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日说法》一起案件谈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

第一篇：从《今日说法》一起案件谈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

从《今日说法》一起案件谈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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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2004年10月26日播出这样一个案例：15岁的男孩江平和邻居17岁的女孩冯宁关系一直不错。可是一天晚上，江平趁冯宁睡着后，伸手摸向她。惊醒后的冯宁大声尖叫，江平因为恐惧而丧失理智，一心想阻止冯宁的呼叫，于是他拿起剪刀向冯宁刺去，导致冯宁身受多处刀伤。当江平被冯宁越来越弱的求饶声唤回一点理智，停下手来的时候，冯宁已经浑身是血了。此时的江平被冯宁浑身是血的样子吓坏了，他赶忙找来纸给冯宁止血，而冯宁则不住地向江平保证，不会将这件事告诉别人，她甚至丢掉了江平用来伤她的剪刀，让江平赶快走。事发后，警方很快侦破了此案，检察院以江平涉嫌强奸未遂罪和故意杀人未遂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院最后以故意杀人罪（未遂）判处江平有期徒刑一年。笔者认为，法院认定以故意杀人罪（未遂）判决值得商榷，本案应以故意杀人罪（中止）定罪。

一、所谓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具备犯罪未遂必须有三个条件：

1、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2、犯罪没有得逞。

3、犯罪没有得逞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通过分析本案，不难得出，本案具备1、2两个条件，但不具备第3个条件。什么是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呢？根据司法实践，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

1、行为人以外的客观原因，如遭遇被害人的强烈反抗、遭遇被三人的制止等等。

2、行为人自身的客观原因，如行为人技术拙劣、智能低下、犯罪时突发疾病等，致使犯罪难以继续。

3、行为人主观认识错误，如对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对周围环境的认识错误等。很显然，江平停止继续刺杀冯宁不包括在上述三方面之列，而是由于江平被冯宁越来越弱的求饶声唤回了一点理智停下来的，是江平自动停止的，不是由于他意志以外的原因，逼迫他放弃了犯罪。

由此可见，本案不完全具备犯罪未遂的必要条件，所以，不能以故意杀人罪（未遂）定罪。

二、那么本案以故意杀人罪（中止）定罪是否正确呢？按照刑法理论，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具备犯罪中止，必须具有以下三要素：

1、必须是在犯罪的过程之中停止了犯罪。

2、必须是自动地停止了犯罪。

3、必须是彻底地停止了犯罪或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我们再来看一看本案案情，江平在摸冯宁的过程中，冯宁惊醒后大声尖叫，江平因为怕事情被别人知道而恐惧，便失去了理智，一心想杀冯宁灭口。但在刺杀过程中，江平被冯宁越来越弱的求饶声唤回了一点理智，停了下来。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停止不是江平意志以外的任何因素逼迫他停止的，而是他因恐惧而失去理智后，在冯宁越来越弱的求饶声中，又慢慢恢复了一点理智的时候，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后，自动停止的。而且，当时江平被冯宁浑身是血的样子吓坏了，他赶忙找来纸给冯宁止血。这更说明，江平此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自动地在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想竭力补救因自己不理智的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且彻底地放弃了杀冯宁灭口的犯罪行为。后来，在冯宁的催促下，他快速离开了现场。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犯罪中止的三个必备要素，本案完全具备。

因此，本案应以故意杀人罪（中止）定罪。

第二篇：故意伤害案件中如何认定教唆犯的犯罪中止

被告人黄土保，男，1957年4月19日出生。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00年2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洪伟，男，1965年4月5日出生。1996年6月27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1997年6月12日刑满释放。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00年9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林汉明(化名林海健)，男，1974年10月6日出生。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00年9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谢兰中，男，1977年6月15日出生。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00年9月16日被逮捕。

被告人庞庆才(化名潘观明)，男，1973年4月18日出生。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00年9月16日被逮捕。

