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适用相对不起诉是宽严相济政策体现

第一篇：广泛适用相对不起诉是宽严相济政策体现

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工作中应该遵循的刑事司法政策，相对不起诉是检察机关贯彻这一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当前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的运用，受到以下因素制约，严重影响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机关的实施和运用。

第一，落后司法理念的制约。

罪刑法定原则决定了起诉法定主义在我国的先行确定，以及“严打”中从重从快的惯性思维，使一些司法人员包括一些检察人员未能充分认识到起诉便宜主义所具有的提高诉讼效益、有利于犯罪预防等特点。在实际工作中，受“求稳怕错”陈旧执法观念的影响，对于可诉可不诉的案件，大多不愿提出相对不起诉的意见，往往是一诉了之，方便省事。

为此，要着重对司法人员进行执法观念教育，加强业务培训，通过学习使每一位司法人员牢固树立起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充分认识到诉讼任务不仅在于维护被害人的利益，也在于维护被告人的利益，相对不起诉是起诉便宜主义在刑事诉讼中的贯彻和体现，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检察机关的实际运用。

第二，适用率过低的制约。司法实践中，存在把不起诉数量的多少和比例的大小作为衡量起诉工作好坏的标准，有的甚至人为控制相对不起诉率。受不起诉率和目标考评指挥棒的控制，检察机关对于可诉可不诉的案件都倾向起诉。

相对不起诉适用率低的情况既不符合诉讼活动的客观实际，也使得相对不起诉所蕴含的价值在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应按照检察业务工作的规律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内在要求，调整工作思路和工作部署，制定从宽处理的原则和基本条件，完善业务工作考评体系和评价标准，形成正确的执法导向。对撤案率、不捕率、不诉率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调研，科学确定工作目标，通过合理的工作机制进行引导，从而达到既保证办案质量，又能正确适用撤案权、不捕权、不诉权。

第三，规定不明确和适用程序的制约。一是程序繁琐。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办理相对不起诉时有着严格的适用程序，需经部门负责人、主管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上级主管部门或上级检察委员会层层报批，对检察机关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拟作不起诉的，还必须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二是法律规定不明确。只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对相对不起诉作了一个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差，使检察人员在适用相对不起诉时认识不一，导致对同一类案件是否应作出相对不起诉的看法不同，甚至引起社会的非议。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使得检察机关在适用相对不起诉时难于有据可依，对适用相对不起诉顾虑重重，畏首畏尾。

建议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以规范相对不起诉的程序，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具体化，以便于检察人员实际操作，比如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轻伤害赔偿达成协议的案件、过失犯罪的案件等轻罪案件，不再经检察委会讨论程序，而由主诉检察官直接决定，以简化轻罪案件的相对不起诉程序。

第二篇：宽严相济司法政策适用情况分析探讨

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正式确立了检察工作中适用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相关原则和制度，也为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宽严相济政策指明了方向和办法。结合作为最基层工作的我院检察工作实际，现在此谈一谈如何在基层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司法政策，如何通过每一件案件的办理为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宏伟目标服务。

一、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内容及原则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明确了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就是要根据社会治安形势和犯罪分子的不同情况，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实行区别对待，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统一，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对严重犯罪依法从严打击，对轻微犯罪依法从宽处理，对严重犯罪中的从宽情节和轻微犯罪中的从严情节也要依法分别予以宽严体现，对犯罪的实体处理和适用诉讼程序都要体现宽严相济的精神。

同时确立了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坚持的原则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1、全面把握。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的宽与严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二者相辅相成，必须全面理解，全面把握，全面落实。既要防止只讲严而忽视宽，又要防止只讲宽而忽视严，防止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

2、区别对待。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核心是区别对待。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包括犯罪侵害的客体、情节、手段、后果等)、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包括犯罪时的主观方面、犯罪后的态度、平时表现等)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犯罪与社会治安的形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法予以从宽或者从严处理。

3、严格依法。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必须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实现政策指导与严格执法的有机统一，宽要有节，严要有度，宽和严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做到宽严合法，于法有据。

