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诉讼最高人民法院解读《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

第一篇：刑法诉讼最高人民法院解读《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解读《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公布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的下发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在此间对该意见进行了权威解读。

一、《意见》出台的背景和主要内容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这是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重要部署，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这一政策既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继承，又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发展。它根据当前社会生活的需要，补充完善了许多新的内容。

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意见》确定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根据中央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性文件，以促进全国法院更加全面深入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法院为此成立了项目组，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范围涉及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政法部门、各高级人民法院、部分中级人民法院及部分知名法律专家，并报中央政法委审核。经反复修改完善，数易其稿，制定了本《意见》。

《意见》制定的总体思路是，根据党和国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政策特性和定位，对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如何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出指导性意见。《意见》不是提供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而是重在解决政策导向问题。同时，《意见》注重政策的稳定性以及政策与法律之间的统一性，对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出台的一些法律文件的内容和精神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将相关内容纳入《意见》中，成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的具体的刑事司法原则。

《意见》共计四十五条，包括“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总体要求”、“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依法从„严‟的政策要求”、“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依法从„宽‟的政策要求”、“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宽严„相济‟的政策要求”以及“完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作机制”五个部分。

二、《意见》的主要特点

《意见》主要体现了以下四个特点：

(一)强调宽严并用，反对偏轻偏重

宽严并重、宽严并用、宽严平衡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也是制定《意见》的出发点。《意见》第2条明确规定：“要正确把握宽与严的关系，切实做到宽严并用。既要注意克服重刑主义思想影响，防止片面从严，也要避免受轻刑化思想影响，一味从宽。”

一方面，《意见》继续坚持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强调对严重刑事犯罪予以严厉打击。在明确严惩的对象和范围的同时，还对司法实践中应当特别强调的应予从“严”的情况作出规定，如强调“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即使被告人犯罪所得数额不大，也应依法从严惩处”。对于职务犯罪适用缓刑的问题，《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要严格掌握职务犯罪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认定标准与减轻处罚的幅度，严格控制依法减轻处罚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适用缓刑的范围，切实规范职务犯罪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

另一方面，《意见》较为全面地规定了“从宽”处罚的情形以及如何正确把握从宽情节。如规定“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犯罪情节轻微，或者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实施的较轻犯罪，或者被告人具有犯罪预备、犯罪中止、从犯、胁从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情节，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意见》对于司法实践中有分歧意见的问题，也特别予以明确。如规定“对于亲属以不同形式送被告人归案或协助司法机关抓获被告人而认定为自首的，原则上都应当依法从宽处罚;有的虽然不能认定为自首，但考虑到被告人亲属支持司法机关工作，促使被告人到案、认罪、悔罪，在决定对被告人具体处罚时，也应当予以充分考虑”。

(二)强调处理好政策和法律的关系

《意见》特别强调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确保贯彻政策不违背法律，执行法律又能充分体现政策精神。《意见》第3条规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切实贯彻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依照法律规定准确定罪量刑。从宽和从严都必须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这就明确了贯彻政策必须在法律的基础上进行。同时，《意见》又规定，“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治安形势的变化，尤其要根据犯罪情况的变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适时调整从宽和从严的对象、范围和力度。”这就为我们在司法活动中科学、适时、正确地贯彻政策留下了空间。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必须在依法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好政策的指导作用，这也是制定《意见》的一个基本考虑。对此，《意见》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来提出具体的政策导向：一是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提出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如对老年人犯罪是否从宽处

理，法律没有规定。对此，《意见》明确规定：“对于老年人犯罪，要充分考虑其犯罪的动机、目的、情节、后果以及悔罪表现等，并结合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酌情予以从宽处罚。”这一规定的法律依据是刑法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关于量刑基本原则的规定。

二是对法律虽有规定，但规定较为原则的情况进行明确。如法律规定对累犯和毒品再犯应当从重处罚，但只是原则性规定，没有进一步细化从重处罚的不同情况。对此，《意见》规定：“要依法从严惩处累犯和毒品再犯。凡是依法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即使犯罪情节较轻，也要体现从严惩处的精神。尤其是对于前罪为暴力犯罪或被判处重刑的累犯，更要依法从严惩处。”又如法律规定对具有立功情节的被告人可以从宽处理，但对具有立功情节的共同犯罪人，如何区别对待则不明确。对此，《意见》规定：“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对于主犯或首要分子检举、揭发同案中地位、作用较次的犯罪分子，构成立功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应当从严掌握，从轻处罚后导致全案量刑失衡的，一般不予从轻处罚;如果检举、揭发的是其他犯罪案件中罪行同样严重的犯罪分子，或者协助抓获的是同案中其他主犯、首要分子的，原则上应予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从犯或犯罪集团中的一般成员立功，特别是协助抓获主犯、首要分子的，应当充分体现政策，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三是对司法实践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提出处理的原则。如对于“从宽”与“从严”情节并存的案件如何处理?司法实践中把握不尽一致。对此，《意见》规定：“对于被告人同时具有法定、酌定从严和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案件，要在全面考察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基础上，结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治安状况等因素，综合作出分析判断。”

