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宽严相济司法政策适用情况分析探讨
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正式确立了检察工作中适用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相关原则和制度，也为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宽严相济政策指明了方向和办法。结合作为最基层工作的我院检察工作实际，现在此谈一谈如何在基层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司法政策，如何通过每一件案件的办理为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宏伟目标服务。
一、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内容及原则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明确了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就是要根据社会治安形势和犯罪分子的不同情况，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实行区别对待，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统一，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对严重犯罪依法从严打击，对轻微犯罪依法从宽处理，对严重犯罪中的从宽情节和轻微犯罪中的从严情节也要依法分别予以宽严体现，对犯罪的实体处理和适用诉讼程序都要体现宽严相济的精神。
同时确立了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坚持的原则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1、全面把握。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的宽与严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二者相辅相成，必须全面理解，全面把握，全面落实。既要防止只讲严而忽视宽，又要防止只讲宽而忽视严，防止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
2、区别对待。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核心是区别对待。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包括犯罪侵害的客体、情节、手段、后果等)、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包括犯罪时的主观方面、犯罪后的态度、平时表现等)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犯罪与社会治安的形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法予以从宽或者从严处理。
3、严格依法。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必须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实现政策指导与严格执法的有机统一，宽要有节，严要有度，宽和严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做到宽严合法，于法有据。
4、注重效果。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做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机统一，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有机统一，执法办案与化解矛盾的有机统一，以有利于维护稳定，化解矛盾，减少对抗，促进和谐。
二、我院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的尝试
结合我省今年的检察工作的要求：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主题，以化解社会矛盾为主线，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上、在如何使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上、在提高队伍素质和执法水平上下功夫，为构建富裕、文明、开放、和谐的云南作出贡献。我院确立了实行贯彻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原则——要因事因案而定，不能因人而定。并确立了主要在以下四类案件上考虑如何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开创检察工作新的局面：第一，因邻里纠纷引起的轻微刑事案件，特别是轻伤害案件；第二，残疾人犯罪案件、过失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第三，在职务犯罪案件中，严把立案关；第四，恶势力、地痞、恶霸行凶滋事，受害方反抗而引发的刑事案件。
为使上述四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准确把握，我院公诉部门还确立了一定的程序措施予以保障。针对轻微刑事案件，在审查起诉过程中采取能组织民事和解的从中协调和解，防止“一案结，千日仇”，通过解铃的方式调和双方当事人的矛盾。针对未成年人案件，特别是在校学生的案件，采取简便快捷的办理方式，充分利用假期等不影响学生正常学习的方式，并尽可能使犯罪嫌疑人在认识自身错误的同时能够快速回归社会，不受歧视，增强庭前改造的效果，保证在开庭后能够改其向善，针对第四类案件则联系侦查机关，多收集被害人存在过错的证据，保证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理与法有据、与情有原。
三、在公诉工作中饯行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一些建议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核心是区别对待，保证案件的处理作到“宽要有节，严要有度”，在保证不枉不纵的基础上同时要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犯罪与社会治安的形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法予以从宽或者从严处理。为更全面的贯彻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使案件的办理做到宽而有据、严则有度，结合我院所处的社会实际和以往案件办理的经验总结，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认识“宽”与“严”，才能更好的保证刑事案件的质量，并通过案件的办理促进司法的和谐。
（一）“宽”的适用
（1）、从适用人群上看：
1、对未成年人犯罪应以宽缓为主，这也是基于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尚不成熟而为的。我国的司法体制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历来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具体而言，除了坚持刑法条文中对未成年人应“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适用死刑”外，对各个诉讼程序均应实行简化和保护。在公诉环节，应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能不诉的尽量不诉；在审判环节，除坚持不公开审判外，尽量采取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减少因庭审时间过长或过于严肃给未成年人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在执行环节，应充分