4、注重效果。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做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机统一，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有机统一，执法办案与化解矛盾的有机统一，以有利于维护稳定，化解矛盾，减少对抗，促进和谐。

二、我院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的尝试

结合我省今年的检察工作的要求：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主题，以化解社会矛盾为主线，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上、在如何使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上、在提高队伍素质和执法水平上下功夫，为构建富裕、文明、开放、和谐的云南作出贡献。我院确立了实行贯彻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原则——要因事因案而定，不能因人而定。并确立了主要在以下四类案件上考虑如何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开创检察工作新的局面：第一，因邻里纠纷引起的轻微刑事案件，特别是轻伤害案件；第二，残疾人犯罪案件、过失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第三，在职务犯罪案件中，严把立案关；第四，恶势力、地痞、恶霸行凶滋事，受害方反抗而引发的刑事案件。

为使上述四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准确把握，我院公诉部门还确立了一定的程序措施予以保障。针对轻微刑事案件，在审查起诉过程中采取能组织民事和解的从中协调和解，防止“一案结，千日仇”，通过解铃的方式调和双方当事人的矛盾。针对未成年人案件，特别是在校学生的案件，采取简便快捷的办理方式，充分利用假期等不影响学生正常学习的方式，并尽可能使犯罪嫌疑人在认识自身错误的同时能够快速回归社会，不受歧视，增强庭前改造的效果，保证在开庭后能够改其向善，针对第四类案件则联系侦查机关，多收集被害人存在过错的证据，保证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理与法有据、与情有原。

三、在公诉工作中饯行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一些建议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核心是区别对待，保证案件的处理作到“宽要有节，严要有度”，在保证不枉不纵的基础上同时要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犯罪与社会治安的形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法予以从宽或者从严处理。为更全面的贯彻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使案件的办理做到宽而有据、严则有度，结合我院所处的社会实际和以往案件办理的经验总结，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认识“宽”与“严”，才能更好的保证刑事案件的质量，并通过案件的办理促进司法的和谐。

（一）“宽”的适用

（1）、从适用人群上看：

1、对未成年人犯罪应以宽缓为主，这也是基于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尚不成熟而为的。我国的司法体制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历来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具体而言，除了坚持刑法条文中对未成年人应“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适用死刑”外，对各个诉讼程序均应实行简化和保护。在公诉环节，应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能不诉的尽量不诉；在审判环节，除坚持不公开审判外，尽量采取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减少因庭审时间过长或过于严肃给未成年人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在执行环节，应充分

考虑到身体和心理承受压力，与成年犯分开羁押，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优先考虑减刑、假释。

2、对孕妇、残疾人、精神病患者犯罪也应以宽缓为主，这是基于其身体原因而为的。但与未成年人不同，其宽缓是有一定限度的。对孕妇的宽缓主要体现在逮捕、死刑判决、收监执行三个方面，出于人道主义而不捕、不判死刑、不收监；对残疾人的宽缓主要体现在其犯与身体残疾有关的犯罪时，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对精神病患者宽缓主要是因为其辨认和控制能力减弱，量刑时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3、“弱势群体”犯罪同样要以宽缓为主。这是基于其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犯罪往往与自身生活和工作有关，值得同情，对其犯罪宽缓处理，人们可以理解，也较公平。但“弱势群体”的范围还很难有个准确的概定，一个共同点应该是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往往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包括下岗失业者，无业者，农民工，生活无着的老人，普通农民等。由于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他们往往为了生存而实施了一些犯罪，对此，要区别情况具体对待，除罪大恶极外，一般应从轻处理。当前，很多地方企业或单位给予的农民工资极低，工作环境很差，有的还长期拖欠农民工资，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刑事案件，如有的农民工因家里急需用钱，而老板长期拖欠，以致激愤杀人等。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应贯彻宽缓的政策。