四是对一些原则性的刑事政策进行了具体阐释。如《意见》规定：“要准确理解和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要依法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统一死刑案件的裁判标准，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拟判处死刑的具体案件定罪或者量刑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得出唯一结论。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但只要是依法可不立即执行的，就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三)强调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宽严相济政策作为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其目的不仅仅在于为刑事司法活动提供明确的政策标准和界限，规范司法行为，更深远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化消

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进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对此，《意见》作出的一些规定，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比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工作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宽严相济政策关系不大，但实际上，一些因民间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如果被告人或其亲属积极赔偿，取得被害方的谅解，就应当充分考虑对被告人依法从轻处罚。它可以有效地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从根本上讲，与宽严相济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因此，《意见》专门规定：“要尽可能把握一切有利于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结案的积极因素，多做促进当事人双方和解的辨法析理工作，以更好地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努力做到案结事了。要充分发挥被告人、被害人所在单位、社区基层组织、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和近亲属在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协调各方共同做好促进调解工作，尽可能通过调解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并以此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的谅解，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再如，《意见》提出，在依法减刑、假释时，对于确有履行能力而不积极主动履行附带民事赔偿责任的，应当从严掌握;对于积极履行民事赔偿责任的，则应当根据悔改表现予以从宽掌握。这些都有利于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

(四)强调制度保障，力求收到实效

为了确保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得到切实的贯彻落实，《意见》强调加强相关的工作机制建设，将工作机制问题单列为一个部分，专门作出了规定。如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机制问题规定：“要建立健全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刑事案件审理机制，寓教于审，惩教结合，通过科学、人性化的审理方式，更好地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促使未成年犯罪人早日回归社会。要积极推动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改造和管理的各项制度建设。对公安部门针对未成年人在缓刑、假释期间违法犯罪情况报送的拟撤销未成年犯罪人的缓刑或假释的报告，要及时审查，并在法定期限内及时做出决定，以真正形成合力，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戒和预防工作。”

《意见》要求不断推进量刑规范化试点、案例指导、刑事和解、刑事被害人救助等工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意见》还规定，要不断建立和完善法官考评机制、人民法院与相关政法部门的联系协调机制等，这些都将为人民法院全面、深入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供更加坚实、可靠的制度保障。

三、关于《意见》的贯彻落实

《意见》是人民法院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性文件，对做好刑事审判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意见》得到切实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充分认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新时

期的重大意义，认真组织对《意见》的学习，深刻领会精神，切实增强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自觉性，将这一政策的基本要求落实到刑事审判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中去，确保办案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今年上半年，最高人民法院将举办全国高级、中级法院刑事审判法官培训班，在法治理念、专业知识、审判技能等方面进行集中培训。届时，对《意见》的学习领会将作为培训的一项重要内容，以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全面理解和正确执行党和国家基本刑事政策的能力，在今后的工作中，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加强指导，对各级人民法院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情况进行检查，确保《意见》在审判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死刑复核案件以及其他类型的案件时，将更加严格准确地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通过个案的审理起到示范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和其他法律文件，将充分地体现《意见》的精神，确保政策适用的连续性、稳定性，力求实现审判工作的最佳效果。

第二篇：浅谈公安机关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是中共中央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具体地执法工作中，公安机关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这项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笔者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认真领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与实质

2005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2005年12月，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同志要求“政法机关要更加注重运用多种手段化解矛盾纠纷，更加注重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并明确指出宽严相济是“指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必须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严厉打击，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在稳准狠和及时性上体现这一方针；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依法从宽的一面，对轻微违反犯罪人员，对失足少年，要继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有条件的可适当多判一些缓刑，积极稳妥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这里明确界定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指出了从严从宽的工作方向。200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全面系统地阐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具体体现，首先必须体现“严”，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打”方针，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同时区别对待，对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人员，多开展教育感化工作。使轻罪与重罪分别依法得到妥当的处理，做到既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又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以获得刑罚效果的最大化。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旨在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可见，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并不是对“严打”方针的弱化和否定，而是新形势下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密切结合，是对“严打”方针的有益补充。

二、正确认识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意义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稳定是和谐的基础，和谐是稳定的最高境界。公安机关执法实际中，在坚持严打方针的同时，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既能有力地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律的权威，又要充分运用依法从宽的刑事政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不仅集中力量打击了严重犯罪，还从根本上缓解了社会冲突，减少了社会对抗,促进了社会和谐。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强化人民警察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不能仅靠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来保障依法办案,在执法中必须转变执法理念,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核心,调和人权保障与利益保护之间的关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宽严适度、有据，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是落实了维护社会秩序与保护人权,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理念。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对于严重刑事犯罪,该从重的要坚决从重,对于具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该兑现政策的要依法予以从宽处理。如果因为严打而不兑现政策,就会导致犯罪分子丧失对国家法律的信任度。坚持宽严相济,能够产生积极的、正面的社会效果，能够实现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执法形式与执法目的，追求效率与实现公正的有机统一。

