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以和谐审判探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意义研究与分析

第一篇：谈以和谐审判探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意义研究与分析

谈以和谐审判探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意义

谈以和谐审判探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意义

作者

陈宝军

在刑事审判中发现，未成年犯罪在整个犯罪数量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其中既有家庭、社会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未成年人心理不成熟因素的影响。

从未成年所犯的罪名来看多是盗窃、抢劫、故意伤害等，由于未成年具有好奇、冲动的特点，做事不计后果，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一般都比较严重，要么属于刑法中的严重情节要么造成被害人重伤，所以按照法律规定这些都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这些未成年人大多正在读书，如果一旦把这些未成年判处有期徒刑，就会对他们的一生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法院解决纠纷不仅要注重“案结”更要注重“事了”，即要寻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面对这种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和谐审判的方式解决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做到既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又维护了被告人的利益，从而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

在审判阶段引入刑事和解就是我们采取的一项重要的举措，我们既要引用和探索刑事和解的形式也要引用和探索刑事和解的实质，所谓审判阶段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审判阶段，被害人与犯罪人在法官的主持下，自愿就被害人补偿进行对话、协商，使犯罪人责任承担具有轻缓化的一种犯罪处置方式。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定义具有以下基本内涵：

一、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是一种犯罪处置方式。按照传统刑罚观，刑罚的根据主要有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报应刑论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刑罚就是对犯罪分子做坏事的一种报应，目的刑论强调刑罚的主要目的是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统一，即使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的人承担刑事责任，防止其以后重新犯罪和防止那些尚未犯罪的人走上犯罪的道路。

不管是报应刑论还是目的刑论都可归纳为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这两个方面。而刑事和解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刑罚方式，它是以传统的刑罚为基础，吸纳了新的方式，例如在我们在实践中发现有的被告人家庭条件不好，通过协商确定，被告人给受害人种植、收割庄稼，帮受害人做房子等等方式。通过社会矫正来取代对人身自由的限制，这些也可以作为犯罪处置的一种方式。

二、刑事和解是发生在审判阶段，由法官作为中间人。既然案件移送到了法院，大部分案件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和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基本上确定了被告人有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告人自愿认罪，可以更容易的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

笔者认为，在审判阶段更有利于刑事和解，理由是不管是侦查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它们都是站在被告人的对立面，尽量最大可能的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法官是公正的化身，法官不偏不倚的地位决定了能够中立的对待被告人和检察机关，在被告人和被害人心中树立了公正的信念。同时由法官作为中间人主持刑事和解也体现了司法在处理纷争中的作用，有利于平衡被告人、被害人和国家的利益和地位。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在刑事和解中的作用只是做被告人、被害人的思想工作，释明法律规定与利害关系，使被告人与被害人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达成刑事和解协议，法官不得使用胁迫、诱导的方式迫使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在实践中主要通过“圆桌审判”、被害人叙说的方式促使和解协议的达成。具体法官该怎么做还有待于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内容是被害人与被告人自愿的进行对话、协商。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刑事和解协议，使被害人得到物质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使被告人得到被害人及其家人的原谅从而得到轻缓化处理。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程序：一个实践和理论架构的考察》一文中提出“叙说理论”（Narrative Theory），叙说理论认为，被害人叙说是一种有效的心里治疗方式，被害人在法官的主持下，在和解的过程中向被告人和法

官讲述被害的经历，能够降低其恐惧和焦虑，而且还能在思想上教育加害人，使其认识到自己所造成的损害，能够时刻的体会到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从而使其真诚的认错、觉悟，不再犯罪，积极赔偿被害人，有利于实现恢复正义。

四、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结果是使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得到轻缓化处理。所谓轻缓化，是指法官对犯罪人的判处比一般情况轻的刑罚，主要表现在“轻”和“缓”上，“轻”强调从轻、减轻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缓”强调积极使用缓刑。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8条提出，对于轻微犯罪等，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不大，有悔改表现，被告人认罪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尽可能地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另外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应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从以上可以看出，对符合刑事和解案件的被告人轻缓化处理是有现实依据的。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在对刑事和解的被告人进行轻缓化处理的过程中必须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进行裁量，例如我国刑法第263条关于抢劫罪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除了具有减轻情节之外，笔者认为法官不应超过法律规定的底限，即法官不能判决二年有期徒刑更不能判决一年有期徒刑，这时要使被告人得到轻缓化处理法官可以通过判决三年有期徒刑缓期三年执行的方式判决，从而使被告人与被害人服判，也可以防止检察院抗诉。

当然，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所以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幅度以下作出判决。笔者主要从受害人、未成年犯罪人以及国家和社会的视角来讨论以和谐审判方式解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义。

首先，刑事和解对受害人的意义。对于被害人来说，通过刑事和解不但可以确保其实质利益，而且还能弥补精神上的损害，有助于被害人之再社会化。

首先，刑事和解能最大限度的使受害人获得物质赔偿。受害人所遭受到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虽然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中有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制度，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被告人被判刑后，自认为已经对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进行民事赔偿，根本就没有赔偿的意愿，从而拒绝经济赔偿责任的承担就成为一种合理化的选择。

而刑事和解就解决了这一问题，刑事和解要求被害人和未成年犯罪人在法官的主持下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由于未成年犯罪人是否对被害人实行赔偿或者是否致力于赔偿将影响到对其的实体处理，所以未成年犯罪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在赔偿方面往往会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刑事和解协议是由法官主持双方当事人合意的结果而不是强行的司法判决，这样一方面未成年人犯及其法定代理人会积极的履行赔偿；另一方面，受害人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赔偿。

其次，刑事和解有利于恢复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在传统的刑事诉讼中，通过国家对犯罪人的刑罚处罚，被害人的报应情感得到一定的满足，愤怒情绪得到一定的宣泄。

