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在刑罚宽严相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篇：社区矫正在刑罚宽严相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社区矫正在刑罚宽严相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刑事犯罪的“严打”，展示了刑罚的威严，对社会稳定作了积极的贡献，我国刑政策呈重刑化趋势，但多年的“严打”未能遏制刑事犯罪的发案总量，重大恶性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刑不压罪的对抗局面相持难变，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刑罚的宽与严应当相济互补，各显其能。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

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政法机关在实践过程中认真落实这一战略政策，探讨出许多创新的贯彻途径，司法行政部门在实践中探索的社区矫正就是其中一项积极手段，现就社区矫正手段在贯彻“宽严相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探讨如下：

一、社区矫正的实践初现

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作出《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在充分肯定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前提下，建设“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应当选择基层工作比较好的社区进行，总结积累经验，不断扩大试点，逐步加以推广。”并确定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等省（市）为正式社区矫正工作试点的第一批省（市）。在社区矫正试点探索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推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2005年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作出《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决定将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重庆等十二个省（区、市）列为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目前社区矫正的试点地区已扩大到18个省（区、市），试点的地区由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扩大到经济一般和欠发达的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各地的社区矫正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开展。

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无疑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是贯彻刑罚宽严相济政策的必要手段，也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更是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人为本，建构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但试行社区矫正是否符合国情，社区矫正是否只有优点而没有缺点，如何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因地制宜地构建中国社区矫正制度，如何未雨缪缪地认识社区矫正的利弊，克其之短，扬其之利，则是摆在司法实践部门面前的重大问题。

刑罚与刑罚制度历来是一柄“双刃剑”，运用得好则维护国家利益保护人民，运用得不好则破坏法益、伤害公众，甚或危害社稷。因此，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社区矫正，不仅充分认识到社区矫正的利，而且还要深入探寻到社区矫正的弊，通过利与弊的权衡，设置扬利抑弊的对策，为国家社区矫正的正确决策作出实践例证。

二、社区矫正的优势和意义

一是从非监禁刑的角度论证社区矫正的优势，认为非禁刑执行方式的社区矫正，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多样性，适合不同程度的犯罪适用，将犯罪人安置在社会中进行改造，没有隔断其与社会的联系，有利于对犯罪人的改造和回归社会，可以大大降低行刑成本；可以大大减少监狱人口；能够降低犯罪率，对社会和对被害人产生一些直接的利益；更加符合人道主义精神，有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将监狱行刑重点集中于那些高危犯罪人和严重犯罪人。

二是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上着眼，认为社区矫正有利于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罚制度，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有利于对那些不需要、不适宜监狱或继续监禁的罪犯有针对性地实施社会化的矫正，充分利用社会各方力量，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使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两种行刑方式相辅相成，宽严相济，增强刑罚效能，降低行刑成本。

三是从社区矫正的优点出发，认为社区矫正具有直接优点和间接优点。直接优点是：能够有效地促进对罪犯的改造（在社区矫正中不割断犯罪人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社区矫正的犯罪人可以免受监禁环境的消极影响、在社区矫正中对犯罪人监管与帮助并重、在社区矫正中能够更好地利用社区资源开展有关改造活动、帮助犯罪人改过自新）；有助于增强社会的稳定性；能够大量节省行刑资源（可以节省国家的刑事司法资源、可以节省国家为解决监禁犯罪人之后产生的相关问题所需的资源）。间接优点是：有利于减轻监狱压力，促进监狱的安全稳定；有利于对罪犯的分类管理与教育，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有利罪犯刑满之后成功回归社会，减少重新犯罪；有利于增强社区预防犯罪的意识，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落实在基层；有利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与国家刑罚发展趋势接轨，树立我国政治稳定与文明的良好形象。

四是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重要意义来看，认为进一步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加强社区矫正工作，是贯彻落实加强“两所一庭”建设，完善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

设；是贯彻落实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充分体现了我国对犯罪分子“教育、感化、挽救”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改造工作方针和政策；是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是对完善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的有益探索，有利于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等部门更好地改造职责，发挥职能作用，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

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社区矫正的弊端和缺陷

一是非监禁刑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引伸出对社区矫正弊端的思考，认为非监禁的社区矫正最大的缺陷是不能剥夺犯罪人的犯罪能力，在客观上为犯罪人实施新的犯罪行为提供了可能；使用非监禁刑会使刑罚的威慑力大大减弱，一般预防功能丧失；非监禁刑措施过于简单、针对性不强，可供选择的种类很少；非监禁刑并不能必然地降低犯罪率，不会必然地促进罪犯的改造，也不一定必然地节省资源；社区矫正也可能存在专业队伍人员不足、机构和设施不健全、经费短缺、志愿人员缺乏和不愿意配合工作等问题。

二是从社区矫正工作的局限性和可能出现的弊端上论述的不足，认为社区矫正的局限性表现在：被矫正对象的范围受到较大限制；矫正工作的随意性可能降低改造的实际效果；可能给社区带来一定危险而受到社区的抵制；削弱惩罚性可能降低一般预防的威慑效果；惩罚性的削弱导致道德谴责弱化可能无助于实现“多元遏制”的目的；对那些主要因社会因素而犯罪的犯罪人不起作用；对那些缺乏远见和道德感受力的人不起作用；对那些具有强烈犯罪亚文化影响的人难以起到矫正效果。我国社区矫正可能出现的弊端是：矫正工作者对被矫正对象生活的过度干预；矫正工作者对被矫正对象的放任自流；社区矫正对矫正工作重点分配的不平衡；社区矫正工作的随意性，社区矫正可能会产生新的腐败现象。