考虑到身体和心理承受压力，与成年犯分开羁押，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优先考虑减刑、假释。
2、对孕妇、残疾人、精神病患者犯罪也应以宽缓为主，这是基于其身体原因而为的。但与未成年人不同，其宽缓是有一定限度的。对孕妇的宽缓主要体现在逮捕、死刑判决、收监执行三个方面，出于人道主义而不捕、不判死刑、不收监；对残疾人的宽缓主要体现在其犯与身体残疾有关的犯罪时，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对精神病患者宽缓主要是因为其辨认和控制能力减弱，量刑时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3、“弱势群体”犯罪同样要以宽缓为主。这是基于其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犯罪往往与自身生活和工作有关，值得同情，对其犯罪宽缓处理，人们可以理解，也较公平。但“弱势群体”的范围还很难有个准确的概定，一个共同点应该是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往往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包括下岗失业者，无业者，农民工，生活无着的老人，普通农民等。由于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他们往往为了生存而实施了一些犯罪，对此，要区别情况具体对待，除罪大恶极外，一般应从轻处理。当前，很多地方企业或单位给予的农民工资极低，工作环境很差，有的还长期拖欠农民工资，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刑事案件，如有的农民工因家里急需用钱，而老板长期拖欠，以致激愤杀人等。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应贯彻宽缓的政策。
（2）、从适用的犯罪种类看：
1、职务犯罪应重点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是社会的毒瘤，它危害的不仅仅是一个单位、一个地区，而是直接或间接的危害着整个国家。这类案件严重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如不严厉打击，就有亡国的危险。历届党和政府也都将其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此类犯罪打击的力度还不够，宽缓过度，且越来越宽。据统计，2001年到2005年，全国贪污贿赂案件判免刑、缓刑的从占51.38%上升到66.48%，渎职侵权案件从占52.6%上升到82.83；2003年到2005年，全国有33519名职务犯罪分子被宣告缓刑，年均缓刑率为51.5%，远远高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普通刑事案件缓刑判决19.74%的比率。这还不包括达到死刑标准而被判死缓“留条小命”的罪犯（《检察日报》7月25日报道）。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2、黑恶势力犯罪、毒品犯罪、危害公共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的犯罪以及危害国防利益、军人违反职责犯罪要坚持从严从快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分子称霸一方，鱼肉百姓，社会危害性大，影响很坏，是严打的重点；毒品犯罪、危害公共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犯罪直接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也是历年打击的重点，是国家打击的重点；危害国防利益和军人违反职责犯罪则威胁着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当然应该从严打击。
3、对其他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要依法打击。相对于前面的犯罪来说，这些犯罪的危害性要小些，但也要区别对待，依法打击。同时，在某些特定的时期，某些特定的犯罪社会危害性增大，也必须严厉打击。如走私、强迫卖淫、金融诈骗罪等。
（3）、可采取的适用方法
1、扩大相对不起诉范围。不起诉权是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检察权。根据对案件起诉或不起诉有无自由裁量权，可以将不起诉分为法定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是指检察官对于存在足够犯罪嫌疑且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依其职权斟酌具体情形而作出的一种不起诉决定。它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合理使用司法资源，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诉中去，以提高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然而，不起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运行不畅，适用率较低，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更是将轻微犯罪人推入繁杂冗长的诉讼程序，使一些本可以通过其它非刑罚化措施得到改善的犯罪嫌疑人承受过多的诉讼负担，遭受短期自由刑，甚至使犯罪嫌疑人产生仇视和对抗社会的扭曲心态。因此，要发挥相对不起诉对犯罪的预防、改造、震慑之功能，除了对符合条件的案件不作人为的限制比例而大胆适用相对不起诉外，还要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将其范围扩大到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对于未成年涉嫌犯罪、过失涉嫌犯罪以及初次涉嫌犯罪的案件不起诉裁量权的案件范围扩大为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之刑罚，从而使检察官在运用自由裁量权时有一个更大的空间，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利于实现有轻微犯罪的人悔过自新，减少主观恶性，实现刑法之目的。
2、引进刑事和解制度。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国家起诉和对被告人判刑为主要模式的，这种模式不仅带来监狱压力大、司法成本高的后果，而且严重忽略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应具有的本体地位。因此，引进刑事和解制度，对于贯彻“宽大”的刑事政策，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切实可行。所谓刑事和解，是指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使受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对刑事责任问题达成的协议，受害人一方不追究加害人一方的刑事责任，加害人一方则可能为此对受害人一方进行物质性赔偿等。刑事和解制度给冲突双方解决矛盾提供了机会，能够有效地减少和钝化矛盾，尽可能地减少法院判决后的消极因素，有助于在全社会增进和谐协调的社会关系。刑事和解制度在实体上能够确保被害人的实质利益，避免加害人负面的标签效应；在程序上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诉程序中之参与地位；在法理上合乎刑事追诉经济原则，有利于提升加害人社会责任感，回复法秩序的和平。它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满意度，降低再犯率，它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涵的“和为贵”的理念相一致。刑事和解是一项操作性强的准司法活动，它有三方面要求：一是在轻微刑事案件中，加害人做有罪答辩和双方当事人自愿的情况下，可由当事人自行和解；二是当事人和解不得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社会公德；三是当事人和解后，无论在何阶段，相应的国家机关都应以此作为撤销案件的依据。
