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班主任工作改革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第一篇：中小学班主任工作改革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中小学班主任工作改革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班主任之友》2009001期 作者/王立华 本文总字数：6549

中小学班主任工作改革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王立华

自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改革既保持了历史的延续性，又不断向纵深发展，改革模式、改革行为日趋科学、合理，迄今已基本确立起符合教育发展、时代发展与社会发展需要的方向性架构。

一、制度构建：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制稳定下来并逐步走向成熟

“拨乱反正”后，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制逐步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运行路径。（1）资格取得制度的初步建立。1952年3月18日，教育部颁发《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和《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其中规定：“小学各班采取教师责任制，各设班主任一人。”“中学以班为教学单位„„每班设班主任一人，由校长在各班教员中选聘。”不仅明确了班主任的合法地位，更规定了班主任队伍的来源。自此，班主任工作制在中小学普遍施行，尽管“文革”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1978年后此制度基本延续下来。（2）物质肯定制度的初步建立。考虑到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特殊性和艰巨性，国家从1978年起正式实行了班主任津贴制度。1979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颁布了《关于在全国普通中学和小学公办教师中试行班主任津贴的通知》。1980年，教育部公布了《关于在中等专业学校、盲聋哑学校班主任中试行津贴的通知》。1981年，国家劳动总局颁发了《关于技工学校试行班主任津贴的通知》。至此，班主任津贴制度得以在中小学全面建立。（3）精神鼓励制度的初步建立。党和国家对班主任所付出的艰苦劳动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对优秀班主任的评价体系。1984年，国家专门召开了全国优秀班主任表彰大会，有2914名优秀班主任受到表彰。

在前期成功实践的基础上，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制稳定下来并走向完善。1988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小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和《中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明确了中小学班主任的地位、作用、任务、职责、方法、任免的条件、待遇与奖励、管理等内容，这表明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制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完善。自此，我国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制走上了健全完善的发展道路。随后，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制完善的步伐愈加紧密，突出体现在2006年。在这一年的6月和8月，教育部接连出台了《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启动实施全国中小学班主任培训计划的通知》。《意见》规定“每个班必须配备班主任”。《通知》规定：“从2006年12月起，建立中小学班主任岗位培训制度。今后凡担任中小学班主任的教师，在上岗前或上岗后半年时间内均需接受不少于30学时的专题培训。”相比以往的各种规定，该《通知》对班主任的资格取得做了更明确、更专业的要求，赋予“班主任”这一岗位以专业形象，标志着我国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制度在历经多年的发展后基本完善起来了。伴随着国家政策的落实，各级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也加强了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制度的建构力度，一些地方性的规定、措施相应出台，如2007年出台的《北京市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管理规程》《上海市普陀区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试行）》，从中观层面上完善了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制度。从微观上看，各学校都制定了切合本校实

际的操作性强的、更细致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制度，一些学校还设立了班主任节，如山东临淄实验中学、上海七宝中学、河北唐山七中等。

二、理论探讨：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理论建构进入专业自主时期

1．“创建——本土化”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是1978年后的教育拨乱反正。这时候，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理论探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像《中国教育报》《人民教育》等许多教育刊物都辟有“德育”“班主任工作”“班级管理”等类似主题的专栏；教育学领域之外的理论刊物几乎都刊载过对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基本原理进行探讨的学术文章；后来，出现了专门的研究刊物，以湖北教育学院1984年创办的《班主任之友》和北京教科院于1985年创办的《班主任》为突出代表。

在这一时期，一些以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理论探讨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不断召开，这些辅导性和普及性的学术会议，对于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理论的建构与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不少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反映了研究者们对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理论的不同建构取向，但理论探讨勾勒出来的基本框架没有性质上的差异，都从元认知的立场对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思考与阐释。

