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在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案件审判中的具体贯彻

第一篇：宽严相济在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案件审判中的具体贯彻

宽严相济在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案件审判中的具体

贯彻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2月8日发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称《意见》），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作出了科学阐释，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是新形势下刑事审判工作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对于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法律，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意见》内涵深刻、内容丰富，为深入理解和正确适用本《意见》，现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就《意见》有关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案件审判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规定说明如下：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经济犯罪案件审判中的具体贯彻

（一）关于从严惩处的案件范围。根据《意见》第9条规定，发生在经济领域、需依法从严惩处的主要是指下列严重犯罪：以高利率或高回报为诱饵，针对社会公众实施的非法集资、非法证券、传销、地下“六合彩”等涉众型犯罪；制售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等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犯罪；制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等

坑农害农的犯罪；制贩假币、操纵证券期货市场、金融诈骗等严重危害金融秩序的犯罪；走私，逃税、骗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严重侵害国家经济利益的犯罪；重大环境污染、非法采矿、盗伐林木等各种严重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

（二）关于政策法律界限。对于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经济违法行为，应当根据《意见》第4条规定的“审时度势”原则、第5条规定的“两个效果相统一”原则以及第14条、第23条规定的从宽要求，审慎分析判断其社会危害性，从有利于保障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依法准确定罪量刑。以非法集资案件为例说明如下：一是要准确界定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商业交易的政策法律界限。未经社会公开宣传，在单位职工或者亲友内部针对特定对象筹集资金的，一般可以不作为非法集资。二是要准确把握非法集资罪与非罪的界限。资金主要用于生产经营及相关活动，行为人有还款意愿，能够及时清退集资款项，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或者不作为犯罪处理。此外，对于“边缘案”、“踩线案”、罪与非罪界限一时难以划清的案件，要从有利于促进企业生存发展、有利于保障员工生计、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依法妥善处理，可定可不定的，原则上不按犯罪处理。特别对于涉及企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技术人员因政策界限不明而实施的轻微违法犯罪，更要依法慎重处理。

（三）关于刑罚适用。（1）根据《意见》第6条关于从严处理的原则性规定以及第29条关于死刑适用政策的规定，对于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的经济犯罪，要依法从严惩

处，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适用死刑；对假币犯罪累犯、惯犯、涉案假币数额巨大或者全部流入社会的犯罪分子，应当依法从重判处；对于伪造货币集团的首要分子、骨干分子，伪造假币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应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对数额特别巨大，肆意挥霍集资资金或者归案后拒不交代赃款去向，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或者致使被害人自杀身亡等严重后果的集资诈骗犯罪分子，应当依法从重判处；对造成严重疾患、伤亡后果或者以婴幼儿、危重病人为对象，社会影响恶劣的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假药劣药犯罪分子，应当依法从重判处。（2）根据《意见》第25条规定的宽严“相济”要求，应当区分犯罪行为的具体情形区别对待。以走私犯罪为例，对海上偷运走私、绕关走私等未向海关报关的走私与价格瞒骗走私，走私特殊物品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在具体量刑时都应当有所区别；对进口走私象牙等珍贵动物制品犯罪在量刑时应当酌情考虑出口国家的法律规定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因素。（3）要切实执行《意见》第12条有关“对于侵财型和贪利型犯罪，更要注重通过依法适用财产刑使犯罪分子受到经济上的惩罚”的规定，以最大限度地挽回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损失，安抚受害群众。同时，此类犯罪的目的就是获得非法利益，有针对性地加大经济制裁，特别是执行的力度，以有效地剥夺犯罪分子重新犯罪的条件，发挥刑罚的预防犯罪功能。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职务犯罪案件审判中的具体贯彻

（一）关于从严惩处的案件范围。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依法从严惩治腐败，是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的一项长期政策。根据《意见》第8条第1款规定，当前要特别注意严肃惩处以下职务犯罪：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金融等多发易发领域的商业贿赂犯罪；在扩内需、保增长，灾后恢复重建等专项工作中发生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渎职等职务犯罪；黑恶势力犯罪、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重大食品安全等群体性事件背后的行贿受贿、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职务犯罪；贪污、挪用、侵占农业投资专项资金等职务犯罪。