三是从社区矫正的缺点和不足出发归纳总结出来的社区矫正之弊，认为社区矫正扩大了控制网络，导致了国家对社会的“网络扩张”，包括控制网络更广、更强和转变；社区矫正在使用中会产生岐视现象；犯罪人在客观上具有犯罪和危害社会的能力；刑罚的威慑力似乎减弱。

四、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的利与弊

由于我国的社区矫正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和系统，而是由刑种、刑制和刑罚执行过程中变更执行方式等内容构成的一个集合，因此单从整体上和宏观上把握利与弊是不够的，还应该从具体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的5种社区矫正对象分别展开论述。这5种对象的社区矫正工作，既有整体社区矫正的利与弊，与有其各自特有的刑种、刑制和刑罚变更执行方式的特殊的利与弊，只有在认识了社区矫正的一般性利与弊的基础上，又深入掌握了各个社区矫正对象的具体的利与弊，才能有的放矢地扬长避短，搞好各项社区矫正工作。

五、社区矫正在刑罚宽严相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社区矫正既有利，又有弊。从上述中，我们不难发现社区矫正的优劣、利弊均根源于社区矫正的内在属性，即基于教育刑的目的，为了更好地让罪犯回归社会，将罪犯放回原居住地社区予以行刑监督、教育改造和帮助服务。这一根本性特征，便生出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社区矫正由于没有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勿需监禁机构的羁押与监管，更有利于罪犯回归社会，更有利于体现刑罚的人道与文明，更有利节省行刑与矫正成本，提高刑罚效益。同时，由于将罪犯放在社会上行刑与矫正，更有利于整合社区资源，利用社区人才，发挥社区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社会志愿者的力量，综合治理犯罪问题，教育改造罪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参政议政、管理国家的宪法原则与社会职能，从而最大限度地将罪犯改造成为新人，提高教育改造的质量。这就是社区矫正的利。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将罪犯的自由予以剥夺，让罪犯回家服刑与矫正，便有可能生出利用自由的环境与空间，“自由”地危害社区，侵害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利于社会的公共安全。由于社区矫正没有固定的封闭场所，致使罪犯所居住社区的不良环境和不良交友，仍然可以对犯罪人发生作用，使犯罪人的犯罪心理进一步恶化，同时也可能存在犯罪人向社区其他公众的不良影响与教唆。由于社区矫正是利用社区力量来矫正罪犯，但社区力量的组织可能因社区的成熟度不同，人员构成各异，因此存在着不好组织、不便组织甚至不可能组织的情况，无疑会使社区矫正流于形式，存在着极大的随意性，影响着社区矫正的效果发挥。这就是社区矫正的弊。

研究社区矫正的利与弊不是目的，而只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社区矫正在刑罚宽严相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更好地扬长避短，使社区矫正工作更加健康、顺利地发展。

首先，社区矫正是一项伟大的矫正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关心与爱护，共同将此项新生事物扶持好。但是，社区矫正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没有瑕疵与弊端的，因而应加强矫正作用的研究，深化对矫正手段地位的认识。

其次，倡导与推行社区矫正，不应该一味地否定监狱（禁）矫正，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监狱（禁）矫正具有不可否定的存在价值，同时也是配合社区矫正的威慑力量与调剂措施，二者之间应当取长补短，共筑惩罚与改造罪犯的矫正大堤。

再次，我国的社区矫正是初步的，与世界各国社区矫正制度相比较，属于“初级阶段”，因此对社区矫正的“利”和试点的“成功”，并不能反映未来全面展开的社区矫正工作就能体现得出来或者实现得了。

此外，我们必须还从哲理的角度看到：（1）社区矫正利弊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没有必要回避矛盾，害怕揭示弊端，而应该深入地研究社区矫正利弊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条件及其变化发展规律。兴“利”抑“弊”。（2）社区矫正的利弊是复杂多样的，其利与弊不是一元的、孤立的，而是多元整体的，因此，应系统全面地看问题，切忌片面与主观。（3）社区矫正的利弊是有层次的，不仅有宏观的整体的一般共性利弊，而且还有各个社区矫正项目种类的特殊类型利弊，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只有将不同层次的社区矫正的利弊认识清楚，才能更科学地进行分类、监督、分类教育，类型化、个别化的帮助与教育，从而更有的放矢的搞好各项社区矫正工作。（4）社区矫正的利弊是相对的，社区矫正根本性的利（社区开放性、人道性、资源整合性），同时也是它的最大的弊，正如监狱（禁）矫正一样，监狱封闭性、集中性、强制性是监狱矫正最大的利，同时也是其最大的弊。（5）社区矫正的利弊是变化的，基于不同的刑罚目的与刑事政策的指导与制约，社区矫正的利弊是可以转变的。在报应刑时代，监狱（禁）矫正的封闭型、强制性正好体现了刑罚的惩罚、报应以及剥夺罪犯犯罪能力的目的与要求。然而在教育刑时代，单纯的监禁则有悖教育改造罪犯的刑罚目的的实现，及其宽容、人道的刑事政策的要求。同理，在单纯强调教育和个别预防犯罪的目的时期，社区矫正的开放性是合理与时尚的，但在报应与预防相结合的折衷刑时代，社区矫正就有失报应的内涵要求，因此应强化社区矫正项目的惩罚力度，增加严格监管的内容，以体现社会的正义要求和刑事政策发展变化的需要与限制。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重大转型时期，同时也是gpt达到人均3000美元的高犯罪增长期，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这就有必要在实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结合中国国情的实际，同时紧随国际社区矫正领域的科学发展走向，走出一条扬社区矫正之利，克社区矫正之短，既能体现社区矫正的人道性、经济性、再社会化教育性，又能体现刑罚应有的惩罚、报应，使社区矫正在刑罚宽严相济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体现出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篇：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中的地位和作用