被告人林汉宁，男，1979年10月28日出生。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00年9月16日被逮捕。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黄土保、洪伟、林汉明、谢兰中、庞庆才、林汉宁犯故意伤害罪，向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朱环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0年6月初，刘汉标(另案处理)被免去珠海市建安集团总经理职务及法人代表资格后，由珠海市兴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环周兼任珠海市建安集团公司总经理。同年6月上旬，被告人黄土保找到刘汉标商量，提出找人利用女色教训朱环周。随后，黄土保找到被告人洪伟，商定由洪伟负责具体实施。洪伟提出要人民币4万元的报酬，先付人民币2万元，事成后再付人民币2万元。黄土保与刘汉标商量后，决定由刘汉标利用其任建源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先从公司挪用这笔钱。同年6月8日，刘汉标写了一张人民币2万元的借据。次日由黄土保凭该借据到建源公司财务开具了现金支票，并到深圳发展银行珠海支行康宁分理处支取了人民币2万元，分两次支付给了洪伟。洪伟收钱后，即着手寻觅机会利用女色来引诱朱环周，但未能成功。于是，洪伟打电话给黄土保，提出不如改为找人打朱环周一顿，黄土保表示同意。之后，洪伟以人民币1万元的价值雇佣被告人林汉明去砍伤朱环周。后黄土保因害怕打伤朱环周可能会造成的法律后果，又于7月初，两次打电话给洪伟，明确要求洪伟取消殴打朱环周的计划，同时商定先期支付的2万元冲抵黄土保欠洪伟所开饭店的餐费。但洪伟应承后却并未及时通知林汉明停止伤人计划。林汉明在找来被告人谢兰中、庞庆才、林汉宁后，准备了两把菜刀，于7月24日晚，一起潜入朱环周住处楼下，等候朱环周开车回家。晚上9点50分左右，朱环周驾车回来，谢兰中趁朱环周在住宅楼下开信箱之机，持菜刀朝朱环周的背部连砍2刀、臀部砍了1刀，庞庆才则用菜刀往朱环周的前额面部砍了1刀，将朱环周砍致重伤。事后，洪伟向黄土保索要未付的人民币2

万元。7月25日，黄土保通过刘汉标从建源公司再次借出人民币2万元交给洪伟。洪伟将其中的1万元交给林汉明作报酬，林汉明分给谢兰中、庞庆才、林汉宁共4500元，余款自己占有。

被告人黄土保辩称，自己没有参与打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其辩护人辩称，黄土保在犯罪预备阶段已自动放弃犯罪，是犯罪中止，应当免予刑事处罚。

