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公正高效的审判运行机制研究与分析

第一篇：建立公正高效的审判运行机制研究与分析

建立公正高效的审判运行机制

——访最高人民法院司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卫彦明

2009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9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本报记者就《规定》的起草背景、指导思想、意义和主要内容等，访问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卫彦明。合议庭是人民法院的基本审判组织。加强合议庭职责，完善规范合议庭工作，是建立公正高效的审判运行机制的关键所在。

记者：合议制改革是人民法院“一五”、“二五”改革的重点之一。为什么中央新一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和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又将合议庭制度纳入重点改革任务?

卫彦明：的确，合议制改革一直是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点之一。合议庭作为人民法院的基本审判组织，合议制作为人民法院的基本审判方式，在发挥合议庭成员集体智慧，防止个人专断，实现审判资源有效配置，发扬司法民主，确保诉讼程序和裁判结果公正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近十年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合议庭制度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2002年《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在总结各地法院审判经验的基础上，对合议庭的工作程序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但合议庭与审委会、院长、庭长、庭务会之间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理顺。所以，2009年中央新一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和《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再次在“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项目中明确了“加强合议庭和主审法官职责”的改革任务。

按照中央的要求，“合议庭制度改革”作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的子项目，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中央政法委、人大内司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协办。2009年年初成立子课题组后，经过一年的调研论证，召开了十多次四级法院业务庭室负责人、审判一线法官、专家学者参加的调研座谈会和改革方案论证会。课题组广泛听取了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院内各部门的意见，征求了全国人大内司委、中央政法委办公室、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协办单位的意见。十多次修改完善《规定》后，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形成了现在的司法解释。

立足解释功能定位，强调承前启后原则，注重针对性、实践性原则、坚持民主原则记者：《规定》在起草过程中，确立哪些原则?《规定》的出台具有哪些重要意义?《规定》与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是什么样的关系?卫彦明：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在起草《规定》过程中确立了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严格遵循立法精神。立足于司法解释功能定位，以合法性为前提，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尽可能在工作层面上规范完善合议庭制度，确保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二是强调承前启后原则。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是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地规定合议庭职责、规范合议庭工作机制的司法解释。2007年《关于完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制度的若干意见》也是完善合议庭制度的一个重要文件。上述两个文件在强化合议庭职责、规范合议庭工作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规定》对上述两个文件已有的内容没有再重复规定。根据形势发展，对一些没有规定的和亟须规范的内容进行补充完善。三是注重针对性、实践性原则。《规定》主要针对当前合议庭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难点问题，找准影响制约合议庭依法履行审判职责的症结所在，不务虚，不贪大求全，力求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四是坚持民主原则。课题组在起草过程中，广泛征求意见，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听取社会各界以及从事审判工作一线法官的意见，努力做到兼听则明。

《规定》的出台对建立运转顺畅、功能健全、科学规范、完善高效的审判运行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点：一是厘清了合议庭内部、外部的权责关系，充分发挥合议庭整体效能;二是强化了合议庭职责，提高审判工作效率;三是加强了审委会、院长、庭长以及庭务会等对合议庭的监督指导，完善审判资源配置，建立健全科学的审判管理运行机制;四是通过健全合议庭的考评机制和责任机制，抓好合议庭制度的落实，确保合议庭功能的正常发挥。

《规定》作为新形势下强化合议庭职责、规范合议庭工作机制、确保充分发挥合议庭职能作用的重要司法解释，是对《2002年合议庭规定》以及其他改革意见的补充和发展。《规定》中没有涉及到的内容，按照《2002年合议庭规定》的要求执行。但以往发布的司法解释与《规定》不一致的，以《规定》为准。

找准制约合议庭功能发挥的瓶颈，有针对性地破解合议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记者：《规定》包括哪些主要内容，致力于解决哪些问题?