三、公安机关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几点建议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安刑事执法工作中如何运用，具体应把握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突出“从严”,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社会丑恶现象。首先，必须长期坚持“严打”方针，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多年的“严打”实践证明，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是遏制犯罪急剧上升的有效措施，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因此，公安机关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严打”方针，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真正把“严打”方针贯彻到日常执法工作的各个环节。其次，要根据公安部的部署，加大对黑恶势力、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经济犯罪和毒品犯罪等五类犯罪的打击力度，立足本地的社会治安实际和违法犯罪特点确定打击重点，坚持集中整治与日常严打相结合，增强严打斗争的及时性和针对性。第三，要充分运用劳动教养措施，对那些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欺行霸市，或者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群众、恶习较深，扰乱社会治安稳定的，该劳教的坚决予以劳教。此外，对于卖淫嫖娼、吸食注射毒品等十分突出的问题，加大整治力度，通过收容教育、强制戒毒等手段集中打击社会丑恶现象。

另一方面，要突出“从宽”，深入探索公安执法过程中的应对措施。

第一，把好案件源头。刑事案件的立案必须具备有能够证明犯罪事

实的基本证据，符合法定立案标准，该立则立，不该立的不立。根据现有材料尚不足以做出立案决定的，进一步开展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作出是否立案。如果扩大立案范围，随意立案，会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如：某市曾发生某学校教师周xx因涉嫌强奸一事被立为刑事案件，周xx在被公安机关传唤、讯问后，觉得丢失了面子，一时想不通而自尽。经公安机关调查，案件不存在，根本不够立案。

第二，推行刑事调解。所谓刑事调解，是指犯罪发生之后，经由公安机关或其他调解人使受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对刑事责任问题达成的协议，受害方不追究加害方的刑事责任，加害方则可能为此对受害方进行物质性赔偿等。刑事调解制度给冲突双方解决矛盾提供了机会，能够有效地减少和消除矛盾，尽可能地减少法院判决后的消极因素，有助于在全社会增进和谐协调的社会关系。刑事调解制度在实体上能够确保被害人的实质利益；在程序上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诉程序中之参与地位；在法理上合乎刑事追诉经济原则，有利于提升加害人社会责任感。它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满意度，降低再犯率，它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涵的“和为贵”的理念相一致。轻伤害案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邻里纠纷、家庭纠纷、日常琐事引发的，加害人往往是出于一时冲动，事发后又追悔莫及。一般来说，此类案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双方的激愤情绪小，具有调解基础。如能调解结案，则能让亲情得以维系，让家庭得以稳定，让邻里得以和睦，让社会得以和谐。对此类案件，我们在及时全面调查取证的同时，尽力做加害人和被害人双方的调解工作，促成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对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得到执行且符合其他撤案条件的轻伤害案件，一律予以撤销案件。如某派出所办理的齐某故意伤害案，调查取证情况充分证明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但本案双方当事人系亲戚关系，若简单地刑拘、逮捕，可能导致日后两个家庭矛盾进一步激化。后经了解，双方都有调解的意向。于是办案民警就调解问题给双方做了一些教育工作，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双方的矛盾得以化解。但对达不成调解协议、加害人无悔罪表现、不是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轻伤害案件，则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运用刑事调解的案件范围，应当严格控制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章第4条规定的八类刑事案件范围内。不能滥用刑事调解，杜绝滥用职权、放纵犯罪行为的发生。

第三，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我们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的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从严处理。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过失犯罪，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做到当宽则宽。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措施，也为将来法院对其从轻定罪量刑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有的犯罪嫌疑人按照其犯罪情节很有可能被判处拘役或缓刑，按正常程序刑拘、逮捕、起诉、判刑，犯罪嫌疑人可能被羁押达半年以上，最终的判决结果可能体现不了对其从轻处罚，造成形式上的从轻，而事实上未予从轻，更没有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情形。

第四，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轻罪实行非刑事化处理。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犯罪案件，以宽宥为基本原则，以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维护社会稳定为双重目的，通过使用轻缓处理方法引导未成年人走向正确道路。对于在校学生犯轻罪，由办案单位与学生家长、学校共同研究帮教措施，切实保障未成年人能够在重返社会后得到全方位的帮教和挽救。对于社会青年对在校学生实施的犯罪，则采取严厉打击提早控制的方法，有效治理学校周边的治安环境秩序。2007年4月，未成年人在校学生李某盗窃一出租车内钱物后被抓获。经深入调查，李某盗窃价值未满捌佰元，系初犯且认错态度较好，最后李某仅被裁决行政拘留且不予执行。当办案人员将李某交给其家人领回时，其家人喜极而泣，感谢公安机关人性化执法，给孩子改过自新的机会，并表示今后一定对孩子严加管教。李某也发誓一定痛改前非。我局刑警大队在办理刘某盗窃案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刘某的年龄认定存在疑问，办案单位进一步调查后依法对其撤销案件的决定，有效地保护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注入人文关怀。***部长强调，全国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要真正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作为公安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到每一名民警的思想和行动中去，落实到每一个执法环节中去，落实到每一项公安工作中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作出新贡献。公安机关在办案中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轻微犯罪适用非刑事化处理的办法，一般予以治安处罚，不动用刑罚手段。侦查活动中涉及到犯罪嫌疑人和证人有单位的需进行传唤、讯问的，尽量减少和避免给其带来的不利影响；执行抓捕任务时,尽量避免犯罪嫌疑人家中的老人、未成年人或病人在场；搜查中不扣押与案件无关的物品，注重维护企业声誉，不随意查扣企业厂房和设备，将责任意识和人文关怀贯穿于办案的每一环节。