（二）关于政策法律界限。在坚持依法从严惩处职务犯罪的同时，同样需要根据《意见》第14条、第25条的规定，体现宽严“相济”，做到严中有宽、宽以济严。以贿赂犯罪为例说明如下：（1）对于收受财物后于案发前退还或上交所收财物的，应当区分情况做出不同处理：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因其受贿故意不能确定，同时为了感化、教育潜在受贿犯罪分子，故不宜以受贿处理；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因受贿行为既已完毕，且无主动悔罪之意思，故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2）对于行业、领域内带有一定普遍性、涉案人员众多的案件，要注意区别对待，防止因打击面过宽导致不良的社会效果。特别是对于普通医生的商业贿赂犯罪问题，更要注意运用多种手段治理应对。对收受回扣数额大的；明知药品伪劣，但为收受回扣而要求

医院予以采购的；为收受回扣而给病人大量开药或者使用不对症药品，造成严重后果的；收受回扣造成其他严重影响的等情形，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3）对于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涉案范围广、影响面大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特别是对于顶风作案的，或者案发后隐瞒犯罪事实、毁灭证据、订立攻守同盟、负案潜逃等企图逃避法律追究的，应当依照《意见》第8条第2款的规定依法从严惩处的同时，对于在自查自纠中主动向单位、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讲清问题、积极退赃的，或者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有自首、立功情节的，应当依照《意见》有关规定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三）关于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运用。自首、立功是法定的从宽情节。实践中要注意依照《意见》第17条、第18条等规定，结合“两高”《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做好职务犯罪案件审判工作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法律规定的有机结合，具体如下：（1）要严格掌握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法定标准和认定程序，确保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认定的严肃性和规范性的。（2）对于具有自首情节的犯罪分子，应当根据犯罪事实并结合自动投案的动机、阶段、客观环境，交代犯罪事实的完整性、稳定性以及悔罪表现等具体情节，依法决定是否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以及从轻、减轻处罚的幅度。（3）对于具有立功情节的犯罪分子，应当根据犯罪事实并结合立功表现所起作用的大小、所破获案件的罪行轻重、所抓获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的法定刑以及立功的时机等具体情节，依法决定是否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以及从

轻、减轻处罚的幅度。（4）对于犯罪分子依法不成立自首，但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的，应当视其主动交代的犯罪事实情况及对证据收集的作用大小、酌情从轻处罚。（5）赃款赃物追回的，应当注意区分贪污、受贿等不同性质的犯罪以及犯罪分子在追赃中的具体表现，决定是否从轻处罚以及从轻处罚的幅度。

（四）关于缓刑等非监禁刑的适用。在依照《意见》第14条、第15条、第16条规定适用缓刑等非监禁刑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当前职务犯罪案件缓刑等非监禁刑适用比例偏高的实际情况，以及职务犯罪案件适用非监禁刑所需要的社会民意基础和过多适用非监禁刑可能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得适用缓刑：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或者影响恶劣的；不退赃或者退赃不积极，无悔罪表现的；犯罪动机、手段等情节恶劣，或者将赃款用于非法经营、走私、赌博、行贿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属于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或者犯有数罪的；曾因职务、经济违法犯罪行为受过行政处分或者刑事处罚的；犯罪涉及的财物属于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捐助、社会保险、教育、征地、拆迁等专项款项和物资的。渎职犯罪分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适用缓刑：（1）依法减轻处罚后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2）渎职犯罪造成特别恶劣影响的；（3）渎职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以渎职犯罪一罪处理或者实行数罪并罚的。

第二篇：审判实践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情况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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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实践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情况的调研

作者：陈杨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8期

【摘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党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是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科学判断犯罪态势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所作的新思考、所提的新理念。认真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本文笔者现结合三年来的审判实践谈一下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认识和感受。

【关键词】宽严相济；特点；司法实践

一、2009年至2011年三年来的适用刑罚的概况

2009年全年共判处罪犯180人。其中，10年以上有期徒刑6人，3至10年32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78人，判处管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和并处罚金（以下简称免刑）的64人。180名罪犯中，未成年人24人。

2010年全年共判处罪犯了197人。其中，10年以上8人，3至10年的38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80人，判处管制、缓刑、免刑和单处罚金的71人，未成年人28人。

2011年全年共判处罪犯了238人。其中，10年以上10人，3至10年的45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98人，判处管制、缓刑、免刑和单处罚金的85人，未成年人36人。

