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场所如何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第一篇：劳教场所如何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劳教工作中的应用

为构建和谐社会，最大限度地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中央政法委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劳动教养工作做为政法工作的一部分，也要积极推进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为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具体实践上，劳动教养机关应如何贯

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笔者根据劳动教养制度和劳动教养工作实际情况，认为宽与严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是相辅相承的，没有宽就没有严，没有严就没有宽。同时，宽与严还要掌握好尺度，既没有无原则的宽，也没有无度的严，宽与严要在劳动教养法律法规所允许的范围实施，只有在这个范围内当宽则宽，当严则严，才能达到宽严相济的效果。劳动教养机关对“从宽”和“从严”政策落实应从下面两点入手。

一、在权利保障上“从宽”，在管理上“从严”

劳动教养人员的权利，是指劳动教养人员作为劳动教养法律关系的主体，在劳动教养期间依照法律应当享有的权利。充分保障劳动教养人员的合法权利，是劳动教养工作长期以来努力实现的目标，也是建设民主政治、实现政治文明的必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教养人员充分享受合法权利应尽量宽泛。

劳教人员权利的主要内容。根据我国宪法及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劳动教养人员的基本权利主要包括：生命健康权利；人身保护权利；基本政治权利和社会发展权利；财产与家庭权利；司法救济权利；就业保障权利。虽然劳动教养人员有了许多的权利，但在现行劳动教养法律法规中，劳动教养人员的权利规范存在着许多问题与弊端。

（一）劳动教养人员权利规范层次低，缺少保障机制

目前仅有的两部劳动教养专门法律《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均未对劳动教养人员的权利进行任何规范。只是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和其他行政规章中，涉及某些具体业务时才对劳动教养人员的相关权利进行了规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总则部分未对劳动教养人员的权利进行任何规范。现行劳动教养法律虽然对劳动教养人员的某些权利进行了规范，但却没有注意建立保障这些权利的有效机制，从而使其难以真正实现。例如，《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教育时间，在一般情况下，每天不少于三小时，劳动不超过六小时。”但在实践中，由于财政保障不足，劳动教养人员超时、超体力劳动已成为难以克服的“顽疾”，学习时间、休息时间常被侵占，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教养人员的学习权、休息权很容易遭到侵犯。

（二）缺乏对权利规范的审查机制，某些条款过于笼统

由于我国尚示建立法律法规审查制度，现行法律法规中难免存在违宪或者违反上位法的条款，劳动教养法律法规也不例外。例如有的劳动教养管理所制定的所规队纪规定的“处于严管期间的劳动教养人员，其信件可以检查。”这些不合理的政策正在威胁着劳动教养人员合法权利的实现。

有些法律法规条款过于笼统，不便操作。例如，《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第八条规定：“劳动教养管理所对收容的劳动教养人员应当进行体格复查和入所安全检查，收缴违禁品；……”但却未规定“违禁品”的具体范围。在实践中，若将引起警觉的物品都当做“违禁品”予以收缴，则难免侵犯劳动教养人员的合法财产权。

（三）“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在实践中难以落实

首先，现行劳动教养法律中并未作出劳动教养人员“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的规定，这就使其法定权利失去了广泛性；其次，劳动教养场所许多不成文的“习惯”做法大有侵权之嫌。例如要求男性劳教人员一律剃光头，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刺激性很大，劳动教养人员对自己的发型应有一定的选择权，除怪异发型外，应允许其蓄留大众式发型。

现行劳动教养人员权利规范的上述弊端提示我们，劳动教养人员的权利应该体现从宽的政策，才能切实保障劳动教养人员合法权利不受侵犯。

对劳动教养人员管理是劳动教养执行机关在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依法对被劳动教养人员执行劳动教养过程中，直接实施的教育挽救活动及日常生活事务管理的一项行政执法活动。劳动教养执行机关依法对劳动教养人员实行严而有据，严而有度，严而有理的“从严”管理形式，能充分体现劳动教养制度的人道主义本质和保障人权的法治特色。