但是，对于其造成的心理障碍确实无法得到修复的，其实被害人不仅需要物质上的恢复还需要心灵上的恢复，而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和解就是在相对和平的“圆桌会议”下，在融洽的氛围中采用叙说、赔礼道歉等方式使受害人受伤的心灵得到恢复。再次，刑事和解有利于被害人与未成年犯罪人及其他朋友、同学重新建立友情，有利于重新回归社会。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与未成年犯罪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以及在他们双方的亲属、老师参与下，在法官的主持下，在相对和平的氛围中达成和解协议，使双方当事人重归于好，当然就有利于被害人与未成年犯罪人及其他朋友、同学重新建立友情，有利于重归社会。

其次，刑事和解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意义。首先，刑事和解有利于使未成年犯罪人得到轻缓处理，特别是避免受到重刑罚的处理。在传统的刑罚中，未成年犯一旦被判有期徒刑关押在监狱或者看守所或者未成年管教所就会产生种种问题，例如，有的未成年犯罪人之间会交叉感染，不但没有达到改造的目的反而学会了一些犯罪的“本领”；有的未成年人因刑罚处罚，对社会产生仇视心理，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报复社会。在刑事和解中，未成年犯罪人通过接受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和相关人员的谴责，向被害人赔礼道歉，真诚谢罪、悔悟，以及赔偿或者其他物质补偿的行为或者通过缓刑的方式来承担刑事择，从而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轻缓化处理，特别是免受严

重刑罚的处理。

其次，刑事和解有利于更好的感化、教育未成年犯罪人。在传统刑事处理模式中，教育功能是通过刑罚实现的，是一种强制教育；而在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中，则是以对话交流来实现教育的。一方面，刑事和解融洽的环境使加害人消除了一些误解和歧视；另一方面，未成年犯罪人与被害人就犯罪影响进行讨论，使犯罪人更加能够深刻认识自己犯罪行为的严重后果，以及给他人带来痛苦的程度，在促使其真诚的悔悟方面具有更好的效果。再次，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重归社会。

刑罚的目的论者认为刑罚是国家为了排除犯罪者，保卫社会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包括将不能改善者与社会隔离，对有改善可能者进行教育、改造，使之作为善良的社会人能够复归社会。正如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教授所言，刑罚权的界限与行使，应以犯罪人再社会化的需要为依据，刑罚的宣告与执行应能作为犯罪人再社会化的手段。因此惟有符合再社会化原则的刑罚，方是有意义而有必要的刑罚，一切足矣阻挠犯人再社会化之目的的构想的刑罚应尽量避免。刑事和解能尽量减少涉入刑事诉讼，尽量避免羁押的理念，有利于未成年犯罪重返社会，控制与预防重新犯罪，是其再社会化的一个新途径。

再次，刑事和解对国家和社会的意义。首先，刑事和解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一个具体举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当前司法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总结长期以来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的经验而得出的重要结论，其基本要求就是，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对未成年犯罪人毕竟要以教育为主，针对未成年犯罪人，刑事和解就体现在“该宽则宽”的一面。

其次，刑事和解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工作的两个永恒主题，也是司法的核心价值所在，“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这句法谚告诉我们人民法院处理案件要提高司法效率。在司法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完成诉讼任务,就必须高效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刑事和解的突出优点就在于可以极大提高诉讼效率。对于双方当事人家庭条件都不好的情况，对被害人医药费的赔偿的判决就可能成为空判，这样被害人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赔偿，而刑事和解是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达成的，未成年人犯罪人的家人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积极主动的赔

偿被害人，从而使被害人获得赔偿的时间就大大缩短了，所以说刑事和解有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再次，刑事和解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是贯彻“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举措，进而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针对未成年犯罪人如果过分强调法律的惩罚功能而忽视法律的教育功能，可能会导致不良的后果产生，出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背离。

如果通过刑事和解的方式，未成年犯罪人认罪服法，向受害人当面赔礼道歉，求得谅解，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就可以使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在物质上得到足额的赔偿，精神上得到满足，同时加害人可以不影响读书，换来自己的家庭稳定和利益保障。在此条件下解决纷争，更能从深层次体现出对被害人的保护、对加害人的教育挽救，从而有利于重塑社会和谐。

第二篇：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学生：XX

指导教师：XX

摘要：未成年人犯罪是指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未成年人犯罪存在着：团伙化、成人化、智能化、低龄化，暴力化、残忍化等特点。未年年人犯罪有其自身、家庭、学校、社会和司法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要采取自身预防、家庭预防、学校预防、社会预防和司法预防等多种预防方法，进行综合治理，以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大部分是中小学在校学生，也有少部分是辍学待业或提前就业的。人们常用“花朵”来形容未成年人，他们的身心能否健康成长，是关乎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未成年人犯罪就如一个毒瘤，如不及时加以控制，极易蔓延。关心、帮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不让他们成为“恶之花”，不仅仅是司法机关的责任，而且是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认真剖析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分析其中的原因，掌握其发生发展规律，无疑对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维护社会的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未成年犯罪

犯罪特点

犯罪原因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对策

《未成年人保护法》指出：“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刑事责任年龄为14—18周岁。近年来，未成年犯罪已成为全球注目的社会问题，未成年犯罪不仅人数增多，而且涉及面广，在全部犯罪人员中，青少年犯罪比例最高，我国青少年犯罪一直就是一个比较严峻的社会问题，据资料显示，1998—2002年，全国法院审判的未成年人犯占全国刑事犯罪犯的比例由1998年的6.36%提高到2002年的7.13%。我们在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上，也经常看到有关青少年犯罪的报道，其中不少是骇人听闻的重大恶性案件，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经得到了我国有关部门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正在实施“青少年违法犯罪社区预防计划”，我国已颁布实施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可以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效果，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确立以及与之相伴生的事业、教育产业化、贫富差别悬珠等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结合社会实际，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进一步探析预防对策，仍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一）低龄化

未成年人初始犯罪年龄越来越低。过去未成年人犯罪的平均年龄在17岁左右，而现在未成年犯罪的平均年龄只有15岁，有的案犯甚至不到14岁。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向低龄化方向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总的方面讲，由于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使未成年人的成熟期提前。未成年人的成熟期提前，使未成年人的身体素质大大增强，未成年人的智力也有很大提高。由于未成年人成熟期提前，带来了一系列新变化，出现了饿需要和满足之间的新矛盾。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使未成年人犯罪增多，并使犯罪年龄向低龄化发展。近几年来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比例出现了上升的趋势。