二、三年来适用刑罚中存在的几个共性特点

（一）严重刑事犯罪和适用重刑的案犯所占比例较低，而适用较轻刑罚的案犯了比例较高从统计数字来看，2009年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38人，占全部案犯了的21.1%，而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监禁刑罚和管制、缓刑、免刑、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罚的则有142人，占78.9%；2010年二者的比例为23.4%和76.6%；2011年二者的比例为23.1%和76.9%。三年来的平均比例为22.5%和77.4%，基本上达到了1比3.5的比例。

（二）未成年人案犯了的比例居高不下

2009年判处的未成年案犯了有24人，占全部案犯180人的13.3%，2010年为28人，占14.2%，2011年36人，占15.1%，三年来，平均比例为14.2%，即每7名案犯中有超过1名未成年案犯。

（三）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监禁刑罚的案犯人数接近于被判处管理、缓刑、免刑和单处罚金非监禁刑罚的案犯数量

2009年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有78人，而同期被判处管理、缓刑、免刑和单处罚金的有64人，2010年两项数字为80和71，2011年为98和85。

三、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作为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其轻刑化和非监禁化的贯彻落实应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立法层面，另一个是司法层面，在立法领域对宽严相济政策的贯彻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做大量的努力工作。笔者现仅就在司法层面的贯彻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必须加强宣传和学习，使广大刑事司法人员全面树立宽严相济的司法理念，这是正确贯彻这项政策的基本前提

我们知道，刑事政策要想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被彻底贯彻到司法行为中，而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时首先形成统一的司法理念。在确定宽严相济司法理念时，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树立正确的犯罪观，特别是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刑罚的目的。宽严相济司法理念影响下的犯罪观就是犯罪现象有其深刻的历史、经济、文化等等社会背景，它将长期客观存在，不可能被彻底消灭。而刑罚的目的只能是通过履行和教育的方式来控制犯罪，它并不是为了惩罚报复犯罪之人，以达到消灭犯罪的目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确立这样一种科学的司法理念，宽严相济的刑罚及其他刑事司法活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犯罪，它只能最大限度地通过教育和改造罪犯来实现预防和控制犯罪，将犯罪的影响控制在和谐社会能容忍的最低限度内，能够保证社会可持续健康地发展即可。

（二）在当前审判实践中，应用实体刑法时，要始终坚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使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对那些轻微犯罪，要大胆适用管制、缓刑、免刑、罚金等非监禁刑种，同时完善这些处理方式的具体执行形式，以确保感化、挽救和真正教育这些涉案人员，使其今后远离犯罪，成功回归社会，而不应当人为地设置一些障碍，如规定缓刑适用比例等，来限制非监禁刑种的充分适用。要严格、准确把握从重打击的那些犯罪范围，并毫不手软地加以打击，以体现刑罚的震慑效果。总的来说，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过程，应当是探索“宽和”的刑事政策的实现方式。我们应当在确保“罪刑法定”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充分挖掘并利用现有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资源，来推进司法活动中的非犯罪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的实现。例如，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2项规定，盗窃公私财物虽然已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但情节轻微，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1）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作案的；（2）全部退赃、退赔的……。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体现在实体刑法上，更应反映在程序活动中，特别是应当贯彻在司法活动的各阶段，而不应孤立地存在某一阶段

在侦查阶段，宽严相济政策要求只有对于所犯罪行严重，且主观恶性与人身危害性较大的被追诉人，才能适用较长的侦查羁押期限或较严厉的强制性侦查措施，而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

践中，拘留、逮捕强制措施的适用率畸高，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必须尽快加以改变。在公诉环节上应加大适用不起诉制度的力度。不起诉制度很显然是宽严相济内涵之一的“非刑事化”精神在公诉阶段的体现，由于其重视刑事法的教育和预防功能，念念不忘制度化原则，在世界范围已成为一项普适性程序制度。因此当前我国对不起诉的适用率过低的现状应尽快改变。

（四）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时，还应当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认识到它仅是一项政策而已，必须防止其与法律规定内容发生冲突，并确保二者不能相悖

第三篇：浅谈公安机关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是中共中央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具体地执法工作中，公安机关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这项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笔者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认真领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与实质