《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规定“劳动教养机关对劳动教养人员的管理，必须全面贯彻依法管理、严格管理、文明管理、科学管理的原则，加强执法工作规范化建设，提高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水平。”其中，严格管理的原则就是指劳动教养管理所依照劳动教养工作方针、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严格的所规所纪、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奖惩制度，使劳动教养人员的一切活动，置于劳动教

养人民警察的监督、指导之下，以取得最佳管理的基本原则。

（一）制定严格的纪律和制度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良好的纪律和制度约束，劳教人员如一盘散沙，没有任何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没有良好的改造秩序，就是劳教人员自身的权利也无法保障。有了严格明确的纪律和制度，劳动教养人员的行为就有了遵循的规范和标准，劳动教养人民警察就可以按照这些规范去约束和管理劳动教养人员，减少或避免滥用职权等违法违纪现象发生。

（二）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

劳动教养人员要在劳动教养人民警察的指导下，建立民主管理组织、生活组织、劳动组织、学习组织。通过在劳动教养人员建立组织，使管理活动纳入到组织当中去，使管理工作有秩有序，可以使劳动教养人员树立组织观念。例如伙委会，就是劳教人员管理每日饮食标准和质量组织，劳动教养人员就是通过这个组织对饮食质量提出改进的意见，而不是无序的起哄闹事。

（三）实行严格的考核奖惩

严格的考核与奖惩是严格管理的直接体现，也是保证严格管理实施的重要条件。劳动教养人员在劳动教养期内表现的好与坏都与奖惩直接挂钩，对表现好的劳动教养人员实行奖励，对表现差的、甚至严重违反纪律的劳动教养人员要惩罚，通过考核与奖惩实现严格管理的目标，保障严格管理的实施。在实施严格管理的过程中达到考核严肃、奖惩严明。

严格的劳动教养管理，能保障场所安全稳定，有效地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消除隐患，在发生所内违法犯罪活动时，能够及时制止并予以惩罚，保证教育挽救工作的顺利进行。严格的劳动教养管理，能促进劳动教养人员思想转化和矫正恶习，劳动教养过程，就是通过强制的手段促进劳动教养人员思想转化和矫正恶习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因此，在劳动教养人员管理上“从严”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一项重要的执法活动。

二、对表现好的劳教人员“从宽”，对表现差的劳教人员“从严”

劳动教养人员在接受教育改造过程中，由于对劳动教养认知的不同，在改造效果上也不同。对于能够认罪认错、安心改造、接受改造、遵规守纪、服从管理的劳动教养人员就是表现好的；反之，拒不认罪认错，无理取闹，违反所规所纪，拒不服从管教的劳教人员就是表现差的。对待好与差的劳动教养人员在宽与严上就要有明显的区别，在管理模式，对表现好的劳动教养人员实行“半开放式”或“开放式”管理，实施宽松管理政策，而对表现差的劳教人员要实行“封闭式”管理，实施严格的管理，突出管理的强制性，注重教育的系统性，实行劳动教养人民警察直接管理。

以“半开放式”管理的劳动教养人员为例看可以“从宽”的内容。

（一）在管理尺度上放宽

半开放式管理的劳教人员在劳动教养人民警察的组织下可在业余时间自主开展娱乐性体育活动、自由学习、休息和所内商场自选购物，在所内享有较多的活动时间和空间。

（二）在享受待遇上优厚

半开放式管理的劳动教养人员在准放假上享有较高的优越性，对符合放假条件、因故不能回家的，可将假期折抵劳教期限；对表现良好的、家中有特殊情况需要回家处理的，予以准假。对半开放式管理的劳教人员会见也采用隔离电话，非吸毒劳教人员经批准可以同居与亲人同餐。可享受适度工资制。

（三）民主权利上扩大

在劳动教养人民警察主导下，可以进行劳动教养人员民主管理工作。对优秀劳教学员或改造表现较差的劳教人员测评；对呈报加减期、所外执行对象现实改造表现及是否呈报的测评；中队认为可以交付劳教人员代表评议、测评、评比或提出建议的其他事务。