卫彦明：合议庭制度改革不是一个单纯审判组织改革的问题，它涉及到法院的审判管理机制以及法院的人事管理、职业保障等诸多问题。完善合议庭制度不可能通过这个司法解释解决所有问题，有些体制方面的问题还需要其他配套的改革措施。《规定》起草之初，我们就明确了不贪大求全的原则，优先考虑一些合议制迫切亟须解决的问题，考虑通过完善工作机制，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规定》共有12个条文，主要涉及合议庭组成方式、合议庭职能分工、合议庭内部运作机制、合议庭与审委会、院长、庭长、庭务会等的关系、合议庭考评机制、合议庭责任机制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通过上述规定，着力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通过明确合议庭的组成方式以随机组成为主，避免固定合议庭存在的弊端。但也鼓励进行专业化合议庭建设，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监督

指导功能;二是通过明确合议庭内部审判长、承办法官及其他成员的职责和权限，强化合议庭职责，充分发挥合议庭的职能作用;三是通过规定合议庭成员共同庭审、阅卷、评议等内容，进一步完善合议庭工作运行机制;四是通过理顺合议庭与审委会、院长、庭长、庭务会等的纵向关系，逐步解决审判权运行的行政化倾向，寻求合议庭履行审判职责与院长、庭长的监督指导权之间的平衡;五是通过完善和改进考评机制，建立合议庭负责制，充分发挥合议庭依法履行审判职责的职能作用。

面临“案多人少”的矛盾，完善合议庭制度需要相关配套措施，改革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记者：当前许多法院面临着“案多人少”的矛盾，人民法院的审判资源缺乏，法官的工作压力日益繁重。在这种形势下，许多法官不是不愿意尽职尽责履行参加合议庭的工作职责，而是自己承办案件积压，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他人的案件。在合议制改革中，如何处理强化合议庭职责与审判资源欠缺的矛盾?

卫彦明：随着案件数量急剧增多，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日益繁重，“案多人少”的矛盾是当前许多法院迫在眉睫、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通过合议庭制度改革就可以全部完成的。

合议庭制度的完善需要配套相关的改革措施来共同实现。一是建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进一步发挥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通过案件繁简分流机制，使大量简易案件转入简易程序适用独任制，优化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进一步推动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衔接的改革，使大量纠纷化解在诉讼外解决机制中;二是进行民事简易程序改革，或者提出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建议，扩大独任制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延长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限制合议制适用范围，让合议制真正适用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或者新类型案件等;三是改革和完善法院内部管理机制，建立科学有效的审判管理体系，把院长、庭长行使监督指导的审判管理权与行政管理权区分开来，健全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管理机制;四是通过优化职权配置改革，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加大对法院审判力量的投入和对法官职业保障的力度，实现审判力量和案件数量的均衡。通过各种切实有效的配套措施，统筹协调各种相关工作机制，才能有效解决合议庭制度面临的诸多难题。这几项改革的配套措施，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任务的重点之一。相信通过上述改革工作的推进，我们一定能够建立一个运行顺畅、功能健全、科学规范、公正高效的审判运行机制。

第二篇：让知识产权审判更公正更高效(新视野)

让知识产权审判更公正更高效（新视野）

更新时间：2013-4-24 9:26:51 点击率：788 来源：郑州统力知识产权

[提要]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开展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试点工作，这两个因同一专利侵权行为引发的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均由该院知识产权庭审理。“„三合一‟审理机制统一了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标准，减少了不同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障碍，缩短了案件审理周期，更好地维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成都海关日前销毁一批侵犯知识产权的物品。

许晖月摄

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保护知识产权是我国司法机关的重要职责。近年来，许多法院开展了由知识产权审判庭集中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即“三合一”）的试点工作，为司法保护知识产权进行有益的探索。

2013年3月21日，在第三次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增强“三合一”试点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为什么要试点“三合一”？试点工作进展如何？下一步怎样推进？在“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前夕，记者采访了部分法院和专家学者。

全国已有5个高级法院、59个中级法院和69个基层法院试点

谈到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不得不提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系列案件。1995年4、5月间，涉及侵犯中美合资上海吉列有限公司“飞鹰”商标的刑事、行政、民事案件分别被起诉到浦东法院。经过审理，该院刑事庭对假冒“飞鹰”商标的被告人判处刑罚；行政庭维持了工商局对销售假冒“飞鹰”刀片的个体户的行政处罚决定；知识产权庭判处侵权单位赔偿吉列公司经济损失20万元。

这一“系列案件”的审理正值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关键时期，法院全方位保护知识产权的做法赢得了国内外好评，但是，案件审判中的种种问题却引起了浦东法院的思考。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审查判断很复杂，专业性很强。对此，知识产权庭法官因实务积累而具有较明显的专业优势。” 上海浦东法院民三庭（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陈惠珍说，“由于刑事、行政审判在诉讼程序、证据规则、裁判标准以及审判方法和思路等方面与民事审判不尽相同，在„三审分立‟机制下，容易导致不同诉讼程序对同一问题的裁判标准不统一，甚至产生因同一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引发的民事、行政与刑事案件的裁判结果不一致的情况。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在先的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侵权并构成犯罪，而在后的民事审判中却认为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的情况。”