2005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2005年12月，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同志要求“政法机关要更加注重运用多种手段化解矛盾纠纷，更加注重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并明确指出宽严相济是“指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必须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严厉打击，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在稳准狠和及时性上体现这一方针；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依法从宽的一面，对轻微违反犯罪人员，对失足少年，要继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有条件的可适当多判一些缓刑，积极稳妥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这里明确界定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指出了从严从宽的工作方向。200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全面系统地阐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具体体现，首先必须体现“严”，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打”方针，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同时区别对待，对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人员，多开展教育感化工作。使轻罪与重罪分别依法得到妥当的处理，做到既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又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以获得刑罚效果的最大化。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旨在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可见，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并不是对“严打”方针的弱化和否定，而是新形势下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密切结合，是对“严打”方针的有益补充。

二、正确认识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意义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稳定是和谐的基础，和谐是稳定的最高境界。公安机关执法实际中，在坚持严打方针的同时，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既能有力地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律的权威，又要充分运用依法从宽的刑事政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不仅集中力量打击了严重犯罪，还从根本上缓解了社会冲突，减少了社会对抗,促进了社会和谐。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强化人民警察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不能仅靠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来保障依法办案,在执法中必须转变执法理念,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核心,调和人权保障与利益保护之间的关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宽严适度、有据，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是落实了维护社会秩序与保护人权,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理念。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对于严重刑事犯罪,该从重的要坚决从重,对于具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该兑现政策的要依法予以从宽处理。如果因为严打而不兑现政策,就会导致犯罪分子丧失对国家法律的信任度。坚持宽严相济,能够产生积极的、正面的社会效果，能够实现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执法形式与执法目的，追求效率与实现公正的有机统一。

三、公安机关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几点建议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安刑事执法工作中如何运用，具体应把握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突出“从严”,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社会丑恶现象。首先，必须长期坚持“严打”方针，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多年的“严打”实践证明，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是遏制犯罪急剧上升的有效措施，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因此，公安机关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严打”方针，始终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真正把“严打”方针贯彻到日常执法工作的各个环节。其次，要根据公安部的部署，加大对黑恶势力、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经济犯罪和毒品犯罪等五类犯罪的打击力度，立足本地的社会治安实际和违法犯罪特点确定打击重点，坚持集中整治与日常严打相结合，增强严打斗争的及时性和针对性。第三，要充分运用劳动教养措施，对那些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欺行霸市，或者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群众、恶习较深，扰乱社会治安稳定的，该劳教的坚决予以劳教。此外，对于卖淫嫖娼、吸食注射毒品等十分突出的问题，加大整治力度，通过收容教育、强制戒毒等手段集中打击社会丑恶现象。

另一方面，要突出“从宽”，深入探索公安执法过程中的应对措施。

第一，把好案件源头。刑事案件的立案必须具备有能够证明犯罪事

实的基本证据，符合法定立案标准，该立则立，不该立的不立。根据现有材料尚不足以做出立案决定的，进一步开展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作出是否立案。如果扩大立案范围，随意立案，会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如：某市曾发生某学校教师周xx因涉嫌强奸一事被立为刑事案件，周xx在被公安机关传唤、讯问后，觉得丢失了面子，一时想不通而自尽。经公安机关调查，案件不存在，根本不够立案。

第二，推行刑事调解。所谓刑事调解，是指犯罪发生之后，经由公安机关或其他调解人使受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对刑事责任问题达成的协议，受害方不追究加害方的刑事责任，加害方则可能为此对受害方进行物质性赔偿等。刑事调解制度给冲突双方解决矛盾提供了机会，能够有效地减少和消除矛盾，尽可能地减少法院判决后的消极因素，有助于在全社会增进和谐协调的社会关系。刑事调解制度在实体上能够确保被害人的实质利益；在程序上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诉程序中之参与地位；在法理上合乎刑事追诉经济原则，有利于提升加害人社会责任感。它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满意度，降低再犯率，它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涵的“和为贵”的理念相一致。轻伤害案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邻里纠纷、家庭纠纷、日常琐事引发的，加害人往往是出于一时冲动，事发后又追悔莫及。一般来说，此类案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双方的激愤情绪小，具有调解基础。如能调解结案，则能让亲情得以维系，让家庭得以稳定，让邻里得以和睦，让社会得以和谐。对此类案件，我们在及时全面调查取证的同时，尽力做加害人和被害人双方的调解工作，促成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对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得到执行且符合其他撤案条件的轻伤害案件，一律予以撤销案件。如某派出所办理的齐某故意伤害案，调查取证情况充分证明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但本案双方当事人系亲戚关系，若简单地刑拘、逮捕，可能导致日后两个家庭矛盾进一步激化。后经了解，双方都有调解的意向。于是办案民警就调解问题给双方做了一些教育工作，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双方的矛盾得以化解。但对达不成调解协议、加害人无悔罪表现、不是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轻伤害案件，则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运用刑事调解的案件范围，应当严格控制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章第4条规定的八类刑事案件范围内。不能滥用刑事调解，杜绝滥用职权、放纵犯罪行为的发生。