被告人洪伟及其辩护人辩称，黄土保交给洪伟的钱，其中有2万元是抵消黄土保在餐厅的签单。洪伟在本案中仅起联络作用，对本案不应承担主要刑事责任。

被告人林汉明、谢兰中、庞庆才、林汉宁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香洲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黄土保、洪伟、林汉明、谢兰中、庞庆才、林汉宁共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土保、洪伟、林汉明、谢兰中、庞庆才、林汉宁犯故意伤害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支持。被告人黄土保为帮人泄私愤，雇佣被告人洪伟组织实施伤害犯罪，虽然其最终已打消犯意，但未能采取有效手段阻止其他被告人实施犯罪，导致犯罪结果发生。考虑到其在共同犯罪中的教唆地位和作用，因此，其单个人放弃犯意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中止。故对其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洪伟在共同故意犯罪中掌握着佣金的收取和分配，负责组织他人实施犯罪，起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并非一般的联系环节。因此，对其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亦不予采纳。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朱环周由于被告人黄土保、洪伟、林汉明、谢兰中、庞庆才、林汉宁的共同故意伤害行为而造成的物质损失，应当由上列被告人承担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朱环周所提出的赔偿其医疗费人民币87502.76元、护理费11600元、营养费9000元、误工费29400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理，应予支持。后续治疗费的诉讼请求，因缺乏医院的诊断证明，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人黄土保、洪伟、林汉明、谢兰中、庞庆才、林汉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大小，应根据其在本案的作用及其履行能力确定，并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黄土保在庭审期间表示愿意承担赔偿费90000元，应予准许。被告人黄土保在犯罪预备阶段，主观上自动放弃犯罪故意，并以积极的态度对待附带民事赔偿，有悔罪表现。故对其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洪伟刑满释放后五年内再犯罪，是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林汉明准备犯罪工具，制定犯罪计划，直接组织实施伤害犯罪；被告人谢兰中、庞庆才，直接实施伤害被害人，均应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林汉宁在共同犯罪中，负责接应，作用较轻，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其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九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黄土保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2.被告人洪伟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3.被告人林汉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4.被告人谢兰中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5.被告人庞庆才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6.被告人林汉宁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7.被告人黄土保、洪伟、林汉明、谢兰中、庞庆才、林汉宁应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朱环周医疗费人民币87502.76元、护理费11600元、营养费9000元、误工费29400元、残疾者生活补助费45106.56元，共计人民币182609.32元。被告人黄土保承担90000元；被告人洪伟承担22609.32元；被告人林汉明、谢兰中、庞庆才各自承担20000元；被告人林汉宁承担10000元。上述各被告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宣判后，上述各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抗诉。判决刑事部分已发生法律效力。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就民事部分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已裁定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如何认定教唆犯的犯罪中止?

本案中对被告人黄土保的行为是否认定为犯罪中止存在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黄土保符合刑法有关犯罪中止的规定，主观上已自动放弃了犯罪故意，客观上已两次通知洪伟取消实施伤害计划，并已就先期支付的费用作出了处分。被告人洪伟在接到黄土保取消伤害计划通知后，未能按黄土保的意思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他人继续实施犯罪，致伤害结果发生。该行为后果不应由被告人黄土保承担。

另一种意见认为，评价被告人黄土保上述主观故意的变化及其两次通知洪伟取消实施伤害计划的行为，构不构成犯罪中止，应从本案的全过程及被告人黄土保在本案中的作用来看。教唆犯的犯罪中止与单个人的犯罪中止有所不同。雇佣犯罪人(教唆犯)黄土保虽然本人确已放弃犯罪意图，并在被雇佣人实施犯罪之前，已明确通知自己的“下家”停止伤害活动，但其上述行为未能有效地阻止其他被告人继续实施犯罪，以致其教唆的犯罪结果发生。因此，不能仅从其单个人的行为就认定其是犯罪中止，应考虑到其作为教唆犯的身份及其在案件发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裁判理由

所谓犯罪中止，根据刑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是指“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犯罪中止发生在犯罪过程中，而犯罪过程又可包括犯罪预备与犯罪实行两个阶段。因此，犯罪中止可以包括预备阶段的中止和实行阶段的中止两种情况。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就是指条文中“自动放弃犯罪”的情形。也就是说行为人在犯罪预备阶段，只要主观上放弃了犯罪意图，客观上自动停止了犯罪的继续实施，就可以成立犯罪中止。实行阶段的中止，是指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行为以后的中止。实行阶段的中止，如不足以产生危害结果，只要自动停止实行行为即可；如足以产生危害结果的，就必须以“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为必要。对行为人来说，“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

罪结果的发生”，只要满足其中一项即构成犯罪中止。但是我们也应意识到，上述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主要是针对单独犯罪这种情形作出的。在单独犯罪中，按照上述规定认定犯罪中止是相对比较容易把握的。但是共同犯罪中也同样存在着犯罪中止的情形。由于共同犯罪是由各共犯基于主观上的共同犯罪故意而实施的共同犯罪行为，并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整体，成为犯罪结果发生的共同原因，这就决定了共同犯罪中止有区别于单独犯罪中止的复杂性。比如，教唆犯在实施完其教唆行为后，在其他被教唆人为犯罪进行预备活动时，仅是其个人表示放弃犯罪意图，或仅仅通知其中一个或几个被教唆人，停止实施其教唆的犯罪行为，也不能认为该教唆犯是“自动放弃犯罪”，从而成立犯罪中止。又比如，教唆犯在实施完其教唆行为后，在其他被教唆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以后，虽其个人意图中止犯罪，但未能积极有效地阻止犯罪结果发生，也不能认为该教唆犯成立犯罪中止。