第三篇：如何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急剧上升，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称为当今世界的“三大公害”。如何有效地达到既有力地打击犯罪，又注意保护末成人合法权益，促进其健康成长，是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针对青少年犯罪逐年呈增长趋势的特点，政法机关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目前已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近年来，检察机关在工作中提出

对刑事案件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提出了很好的思路。本文从近几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和处理情况谈谈如何对未成年人犯罪施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一、对青少年犯罪处理的情况

（1）缓刑使用过多。在对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时，审判机关没有完全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即本人的人身危险性，犯罪情节后果等。在未成年人抢劫案件中，除少数因作案次数多，没有判缓刑外，不论是否投案自首，几乎都判缓刑。2004年至2006年8月份，我院共接到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有罪判决34件68 人，其中，判处缓刑的35人，占未成年犯罪有罪判决总数的51.5 %。

（2）打击力度不大。通过对未成年人的量刑，没有起到很好的威慑作用。我县未成年人犯罪不仅没有明显下降，而且呈上升趋势，2001年10人，2002年18人，2003年22人。并且在判刑后重新犯罪现象也十分突出，如周磊，2002年12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孙志强，2003年4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半年缓刑一年。二人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纠集五人，于2003年6月再次进行抢劫犯罪活动。

（3）附加罚金刑过多。未成年人往往由其监护人承担，本人无独立生活能力，无直接收入来源。法院判处未成年人罚金往往由监护人交纳，不仅不能实现剥夺其犯罪资本的刑罚目的，相反形成以钱赎罪的印象，因此达不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之效果。

二、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常出现的误区

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我们在办理过程中常出现思想认识上的不统一，实际处理上的不统一，不是失之于宽，就是失之于严，未成很好地把握恰当的尺度。

当我们在贯彻落实“严打”方针时，往往专注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应受刑事制裁本身，强调以严厉的法律手段惩罚犯罪而达到遏制犯罪的目的，也即片面强调一个打击和惩罚效应，这就是误区之一。偏重于严，就会忽略惩罚与教育相结合而以教育为主的原则，达不到挽救的目的。例如一个未成年人平时表现不错，偶然地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但是处于可捕可不捕、可诉可不诉、可判可不判（罪）的情况下，“严”以处之捕、诉、判的话，很有可能将他过早地“推”入一个染缸，难保使他在看守所、监狱里不受到某种负面的“帮教”，很难说不会使他陷得更深而丧失改过自新的希望，从而更加仇视社会。这样非但达不到挽救的目的，反而是增加了一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误区之二，就是我们一味地只看到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轻缓刑事政策，凡遇到对象是未成年人，一概从轻处理，不批捕、不起诉。结果就是依法应捕、应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我们的片面认识之下不捕不诉，以为这就是在进行教育挽救了。殊不知刑事惩罚本身也是一种教育，只不过是一种严厉的教育方式而已，有时则是一种既有力又有效的教育。如一个系未成年人的在校学生，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其主观恶性较大，手段残忍，社会危害大，我们如果考虑到他是在校学生的因素，出于挽救的目的而不捕不诉的话，这在他本人心里就会产生意外逃脱惩罚的侥幸，很难说以后不会再轻易以身试法。片面地重保护，轻打击，这无疑也在客观上纵容了犯罪。

这些误区产生的根源在于，一是在每个办案人员的认识、理念以及理解相关法条的不一致；二是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所依据的既有相关刑事法律规范，又有“严打”方针和“轻缓”政策，在具体运用时有时显得无所适从，由此难免产生处理上的偏差。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应力求避免这种误区，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更要准确地适用法律，深刻地领会立法及相关刑事政策的本意，克服随意性、片面性，力争做到在思想认识、理解法律、具体办理中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如此才能更好地维护法律的尊严。而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原则，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尺度，则是我们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避免上述误区的唯一有效方法。

三、宽严相济，依法正确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正确理解和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贯彻落实于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工作之中，以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什么是宽严相济呢？宽严相济就是宽大与严厉相结合，就是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宽大以严厉为底线，严厉中又要保障人权，体现以人为本。“济”，在此有相互渗透、补充、结合的意思。宽严相济就是宽与严的对立统一，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0〕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中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形势下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它对于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

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组织学习，充分认识《意见》对于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指导作用。要深刻领会《意见》精神，切实增强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自觉性，将这一政策的基本要求落实到刑事审判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中去，切实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确保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落实好今年政法工作的“三项重点工作”，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的具体问题，请及时层报我院。

二〇一〇年二月八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全过程，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在新时期的继承、发展和完善，是司法机关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人民，保障人权，正确实施国家法律的指南。为了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切实贯彻执行这一政策，特制定本意见。

一、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总体要求

1、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2、要正确把握宽与严的关系，切实做到宽严并用。既要注意克服重刑主义思想影响，防止片面从严，也要避免受轻刑化思想影响，一味从宽。

3、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切实贯彻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依照法律规定准确定罪量刑。从宽和从严都必须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