第三，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我们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的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从严处理。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过失犯罪，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做到当宽则宽。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措施，也为将来法院对其从轻定罪量刑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有的犯罪嫌疑人按照其犯罪情节很有可能被判处拘役或缓刑，按正常程序刑拘、逮捕、起诉、判刑，犯罪嫌疑人可能被羁押达半年以上，最终的判决结果可能体现不了对其从轻处罚，造成形式上的从轻，而事实上未予从轻，更没有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情形。

第四，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轻罪实行非刑事化处理。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犯罪案件，以宽宥为基本原则，以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维护社会稳定为双重目的，通过使用轻缓处理方法引导未成年人走向正确道路。对于在校学生犯轻罪，由办案单位与学生家长、学校共同研究帮教措施，切实保障未成年人能够在重返社会后得到全方位的帮教和挽救。对于社会青年对在校学生实施的犯罪，则采取严厉打击提早控制的方法，有效治理学校周边的治安环境秩序。2007年4月，未成年人在校学生李某盗窃一出租车内钱物后被抓获。经深入调查，李某盗窃价值未满捌佰元，系初犯且认错态度较好，最后李某仅被裁决行政拘留且不予执行。当办案人员将李某交给其家人领回时，其家人喜极而泣，感谢公安机关人性化执法，给孩子改过自新的机会，并表示今后一定对孩子严加管教。李某也发誓一定痛改前非。我局刑警大队在办理刘某盗窃案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刘某的年龄认定存在疑问，办案单位进一步调查后依法对其撤销案件的决定，有效地保护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注入人文关怀。***部长强调，全国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要真正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作为公安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到每一名民警的思想和行动中去，落实到每一个执法环节中去，落实到每一项公安工作中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作出新贡献。公安机关在办案中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轻微犯罪适用非刑事化处理的办法，一般予以治安处罚，不动用刑罚手段。侦查活动中涉及到犯罪嫌疑人和证人有单位的需进行传唤、讯问的，尽量减少和避免给其带来的不利影响；执行抓捕任务时,尽量避免犯罪嫌疑人家中的老人、未成年人或病人在场；搜查中不扣押与案件无关的物品，注重维护企业声誉，不随意查扣企业厂房和设备，将责任意识和人文关怀贯穿于办案的每一环节。

第四篇：贯彻宽严相济把握刑事和解

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明确要求。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当前检察机关的一个重大课题，全市检察机关认真研究具体措施，把严格执行法律与执行刑事政策有机统一起来，把执法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起来。围绕构建和谐**，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化解矛盾，促进和谐。

一、深入理解宽

严相济、刑事和解的内涵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科学判断犯罪态势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所作的新思考、所提的新理念，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宽严相济”的严，是指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打”方针，集中力量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宽严相济”的宽，是指要坚持区别对待，应当依法从宽的就要从宽处理。对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人员，尽可能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宽严相济的基本含义可概括为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它是宽与严的统一体。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宽与严的把握有时没有掌握好标准，同时受传统司法观念的束缚，长期以来大量轻微刑事案件无区别地经历着侦查、起诉、审判的流程，被害人的求偿权被淡化。

为更好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保护好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取得国家与当事人“双赢”的效果，2006年以来，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刑事和解机制，认真学习了省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并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初犯、偶犯或轻微刑事犯罪案件，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做到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努力减少社会对立面。去年，全市检察机关对推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作出相对不捕决定48人，作出不起诉决定58人，建议法院从轻处理60人，所办案件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今年一季度，全市检察机关全面推行刑事和解办案方式，对9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相对不捕的处理，对7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建议法院从轻处理10人，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和谐。

为加大宽严相济、刑事和解的适用力度，我们明确要求检察机关在受理案件后，对于没有达成刑事和解的，可以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进行刑事和解，或者通知其到有关单位进行调解。在执法办案的各个环节既不能失之过宽，也不能限定过窄。为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和解的内涵，我们确定了一个恰当范围，以保证被害人、侵害人的合法权益与社会的公共利益不至失衡，我们在办案中做到“三个重点把握”：

