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农地改革任务

第一篇：中央农地改革任务

中央农地改革任务

瞭望智库在调研中获悉，关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任务分工已经明确。总计21项相关改革内容，被下发至各个部委。

由农业部牵头负责落实的改革任务有6项，涉及农地承包经营权及流转的方方面面。包括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扶持农民合作社以及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发展政策、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发展现代种养业、发展农民股份合作等问题。由国土资源部负责牵头落实的改革任务也有6项，涉及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征地制度改革和宅基地制度改革等。包括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及其配套制度的问题，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的问题，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以及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控力度等问题。

此外，人民银行要负责牵头落实的相关改革任务有3项，主要涉及农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的抵押、担保等问题。

由中央农办牵头落实的有2项，主要是探索进城落户农民的承包地和集体资产权利实现形式、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的问题。

国务院法制办负责牵头落实的也有2项，主要是修订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担保法、物权法等法律中的相关法律条文，以及完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法律制度。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住建部负责牵头落实的各有1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关于加强土地制度理论和政策研究”，住建部负责“加快制定出台《村镇规划条例》”。瞭望智库获悉，21项具体的改革任务还同时指明了具体的协同部门。包括林业局、财政部、银监会、工商总局、国家发改委、税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国研室、参事室、社科院等。

瞭望智库认为，部委分工的明确，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农地改革的配套改革、综合改革方案。按照中央一系列部署要求，各牵头部门要就被下发的改革任务尽快理清工作思路，抓紧落实，尽快拿出改革方案。展开先行试点，以问题为导向，以探索出可复制、能推广、利修法的经验。

第二篇：成都农地改革

成都农地改革

2007年6月，国务院批准重庆、成都两地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接到批准后，成都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认真讨论调研。08年初，成都率先启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都江堰、温江、双流、大邑等４个区、市、县和14个重点镇是这次改革首批试点区。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就是对农民家庭联产承包土地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和林权，进行登记确认，让农民与城镇居民一样享有同等物权。然后，通过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等形式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

成都的土地产权改革，并不是要土地私有化，而是坚持既有的宪政框架，以物权法为主要改革依据，增加物权弹性，让农民获得以土地为核心的物权权利。

成都这样城市化高速推进并且正在进行统筹城乡试验区建设的地区，有工业化、城市化扩张的强烈需求，有较好的前期发展基础,同时承担有带动周边区域快速增长的任务。在这样的局部区域，以相对封闭的方式，采取风险可控的措施，实施渐进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改革探索。中国土地改革可以分区域、分步骤推动，未来改革方向是产权清晰、充分流动，同时有效实施用途管制推进方式和推进节奏。

在所有试点中，温江最具代表性，故称为“成都温江模式''。成都温江模式的第一步是农村集体土地和房屋所有权的确权登记。

2008年1月，温江区正式启动对全区集体土地进行确权登记，然后核发相关的确权证书。确权的过程是先对村里的土地进行测量，由地方国土资源局等相关部门参与，然后将测量的结果公示，以此为依据，再由当地国土局、房管局、农业局发放各种权证。2008年６月，温江区就有部分农民拿到了权属证书———“四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即宅基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集体林地使用权证》。

拿到确权证书只是第一步，让农民把土地变成可在市场上流转的资产，是成都市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2008年４月，由成都市委、市政府牵头组建的成都市农村产权流转担保有限公司成立。公司除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等流转行为进行担保之外，还将对利用宅基地、农村房屋、新居工程等抵押融资进行信用担保。

成都市通过农村土地产权即农村土地承包土地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和集体林地使用权的确权登记，确定了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以及合法流转的权利，并通过农村产权流转担保公司为农村土地流转和抵押融资、农村建设贷款及农村劳动者创业贷款等提供行为和信用担保，一方面为农村融资提供了抵押贷款的新途径，解决了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影响投资风险大，以及农村资产不符合金融机构规定的贷款抵押物标准等所造成的农业融资困难；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农村产权流转担保机构和农业保险机制降低了从事农业生产以及进行农村融资的风险，将进一步促进金融机构对农业的投资。