（二）成人化、智能化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大都有预案，作案前经过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作案后及时毁灭罪证，破坏现场、扰乱警方视线。这些从报刊影视上学到的反侦查手段被频频使用，利用迷魂药、高级轿车、汽艇、对讲机、手机、电脑、手枪甚至无声手枪进行犯罪活动已越来越普遍，使得未成年人犯罪具有了明显的成人化、智能化特点。

（三）暴力化、残忍化

未成年人犯罪多实施诈骗、盗窃、抢夺、抢劫等侵财性犯罪。同时，随着其犯罪心理的日益成熟，在个别案件中，未成年人明显表现出“做了就做大做绝”的倾向。另外，由于未成年人本身自制力、判断力较弱，平时容易冲动，暴力倾向比较强烈，案件性质较为严重，且表现为明确的犯罪动机，作案手段十分残忍，不计后果，社会影响恶劣，给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暴力型犯罪突出，手段残忍，社会危害大。

（四）团伙化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团伙犯罪。据统计资料显示，约40%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属团伙作案范畴。未成年人囿于自身的条件阅历，作案时，常纠集多人，或傍倚成年罪犯。他们相互利用，随机组合，规模不断扩大。这种犯罪与一般意义的犯罪集团不同，纠合在一起的多人中，多具有邻居、同学等关系。它的组合过程更简单，往往是一拍即合，一哄而上的临时纠合，随着一个犯罪活动的终结而自行解体，但有的已具有犯罪集团的雏形。

未成年人犯罪由单独作案向集体性的共同作案转化。渴望友情、乐于合群，是未成年人的一种心理需求独立意识的外在表现。未成年人往往到了心理断乳期，就容易在父母面前封闭自我，更爱与年龄相仿、趣味相投的伙伴在一起，形成一群体，容易相互影响。只要其中一人有犯罪意识，就可能共同作案，形成共同犯罪。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

1、任性放纵，缺乏良好养成。

2、简单粗暴，教育方法不当。

3、家庭影响，生活环境较差。

4、社会影响，心灵受到伤害。

2003年，一部反映校园学生爱情电视剧《流星花园》就造成了很不好社会影响，最后不得不停播，所以，文化市场的混乱给未成年人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据对一些犯罪未成年人调查，他们就是在接触了一些反映黑社会、恶势力团伙罪过程及细节描述的影片后，产生了犯罪动机并学会了作案及反侦察手段。不良的社会环境影响还体现在不良的社会风气，尚未得到控制的腐败现象给未成年人起到了很不好的示范作用，尤其是一些平民家庭的孩子，看到腐败横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更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在对种种不正常的社会现实无法正确看待时，容易以极端方式报复社会，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对策

1、提升家庭成员素质。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素质的高低与否，直接关系到未成年子女的家长。因此，提高其父母、长辈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行为养成素质，对构建好预防子女违法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尤为重要。父母应为人师表，注重自身修养及言语举止，用积极向上的思想文化和健康行为影响、带动子女，为子女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创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作为父母，不仅要关注其温饱，更重要的是当好子女的启蒙老师。关注其品格和人生追求的教育引导，使之不偏离正确的人生方向。

2、打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的好否既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又关系到预防犯罪工作的有效开展。未成年人处在生理、心理都尚未成熟、可望性极强的年龄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理解较为单一，辨别事非的能力较差，缺乏抵御“疾病”的免疫力。因此，认真实施国务院《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强化监管与执法，大力纯洁文化市场。

3、强化思想、法制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治本之策，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是学校、家庭乃至全社会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认真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义务教育法》、《儿童权利公约》，学校是读书育人的摇篮，家庭是未成年子女生活成长的居所，社会是其未来走向自立和建功立业的舞台。学校、家庭既要为其传授书本、生活知识，又要教导其怎样做人、明辨事非、树立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更要重视对个别“差生”的教育管理和引导，帮助其树立信心，向正确的方向走好。这就要求学校在抓好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注重抓好思想品德教育、遵纪守法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把“德、智、体、美、劳”有机地结合起来，齐抓共管。

4、注重传统美德的养成教育。学校要向学生介绍我国劳动人民勤劳勇敢、节俭朴实、富于创造发明等优良传统，组织学生到工厂做工，去农村抢收抢种，使之得到磨炼，树立起爱劳动光荣、节约光荣、诚实光荣和劳动创造生活、劳动创造财富和未来的观念；组织讲述雷锋等英模人物的先进事迹和“节约一个铜板、一滴水、一度电、一粒米”的光荣传统，培育勤劳致富、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和勤俭节约的精神和养成朝气蓬勃、勤于劳动锻炼、不攀比吃穿花钱、真诚待人等好习惯。作为父母、长辈要充分认识到溺爱、矫纵就是害子女、十分不利于其成长这个道理，要让其养成叠被、洗衣都由自己打理和做家务的好习惯，并通过做几件事，检验其是否诚实，使之陶冶情操、培养其良好养成。

5、实施特殊的挽救办法。针对未成年犯的心理、生理特征需要，我国法律对其合法权益采取了人道主义的保护，矫治不良行为。对未成年犯的改造应重点放在对其心理的改造，营造一个适应他们接受改造的环境。家庭、学校、全社会都要关心未成年人，帮助他们看到自身的长处、发现闪光点，亲近而不冷落他们，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使其无后顾之忧，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精神状态，努力向好的方面转化，不断进步，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6、借鉴国外对于青少年犯罪的一些对策

(1)美国对犯罪青少年的社区矫正项目。目前美国的社区矫正已成为普遍适用的司法和执法形式，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了。最初美国的社区矫正形式是缓刑，源于1869年的马萨诸塞州；1899年伊利诺伊州未成年人法院建立，正式确立了犯罪青少年的社区矫正项目。至今，美国社区矫正项目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包括缓刑（Reprieve）、释放安置(Aftercare)、居中制裁(Intermediate Sanctions)等。

