党我军堪称爱国典范。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用炮舰撞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使中国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华民族遭遇最深重灾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应时而生，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最先进最伟大的爱国政治集团，具有中国历史上最先进最伟大的爱国精神爱国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法西斯的疯狂蚕蚀，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旗帜，克服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进行战略大转移，坚持北上抗日，积极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不计前仇，以民族大义为重，不惜把我军进行精减整编，成立八路军、新四军，也要争取国民党军队和团结全国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救祖国于危难之中。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狠狠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随之抗日救亡的烽火燃及全国，涌现出了一大批象抗日英雄杨靖宇、吉鸿昌等爱国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宽阔胸襟和爱国情怀，极大地激发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激励全党全军为民族的独立、自由，国家的繁荣、昌盛，前赴后继、英勇战斗的强大精神力量。腥风血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救国救民于苦难深渊，党和军队满怀一腔爱国热情，不屈不挠地进行了长达22年的浴血奋战，永远结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在中国为所欲为的时代。革命先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彪史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军官兵以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为己任，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颂歌。当祖国边疆受到侵犯时，边防部队奋起反击，誓死捍卫国家尊严和领土主权。中印边境作战、中越自卫反击战、百万大裁军、98抗洪、北京小汤山抗非典，都是爱国主义的生动写照。我军这种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同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强烈的革命性，具有沉淀深厚的民族精神和拳拳的赤子之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肺腑之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热爱我的祖国和人民。”道出了多少爱国志士的心声。科学家钱学森，一辈子献身祖国。当年美国当局千方百计阻挠他回国，说：“一个钱学森的价值，相当于5个美国的陆军战斗师。”但他坚决抗击美国当局对他的软禁、恐吓、跟踪和迫害，冲破重重

包围，带着丰厚的学识和一腔热血，返回祖国。他在祖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中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说：“我本人只是沧海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在40年代就已闻名海内外，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的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在领受研制原子弹任务后，抱着“以身许国”的坚定态度，隐姓埋名17年，默默无闻地奉献了自已的一生。邓稼先与几位国内外著名的物理学家，凭着为国争光、为民争气的精神，以坚强的意志，克服生活上的种种困难，攻克技术上的道道难关。没有数据，就用手摇计算机夜以继日地算；没有资料，就从头试验；肚子饿了，买来酱油冲开水喝；疲惫了，站着打盹休息一下，克服重重困难，使我国的第一枚氢弹抢在法国之前爆炸。“两弹”爆炸的巨大成功，使全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不甘落后、自强不息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使我们祖

国实现了插翅腾飞的强国梦，才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第二篇：爱国主义历来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

如何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历来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也是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思想武器。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形成的中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学历史教材思想性强，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是其它学科所难以比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学历史学科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课程。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很多历史教学仅仅限于让学生接受具体知识、理解概念、掌握解题方法和步骤，而忽视了对学生人格的养成教育，从而影响了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在教学中，教师应把爱国主义教育放在历史教学的核心地位，通过历史课堂教学渗透爱国主义教育，以教材为依据，抓住教学内容，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情感因素，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让爱国主义教育成为历史课堂教学的生命线，做到“寓教于史”。

一、充分利用中国近现代史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

学生主要是学习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学习中国的近现代史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不可多得的生动教材。中国近代史记载着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苦难历程；中国现代史记载着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斗争业绩和自强不息的探索历程。这两段历史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爱国人士，他们的爱国精神不仅仅是学生学习的榜样，更重要的是激励青少年学生不断努力学习。因此，这两段历史教材是对学生思想教育最好的历史素材，作为初中历史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这段历史，加强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中国近代的历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带来了东西方的列强分割,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但是中华民族是酷爱自由，富有革命传统的优秀的民族。外国侵略者虽然以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但是未能摧垮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面对东西方的霸占与分割，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从未间断过。林则徐虎门硝烟运动、关天培镇守虎门炮台、甲午中日战争中的黄海战役、三元里人民自发的抗英斗争、太平军抗击洋枪队、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等等。这些运动中涌现了无数爱国人士。他们有的为了保卫祖国而献出自己宝贵而年轻的生命，有的具有高尚的民族气节，有的毕生忧国忧民……譬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他在禁烟运动中，为了民族的利益，坚决抵制西方的鸦片进入中国，他作出了巨大牺牲。另外还有为国捐躯的清国将领关天培、葛云飞、邓世昌，有收复边疆的左宗棠、天下为公的孙中山等等。正是这些人，才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前进的强大推动力量。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多了解这些爱国的史实，以起到潜移默化、振奋学生的爱国心的效果。

在爱国主义教学中，中国现代史更要充分利用，因为这段历史是一部中国人民艰苦创业和中国走向繁荣昌盛的历史。这段历史的学习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振奋民族精神。江泽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思想政治是重要的素质，不断加强学生和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中国现代史这段历史素材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可以使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滋润和升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面对国家困难局面，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共渡难关。有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王进喜；有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两弹元勋”邓稼先；还有心系百姓，甘当公仆，为人民利益而献出生命的党的好干部焦裕禄……他们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是民族的脊梁，是支撑共和国大厦的根基和砥柱。在教学中充分利用这些史实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思想，让学生在学习中得到感受和启发。

二、要进行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教育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虽然有春秋五霸和战国争雄，有过魏、蜀、吴三国鼎立，但最终都实现了统一，由此可见统一是大势所趋，是必然的，搞分裂是不得人心，注定要失败的。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7世纪荷兰殖民者曾占领过它，最后郑成功将它收复；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又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到二战的结束，日本的投降，台湾又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些史实充分证明台湾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学生通过这些历史内容的学习，就能清醒的认识到，当今任何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必将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把台湾同胞的利益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对立起来的任何图谋都是不会得逞的，祖国和平统一的历史进程不可抗拒,不久的将来，台湾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