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中的地位和作用

社区矫正做为一种新生事物，在我国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它在社区矫正中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从了解社区矫正入手。

一、社区矫正含义、主体、对象及目的（一）社区矫正的定义

社区矫正是一个外来词，又叫作“社区矫治”，英文叫法为Community correction，它是一种将罪犯放置于社会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刑罚执行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有关规定，“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二）社区矫正的主体

根据两高两部的《通知》可以看出，社区矫正的主体是以专门国家机关为主，以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及社会志愿者为辅的一个执行体系，而不是一个单独的机构。

（三）社区矫正的对象

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主要是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矫正中出现的确实不适合在社区服刑或改造的罪犯，当然还是要依法采取监禁矫正等方式。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目前主要包括下列5种罪犯：

1、被判处管制的；

2、被宣告缓刑的；

3、被裁定假释的；

4、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

5、被暂予监外执行的。

（四）社区矫正的目的社区矫正的目的：通过社区矫正组织进行的社会化的教育改造活动，使罪犯适应并顺利回归社会，从而达到预防他们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的目的。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社区矫正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与我国现行的监狱改造活动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而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它监督的范围包括侦查监督、诉讼监督、执行监督等。所以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的执行方式，应当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同时《通知》指出：“人民检察院要加强法律监督，完善刑罚执行监督程序，保证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地执行。”可见，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活动中充当权力监督者的角色，担负监督刑罚执行的职能。这意味着，检察机关行使权力的对象不是监外服刑犯，而是管理、监督、矫正监外犯的机关。谁对监外犯行使矫正职权，检察机关就有权监督其权力的行使是否合法与公正。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社区矫正活动中，检察机关是以监督者的身份出现的，是活动的监督机关。

二、检察机关在社区活动中的作用

既然检察机关是以社区矫正活动监督者身份出现在矫正活动中的，那么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活动中应该发挥哪些作用呢？我认为根据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能及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行为的本质，检察机关应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发挥如下作用：

（一）、对社区矫正过程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进行侦查。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一直行使着对职务犯罪行为进行侦查的职能，可见国家把这种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是作为法律监督的一种形式来看待的，同时社区矫正的主体之一是国家机关，所以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发生的职务犯罪行为应该由检察机关进行侦查。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贪污挪用社区矫正经费的犯罪进行侦查；二是对侵犯社区矫正人员的人身、民主权利的犯罪进行侦查；三是对收受被矫正人员的贿赂帮助被矫正人员逃避矫正活动构成犯罪的行为进行侦查。

（二）、对在矫正活动中发生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应立案侦查而未立案的情况进行监督。这里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非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在矫正活动中的犯罪行为应该立案侦查而未立案的情况。二是对被矫正人员重新犯罪应立案而立案的情况。

（三）对被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的进行批捕和起诉。

（四）对矫正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包括监督法律文书的送达情况、矫正管理情况、考核决定和奖惩建议、增减考验期的情况。

（五）依法维护被矫正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三篇：宽严相济在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案件审判中的具体贯彻

宽严相济在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案件审判中的具体

贯彻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2月8日发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称《意见》），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作出了科学阐释，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是新形势下刑事审判工作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对于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法律，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意见》内涵深刻、内容丰富，为深入理解和正确适用本《意见》，现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就《意见》有关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案件审判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规定说明如下：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经济犯罪案件审判中的具体贯彻

（一）关于从严惩处的案件范围。根据《意见》第9条规定，发生在经济领域、需依法从严惩处的主要是指下列严重犯罪：以高利率或高回报为诱饵，针对社会公众实施的非法集资、非法证券、传销、地下“六合彩”等涉众型犯罪；制售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等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犯罪；制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等

坑农害农的犯罪；制贩假币、操纵证券期货市场、金融诈骗等严重危害金融秩序的犯罪；走私，逃税、骗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严重侵害国家经济利益的犯罪；重大环境污染、非法采矿、盗伐林木等各种严重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