（2）、从适用的犯罪种类看：

1、职务犯罪应重点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是社会的毒瘤，它危害的不仅仅是一个单位、一个地区，而是直接或间接的危害着整个国家。这类案件严重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如不严厉打击，就有亡国的危险。历届党和政府也都将其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此类犯罪打击的力度还不够，宽缓过度，且越来越宽。据统计，2001年到2005年，全国贪污贿赂案件判免刑、缓刑的从占51.38%上升到66.48%，渎职侵权案件从占52.6%上升到82.83；2003年到2005年，全国有33519名职务犯罪分子被宣告缓刑，年均缓刑率为51.5%，远远高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普通刑事案件缓刑判决19.74%的比率。这还不包括达到死刑标准而被判死缓“留条小命”的罪犯（《检察日报》7月25日报道）。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2、黑恶势力犯罪、毒品犯罪、危害公共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的犯罪以及危害国防利益、军人违反职责犯罪要坚持从严从快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分子称霸一方，鱼肉百姓，社会危害性大，影响很坏，是严打的重点；毒品犯罪、危害公共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犯罪直接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也是历年打击的重点，是国家打击的重点；危害国防利益和军人违反职责犯罪则威胁着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当然应该从严打击。

3、对其他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要依法打击。相对于前面的犯罪来说，这些犯罪的危害性要小些，但也要区别对待，依法打击。同时，在某些特定的时期，某些特定的犯罪社会危害性增大，也必须严厉打击。如走私、强迫卖淫、金融诈骗罪等。

（3）、可采取的适用方法

1、扩大相对不起诉范围。不起诉权是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检察权。根据对案件起诉或不起诉有无自由裁量权，可以将不起诉分为法定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是指检察官对于存在足够犯罪嫌疑且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依其职权斟酌具体情形而作出的一种不起诉决定。它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合理使用司法资源，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诉中去，以提高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然而，不起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运行不畅，适用率较低，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更是将轻微犯罪人推入繁杂冗长的诉讼程序，使一些本可以通过其它非刑罚化措施得到改善的犯罪嫌疑人承受过多的诉讼负担，遭受短期自由刑，甚至使犯罪嫌疑人产生仇视和对抗社会的扭曲心态。因此，要发挥相对不起诉对犯罪的预防、改造、震慑之功能，除了对符合条件的案件不作人为的限制比例而大胆适用相对不起诉外，还要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将其范围扩大到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对于未成年涉嫌犯罪、过失涉嫌犯罪以及初次涉嫌犯罪的案件不起诉裁量权的案件范围扩大为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之刑罚，从而使检察官在运用自由裁量权时有一个更大的空间，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利于实现有轻微犯罪的人悔过自新，减少主观恶性，实现刑法之目的。

2、引进刑事和解制度。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国家起诉和对被告人判刑为主要模式的，这种模式不仅带来监狱压力大、司法成本高的后果，而且严重忽略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应具有的本体地位。因此，引进刑事和解制度，对于贯彻“宽大”的刑事政策，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切实可行。所谓刑事和解，是指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使受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对刑事责任问题达成的协议，受害人一方不追究加害人一方的刑事责任，加害人一方则可能为此对受害人一方进行物质性赔偿等。刑事和解制度给冲突双方解决矛盾提供了机会，能够有效地减少和钝化矛盾，尽可能地减少法院判决后的消极因素，有助于在全社会增进和谐协调的社会关系。刑事和解制度在实体上能够确保被害人的实质利益，避免加害人负面的标签效应；在程序上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诉程序中之参与地位；在法理上合乎刑事追诉经济原则，有利于提升加害人社会责任感，回复法秩序的和平。它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满意度，降低再犯率，它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涵的“和为贵”的理念相一致。刑事和解是一项操作性强的准司法活动，它有三方面要求：一是在轻微刑事案件中，加害人做有罪答辩和双方当事人自愿的情况下，可由当事人自行和解；二是当事人和解不得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社会公德；三是当事人和解后，无论在何阶段，相应的国家机关都应以此作为撤销案件的依据。

3、扩大简化审和简易程序的适用。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和简易程序，既节省刑事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又有利于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减少刑事司法程序对被告人的不良影响。因此，“两高一部”于2003年3月15日发布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要把这两个《意见》的贯彻实施作为提高公诉部门办案能力和效率的重要措施，作为落实“宽大”刑事政策的重大举措。在具体办案中，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公诉案件，能够适用简易程序或者可以简化审理的，要积极主动建议人民法院适用；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或者简化审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同意并向人民法院建议适用。鉴于目前简易程序只适用三年以下案件，笔者建议对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过失犯罪，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也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二）“严”的适用