(2)英国的缓刑监督制度。这一制度适用于所有的犯罪，不仅限于青少年犯罪。19世纪末，少年司法运动在英国兴起，1890、1891、1897年的教育法案使国家承担起了对青少年进行初步教育的责任，对不良少年的缓刑监督应运而生，大大促进了缓刑制度的发展，并扩展适用到成年人领域。英国的缓刑监督机构主要履行两方面的职责：一是控制和规范缓刑犯的行为，避免和减少缓刑犯罪新犯罪及对社区造成威胁和危害；二是为缓刑犯造成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在教育、培训、就业、戒除恶习、适应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帮助。

通过以上措施，逐步构建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网络，遏制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

第三篇：浅谈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模式选择

浅谈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模式选择

刑事和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要求或者同意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而达成的协议。{刑事和解制度至少具有公正以及效率两方面的价值。但是由于新《刑事诉讼法》只对于该制度作出了概括性的规定，同时也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辅助实施，导致刑事和解制度出现程序体系架构相对粗疏、各地方操作标准较为混乱、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等问题。尤其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没有将刑事和解放到其应有的位置。

在西方国家，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的刑事和解制度就因其照顾到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避免《刑法》的“标签效应”、有利于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等优点，成为回应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之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仅仅是作为刑事和解的一种情形，与成年人刑事案件一样，都归于轻刑案件中，没有对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制度进行有针对性、专门性的设计；在程序上与成年人刑事和解程序并未分离，缺乏独立性；在刑事和解的功能和效果方面，少有自己的独特性，而统一于以补偿或赔偿被害人损失为中心的程序运作中。本文以理论结合实际，对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的模式选择，在探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议。

一、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运行模式的分类

关于刑事和解的模式有多种分类方法，以主导者为标准可以分为国家主导模式和社区（社会）主导模式，以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程序中司法权力的组织形态特点可以分为专门模式与混合模式。

本文着重探讨另一种分类方式，即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司法调解模式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这一分类是由陈瑞华教授提出的比较经典、合理的分类方法，与我国实践联系最紧密。

（一）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

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是指加害人主动与被害人联系，经双方协商，就最终赔偿问题达成和解协议并自动履行，而后被害人要求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司法程序就此终止或者不再启动。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的模式类似于我国民众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群众基础的民间调解，是一种单纯的私力救济。

这一模式不仅具有灵活性、简易性、普遍性和自治性等特点，而且充分体现了刑事和解制度尊重被害人意愿的价值，给予了被害人和加害人平等协商、自主选择的机会。但是这一模式的弊端也决定了其不可能形成制度化、固定化的做法，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刑事案件的矛盾冲突远远要比民事案件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难以主动并理性地协商，更难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模式适用面窄；第二，在这一模式下，就和解的所有过程、事项均由双方当事人自己协商决定，缺乏专业知识的指导以及司法机关的参与，和解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难以保证；第三，即使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和解协议，但是这一协议能否顺利履行仍然是个疑问，因为缺乏相应的保障。

（二）司法调解模式

司法调解模式是指司法人员通过与加害方、被害方的沟通、交流、教育、劝解工作，说服双方就经济赔偿标准、赔礼道歉等事项达成协议，从而促使被害方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纠纷解决方式。司法调解模式又包括检察官调解模式和法官调解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注重司法机关的主动性。

与加害人-受害人自行和解相比，这一模式具有权威性较高、实用性较强、达成和解可能性较大等特点，但是在监督规范等配套工作不到位的情况下，容易出现极端：第一，司法机关的介入往往表现得强势，在其积极主动调停、主导和解过程中，难免会给当事人造成不同程度的压力，可能会弱化刑事和解“合意”的意义；第二，司法机关积极撮合协议的达成容易导致和解协议产生偏差，使当事人产生抵触、怀疑的心理，影响案件的公正解决以及和解的效果。

（三）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是指公检法机关对于那些加害方与被害方具有和解意愿的轻伤害案件，委托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对于经过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可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这种和解模式的结构性特征是调解权与司法权的分离，调解委员会成为司法机关解决刑事纠纷的辅助机构。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引入中立的社会机构即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公安、司法机关主要负责遴选适当的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节，并且在调解成功后作出非刑事化的处理。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不仅具有简捷、经济和及时的优点，还有助于避免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中合法性和正当性难以监督的问题，也缓解了司法调解模式中司法机关压力过大的状况，同时可以避免可能发生的权力滥用等缺陷。当然，这一模式也存在问题：第一，我国各地人民调解组织的现状存在较大差距，调解组织的健全程度以及调解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许多地方的调解组织难担刑事和解的重任；第二，人民调解组织在把握法律上可能会有欠缺，更多地是站在道德的层面，对双方当事人进行道德教育或让双方共同承担责任，注重和解结果而忽视和解过程。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点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就决定了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不能简单地混同于成年人。

第一，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观恶性小。未成年人尚处于人格未定型期，具有身心发育不成熟，自我控制、辨认能力低等特点。而“行为人的辨认与控制能力本身能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两者是成正比的关系，因此未成年人犯罪主观恶性较成年人犯罪要小。

第二，未成年人犯罪后的可塑性更强。由于未成年人身心还未发育成熟，生理、心理刚刚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正处于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时期，与成年人相比，具有相当的可塑性。为了避免刑罚对未成年人的消极作用，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和解正是以和解协议代替刑罚的方法终结案件，对于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案件，可以避免弱化刑罚功能等刑事和解可能存在的缺陷。

第三，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大部分社会危害性都较小。实践中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主要集中在盗窃、故意伤害等类型，并且呈现分散性、偶发性的特点，对社会没有特别大的危害性。我们可以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大幅度适用刑事和解，弥补现行法律法规对于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宽泛模糊的不足。