此外，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以中级法院管辖为主，但是性质更为恶劣的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反而由基层法院管辖，这种制度安排是不合理的。为了克服这些不足，经过反复论证，上海高院批准浦东法院于1996年正式试点知识产权立体审判模式，即由知识产权审判庭集中审理涉及知识产权的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

上海浦东法院被公认为最早实施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试点的法院，此后很多地方法院自发开展了相关试点工作，对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2008年6月5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研究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法庭。” 从此，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成为实施国家战略的一项具体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要求，“建立健全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审判体制和工作机制，在直辖市和知识产权案件较多的大中城市，探索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案件的综合审判庭。”地方法院试行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纳入到最高人民法院组织下的司法改革。

“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5个高级法院，59个中级法院，69个基层法院开展了„三合一‟试点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负责人介绍。

统一标准，减少不同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障碍，缩短审理周期

2012年底，西安和洛阳的两家公司因双方的专利侵权纠纷同时收到了民事、行政两个判决书。

一起纠纷，两个判决书，怎么回事呢？

原来，2011年11月23日，河南省洛阳市某行政机关作出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处理决定，认定这家西安公司生产的高频线圈侵犯了洛阳某公司及刘某的实用新型专利权，作出西安公司停止侵权行为的决定。西安公司不服行政处理决定，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同时，洛阳公司也向该法院提起专利侵权民事诉讼，要求西安公司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开展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试点工作，这两个因同一专利侵权行为引发的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均由该院知识产权庭审理。该院于2012年底分别作出民事和行政两个判决。

“„三合一‟审理机制统一了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标准，减少了不同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障碍，缩短了案件审理周期，更好地维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于东辉说。

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副主任蒋惠岭向记者介绍了“三合一”审理模式的发展：最初，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时，法院不改变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原有分工，只是在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审理中邀请有经验的知识产权民事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目前，内蒙古、江苏、重庆、湖北、广东等省区市已经推行“集中型立体审判模式”，即知识产权案件在基层、中级甚至高级法院均实现由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集中审理。

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较强，需要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才对其中的技术问题进行辨析。过去，由于缺乏经验，公安、检察机关往往对此类案件望而生畏，因怕产生错案而导致的不立、不捕、不起诉情况时有发生。在“三合一”试点过程中，法院主动与公安、检察机关沟通，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发挥知识产权审判的专业优势，共同研究处理疑难问题。谈到“三合一”试点的效果时，蒋惠岭说，“三合一”试点还培养了一支高素质的知识产权审判队伍，他们在掌握最新知识产权成果、运用诉讼程序、判断证明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三合一”审理模式的推进，亟待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实行“三合一”审理模式，不可避免地涉及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管辖权的调整问题。“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主要由中级法院一审管辖，因此，在进行„三合一‟试点时，许多法院采取将刑事案件上提一级由中级法院管辖的方法，使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管辖权相协调。法院系统内部调整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对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管辖保持原状的话，即仍然由基层公安机关和同级检察机关管辖，就会产生人民法院对应的同级检察机关没有管辖权的矛盾。”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刘春田说，针对该问题进行协调并不容易，这还涉及国家司法管辖权的调整。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试点法院加强了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的沟通协作，包括与有关机关联合发文，明确知识产权刑事一审案件在法院内部的管辖权划分以及如何确定负责立案、侦查的公安机关和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以保证改革试点工作顺利进行。江苏省高级法院和省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签署了《关于知识产权审判“三审合一”改革试点工作中刑事司法保护若干问题的意见》。但是，解决这一问题，推进“三合一”的全面铺开，亟待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的任务，这是国家的一项重大决策，将对我国专门法院的体制改革提出一个新课题。”蒋惠岭介绍。

实行“三合一”审理模式，离不开专门人才的支持。在第三次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提出，要加强业务能力建设，加大培训力度，更加注重对新法律、新知识、新审判领域的学习，提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强化中西部地区法院的法官培训和人才储备，提高中西部地区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能力和水平。

“司法保护应该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由司法审判的终局性、权威性和示范性决定的。” 在接受采访时，刘春田反复强调，知识产权毕竟是私权，应当主要由权利人自身寻求法律保护。由专利行政机关处理一般民事纠纷，不仅不符合现代法治政府的职能定位，而且客观上造成了行政执法资源的浪费，还需要处理因同一专利侵权行为引发的民事诉讼程序与行政执法程序及其后续的行政诉讼程序的衔接和统一等问题。