本案中，被告人黄土保不是自己亲自去实行犯罪，而是以金钱作为交换雇佣、利诱、唆使被告人洪伟去组织实施伤害他人的犯罪，以实现自己的犯罪目的，因此是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教唆犯一般具有本人不亲自实行犯罪，而是通过把犯罪意图灌输给他人，使他人决意为自己实行某种犯罪的特点，因此，教唆犯要成立犯罪中止，单其本人主观上消极地放弃犯罪意图，客观上消极地不参与实行犯罪或不予提供事前所承诺的帮助、佣金等还不够，其必须还要对被教唆人实施积极的补救行为，如在被教唆人尚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结果发生之前，及时有效地通知、说服、制止被教唆人停止犯罪预备或实施犯罪行为，彻底放弃犯罪意图，使之没有发生犯罪结果，方能成立犯罪中止。但实践中，也不排除极端的例外，如被教唆人拒不放弃或阳奉阴违，仍然继续实施了该种犯罪。对此，应视为被教唆人已是单独决意犯罪，教唆人得成立犯罪中止。综上，我们认为，教唆犯要构成犯罪中止，其在教唆的预备阶段，只要放弃教唆意图即可；而在其已将犯意灌输给他人以后，则需要对被教唆人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从而有效地防止犯罪或犯罪结果的发生。具体地说，在被教唆人实施犯罪预备以前，教唆犯只有在劝说被教唆的人放弃犯罪意图的情况下，才能成立中止；在被教唆的人实施犯罪预备时，教唆犯只有在制止被教唆人的犯罪预备的情况下，才能成立中止；在被教唆的人实行犯罪后而犯罪结果尚未发生时，教唆犯只有在制止被教唆的人继续实行犯罪并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时，才能成立中止。上述只是认定教唆犯犯罪中止的一个总的指导原则，由于实践中，雇佣、教唆犯罪的千差万别，因此，在具体认定教唆犯的犯罪中止时，还要根据具体案情具体对待。

在单层次的雇佣、教唆关系中，如A雇佣、教唆了B实施犯罪，A要成立犯罪中止，只需对B实施积极的补救措施即可，如通知B取消犯罪意图或计划，停止犯罪预备行为，制止B的犯罪实行行为等。在两个以上的多层次的雇佣、教唆关系中，如A雇佣、教唆了B，B为实施被雇佣、教唆的犯罪又雇佣、教唆了C，这时认定第一雇佣、教唆人的A需要对谁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才能成立犯罪中止，就更复杂些。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考虑A对其“下家”B的再雇佣、教唆情况是否明知。如果A对其“下家”B的再雇佣、教唆情况明知，A要成立犯罪中止，按照犯罪中止彻底性的要求，A对被B雇佣、教唆的C，同样必须积极采取相应补救措施，至少其要确保B能及时有效地通知、说服、制止C停止犯罪预备或制止C实施犯罪并产生犯罪结果。否则，因此而导致犯罪行为和结果实际发生的，A对其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不能成立犯罪中止。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此类犯罪的特点，并与犯罪中止的立法意旨相吻合。