历史教学中要利用多种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历史教学中光仅仅依靠教师讲解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远远不够的，最主要的还要运用多种灵活的教育方法使学生受到教育。教师主动讲解，学生被动接受，这种“填鸭式”教学，学生本来收到的效果就甚微，就更不要说接受深层次的情感教育了。因此，历史教师应根据历史学科、历史内容和学生自身的年龄的特点，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教育。

1.讨论式教学可以使学生在讨论中明辨是非，接受爱国教育。如我在教学《大运河的开凿》这课后，就让学生对“大运河的开凿，罪在当代，功在千秋。”这句话展开讨论。讨论的结果虽然不尽一致，但是大多数学生讨论后都能认识到大运河的开凿有利于加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学生在讨论中无形中就会产生对祖国的热爱，达到了教育效果。

2.角色表演式教学可以使学生在爱憎分明中接受情感教育。例如在学习抗日战争时，让一位学生扮演日军，要尽可能的把日军屠杀中国人民时的丑恶嘴脸表现的淋漓尽致；另一位学生扮演被日军捕获的爱国军人，宁愿受尽各种酷刑也不屈服。通过角色的对比表演，学生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对伟大祖国的炽热之情就会油然而生了。

3.充分利用教材中的历史图片和相关历史资料对学生加强教育也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将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展示给学生，学生会受到非常深刻的教育，他们对侵略者的愤恨，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就会自然而然产生了。当然在教学中不仅仅只是以上几种方法，另外还有利用多媒体展示法、播放历史影片法等等。总之在历史教学中可以采用灵活多样的教法，只要有利于学生接受知识，培养爱国情感，教师就可以大胆地去使用。

综上所述，在历史教学中注重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每个历史教师都要合理利用历史教材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学生树立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实现全面振兴而学习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

第三篇：什么是爱国主义.

那些意图毁灭他人的阴谋往往在尝试阶段便已灭亡。“弗兰西斯·培根

”一次正义的复仇行动值得再来一次。“迪克·阿梅 ”不要失去理智,要伺机报复。“爱德华·吉本 ”以眼还眼会使全世界都看不见。“马基雅弗利

”好好地活着就是最伟大的报复。“约翰·米尔顿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芭芭拉·埃伦赖希

”一名美国公民愿意飘洋过海去为民主而战,却不愿意过条马路去投上一票……“丹尼尔·韦伯斯特”我们不能把不认同和不忠诚混为一谈。“乔治·伯纳德·肖

”爱国主义其实只是对固定资产的无端仰慕,跟道义无关。“乔治·桑塔耶纳

”爱国主义毁了历史。“约翰·F·肯尼迪

”国家分为两半,一半是爱国者,一半是叛国者,但没人能说得清谁是什么。“诺曼·托马斯 ”我会为我的祖国而战,但我不会为她去行骗。“马克·吐温

”体现一个国家不仅要看它养育了哪些人,也要看被它授予荣誉的人,以及它所铭记的人。“内森·黑尔 ”爱国主义有很多种,有高尚的忠诚,也有道德的疯子。“无名氏 ”民族主义是一种儿科病,是人类的麻疹。“汉密尔顿·费什

”要成为一名出色的爱国者,就必须要成为他国人民的敌人,杯具啊!“斯图亚特·切斯

”我们知道他们在哪,他们不就在提克里特和巴格达东面南面西面北面附近那片区域么。“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当你从来都没失去过自由时,你会觉得拥有自由是里所应当的。“迪克·切尼

”我爱美国胜过爱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坚持要拥有终身批判她的权利。“约翰·F·肯尼

什么是爱国主义

”……喜好异议,喜好造反,唯恐天下不乱,就是对爱国者的定义。"-芭芭拉·埃伦赖希

1: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 2: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勃特兰;罗素3:爱国主义是超越于原则之上的对于不动产的一种专横的崇拜。——-乔治;简纳森

4:除非你把爱国主义从人类中驱逐出去,否则你将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宁静的世界。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乔治;肖伯纳

5:爱国主义: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安卜罗斯;皮尔斯

6:当爱国主义涉入认知领域时,是一个应该被扔出门外的混小子。——阿瑟叔本华

7:那些没有自尊的人仍然可以是爱国的,他们可以为少数牺牲多数。他们热爱他们坟墓的泥土,但他们对那种可以使他们的肉体生机勃勃的精神却毫无同情心。爱国主义是他们脑袋里的蛆。——亨利;大卫梭罗

8:民族主义是我们的乱沦模式,是我们的偶像崇拜,是我们的疯狂。“爱国主义”是它的迷信崇拜。不必说,我所谓的“爱国主义”态度将自己的国家置于人道之上,置于正义与真理的原则之上。——埃里克;弗罗姆

9:要让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应该可爱才行。——爱德蒙;柏克10:真正的爱国主义不排斥对于其他人的爱国主义的理解。——伊丽莎白女王二世

11: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托马斯.杰弗逊

12:有这么一群人,在日本叫法西斯,在德国叫纳粹,在中国叫爱国者!——王朔说 13: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go-vern-ment侵犯。——托马斯·潘恩14:对祖国来说,没有比一切都满意的爱国者更可怕的敌人了。——涅克拉索夫

15: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

16:人权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一个政权如果关起门来都不能维护自己本国普通公民的权利,它有什么资格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这个国家的权利,它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张思之