3、扩大简化审和简易程序的适用。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和简易程序，既节省刑事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又有利于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减少刑事司法程序对被告人的不良影响。因此，“两高一部”于2003年3月15日发布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要把这两个《意见》的贯彻实施作为提高公诉部门办案能力和效率的重要措施，作为落实“宽大”刑事政策的重大举措。在具体办案中，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公诉案件，能够适用简易程序或者可以简化审理的，要积极主动建议人民法院适用；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或者简化审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同意并向人民法院建议适用。鉴于目前简易程序只适用三年以下案件，笔者建议对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过失犯罪，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也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二）“严”的适用
（1）、从适用的对象看：
一是从行为角度看，“严”的适用对象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犯罪，主要包括：①严重危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特别是暴力犯罪，如杀人、强奸、抢劫、绑架、贩毒等八类严重刑事案件；②聚众性犯罪，如武装叛乱、**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等；③部分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如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劫机劫船、涉枪犯罪以及造成严重后果的过失犯罪，如重大责任事故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④有组织犯罪，主要是恐怖组织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⑤邪教组织犯罪；⑥贪污贿赂犯罪。近年来，这些犯罪的数量持续上升，对社会的危害日益严重，群众对此反映比较强烈，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二是从行为人角度看，“严”的适用对象是严重危及社会稳定的犯罪人，主要包括职务犯（利用职务便利进行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和累犯、再犯。职务犯由于其主体的特殊性、其行为侵犯社会关系的多重性及对职务的违背性等，表现出更广泛、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职务犯对社会的不良示范作用较之其他犯罪人更大，因此，要“从严治吏”。而累犯，我国历来将其作为惩治的重点，现行刑法也对累犯专门作了修订，表现了我国对累犯从严惩治的决心。同时，笔者认为对不成立累犯，但一而再犯罪的人，就是俗话说的“几进宫”的人，这类人多次犯罪而均未改造回归社会，其主观恶性显然大于初犯、偶犯，因此也应加大对其的打击，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2）、在适用的方式上：
一是实体上“依法从重”。所谓“依法从重”是指依法对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犯罪和严重危及社会稳定的犯罪人加大打击力度，依法予以从重惩处。具体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刑事政策导向的“从重”。根据社会治安的实际需要，对适用对象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给予超出一般犯罪或犯罪人的否定评价；另一方面是实际处罚意义上的“从重”，即在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的范围内适用较重的刑种或较长的刑期。在公诉环节就应在量刑建议上着重强调对其从重处理的理由，请求人民法院对其处以在法定刑范围内的偏重处理。
二是程序上“依法从快”。所谓“依法从快”是指在法定的程序下，在法定期限以内，对适用对象及时审查、及时起诉，以达到有效地追究犯罪、证实犯罪、打击犯罪的效果。如对于被告人犯数罪的案件，如果主要罪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次罪中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在法定的期限以内无法查清的，以主要罪名起诉，无法查证的次罪不予认定；对于共同犯罪的案件，如果同案犯在逃，但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在案犯犯罪事实的，就应对在案犯起诉，决不能久拖不决，影响诉讼的社会效果。
检察机关既是刑事法律的执行主体，也是刑事政策的具体实施者。在检察公诉环节，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司法的公正高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篇：如何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急剧上升，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称为当今世界的“三大公害”。如何有效地达到既有力地打击犯罪，又注意保护末成人合法权益，促进其健康成长，是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针对青少年犯罪逐年呈增长趋势的特点，政法机关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目前已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近年来，检察机关在工作中提出
对刑事案件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提出了很好的思路。本文从近几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和处理情况谈谈如何对未成年人犯罪施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一、对青少年犯罪处理的情况