本案中，被告人黄土保同意洪伟负责组织对被害人实施伤害犯罪，应视为教唆行为已实行完毕。其后，洪伟为实施黄土保所雇佣的犯罪，又雇佣了林汉明，林汉明又进而雇佣了其他被告人，并进行了犯罪预备。这显然是一个多层次的雇佣、教唆关系，对此黄土保应当是知情的。这一点可以从洪伟对黄土保提议“找人打被害人一顿”反映出来。此后，被告人黄土保主观上因害怕打人的法律后果而决定放弃伤害计划，客观上也两次电话通知洪伟放弃伤人行动，并已就先期支付的“犯罪佣金”作出了“清欠债务”的处分。从表面上看，黄土保对其直接雇佣、教唆的人，已实施了积极的补救措施，似可成立犯罪中止。伤害行为和结果最终的实际发生，似乎只是由于洪伟的怠于通知所造成。但如上所述，本案黄土保是第一雇佣、教唆人，对其洪伟的再雇佣情况也是知情的，因此，其对其他被雇佣、教唆人亦负有积极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的责任，至少其要确保中间人洪伟能及时有效地通知、说服、制止其他被雇佣、教唆人彻底放弃犯罪意图，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显然，黄土保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而导致犯罪行为和结果的实际发生。对此黄土保有相应的责任，故不能认定其构成犯罪中止。

本案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林汉明等人实施完伤害犯罪后，应洪伟的要求，黄土保仍支付了当初答应支付的剩余“犯罪佣金”2万元，供各被雇佣、教唆人分享。这一事后情节对被告人黄土保的先前行为的性质判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综上，本案被告人黄土保的行为不属于犯罪中止。香洲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是妥当的。尽管对黄土保的行为不认定为犯罪中止，但考虑到其在被教唆人实施犯罪预备阶段，主观上能主动放弃犯罪故意，客观上能积极实施一定的补救措施，据此，香洲区人民法院决定对其在量刑上予以酌情从轻处罚，也是适宜的。

第三篇：恶意透支型犯罪与自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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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ao.lawtime.cn恶意透支型犯罪与自诉案件核心导语：我们在进行刑事自诉的时候，需要满足一些条件的要求，但是在恶意透支型犯罪未属于为是自诉案件，那么是否可以被列入为是自诉案件呢？主要的情况可以是怎么样把握呢？下文法律快车小编与你一起详细进行分析。

所谓恶意透支型犯罪，是指根据刑法第196条及相关规定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行为。从司法实践来看，80%以上的被告人在被刑事追诉后，往往主动归还了高额的透支本息款，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往往对其作取保候审处理，而60%以上的被告人被作相对不起诉处理。笔者认为，此类恶意透支型犯罪案件完全可以列入刑事自诉案件之列，坚持不告不理制度。

一、减少司法介入，有利于缓解社会对抗。

从刑法规定“恶意透支”的定义角度上看，持卡人并非以虚假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人，而是具有真实身份、合法的信用卡持有人；从情理上看，这种信用卡透支是建立在双方事先约定的基础上进行的信用消费，也就是说银行先埋单，个人后还款并付一定手续费的合同关系下的行为。从后果上看，信用卡透支不还，不管是善意透支还是恶意透支，超过一定期限不还都将交付较高的滞纳金。从客观证据的形成来看，是否两次催收，是否超过规定限额和期限，主要是从银行相关报表上体现，银行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所以，将“恶意透支”行为作为刑事公诉案件处理，一直以来遭人诟病。相反，将这种“恶意透支”行为作为刑事自诉案件，由于减少了公安、检察机关的司法介入，将双方的行为作为平等的主体来进行审理，可以缓解这种对抗情绪。同时，被害人可以提出反诉，通过相关证据主张自己的权利。

根据司法解释规定，“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虽然在量刑上体现了司法机关以人为本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由于司法机关介入“恶意透支”调查，使银行持卡人在心理上无法释怀，即使归还了透支款项，也不一定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罪过。

二、适用调解结案，有利于实现定分止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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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两高”的司法解释，恶意透支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需要满足三个客观要件，即数额要件、催收要件和时间要件。这三个客观要件都很容易理解，但是恶意透支还需要判断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司法机关判断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需通过考察持卡人透支前的财务能力、透支后的消费情况及应对方式来推断其主观心态。但是如何判断“明知”，又如何定义“肆意挥霍”，这些模糊概念在实践中往往发生歧义，可能出现法律适用不统一的情形。