17: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陈独秀

人权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一个政权如果关起门来都不能维护自己本国普通公民的权利,它有什么资格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这个国家的权利,它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张思之

第四篇：什么是爱国主义和新时期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

1,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

它是调节个人与祖国之间关系的道德要求,政治原则和法律规范,它是民族精神的核心.2,新时期的爱国主义

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第五篇：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鲁迅说，不做亡国奴固然是对的，但我们就甘做有国奴吗～～～

一、引言——“爱国”的用途与误用

在世界日趋一体化的时代，传统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逐渐成为明日黄花。1 [1] 如果处于蒙昧状态的人类原本没有国家，如果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正在（哪怕是极为缓慢地）将整个地球缩小为一个“村庄”，那么过去曾被奉为至上的民族和国家只是社会进化的一个片段而已。就和人一样，有生必有死；“民族”或“国家”作为一种历史虚构，或许是不值得不遗余力抓住不放的，更不值得为了“爱国”还是“卖国”而打个你死我活。但在近代，爱国主义成为中国第一大天经地义的信条，有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神奇威力。一旦被标榜为“爱国者”——如岳飞、文天祥或林则徐，就青史留名、千古不朽；一旦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如当年出面签定条约“丧权辱国”的琦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甚至包括李鸿章），则注定面临着万劫不复之境，不论历史真相如何都为万人所指，纵然跳入黄河也洗不清。“爱国”与“卖国”作为黑白两顶相辅相成的大帽子，承载着历史的千钧之重，足以震慑世人肝胆，令其“战战兢兢”、“危言行孙”。

尽管自我标榜的“爱国者”可能言之凿凿，但是“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却不容易说清楚。更近的不说，笔者且以发生在中国本土上的一起标准的“抗日救国”事件为例。史书上都记载，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拦日军进攻，于1938年在花园口人为决口，造成黄河大改道，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达1250万人，死亡89万人，而日军伤亡竟只有上千人！即便这种做法可能一时阻挡了日军的进犯，2 [2] 难道这就是“爱国”吗？不要忘记，即使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日军也仅杀戮了30多万中国人，和“国军”的这一惊人举措给中国平民所造成的灭顶之灾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3 [3] 这种行为在本质上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恐怕得看我们究竟如何定义这些充满感情色彩的很难界定的概念。如果爱国就是为了“中国”的门面、国土的完整，那么黄河决口不失为“爱国”行为——至少其初衷是“好的”，只是后来证明得不偿失、徒劳无功而已；但如果爱国是指“以人为本”——爱惜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那么这种行为不仅不是“爱国”，而且有可能是在“卖国”了。笔者并不是在鼓吹“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人民自己情愿，完全可以“誓死不当亡国奴”，为了维护自己和国家的尊严而奋战到最后一人；但是外人似乎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强求当地居民这么做，政府更不能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抵制侵略的名义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灾难。

上例表明，即使对于抵御外国侵略这类看似天经地义的爱国主义主题，爱国和卖国仍然可能是很难区分的。如果明知本国部队无力保卫一座城池，而徒劳抵抗肯定会招致入侵者的屠城，那么究竟应该是抗争到底还是不战而降呢？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道德选择。笔者无法论证哪一种选择是“正确”的，而只想说明情绪化的宣泄是不负责任的。但及至今日，盲目的“爱国主义”情绪仍然被作为某些激进的反人类行为的道德资源。虽然发生在异国，最近的伊拉克战事以及恐怖主义袭击还是为国内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场所。在网上评论中，一些网民们对于英国、埃及以及伊拉克国内为新政府服务的美国“走狗”遭遇人为不幸表示幸灾乐祸。4 [4] 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人肉炸弹”是不长眼的；当它们在地铁或马路上爆炸的时候，谁能保证遭遇不幸的人都是“走狗”？况且如果伊拉克人民在新的体制下真的能过上自由、民主与和平，他们的合作或参与又有什么错？我们又有什么权利要求他们回到萨达姆的时代？！

不可否认的是，就和任何意识形态一样，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有其独特的功用。正如阿克顿指出：“爱国主义之于政治生活，一如信仰之于宗教，它防范着家庭观念和乡土情结，如同信仰防范着狂热和迷信。”5 [5] 事实上，爱国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不可挑战之信仰，无非是因为中国在近代因战败而受到列强的种种屈辱。从文化进化论来说，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在困境——尤其是外来压力——下的自然反应。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一般不会如此在意区区几个不足道的“卖国者”，他们也没有能力造成实质性伤害。但一个失败的民族不仅面临着外部的压力，而且对内也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在这个时候，“爱国主义”可以说是一个一箭双雕的法宝：它既能整合民族内部的力量，平息内耗与纷争，又能藉此有效抵御外部的侵略。且不论它政治上正确与否，爱国主义对于一个民族的起死回生可以是一种颇有功效的兴奋剂。

然而，既然处于“真理”的范畴之外，爱国主义就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正确”的东西。6 [6] 就其社会功用来说，它既然有能力做“好事”，那么也就必然有可能做“坏事”。事实上，笔者不能肯定它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积极作用必然多于其消极作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原本良好或无辜的初衷往往会被“创造性转化”为罪恶的结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尤其容易被情绪化，甚至可能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成为其铲除异己、实行专制的工具。7 [7] 因此，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笔者并不认为爱国主义必然意味着非理性的情绪化，甚至也不认为即使是情绪化的爱国主义必然是不好的，但盲目的爱国主义确实是危险的。笔者只是坚持认为，当我们主张一种理念（譬如某某主义）的时候，这种主张本身必须有清楚的意义，而不能只是一种含混不清的情绪，否则确实很容易误入歧途并造成始料未及的后果，或为已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政策失误提供正当性辩护，使整个民族在一片“爱国”的喧嚣声中丧失正视和反省自身不足的能力。