“在知识产权战略深入实施，经济发展依靠创新驱动的今天，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将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和优势。”刘春田说。来源：人民日报

第三篇：民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研究与分析

民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

张雪楳

一、先刑后民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在审理民刑交叉案件时，长期以来，存在着先刑后民的认识和做法，甚至有观点认为，先刑后民系处理民刑交叉案件在受理、审理案件方面的一项基本原则。该观点认为，只要民商事纠纷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就应该视民商事纠纷案件与刑事犯罪嫌疑案件是否因不同法律事实产生，而将民商事纠纷案件全案移送或者部分移送。部分移送的，民商事纠纷案件应该中止审理，等待刑事判决结果作出后再恢复审理。如果刑事案件已经受理，则民商事案件不应受理，已受理的应裁定驳回起诉。近年来，对于先刑后民的观点，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质疑，出现了分别审理和区别处理两种观点。分别审理观点认为，民商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性质、归责原则、责任构成要件等均不同，应分别审理，同时进行。区别处理观点认为，对先刑后民问题的探讨，实质涉及如何平衡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与国家利益问题。应该明确，对二者的保护应是平等的，只不过是各自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不同而已，不存在权利保护的优劣和先后，只要依据相应的证据规则和归责原则，可以认定因不同法律事实而引发的两类案件的责任人应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两类案件就应该分别进行审理，当事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因权利得到充分救济不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除外。当然，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着一案的审理必须依据另案审理结果的情形，但其既包括民事案件的审理需依据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的情形，也包括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依据民事判决结果的情形，因此，不能绝对地说先刑后民，在某些情况下，还存在先民后刑的情况。例如，在审理侵害商业秘密刑事案件时，需先通过对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审理确定权利主体后，才能进行刑事案件的审理，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在民商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重要的是通过证据认定，依据相关事实和法律进行审理，因此，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并非一定要等待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只有在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规定，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下，民事案件才应中止审理。为保护当事人的民事诉权和实体权益，不应随便中止审理，应慎用驳回起诉。先刑后民应区别情形适用，不应绝对化和扩大化。先刑后民并非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而只是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一种处理方式。在先刑后民情形下，还应注意解决因刑事案件久拖不决，民商事纠纷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的问题。

二、刑事上构成诈骗罪，行为人签订的民商事合同是否有效

对该问题的争议观点有三：(1)刑事上构成诈骗罪，行为人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且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认定合同无效。(2)刑事上构成诈骗罪，在民事上，应认定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主观上构成欺诈。该欺诈行为损害的是相对方或第三人的利益，故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应认定为合同可撤销。在受欺诈方为金融企业，且签订有担保合同的情况下，是否赋予受欺诈方撤销权，认定主合同有效与否，对债权人担保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详言之，认定主合同有效，除非担保合同本身存在瑕疵，则担保合同也应认定有效，担保人应承担担保责任。而在主合同被

认定无效的情形下，从合同也应认定无效，担保方不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方具有过错的，其只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且其承担责任的范围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认定合同为可撤销，将决定合同有效与否的权利赋予受欺诈方，更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权益，也体现了私法领域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3)应区别情况认定民商事合同的效力。依区分标准不同，该观点又分为两种：一是以合同相对人或其工作人员参与犯罪与否为标准进行划分。合同相对人或其工作人员参与犯罪构成犯罪的，对该单位与合同相对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应当认定无效;合同相对人或其工作人员没有参与犯罪的，对该单位与合同相对人之间签订的合同不因行为人构成刑事犯罪而认定无效。二是以权利人是否先向公安机关报案为标准进行划分。权利人先行向公安机关报案，则认定相对方涉嫌诈骗罪，在刑事追赃不足以弥补损失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不能认定基于诈骗行为而签订的民商事合同有效。若权利人未报案，而是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则若其不行使撤销权，可认定基于诈骗行为而签订的合同有效。