（1）、从适用的对象看：

一是从行为角度看，“严”的适用对象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犯罪，主要包括：①严重危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特别是暴力犯罪，如杀人、强奸、抢劫、绑架、贩毒等八类严重刑事案件；②聚众性犯罪，如武装叛乱、**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等；③部分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如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劫机劫船、涉枪犯罪以及造成严重后果的过失犯罪，如重大责任事故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④有组织犯罪，主要是恐怖组织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⑤邪教组织犯罪；⑥贪污贿赂犯罪。近年来，这些犯罪的数量持续上升，对社会的危害日益严重，群众对此反映比较强烈，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二是从行为人角度看，“严”的适用对象是严重危及社会稳定的犯罪人，主要包括职务犯（利用职务便利进行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和累犯、再犯。职务犯由于其主体的特殊性、其行为侵犯社会关系的多重性及对职务的违背性等，表现出更广泛、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职务犯对社会的不良示范作用较之其他犯罪人更大，因此，要“从严治吏”。而累犯，我国历来将其作为惩治的重点，现行刑法也对累犯专门作了修订，表现了我国对累犯从严惩治的决心。同时，笔者认为对不成立累犯，但一而再犯罪的人，就是俗话说的“几进宫”的人，这类人多次犯罪而均未改造回归社会，其主观恶性显然大于初犯、偶犯，因此也应加大对其的打击，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2）、在适用的方式上：

一是实体上“依法从重”。所谓“依法从重”是指依法对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犯罪和严重危及社会稳定的犯罪人加大打击力度，依法予以从重惩处。具体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刑事政策导向的“从重”。根据社会治安的实际需要，对适用对象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给予超出一般犯罪或犯罪人的否定评价；另一方面是实际处罚意义上的“从重”，即在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的范围内适用较重的刑种或较长的刑期。在公诉环节就应在量刑建议上着重强调对其从重处理的理由，请求人民法院对其处以在法定刑范围内的偏重处理。

二是程序上“依法从快”。所谓“依法从快”是指在法定的程序下，在法定期限以内，对适用对象及时审查、及时起诉，以达到有效地追究犯罪、证实犯罪、打击犯罪的效果。如对于被告人犯数罪的案件，如果主要罪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次罪中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在法定的期限以内无法查清的，以主要罪名起诉，无法查证的次罪不予认定；对于共同犯罪的案件，如果同案犯在逃，但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在案犯犯罪事实的，就应对在案犯起诉，决不能久拖不决，影响诉讼的社会效果。

检察机关既是刑事法律的执行主体，也是刑事政策的具体实施者。在检察公诉环节，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司法的公正高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三篇：如何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急剧上升，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称为当今世界的“三大公害”。如何有效地达到既有力地打击犯罪，又注意保护末成人合法权益，促进其健康成长，是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针对青少年犯罪逐年呈增长趋势的特点，政法机关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目前已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近年来，检察机关在工作中提出

对刑事案件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提出了很好的思路。本文从近几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和处理情况谈谈如何对未成年人犯罪施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一、对青少年犯罪处理的情况

（1）缓刑使用过多。在对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时，审判机关没有完全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即本人的人身危险性，犯罪情节后果等。在未成年人抢劫案件中，除少数因作案次数多，没有判缓刑外，不论是否投案自首，几乎都判缓刑。2004年至2006年8月份，我院共接到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有罪判决34件68 人，其中，判处缓刑的35人，占未成年犯罪有罪判决总数的51.5 %。

（2）打击力度不大。通过对未成年人的量刑，没有起到很好的威慑作用。我县未成年人犯罪不仅没有明显下降，而且呈上升趋势，2001年10人，2002年18人，2003年22人。并且在判刑后重新犯罪现象也十分突出，如周磊，2002年12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孙志强，2003年4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半年缓刑一年。二人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纠集五人，于2003年6月再次进行抢劫犯罪活动。