第三篇：农地改革的城镇化视角（本站推荐）

农地改革的城镇化视角

发布时间：2014-4-4信息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2013年12月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闭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同等规格、交叉套开，重要性不言而喻。

“城镇化是当前和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所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说。郑新立在我国经济学界具有广泛影响，曾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全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规(计)划的起草工作。他亦是不久前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成员。

在郑新立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涉及的改革达300多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难度最大的。此外，全会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党的文件里，第一次对生态文明体制系统地做了阐述和部署。

就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政策思路和生态文明体制的具体部署，郑新立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专访。几个小时的专访，郑新立思维清晰，语速飞快，能清楚准确地说出一连串的重要数据，对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他都有较深的研究和独到见解，但也时时透露出对农民工、留守儿童、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人文关怀。

农地改革关乎城镇化成败

《财经国家周刊》：刚刚结束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已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政策思路定调，你对会议部署有怎样的解读?

郑新立：城镇化是当前和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所在。如果未来10年到20年间城镇化率保持提高一个百分点，那么每年将有一千万以上的农村人进入城市，为此增加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足以拉动未来经济较快增长。

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是50%，如果20年后再提高20%，30%人口住在农村、70%人口住在城市的城乡结构基本就定下来了，我们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也就基本实现了。

《财经国家周刊》：会议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6大任务，其中一个任务是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既要优化宏观布局，也要搞好城市微观空间治理。对此你有怎样的想法?

郑新立：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镇化都是循着一条人口和资源不断向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聚集的道路推进。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以后不能再搞了，城市发展到上千万人口就是“灾难”。

未来城镇化将分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在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和以京津为中心的环渤海，形成三大都市群，这三大都市群在未来十年内经济总量将超过2万亿美元，进而超越纽约都市圈和东京都市圈。

第二个层面是以省会为中心形成“次区域城市群”，目前发展比较好的有四个：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的武汉城市圈;以长沙为中心的长株潭城市圈;以成都和重庆为两极的成渝城市圈。未来在次区域城市群中，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将靠城际高铁连接起来，都市群和次区域的城市群也通过高铁连接，大大小小的城市形成半小时生活圈、一小时商务圈，形成同城化、一体化的发展。

第三个层面则是以县城为中心、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为基础的城镇化局面，吸引更多人向中小城市分散。目前，在苏南、浙江、珠三角等地已经有了现成案例，在一个县域范围内形成了半小时生活圈，比如浙江安吉，老百姓在县域二三产业从业，但还居住在农村。房子在农村都是依山傍水，周围竹林环绕，非常优雅清静，生活工作很方便很现代化，农民就不需要往城里跑，这就叫就地城市化。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城市化，像德国是一个城市化很成熟的国家，但德国人讨厌大城市，67%的德国人居住在小城镇，一个小城镇10万人左右，主要依托一个工厂或一个银行。

《财经国家周刊》：除了就地城市化，还是有很多农民工需要到城市落脚，会议提出了加快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那该如何保障进城农民的权益?

郑新立：我们有2亿多农民工，未来要在城里市民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地方住。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涉及的改革达300多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难度最大的。

《决定》为农民工在城里扎根提供了三个条件。第一是耕地转包。农民将承包地经营权转包出去，别人搞规模化经营，效率高，又可以发展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然后农民到城市打工，工资加上土地转包费，就容易跨入中等收入家庭行列了。

第二是出让宅基地。现在中国土地最大的潜力是宅基地，城乡建设用地一共22万平方公里，包括县城和城市以上的大中小城市占5万，宅基地却占17万，农村一个人的建设用地面积是城市的3.5倍。宅基地这么大的资源一直没发挥作用，三中全会把这个金库打开了。农村宅基地流转改革，可以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满足城市化需求，城市房价亦自然下降。

第三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可同地同权同价。过去农村建设用地是先征地变成国有，搞一级开发，再进行招拍挂，现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直接进入市场，无论是集体收入，还是分给老百姓，都是一个大红包。