（1）缓刑使用过多。在对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时，审判机关没有完全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即本人的人身危险性，犯罪情节后果等。在未成年人抢劫案件中，除少数因作案次数多，没有判缓刑外，不论是否投案自首，几乎都判缓刑。2004年至2006年8月份，我院共接到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有罪判决34件68 人，其中，判处缓刑的35人，占未成年犯罪有罪判决总数的51.5 %。
（2）打击力度不大。通过对未成年人的量刑，没有起到很好的威慑作用。我县未成年人犯罪不仅没有明显下降，而且呈上升趋势，2001年10人，2002年18人，2003年22人。并且在判刑后重新犯罪现象也十分突出，如周磊，2002年12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孙志强，2003年4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半年缓刑一年。二人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纠集五人，于2003年6月再次进行抢劫犯罪活动。
（3）附加罚金刑过多。未成年人往往由其监护人承担，本人无独立生活能力，无直接收入来源。法院判处未成年人罚金往往由监护人交纳，不仅不能实现剥夺其犯罪资本的刑罚目的，相反形成以钱赎罪的印象，因此达不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之效果。
二、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常出现的误区
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我们在办理过程中常出现思想认识上的不统一，实际处理上的不统一，不是失之于宽，就是失之于严，未成很好地把握恰当的尺度。
当我们在贯彻落实“严打”方针时，往往专注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应受刑事制裁本身，强调以严厉的法律手段惩罚犯罪而达到遏制犯罪的目的，也即片面强调一个打击和惩罚效应，这就是误区之一。偏重于严，就会忽略惩罚与教育相结合而以教育为主的原则，达不到挽救的目的。例如一个未成年人平时表现不错，偶然地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但是处于可捕可不捕、可诉可不诉、可判可不判（罪）的情况下，“严”以处之捕、诉、判的话，很有可能将他过早地“推”入一个染缸，难保使他在看守所、监狱里不受到某种负面的“帮教”，很难说不会使他陷得更深而丧失改过自新的希望，从而更加仇视社会。这样非但达不到挽救的目的，反而是增加了一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误区之二，就是我们一味地只看到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轻缓刑事政策，凡遇到对象是未成年人，一概从轻处理，不批捕、不起诉。结果就是依法应捕、应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我们的片面认识之下不捕不诉，以为这就是在进行教育挽救了。殊不知刑事惩罚本身也是一种教育，只不过是一种严厉的教育方式而已，有时则是一种既有力又有效的教育。如一个系未成年人的在校学生，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其主观恶性较大，手段残忍，社会危害大，我们如果考虑到他是在校学生的因素，出于挽救的目的而不捕不诉的话，这在他本人心里就会产生意外逃脱惩罚的侥幸，很难说以后不会再轻易以身试法。片面地重保护，轻打击，这无疑也在客观上纵容了犯罪。
这些误区产生的根源在于，一是在每个办案人员的认识、理念以及理解相关法条的不一致；二是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所依据的既有相关刑事法律规范，又有“严打”方针和“轻缓”政策，在具体运用时有时显得无所适从，由此难免产生处理上的偏差。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应力求避免这种误区，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更要准确地适用法律，深刻地领会立法及相关刑事政策的本意，克服随意性、片面性，力争做到在思想认识、理解法律、具体办理中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如此才能更好地维护法律的尊严。而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原则，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尺度，则是我们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避免上述误区的唯一有效方法。
三、宽严相济，依法正确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正确理解和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贯彻落实于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工作之中，以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什么是宽严相济呢？宽严相济就是宽大与严厉相结合，就是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宽大以严厉为底线，严厉中又要保障人权，体现以人为本。“济”，在此有相互渗透、补充、结合的意思。宽严相济就是宽与严的对立统一，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
第三篇：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分析思考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国理政目标。社会和谐的前提是法律的和谐，法律和谐的关键是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和谐。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作为我国刑事法律的有力补充，促进了我国刑事司法活动更加趋于和谐的进程，在维护我国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仅限于原则性的笼统规定，那一世小说网 穿越小说网 网游小说网 http://www.xiexiebang.com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对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应兼顾实体与程序的统一
现阶段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理解、适用，主要贯彻落实在对犯罪人及犯罪行为的处遇与解决上，对于其程序性亦应加以明确。
一是区分“宽”和“严”的办案氛围。要根据性质、后果等具体情况，区分不同的犯罪案件，有针对性地营造“宽”和“严”的侦查、逮捕、公诉、审理、执行氛围，充分发挥法律打击和震慑犯罪的作用，适时宣传和兑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实现刑事法律和刑事政策的有机统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如，利用公开宣判大会体现法律“严”的一面；在对某些过失犯罪案件的庭审方式上营造适度宽松的庭审氛围，体现“宽”的一面，既震慑、惩处了被告人，又教育、感化了旁听者。