4、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治安形势的变化，尤其要根据犯罪情况的变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适时调整从宽和从严的对象、范围和力度。要全面、客观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和社会治安形势，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以及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注重从严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对于犯罪性质尚不严重，情节较轻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以及被告人认罪、悔罪，从宽处罚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5、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严格依法进行，维护法律的统一和权威，确保良好的法律效果。同时，必须充分考虑案件的处理是否有利于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社会稳定，是否有利于瓦解犯罪，化解矛盾，是否有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和回归社会，是否有利于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要注意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说明裁判理由，尤其是从宽或从严的理由，促使被告人认罪服法，注重教育群众，实现案件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依法从“严”的政策要求

6、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从“严”，主要是指对于罪行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当判处重刑或死刑的，要坚决地判处重刑或死刑；对于社会危害大或者具有法定、酌定从重处罚情节，以及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被告人，要依法从严惩处。在审判活动中通过体现依法从“严”的政策要求，有效震慑犯罪分子和社会不稳定分子，达到有效遏制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

7、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组织犯罪、邪教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恶势力犯罪、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等严重危害国家政权稳固和社会治安的犯罪，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强奸、绑架、拐卖妇女儿童、抢劫、重大抢夺、重大盗窃等严重暴力犯罪和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毒害人民健康的犯罪，要作为严惩的重点，依法从重处罚。尤其对于极端仇视国家和社会，以不特定人为侵害对象，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该重判的要坚决依法重判，该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

8、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滥用职权、失职渎职的严重犯罪，黑恶势力犯罪、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制售伪劣食品药品所涉及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发生在社会保障、征地拆迁、灾后重建、企业改制、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社会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发生在经济社会建设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严重商业贿赂犯罪等，要依法从严惩处。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犯罪中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涉案范围广、影响面大的，或者案发后隐瞒犯罪事实、毁灭证据、订立攻守同盟、负案潜逃等拒不认罪悔罪的，要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对于被告人犯罪所得数额不大，但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也应依法从严惩处。

要严格掌握职务犯罪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认定标准与减轻处罚的幅度，严格控制依法减轻处罚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适用缓刑的范围，切实规范职务犯罪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

9、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对于集资诈骗、贷款诈骗、制贩假币以及扰乱、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等严重危害金融秩序的犯罪，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有毒有害食品等严重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走私等严重侵害国家经济利益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犯罪，重大环境污染、非法采矿、盗伐林木等各种严重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等，要依法从严惩处，维护国家的经济秩序，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10、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必须充分考虑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对于事先精心预谋、策划犯罪的被告人，具有惯犯、职业犯等情节的被告人，或者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在缓刑、假释考验期内又犯罪的被告人，要依法严惩，以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功能。

11、要依法从严惩处累犯和毒品再犯。凡是依法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即使犯罪情节较轻，也要体现从严惩处的精神。尤其是对于前罪为暴力犯罪或被判处重刑的累犯，更要依法从严惩处。

12、要注重综合运用多种刑罚手段，特别是要重视依法适用财产刑，有效惩治犯罪。对于法律规定有附加财产刑的，要依法适用。对于侵财型和贪利型犯罪，更要注重通过依法适用财产刑使犯罪分子受到经济上的惩罚，剥夺其重新犯罪的能力和条件。要切实加大财产刑的执行力度，确保刑罚的严厉性和惩罚功能得以实现。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不能退赃的，在决定刑罚时，应作为重要情节予以考虑，体现从严处罚的精神。

13、对于刑事案件被告人，要严格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切实做到不枉不纵。要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司法效率。特别是对于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引起社会关注的刑事案件，要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下，抓紧审理，及时宣判。

三、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依法从“宽”的政策要求

14、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从“宽”，主要是指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或者罪行虽然严重，但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以及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的被告人，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依法可不监禁的，尽量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

15、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犯罪情节轻微，或者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实施的较轻犯罪，或者被告人具有犯罪预备、犯罪中止、从犯、胁从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情节，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对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做好善后、帮教工作或者交由有关部门进行处理，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

16、对于所犯罪行不重、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较小、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要依法从宽处理。对于其中具备条件的，应当依法适用缓刑或者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同时配合做好社区矫正，加强教育、感化、帮教、挽救工作。

17、对于自首的被告人，除了罪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或者恶意地利用自首规避法律制裁者以外，一般均应当依法从宽处罚。

对于亲属以不同形式送被告人归案或协助司法机关抓获被告人而认定为自首的，原则上都应当依法从宽处罚；有的虽然不能认定为自首，但考虑到被告人亲属支持司法机关工作，促使被告人到案、认罪、悔罪，在决定对被告人具体处罚时，也应当予以充分考虑。

18、对于被告人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构成立功的，一般均应当依法从宽处罚。对于犯罪情节不是十分恶劣，犯罪后果不是十分严重的被告人立功的，从宽处罚的幅度应当更大。

19、对于较轻犯罪的初犯、偶犯，应当综合考虑其犯罪的动机、手段、情节、后果和犯罪时的主观状态，酌情予以从宽处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初犯、偶犯，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依法应当予以刑事处罚的，也应当尽量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