以上事例说明，在三段式管理模式中，对待表现好的劳动教养人员级别高、处遇条件就好，改造的自由度就比较宽松。而表现差的劳教人员就要在劳动教养人民警察的严格管理之下实行强制性改造。通过这种宽与严的反差管理模式，其目的就鼓励上进，鞭策后进，让所有的劳动教养人员都有所进步，取得良好的改造成绩。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实现司法价值的客观要求，是我们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政策。劳动教养工作，只有审时度势，坚持宽严相济，才能产生积极的、正面的社会效果，也只有在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基础上，有利于挽救失足者，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第二篇：浅谈公安机关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是中共中央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具体地执法工作中，公安机关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这项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笔者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认真领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与实质

2005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2005年12月，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同志要求“政法机关要更加注重运用多种手段化解矛盾纠纷，更加注重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并明确指出宽严相济是“指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必须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严厉打击，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在稳准狠和及时性上体现这一方针；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依法从宽的一面，对轻微违反犯罪人员，对失足少年，要继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有条件的可适当多判一些缓刑，积极稳妥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这里明确界定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指出了从严从宽的工作方向。200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全面系统地阐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具体体现，首先必须体现“严”，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打”方针，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同时区别对待，对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人员，多开展教育感化工作。使轻罪与重罪分别依法得到妥当的处理，做到既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又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以获得刑罚效果的最大化。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旨在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可见，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并不是对“严打”方针的弱化和否定，而是新形势下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密切结合，是对“严打”方针的有益补充。

二、正确认识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意义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稳定是和谐的基础，和谐是稳定的最高境界。公安机关执法实际中，在坚持严打方针的同时，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既能有力地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律的权威，又要充分运用依法从宽的刑事政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不仅集中力量打击了严重犯罪，还从根本上缓解了社会冲突，减少了社会对抗,促进了社会和谐。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强化人民警察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不能仅靠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来保障依法办案,在执法中必须转变执法理念,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核心,调和人权保障与利益保护之间的关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宽严适度、有据，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是落实了维护社会秩序与保护人权,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理念。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对于严重刑事犯罪,该从重的要坚决从重,对于具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该兑现政策的要依法予以从宽处理。如果因为严打而不兑现政策,就会导致犯罪分子丧失对国家法律的信任度。坚持宽严相济,能够产生积极的、正面的社会效果，能够实现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执法形式与执法目的，追求效率与实现公正的有机统一。

三、公安机关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几点建议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安刑事执法工作中如何运用，具体应把握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突出“从严”,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社会丑恶现象。首先，必须长期坚持“严打”方针，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多年的“严打”实践证明，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是遏制犯罪急剧上升的有效措施，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因此，公安机关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严打”方针，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真正把“严打”方针贯彻到日常执法工作的各个环节。其次，要根据公安部的部署，加大对黑恶势力、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经济犯罪和毒品犯罪等五类犯罪的打击力度，立足本地的社会治安实际和违法犯罪特点确定打击重点，坚持集中整治与日常严打相结合，增强严打斗争的及时性和针对性。第三，要充分运用劳动教养措施，对那些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欺行霸市，或者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群众、恶习较深，扰乱社会治安稳定的，该劳教的坚决予以劳教。此外，对于卖淫嫖娼、吸食注射毒品等十分突出的问题，加大整治力度，通过收容教育、强制戒毒等手段集中打击社会丑恶现象。

另一方面，要突出“从宽”，深入探索公安执法过程中的应对措施。

第一，把好案件源头。刑事案件的立案必须具备有能够证明犯罪事

实的基本证据，符合法定立案标准，该立则立，不该立的不立。根据现有材料尚不足以做出立案决定的，进一步开展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作出是否立案。如果扩大立案范围，随意立案，会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如：某市曾发生某学校教师周xx因涉嫌强奸一事被立为刑事案件，周xx在被公安机关传唤、讯问后，觉得丢失了面子，一时想不通而自尽。经公安机关调查，案件不存在，根本不够立案。