第四，社会大众往往对未成年人有更大的包容度。相比成年人犯罪，社会对未成年犯罪人有更高的期待，期望他们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这就意味着刑事和解中更容易得到被害人谅解，这也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一个显著优势。总之，刑事和解制度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着双向契合的优势。即刑事和解为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改造、避免刑罚提供了路径，照顾了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以及未来的发展；同时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又恰好避免了刑事和解的一些弊端，并将此制度的优势发挥到更大程度。基于此，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选择一个合理的、能扬长避短的制度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三、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模式的选择

笔者认为，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应当适用司法调解模式中的检察官调解模式。也就是说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和解程序展开以检察机关为主导。

需要先明确，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与成年人分开适用不同的和解模式，要充分照顾到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及此类案件的特殊性。这就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通过刑事和解来实现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就必须从立法层面改变目前各地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操作不统一、各自为政、屡有冲突的局面。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应当主要存在于侦查完毕后的审查起诉阶段。笔者之所以倾向于以检察机关为主导，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一个刑事案件经过公安机关之手再到公诉部门，案件事实才能有一个相对明朗的轮廓，也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判断未成年人是否有犯罪行为、可能触犯何种罪名以及情节轻重等要素，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并在此基础上与受害人协商确定和解方式、商定赔偿数额，最终达成和解协议。此外，案件在检察院手中尚未进入法院进行审理，在这一时间点进行和解，不存在过早或过晚的问题。如果能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案件自然不会进入审判程序，就避免了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措施；相反，如果没有达成和解协议，案件又具有一定的恶劣情节，则可以直接进入审判程序，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并且可以在程序上保障未成年犯罪人的权益。

其次，加害人-受害人自行和解模式以及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的劣势难以克服，权衡之后，笔者认为司法调解更适合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刑事和解不同于简单的民事调解，主持刑事和解应当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同时考虑到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检察机关无疑更适合担任这一角色。当然，采用司法和解就意味着要建立起相应的指导监督机制，保证和解能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公平公正的协议。

再次，目前我国的检察机关设有未检部门，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在司法系统中检察院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相对做得更到位，以南京市检察院为例，该院本身就有很多特色的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做法：比如案件办理人员形成梯队性结构，专业化的特点突出；以女性工作人员居多，利于教育感化；引进其他专业人才，比如有教育、社工、心理学背景的人，有利于人格的挽救与建设。这无疑为刑事和解中对于未成年人的感化、教育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改造未成年人，使其与其他没有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一样平等地走进社会，走向工作岗位，这正是刑事和解制度希望达到的目标，如果教育不到位，那么对未成年人适用专门刑事和解制度的意义也就失去了一大半。

第四篇：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现状与对策研究

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现状与对策研究

摘要：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传统的讯问式审判方式进行了较大改革，吸收了

英美法系对抗式审判的一些合理做法。但是，司法实践当中，先入为主、控审不分、重实

体轻程序的现象和做法依然是司法机关亟待改变的现状。笔者试图通过本文发现刑事审判

方式方面存在的问

题，探索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的措施和途径。

关键词：刑事审判方式现状对策

在现代西方国家，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审判类型：英美法系国家的对抗式审判和大

陆法系国家的讯问式审判。英国法学家彼得·斯坦和约翰·香德在《西方社会的法律价

值》一书中列举了西方社会法律制度的三大基本价值：程序、公平和个人自由。①英美法

系国家基于自由至上和正当程序的理念，严格限制国家权力，强调公民权利和法官的消极中立，追求过程公正。在充分保障无辜者的基本权利方面是卓有成效的，但其犯罪

率高涨、许多显然的犯罪者得不到追究、社会秩序混乱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十个罪犯得

以逃脱也比一个无辜者被定罪强是其基本信条。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安全至上和实体真

实的理念，强调维护秩序、惩罚犯罪和法官积极主动地干预案件，追求结果公正。在查

明案件真相、追究惩罚犯罪方面不乏积极意义，但其内在地蕴含着对被告人合法权利不当

侵犯的危险性和危害性使刑讯泛滥。宁枉不纵为其价值取向。由此观之，两大法系国家的刑事审判制度均是利弊共存，集辉煌与败笔于一身。在对法官权力与控、辩双方权利关

系的处理上，走上了两个极端，对法律的三大基本价值是顾此失彼。基于此，两大法系国

家对各自的审判方式都在进行调整，借鉴和吸收对方的一些理念和做法。

我国传统的审判理念类同于大陆法系国家，其对实体真实的探求和法官职权超强

化的强调，较之大陆法系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认识到传统刑事审判所存在的问题，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此进行了较大的改革：理顺了控辩审三方的关系，控辩双方的抗

辩性；取消法院庭前实体性审查；扩大合议庭权限等等。这次改革很显然吸收了英、美对

抗式审判程序的因素，顺应了当今各国刑事审判方式的普遍发展趋势。但是，新的刑事审

判制度仍然保留了相当浓厚的讯问式审判的色彩：法官可主动收集证据；可对庭审中的疑

证进行广泛的调查活动；可在庭前对主要证据进行审查等。审判人员这些带有追诉倾向活

动的存在，与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诉讼目的、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不相和谐，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现状有待改进。

一、现状

（一）庭前审查，造成先入为主，未审先定。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

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

当决定开庭审判。其中主要证据该如何理解？它包括哪些具体证据？立法未予明确，由

司法机关自行掌握，而实践中是如何做的呢？公诉机关移送的主要证据几乎就是公诉人在法庭上所出示的证据，法官在庭审中所获取的证据信息就是其在庭前审查的证据（仅就控

方证据而言），所不同的仅仅是原件与复印件的区别而已。据有的学者分析，一旦审判人

员已经形成自己的看法，他就很难客观公正地对待被告和所取证据，往往是有意无意地根

据自己的看法，注意听取同自己看法相符的证据，而忽视与之看法不符的证据。案卷移送

制度使法官在庭前就形成有关案件的预断性看法，受此影响，法庭审理常常变成了走过

场，这显然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②法官常常在庭前形成先入之见的影

响下压制了被告辩护权的行使，一定程度上出现被告人权利虚化的现象。审判前的调查

行为和审判方案本身在某种情况下如此不利于被告，以致无罪推定完全或者部分受到挫

败。

（二）法庭调查、辩论的阶段性明显。

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是法庭审理活动的重要内容，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控辩式的审判方式要求边质证边辩论，在质证中容进辩论的内容。但在司法实践当中，并