20、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在具体考虑其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其是否属于初犯，归案后是否悔罪，以及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行处理。对于偶尔盗窃、抢夺、诈骗，数额刚达到较大的标准，案发后能如实交代并积极退赃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罪行较轻的，可以依法适当多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依法可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免予刑事处罚。对于犯罪情节严重的未成年人，也应当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

21、对于老年人犯罪，要充分考虑其犯罪的动机、目的、情节、后果以及悔罪表现等，并结合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酌情予以从宽处罚。

22、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

23、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犯罪情节轻微，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24、对于刑事被告人，如果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且不影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一般可不采取羁押措施。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而被告人未被采取逮捕措施的，除存在被告人逃跑、串供、重新犯罪等具有人身危险性或者可能影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情形外，人民法院一般可不决定逮捕被告人。

四、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宽严“相济”的政策要求

25、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相济”，主要是指在对各类犯罪依法处罚时，要善于综合运用宽和严两种手段，对不同的犯罪和犯罪分子区别对待，做到严中有宽、宽以济严；宽中有严、严以济宽。

26、在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从严惩处的同时，对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从犯等法定或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还要注意宽以济严，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依法应当或可以从宽的，都应当在量刑上予以充分考虑。

27、在对较轻刑事犯罪依法从轻处罚的同时，要注意严以济宽，充分考虑被告人是否具有屡教不改、严重滋扰社会、群众反映强烈等酌定从严处罚的情况，对于不从严不足以有效惩戒者，也应当在量刑上有所体现，做到济之以严，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处罚，切实增强改造效果。

28、对于被告人同时具有法定、酌定从严和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案件，要在全面考察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基础上，结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治安状况等因素，综合作出分析判断，总体从严，或者总体从宽。

29、要准确理解和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要依法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统一死刑案件的裁判标准，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拟判处死刑的具体案件定罪或者量刑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得出唯一结论。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但只要是依法可不立即执行的，就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30、对于恐怖组织犯罪、邪教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进行走私、诈骗、贩毒等犯罪活动的犯罪集团，在处理时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对犯罪组织或集团中的为首组织、指挥、策划者和骨干分子，要依法从严惩处，该判处重刑或死刑的要坚决判处重刑或死刑；对受欺骗、胁迫参加犯罪组织、犯罪集团或只是一般参加者，在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符合缓刑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

对于群体性事件中发生的杀人、放火、抢劫、伤害等犯罪案件，要注意重点打击其中的组织、指挥、策划者和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积极参与者；对因被煽动、欺骗、裹胁而参加，情节较轻，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应当依法从宽处理。

31、对于一般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充分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不同，根据事实和证据能分清主从犯的，都应当认定主从犯。有多名主犯的，应在主犯中进一步区分出罪行最为严重者。对于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案件，要进一步分清各被告人的作用，准确确定各被告人的罪责，以做到区别对待；不能以分不清主次为由，简单地一律判处重刑。

32、对于过失犯罪，如安全责任事故犯罪等，主要应当根据犯罪造成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被告人主观罪过的大小以及被告人案发后的表现等，综合掌握处罚的宽严尺度。对于过失犯罪后积极抢救、挽回损失或者有效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的，要依法从宽。对于造成的危害后果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情节特别恶劣或案发后故意隐瞒案情，甚至逃逸，给及时查明事故原因和迅速组织抢救造成贻误的，则要依法从重处罚。

33、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对于主犯或首要分子检举、揭发同案地位、作用较次犯罪分子构成立功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应当从严掌握，如果从轻处罚可能导致全案量刑失衡的，一般不予从轻处罚；如果检举、揭发的是其他犯罪案件中罪行同样严重的犯罪分子，或者协助抓获的是同案中的其他主犯、首要分子的，原则上应予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从犯或犯罪集团中的一般成员立功，特别是协助抓获主犯、首要分子的，应当充分体现政策，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34、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等严重犯罪；恐怖组织犯罪、邪教组织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等有组织犯罪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毒品犯罪再犯的严重犯罪者；确有执行能力而拒不依法积极主动缴付财产执行财产刑或确有履行能力而不积极主动履行附带民事赔偿责任的，在依法减刑、假释时，应当从严掌握。对累犯减刑时，应当从严掌握。拒不交代真实身份或对减刑、假释材料弄虚作假，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不得减刑、假释。

对于因犯故意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犯罪，致人死亡或严重残疾而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或无期徒刑的罪犯，要严格控制减刑的频度和每次减刑的幅度，要保证其相对较长的实际服刑期限，维护公平正义，确保改造效果。

对于未成年犯、老年犯、残疾罪犯、过失犯、中止犯、胁从犯、积极主动缴付财产执行财产刑或履行民事赔偿责任的罪犯、因防卫过当或避险过当而判处徒刑的罪犯以及其他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罪犯，在依法减刑、假释时，应当根据悔改表现予以从宽掌握。对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确有悔改表现的，依法予以减刑，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假释条件的，应当依法多适用假释。

五、完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作机制

35、要注意总结审判经验，积极稳妥地推进量刑规范化工作。要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逐步把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充分实现量刑的公正和均衡，不断提高审理刑事案件的质量和效率。

36、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通过总结审判经验，制发典型案例，加强审判指导，并制定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性文件，推进对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案例指导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