第二，推行刑事调解。所谓刑事调解，是指犯罪发生之后，经由公安机关或其他调解人使受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对刑事责任问题达成的协议，受害方不追究加害方的刑事责任，加害方则可能为此对受害方进行物质性赔偿等。刑事调解制度给冲突双方解决矛盾提供了机会，能够有效地减少和消除矛盾，尽可能地减少法院判决后的消极因素，有助于在全社会增进和谐协调的社会关系。刑事调解制度在实体上能够确保被害人的实质利益；在程序上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诉程序中之参与地位；在法理上合乎刑事追诉经济原则，有利于提升加害人社会责任感。它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满意度，降低再犯率，它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涵的“和为贵”的理念相一致。轻伤害案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邻里纠纷、家庭纠纷、日常琐事引发的，加害人往往是出于一时冲动，事发后又追悔莫及。一般来说，此类案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双方的激愤情绪小，具有调解基础。如能调解结案，则能让亲情得以维系，让家庭得以稳定，让邻里得以和睦，让社会得以和谐。对此类案件，我们在及时全面调查取证的同时，尽力做加害人和被害人双方的调解工作，促成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对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得到执行且符合其他撤案条件的轻伤害案件，一律予以撤销案件。如某派出所办理的齐某故意伤害案，调查取证情况充分证明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但本案双方当事人系亲戚关系，若简单地刑拘、逮捕，可能导致日后两个家庭矛盾进一步激化。后经了解，双方都有调解的意向。于是办案民警就调解问题给双方做了一些教育工作，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双方的矛盾得以化解。但对达不成调解协议、加害人无悔罪表现、不是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轻伤害案件，则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运用刑事调解的案件范围，应当严格控制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章第4条规定的八类刑事案件范围内。不能滥用刑事调解，杜绝滥用职权、放纵犯罪行为的发生。

第三，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我们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的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从严处理。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过失犯罪，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做到当宽则宽。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措施，也为将来法院对其从轻定罪量刑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有的犯罪嫌疑人按照其犯罪情节很有可能被判处拘役或缓刑，按正常程序刑拘、逮捕、起诉、判刑，犯罪嫌疑人可能被羁押达半年以上，最终的判决结果可能体现不了对其从轻处罚，造成形式上的从轻，而事实上未予从轻，更没有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情形。

第四，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轻罪实行非刑事化处理。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犯罪案件，以宽宥为基本原则，以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维护社会稳定为双重目的，通过使用轻缓处理方法引导未成年人走向正确道路。对于在校学生犯轻罪，由办案单位与学生家长、学校共同研究帮教措施，切实保障未成年人能够在重返社会后得到全方位的帮教和挽救。对于社会青年对在校学生实施的犯罪，则采取严厉打击提早控制的方法，有效治理学校周边的治安环境秩序。2007年4月，未成年人在校学生李某盗窃一出租车内钱物后被抓获。经深入调查，李某盗窃价值未满捌佰元，系初犯且认错态度较好，最后李某仅被裁决行政拘留且不予执行。当办案人员将李某交给其家人领回时，其家人喜极而泣，感谢公安机关人性化执法，给孩子改过自新的机会，并表示今后一定对孩子严加管教。李某也发誓一定痛改前非。我局刑警大队在办理刘某盗窃案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刘某的年龄认定存在疑问，办案单位进一步调查后依法对其撤销案件的决定，有效地保护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注入人文关怀。***部长强调，全国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要真正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作为公安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到每一名民警的思想和行动中去，落实到每一个执法环节中去，落实到每一项公安工作中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作出新贡献。公安机关在办案中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轻微犯罪适用非刑事化处理的办法，一般予以治安处罚，不动用刑罚手段。侦查活动中涉及到犯罪嫌疑人和证人有单位的需进行传唤、讯问的，尽量减少和避免给其带来的不利影响；执行抓捕任务时,尽量避免犯罪嫌疑人家中的老人、未成年人或病人在场；搜查中不扣押与案件无关的物品，注重维护企业声誉，不随意查扣企业厂房和设备，将责任意识和人文关怀贯穿于办案的每一环节。