本文旨在澄清“爱国主义”的意义，消除这个概念曾引起的种种误解。在历史上，爱国主义是和主权至上联系在一起的。本文的一个目的是促使两者“脱钩”：爱国并不是国家主义者的专利，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完全也可以爱国。事实上，本文通过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论证，主权至上的爱国主义是空洞和虚假的，最后往往导致误国甚至害国；真正的爱国主义必然以人为本位，高扬人权、和平与自由，坚持国家和政府的最终目的是最大程度地保障和促进人民的实质性利益。只有站在人本主义基础上，才可能坚持真正的有意义的爱国主义。

二、“爱国”之本是爱人——从方法论个体主义看“国”的本义

“爱国主义”的问题首先是在于“国”，其次才在于“爱”。8 [8] “爱国”，首先要明确爱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否则，对象弄错了，可能导致缘木求鱼甚至“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后果，以至“爱”得越深、害处越大。本文认为，要正确理解“国”，首先必须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避免陷入整体主义的误区。当然，明确了“爱”的对象之后，还要注意“爱”的方式；否则，错误的方式同样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

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是和整体主义（holism）相对的一种研究思路。整体主义强调事物的内在联系，并坚持整体——宇宙、社会或人体——是一不可分割并不可约化为其组成部分（如社会中的个人或人体中的器官）的有机体，否则就像“盲人摸象”那样割裂了事物之间的联系，破坏了有机体的 本来面目。9 [9] 虽然整体主义思维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推到极端就可能导致危险的社会后果。10 [10] 个体主义虽然承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但坚持整体是由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且只有被分解为更细小的组成部分并分析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才能获得认识；11 [11] 泛泛地谈论“整体”在理论上没有意义，在实践中则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被用来支持一些本来在更细致的分析面前站不脚的观点。因此，凡是谈到宇宙，就不能不具体分析宇宙的组成部分；谈到社会或国家，就不能不把着眼点放在组成这些整体的众多个人；谈到人体，就只能深入到人体中去研究人的大脑组织、器官、循环系统等等，而不是抽象地谈“人”。把这些器官按一定方式组织到一起，你就获得了一个“人”；把众多的人通过某种经济、政治、道德与法律关系组合起来，你就构成了一个特定形态的“国家”。国家并不是什么深不可测的神秘之物，它无非由是处于特定法律和政治关系的个人组成的实体；忽略了个体，也就不可能有意义地谈论国家。12 [12]

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传统极为悠久的国家，“国”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而且被认为是代表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完全压倒了私人个体。13 [13] 但事实上，这种抽象意义上的国家纯粹是一个虚构，因为它不代表任何实在的人；要使“国家”像在中国那样行使那么大的权力，其背后还必须有一套关于国家运行的具体理论（譬如古代儒家的或现代执政党的理论）。这套理论决定了究竟是谁通过什么方式行使这个国家的实际权力。没有它，“国家”就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幽灵，不能对人的实际生活发挥任何作用（好的或坏的）。就和“徒法不足以自行”一样，没有具体的人支撑的“国家”同样是空洞的。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国家事实上是一个具体化和个体化的东西：具体的人在合法或不合法地代表这个“国家”行使着权力。因此，国家的整体主义观念其实只是一个迷惑人的假象。如果对它不加质疑地接受，那么它的作用就是提供一种迷人的烟幕，麻痹人们的防范意识，进而允许某些人在这个烟幕背后以国家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是为什么大凡专制主义国家都存在着一套使专制行为合法化的整体主义理论，14 [14] 而整体主义思维的害处也在中国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出来。

既然如此，我们在谈论爱“国”之前，就不能不先弄清楚“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也不能不充分认识到整体主义思维的局限性并警惕其可能产生的危害。只有借助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才能避免陷入整体主义的误区。在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面前，国家的虚假光环顿时消失了。根据个体主义的定义，国家不是别的，就是处于一定政治和法律关系的人的集合体。因此，所谓爱这个国家，不是指别的，只能是指“爱”这个国家的人。15 [15]

但究竟“爱”谁呢？诺大一个国家，可是什么人都有：既有圣人君子，也有平常百姓，还有十恶不赦的罪犯！显然，不可能要求人们爱这个国家的每个人。我们平时所说的“爱国”，实际上只是指“爱”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之所以如此，盖由于人成长、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必然和其中许许多多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交流。一旦脱离了原始的蒙昧状态，文明社会就注定离不开社会分工。看看现代社会的人每天生活的必需品，都不是由个人劳动完成的，而是通过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形成的复杂网络提供的。正是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交流维系了文明社会，使其中的个人过上健康、安全、舒适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依靠这个社会的其他人而活着；久而久之，便自然对其长年生活的人和土地产生了一种依恋的情感，使人乐意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至少不做损害社会其他人的事情。16 [16]

这是为什么当年苏格拉底即使在认为雅典陪审团判处自己死刑不公正的情况下，仍然拒绝逃亡他国，因为如果认为对自己的惩罚不公正就逃避按照法律程序做出的惩罚，那么城邦的法律制度就丧失了效力，而这对于城邦的人民来说显然是莫大的伤害。苏格拉底之所以平静地接受了他本不应该接受的死亡，不是因为他屈服于雅典陪审团的不公正判决，而正是出于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雅典城邦的热爱。17 [17] 苏格拉底是因为鼓励年青人反思和挑战当时的社会传统及其思想基础而被处死的，18 [18] 而他选择死亡的理由最终证明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三、爱国的例证：社会功利主义与和平主义