三、民商事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民商事案件应否驳回起诉

关于该问题，存在两种观点：(1)由于民商事纠纷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故民商事纠纷案件应全案移送公安、检察机关进行侦查、提起公诉，民商事纠纷案件应裁定驳回起诉。(2)基于民、刑案件分别受理、审理的原则，尽管民商事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但在程序审阶段，人民法院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关于受理条件的规定，对原告的起诉应否受理进行审查。对原告方是否是真正的权利主体、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等问题的审理，属于实体审理范畴，不应在程序审阶段解决，故上述问题不能影响法院受理民商事案件。在民商事案件的受理过程中，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法院就应立案并进行实体审理，如果在实体审理中发现原告方并非真正的实体权利人，则可判决驳回原告方的诉

讼请求。不能仅因涉及刑事犯罪嫌疑就从程序上驳回起诉，不进行实体审理，这不利于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诉权。

四、刑事上未经追赃是否影响民商事案件的受理和审理

刑事上未经追赃是否影响民商事案件的受理问题，存在两种观点：(1)由于民刑交叉案件中，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在诉讼目的、诉讼原则、责任构成要件、归责原则等各方面存在本质差异，故除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且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完全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得以实现之外，刑民案件应该分别立案审理。因此，尽管刑事上未经追赃，但由于当事人因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失完全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故民商事案件应该受理。(2)根据法释[2000]4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第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追赃系刑事诉讼中的法定程序，只有经过追赃、被害人的损失不能得到全额弥补的情况下，被害人才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才应该受理。

关于未经追赃，民事案件是否因未经追赃而应中止审理，存在两种观点：(1)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基于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分别受理、审理的基本原则，民事案件中对于被告方损失的认定以及民事责任的承担，应依据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进行，而不受是否追赃的影响。具体而言：行为人的行为建立有效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受害人以法律关系相对人为被告就所受损失的全额提起民事诉讼时，行为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并已经向受害人退还赃款赃物的，如民事案件尚未审结，退还部分可以从民事判决确定的民事责任承担者应给付的金额中予以扣除。刑事案件尚未作出最终判决的，不影响民事案件的赔偿数额的确定，并可在执行阶段解决数额扣除问题。受害人以犯罪行为人和对造成损失有过错的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行为

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对损失发生有过错的当事人，应当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刑事案件尚未审理终结不影响民事判决对赔偿金额的确定，人民法院可判决有过错的当事人在一定范围内、在行为人不能承担的部分或无法追缴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并在执行阶段解决数额问题。如果民事责任承担者已经全部赔偿了受害人的损失，事后追缴的赃款应当直接发还民事责任承担者。(2)根据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由于未经追赃，在被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审理中，被害人的损失数额无法确定，民事责任主体的赔偿数额必须等待刑事追赃结果之后方能确定，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五款的规定，因民商事案件的审理需等待刑事追赃结果，故在刑事上追赃之前，民事案件应中止审理。

第四篇：缺席审判中的认证相关问题探讨研究与分析

缺席审判中的认证相关问题探讨

李西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四十七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当事人在证据交换过程中认可并记录在卷的证据，经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说明后，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作出裁判。”民事诉讼奉行对席审理下的直接言词原则，《证据规定》也是建立在直接审理和双方对立辩论基础之上的。在对席审判中，由于双方当事人都到庭参加诉讼，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各自主张会不遗余力的、想尽各种办法与技巧，运用诉讼原理，对支持与反驳诉讼请求的证据充分的发表各自意见。这么一个质证过程，充分显示了直接言词原则在诉讼中的运用，法官作为居中裁判者，只是运用自己所处的居中地位，适当引导当事人举证质证，必要时行使相应的释明权，在双方当事人充分陈述各自质证意见的基础上，运用自由心证、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及相关法律规定，在不脱离司法职业道德的前提下，对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作出裁判。由于双方当事人的积极参与，法官能够听取到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使得法官易于采纳与摒弃证据材料，也使得法官识别的法律真实更加接近客观真实。但在缺席审判中，只有一方当事人到庭参加诉讼，法庭对到庭一方当事人或者缺席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以及缺席一方当事人提出的答辩意见，必须明确采纳与否，而且必须在此基础上作出裁判，这给法官的公正裁判带来了一定难度。综合起来，在目前中国的民商事审判中，关于缺席审判的认证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关于缺席审判中的质证问题