第三篇：如何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急剧上升，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称为当今世界的“三大公害”。如何有效地达到既有力地打击犯罪，又注意保护末成人合法权益，促进其健康成长，是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针对青少年犯罪逐年呈增长趋势的特点，政法机关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目前已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近年来，检察机关在工作中提出

对刑事案件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提出了很好的思路。本文从近几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和处理情况谈谈如何对未成年人犯罪施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一、对青少年犯罪处理的情况

（1）缓刑使用过多。在对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时，审判机关没有完全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即本人的人身危险性，犯罪情节后果等。在未成年人抢劫案件中，除少数因作案次数多，没有判缓刑外，不论是否投案自首，几乎都判缓刑。2004年至2006年8月份，我院共接到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有罪判决34件68 人，其中，判处缓刑的35人，占未成年犯罪有罪判决总数的51.5 %。

（2）打击力度不大。通过对未成年人的量刑，没有起到很好的威慑作用。我县未成年人犯罪不仅没有明显下降，而且呈上升趋势，2001年10人，2002年18人，2003年22人。并且在判刑后重新犯罪现象也十分突出，如周磊，2002年12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孙志强，2003年4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半年缓刑一年。二人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纠集五人，于2003年6月再次进行抢劫犯罪活动。

（3）附加罚金刑过多。未成年人往往由其监护人承担，本人无独立生活能力，无直接收入来源。法院判处未成年人罚金往往由监护人交纳，不仅不能实现剥夺其犯罪资本的刑罚目的，相反形成以钱赎罪的印象，因此达不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之效果。

二、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常出现的误区

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我们在办理过程中常出现思想认识上的不统一，实际处理上的不统一，不是失之于宽，就是失之于严，未成很好地把握恰当的尺度。

当我们在贯彻落实“严打”方针时，往往专注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应受刑事制裁本身，强调以严厉的法律手段惩罚犯罪而达到遏制犯罪的目的，也即片面强调一个打击和惩罚效应，这就是误区之一。偏重于严，就会忽略惩罚与教育相结合而以教育为主的原则，达不到挽救的目的。例如一个未成年人平时表现不错，偶然地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但是处于可捕可不捕、可诉可不诉、可判可不判（罪）的情况下，“严”以处之捕、诉、判的话，很有可能将他过早地“推”入一个染缸，难保使他在看守所、监狱里不受到某种负面的“帮教”，很难说不会使他陷得更深而丧失改过自新的希望，从而更加仇视社会。这样非但达不到挽救的目的，反而是增加了一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误区之二，就是我们一味地只看到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轻缓刑事政策，凡遇到对象是未成年人，一概从轻处理，不批捕、不起诉。结果就是依法应捕、应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我们的片面认识之下不捕不诉，以为这就是在进行教育挽救了。殊不知刑事惩罚本身也是一种教育，只不过是一种严厉的教育方式而已，有时则是一种既有力又有效的教育。如一个系未成年人的在校学生，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其主观恶性较大，手段残忍，社会危害大，我们如果考虑到他是在校学生的因素，出于挽救的目的而不捕不诉的话，这在他本人心里就会产生意外逃脱惩罚的侥幸，很难说以后不会再轻易以身试法。片面地重保护，轻打击，这无疑也在客观上纵容了犯罪。

这些误区产生的根源在于，一是在每个办案人员的认识、理念以及理解相关法条的不一致；二是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所依据的既有相关刑事法律规范，又有“严打”方针和“轻缓”政策，在具体运用时有时显得无所适从，由此难免产生处理上的偏差。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应力求避免这种误区，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更要准确地适用法律，深刻地领会立法及相关刑事政策的本意，克服随意性、片面性，力争做到在思想认识、理解法律、具体办理中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如此才能更好地维护法律的尊严。而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原则，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尺度，则是我们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避免上述误区的唯一有效方法。

三、宽严相济，依法正确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正确理解和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贯彻落实于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工作之中，以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什么是宽严相济呢？宽严相济就是宽大与严厉相结合，就是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宽大以严厉为底线，严厉中又要保障人权，体现以人为本。“济”，在此有相互渗透、补充、结合的意思。宽严相济就是宽与严的对立统一，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