1、重点把握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我们把适用对象重点严格限定为过失犯、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罪等轻微刑事案件，因这几类犯罪主观恶性较小，法定刑一般在三年以下，适用刑事和解，既有利于补救社会关系，也能很好地达到矫正犯罪、预防再犯的目的。

2、重点把握刑事和解的案件类型。我们促成刑事和解的案件重点是自诉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轻伤害案件等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轻微刑事案件。其中，着重促成故意伤害（轻伤）、重婚、遗弃、妨害通信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交通肇事和未成年人犯罪等案件达成和解。如袁某、文某故意伤害案。犯罪嫌疑人文某和袁某骑摩托车在北二环路五医院附近摔倒后，文即打电话通知周某(在逃)，周坐被害人鲁某驾驶的汽车赶到，周因为车费价格与鲁发生争执。周某、文某、袁某对鲁拳打脚踢，周抓住鲁的头往地上撞，致其轻伤。案发后，双方自愿达成了民事赔偿协议，并已对协议内容全部履行。该案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严格把握尺度，大胆适用刑事和解，努力促成双方和解，取得了很好的办案效果，既救济了被害人的权利，又化解了社会矛盾。此外，为准确把握刑事和解适用范围，我们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贪污贿赂、渎职案件不能适用刑事和解。

3、重点把握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适用条件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均自愿进行和解；犯罪嫌疑人能够履行和解协议中的补偿内容；犯罪嫌疑人的再犯可能性和可改造程度得到合理评价并得到合理控制等。同时，对累犯、惯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一般不适用刑事和解。

二、针对不同的刑事和解案件，作出适当的处理决定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多大程度的从宽处理，如何通过不同的处理决定，使不同案件最大可能地实现刑事和解制度的公平正义目的？在这一方面，检察机关紧密结合办案实践，提出了如下四种模式：

1、对未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作特殊处理。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要充分体现依法从宽的一面。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在个案中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有无帮教条件等情况，根据案情，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并采取有效帮教措施，教育和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如**县检察院建立了针对未成年人的办案机制。对此类案件选派业务骨干处理，广泛开展“法律救助”活动。对于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均不大的未成年犯，建立“救助档案”，长期进行跟踪教育。检察机关与家庭、学校、社区互相配合，共同帮教，帮助他们增强法律意识，走出犯罪的阴影，重回社会的怀抱。这种做法得到了省检察院的充分肯定，今后我们也将进一步

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2、依法作相对不捕或相对不起诉的处理。对于犯罪情节轻微、赔偿全部到位、被害人提请对嫌疑人从宽处罚的案件，依法作相对不捕或相对不起诉的处理。如**区检察院在办理卢某等五人信鸽诈骗案时，除对两名主犯依法逮捕外，对其余三名情节轻微的从犯作出了不捕的处理，充分体现了刑事政策中严中有宽、宽严有别。又如**区检察院办理的杨某交通肇事案、刘某交通肇事案，两案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家属达成了民事调解协议，并积极支付了全部赔偿款，被害人家属向检察机关请求对肇事者从轻处理。于是，**区检察院对这两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相对不起诉的处理。这样既减少了被害人家属的“诉累”，对其失去亲人的痛苦也是一种抚慰；同时，对被不起诉人而言，也获得了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从而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在一定范围内促进了社会和谐。

3、依法向法院建议酌情从轻判处。对犯罪情节较重，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在提起公诉时依法发表从轻判处的意见。如贺某等人寻衅滋事致被害人轻伤一案。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承办人了解到被害人仍在住院治疗，急需医药费，遂多次做双方的思想工作，促成双方就民事部分达成了一致意见，使被害人顺利拿到医药费进行及时治疗。该案起诉到法院后，公诉人向法院移送了和解与赔偿的全部材料，并在公诉意见中建议对被告人酌情从轻量刑的意见。后来，被告人贺某等四人分别被判处拘役六个月到有期徒刑一年不等的刑罚，达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效统一。

4、依法改变刑事强制措施。对于达成刑事和解，采用取保候审不至于妨碍诉讼顺利进行的案件，可依法改变强制措施。如**县院办理的王某交通肇事案，在审查起诉阶段，该案双方当事人自愿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了协议，并全部履行。被害人家属请求检察机关对王某从轻处罚，**县检察院于是将正在执行逮捕的王某改为取保候审，最终作出相对不诉处理。