根据上述定义，既然爱国主义是指爱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那么几乎立刻可以断定社会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也必然是爱国的。根据边沁和密尔的经典论著，19 [19] 社会功利主义主张国家应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国家行为，都应该最有效地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也就是所有个人利益之和。在这个意义上，功利主义只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一种简化，它将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定义为个人利益的线形叠加。既然功利主义要求人们尊重并促进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因而功利主义者一般也可被认为是爱国主义者。

然而，社会功利主义者又不是狭隘的爱国者。由于功利主义以社会为基点，因而它是超越国家和国界的。因此，当不同国家和地区发生冲突的时候，功利主义者未必站在本国的立场上，盲目支持本国政府或人民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坚持一种普世性的视角，平等对待本国和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利益，并要求国家的政策或行为不仅有利于本国人，而且有利于所有人。在这个意义上，和自由主义等普世性哲学一样，功利主义也具有国际主义倾向。

中国的墨家可以作为一个经典的例子。孟子对墨子的总结很准确：“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20 [20] 尽管墨家理论并没有发展到边沁和密尔那么系统，也没有那么明确地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样的公式，但其功利主义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21 [21] 在那个年代，墨家能将考察的视角放在平民百姓的利害关系上，而不是“仁者无敌”之类空洞的说教，22 [22] 应该说是极为难能可贵了。

也正是站在平民立场上，墨子主张天下和平、反对并谴责几乎以任何名义的战争，因为在专制国家，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由统治者的野心发动的，对普通老百姓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今若夫攻城野战，杀身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况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23 [23] “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 曰：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故为之。”24 [24] 谁贪图胜利、领土、权力之虚名？无非就是当时大大小小的封建诸侯。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是扩大财富、疆土和权力的手段，流血和死人的代价则由平民百姓来承担，又何乐而不为？抛开御用文人为战争搜寻的各类托词不谈，战争对于墨家来说在本质上就是杀人而已。因此，“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一词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25 [25] 事实上，“君子”未必如此清楚这套并不难懂的道理。这正是为什么墨子不惜“摩顶放踵”，为了让封建君主“放下屠刀”而奔走呼号。26 [26]

现在设想墨子试图说服本国的君主为了人民——包括本国和邻国人民——的利益而放弃战争，他是否应该被贴上“卖国”的标签呢？在狭隘的“爱国主义”看来，他似乎显然是在损害本国的利益。但即使限于本国利益而言，即使战争胜利了，疆土扩大了，统治者的野心和虚荣满足了，老百姓除了充当炮灰并承担战争的成本之外，真正能从战争中得到什么？对于这个根本问题，墨子朴素的功利主义学说提供了一个难以辩驳的解答：尤其在专制国家，几乎所有战争都是对国家（也就是人民）利益的损害，因而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也必然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四、“爱国”不等于“爱政府”

既然爱国主义是指爱这个国家的人，那么爱国就不一定意味着“爱”管理这个国家的政府。虽然政府代表着这个“国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但是政府作为一个实体并不等同于“国家”，更无法代表国家的每个人。因此，“爱国”显然不等于“爱政府”。如果说“爱国”可能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政府是否值得“爱”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本身的作为。事实上，如果一个专制政府屡屡坑害、鱼肉百姓，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爱国主义所要求的显然不是“爱”这样的政府，而是恰好相反。

上述推理体现了一种契约论的逻辑：“爱”不是盲目的，而是多多少少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人之所以爱国，社会之所以有权利要求人爱国，正是因为这个社会或国家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赋予了必不可少的机会。人在出生之初是不可能像契约论所说的那样选择自己生活的社会，而在成人之后选择自由又受到了道义上的约束。正如洛克指出，一个人在接受了社会的养育之后，就等于默认了接受这个社会的基本规则，因为正是这些规则为社会提供了一套基本秩序，使人能够在安全和健康的环境下顺利成长。27 [27] 作为回报，个人也应该对这个社会给予一份关爱，或至少是选择不损害他人利益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爱国”并不一定是完全无私的；尽管社会在潜移默化中（而非通过有意识的功利计算）形成了爱国情感，但这种“爱”其实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互惠交流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就和子女和父母在长期生活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家庭之爱一样。如果没有这种过程，或者这种过程并不是在和谐与互爱的大环境中进行，而是充满着争吵、压制、斗争甚至暴力，那么可以想象无论是家庭之爱还是国家之爱都不会产生，而我们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去爱家或爱国。28 [28]

除了个别极端的例子，29 [29] 个人应该感受到社会的恩惠，因为没有社会交流，文明生活就不存在，我们只能回到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在这个意义上，“爱国”可以说是绝对和无条件的。但是对于政府，这份感恩就没有那么可靠的存在基础了，因而“爱政府”必然是有条件的。政府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的作用是为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虽然政府的存在对于社会的安定和繁荣是不可少的，但它毕竟是靠纳税人的钱供养的，因而即使政府达到了高效廉洁的理想状态，那也只是做了其份内的事情，是无须感恩戴德的。如果特定的政府没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那么它显然没有权利获得任何尊重；相反，正当的做法是将它选下来。当然，开创契约论的霍布斯认为人的自然状态是如此悲惨，以至任何将社会带入文明状态的政治统治都比各自为战的野蛮状态更好，因而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政府可以（甚至必须）是专制的。30 [30] 但如果要坚持专制，霍布斯的前提假定必须是民主政府必然不如专制政府稳定，而近代政治的发展历史证明这个假定显然是不成立的：自由民主制度至少在某些地区巩固下来，且因为它有助于通过和平（法治）的方式及时发现并解决社会争端，这种制度事实上更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31 [31] 因此，尽管社会必然需要一个政府，但它显然没有必要饥不择食地选择一个专制政府，并误以为没有更好的选择而对其诚惶诚恐、顶礼膜拜。32 [32] 政府统治是一种权力，但更是一种义务，而一个没有尽到义务的政府显然是不值得爱戴的。