此外，我国有3~4千万留守儿童在农村，父母离开他们去城市打工，给他们幼小的心灵留下很多创伤，如果农村的宅基地可以卖掉，他们在城里有了房子，把孩子接到城里，让他们全家团聚，这是一件大善事。我们各项政策应推动这种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财经国家周刊》：但农民工进城至今各方认识仍不一致。不赞成改革的一方担心，“万一进城农民失业了怎么办，他们也不能重新回到农村，会不会沦为印度、巴西等国城市中的贫民，成为城市解决不了的问题”。

郑新立：这种担忧没有必要。中国的农业和美国加州的农业相差不止100年，中国过去在理论上、政策上，长期鼓励让农民躺在自然经济、小规模经营的温床上，还要维护农户在农村的经营主体地位，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只种6.4亩地，永远难富起来。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不会倒转，第一代农民在城市能找到工作，第二代本事会更大，在城市上大学，至少读个中专、技校，竞争力会超过第一代，他们不会再回农村了。农村2.8亿的劳动力，只需要留下8000万种地便绰绰有余，其余2亿农民可以进城。尽管制造业吸纳劳动力的规模已趋于饱和，但服务业容量还很大。中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比例只有36%，全世界平均水平是62%，因此未来两亿劳动力到城市能做什么?就是搞服务业。不用再纠结农民工失业问题了，因为根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调查，目前农民工失业率只有6%，但大学生失业率已经到30%了。

《财经国家周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的成员，“重庆地票”的农村土地改革模式会不会更普遍被推广?

郑新立：我和黄奇帆在一个起草小组。重庆的土地制度改革搞了四年多，它是把重庆郊区分散的、零星的建设用地，包括原来农村的板砖厂、窑厂、村镇企业、宅基地等进行土地复垦，这些新增的耕地经国土部门丈量后，发地票给农民，农民拿地票去市场交易，需要建设用地的投资者也到这个市场去买地，然后由城市规划部门统一调节规划使用。

重庆如此试验了四年，产生了四个效果。第一是卖地的收入一共200多亿，农村集体拿了15%，农民个人拿了85%，有近二百亿卖地的钱装到了农民口袋里;第二是重庆市不缺建设用地，所有到重庆投资的企业都能实现项目落地;第三是四年时间内，这些零星的建设用地，不仅满足了新增建设用地的需要，还新增了7多万亩耕地;第四是形成了一个土地交易价格，20万元一亩，银行以每亩20万的抵押向农民提供贷款，一共贷给了农民70多亿，支持农民发展多种经营。

《财经国家周刊》：这些经验对其他省份是否有借鉴意义?

郑新立：比如河北省。河北省与北京市已经达成一个协议，北京市要疏散500万人口到周边地区，但是河北省没建设用地。河北省省长张庆伟跟我说，河北很想接收过来，但是河北建设用地严重短缺。我建议他去把重庆建设经验学过来，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生态文明体制首次破题

《财经国家周刊》：你参加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全会对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在你看来，这些部署和以前有哪些不一样?

郑新立：全会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五元一体化的五个体制里面，其他四个体制中央都专门开过会，做过决定和部署，在党的文件里，第一次对生态文明体制系统地做了阐述和部署，也可以说是第一次破题。

《财经国家周刊》：文件中关于生态文明体制的具体部署，你有怎样的解读?

郑新立：第一是《决定》中提出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就是包括河流、湖泊、海洋、山地、草原等将来的产权都要明确责任主体，由这个责任主体对自然资源维护负责，而且要实行离任审计制度和自然资源损害的终身追究制度。这非常重要，是第一次提出来。

第二点就是提出建立吸引社会资金投资环保产业的市场机制，通过“谁污染谁付费”和第三方治理形成一个机制。“谁污染谁付费”是一个新提法，过去我们一直提“谁污染谁治理”。但“谁污染谁治理”很难真正得到落实，一直流于形式，实际上变成了谁要是治理了，谁就吃亏，谁要是不治理，谁就赚钱。

比如一个60千瓦的发电机组，火电厂一年的脱硫脱硝除尘成本需要8千万元，如果企业偷排或者装一个假设备，成本就变成企业收入了。过去我们也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检查来了，企业赶紧把设备开起来，检查的一走，就把机器关上，或者是白天开、晚上排污，这个实践证明“谁污染谁治理”不行。