（二）关于政策法律界限。对于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经济违法行为，应当根据《意见》第4条规定的“审时度势”原则、第5条规定的“两个效果相统一”原则以及第14条、第23条规定的从宽要求，审慎分析判断其社会危害性，从有利于保障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依法准确定罪量刑。以非法集资案件为例说明如下：一是要准确界定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商业交易的政策法律界限。未经社会公开宣传，在单位职工或者亲友内部针对特定对象筹集资金的，一般可以不作为非法集资。二是要准确把握非法集资罪与非罪的界限。资金主要用于生产经营及相关活动，行为人有还款意愿，能够及时清退集资款项，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或者不作为犯罪处理。此外，对于“边缘案”、“踩线案”、罪与非罪界限一时难以划清的案件，要从有利于促进企业生存发展、有利于保障员工生计、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依法妥善处理，可定可不定的，原则上不按犯罪处理。特别对于涉及企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技术人员因政策界限不明而实施的轻微违法犯罪，更要依法慎重处理。

（三）关于刑罚适用。（1）根据《意见》第6条关于从严处理的原则性规定以及第29条关于死刑适用政策的规定，对于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的经济犯罪，要依法从严惩

处，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适用死刑；对假币犯罪累犯、惯犯、涉案假币数额巨大或者全部流入社会的犯罪分子，应当依法从重判处；对于伪造货币集团的首要分子、骨干分子，伪造假币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应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对数额特别巨大，肆意挥霍集资资金或者归案后拒不交代赃款去向，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或者致使被害人自杀身亡等严重后果的集资诈骗犯罪分子，应当依法从重判处；对造成严重疾患、伤亡后果或者以婴幼儿、危重病人为对象，社会影响恶劣的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假药劣药犯罪分子，应当依法从重判处。（2）根据《意见》第25条规定的宽严“相济”要求，应当区分犯罪行为的具体情形区别对待。以走私犯罪为例，对海上偷运走私、绕关走私等未向海关报关的走私与价格瞒骗走私，走私特殊物品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在具体量刑时都应当有所区别；对进口走私象牙等珍贵动物制品犯罪在量刑时应当酌情考虑出口国家的法律规定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因素。（3）要切实执行《意见》第12条有关“对于侵财型和贪利型犯罪，更要注重通过依法适用财产刑使犯罪分子受到经济上的惩罚”的规定，以最大限度地挽回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损失，安抚受害群众。同时，此类犯罪的目的就是获得非法利益，有针对性地加大经济制裁，特别是执行的力度，以有效地剥夺犯罪分子重新犯罪的条件，发挥刑罚的预防犯罪功能。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职务犯罪案件审判中的具体贯彻

（一）关于从严惩处的案件范围。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依法从严惩治腐败，是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的一项长期政策。根据《意见》第8条第1款规定，当前要特别注意严肃惩处以下职务犯罪：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金融等多发易发领域的商业贿赂犯罪；在扩内需、保增长，灾后恢复重建等专项工作中发生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渎职等职务犯罪；黑恶势力犯罪、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重大食品安全等群体性事件背后的行贿受贿、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职务犯罪；贪污、挪用、侵占农业投资专项资金等职务犯罪。

（二）关于政策法律界限。在坚持依法从严惩处职务犯罪的同时，同样需要根据《意见》第14条、第25条的规定，体现宽严“相济”，做到严中有宽、宽以济严。以贿赂犯罪为例说明如下：（1）对于收受财物后于案发前退还或上交所收财物的，应当区分情况做出不同处理：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因其受贿故意不能确定，同时为了感化、教育潜在受贿犯罪分子，故不宜以受贿处理；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因受贿行为既已完毕，且无主动悔罪之意思，故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2）对于行业、领域内带有一定普遍性、涉案人员众多的案件，要注意区别对待，防止因打击面过宽导致不良的社会效果。特别是对于普通医生的商业贿赂犯罪问题，更要注意运用多种手段治理应对。对收受回扣数额大的；明知药品伪劣，但为收受回扣而要求

医院予以采购的；为收受回扣而给病人大量开药或者使用不对症药品，造成严重后果的；收受回扣造成其他严重影响的等情形，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3）对于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涉案范围广、影响面大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特别是对于顶风作案的，或者案发后隐瞒犯罪事实、毁灭证据、订立攻守同盟、负案潜逃等企图逃避法律追究的，应当依照《意见》第8条第2款的规定依法从严惩处的同时，对于在自查自纠中主动向单位、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讲清问题、积极退赃的，或者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有自首、立功情节的，应当依照《意见》有关规定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三）关于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运用。自首、立功是法定的从宽情节。实践中要注意依照《意见》第17条、第18条等规定，结合“两高”《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做好职务犯罪案件审判工作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法律规定的有机结合，具体如下：（1）要严格掌握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法定标准和认定程序，确保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认定的严肃性和规范性的。（2）对于具有自首情节的犯罪分子，应当根据犯罪事实并结合自动投案的动机、阶段、客观环境，交代犯罪事实的完整性、稳定性以及悔罪表现等具体情节，依法决定是否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以及从轻、减轻处罚的幅度。（3）对于具有立功情节的犯罪分子，应当根据犯罪事实并结合立功表现所起作用的大小、所破获案件的罪行轻重、所抓获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的法定刑以及立功的时机等具体情节，依法决定是否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以及从

轻、减轻处罚的幅度。（4）对于犯罪分子依法不成立自首，但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的，应当视其主动交代的犯罪事实情况及对证据收集的作用大小、酌情从轻处罚。（5）赃款赃物追回的，应当注意区分贪污、受贿等不同性质的犯罪以及犯罪分子在追赃中的具体表现，决定是否从轻处罚以及从轻处罚的幅度。