无论民事诉讼法还是司法解释，对缺席审理的举证、质证和认证均没有相关规定，司法实践中极不统一。第一种做法是因被告不到庭，视为被告放弃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权，一律认定原告证据。目前，大多数法官采取的是这种做法，经笔者调查，这类判决书中会经常出现 “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放弃质证的权利，应视为对原告起诉的认可”“因被告未到庭，放弃质证权利，法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应予以认定”等类似的内容。而持相反观点的法官认为：被告经法院合法传唤后拒不到庭，放弃的只是其参与诉讼权利，但这样并不等于其放弃了质证权利，认为被告未到庭质证便是放弃了质证权利不妥。笔者是同意后一种观点的。因为，缺席方经法院传票(公告)传唤后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是放弃了他的诉讼权利。具体到质证阶段，按照常理分析，被告的质证意见不外乎两种。一是认可原告的证据;二是对原告的证据持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实际上，如前所述，被告没有发表质证意见，是被告的质证意见处于模棱两可的不确定状态，要“法官看着办”，而并非放弃了他的质证权利。

二、对缺席审判的证据是进行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

综合国内的审判实践，法官对于缺席审判中证据的审查方法大体分为以下三种：一种是，只要原告提供的证据形式要件具备，即认定其证明力，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不利于被告的裁决。另一种是，对原告所举证据必须进行实质审查，全面审核原告提供的证据，有时法官还必须亲自调查取证，核实证据。还有第三种做法，对缺席案件中未经质证的证据，证据的审核认定应根据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区分对待，由于缺席一方未能提出任何质证意见，法官只能进行形式上的审查，此时，应适当降低原告的证明标准，多数情况下，原告提供的证据只要符合证据的基本形式要件，就应当认定证据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并结合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力大小，作出案件事实认定，即对缺席审理案件的证据应该进行一定的实质审查;而对于有些缺席审理的案件(如涉及人身关系的案件)则不能完全适用上述证据审核认定方式，必要时，应由法院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

一般认为，采用对席审理还是采用缺席审理，对于法官就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所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在对席审理条件下，能够充分贯彻证据辩论主义的原则，一方当事人就另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可以就

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发表辩论意见，通过双方当事人对有关证据的辩论，有助于法官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从而决定是否能够作为裁判的基础;而在缺席审理条件下，所存在的不同情况是，只能对证据发表单方意见，也就是到席的一方当事人能够对缺席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提出质疑，发表辩论意见，而缺席的一方当事人却无法对到席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提出质疑，发表辩论意见，也无法就对方针对己方所提供证据的质疑进行辩驳。这种对证据的辩论效果显然对缺席一方当事人不利，也就是，无法对到席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通过提出质疑来揭露其中的瑕疵，也无法对其所提供的证据在到席一方当事人提出质疑的情况下进行辩驳，以维护其证据能力上的合法性以及证明力上的有效性。法官只能根据一方当事人的辩论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可见，这种对证据审查判断的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在此情形下，法官应当对到席方所提供的证据进行认真的审查与判断。我们认为就我国目前并不完善的缺席审判制度而言，要对被告不到庭的案件做到公正的审判与裁决，即不损害被告的合法权益、也要妥善保护原告的诉请，法官首先必须做到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严格审慎的审查、把握好缺席审判中出现的不同证据种类的认定判断方法。

结合多年的审判工作经验，我们认为，法官在对到席方所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时应着重从一下几个方面入手：

(1)首先应该审核原告的证据是否原件、原物，或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如果提供不出原件、原物，或提供的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不相符，对这单一证据就不能认定。

(2)其次原告所举证据是否与本案有关;与原告是否有利害关系。其中，我们认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据或提供的证言，证明效力较弱;而对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一般应予认定。

(3)物证、档案、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一般也应予以认定。

(4)有到庭证人证言相印证的证据效力大于没有到庭证人证言相印证的证据效力。

(5)符合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的证据，对其效力一般应予以认定。

(6)相互关联、印证的证据效力优于孤立、单独的证据。

另外，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人民法院依职权取证的范围仅限于第15条和第17条规定的五种情形。因此，在大多数法官的心目中，无论是对席审判还是缺席审判，只要不符合这五种情形的，一般都不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但实践中，我们认为，对于上述“无质证意见”的证据，法官不能仅采取“辩论式”审判方式进行庭审。因为此时无对方当事人进行辩论。因此，法官应该依据职权进行必要的“纠问”，向原告询问与其请求和举证有关的事项。这样，可以辩别其所举证据和陈述的真伪。同时，如果在缺席审理中，人民法院仍囿于这五种情形的规定，有可能损害缺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前我国公民法律意识不强、当事人不能全部到庭参加诉讼、拘传等强制措施跟不上的客观情况存在，而且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尚未完全取消职权主义，为确保诉讼程序的安定性，即便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对于不收集则会导致案件处理明显不公的证据，法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启动职权主动调查收集，以利于审查核实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和主张的事实，力争做到最后所认定的法律事实尽量接近于客观事实，使公正和效率都真正得到体现。