未来如果改成“谁污染谁付费”，企业只要排放了污染物，无论是气体、液体还是固体，核定一个标准你要交费，然后由政府通过招标，选择拥有先进技术、设备和经验的企业来治理，保证把最好的设备装上去，保证它24小时开起来。

起草的过程还有一个小插曲。原来起草的文件写的是“试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但最终在全会上讨论时，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说这项工作已经试行有段时间了，应该改成“推行”。就改了一个字，我们未来在治理雾霾等问题时，相关工作可能要提前好多年。

《财经国家周刊》：一讲到环保不少人就提到必然影响经济增长，发展仍是未来中国的重要任务，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

郑新立：之所以一讲到环保就提到必然影响经济增长，是因为我们过去还没有找到一个共享性的公共产品市场价值补偿机制，说白了就是新鲜空气人人都在享受，它不像别的商品一样要通过市场购买，如果一个企业为新鲜空气做出贡献，有了投入，但这个投入如何产生利润?如果投入不能取得回报，光是靠企业觉悟，那肯定是干不成的。现在就找到了这样一个机制：“谁污染谁付费”，推行第三方治理。

《财经国家周刊》：在你看来，环保产业是否将成为一个新的投资热点?郑新立：对环境生态的投入，同样可以产生GDP，可以产生利润，可以增加就业，这样就将形成环保产业的庞大市场。包括脱硫脱硝、除尘、水污染治理等专业技术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能创造出可观的税收及就业。

今年以来，在华北、华东地区连续出现的大面积雾霾天气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忧虑，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由于大气的污染，在我们首都北京肺癌的死亡率已经上升为第一位，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上涨。这样的严酷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应该利用市场机制，拉动环保产业的发展，使环保投入形成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目前，环保部正抓紧制定《京津冀地区联合治理大气污染行动计划》，一共十条，措施非常有力，这十条措施出台后可能对环保投入形成一个热潮。

《财经国家周刊》：在推动环保产业发展方面，还有哪些藩篱需要破除?

郑新立：我认为首先要破除三个落后理念。第一，要破除强调环境保护必然牺牲发展的观念。环境保护和发展是可以统一的、协调的，而且环境的优美为人类创造一个适于居住的良好的环境，本身就是我们发展的目的和内容之一。

第二，要破除“煤电便宜，所以要重点搞煤电”的观念，忽视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现在煤电的成本看起来1度电只有4毛多钱，风电、太阳能1度电要8毛到1块，但我们把环境成本、人的健康成本、医疗成本、人们寿命缩短的成本也全部算进去，那么煤电的成本可以说已经接近或者是相同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再也不能用这个观点指导经济工作了。

第三，要破除认为“环境治理可以慢慢来”的观念。有人认为英国治理雾霾用了50年时间，我们着什么急呢?我认为在3-5年内，治理雾霾可以取得明显的成效，很多人说不可能。英国当年治理雾霾还没有治理的技术，现在世界上治理大气污染，脱硫、脱硝、除尘的技术都是现成，而且绝大部分设备国内都可以制造，现在要钱有钱，要技术有技术，原来缺机制，现在机制也有了，我相信治理大气污染在3-5年见到成效是有可能的。

第四篇：XX年农地改革试点总结

XX年农地改革试点总结

从XX年1月1日起我国将完善中央单位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完善中央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以下是小编整理的XX年农地改革试点总结，欢迎翻阅哦!XX年农地改革试点总结

针对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等广受关注的农村“三块地”改革，国家部署了33个地区进行试点。企业也存在担忧，例如拍得集体建设用地后能不能和国有建设用地一样抵押融资等。

随着12月临近，一年一度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即将召开。按照惯例，会议将部署下一年的农业农村工作，并将审议新的中央一号文件。针对明年农业领域的工作重点，多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称，多项涉及农村土地改革的试点将进入总结阶段，好的试点经验将升华为政策或法律，也有些改革措施要进行微调。