（四）关于缓刑等非监禁刑的适用。在依照《意见》第14条、第15条、第16条规定适用缓刑等非监禁刑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当前职务犯罪案件缓刑等非监禁刑适用比例偏高的实际情况，以及职务犯罪案件适用非监禁刑所需要的社会民意基础和过多适用非监禁刑可能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得适用缓刑：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或者影响恶劣的；不退赃或者退赃不积极，无悔罪表现的；犯罪动机、手段等情节恶劣，或者将赃款用于非法经营、走私、赌博、行贿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属于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或者犯有数罪的；曾因职务、经济违法犯罪行为受过行政处分或者刑事处罚的；犯罪涉及的财物属于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捐助、社会保险、教育、征地、拆迁等专项款项和物资的。渎职犯罪分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适用缓刑：（1）依法减轻处罚后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2）渎职犯罪造成特别恶劣影响的；（3）渎职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以渎职犯罪一罪处理或者实行数罪并罚的。

第四篇：浅析社区矫正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浅析社区矫正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丁友军

社区矫正工作是将五种罪刑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在的罪犯放在社区，融合政府和社会资源对其进行教育改造的一种行刑制度。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有利于化解对抗情绪，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降低行刑成本。2005年，我们江苏省在全省全面推开社区矫正工作，通过一年的时间实践来看，总的效果是好的，得到社会、家庭的普遍认可，为构建和谐江苏创造有利的社会稳定条件。但我们在工作调研中，也发现社区矫正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制约该项制度应有的效果和作用发挥，没有全面体现党和政府的政策关怀。以下是笔者调研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及对今后的工作对策提出自己的浅显之见。

存在问题

问题

一、没有统一法律，配套法规不完善。

我国《刑法》规定，依据人民法院判决的内容不同，刑罚分别由公安机关、监狱、人民法院执行。社区矫正工作从理论看应是刑罚的一种，但《刑法》目前没有正式法律予以明文规定。现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主要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两高两部通知），通知中对开展该项工作的内容、程序规定过于笼统，各部门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不明确，托管、送达和回执的方式、有关矫正档案资料没有详细说明，这些问题让基层单位在实践中不便于操作，造成有关单位之间工作互相扯皮、跨省市犯罪或流动人口犯罪的矫正对象脱管、矫正程序不统一的现象发生。从而使社区矫正工作效果打折扣。

问题

二、各部门之间工作配合、衔接不密切。

社区矫正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根据两高两部的通知精神，司法行政机关是具体组织实施部门，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监狱等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但实践中由于牵涉的部门较多，权利义务不明确，且没有固定的统一办公场所，各部门为了局部利益，对做好这项工作缺乏热情和主动性，反而使工作复杂化，最后司法行政部门也只能因陋就简。

问题

三、经费保障不到位，基层工作人员积极性不强。

社区矫正涉及多方面的工作，需要一定的经费予以保障，两高两部的通知中没有规定。江苏省社区矫正领导小组下发的《江苏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中，规定财政部门的职责时，只提出将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但并没有说明每个社区矫正对象的经费保障款项、使用条件、使用时间、申请及使用的主体和程序，现在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有的工作人员要为矫正工作中交通费、通信费埋单，导致他们对这项工作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

问题

四、司法行政机关没有矫正强制权，不利于维护法律权威与尊严。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但根据两高两部的通知及江苏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的规定，司法行政机关是具体组织实施单位，公安机关是社区矫正的执法单位。据我们统计，矫正对象一般都没有正式的工作，他们对司法行政机关的考核奖惩报着无所谓的态度，有的矫正对象的以经济、生活等种种理由不参加有关矫正活动，有的迁居或离开居住区域根本不向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报告，由于司法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权力，社区矫正工作者面对这些现象也无计可施，使社区矫正工作形同虚设，严重影响刑罚的权威性和

严肃性。

问题

五、基层司法所力量还比较薄弱。

根据两高两部的通知，街道、乡镇司法所要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2004年，江苏省才逐步调整司法所的体制、落实编制。按省司法厅《关于在全省开展规范化司法所创建活动的意见》，司法所由三名以上人员组成，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具有相关的法律专业知识。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实际情况与《意见》要求仍有一定的距离，集体性质的干部和事业人员仍占一定的比例，一兼多职、安排非本职工作的现象仍然存在。我们建邺区从2005年5月开始全面接管社区矫正对象，每个街道司法所都接管10人以上，工作人员少，专业知识缺乏也制约着社区矫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发挥。

基本对策

对策

一、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刑法》、加快立法步骤。

全国人大应适应社区矫正这个新事物，及时修改和补充《刑法》，增强社区矫正有关内容。应根据这两年的社区矫正的试点经验，并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尽快地出台一部全国统一的《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矫正的内容、矫正的程序、各部门的权力与义务等作出明确而详细的规定，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对策

二、建议成立统一的社区矫正工作管理机构。

加快司法体制改革步伐，由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成立统一领导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这个机构由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诸部门指定人员参加，设立固定办公地点，由上述部门合署办公，便于社区矫正工作的衔接与协调。