未得到很好的执行，依然是法庭调查之后进行集中辩论，即使有时控方或辩方在质证阶段

想展开辩论，却往往受到法官的制止，让其留待辩论的时间再谈。这样做的弊端在于：控

方或自诉方所举证据（原则上是控告一方先举证）由于不能得到及时反驳和质疑，易形成一边倒的局面。尤其是比较复杂的案件，由于证据较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审判人员听

到的和看到的都是控方的证据和证人，在合议庭成员的心理上越来越倾向于控诉人一方，轮到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举证时，控方的观点已经在他们心里扎下了根，显然对被告人不

利；其次，对控方提供出庭的证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仅可以向其发问，而不能对其证词

进行

辩论，以至于在证人退庭，法庭调查结束进行法庭辩论时，被告人或其辩护人还要对

证人的证词进行质疑，不能使控辩双方在直接面对证人的情况下进行辩论，降低了证人

作证的效力，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

（三）滥用调查权。

我国刑诉法确立的诉讼结构模式是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混合式诉讼

结构，即控辩双方积极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控辩式审判方式，但它不完全等同于当事人

主义的对抗制审判方式，保留了职权主义的一些特征，表现在人民法院对证据有收集权

（刑诉法第条）和调查核实权（刑诉法第条）。笔者认为，前者仅限于当事人因某种

原因无法收集并且在提出申请的情况下方可行使；后者只能对审理中有疑问，而当庭又无

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和认定的证据进行庭外调查，调查的对象是有疑问的证据，而不是案件

事实，在调查证据过程中所获取的证据证明的对象是有疑问的证据，而不是案件事实本

身。除此之外的任何收集和核实行为都是不正当的。在司法实践中，审判人员在收集和核

实证据时，往往对与本案有关的所有证据和事实均予以收集和核实，甚至连控辩双方未曾

提及的证据也一并收集，这是不符合立法者的意图的。现代世界各国无不把公正和效率作

为刑事程序改革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调查权的滥用显然违背了疑罪从无和诉讼经济的原则。审判人员在调查证据时，总是试图弄清案件发生的全过程，本应在庭审中进行的活

动却在庭外独自地进行，尤其是在自诉案件中，法官几乎就是在行使侦查权，其调查核实

证据的时间有时长达数月。这种耗时费力的重复性劳动，无异于职权主义模式中法官积极

主动收集证据和主动退侦以间接实现自己侦查意图的做法。迟来的正义亦非正义，案件

久拖不决，难免给人以司法不公、效率低下的感觉。

（四）重实体、轻程序。

审判方式的改革扩大了合议庭的权限，使合议庭拥有对一般案件作出裁决的权力，并

在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方面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此项改革的目的在于使合议庭相对独立，避免外界因素对裁判的影响，增加司法透明度，使公开审判、合议制、陪审制等审判制度和当事人辩护、申请回避、举证等诉讼权利落到实处，改变以

往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怪现象。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不能正确看待合议庭权力

和重实体轻程序的影响，仍然不能走出暗箱操作的误区。表现在：人民法院内部仍然流

行一种上定下审的做法，在案件未作出判决之前，先向上级法院请求报告，使开庭流于

形式，开庭审判只不过是宣布事先作出的决定而已，即使当事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或人民

检察院提起抗诉，上级法院一般不会改变原来的决定，不到万不得已，谁会自扇耳光，使法院的两审终审制度成为事实上的一审终审；向审委会汇报或审判委员会通过过问干

预合议庭审判，有学者形象地称这种现象是一种司法过程中的大锅饭。就诉讼而言，实

际参与程序的是原告、被告和审案法官。一切的程序规则就是为他们设置的，程序主要对

他们起作用，如果定案的人不是审案的人，而是程序以外看不见、摸不着的高人，则程

序的效用就会大打折扣。因为他们不在程序之内，程序对他们不起作用，程序的魅力对他

们无法展开。当此之际，程序对于法官就成了一种摆设和道具。④传统的观念和做法在当

今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中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公正，轻程序

过程仍然是有远见的学者们痛心抨击的时弊和司法机关亟待改变的现状。

二、对策

（一）更新诉讼观念

受我国传统的司法活动影响，积极主动地追诉犯罪、先入为主、未审先定、控审不分

等司法观念，已经牢牢地盘踞在一些法官的头脑中，现代诉讼观念并未深入执法者的内心

而多在专家学者的论述中。正是由于一些法官的诉讼观念和审判意识未能彻底更新，不能

从根本上深刻理解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和审判方式改革的精髓所在，以至于面对新的审判方式感到茫然而无从着手，或者只是机械地按照程序操作，形式是新的，但实质上

仍可清楚地看到先入为主，控审一体的痕迹。这些来自法官自身的观念障碍正是制约刑事

审判方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可以说，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是观念的改革。法官

应当确立与现代审判方式相适应的诉讼观念和审判意识：在庭审中，相对于控辩双方而

言，法官不代表任何一方的利益，改变由过去的主动讯问，转为消极审听；由主要依赖自

己职权调查，转为主要依赖控辩双方的质证、辩论；对双方询问证人、鉴定人和向被告人

发问等诉讼权利予以充分同等的保障；对双方的意见和证据予以同等的关注和重视。

（二）立法的修改与完善

现行立法的缺陷导致了诉讼职能发生混乱，尤其是诉讼职能还不能彻底分开。控辩制

审判方式要求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有向法庭出示证据的义务，如询问证人、鉴定人，出

示物证，宣读书面材料等，以此来证实自己提出的指控主张。法官不承担任何证明责任，在刑事诉讼中其应始终保持中立的地位，不得从事任何带有追诉倾向的活动，以免给被告

人的辩护和防御带来不应有的限制和阻碍。任何人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裁判者是正义最