二是进一步健全贯彻“严打”方针的经常性工作机制。司法机关要加强对社会治安形势的分析，因地制宜地确定打击犯罪的重点，增强打击的针对性；特别是检察机关要规范对重大刑事案件适时介入侦查及公诉、侦查监督引导侦查的机制，增强打击的时效性。对于被告人犯数罪的案件，如果主要罪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次罪中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在法定的期限以内无法查清的，以主要罪名起诉，无法查证的次罪不予认定；对于共同犯罪的案件，如果同案犯在逃，但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在案犯犯罪事实的，就应对在案犯起诉，决不能久拖不决。
三是依法扩大简易程序和简化审理程序的适用。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根据检察机关的建议或直接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对于被告人认罪的刑事案件，符合有关规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适用简化程序审理。
四是改革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办案方式。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公、检、法各部门应指定专门人员或者设立专门机构办理，建立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审判工作机制，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原则上实行分案处理。分案处理制度，是指司法机关对于受理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在不妨碍案件处理的情况下，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进行分案起诉，法院分案受理、审判的制度。实行分案起诉制度是对未成年人进行特殊司法保护的具体体现，对于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人意义重大，有利于贯彻区别对待原则，落实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规定，有利于创造适于未成年犯罪人悔过自新的庭审氛围，有利于解决诉讼中存在的问题。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行分案办理，不是简单地就案而分，而是更大程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更好地教育挽救未成年人而为。
五是建立轻微刑事案件的快速办理机制。所谓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是指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犯罪嫌疑人认罪，社会危害不大的轻微刑事案件，提高办案速度，加快办案流程，尽快结案，最大限度的缩短犯罪人在押期的一种快速办理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快侦、快捕、快诉、快判，使司法机关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从注重严打长效机制向注重协调处理社会矛盾机制上转变，从机械被动执法向主动化解矛盾、减少对抗上转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点对于审判工作来说，也切实体现了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
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注意民事责任的承担
（一）民事责任的承担影响刑事责任宽严的合理性。
在犯罪行为和民事违法行为（侵权行为）竞合的情况下，刑事犯罪行为侵害社会关系的同时，又侵犯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对行为人应既追究刑事责任，又追究民事责任，甚至应视情况向民事责任倾斜。因为刑事责任救济的是社会关系、公共秩序，而民事责任救济的是被害人的民事权益。在考虑适用法律责任时，把保护民事被害人置于优先地位考虑，体现了司法保护人权、关注民生的价值观念；而另一方面，对于行为人来讲，首先应是把民事责任最大化。行为人承担了民事责任的，对其刑事责任适用相对从宽的政策，是必要和合理的。
同时，此类案件通过司法活动可恢复受侵害的社会秩序和被害人的民事权利两个方面。由于社会秩序具有抽象性，民事权利具有具体性，显然司法在恢复受损的民事权利方面更能够实现看得见的公平，让人们切实感受到司法的正义。
（二）影响刑事责任宽严的民事责任承担情形。
能够发生以民事责任的承担影响刑事责任宽严的，应当是刑事犯罪行为和民事违法行为竞合的案件。对于单纯的刑事犯罪行为，不产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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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对于犯罪行为同时应当被判处罚金或者追缴犯罪所得的案件，也不属于这个范围。
可以使刑事责任得到宽缓处理的民事责任承担情形，应当包括：其一，在民事责任的产生上，被害人也有一定过错。其二，民事责任的赔偿上，被害人得到满足。其三，对于侵财型犯罪行为，行为人返还被害人赃款赃物。其四，行为人对于造成的民事损害采取其他有效可那一世小说网 穿越小说网 网游小说网 http://www.xiexiebang.com行的补救措施。
当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和严是相辅相成的。民事责任的承担状况对刑事责任的影响上，也应当有从严的一面。如果行为人对造成的被害人的民事损害能够赔偿而不赔偿，如转移财产、阻挠执行，或者对于犯罪所得肆意挥霍，恶意造成客观上不能赔偿、无法返还等，就可以在刑事处理上适度从严。
（三）解决程序。
以民事责任的承担状况来酌定刑事责任的宽严，可以在以下程序中进行：其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要求解决民事赔偿的，如果赔偿部分已通过该程序予以解决的，对加害方的刑事责任可以酌定从轻。不能赔偿或者拒不赔偿的，刑事责任部分则一般不能从宽。其二，民事部分已经庭外调解、协议解决。在侦查、审查起诉、或者开庭审理判决以前，被害人和加害人对民事赔偿部分已经调解解决或者协议解决的，在刑事判决时可以从轻考虑。其三，民事部分已另行起诉。一般而言，对于刑民交叉的案件，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的，习惯的做法是先刑后民。但从理论上讲，在特殊情况下，被害人就民事部分先行起诉也不是不可以。如果民事部分已经先行起诉得到解决，则在处理刑事部分时，可以考虑予以从轻。
三、将调解引入刑事案件中，构建刑事和解制度
所谓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轻微刑事案件通过控、辩双方工作和法院的认可，经刑事和解方式迅速结案，体现了对轻微犯罪的宽缓处理，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修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应该说,刑事和解是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的一种有效措施，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加害人能够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关怀和温暖，比较直观、深刻地认识、理解自己行为的危害性，有利于接受教育改造，消除对社会的仇恨，减少其再犯罪的可能。加害人的真诚忏悔和积极的悔罪表现，是对被害人的精神慰藉。在理论上，刑事和解体现的是恢复性司法的理念。恢复性司法的前提是犯罪人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允诺承担责任，核心目标是最大程度地满足被害人的需求并有助于使当事人和社区的正常生活秩序得以恢复。使用处刑轻缓化的恢复性司法程序的范围是犯罪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未成年人犯罪、在校生犯罪与伤害案犯罪。