37、要积极探索人民法庭受理轻微刑事案件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人民法庭便民、利民和受案、审理快捷的优势，进一步促进轻微刑事案件及时审判，确保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38、要充分发挥刑事简易程序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促进司法公正的功能，进一步强化简易程序的适用。对于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的第一审公诉案件，要依法进一步强化普通程序简化审的适用力度，以保障符合条件的案件都能得到及时高效的审理。

39、要建立健全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刑事案件审理机制，寓教于审，惩教结合，通过科学、人性化的审理方式，更好地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促使未成年犯罪人早日回归社会。要积极推动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改造和管理的各项制度建设。对公安部门针对未成年人在缓刑、假释期间违法犯罪情况报送的拟撤销未成年犯罪人的缓刑或假释的报告，要及时审查，并在法定期限内及时做出决定，以真正形成合力，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戒和预防工作。

40、对于刑事自诉案件，要尽可能多做化解矛盾的调解工作，促进双方自行和解。对于经过司法机关做工作，被告人认罪悔过，愿意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从而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由自诉人撤回起诉，或者对被告人依法从轻或免予刑事处罚。对于可公诉、也可自诉的刑事案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理，依法定罪处罚。对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等轻微刑事案件，诉至法院后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应当予以准许并记录在案。人民法院也可以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此类案件尝试做一些促进和解的工作。

41、要尽可能把握一切有利于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结案的积极因素，多做促进当事人双方和解的辨法析理工作，以更好地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努力做到案结事了。要充分发挥被告人、被害人所在单位、社区基层组织、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和近亲属在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协调各方共同做好促进调解工作，尽可能通过调解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并以此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的谅解，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42、对于因受到犯罪行为侵害、无法及时获得有效赔偿、存在特殊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及其亲属，由有关方面给予适当的资金救助，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各地法院要结合当地实际，在党委、政府的统筹协调和具体指导下，落实好、执行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

43、对减刑、假释案件，要采取开庭审理与书面审理相结合的方式。对于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原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要一律开庭审理。对于故意杀人、抢劫、故意伤害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暴力犯罪分子，有组织犯罪案件中的首要分子和其他主犯以及其他重大、有影响案件罪犯的减刑、假释，原则上也要开庭审理。书面审理的案件，拟裁定减刑、假释的，要在羁押场所公示拟减刑、假释人员名单，接受其他在押罪犯的广泛监督。

44、要完善对刑事审判人员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监督机制，防止宽严失当、枉法裁判、以权谋私。要改进审判考核考评指标体系，完善错案认定标准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法官考核机制。要切实改变单纯以改判率、发回重审率的高低来衡量刑事审判工作质量和法官业绩的做法。要探索建立既能体现审判规律、符合法官职业特点，又能准确反映法官综合素质和司法能力的考评体制，对法官审理刑事案件质量，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刑事审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进行全面、科学的考核。

45、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等部门的联系和协调，建立经常性的工作协调机制，共同研究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作措施，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要根据“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法律原则，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既各司其职，又进一步形成合力，不断提高司法公信，维护司法权威。要在律师辩护代理、法律援助、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开展社区矫正等方面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和协调，促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效实施。

第五篇：贯彻宽严相济把握刑事和解

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明确要求。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当前检察机关的一个重大课题，全市检察机关认真研究具体措施，把严格执行法律与执行刑事政策有机统一起来，把执法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起来。围绕构建和谐**，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化解矛盾，促进和谐。

一、深入理解宽

严相济、刑事和解的内涵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科学判断犯罪态势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所作的新思考、所提的新理念，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宽严相济”的严，是指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打”方针，集中力量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宽严相济”的宽，是指要坚持区别对待，应当依法从宽的就要从宽处理。对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人员，尽可能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宽严相济的基本含义可概括为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它是宽与严的统一体。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宽与严的把握有时没有掌握好标准，同时受传统司法观念的束缚，长期以来大量轻微刑事案件无区别地经历着侦查、起诉、审判的流程，被害人的求偿权被淡化。

为更好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保护好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取得国家与当事人“双赢”的效果，2006年以来，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刑事和解机制，认真学习了省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并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初犯、偶犯或轻微刑事犯罪案件，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做到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努力减少社会对立面。去年，全市检察机关对推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作出相对不捕决定48人，作出不起诉决定58人，建议法院从轻处理60人，所办案件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今年一季度，全市检察机关全面推行刑事和解办案方式，对9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相对不捕的处理，对7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建议法院从轻处理10人，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和谐。

为加大宽严相济、刑事和解的适用力度，我们明确要求检察机关在受理案件后，对于没有达成刑事和解的，可以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进行刑事和解，或者通知其到有关单位进行调解。在执法办案的各个环节既不能失之过宽，也不能限定过窄。为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和解的内涵，我们确定了一个恰当范围，以保证被害人、侵害人的合法权益与社会的公共利益不至失衡，我们在办案中做到“三个重点把握”：

1、重点把握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我们把适用对象重点严格限定为过失犯、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罪等轻微刑事案件，因这几类犯罪主观恶性较小，法定刑一般在三年以下，适用刑事和解，既有利于补救社会关系，也能很好地达到矫正犯罪、预防再犯的目的。