三、缺席审判中的证据需要达到怎样的证明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确立了证明案件事实的高度盖然性标准，确立该标准及有关的证据规则，可以在平衡各种诉讼价值的基础上，使法官认定的案件事实最大程度上保持与自然事实一致。我们认为，在缺席审判中，对于一方缺席的案件，采用此种标准应该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也有助于法官对各类证据的审核与认定。

所谓盖然性标准通常是指待证事实发生的可能性大于没有发生的可能性，高度盖然性标准指待证事实发生的可能性远大于没有发生的可能性，即事实的发生要排除一般人的合理怀疑，使法官内心达到确信的程度。但是高度盖然性标准本身并不能确定待证事实证明要达到多大程度才算是高度盖然性，如80%或90%，具体适用的时候，需要法官去把握。

笔者认为，在缺席审判中，对高度盖然性标准的把握有一定的灵活性。影响高度盖然性的因素通常有以下：

1、证据的形式、多少;

2、具体案件的复杂程度;

3、当事人举证的难易程度;

4、庭审效果，它包括当事人程序保障权是否落实，采取攻击防御手段是否得当;

5、外界干扰等等。同时，影响高度盖然性还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被告缺席的不同情况。根据实践经验，被告缺席的情况主要有以下：

1、知道自己肯定会败诉，因此不愿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诉讼;

2、故意拖延诉讼;司法实务中，这两种情形是难以区别的。

3、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被告并不知道有人对其提起诉讼或者法院传票的内容不为被告所知晓。

4、被告下落不明，按公告方式送达诉状及开庭传票后，仍未到庭应诉，导致缺席审理。审判实践中以此种情形居多。我们认为，对于第1、2种情况，只要原告能够举出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且形式上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那么，该事实发生的可能性就极大，可认为其举证已达到了高度盖然性标准，法官就可依原告提出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此时，法官实际上可以适当降低对证据的要求，依据法官的自由心证，仍然达到了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标准。对于第3、4种情形，法律推定被告已收到诉讼文书，并且无正当理不出席庭审。但是推定就是推定，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法律一般允许对推定的事实如有足够证据时，就可以推翻该推定。司法实务中，通过公告送达诉讼文书时，被告一般并未收到诉讼文书，只是基于保护原告合法权益及提高诉讼效率，推定被告已收到诉讼文书。此时，就不能降低对原告提出证据的要求，如果那样，显然对被告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高度盖然性标准。因此，笔者认为，在缺席判决时，法官应根据被告缺席的不同情形，适当灵活掌握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四、当事人拒不到庭的结果与自认的结果并不相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分关系的案件除外。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

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这里讲的是自认和拟制自认。由此可见，自认的对象只能是案件事实，而不是证据。自认的结果就是免除对方当事人对自认事实的举证的效果。自认的事实对当事人和法官均具有约束力。而缺席审理，我国法律没有具体和明确的规定，所以既然没有特别规定，法官就不能准用“视为自认”，也就是自认必须是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没有规定，一律不得使用。当事人没有到庭，法官就不能推定该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自认或者是对到庭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的自认;对随起诉状副本发送的证据副本，如被告拒不到庭，可以视为被告放弃了举证的权利，或者认为对原告起诉的证据没有异议。但仅此，法官不能就作出判决，法官仍应当综合原告一方的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作出裁判。

第五篇：山西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研究与分析

山西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

(晋高法〔2007〕136号)

全省各级人民法院、本院各庭处室部：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大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全面提升我省法院对知识产权保护“公开、公正、高效、廉洁”的良好形象，为建设法治山西、和谐山西、开放山西提供高效司法服务，省法院依据最高法院的有关规定，认真总结了十年来全省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经验和不足，提出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

一、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1、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围绕“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践行“司法为民”宗旨，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切实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努力促进自主创新，认真服务对外开放，坚决维护公平竞争，为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2、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的职能作用，大力完善知识产权诉讼制度，努力健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不断增强知识产权司法能力，整体提高知识产权司法水平，营造权利人维权积极便捷、法院审判公正高效、侵权人必受惩处、知识财富有序流转的良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环境。