（3）附加罚金刑过多。未成年人往往由其监护人承担，本人无独立生活能力，无直接收入来源。法院判处未成年人罚金往往由监护人交纳，不仅不能实现剥夺其犯罪资本的刑罚目的，相反形成以钱赎罪的印象，因此达不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之效果。

二、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常出现的误区

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我们在办理过程中常出现思想认识上的不统一，实际处理上的不统一，不是失之于宽，就是失之于严，未成很好地把握恰当的尺度。

当我们在贯彻落实“严打”方针时，往往专注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应受刑事制裁本身，强调以严厉的法律手段惩罚犯罪而达到遏制犯罪的目的，也即片面强调一个打击和惩罚效应，这就是误区之一。偏重于严，就会忽略惩罚与教育相结合而以教育为主的原则，达不到挽救的目的。例如一个未成年人平时表现不错，偶然地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但是处于可捕可不捕、可诉可不诉、可判可不判（罪）的情况下，“严”以处之捕、诉、判的话，很有可能将他过早地“推”入一个染缸，难保使他在看守所、监狱里不受到某种负面的“帮教”，很难说不会使他陷得更深而丧失改过自新的希望，从而更加仇视社会。这样非但达不到挽救的目的，反而是增加了一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误区之二，就是我们一味地只看到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轻缓刑事政策，凡遇到对象是未成年人，一概从轻处理，不批捕、不起诉。结果就是依法应捕、应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我们的片面认识之下不捕不诉，以为这就是在进行教育挽救了。殊不知刑事惩罚本身也是一种教育，只不过是一种严厉的教育方式而已，有时则是一种既有力又有效的教育。如一个系未成年人的在校学生，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其主观恶性较大，手段残忍，社会危害大，我们如果考虑到他是在校学生的因素，出于挽救的目的而不捕不诉的话，这在他本人心里就会产生意外逃脱惩罚的侥幸，很难说以后不会再轻易以身试法。片面地重保护，轻打击，这无疑也在客观上纵容了犯罪。

这些误区产生的根源在于，一是在每个办案人员的认识、理念以及理解相关法条的不一致；二是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所依据的既有相关刑事法律规范，又有“严打”方针和“轻缓”政策，在具体运用时有时显得无所适从，由此难免产生处理上的偏差。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应力求避免这种误区，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更要准确地适用法律，深刻地领会立法及相关刑事政策的本意，克服随意性、片面性，力争做到在思想认识、理解法律、具体办理中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如此才能更好地维护法律的尊严。而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原则，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尺度，则是我们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避免上述误区的唯一有效方法。

三、宽严相济，依法正确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正确理解和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贯彻落实于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工作之中，以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什么是宽严相济呢？宽严相济就是宽大与严厉相结合，就是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宽大以严厉为底线，严厉中又要保障人权，体现以人为本。“济”，在此有相互渗透、补充、结合的意思。宽严相济就是宽与严的对立统一，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

第四篇：宽严相济体现恢复性司法理念

□坚持正确的犯罪控制观；坚持正确的刑罚功能观；坚持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理念。

□恢复性司法使近现代以来几乎由国家垄断刑事公诉案件的诉讼进程，转而更加注重发挥当事人的积极作用，尤其注重维护被害人的权益。

□宽严有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最为关键的核心问题，能否做到宽严有度是检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是否准确、全面的标志。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坚持快速办理、放宽适用范围、少用逮捕措施等原则。

日前，由xx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xx市检察院与xx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主办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构建学术研讨会在xx市举行。

三大理念贯彻宽严相济

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马克昌在其名为《中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演进》的报告中说：“为了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我国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便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然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适用中却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xx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赵秉志认为，目前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在某种程度上仍存在宁“左”勿“右”、宁重勿轻的思想，甚至存在“杀人偿命”等同态复仇心理，以致过分注重打击而忽视保护，片面强调“严打”而忽视“宽缓”的一面，突出强调犯罪扩大化、刑罚重刑化。同时，由于存在证据意识薄弱、习惯有罪推定、轻信口供的认识，有的司法人员在有罪与无罪的证据存疑时，往往作有罪处理；在罪重与罪轻的证据存疑时，往往作罪重处理。这些认识和做法显然有悖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直接影响到该政策的贯彻实施。