多位专家表示，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政府连续出台了《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XX2020年)》、《粮食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全国农村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等多个农业领域中长期重磅规划文件。从这些文件来看，供给侧改革将作为主线贯穿未来五年农业发展。明年中央一号文件在这方面的部署势必会更具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和往年不同，明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虽然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提法或改革动作，但不会是方向性的调整。近年来，我国针对农村的产权制度、土地制度、价格形成机制等开展了多项改革试点，很多试点已经到了要总结经验的阶段，所以明年农村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如何把这些经验升华为政策或法律，在继续执行和完善已有政策措施的同时，也要对一些政策进行适度微调。

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告诉记者，明年土地制度改革仍将是“三农”领域的一个重点。今年决定推进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等“三权”分置预计会出台更为详细的措施。

除此之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还有几项重要工作将在XX年底告一段落。按照中央此前规划的时间表，到XX年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等“三块地”改革试点工作都将完成。届时，对实践证明可行的改革措施，全国人大将修改完善有关法律;而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则将恢复施行过去的有关法律规定。

目前，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整省试点已经达到22个。这是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一项基础工作，只有通过确权颁证，才能确定土地对应的权属关系，展开其他各项改革工作。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此前介绍，这次开展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可以分为“解决问题、赋予权能、信息平台共享”等三大主要任务。一是要“摸清家底”，要把承包经营权所涉及的亿承包农户拥有土地的数量、位置、面积搞清楚;二是要明确相关的权能，尤其是承包经营权的权能需要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中予以认定、完善和确认;三是要通过确权工作建立一个信息平台。下一步流转和相关的产权市场建设等工作，可以在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共享相关信息，这本身也是确权登记颁证的一项工作。

而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等“两权”试点方面，目前全国已经有近300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了相关试点，其中，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232个县级行政区，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59个县级行政区，有13个地区重叠，两项试点共计278个县级行政区，大约占全国县域行政区域的%。

多位专家和基层人士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很多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抵押物不足，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可以作为有效的融资补充。但抵押担保机制体系不健全、土地确权没有覆盖、评估机制不完善、抵押物处置难等问题，是目前各地普遍面临的情况，也需要在未来的试点中予以解决。

针对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等广受关注的农村“三块地”改革，国家部署了33个地区进行试点。专家表示，“三块地”的试点改革是封闭运行的，目前的步伐可能相对偏慢。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为例，在试点地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再经过征地程序，而能以集体土地的名义上市交易。基层表示，改革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获得感”，但在土地出让收入应当如何分配、集体土地能否和国有土地一样抵押融资等问题上还存在疑惑。另外，企业也存在担忧，例如拍得集体建设用地后能不能和国有建设用地一样抵押融资等。

XX年农地改革试点总结

4月14-15日，国土资源部征地制度改革座谈会在浙江杭州召开，会上提出要总结征地制度改革实践经验，扎实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促进形成可复制、能推广、利修法的改革成果。

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世元表示，要按照中央部署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要求，继续将改革试点各项工作做好做实。一要进一步总结完善改革试点成果，并限期提交有质量的总结报告。通过认真总结，提炼以往改革探索的主要经验、难点及共性问题;围绕制度性设计，做好11个城市征地制度改革的阶段性总结，实现各项改革良性互动;以问题为导向，总结提炼改革共性问题、创新性制度成果和有关政策建议。二要充分发挥好试点的示范引领作用，继续做好征地制度改革等相关试点工作，提供更多的实践经验。

华泰证券认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地经营权可以进行转包、出租等，但进行抵押贷款则需要进行法律的突破，当前大多采取政府成立物权公司、再进行担保贷款的模式。

按照XX年开始安徽、吉林等地试点，在个别市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总量较小，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相对活跃的交易市场，使得银行风险评估存在较大难题，一旦发生坏账，抵押物处置将十分困难。

华泰证券建议，大力推广经营权抵押，直接让经营权和银行对接，能够让土地流转更加活跃，可以不通过政府的平台去融资，自行发展农地集约经营，一方面可以提高收益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加快土地流转、盘活存量。