第四篇：贯彻宽严相济把握刑事和解

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明确要求。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当前检察机关的一个重大课题，全市检察机关认真研究具体措施，把严格执行法律与执行刑事政策有机统一起来，把执法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起来。围绕构建和谐**，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化解矛盾，促进和谐。

一、深入理解宽

严相济、刑事和解的内涵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科学判断犯罪态势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所作的新思考、所提的新理念，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宽严相济”的严，是指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打”方针，集中力量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宽严相济”的宽，是指要坚持区别对待，应当依法从宽的就要从宽处理。对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人员，尽可能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宽严相济的基本含义可概括为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它是宽与严的统一体。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宽与严的把握有时没有掌握好标准，同时受传统司法观念的束缚，长期以来大量轻微刑事案件无区别地经历着侦查、起诉、审判的流程，被害人的求偿权被淡化。

为更好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保护好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取得国家与当事人“双赢”的效果，2006年以来，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刑事和解机制，认真学习了省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并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初犯、偶犯或轻微刑事犯罪案件，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做到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努力减少社会对立面。去年，全市检察机关对推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作出相对不捕决定48人，作出不起诉决定58人，建议法院从轻处理60人，所办案件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今年一季度，全市检察机关全面推行刑事和解办案方式，对9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相对不捕的处理，对7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建议法院从轻处理10人，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和谐。

为加大宽严相济、刑事和解的适用力度，我们明确要求检察机关在受理案件后，对于没有达成刑事和解的，可以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进行刑事和解，或者通知其到有关单位进行调解。在执法办案的各个环节既不能失之过宽，也不能限定过窄。为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和解的内涵，我们确定了一个恰当范围，以保证被害人、侵害人的合法权益与社会的公共利益不至失衡，我们在办案中做到“三个重点把握”：

1、重点把握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我们把适用对象重点严格限定为过失犯、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罪等轻微刑事案件，因这几类犯罪主观恶性较小，法定刑一般在三年以下，适用刑事和解，既有利于补救社会关系，也能很好地达到矫正犯罪、预防再犯的目的。

2、重点把握刑事和解的案件类型。我们促成刑事和解的案件重点是自诉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轻伤害案件等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轻微刑事案件。其中，着重促成故意伤害（轻伤）、重婚、遗弃、妨害通信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交通肇事和未成年人犯罪等案件达成和解。如袁某、文某故意伤害案。犯罪嫌疑人文某和袁某骑摩托车在北二环路五医院附近摔倒后，文即打电话通知周某(在逃)，周坐被害人鲁某驾驶的汽车赶到，周因为车费价格与鲁发生争执。周某、文某、袁某对鲁拳打脚踢，周抓住鲁的头往地上撞，致其轻伤。案发后，双方自愿达成了民事赔偿协议，并已对协议内容全部履行。该案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严格把握尺度，大胆适用刑事和解，努力促成双方和解，取得了很好的办案效果，既救济了被害人的权利，又化解了社会矛盾。此外，为准确把握刑事和解适用范围，我们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贪污贿赂、渎职案件不能适用刑事和解。

3、重点把握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适用条件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均自愿进行和解；犯罪嫌疑人能够履行和解协议中的补偿内容；犯罪嫌疑人的再犯可能性和可改造程度得到合理评价并得到合理控制等。同时，对累犯、惯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一般不适用刑事和解。

二、针对不同的刑事和解案件，作出适当的处理决定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多大程度的从宽处理，如何通过不同的处理决定，使不同案件最大可能地实现刑事和解制度的公平正义目的？在这一方面，检察机关紧密结合办案实践，提出了如下四种模式：

1、对未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作特殊处理。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要充分体现依法从宽的一面。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在个案中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有无帮教条件等情况，根据案情，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并采取有效帮教措施，教育和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如**县检察院建立了针对未成年人的办案机制。对此类案件选派业务骨干处理，广泛开展“法律救助”活动。对于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均不大的未成年犯，建立“救助档案”，长期进行跟踪教育。检察机关与家庭、学校、社区互相配合，共同帮教，帮助他们增强法律意识，走出犯罪的阴影，重回社会的怀抱。这种做法得到了省检察院的充分肯定，今后我们也将进一步