然而，中国的儒家传统进一步将家庭关系扩大到国的层次，将地方官员作为人民的“父母官”，33 [33] 于是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加入了一层似乎是天然的血缘关系：既然官员有义务“爱民如子”，那么人民作为“子女”当然也有义务孝敬、爱戴自己的“父母官”。这种官民关系是建立在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行为二分法之上：绝大多数“民”事实上都是自私自利、不能自治的“小人”，因而需要政府的管束，34 [34] 而儒家自我赋予的使命就是将“君子”输送到政府系统中去。这样，政府在道德上优越于社会一般人，而老百姓则只有仰仗明君、良相、清官才能过上安定的日子。在儒家的图景中，民主不仅不可行，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小人”的统治显然不如“君子”的统治，而历史上的宫廷斗争似乎也证实了儒家关于“小人”坏事的预言。35 [35] 但在现代人看来，儒家的预言只不过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自我肯定”(self-prophecy)而已：几乎所有关于宫廷斗争的事例其实都是由于中国自身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而由于缺乏外部制约，这种制度本身就给“小人”专权创造了诸多机会。在今天看来，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绝对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特定的人都是天使和魔鬼的混合体，都有理性自私的一面，因而在掌握权力之后都有滥用权力（也就是将公权力占为己有）的可能。儒家的“德治”并非不重要，也未必绝对不可能，但纯粹依赖德治的社会成本将是巨大的。36 [36] 且西方和某些东方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也表明，构成社会大多数的“小人”们是可以统治国家的，至少可以通过选择他们的代表来形成国家的基本政策和法律。37 [37] 事实上，中国当今形形色色的腐败事例表明，没有“小人”的制约，即使“君子”在掌权之后也会变质，甚至变成肆无忌惮搜刮社会财富的罪犯！

因此，“家”和“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政府并不是什么“父母官”，人民也没有爱戴政府的天然义务。儒家之所以要求子女无条件地孝敬父母，主要是因为子女受了父母的生育和养育之恩；38 [38] 在当时乃至今天的社会结构中，家庭承担着抚养子女的主要义务，而这是子女和父母都无法选择的事实。这是为什么即使家境贫困，即使父母按照社会标准来说不那么称职，子女仍然有孝敬的天然义务。39 [39] 儒家的错误在于将这一层关系的范围扩大到国家，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任何天然关系。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好相反：不是政府造就并养育了人民，而是人民造就了政府，并通过纳税或其它方式维持政府的存在和运行。如果特定的政府未能履行其基本义务，那么人民显然可以罢免他们并另行选择更好的管理者，就和公司的股东替换董事会和总经理一样。

由此可见，关键问题不是究竟是否“爱”政府，而是为什么“爱”。人民可以“爱”一个政府，但前提是政府本身必须是可“爱”的。如果政府官员无法无天、贪污腐败，随意侵害公民的正当权利，而制度的缺陷又纵容了政府的任意性并对此熟视无睹，那么要求老百姓“爱”这样的政府显然是荒唐的。40 [40] 反之，一个人虽然出于种种原因而不爱政府，却并不一定妨碍他爱国。由于国家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实体——国家是由全体人民组成的，政府则是由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官员）组成的，41 [41] 因而任何人都完全可能爱其中一个而非另一个，而不违反任何逻辑规则。42 [42] 尤其是在人民和政府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的情况下，爱国和爱政府甚至可以变成 两种不可调和与不可共存的情感。

当然，在哲学意义上，确实存在着谁对政府决定负责的问题。在民主国家，由于选民选举议员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进而决定国家的基本政策，且他们对政策的态度将影响政府的立场，因而政府、国家和人民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同一性。在某种意义上，最终是人民为政府政策负责。事实上，这也是网上有人支持自杀性爆炸等恐怖主义活动的依据：虽然是美国政府——更具体地说是总统及其白宫的工作班子——决定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但这种政策获得了美国及其盟国的大多数选民之认可，因而针对这些国家的平民实行恐怖袭击是正当行为。既然英国是美国坚定的盟友，最近发生的伦敦连环爆炸案也是正当的，因为在充分享受选举权以及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的国家，平民最终要为自己政府所作出的决定承担后果。根据这种推理，甚至在自杀式爆炸中身亡的伊拉克平民也是“死有应得”，因为他们“应该”通过选举等手段将现行亲美的“卖国”政府选下去。笔者在此无意论证这种观点是否在哲学上站得住脚，43 [43] 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推到极端，这种逻辑最终将完全混淆人民、国家和政府这些不同性质的概念，因为即使在最专制的国家里，人民也可以被期望通过拒绝纳税或暴力抗法等手段反对现行政府及其政策，而人民未能这么做的事实可以被认为是对政府政策的被动接受，因而也应该对其“负责”。按照这种逻辑，日本攻占南京后进行“大屠杀”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南京市民应该为国民党部队的（有限）抵抗及其给日军造成的伤亡“负责”。其荒谬如此显然，不攻自破。