2、重点把握刑事和解的案件类型。我们促成刑事和解的案件重点是自诉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轻伤害案件等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轻微刑事案件。其中，着重促成故意伤害（轻伤）、重婚、遗弃、妨害通信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交通肇事和未成年人犯罪等案件达成和解。如袁某、文某故意伤害案。犯罪嫌疑人文某和袁某骑摩托车在北二环路五医院附近摔倒后，文即打电话通知周某(在逃)，周坐被害人鲁某驾驶的汽车赶到，周因为车费价格与鲁发生争执。周某、文某、袁某对鲁拳打脚踢，周抓住鲁的头往地上撞，致其轻伤。案发后，双方自愿达成了民事赔偿协议，并已对协议内容全部履行。该案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严格把握尺度，大胆适用刑事和解，努力促成双方和解，取得了很好的办案效果，既救济了被害人的权利，又化解了社会矛盾。此外，为准确把握刑事和解适用范围，我们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贪污贿赂、渎职案件不能适用刑事和解。

3、重点把握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适用条件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均自愿进行和解；犯罪嫌疑人能够履行和解协议中的补偿内容；犯罪嫌疑人的再犯可能性和可改造程度得到合理评价并得到合理控制等。同时，对累犯、惯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一般不适用刑事和解。

二、针对不同的刑事和解案件，作出适当的处理决定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多大程度的从宽处理，如何通过不同的处理决定，使不同案件最大可能地实现刑事和解制度的公平正义目的？在这一方面，检察机关紧密结合办案实践，提出了如下四种模式：

1、对未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作特殊处理。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要充分体现依法从宽的一面。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在个案中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有无帮教条件等情况，根据案情，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并采取有效帮教措施，教育和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如**县检察院建立了针对未成年人的办案机制。对此类案件选派业务骨干处理，广泛开展“法律救助”活动。对于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均不大的未成年犯，建立“救助档案”，长期进行跟踪教育。检察机关与家庭、学校、社区互相配合，共同帮教，帮助他们增强法律意识，走出犯罪的阴影，重回社会的怀抱。这种做法得到了省检察院的充分肯定，今后我们也将进一步

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2、依法作相对不捕或相对不起诉的处理。对于犯罪情节轻微、赔偿全部到位、被害人提请对嫌疑人从宽处罚的案件，依法作相对不捕或相对不起诉的处理。如**区检察院在办理卢某等五人信鸽诈骗案时，除对两名主犯依法逮捕外，对其余三名情节轻微的从犯作出了不捕的处理，充分体现了刑事政策中严中有宽、宽严有别。又如**区检察院办理的杨某交通肇事案、刘某交通肇事案，两案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家属达成了民事调解协议，并积极支付了全部赔偿款，被害人家属向检察机关请求对肇事者从轻处理。于是，**区检察院对这两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相对不起诉的处理。这样既减少了被害人家属的“诉累”，对其失去亲人的痛苦也是一种抚慰；同时，对被不起诉人而言，也获得了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从而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在一定范围内促进了社会和谐。

3、依法向法院建议酌情从轻判处。对犯罪情节较重，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在提起公诉时依法发表从轻判处的意见。如贺某等人寻衅滋事致被害人轻伤一案。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承办人了解到被害人仍在住院治疗，急需医药费，遂多次做双方的思想工作，促成双方就民事部分达成了一致意见，使被害人顺利拿到医药费进行及时治疗。该案起诉到法院后，公诉人向法院移送了和解与赔偿的全部材料，并在公诉意见中建议对被告人酌情从轻量刑的意见。后来，被告人贺某等四人分别被判处拘役六个月到有期徒刑一年不等的刑罚，达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效统一。

4、依法改变刑事强制措施。对于达成刑事和解，采用取保候审不至于妨碍诉讼顺利进行的案件，可依法改变强制措施。如**县院办理的王某交通肇事案，在审查起诉阶段，该案双方当事人自愿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了协议，并全部履行。被害人家属请求检察机关对王某从轻处罚，**县检察院于是将正在执行逮捕的王某改为取保候审，最终作出相对不诉处理。

三、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1、刑事和解是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制定的一项全新的制度，对如何适用好这一制度，在办案实践中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总结。

2、在适用刑事和解办案中，对刑事和解案件适用范围的把握，不少办案人员还把握不很准确，对刑事和解有关制度理解不透彻，认识上有些模糊。

3、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当宽则宽，当严则严的理解和把握上存在一些片面认识。有的过分强调严，对犯罪分子要狠狠打击，以体现刑法的威严。有的则认为要从宽，多用教育感化的办法，更多体现法律人性化的一面，进而导致在办案中失之过宽。

四、加强此项工作的建议和意见

1、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加大宣传力度，尤其是在办案人员中要加强学习和指导，使办案人员切实转变执法理念，规范办案行为。

2、对刑事和解的有关规定要加强学习，上级办案机关要加强对下级的指导。办案中要大胆适用，积极总结好的办案经验。

3、在适用刑事和解中要严格掌握政策，克服不健康、不正确的思想，严防少数办案人员利用刑事和解搞权钱交易，徇私枉法，造成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