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2、依法作相对不捕或相对不起诉的处理。对于犯罪情节轻微、赔偿全部到位、被害人提请对嫌疑人从宽处罚的案件，依法作相对不捕或相对不起诉的处理。如**区检察院在办理卢某等五人信鸽诈骗案时，除对两名主犯依法逮捕外，对其余三名情节轻微的从犯作出了不捕的处理，充分体现了刑事政策中严中有宽、宽严有别。又如**区检察院办理的杨某交通肇事案、刘某交通肇事案，两案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家属达成了民事调解协议，并积极支付了全部赔偿款，被害人家属向检察机关请求对肇事者从轻处理。于是，**区检察院对这两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相对不起诉的处理。这样既减少了被害人家属的“诉累”，对其失去亲人的痛苦也是一种抚慰；同时，对被不起诉人而言，也获得了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从而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在一定范围内促进了社会和谐。

3、依法向法院建议酌情从轻判处。对犯罪情节较重，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在提起公诉时依法发表从轻判处的意见。如贺某等人寻衅滋事致被害人轻伤一案。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承办人了解到被害人仍在住院治疗，急需医药费，遂多次做双方的思想工作，促成双方就民事部分达成了一致意见，使被害人顺利拿到医药费进行及时治疗。该案起诉到法院后，公诉人向法院移送了和解与赔偿的全部材料，并在公诉意见中建议对被告人酌情从轻量刑的意见。后来，被告人贺某等四人分别被判处拘役六个月到有期徒刑一年不等的刑罚，达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效统一。

4、依法改变刑事强制措施。对于达成刑事和解，采用取保候审不至于妨碍诉讼顺利进行的案件，可依法改变强制措施。如**县院办理的王某交通肇事案，在审查起诉阶段，该案双方当事人自愿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了协议，并全部履行。被害人家属请求检察机关对王某从轻处罚，**县检察院于是将正在执行逮捕的王某改为取保候审，最终作出相对不诉处理。

三、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1、刑事和解是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制定的一项全新的制度，对如何适用好这一制度，在办案实践中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总结。

2、在适用刑事和解办案中，对刑事和解案件适用范围的把握，不少办案人员还把握不很准确，对刑事和解有关制度理解不透彻，认识上有些模糊。

3、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当宽则宽，当严则严的理解和把握上存在一些片面认识。有的过分强调严，对犯罪分子要狠狠打击，以体现刑法的威严。有的则认为要从宽，多用教育感化的办法，更多体现法律人性化的一面，进而导致在办案中失之过宽。

四、加强此项工作的建议和意见

1、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加大宣传力度，尤其是在办案人员中要加强学习和指导，使办案人员切实转变执法理念，规范办案行为。

2、对刑事和解的有关规定要加强学习，上级办案机关要加强对下级的指导。办案中要大胆适用，积极总结好的办案经验。

3、在适用刑事和解中要严格掌握政策，克服不健康、不正确的思想，严防少数办案人员利用刑事和解搞权钱交易，徇私枉法，造成不良影响。

第五篇：审判实践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情况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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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实践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情况的调研

作者：陈杨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8期

【摘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党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是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科学判断犯罪态势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所作的新思考、所提的新理念。认真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本文笔者现结合三年来的审判实践谈一下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认识和感受。

【关键词】宽严相济；特点；司法实践

一、2009年至2011年三年来的适用刑罚的概况

2009年全年共判处罪犯180人。其中，10年以上有期徒刑6人，3至10年32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78人，判处管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和并处罚金（以下简称免刑）的64人。180名罪犯中，未成年人24人。

2010年全年共判处罪犯了197人。其中，10年以上8人，3至10年的38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80人，判处管制、缓刑、免刑和单处罚金的71人，未成年人28人。

2011年全年共判处罪犯了238人。其中，10年以上10人，3至10年的45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98人，判处管制、缓刑、免刑和单处罚金的85人，未成年人36人。