朴素的要求，法官天南海北地收集证据和广泛的庭外调查活动无疑与这种要求相违背，其

表现就是控审不分。这如同忘记职责的足球裁判，在吹哨的同时还要抬脚射门。⑤对抗

式审判中法官的完全消极中立，由此带来的弊端诸如诉讼效率低下等也是显而易见的，因

此，笔者认为，赋予法官必要的职权用于控导审判也确有必要，但这种权力应以合理必要

为限度，应从立法上严格规范，以防滥用。

对刑诉法第一百五十条中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字句应予删除，以防法官先入

为主。只要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事实，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人民法院就应开庭审判。

至于指控能否成立，案件事实是否存在、是真是假，有无确凿、充分的证据在所不问。因

为这些都只能在开庭审理后才能查明。公诉机关不能在庭前移送证据，证据的展示只能在庭上进行。

（三）分散与集中辩论相结合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虽说确立了控辩式的审判方式，但同时也给予了其过多的限制。

这种障碍主要来自法官职权的宽大无边，法官控制着庭审的进程，对辩论的时间、范

围、内容、方法进行较多的限制和干预，严重束缚着控辩双方的手脚，其典型表现就是

控辩双方欲辩论时而得不到法官的许可，原因是尚未到辩论的阶段。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

泾渭分明。这种界限分明的辩论方式其弊端前文已论及。为此要改变只进行总结性辩论的做法，实行分散与集中相结合，在质证中融进辩论的内容，从而达到审查核实证据，查清

案情事实的目的。笔者赞成时下众多学者所倡导的一事一证一质一辩的庭审方式，这

样，证据积累到何种状态，通过证据对案件事实已经证明到何种程度都能为控辩双方所了

解，法官通过控辩双方站在相反的立场对每一事实、每一证据的充分辩论，也就了解了案

件的整体，有助于其合法、公正地作出判决。同时也有利于改变法官庭上查不清，庭下去

调查的做法。

注释：

〔〕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月版，导论第页。

〔〕参见左卫民、周长军：《刑事诉讼的理念》法律出版社年月版第页。

〔〕参见（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等译，三联书店年版页。

〔〕参见何兵：《法院里的大锅饭》裁《法制日报》年月日第版。

〔〕参见《人民法院报》年月日第三版。

第五篇：关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分析与思考

关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分析与思考

在我国，未成年人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的少年，他们大部分是初、高中在校生，也有少部分辍学待业或提前就业的。人们常用“花朵”来形容未成年人，他们能否健康成长，关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当今,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如何防治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帮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不仅是司法机关的责任，而且是学校、家庭的共同责任。平山县公安根据工作实际，对2006年以来涉女性、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进行统计分析，采取应对措施，强化综合治理，为全县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

一、平山县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情况

2006年以来，平山县公安局共立拐卖妇女、儿童案件47起，其中拐卖儿童案件33起，拐卖妇女案件14起。破获28起，解救儿童23名，妇女5名。

二、以女性为侵害对象的犯罪案件的统计分析

根据公安局刑侦部门统计的数字，涉女性犯罪统计如下：

2006年以来以女性为侵害对象的案件数143起。

2006年总立案数375起，针对女性实施的犯罪强奸15起，抢夺3起，拐卖妇女2起，占案件总数的5.3%；

2007年总立案数为372起，针对女性实施的犯罪强奸14起，抢夺5起，拐卖妇女3起，占5.9%；

2008年总立案数370起，针对女性实施的犯罪强奸9起，抢夺8起，拐卖妇女3起，占5.4%；

2009年总立案数1933起，针对女性实施的犯罪强奸10起，抢夺18起，组织、强迫卖淫4起，强制猥亵、侮辱妇女3起，诈骗1起，拐卖妇女3起，占2%。

2010年总立案数1575起，针对女性实施的犯罪强奸6起，抢夺31起，绑架2起，拐卖妇女3起，占2.6%。

分析：2006年以来侵害妇女的犯罪案件143起，占全部案件的3.1%，强奸、抢夺119起，占侵害妇女案件的83.2%，对女性实施人身侵犯是侵害妇女犯罪的主要表现，一般目的比较确定；抢夺案件主要选择针对单身女性，在偏僻处或者出其不意实施犯罪。

三、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统计分析1、2006年以来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情况

2006抢劫21起，盗窃20起，敲诈勒索2起，故意伤害3起，强奸3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1起，破坏电力设施1起，占比例11.7%；

2007年抢劫20起，盗窃15起，寻衅滋事2起，故意伤害4起，强迫卖淫1起，交通肇事2起，聚众斗殴2起，破坏电力设施4起，故意杀人1起，占比例19.4%。

2008年抢劫18起，盗窃15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4起，交通肇事2起，聚众斗殴5起，故意杀人2起，占比例10.1%；

2009年抢劫12起，盗窃11起，交通肇事1起，聚众斗殴6起，寻衅滋事2起，占比例9.8%；

2010年抢劫13起，盗窃8起，故意伤害3起，强迫卖淫2起，交通肇事1起，聚众斗殴3起，破坏电力设施2起，占比例10.5%。

2、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分析

涉案类型分析：未成年人犯罪占全部犯罪的7.3%，2006年以来212起未成年人犯罪中盗窃、抢劫、伤害三类犯罪有163起，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76.9%。其中抢劫、盗窃为主的侵犯财产型的犯罪，多为共同作案或团伙作案，且作案手段简单，犯罪预备期短；以伤害为主的侵犯人身类型的犯罪，多为单独作案，主要对象为自己熟悉的同学、邻居，作案时临时起意的较多。

犯罪主要动机分析：犯罪动机主要表现为图财、早恋、江湖义气等，具有盲目性和随意性，目的有多样性。和其他犯罪一样，未成年人的犯罪多是多因一果，但多数图财型犯罪的未成年人均表现出法制观念淡薄、追求奢侈性、挥霍性消费的共性。

犯罪的原因分析：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可归纳为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两大类。

主观原因：（1）好奇、好胜、爱寻求刺激缺乏自我控制能力，未成年人精力充沛，有强烈的好奇心，充满求知欲，但由于各方面的压力，群体心理处于波动不定的焦虑状态，所以一方面他们心理极为脆弱易被侵害，另一方面又可能铤而走险。