另外，由于农民住房属于宅基地，本质上属于集体建设用地，所以不能够进行自由流通，要将其财产权抵押也就意味着进行的是信用贷款，这在土地确权并建立相应的流通市场之前，对银行的风险较大，特别是在抵押金额较高的情况下。

而在农民加杠杆时代：财产权抵押和经营权抵押的前提条件是确权，这构成了土地改革的基本前提，同时，在此基础上展开土地金融改革，将对未来的土地市场带来极大影响，为集体土地的入市打下基础，一方面，集体土地入市可以降低地价，另一方面，农民对城镇住房购买力加强。

广发证券认为，随着农地产权确认的推进，收益权属关系日渐明晰，农地交易市场逐渐形成，资源类公司通过土地流转方式拓宽土地经营范围有望提速。

XX年农地改革试点总结

XX年，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等地33个县级试点区域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实施方案获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批复，农村土地改革试点工作正式进入全面启动阶段。改革方案包括推进征地制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提高被征地农民补偿标准、宅基地制度的有偿退出机制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近日，各有关部门密集调研土改试点地区。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率民进中央调研组，到北京大兴区调研土地制度改革工作推进情况。北京大兴区是国家确定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区域。

5月17日至18日，国研中心副主任张军扩率调研组来到湖南省浏阳市，实地走访了北盛镇亚洲湖村、北盛镇众益农机合作社、市农商银行、大瑶镇南山村等地，调研的主题是浏阳市农村改革整体推进的情况。据媒体报道，宅基地制度改革可能是张军扩此行的重点。以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为代表的“三块地”改革，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三大内涵，其中宅基地制度改革相对更为复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将在XX年结束，之后可能会根据试点结果出台改革的细则方案。

5月16日，国家发改委召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的城乡要素高效配置交流”座谈会，全国11个典型地区和单位介绍了推进城乡要素均衡配置方面的改革内容和成效，其中绝大部分都与农村土地的确权、转让等改革相关。专家认为，新时期的农村土地改革措施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促进供给侧改革第一位的要素，是帮助中国经济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对策。

上周，经济之声派出多路记者跟随国家发改委前往重庆、贵州、云南等地调研土地改革试点情况。

重庆“地票”制度

走进重庆涪陵区珍溪镇洪湖村，眼前一排排青瓦白墙的中式楼房前绿树成荫，篮球场、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村支书郭中礼说，入住的66户村民原来散居各处，把闲置的宅基地、荒地复垦以后，通过地票交易获利近560万元，大伙集资建起了这个新村。

52岁的村民邹友谊复垦以前以种植为生，如今搬进110多平方米新房，承包鱼塘养了猪，年收入近10万。

邹友谊：“原来房子是我两口子用石子砌的，多年了已成了危房，不能住了。党和政府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新农村建设，复垦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新面貌”。

地票制度是重庆市在农地改革探索实践中的一项创新。所谓“地票”是将农村用地指标转移到城乡规划建设区域使用的交易凭证。农村宅基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等闲置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并经过国土部门验收，产生建设用地指标。通过交易，获得地票者可在重庆市域范围内，申请将符合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从XX年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拍卖出第一张地票，到今年《重庆市地票管理办法》正式实施，7年多实践探索，重庆市逐步完善复垦、交易、使用、价款分配、法律责任等环节设计，地票制度体系初步形成。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执行总裁童代志表示，统筹城乡发展，重点是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主要在财产性收入的差距。中央提出让守护土地的农民得到实惠，提高农民经营与财产性收入是改革的关键。

交易所副总裁王晓芹说，在城乡二元土地管理制度下，实行地票制度是通过市场的手段，释放农村土地升值的潜力，打破城乡土地市场壁垒，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

王晓芹：“截止今年5月上旬，累计交易地票万亩，交易额亿元。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地票为退出农村建设用地提供了有效路径。城市刚性的建设用地增长，农村建设用地随着人口转移而逐步减少，耕地逐步增加，用地回归到世界城镇化普遍规律上来。”

受益于地票制度的不光是村民。珍溪镇党委书记秦学介绍：按制度规定，复垦宅基地，地票纯收益85%归农户，15%归集体。原来集体经济薄弱、基本靠上级拨款的洪湖村，复垦后村集体获得400万元收入，全村新增耕地面积101亩，年可增加农业收入近50万元。