三、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1、刑事和解是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制定的一项全新的制度，对如何适用好这一制度，在办案实践中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总结。

2、在适用刑事和解办案中，对刑事和解案件适用范围的把握，不少办案人员还把握不很准确，对刑事和解有关制度理解不透彻，认识上有些模糊。

3、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当宽则宽，当严则严的理解和把握上存在一些片面认识。有的过分强调严，对犯罪分子要狠狠打击，以体现刑法的威严。有的则认为要从宽，多用教育感化的办法，更多体现法律人性化的一面，进而导致在办案中失之过宽。

四、加强此项工作的建议和意见

1、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加大宣传力度，尤其是在办案人员中要加强学习和指导，使办案人员切实转变执法理念，规范办案行为。

2、对刑事和解的有关规定要加强学习，上级办案机关要加强对下级的指导。办案中要大胆适用，积极总结好的办案经验。

3、在适用刑事和解中要严格掌握政策，克服不健康、不正确的思想，严防少数办案人员利用刑事和解搞权钱交易，徇私枉法，造成不良影响。

第五篇：宽严相济 惩防结合 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

宽严相济 惩防结合 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

（刑庭邵锐炼庭长）

宽严相济 惩防结合 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

即将过去的二OO六年，我庭在院党组的领导下，在其他庭科室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全庭同志统一思想，团结协作，扎实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全年的审判任务。完善规范化建设、提高审判人员素质等方面的工作也初显成效。现将我庭本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不足总结如下：

一、狠抓审判工作，提高审判效率

1、审判工作成效显著

今年我庭因审判人员被上级法院借调、外出深造以及退休等原因，原有三个合议庭长期缺少两名法官，针对实际情况，我庭审判人员发扬通力合作的作风，通过交错组成合议庭或邀请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的方式，并指定专人审理简易案件，较好缓解审判人员不足的状况。经过全庭同志的共同努力，全年结案率仍有提高。全年共受理刑事案件1370件2021人，加上去年旧存96件154人，共1466件2175人；截止12月10日，审结1400件2077人，结案率为95.5%。全年正常参加办案法官人均结案在155件左右，办案最多法官全年结案390件。

2、突出打击重点

根据上级党委及上级法院全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意图和工作部署，从我院刑事审判工作的实际出发，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黑恶势力犯罪，故意伤害、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两抢一盗”等多发性犯罪以及“黄、赌、毒”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其中审结“两抢一盗”等多发性犯罪678件1045人；“黄、赌、毒”犯罪140件193人。“两抢一盗”犯罪案件高发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此外，根据形势需要和中院部署，配合中院举行6.26禁毒宣判大会，有力地打击了毒品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并警示社会上蠢蠢欲动的不良分子。同时，针对经济犯罪及贪污贿赂案件急剧上升的形势，突出打击了一批合同诈骗、票据诈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经济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的犯罪分子，共判处此类犯罪105件167人； 审结商业贿赂案件29件32人。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巩固。

3、切实抓好大要案件的审判工作

今年我庭审结了包括原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主任等人在内的该系统系列职务犯罪案件，教育系统，电力系统系列职务犯罪案件。审结了涉及全国近70家单位的飞翔达公司负责人员挪用资金案件，维护了被害单位的合法权益。庭室领导对这些案件高度重视，亲自或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确保案件依法及时审结。在审理过程中，做到准确定性，宽严相济。

4、严防超期羁押案件的产生

今年我庭案件数量大幅攀升，人员不齐，审判人员压力较大，但我庭始终将严防案件超审限、超期羁押作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发出审限警示、安排专人督促、明确超审限责任人等。同时组织审判人员认真学习省院、省检及省公安厅共同制定的《严格依法办案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若干意见（试行）》的规定，认真执行审限制度、规范审判活动秩序。充分发挥取保候审等非羁押的强制措施的作用，做到追究犯罪与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相统一。对于法定办案期限届满的案件，根据案件情况，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及时对被羁押的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全庭同志高度发扬奉献精神，加班加点，顽强拼搏，防止了超期羁押案件的产生。