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牢固树立三个理念：首先，要坚持正确的犯罪控制观，犯罪虽可在规模和形式上控制，但并不能完全予以消灭。这才是合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犯罪控制观。其次，要坚持正确的刑罚功能观。刑罚的严厉性及其功能局限性决定了它只能是最后的制裁手段，只有在其他社会规范调整手段不力时，才能不得已而用之。最后，要坚持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理念。“以人为本”不仅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补充，而且是“法治”、“人权”观念的人文基础，是法治发展方向及其命运的决定性因素。

宽严相济与恢复性司法相融

“恢复性司法是报复性司法相对应的概念，是对刑事犯罪通过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以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除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社区等有关方面的调解，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xx市中级法院的李沙弟在研讨会上谈到了恢复性司法的理论与实践。他说，恢复性司法的目的在于犯罪嫌疑人主动承担个体责任，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进行赔偿；受害人利益得到救济、补偿，既包括物质财产方面，也包括精神人格方面；受损的社会关系得到修复、恢复；促进犯罪者早日回归社会，恢复一种正常的生活秩序。

“恢复性司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以和平方式、在案件当事人充分参与的基础上解决刑事冲突的新途径，使近现代以来几乎由国家垄断刑事公诉案件的诉讼进程，转而更加注重发挥当事人的积极作用，尤其注重维护被害人的权益，使被害人得到较为充分的救济，实现当事人的和解并促使犯罪人的认罪，并融入社会、改过自新，尽快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李沙弟说。

李沙弟介绍：其法院在借鉴恢复性司法理论过程中，将刑罚轻缓化引入到恢复性司法中，形成“非刑罚化”和“刑罚轻缓化”并举的恢复性司法模式，这一模式在具体适用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害人在得到了满意的赔偿之后都谅解了被告人，许多案件的当事人还当场握手言和。

宽严相济要宽严有度

xx市检察院检察长种松志认为，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刑事司法活动的方向和原则，但司法实践中，执行上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片面地认为宽严相济就是对一切犯罪都要从宽处理，显然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误解。我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轻罪轻处、重罪重处、不罚无辜，宽严有度。

其中，宽严有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最为关键的核心问题，可以说，能否做到宽严有度是检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是否准确、全面的标志。而宽严有度的内涵，则应是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严互补、宽严有据。

为保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正确、全面落实，首要问题是尽快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律化，把该政策蕴含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非司法化等思想融入具体的法律规定之中，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能够真正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长期、有效的执行。

宽严相济保护未成年犯

xx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卢建平，在研讨会上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2002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提起公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占起诉犯

罪嫌疑人总数约6.9%，而这个数字在2003年、2004年、2005年则分别占到了8.3%、9.9%和10.5%。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一种逐年上升的趋势。

xx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汉军表示：“80后、90后犯罪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80后与90后的青少年具备着叛逆、“恶搞”及与“主流”社会之间严重的沟通问题等特点。为此，李汉军认为青少年犯罪对策应当调整，他认为孩子出现了问题，家长及社会同时应当检讨自己是否有问题，同时还应当加强对话沟通，承认并注重未成年人的社会主体身份，尊重青少年的自身权利。此外，还需建立程序意义上的真正的人性化执法体制，而问题青少年帮教制度的基本立场，应当从说教转向对话。

xx市检察院的郝平军在谈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司法保护时表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坚持快速办理、放宽适用范围、少用逮捕措施等原则。例如，未成年人案件在检察阶段，检察机关可以缩短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的时间，优先办理或无间断办理。

郝平军说：“检察机关一旦决定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逮捕，势必就要经历一个侦查、起诉、审判的漫长的诉讼过程，而未成年犯的羁押场所与成年人一样均在看守所，产生交叉感染情况的可能性非常大，同时长时期脱离社会，尤其是对一些在校学生，使其被逮捕而切断甚至永远丧失正规教育的条件，无论是对其个人还是对社会，负面作用都将是巨大的。因此，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应该在衡量其行为是否构罪的同时，更应多关注是否确有逮捕的必要，更多从教育、挽救的角度把握捕与不捕的界限。