秦学：“我们镇集体收入有4000万，实实在在给大家办点事，修便民道，挖堰渠。农民很希望复垦，这是真正的富民好政策。”

贵州“同地同权”

一进入湄潭县红坪村，记者就看到道路两侧鳞次栉比的标准厂房，机器轰鸣声不断响起。这是村里的工业园区，以前曾经发愁招商引资难，如今已经吸引了28家企业入驻。

因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湄潭县试验区副主任张雷告诉记者，正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实现了这些农村土地和国有土地“同地同权”，通过向市场“招拍挂”，让企业获得较长期的土地使用权。

张雷：“经营性建设土地入市创新的地方是实现了同权、同价、同等入市。最重要的是同等入市的问题，就是允许农村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像国有土地一样，可以公开地“招拍挂”，打破了竞拍人的限制。这和我们以前的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半径是不同的，以前只能在本村的集体成员内部流转，这就局限了它的价格和使用。”

在张雷看来，入市一方面破解了企业的用地瓶颈;另一方面通过盘活农村闲置资产，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以红坪村为例，村支书张权友算了一笔账：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没有入市前，一亩地的收益只有五六百元;允许入市后，村集体把这类土地拍卖所得收益入股园区企业，一亩地每年收益能比原来增长5倍。

张权友：“现在群众的效益肯定一天比一天好。通过这种模式，村民拿到这个钱后，就把钱投给企业，通过村委会协商后，和企业方达成协议，然后年终测算红利，一亩地每年能分到3000元。”

另外，根据当地规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除了在集体内部成员之间分配、使用，集体经济组织还要提留不少于40%的净收益。相比入市试点前，这部分增量壮大了集体经济规模，并促进了当地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截至去年底，国家发改委在开展两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过程中，先后将33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全部纳入综合试点范畴，其中就包含了贵州湄潭县。在半年左右的实践中，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开始显现，比如湄潭金花村“七彩部落”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资源变资本、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发展旅游业，把原来的贫困村打造成了美丽乡村。湄潭县县长李勰表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为这类“就地城镇化”提供了重要支撑。

李勰：“原来把土地全都征收为国有的话，村集体是基本没有收入的。现在通过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村土地流转等改革，集体组织的收益也开辟了新的渠道，这样就可以把钱用于村集体辖区的公益基础设施建设，为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提供了补充。比如说兴隆镇红坪村这个地方，就用这个收益修建了农贸市场、农产品检测中心等公益设施。”

云南化山地之困为山地之惠

早上八点半，弥勒市弥阳镇，小拇指大的灯盏花还沾着露珠在地里摇曳，阵阵药香在车间里弥散，章保村村民肖锦望了望坡下5000多亩的种植基地，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肖锦：“当时招聘，公司以附近为优先原则。从去年1月份吧，我就进了这个公司，主要负责锅炉这一块的工作。像我们公司除了锅炉房，还有车间的操作工、捡草工，还有种植的，大概有五六百人吧。我的工资到手的每月有三千一二，在原来的厂里每月两千块钱不到，还有五险一金，工资在当地算比较高的，相当满意嘛!”

肖锦的满意归根结底在云南弥勒灯盏花公司的效益。从开工到投产，短短两年多时间，公司的一期项目就建成了继云南白药之后的第二大天然药物提取厂。生产总监李秀春向记者透露，项目能够在国内争得先机，首先占了“天时”。

李秀春：“XX年10月份开始立项，到XX年5月份时间就取得了GAP生产许可证，15个月的时间就建完了。就是因为有低丘缓坡这个政策，有这个‘绿色通道’，我们在审批过程中就得到了很大的实惠，如果正常的土地手续要办两到三年。”

从原料间、提取室、浓缩车间到废液处理，整个厂区顺着坡地而建。李秀春指着山坡说起了“地利”，这时又算了一笔细账。

李秀春：“低丘缓坡与耕地的差价一亩算下来将近万左右，就我们整个的300多亩的面积算下来，就为我们公司节约资金5000多万。因为我们生产工艺，在一般正常的平地上要做落差的建设，而利用低丘缓坡又为我们节约了XX多万。因为我们去年的产值达到了亿，现在算下来，加上时间、资金这一个块儿为我们节约了将近3个亿左右。”

十一点，在距离弥勒市30公里的泸西高原足球训练基地，XX年全国青少年男子足球的一场比赛正在此激烈进行。武汉卓尔球队的李祖勋对这样蓝天白云的高原绿茵场十分钟情。

记者：“觉得比赛的环境和设置怎么样?”