5、综合治理工作取得良好效果

在审判活动中，刑庭通过公开审判，借助新闻媒体报道典型案例等活动，以案说法，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珠海特区报、珠江晚报记者通过本院研究室与我庭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长期报道我院刑事审判案例。我庭积极参加香洲区“送法进校园”活动，由朱明琳、李玉峰两位同志作为志愿者深入学校为学生上法制教育课。我们重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工作，指定专人负责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点，寓教于审，惩教结合。我庭朱明琳法官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和帮教工作。通过庭前送达起诉书副本附上“未成年被告人调查表”，及时制定庭审教育提纲；宣判后将判处管制、适用缓刑的罪犯的情况汇集成表，有针对性地进行不定期的电话回访，并要求他们六个月写一次总结，保证对服刑期间思想、改造动态的了解掌握。赢得了被告人家属、公诉人、辩护人的一致肯定。朱明琳法官今年被省高院授予“全省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二、狠抓办案质量，确保审判公正

1、严把案件质量关，提高办案质量

刑事审判是认定犯罪并对犯罪人权益进行限制、剥夺的工作，稍有差错，就会酿成不可逆转的严重的司法后果。主管院长及庭长再三强调，必须审慎用好手中的审判权力，努力将每个案件办准办好，让每一个判决都成为“铁证”、“铁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由于人少案多，如何在确保快审快结前提下又能保证办案质量，成为工作中的首要矛盾。为此，全庭同志统一思想，决不能为赶结案而牺牲办案质量，只有不断挖掘自身潜力才能较好地解决这一矛盾。提倡多钻研，避免就案办案，在办案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提高办案水平和办案能力。对重大疑难案件，适时召开庭务会进行分析研究或及时提交审委会讨论，确保对疑难案件及时作出公正的裁决。在审判过程中，我们强调

1、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

2、以案件事实为裁判依据；

3、以法律、司法解释的有效规定为裁判的准绳；

4、以情节的轻重作为最终确定宣告刑的调节。通过全庭人员的不懈努力，案件质量明显提高。今年全年被中院发回重审3件，改判13件，发回及改判率较去年大幅下降。

2、逐步更新确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彰显人权保护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作为一条重要原则写入宪法。肖扬院长指出“人权入宪”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法院要坚决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努力实现“法庭面前人人平等”。法院在刑事诉讼中要严格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坚决反对有罪推定，所以，逐步确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保障人权，贯彻落实刑法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到刑罚追究的精神成为今年刑庭工作的又一主题。今年全年有13件公诉案件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保证了无罪的人不受到追究，收到良好的效果。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过程中，我们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坚持着重调解的原则，今年全年共受理附带民事诉讼75件，调解达成协议或调解后当事人撤诉的有29件，调解成功率达39%。从而使被害人最大程度得到应有的赔偿，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社会矛盾。

三、积极倡导学习、调研之风，提高审判人员业务素质

刑事审判知识博大精深，刑事审判理念亦日新月异。为切实增强我庭审判人员审判业务水平，我们积极组织由刑庭全体干警及研究室、监察室、立案庭部分人员参加的刑事审判集中培训，深入学习新的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传达新的刑事审判理念，深入讨论、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型疑难案件。刑庭内部还经常就具体案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在庭室内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研讨，不仅增强了全庭干警的业务水平，让全庭干警建立起现代刑事审判理念，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而且通过集思广益找到解决疑难案件的处理方法，消化了相当大一部分疑难案件，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审判委员会的压力。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刑庭审判人员还积极撰写论文，李辉同志的论文参加全市法官论坛研讨并获了奖。我们还认真抓好裁判文书的质量，提高裁判文书的说理释法水平，要求合议庭审判长对裁判文书严格把关。专门召开庭务会，对错漏严重的裁判文书在庭内进行曝光，以让大家吸取教训，不断提高裁判文书质量。

四、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审判人员的政治素质

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公正司法的刑事审判队伍，是做好刑事审判工作的根本保证。一年来，我庭坚持一手抓审判工作，一手抓党风廉政建设。在院党组的领导下，围绕理想信念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纪律教育和警示教育，开展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教育活动。结合今年的纪律教育学习月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排头兵实践活动，积极组织干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时发现自身缺点并予以改正。使大家在思想上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全庭始终保持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有效地提高了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

新的一年即将来临，刑庭全体同志将继续在院党组的领导下，在各庭科室队的支持下，敬业爱岗，勤奋拼搏，把我院刑事审判工作不断推向前进，为建设“法治香洲、平安香洲、和谐香洲”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