第五篇：宽严相济刑事法律政策的研究

刑事政策是国家或执政党基于本国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的科学分析，依据本国犯罪态势制定的，依靠其权威推行的，通过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实现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而采取的策略和措施的总称。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就是轻轻重重轻重结合的刑事政策，实质就是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威慑犯罪，又要尽可能减少犯罪，又要

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就要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职能作用。全国法院要充分运用司法手段调节经济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充分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而依法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要善于化解矛盾，强化诉讼调解，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社会和谐。

2004年12月22日罗干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宽不是

法外施恩，严也不是要无限加重，而是要严格依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刑事法律，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惩罚犯罪，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简而言之就是适度宽容处理轻处小恶以感化案犯，依法惩罚大恶以震慑案犯。由此而知，刑事司法中的宽严相济，仍然要遵循“罪刑法定”与“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无论从宽或从严，都只能以现行法律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定为限，不能脱离法律规范来讲宽与严的问题。

2007年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高级人民法院会议上指出，要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轻微犯罪以及初犯、偶犯、过失犯罪等，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不大、有悔罪表现，被告人的认罪悔罪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尽可能地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并配合做好社会矫正工作；重视运用非刑法处罚方式，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予以训诫或者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建议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

同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泰安中院和济南中院与广大法官面对面地交流、座谈。其中谈到刑事审判工作方面，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是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对那些危害国家安全、故意杀人、爆炸、抢劫、黑社会性质组织等严重刑事犯罪，还是要依法严惩，决不手软，不能强调宽严相济，就放松打击力度。只有依法保持了打击力度，惩罚力度，才能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肖扬同时强调，要注意维护保障司法领域的人权，坚持慎杀、少杀，坚持保留死刑，但严格控制、慎重使用死刑，最大限度地缩小社会对立面。

由此可以看出，宽严相济已成为我国刑法原则，成为为法律规则提供某种基础或规范。刑事法律原则根据产生的基础不同，可分为理性原则和政策原则。前者是由法律原理（法理）构成的原则，是由法律的事理推导出来的法律原则，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原则；后者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出于一定的政策考虑而制定的原则。公理性原则在国际范围内具有较大的普适性；政策性原则具有针对性，但也不能说宽严相济是或完全是政策性原则，那就与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理性原则不相符。宽严相济是带有一定的针对性和时代性特征，笔者认为其必将成为公理性原则。列在罪刑法定原则之后，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上互为补充，并不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冲突。就如禁止类推与疑罪从无这些刑事责任原则一样，逐步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一、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以下不同看法，应予合理合法地进行分析

（一）“从宽”的适用

1、从刑事角度看，逮捕是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但不是惟一的强制措施，如果无论案件大小，犯罪不论轻重，都要逮捕后经过三、四个月的法定程序，这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同时也没有起到挽救的目的。检察机关对轻微犯罪人员根据宽严相济的要求，会对一些轻微的偶犯、初犯犯罪嫌疑人不捕，或者在批准逮捕后决定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并在提起公诉时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这一方面给人民法院增加了送达的困难，一方面在刑事法官人员较少的情况下，还要在较短的时间内结案，工作略显紧张繁忙。

2、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及其解释的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根据现行诉讼法的三种不起诉类型进行适用，即绝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制度在实践中受检察机关自身考评制度的制约，数量有限，在实施宽严相济的法律政策时，面对相对增多的轻微犯罪的偶犯、初犯案件，无法全面贯彻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而会影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上的地位。

3、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结果，势必扩大简易程序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的适用范围。给基层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工作带来一定压力和挑战，现有机制和资源尚有待完善和调整。应从刑事立法角度对简易程序进行完善，使其更明确具体且容易操作。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人数增长缓慢、有的地方已出现断层,应尽快研究出相应的措施,贯彻落实《法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