（2）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水准低下，青少年心理不成熟，有的未成年人对自己放任自流随心所欲，以至违法犯罪。

客观原因：（1）不良的社区环境和不良文化等社会原因是未成年人犯罪的直接诱因，不良的社会环境容易使未成年人形成不良习惯和不良的社会心理素质。

（2）家庭负面因素的影响和学校德育的软弱无力也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家庭负面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不健康家教模式的影响；二是父母离异会严重影响孩子的心理、感情的正常发展；三是有的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思想品德教育工作流于形式。

三、采取应对措施，强化对妇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1、加强领导，完善工作机制抓落实。平山县公安局高度重视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保护工作，及时成立了由局长为组长、副局长为副组长、有关人员为成员的实施《妇女儿童发展规划》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由局治安大队具体承办。积极参加区妇儿工委召开的会议和组织开展的培训活动，不断提高全局妇女儿童工作人员的能力和水平。做到年初有工作意见、半年有工作小结，年终有工作总结，对工作任务有布置、有检查，确保各项工作任务的全面完成。对局开展实施的妇女儿童工作情况及时报送信息并认真完成妇儿工委交办的各项任务。

2、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拐卖儿童、妇女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危害社会稳定的恶性犯罪活动，一直是公安机关的打击重点。平山县公安局一直把打拐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开展系列打拐专项行动，采取多种措施狠抓打击，成功侦破了一大批案件，解救了一大批被拐卖妇女儿童。09年以来全局共侦破拐卖妇女儿童案件35起，解救妇女3人，儿童32人。

3、积极开展保护妇女儿童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平山县公安局开展宣传预防和制止针对妇女、儿童的家庭暴力及侵害妇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法规，结合案例在家庭、社区、学校等社会各界进行广泛宣传，以治安处罚、刑事制裁作为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后盾；启动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保护制度，保障妇女在家庭中享受有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增强妇女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2006年以来，平山县公安局共组织各类宣传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活动7次，发放宣传品2.5万余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4、建立健全周一信访接待制度，开展法律咨询和服务。及时受理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投诉，对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案件，派得力民警，作为专案专办，限期办结，工作中注意依法加强对被害妇女、儿童隐私权的保护；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以教育、矫治、预防为主，讯问时通知其父母或监护人到场，在羁押过程中实施分号关押等。

5、积极做好人口普查工作。认真统计2006年以来的人口数量，掌握妇女、儿童占全县人口的比率和性别比，为领导决策提供服务。据统计，2010年全县人口总数为479887，其中女性233566人，占总人口的48.67%；17周岁以下（含17周岁）人数104764名，占总人口的21.83%。

6、做好涉女性、未成年人犯罪统计分析工作。认真统计分析06年以来每年的涉女性犯罪案件数量，统计分析女性、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分析女性及未成年人犯罪与被侵害的原因，为采取有针对性的打击防范工作提供翔实的数据，为领导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

7、与县妇联、残联、教育局等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保护妇女、儿童的事件、案例，及时沟通信息，强化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积极参加县妇儿工委组织的专题培训班；并与政法委协调，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范畴，全社会动员强化妇女儿童保护工作。

8、加强对特种行业和娱乐服务场所的治安管理，扫除违法犯罪和社会丑恶现象。2006年以来，对行业场所开展了25次大规模的治理整顿，配合工商部门取缔行业场所28家，其中黑网吧19家。指导网吧开展文明上网活动，整治打击互联网上网低俗之风，引导文明健康经营，为妇女儿童生存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9、建立和完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体系。在“万名民警进万家”和“公安民警大走访”活动中，为贫困妇女和儿童及时提供救助，先后帮助24名与家庭发生矛盾的儿童和青少年重返家园，帮助儿童和青少年解决各种问题。平山县公安局巡警大队民警捐款帮助“小臭蛋”治病，其感人镜头入围公安部宣传局与新浪网联合组织开展的“全国公安民警大走访”爱民实践活动摄影评奖作品。

10、建立常态化巡逻机制，震慑犯罪，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平山县公安局成立了总人数达180人的巡防队伍。巡防队员分到各乡镇派出所，大大加强了社会面控制力度。巡防队员每天按规定需上街徒步武装巡逻，此举大大提高了群众安全感，有效震慑了犯罪，明显降低了妇女儿童被侵害的机率。

11、加强校园安保工作，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平山县公安局以落实公安部“八条措施”为契机，强化校园值班保卫力度，加强夜控巡逻，确保校园安全。协调指导交警、巡警、巡防民警在县城康乐街、南关及县标北路学校集中区域强化巡逻，实行密集时段巡区、巡段责任制，完善巡逻防控机制，及时预防制止侵害学生权益的行为。经摸排，全县目前共有中小学校172所（公立169所，私立3所，另公立小学有112个附属教学点），幼儿园275所（公立2所，私立273所，有证26所，未在教育局登记注册的249所），在校生62376人。经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财政部门共投入595.6万元为全部公立中小学校、公立幼儿园配备了专职保安共242名，配备警械（橡胶警棍、喷雾剂、防割手套、钢叉、强光手电）238套，为公立小学教学点及私立中小学校配备兼职保安118名，在全部中小学校及附属教学点、公立幼儿园均安装了周界报警器和联网报警设备（共290套），在47所寄宿制学校及城区全部中小学安装了监控探头。2010年以来，全局共出动警力540人次，组织巡防队员、治安积极分子1058余人次，对全县中小学校、幼儿园进行检查和督导，发现各类安全隐患1400余处，发放整改通知书357份，与学校、幼儿园签订责任状112份。交警大队、各派出所、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深入到各中小学校、幼儿园进行宣传教育，共发放宣传材料1800份，《致家长公开信》500份，《安全手册》300份，以及宣传光盘、宣传挂图等。

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任重道远，平山县公安局将继续加强同妇儿工委、政法委、教育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的协作配合，积极落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各项工作措施，开拓妇女、未成年人保护的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引导民警在保护妇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过程中正确发挥作用，为平山县的妇女儿童保护工作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