对策

三、建议制定切实可行的财政保障措施。

国家财政部应制定《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使用管理管理》，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确定各地方每个社区矫正对象所需费用，再由地方财政列入当年的政府财政预算，由市、区（县）级司法局根据社区矫正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拨付给基层司法所，完善审计检查制度，确保专款专用，解决司法所因经费紧张而无法开展工作的难题。

对策

四、建议全国人大对司法行政机关立法授权。

司法行政部门是行政机关，工作遵循的原则之一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为避免法律空白而出现工作漏洞，为维护社区矫正工作的严肃性，全国人大在制定的《社区矫正法》中，应赋予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必要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在矫正对象无故不参加矫正活动、脱管或违法对抗时，可以行使必要的强制管理手段，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

对策

五、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

严格按照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在全省开展规范化司法所创建活动的意见》要求，加大基层司法所的建设力度。一是进一步落实体制编制调整的有关规定。司法所行政和业务归口管理，增加编制，及时补充缺编人员，充实基层，明确司法所的工作职责。二是制定和公开社区矫正工作的流程，加强监督与制约，增加社区矫正工作的透明度。三是加大对基层司法干警的培训教育力度。着力提高政治信念、专业素质、服务水平，努力建设一支整体素质高、综合实力强，既能解决复杂矛盾又廉洁奉公的社区矫正队伍

第五篇：浅析社区矫正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浅析社区矫正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社区矫正工作是将五种罪刑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即被判处缓刑、管制、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统称“五种人”)放在社区，融合政府和社会资源对其进行教育改造的一种行刑制度。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有利于化解对抗情绪，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合理配臵行刑资源，降低行刑成本。司法部从2002年才开始探索性地开展社区矫正工作，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正式运作。笔者就这项工作对临翔区的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调查了解，基本情况是这样的，2007年，临翔区被列为云南省第二批临沧市的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区，全区有9个社区，截止2007年12月1日，共有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矫正对象158名，案件类别分别为：走私贩卖毒品25人，交通肇事7人，抢劫5人，故意伤害8人，滥伐林木3人，贪污挪用15人，盗劫5人，非法拘禁3人，刑罚种类为缓刑、保外就医、假释、剥夺政治权利、监外执行。通过深入矫正对象、司法部门、社区干部、社区居民中了解，通过矫正，总的效果是好的，得到社会、家庭的普遍认可，为构建和谐临翔创造有利的社会稳定条件。但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社区矫正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制约该项制度应有的效果和作用发挥，没有全面体现党和政府的政策关怀。以下是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及对今后的工作对策提出自己的浅显之见。

一、观念滞后，群众认知程度低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刑罚的目的就是惩罚犯罪人，犯罪人受刑越重似乎越能接近刑罚的目的，表现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重监禁刑，轻非监禁刑，于是将大量犯罪人送往监狱，认为监狱是改造犯罪的最佳场所，结果造成监狱压力巨大、行刑成本过大。而社区居民对社区矫正这一新生事物，表示陌生，大多理解为“判了刑不用进监狱”或“坐家庭监狱”，对接受社区矫正的犯罪人普遍存在防范心理，认为原来应该在监狱服刑的犯罪人转移到自己的眼皮底下服刑，或多或少存在着担忧与不安，认为他们会给自己正常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其次司法人员对社区矫正也持观望的态度，对矫正的效果不乐观。而且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社区矫正就是公安机关的对五种监外罪犯的监督管理，仅仅是名称、监管组织的变化而已。这是社区矫正难以取得社区居民全面合作的深层心理因素，因而阻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发展。

二、没有统一法律，配套法规不完善

从目前我国刑事法律和刑罚执行的实际情况看，现行法律没有社区矫正的相关表述，社区矫正的法律性质、工作内容和运行程序等均无法律明确界定，实际工作中产生了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制度而带来的问题和困难。当前的社区矫正，除了《通知》是对社区矫正规定得最详尽也最有权威的规范性文件外，司法部还出台了《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此外，我们找不到更多的法律依据。而且，该《通知》的性质属司法解释，其法律地位与社区矫正的重要性很不适应。首先，人民法院认定犯罪并处以社区矫正执行的判决权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第二，按照《通知》规定，矫正机构不属于公安机关，而应属于司法机关，这与行法律规定是相违背的。我国《刑法》规定：“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执行”，“监外执行……由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缓刑罪犯，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考察”，“管制、剥夺政治权力……由公安机关执行”，若罪犯在假释中违反规定，由“公安机关提请法院审核裁定”。可见，除执行缓刑时公安机关将罪犯交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考察尚有法律依据外，其他的社区矫正方式都没有提到基层组织或别的组织可以参与刑罚的执行。所以，缺乏法律依据将制约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健康发展。据调查，临翔区也只是根据《通知》和《临翔区社区矫正试点各种实施方案》、《临翔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细则》来开展工作。，三、社区矫正队伍人才严重匮乏，管理模式经验化