我国在民事诉讼中历来强调调解，如何在刑事诉讼中更好地发挥调解的作用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刑事自诉案件中,法院可以对被告人与被害人进行调解,只有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方可判决。这种对刑事自诉案件的调解,是我国目前刑事调解的重要形式。除此以外,在公安机关对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中,也应当引入调解方式。
四、改进行刑方式，尽快实行社区矫正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对于那些犯罪较轻的犯罪人尽可能地采用非监禁化措施。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出《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社区矫正具有以下特征：
1、矫正的对象是以下五种罪犯：①被判处管制的；②被宣告缓刑的；③被暂予监外执行的；④被裁定假释的；⑤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这五种人纳入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有利于对他们进行矫正。
2、社区矫正的主体是国家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以及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及社会志愿者。
3、社区矫正的性质是非监禁刑的执行以及非监禁处遇的考察。
就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而言，主要是在社区实施的非监禁刑的执行活动。笔者认为，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的一切活动由社区负责协调和管理，相关部门要分工负责，密切配合，采用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适度分离的模式，做好社区矫正工作。通过社区矫正,可以较好地修复矫正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
总之，我国要顺应刑事社会化、一体化、法治化、人性化的发展趋势，将现代刑法理念、目的、手段、策略、措施等有机地融为一体，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各项社会政策，从犯罪矫正和犯罪预防的角度出发，制订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具体措施，从而形成结构更合理、内容更完善、更易于操作的刑事政策体系，真正为和谐社会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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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宽严相济体现恢复性司法理念
□坚持正确的犯罪控制观；坚持正确的刑罚功能观；坚持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理念。
□恢复性司法使近现代以来几乎由国家垄断刑事公诉案件的诉讼进程，转而更加注重发挥当事人的积极作用，尤其注重维护被害人的权益。
□宽严有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最为关键的核心问题，能否做到宽严有度是检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是否准确、全面的标志。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坚持快速办理、放宽适用范围、少用逮捕措施等原则。
日前，由xx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xx市检察院与xx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主办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构建学术研讨会在xx市举行。
三大理念贯彻宽严相济
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马克昌在其名为《中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演进》的报告中说：“为了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我国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便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然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适用中却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xx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赵秉志认为，目前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在某种程度上仍存在宁“左”勿“右”、宁重勿轻的思想，甚至存在“杀人偿命”等同态复仇心理，以致过分注重打击而忽视保护，片面强调“严打”而忽视“宽缓”的一面，突出强调犯罪扩大化、刑罚重刑化。同时，由于存在证据意识薄弱、习惯有罪推定、轻信口供的认识，有的司法人员在有罪与无罪的证据存疑时，往往作有罪处理；在罪重与罪轻的证据存疑时，往往作罪重处理。这些认识和做法显然有悖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直接影响到该政策的贯彻实施。
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牢固树立三个理念：首先，要坚持正确的犯罪控制观，犯罪虽可在规模和形式上控制，但并不能完全予以消灭。这才是合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犯罪控制观。其次，要坚持正确的刑罚功能观。刑罚的严厉性及其功能局限性决定了它只能是最后的制裁手段，只有在其他社会规范调整手段不力时，才能不得已而用之。最后，要坚持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理念。“以人为本”不仅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补充，而且是“法治”、“人权”观念的人文基础，是法治发展方向及其命运的决定性因素。
宽严相济与恢复性司法相融
“恢复性司法是报复性司法相对应的概念，是对刑事犯罪通过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以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除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社区等有关方面的调解，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xx市中级法院的李沙弟在研讨会上谈到了恢复性司法的理论与实践。他说，恢复性司法的目的在于犯罪嫌疑人主动承担个体责任，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进行赔偿；受害人利益得到救济、补偿，既包括物质财产方面，也包括精神人格方面；受损的社会关系得到修复、恢复；促进犯罪者早日回归社会，恢复一种正常的生活秩序。