对于自诉案件，自诉人在法院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也可以撤回起诉。如果作为刑事公诉案件，则被害人失去了调解结案或撤回起诉的可能。事实上，信用卡恶意透支案件中，如果通过法院促成调解，持卡人大多能主动归还欠款，这种结案方式双方都能接受，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

三、强化银行责任，有利于建立诚信社会秩序。

银行向持卡人签发信用卡时，依法有审慎审查持卡人支付能力的义务。银行如果向明知不符合条件者滥发信用卡，无异于引诱持卡人恶意透支，并直接提供了恶意透支的工具和便利，因而从情理上讲，银行对于最终的损害后果同样具有过错。尤其在最近几年，由于银行之间恶性竞争，出现滥发信用卡的现象。

如果作为自诉案件，让双方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在诉讼过程中，银行为了胜诉，其必须主动收集相关证据，有效地应对庭审诉讼，否则可能为自己的不负责任行为埋单或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为了缓解这种压力，驱使其不得不加强自身工作体系建设，促进银行信贷的健康运行。这样，既可以强化银行的责任，减少恶意透支的情况发生，且通过银行不断积累经验，努力加强工作体系建设，建立起稳定的市场信誉制度。

四、有效减少和节约司法成本。

将恶意透支行为作为刑事公诉案件，明显增加了公安、检察运用司法权力的环节，实际上将个别人的行为所应付出的成本转嫁给了公众，由政府出面动用国家暴力为银行讨债。从司法实效来看，由于大量的信用卡透支行为，在公安侦查过程中即将余款还清，且偿付了数额较大的滞纳金，检察机关也都作了相对不诉处理，即使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宣告缓刑或免予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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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刑罚并非是必要手段，也完全可以被其他手段替代，如对符合发卡条件的持卡人恶意透支，银行可以约定较高的滞纳金，通过市场手段刺激持卡人的谨慎心态；可以调整透支限额，避免损失过大等等。因此，在无法追回欠款时，银行可以通过自诉的方式向法院起诉，这样做可节约大量的司法人力物力，减少不必要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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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8年长春事业单位公共基础知识：辨析犯罪预备、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区别

2018年长春事业单位公共基础知识：辨析犯罪预备、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区别

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一直以来是事业单位考察的重点难点，在日常授课过程中学员经常出现分不清楚三种罪名的情况，以下就其相同点以及不同点对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进行分析：

一、近年真题：

甲与乙有仇，意图杀乙 某日甲携带杀人凶器前往乙的住所，准备杀乙，但在途中，甲突感腹部疼痛难忍，于是返回自己的住所休息，第二天，甲因他人告发被抓获，甲的行为是

A 犯罪预备 B 犯罪中止 C 犯罪未遂 D 犯罪既遂

45【答案】A。解析：犯罪预备是指做实施犯罪前的准备工作;如预备犯罪工具、创造犯罪条件等。犯罪预备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已具备特定的犯罪构成，中国刑法规定原则上要作为犯罪处理。犯罪预备行为是为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犯罪预备形态则是犯罪行为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停留在预备阶段的停止形态。

39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属于 A犯罪预备 B犯罪中止 C犯罪未遂 D不构成犯罪

39【答案】C。犯罪未遂是指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完成犯罪的一种犯罪停止形态。

二、.知识点分析：

犯罪预备，是指为了实施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着手实行犯罪的形态。

犯罪未遂，是指犯罪分子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为犯罪未遂。

犯罪中止是指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的行为。

相同的是三者都是犯罪过程中的形态。都不具备刑法规定了的一个完整的犯罪所具备的全部要件。三者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一下几点：

一、犯罪未完成的原因发生的时间阶段不同。

(一)犯罪预备是在犯罪的准备阶段发生的。客观上犯罪人进行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等犯罪的预备活动。

(二)犯罪未遂是在已经着手实行犯罪时发生的。犯罪分子已经开始实行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的行为。