矫正工作不同于其他工作，它的特点体现为工作性质和对象的特殊性，因而需要采用特殊的工作方法。但是，目前一线矫正工作人员由于缺少专业的矫正人员，特别是专业人士，如心理医生、教育工作者等，仅有的一些矫正工作者往往是从一般的社区工作者“蜕变”而来，例如临翔区的各个社区都是由社区干部经过简单的培训匆匆上岗。其自身对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认识还不到位，工作方法又简单粗糙；在与矫正对象接触和个别谈话时，缺乏人性化的工作手段，感召力和亲和力不够；有的还不能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开展工作和解决问题。另外，矫正工作者的法律知识、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的专业结构不够合理，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其次，由于矫正工作要求有一支稳定的合格的志愿者队伍，而目前既能够开展社会工作又懂法律的的社区工作人员没有，只是在司法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工作，社区干部工作量大，不能投入过多的时间搞好此项工作。再次，社区矫正工作中重要的一环是对矫正对象进行“心理矫正”，因为矫正对象往往受家庭和社会的歧视，对社会产生仇视、报复、破罐破摔等病态心理，容易存在情感与交往上的障碍，对自己重新做人失去信心，亟需心理医生对其进行心理辅导，帮助他们建立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而当前真正能够称为心理专家参与社区矫正的几乎是零。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后劲。同时缺少具有个性化的科学的矫正方案，对罪犯心理、行为的矫治效果就难以保证。

四、各部门之间工作配合、衔接不密切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社区矫正的五类犯罪人即五种监外罪犯，以前是由当地公安机关执行、考察和监督。但由于我国公安机关担负着极其繁重的工作任务而常常对此无暇顾及，使得对五种监外罪犯的监外执行管理流于形式，一直得不到真正的落实。近几年来，随着社区组织的逐步规范和社区功能的不断拓展，社区矫正工作也开始从无到有。虽然《通知》明确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组织成立专门机构替代公安机关行使对监外服刑人员的监管职能，但是《通知》确定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成立专门机构实施社区矫正本身与现有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是缓刑、假释等五种刑罚的执行机关就相矛盾，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组织成立专门机构应叫何名称，职责范围如何，都没有统一的规定，直接影响到基层社区矫正机关的合法性和强制力。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是公安机关，工作主体是司法行政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在实施监管措施时，缺乏有效的强制管理手段，影响了刑罚执行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社区矫正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根据两高两部的通知精神，司法行政机关是具体组织实施部门，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监狱等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但实践中由于牵涉的部门较多，权利义务不明确，且没有固定的统一办公场所，各部门为了局部利益，对做好这项工作缺乏热情和主动性，反而使工作复杂化，最后司法行政部门也只能因陋就简。

五、司法行政机关没有矫正强制权，不利于维护法律权威与尊严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但根据两高两部的通知及《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的规定，司法行政机关是具体组织实施单位，公安机关是社区矫正的执法单位。据我们统计，矫正对象一般都没有正式的工作，他们对司法行政机关的考核奖惩报着无所谓的态度，有的矫正对象的以经济、生活等种种理由不参加有关矫正活动，有的迁居或离开居住区域根本不向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报告，由于司法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权力，社区矫正工作者面对这些现象也无计可施，使社区矫正工作形同虚设，严重影响刑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六、经费保障不到位，基层工作人员工作开展难度大 社区矫正涉及多方面的工作，需要一定的经费予以保障，两高两部的通知中没有规定。《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中，规定财政部门的职责时，只提出将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但并没有说明每个社区矫正对象的经费保障款项、使用条件、使用时间、申请及使用的主体和程序，现在基层工作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有的工作人员要为矫正工作中交通费、通信费埋单，导致他们对这项工作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

综上所述，要使社区矫正工作发挥应有的作用，笔者建议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更新刑罚理念，消除监禁刑罚为主的片面观念

现代刑罚理论认为，刑罚目的在于报应和预防的辩证统一。报应是指罚当其罪、罪刑相适应，即通过剥夺犯罪人的财产、自由乃至生命来抵当其罪恶。预防又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一般预防通过惩罚犯罪人来教育社会不稳定分子，特殊预防通过对犯罪人教育改造消除其再犯罪能力与倾向。长期以来，我国注重的是对监禁刑的执行，通过监禁改造实现刑罚的报应和预防之目的，然而忽视了刑罚特殊预防之功效。因此，我们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更重要的是首先要更新刑罚执行理念，消除监禁刑罚为主的片面观念，把握当今世界刑罚制度发展方向，确立非监禁刑与监禁刑并重的刑罚理念，把刑罚的重心由犯罪转移至犯罪人，刑罚的适用由注重对犯罪报应的实现转移至注重对犯罪的预防，即注重对犯罪人的帮教改造以及犯罪人服刑完毕后如何能够快速健康地溶入社会正常生活等方面的工作。