“恢复性司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以和平方式、在案件当事人充分参与的基础上解决刑事冲突的新途径，使近现代以来几乎由国家垄断刑事公诉案件的诉讼进程，转而更加注重发挥当事人的积极作用，尤其注重维护被害人的权益，使被害人得到较为充分的救济，实现当事人的和解并促使犯罪人的认罪，并融入社会、改过自新，尽快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李沙弟说。
李沙弟介绍：其法院在借鉴恢复性司法理论过程中，将刑罚轻缓化引入到恢复性司法中，形成“非刑罚化”和“刑罚轻缓化”并举的恢复性司法模式，这一模式在具体适用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害人在得到了满意的赔偿之后都谅解了被告人，许多案件的当事人还当场握手言和。
宽严相济要宽严有度
xx市检察院检察长种松志认为，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刑事司法活动的方向和原则，但司法实践中，执行上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片面地认为宽严相济就是对一切犯罪都要从宽处理，显然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误解。我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轻罪轻处、重罪重处、不罚无辜，宽严有度。
其中，宽严有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最为关键的核心问题，可以说，能否做到宽严有度是检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是否准确、全面的标志。而宽严有度的内涵，则应是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严互补、宽严有据。
为保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正确、全面落实，首要问题是尽快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律化，把该政策蕴含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非司法化等思想融入具体的法律规定之中，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能够真正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长期、有效的执行。
宽严相济保护未成年犯
xx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卢建平，在研讨会上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2002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提起公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占起诉犯
罪嫌疑人总数约6.9%，而这个数字在2003年、2004年、2005年则分别占到了8.3%、9.9%和10.5%。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一种逐年上升的趋势。
xx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汉军表示：“80后、90后犯罪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80后与90后的青少年具备着叛逆、“恶搞”及与“主流”社会之间严重的沟通问题等特点。为此，李汉军认为青少年犯罪对策应当调整，他认为孩子出现了问题，家长及社会同时应当检讨自己是否有问题，同时还应当加强对话沟通，承认并注重未成年人的社会主体身份，尊重青少年的自身权利。此外，还需建立程序意义上的真正的人性化执法体制，而问题青少年帮教制度的基本立场，应当从说教转向对话。
xx市检察院的郝平军在谈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司法保护时表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坚持快速办理、放宽适用范围、少用逮捕措施等原则。例如，未成年人案件在检察阶段，检察机关可以缩短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的时间，优先办理或无间断办理。
郝平军说：“检察机关一旦决定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逮捕，势必就要经历一个侦查、起诉、审判的漫长的诉讼过程，而未成年犯的羁押场所与成年人一样均在看守所，产生交叉感染情况的可能性非常大，同时长时期脱离社会，尤其是对一些在校学生，使其被逮捕而切断甚至永远丧失正规教育的条件，无论是对其个人还是对社会，负面作用都将是巨大的。因此，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应该在衡量其行为是否构罪的同时，更应多关注是否确有逮捕的必要，更多从教育、挽救的角度把握捕与不捕的界限。
第五篇：劳教场所如何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劳教工作中的应用
为构建和谐社会，最大限度地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中央政法委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劳动教养工作做为政法工作的一部分，也要积极推进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为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具体实践上，劳动教养机关应如何贯
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笔者根据劳动教养制度和劳动教养工作实际情况，认为宽与严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是相辅相承的，没有宽就没有严，没有严就没有宽。同时，宽与严还要掌握好尺度，既没有无原则的宽，也没有无度的严，宽与严要在劳动教养法律法规所允许的范围实施，只有在这个范围内当宽则宽，当严则严，才能达到宽严相济的效果。劳动教养机关对“从宽”和“从严”政策落实应从下面两点入手。
一、在权利保障上“从宽”，在管理上“从严”
劳动教养人员的权利，是指劳动教养人员作为劳动教养法律关系的主体，在劳动教养期间依照法律应当享有的权利。充分保障劳动教养人员的合法权利，是劳动教养工作长期以来努力实现的目标，也是建设民主政治、实现政治文明的必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教养人员充分享受合法权利应尽量宽泛。
劳教人员权利的主要内容。根据我国宪法及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劳动教养人员的基本权利主要包括：生命健康权利；人身保护权利；基本政治权利和社会发展权利；财产与家庭权利；司法救济权利；就业保障权利。虽然劳动教养人员有了许多的权利，但在现行劳动教养法律法规中，劳动教养人员的权利规范存在着许多问题与弊端。
（一）劳动教养人员权利规范层次低，缺少保障机制