总之，笔者希望以下命题是自明的：“国家”并不等于“政府”，因而“爱国”并不等于“爱政府”；事实上，爱政府也不一定意味着爱国，不爱政府未必意味着不爱国；即便政府不可“爱”，也不意味着人们就应该不爱国，更不意味着可以像恐怖分子那样因为反政府而残害无辜的平民。

五、“爱”不等于恭维

澄清了“国”的意义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才可算作对国家的“爱”。由于国家不等于政府，“爱国”并不必然要求“爱政府”，因而一个人显然可以批评——甚至尖锐地批评——政府的所作所为或导致这种行为方式的社会制度，而这丝毫不妨碍他“爱国”。事实上，批评甚至不意味着他就不“爱”这个政府。如果他确实认为政府做错了，也就是说他认为政府的政策、决定、行为甚至法律违背了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一个爱国者有义务坦诚表露自己的看法，敦促政府改正错误。盲目站在政府一边为政府说好话，只能使之一错再错，任由其损害人民（也就是国家）的利益。这样的人尽管成天将“爱国”挂在嘴边，其实并不配“爱国者”这个崇高的称号。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将政府看成是自己的孩子。如上所述，政府是由广大纳税人抚养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是父母，政府是子女。就和对待自家的孩子一样，该批评的时候就得批评；善意的批评不仅是人民作为纳税人的权利，而且也正是“爱”的表现。44[44]

一个或许有争议的问题是，如果爱国并不意味着附和政府，那它是否也意味着可以批评——包括尖锐地批评——这个国家的人民？笔者以为，一个进取的民族应该包容所有的不同意见，包括对自己的毫不留情的批评。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一些优点，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为大多数人共有的“劣根性”，从而妨碍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固然，批评意见不见得都对，但如果扼杀了所有的批评，那么这个民族连正确的意见也听不到了，因而必然将因循守旧、固步自封。45 [45] 因此，即使面对不公正的批评，也不能动辄以“卖国”相要挟。

综上，笔者认为下列论断是自明的：爱国不是不批评政府，不是不针砭制度的弊病，不是无原则地认同政府或社会做的每一件事情，甚至不是不能尖锐地批判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否则，诸如鲁迅等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批反传统人士就将首先成为“卖国贼”了。就和批评一个人并不等于不“爱”他一样，批评国家或政府也不等于不爱国，甚至也未必意味着不爱这个政府。在许多情况下，正是因为爱之心切，所以才有这份“恨铁不成钢”的心理，因而即使是言辞激烈的批评者也完全未必有任何恶意。46 [46] 反过来看，那些一味将民族“尊严”、“五千年灿烂文明”等甜言蜜语挂在嘴上的人士，也未必真正“爱国”。如果这个国家或政府确实存在着必须及时革除的弊病，那么他们至多只是贻误病情的庸医，以“爱国”之名行误国之实。

六、爱国与卖国——如何判断？谁是判断者？

首先，“爱国”和“卖国”未必是相互承接的两个概念。尽管对两者的理解可以见仁见智，但一般人似乎都可以接受，虽然爱国的程度可以有强弱之分，“卖国”的帽子却是不能随便扣的。因此，虽然某人不那么积极主动地“爱”国，但只要他没有什么极端出格的言行，他就不能被定性为“卖国”。事实上，如果在法律上严格定义，“卖国”就等同于叛国，也就是一种主动牺牲国家或民族利益的行为，或鼓动这种行为或有助于造成这种结果的言论。在这个意义上，除了在战争年代或其它极端情况下，47 [47] 真正的“卖国贼”其实是很少的，因为一般人都对生之养之的家乡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因而在没有巨大的利诱或威逼之下是不会选择“卖国”的。事实上，在一个真正“以人为本”、尊重他人的社会，也很少会发生动辄乱扣“卖国”高帽的现象。

有了以上标准，判断爱国或卖国的标准就不是一件难事。显而易见的是，爱国并不是盲目肯定自己的制度或政府的所作所为。同理，褒扬其它国家的制度并不是不爱国，即使这些国家对本国或其政府并不那么友善，或出于某种原因而成为大众情绪的众矢之的。48[48]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是必须区别对待的两回事。它在外交上可能令我们看不惯，但这不必然意味着它在国内施行的制度不受本国人民的欢迎，而后者才是我们的制度设计者更应该关心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效仿它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但这并不表明其内政和外交一样没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49 [49] 否则，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时代的悖论。当时，中国是处在一个相当恶劣的国际环境下，西方的先进思想、技术和制度随着鸦片和战火一起被输入进来，而中国朝野对后者的憎恨最终使之也放弃了前者，以至在吸收西方思想和制度的过程中走了一段漫长的弯路。这是我们为狭隘的“爱国主义”所付出的巨大成本，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误国误民。

即使某种主张在效果上是有害的，政策之争一般也无所谓爱国或卖国，除非能证明某种立场的提倡者确实具有损害国家利益的主观意图。50 [50] 人都会犯错误，但只要不是主观错误，只要提出主张的目的是真诚地为了促进国家利益，那么即使这种主张实际上适得其反，主张者并不能被扣上“卖国”的帽子。否则，动辄上纲上线、帽子满天飞，令人心有余悸、噤若寒蝉，正常的政策争论就变了味，演变为政治权力或话语权的斗争。这样，即便是理亏的那一方也完全可以通过舆论压力甚至政治迫害等不正当手段强迫对方沉默，51 [51] 而这显然对于发现和确定真正的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是不利的。