二、科学设臵行刑机构，修改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法，制定《社区矫正法》

在我国的刑罚执行体制上，形成了由司法、公安均可行使刑罚执行权的二分格局，即：司法行政机关行使监禁刑罚（包括判决生效时余刑一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的执行权，公安机关行使非监禁刑罚（包括管制、拘役、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和判决生效时余刑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执行权。这样的行刑格局有许多弊端：一是行刑资源浪费；二是不利于对刑罚执行工作的归口管理和法律监督；三是对犯罪人的改造缺乏延续性，容易发生脱节。如获得假释的犯罪人到了社会上后，由于当地公安机关没有其在监狱接受改造的第一手资料而难以实施有的放矢的矫治措施，矫治效果难于保证。事实上，《通知》已经对我国的行刑权作出重大的调整，即对由公安机关行使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权调整为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组织的专门机构行使非监禁刑罚执行权，公、检、法各司其职，社区为载体。但是笔者以为，仅有一个《通知》还是不够的，应在试点工作取得实际经验基础上，及时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修订社区矫正法。通过修订和完善法律，一是合理配臵行刑资源，使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两种行刑方式相辅相成，增强刑罚效能，降低行刑成本；二是完善行刑机构设臵，进一步明确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刑罚执行主体的资格，赋予其全面行使刑罚执行权（包括对非监禁刑罚的执行）的职责和权力，如组建社区矫正机构、制定社区矫正办法、研制矫治效果考评标准等。三是制定社区矫正有关法律法规，在修改相关刑事法律后，制定一部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的法律性质、适用范围、监督管理措施、保障体系、工作程序以及社区矫正机构和人员的设臵、职责、权利和义务，执法监督，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为社区矫正健康顺利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制基础。全国人大应适应社区矫正这个新事物，及时修改和补充《刑法》，增强社区矫正有关内容。应根据这两年的社区矫正的试点经验，并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尽快地出台一部全国统一的《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的机构设臵、矫正的内容、矫正的程序、各部门的权力与义务等作出明确而详细的规定，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三、建立一支与矫正工作相适应的高素质矫正队伍

适时进行队伍培训是保证矫正质量的首要前提。组织队伍培训主要采取的方式：一是实施专题式教学。将国家政策、法规教育，治安形势、矫正发展趋势等分若干个专题供学员进行研究和学习，通过让学员解决真实性问题，来掌握隐含于其中的知识，形成解决当前矫正工作存在的难点、热点和重点问题的能力。二是按矫正基本知识、运用规律、参观考察、总结提高的步骤实施全过程培训。矫正基本知识，主要侧重于讲清解决矫正工作的基本问题；运用规律，主要是给出背景材料，实施案例、实例教学；参观考察，组织学员到具有典型的矫正社区参观考察，把专题研究引向深入；总结提高，主要组织学员运用所学理论，结合社区矫正的现实问题，撰写研究报告，并组织交流，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此外，招揽心理医生、教育工作者等专业人才，更有利于矫正犯罪人的心理。加大对基层司法干警的培训教育力度。着力提高政治信念、专业素质、服务水平，努力建设一支整体素质高、综合实力强，既能解决复杂矛盾又廉洁奉公的社区矫正队伍。三是制定和公开社区矫正工作的流程，加强监督与制约，增加社区矫正工作的透明度。

四、重视矫正的方法手段，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 社区矫正的关键在于使犯罪人回归社会，形成社会再生资源，其核心是矫正质量。社区矫正应依法组织“矫正”，加强责任意识、使命意识、服务意识、危机意识和安全意识，对矫正对重塑改造意识、回归社会意识。应着重在提高矫正工作本领上下功夫，在实施矫正的方法手段上下功夫。一是重视教育矫正。通过“听法制讲座、看法制园地、办法制知识竞赛、读法制报刊、唱文明歌曲、做文明事、干文明活”等多种教育形式，引导矫正对象熟悉法律法规、掌握政策形势、知晓道德规范、掌握行为准则，使其在思想上真诚反思悔过，行动上老老实实地服刑认罪，顺利地完成回归社会、融入社会的改造任务。二是重视心理矫正。根据矫正对象的心理需求，结合其犯罪历史、犯罪原因、心理类型、心理特点、现实表现等制定心理矫正个体方案，研究心理矫正执行预案，进行心理分析，适时心理咨询，实施心理矫正，帮助其树立正常的心态，增大其心理的承受能力、排除其犯罪的诱惑力、加强其外界的抗干扰力，增强其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信心，促使其开始重新生活、重新做人的能力。三是社会公益劳动矫正。根据矫正对象的年龄和身体状况，灵活采取多种公益劳动形式；根据矫正对象的职业状况，具体确定公益劳动的时间、程度和方式；根据矫正对象的技能状况，合理安排公益劳动的性质、类型和强度。通过组织其矫正对象参加社会公益劳动，既增强其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也使社会和受害人在心理和精神上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同时也较好地维护了其矫正对象的自尊。四是制度矫正。建立和完善与矫正相适应的工作制度，是现行法律的有效补充，更是矫正质量的重要保证。社区矫正组织应根据“五种服刑人员”的服刑情况，建立和完善登记、走访制度，每周见面考勤制度、每月参加一次公益劳动制度、每季度思想汇报制度、以及问责制度、考核评议制度、联系会议制度，思想教育制度等，使社区的矫正对象在制度的约束下，朝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流程有序、规范地进行。

五、加大社区矫正工作宣传力度，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要通过广泛的宣传，使全社会认识到，社区矫正是国家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刑方式文明化、人道化的重要表现，对于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使其顺利回归和融入社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动员社会各界理解、关心、支持和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六、建议制定切实可行的财政保障措施

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确定各地方每个社区矫正对象所需费用，再由地方财政列入当年的政府财政预算，由市、区（县）级司法局根据社区矫正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拨付给基层，完善审计检查制度，确保专款专用，解决矫正工作因经费紧张而无法正常开展的难题。

总之，笔者相信，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不断深入，社区矫正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修改和完善，更具科学化、人性化的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制度必将形成，富有人性魅力的社区矫正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