目前仅有的两部劳动教养专门法律《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均未对劳动教养人员的权利进行任何规范。只是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和其他行政规章中，涉及某些具体业务时才对劳动教养人员的相关权利进行了规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总则部分未对劳动教养人员的权利进行任何规范。现行劳动教养法律虽然对劳动教养人员的某些权利进行了规范，但却没有注意建立保障这些权利的有效机制，从而使其难以真正实现。例如，《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教育时间，在一般情况下，每天不少于三小时，劳动不超过六小时。”但在实践中，由于财政保障不足，劳动教养人员超时、超体力劳动已成为难以克服的“顽疾”，学习时间、休息时间常被侵占，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教养人员的学习权、休息权很容易遭到侵犯。
（二）缺乏对权利规范的审查机制，某些条款过于笼统
由于我国尚示建立法律法规审查制度，现行法律法规中难免存在违宪或者违反上位法的条款，劳动教养法律法规也不例外。例如有的劳动教养管理所制定的所规队纪规定的“处于严管期间的劳动教养人员，其信件可以检查。”这些不合理的政策正在威胁着劳动教养人员合法权利的实现。
有些法律法规条款过于笼统，不便操作。例如，《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第八条规定：“劳动教养管理所对收容的劳动教养人员应当进行体格复查和入所安全检查，收缴违禁品；……”但却未规定“违禁品”的具体范围。在实践中，若将引起警觉的物品都当做“违禁品”予以收缴，则难免侵犯劳动教养人员的合法财产权。
（三）“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在实践中难以落实
首先，现行劳动教养法律中并未作出劳动教养人员“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的规定，这就使其法定权利失去了广泛性；其次，劳动教养场所许多不成文的“习惯”做法大有侵权之嫌。例如要求男性劳教人员一律剃光头，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刺激性很大，劳动教养人员对自己的发型应有一定的选择权，除怪异发型外，应允许其蓄留大众式发型。
现行劳动教养人员权利规范的上述弊端提示我们，劳动教养人员的权利应该体现从宽的政策，才能切实保障劳动教养人员合法权利不受侵犯。
对劳动教养人员管理是劳动教养执行机关在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依法对被劳动教养人员执行劳动教养过程中，直接实施的教育挽救活动及日常生活事务管理的一项行政执法活动。劳动教养执行机关依法对劳动教养人员实行严而有据，严而有度，严而有理的“从严”管理形式，能充分体现劳动教养制度的人道主义本质和保障人权的法治特色。
《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规定“劳动教养机关对劳动教养人员的管理，必须全面贯彻依法管理、严格管理、文明管理、科学管理的原则，加强执法工作规范化建设，提高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水平。”其中，严格管理的原则就是指劳动教养管理所依照劳动教养工作方针、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严格的所规所纪、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奖惩制度，使劳动教养人员的一切活动，置于劳动教
养人民警察的监督、指导之下，以取得最佳管理的基本原则。
（一）制定严格的纪律和制度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良好的纪律和制度约束，劳教人员如一盘散沙，没有任何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没有良好的改造秩序，就是劳教人员自身的权利也无法保障。有了严格明确的纪律和制度，劳动教养人员的行为就有了遵循的规范和标准，劳动教养人民警察就可以按照这些规范去约束和管理劳动教养人员，减少或避免滥用职权等违法违纪现象发生。
（二）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
劳动教养人员要在劳动教养人民警察的指导下，建立民主管理组织、生活组织、劳动组织、学习组织。通过在劳动教养人员建立组织，使管理活动纳入到组织当中去，使管理工作有秩有序，可以使劳动教养人员树立组织观念。例如伙委会，就是劳教人员管理每日饮食标准和质量组织，劳动教养人员就是通过这个组织对饮食质量提出改进的意见，而不是无序的起哄闹事。
（三）实行严格的考核奖惩
严格的考核与奖惩是严格管理的直接体现，也是保证严格管理实施的重要条件。劳动教养人员在劳动教养期内表现的好与坏都与奖惩直接挂钩，对表现好的劳动教养人员实行奖励，对表现差的、甚至严重违反纪律的劳动教养人员要惩罚，通过考核与奖惩实现严格管理的目标，保障严格管理的实施。在实施严格管理的过程中达到考核严肃、奖惩严明。
严格的劳动教养管理，能保障场所安全稳定，有效地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消除隐患，在发生所内违法犯罪活动时，能够及时制止并予以惩罚，保证教育挽救工作的顺利进行。严格的劳动教养管理，能促进劳动教养人员思想转化和矫正恶习，劳动教养过程，就是通过强制的手段促进劳动教养人员思想转化和矫正恶习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因此，在劳动教养人员管理上“从严”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一项重要的执法活动。
二、对表现好的劳教人员“从宽”，对表现差的劳教人员“从严”
劳动教养人员在接受教育改造过程中，由于对劳动教养认知的不同，在改造效果上也不同。对于能够认罪认错、安心改造、接受改造、遵规守纪、服从管理的劳动教养人员就是表现好的；反之，拒不认罪认错，无理取闹，违反所规所纪，拒不服从管教的劳教人员就是表现差的。对待好与差的劳动教养人员在宽与严上就要有明显的区别，在管理模式，对表现好的劳动教养人员实行“半开放式”或“开放式”管理，实施宽松管理政策，而对表现差的劳教人员要实行“封闭式”管理，实施严格的管理，突出管理的强制性，注重教育的系统性，实行劳动教养人民警察直接管理。
以“半开放式”管理的劳动教养人员为例看可以“从宽”的内容。
（一）在管理尺度上放宽
半开放式管理的劳教人员在劳动教养人民警察的组织下可在业余时间自主开展娱乐性体育活动、自由学习、休息和所内商场自选购物，在所内享有较多的活动时间和空间。
（二）在享受待遇上优厚
半开放式管理的劳动教养人员在准放假上享有较高的优越性，对符合放假条件、因故不能回家的，可将假期折抵劳教期限；对表现良好的、家中有特殊情况需要回家处理的，予以准假。对半开放式管理的劳教人员会见也采用隔离电话，非吸毒劳教人员经批准可以同居与亲人同餐。可享受适度工资制。
（三）民主权利上扩大
在劳动教养人民警察主导下，可以进行劳动教养人员民主管理工作。对优秀劳教学员或改造表现较差的劳教人员测评；对呈报加减期、所外执行对象现实改造表现及是否呈报的测评；中队认为可以交付劳教人员代表评议、测评、评比或提出建议的其他事务。
以上事例说明，在三段式管理模式中，对待表现好的劳动教养人员级别高、处遇条件就好，改造的自由度就比较宽松。而表现差的劳教人员就要在劳动教养人民警察的严格管理之下实行强制性改造。通过这种宽与严的反差管理模式，其目的就鼓励上进，鞭策后进，让所有的劳动教养人员都有所进步，取得良好的改造成绩。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实现司法价值的客观要求，是我们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政策。劳动教养工作，只有审时度势，坚持宽严相济，才能产生积极的、正面的社会效果，也只有在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基础上，有利于挽救失足者，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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