李：“设施很好，环境也很好!”

原来是荒山，现在是国内小有名气的足球训练基地。这个项目只是泸西县低丘缓坡综合开发规划的一角。县国土资源局局长李瑞云说，山多地少曾让县城发展“腾不开”。XX年起，通过试点，全县向荒山荒坡要了70多公顷土地，那里也成了城镇扩容和功能转移的重要区域。

李瑞云：“我们这儿本来就是山地城市，耕地用于我们的城镇建设是非常有限的。交通肯定是拥堵的，在学生放学的时候，基本上是车跟车，一公里左右要花半小时左右。现在山坡上在建的是我们八中、九中的迁建项目，那个封顶的是我们的保障房和民政的老年公寓项目，建好的是我们森林公安的业务用房，那边还有我们的公租房。我们把把教育、行政、房地产开发、工业、旅游，逐步转移到山上。”

在位于县城北部的一处山丘之上，曾经杂草丛生、石漠化严重的荒地摇身变成高品质的生态宜居小区。县住建局局长卢涌滢认为，凭借政策扶持、配套支持、价格优势和良好生态，这类商品房具有很强市场竞争力。

卢涌滢：“当时的地价就是四十到五十万一亩，跟城区的地价相比每亩低了几十万。这样节约成本、降低房产整体价格的作用就很好。而且整个环境做起来也非常漂亮，已经形成了一道风景啊。现在基本已经卖完了。”

通过合理、科学和持续的规划发展，低丘缓坡综合开发将让红河州由山之困转为山之惠。

红河州副州长鞠云昆：“红河州可以利用的低丘缓坡地有43万公顷，林地32万公顷。这部分可用地面积虽然只占山区、半山区面积的%，但是却给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提供广阔的用地，可以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缓解城乡建设用地的矛盾。从试点的情况来看，效果比较好，我们恳请把低丘缓坡综合开发试点的时间放长一点，形成好的规模化效益。下一步，我们将把道路、土地平整做好，做好招商引资，吸引更多的民间成本到红河。”

纵观这些典型的土改试验地区，不难发现，集中体现出三大特点：其一，在不改变我国基本的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情况下，让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作用得以放大。其二，注重因地制宜，突出特色，进行差别化改革探索。其三，注重体制机制创新，坚持问题导向，不拘一格，大胆探索。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我国当下的重大现实问题，实现土地制度改革的突破，可以极大地释放改革红利，支撑中国经济未来几十年持续稳定增长。但由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还未能全面展开，因此试点地区的改革实践将为全面改革的实现带来突破。

第五篇：中央1号文件明确水利改革发展五大任务范文

中央1号文件明确水利改革发展五大任务

今年中央1号文件已经公布，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央指导农业农村工作的第八个中央1号文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水利部部长陈雷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中央1号文件提出的五大任务。

一是突出加强农田水利等薄弱环节建设。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加快中小河流治理和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抓紧解决工程性缺水问题，提高防汛抗旱应急能力，继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建设。

二是全面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实施大江大河治理，加强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搞好水土保持和水生态保护，合理开发水能资源，强化水文气象和水利科技支撑。三是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进一步提高水利建设资金在国家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大幅度增加中央和地方财政专项水利资金，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多渠道筹集资金，力争今后10年全社会水利年平均投入比2010年高出一倍。四是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

五是不断创新水利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加快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基层水利服务体系，积极推进水价改革。

此外，文件还就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责任、推进依法治水、加强水利队伍建设、动员全社会力量关心支持水利工作等提出了明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