(三)犯罪中止是在犯罪的整个过程当中，犯罪的中止必须而且只能发生在犯罪的预备阶段或者犯罪的实行过程中。如果犯罪即遂，就不能中止了。

二、发生的原因不同。

(一)犯罪的预备行为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被阻止在犯罪准备阶段，未能进展到着手实行犯罪。

(二)犯罪未遂行为也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结果没有发生。

(三)犯罪中止行为是由于犯罪分子一直以内的原因导致结果为发生。必须是自动中止或者是有效的防止结果的发生。自动中止是说，在犯罪过程中，犯罪分子认为有可能把犯罪完成，而自动地放弃犯罪的意图，停止犯罪。这是犯罪中止最主要的特征。造成犯罪中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犯罪人的真诚醒悟，不愿继续犯罪，有的是经他人忠告教育思想有了转变;有的怕罪行暴露后担负刑事责任等等。不管犯罪分子出于什么动机，只要是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的，都应该认识是犯罪的中止。如果不是自动放弃犯罪，而是在犯罪过程中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被迫放弃犯罪的，或者由于他人的妨碍使犯罪无法进行下去的，或者是为了等待有利时机而暂时中断犯罪的，都不是犯罪中止。必须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是说，在犯罪预备和行为未实行终了的阶段，要做到不使犯罪结果发生，只要犯罪人放弃犯罪活动就可以了;如果犯罪行为实行已经终了，还需一点时间犯罪结果才能发生，犯罪人就必须采取措施才能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如果没有做到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仍要负即遂的责任。

所以对于三者的区别，大家以后可以根据以下思路进行辨析。首先，通过行为发生原因是意志以内的还是意志以外得导致来区分;其次，通过行为发生的时间阶段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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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法学专业实践报告-关于一起犯罪预备案件的分析

大学社会实践报告

实 践 课 题关于一起犯罪预备案件的分析

关于一起犯罪预备案件的分析

被告人武玉利，化名刘亚军，男，25岁，陕西省白水县城郊乡圪台村人，农民。1996年9月12日被逮捕。

被告人王成亮，男，20岁，河南省淅川县荆关镇龙泉村人，农民。1996年9月12日被逮捕。

被告人李××，男，17岁，河南省西峡县丁河乡上店村人，农民。1996年9月12日被逮捕。

一、案情

1996年初，被告人武玉利在一家煤球厂打工，因怕吃苦，又嫌挣钱少，便找到被告人王成亮商量“找个机会发大财。”经过一段时间密谋，二人商定对地处豫、鄂、陕三省交界的淅川县荆关镇龙泉村的信用站和储金会实施抢劫。后二人感到人数不够，又邀约被告人李××参与作案。作案前，三人准备了望远镜、起子、刀子、手电等作案工具。同年7月27日上午，三人商定;当晚到龙泉村信用站、储金会作案，如果有人发觉，就用刀子逼住或把人打昏。接着武玉利和李××又察看了地形，选择了作案后的退路，并让王成亮当晚八时在作案途中等候。下午，武、李二人在荆关镇古街买水果刀时，因行迹、言语可疑，当地公安人员对二人进行盘问，二人供出了准备当晚抢劫的事实。当晚，王成亮在等候的地点也被抓获。

二、审判

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武玉利、王成亮、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预谋采取暴力手段抢劫集体财产，并准备了作案工具，察看了地形，为实施抢劫行为创造了条件，只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才使抢劫行为没有实行，其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预备)。被告人武玉利在本案中起组织策划作用，是主犯，应从重处罚;被告人王成亮、李××是从犯，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李××在作案时未满18周岁，应当从轻处罚。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于1997年2月27日作出刑事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武玉利犯抢劫罪(预备)，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二）、被告人王成亮犯抢劫罪(预备)，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三）、被告人李××犯抢劫罪(预备)，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宣判后，三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也未提出抗诉。