3、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必须坚持以下工作原则：(1)法治统一原则。严格执行程序规则和实体法律，依法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确保司法标准的统一和裁判结果的协调。(2)平等保护原则。遵循国民待遇原则平等对待和保护中外当事人，坚决抵制地方保护，打破地方封锁和行业垄断，依法保障所有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3)利益平衡原则。正确处理保护知识产权和维护公众利益的关系、激励科技创新和鼓励科技运用的关系，既要切实保护知识产权，也要制止权利滥用和非法垄断，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4)服务大局原则。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服务意识，克服就案办案的单纯业务观念，实现个案处理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知识产权审判机构

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机构设置的要求，民事审判机构设置实行大民事审判格局，各中级人民法院都要设立知识产权审判庭，该庭对外统称知识产权审判庭，对内可称民事审判(三)庭。

三、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级别管辖和立案受理

5、为了合理配置审判资源，确保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审判质量，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一审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基层人民法院一律不受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6、目前，人民法院受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包括：

(1)著作权、著作邻接权权属纠纷、合同纠纷、侵权纠纷案件;其它与著作权、著作邻接权有关的案件;计算机软件、侵权及合同纠纷案件。

(2)专利权侵权、权属、使用许可合同纠纷案件。

(3)商标权侵权、权属、使用许可合同纠纷案件。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包括侵犯商业秘密的纠纷案件，侵犯知名商品声誉的纠纷案件，侵犯商业信誉的纠纷案件，对商品做虚假宣传的纠纷案件，损害公平竞争的其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

(5)技术合同纠纷案件，包括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等纠纷案件。

(6)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网络侵权等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7)诉前临时措施、诉中临时措施、诉前证据保全等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8)我国与WTO成员之间发生的各类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9)涉及知识产权争议的其它民事纠纷案件。

7、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专业性较强，在目前立审分离的审判格局下，为了保证立案和有关诉前临时措施、诉中临时措施、证据保全、财产保全等诉讼措施准确及时，立案庭与知识产权审判庭应当密切联系，共同把关，必要时可由知识产权审判庭先行审查或由两庭共同审查。

四、知识产权审判案件上报和审查制度

8、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裁判文书上报制度。各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自签发裁判文书之日起三十日内，要向省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上报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裁判文书两份、电子文书一份。

9、认定驰名商标案件上报审查制度。各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认定驰名商标案件时，要在判前对拟认定驰名商标案件报省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进行审查，省法院经审查并出具书面意见后，中级人民法院方可认定。

10、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上报制度。为提高审判质量，统一司法尺度，各中级人民法院在受理此类型案件后，要及时向省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书面报告。

五、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建设

11、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建设。备级法院对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建设要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应当配备学历较高、能力较强、作风过硬的审判人员，并要保持相对稳定，不宜经常进行调整和交流。

12、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学习培训。各中级人民法院要组织知识产权审判人员认真学习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省法院要定期对全省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六、加强研究交流，指导审判工作

13、适应形势需要，开展调查研究。针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各级人民法院要组织知识产权审判法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积极探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规律。

14、总结精典案例，指导审判实践。各级人民法院要通过对典型案例讨论分析研究，总结审判经验，提高知识产权审判人员庭审的驾驭能力，掌握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特有的审判技能。

15、拓展渠道，学习提高。各级人民法院要有计划地选调知识产权审判人员到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开展较好的兄弟法院挂职锻炼，学习取经，尽快熟知、掌握知识产权审判前沿的理论和司法经验。

16、创设平台，加强交流。省法院在2008年要设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论坛，对各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案例、工作措施、经验做法、调研成果等相关信息及时予以刊载。

七、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对外宣传

17、最高人民法院在2005年创立了中国知识产权文书网，要求知识产权裁判文书和相关司法保护信息全部上传该网公示。各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要确定专职信息员，负责收集、编纂相关信息，及时整理上报省法院，并由省法院统一整理上传该网进行宣传。

18、省法院要建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闻发布制度，对全省法院知识产权典型审判案例、工作措施、经验做法、调研成果向社会及时予以发布，各中级人民

法院也应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以扩大影响，树立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良好形象。

八、加强和相关部门的联系协调

19、各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要和政府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办公室、商标局、版权局、专利局等相关部门加强联系，密切配合，互通信息，形成合力，共同营造依法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社会氛围。

《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是我省法院规范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贯彻，严格执行，在贯彻执行中如发现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向省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报告。

二00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发布部门：山西省其他机构 发布日期：2007年12月21日 实施日期：2007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