二、三年来适用刑罚中存在的几个共性特点

（一）严重刑事犯罪和适用重刑的案犯所占比例较低，而适用较轻刑罚的案犯了比例较高从统计数字来看，2009年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38人，占全部案犯了的21.1%，而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监禁刑罚和管制、缓刑、免刑、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罚的则有142人，占78.9%；2010年二者的比例为23.4%和76.6%；2011年二者的比例为23.1%和76.9%。三年来的平均比例为22.5%和77.4%，基本上达到了1比3.5的比例。

（二）未成年人案犯了的比例居高不下

2009年判处的未成年案犯了有24人，占全部案犯180人的13.3%，2010年为28人，占14.2%，2011年36人，占15.1%，三年来，平均比例为14.2%，即每7名案犯中有超过1名未成年案犯。

（三）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监禁刑罚的案犯人数接近于被判处管理、缓刑、免刑和单处罚金非监禁刑罚的案犯数量

2009年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有78人，而同期被判处管理、缓刑、免刑和单处罚金的有64人，2010年两项数字为80和71，2011年为98和85。

三、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作为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其轻刑化和非监禁化的贯彻落实应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立法层面，另一个是司法层面，在立法领域对宽严相济政策的贯彻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做大量的努力工作。笔者现仅就在司法层面的贯彻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必须加强宣传和学习，使广大刑事司法人员全面树立宽严相济的司法理念，这是正确贯彻这项政策的基本前提

我们知道，刑事政策要想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被彻底贯彻到司法行为中，而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时首先形成统一的司法理念。在确定宽严相济司法理念时，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树立正确的犯罪观，特别是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刑罚的目的。宽严相济司法理念影响下的犯罪观就是犯罪现象有其深刻的历史、经济、文化等等社会背景，它将长期客观存在，不可能被彻底消灭。而刑罚的目的只能是通过履行和教育的方式来控制犯罪，它并不是为了惩罚报复犯罪之人，以达到消灭犯罪的目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确立这样一种科学的司法理念，宽严相济的刑罚及其他刑事司法活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犯罪，它只能最大限度地通过教育和改造罪犯来实现预防和控制犯罪，将犯罪的影响控制在和谐社会能容忍的最低限度内，能够保证社会可持续健康地发展即可。

（二）在当前审判实践中，应用实体刑法时，要始终坚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使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对那些轻微犯罪，要大胆适用管制、缓刑、免刑、罚金等非监禁刑种，同时完善这些处理方式的具体执行形式，以确保感化、挽救和真正教育这些涉案人员，使其今后远离犯罪，成功回归社会，而不应当人为地设置一些障碍，如规定缓刑适用比例等，来限制非监禁刑种的充分适用。要严格、准确把握从重打击的那些犯罪范围，并毫不手软地加以打击，以体现刑罚的震慑效果。总的来说，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过程，应当是探索“宽和”的刑事政策的实现方式。我们应当在确保“罪刑法定”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充分挖掘并利用现有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资源，来推进司法活动中的非犯罪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的实现。例如，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2项规定，盗窃公私财物虽然已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但情节轻微，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1）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作案的；（2）全部退赃、退赔的……。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体现在实体刑法上，更应反映在程序活动中，特别是应当贯彻在司法活动的各阶段，而不应孤立地存在某一阶段

在侦查阶段，宽严相济政策要求只有对于所犯罪行严重，且主观恶性与人身危害性较大的被追诉人，才能适用较长的侦查羁押期限或较严厉的强制性侦查措施，而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

践中，拘留、逮捕强制措施的适用率畸高，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必须尽快加以改变。在公诉环节上应加大适用不起诉制度的力度。不起诉制度很显然是宽严相济内涵之一的“非刑事化”精神在公诉阶段的体现，由于其重视刑事法的教育和预防功能，念念不忘制度化原则，在世界范围已成为一项普适性程序制度。因此当前我国对不起诉的适用率过低的现状应尽快改变。

（四）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时，还应当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认识到它仅是一项政策而已，必须防止其与法律规定内容发生冲突，并确保二者不能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