三、分析

这是一起典型的犯罪预备案。武、王、李三人为了达到抢劫龙泉村信用站、储金会的目的，准备了望远镜等作案工具，察看了地形，选择了作案后的退路，为实施抢劫创造了条件。后因被公安人员发觉，抢劫信用站、储金会的犯罪行为才没有着手实施。本案中武、王、李三人在客观上虽未造成实际的社会危害后果，但他们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创造条件，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这种危害性表现在：

1、武、王、李三人主观上具有实施抢劫的犯罪故意，他们把农村金融机构信用站、储金会作为犯罪对象，侵犯的客体是集体财产所有权。这种主观故意一旦付诸实现，集体财产将会受到重大损失。

2、武、王、李三人客观上实施了严重威胁集体财产所有权的犯罪预备行为，表现在：纠集共同犯罪人，策划犯罪计划;准备望远镜、起子、刀子、手电等作案工具;准备在抢劫时用刀子逼人或把人打昏;察看了地形，选择了退路;他们作案选择地点是三省结合部，若一旦作案得逞，社会影响较大。可见，武、王、李三人，主观上具有抢劫集体财产的故意，客观上又实施了抢劫的预备行为，对我国法律所保护的财产关系已构成严重威胁，完全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

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执法人员对预备犯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只看到预备犯的行为对社会尚未造成实际危害，因而存在对这类罪犯打击不力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一些严重的犯罪预备案件在侦查、起诉阶段就给予“宽大”处理，甚至不予立案，使案件进入不了审判程序;二是即使有些犯罪预备案件起诉到法院，对预备犯的量刑往往过轻，甚至不适当地给予免除处罚。

淅川县人民法院这种注意打击预备犯罪的作法，体现了我国刑法的客观要求。通过追究预备犯的刑事责任，可以收到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效果，有助于防止犯罪分子本人不致再次犯罪;还会使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知晓，只要实施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哪怕只是犯罪的预备行为，也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也要被判处刑罚，从而警戒他们不要进行任何犯罪活动。

按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犯罪的预备行为作为一种犯罪形态，虽然实施于实行行为之前，但它已经不是单纯的犯意流露，而是为犯罪的实施创造了条件，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受到严重威胁，处于遭受损害的危险状态之中。如果不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被迫停顿，就有可能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因此，对于情节严重的预

备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使其受到刑事处罚。不这样做，就会轻纵犯罪分子，不利于预防犯罪。但是，这并不是说对一切预备行为都要追究刑事责任，都要给予刑事处罚。因为犯罪的预备行为同实行行为相比，其社会危害性毕竟要小一些，而且各种犯罪的预备行为，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也不完全相同，对于那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预备行为，就不宜追究预备犯的刑事责任。因此，只能对情节严重、危害较大的预备犯科处适当的刑罚。

我国刑法只规定了对预备犯的处罚原则，没有具体规定对哪些预备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对哪些预备行为不以犯罪论处;更没有具体规定对哪些预备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对哪些预备犯可以免除处罚。这只能在司法实践中根据预备行为的社会危害大小区别对待。一般来说，判断预备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1、犯罪客体的性质。对于犯罪客体比较重要的犯罪预备行为，如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杀人、抢劫等犯罪，可以追究预备犯的刑事责任;而对于犯罪客体的性质相对来说不甚重要的犯罪，如妨害婚姻家庭方面的犯罪，较轻的扰乱公共秩序罪，其预备行为就不宜以犯罪论处。

2、犯罪预备行为的情况。同是预备行为，其表现形式不同，对犯罪客体所造成的实际威胁也不完全一样。如有的只是为实施一般盗窃而购买工具，有的则组织建立盗窃集团;有的仅仅制定了犯罪计划，有的却已携带犯罪工具到达犯罪现场，而有的甚至已经逼近犯罪对象。对这些不同情况，要区别对待。

总之，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预备行为，可以不认为是犯罪;对于情节严重、危害较大的预备行为，可以追究预备犯的刑事责任，但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