最后，谁有资格评判“爱国”或“卖国”？笔者认为，如果必须要对这类问题做出判断的话，那么这类判断必须被保留给自由的公共舆论；52 [52]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并不是一个适当的评判者。这是因为政府行为或社会政策是公众评议的焦点，而让政府作为审判官就必然违反了法治的基本原则：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 法官。如果政府做了自己案件的法官，我们可以肯定政府的评判是不公正的。在这种情况下，再赋予政府以“爱国”和“卖国”的生杀大棒，无疑是在助纣为虐，封杀舆论对政府的制约，使政府得以指鹿为马、为所欲为。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涉及到叛国行为的时候，政府可以依据有关法律起诉叛国者，并由独立的司法在不受政治压力和大众情绪的影响下给予公正的判决。

笔者相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言论是不可能构成“卖国”或“叛国”的。为了社会的安定与和平，为了给自由的思想和言论留下一点空间，让我们不要动辄挥舞“爱国”或 “卖国”的千钧大棒，尤其是不要将这项可怕的权力交给一个权力已经难以控制的政府。说白了，爱国主义无非归结为一条很简单的道理：对自己人好一点——至少不要利用“爱国主义”这顶帽子，迫害我们自己！

七、结论：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 在传统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往往是水火不相容的。自由主义将全部关怀集中在个人的幸福和尊严之上，爱国主义则偏偏要求人们放弃自我，去“爱”一个此身之外的庞大（弄不好可能是虚幻的）集体。固然，只要不走极端，自由主义者也会考虑个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但是其目标始终离不开个人；如果让他们在个人和国家或集体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偏向前者。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成为针锋相对的话语。对于单纯的爱国主义者来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包括对国内人权记录的指控——而有丝毫减损；53 [53]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无论国家主权听起来如何神圣，都不能为压制人权提供正当理由。爱国主义阵营认为，普适性的自由主义已成为外国干预本国内政的工具，因而爱国主义必须高扬国家主权的旗帜。在现实中，老百姓也确实容易将维护主权的主张和“爱国”等同起来。自由主义阵营则认为，这种口头上的“爱国主义”不是头脑简单就是别有用心，在现实中注定沦为专制或暴民政治的工具，因而总是对它保持一种本能的警戒。54 [54]

笔者认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有助于化解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紧张关系；或更准确地说，通过将国家归结为由具体个人组成的集体，它使爱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落到了自由主义的层面。55 [55] 爱国并不等于高喊空洞的口号，逃避本国的实际现状；相反，爱国首先要求关心具体的个人的命运，爱国是在爱人的过程中实现的。正如胡适先生当年所说：“为你自己争自由，就在为国家争自由。”这种脚踏实地的爱国主义从空洞的“国家”回归到实实在在的个体，从而避免了理论上的虚妄以及在实践中误入专制歧途的可能性。56 [56]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爱国”，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爱国”并不是一种盲目的冲动或无条件的忠诚。57 [57] 如果这个国家不可“爱”，又有什么理由强迫人们爱国？严格地说，爱国和国家的制度现状并没有必然联系；即使在一个生存状态很糟糕的国家，还是可以存在苏格拉底式的经过充分反思的理性爱国主义。但如上所述，对于多数人来说，爱国情感确实和制度现实有很大关系。如果政府的所作所为和社会现实不断使人感到失望，人们自然就对这个国家产生了一种疏离感。混淆国家与政府是一种认识论上的错误，但这种错误在普通人身上经常发生的事实正说明国家和政府并不是决然独立的两个实体，而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两者之间的关联表明政府有义务通过维持良好的制度来改善国家的形象。在国家的现实状况和个人对国家的态度之间，需要改变的首先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个体层面上，如果一个人想要别人爱自己，显然不能强迫别人产生“爱”的感受，而是必须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和人品变得“可爱”一些；同样的，在集体层面上，如果要求人们爱国，那么首先应该从制度上让“国”变得更可“爱”一些，使人对其产生一种自然的归属感和骄傲感，而不是动辄以“卖国主义”的帽子甚至暴力相威胁而勉为其难。

迄今为止，爱国主义似乎理所当然地和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一谈起爱国主义，似乎就必然意味着主权压倒人权，个人利益必须给国家利益让位。但笔者已在其它地方说明，就和爱国主义一样，“国家利益”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集体概念；既然国家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国家利益无非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因而国家利益非但不和个人利益相冲突，而且正是建立在众多个人利益的基础上。58 [58] 至于主权虽然可以是一个有用的国际法概念，但在一般情况下并不适用于国内对象；59 [59] 中国可以指责美国以人权为借口干预中国主权，但中国政府同样不能以主权为借口而忽视国内的人权发展。事实上，中国百年历史的种种屈辱表明，如果在国内不能保障人权，那么国家的主权和威望也很难真正确立起来；60 [60] 即使依靠武力建立起来，这样的“主权”除了满足一种虚荣之外，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归根结底，主权和人权完全可以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内并行不悖，两者之间没有必要发生逻辑上的矛盾。任何民族都可以对外张扬主权，对内倡导人权。61 [61] 当然，回到黄河花园口决堤的例子，两者在现实中还是可能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回到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理性地审视并权衡以“人权”和“主权”为标记的两种立场给我们人民带来的分别是什么，而不是武断地以抽象的国家利益压倒具体的个人利益。最终的判断标准是构成这个国家的所有个人，国家只是为了促进和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发明的一种便利而已；所谓“爱国”不是别的，而只能是尊重与爱护使“国家”这个概念获得实质意义的具体的人。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