2．“规范——中国化”发展时期

1988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小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和《中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新的发展时期，需要相应的理论支撑。于是，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理论的建构也相应地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研究队伍日渐壮大，研究人群的来源与分布也变得更多元化，尤其是一大批中小学班主任也加入到了理论研究的队伍中来。随着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一些新的更有效的研究方式与方法被逐步应用到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理论探讨中。在探讨中，随着基本问题的解决，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理论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除了从班主任主体论的视角进行研究外，还从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对象、过程等客体论、介体论的视角加大了研究，形成了许多新的理论框架。此外，这一时期开始运用除教育学外的多学科（如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交叉研究，不仅深化了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理论的内涵，也拓展了其外延。由于研究效能的快速提升，关于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理论成果不断涌现，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在这一时期的探讨中，有三支力量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工作在第一线的优秀班主任。他们纷纷将工作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或成熟的操作规程体系。如魏书生的《班主任工作漫谈》、任小艾的《我的班主任工作》等。这些著作在基层学校引发了阅读风暴，有的一版再版，对当时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理论探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一些教育类刊物的编辑。他们在编发刊物的同时，也撰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并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如《班主任》杂志的原主编王宝祥主编的《班主任工作全书》等。三是一些高校的教师。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理论成果，如钟启泉的《班级管理论》、唐迅的《班集体教育实验的理论与方法》等。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范畴的陈述方式，还是从概念、命题的陈述方式上分析，这一时期的理论探讨带有明显的“中国化”内涵：关于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理论的探讨是中国

独一无二的特色，是中国独有的。

3．“自主——专业化”发展时期

“班主任专业化”的理念是在2002年10月天津市大港区举行的全国第十一届班集体建设理论研讨会上，由首都师范大学王海燕教授提炼后确定的，并在柳州市首先进行了实践。笔者认为，从此，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理论探讨进入了“自主——专业化”时期。

2003年10月，柳州市教育局出版了《班主任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一书，集中总结了一段时间以来柳州市对班主任专业化的研究成果。2003年11月，全国第十二届班集体建设理论研讨会在柳州举行，“班集体建设与班主任专业化发展”成了会议的主题，柳州市的“班主任专业化”建设由此以民间学术影响的方式推向全国，也引发了全国范围内民间研究意义上的“班主任专业化”理论探讨。2004年，《人民教育》在第15和16期推出了《中小学班主任专业化》专辑，在全国范围内较为明确地提出了“班主任专业化”的理念。班华教授等专家、教师在《专业化：班主任持续发展的过程》等文中对班主任专业化的概念厘定、制度建构、操作规程的形成等进行了概略式的论述。在这之后，各种有关班主任专业化的学术研讨活动不断出现。2005年1月，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举办了第一期班主任专业化培训班，开创了全国班主任专业化培训的先河。2005年4月16日，《人民教育》编辑部在浙江省桐乡市举行了全国班主任工作与班主任专业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中小学班主任参加。这些学术活动的开展表明，班主任专业化的探讨出现了方兴未艾的良好局面。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有关班主任专业化的理论性文字不断涌现，并形成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成果，在《班主任之友》《天津教育》《班主任》等报刊上相继发表。一些理论成果因其独到性，还被国内学术权威机构中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心编辑的《中小学学校管理》全文转载，引起了中小学班主任工作领域的震动，而一些相对成熟的书籍面世后也受到了广大班主任的热烈欢迎，如黄正平主编的《专业化视野中的小学班主任》等。

综观这一发展时期，我国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理论建设成绩斐然，有几个特点是其他几个时期所没有的：从服务对象来看，他们向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负责，说真知灼见；从理论内容来看，一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及许多新的教育观念都被吸收到了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理论中来；从研究方法上看，思辨与实证、定性与定量研究实现了互补，逐步落实到研究过程中。

三、实践架构：范式构建到范式转型

1．前范式时期（1978年——1988年）

在这一时期，关于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政策法规在有关教育政策法规中有所涉及，但没有专门的行文规定，中小学班主任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必须共同遵守的关于班主任工作的价值观念和具体要求；又由于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都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与实践范式。所以，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实践与研究处于价值定位有失偏颇、实践徘徊不定的不良状态，存在深层次的范式危机。不少专家、学者意识到了必须对班主任工作进行范式拯救。这种范式意识的自觉

是一门学科或一个岗位走向成熟、走向专业化的重要方法论标志，因此，把这一时期界定为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前范式时期。

2．范式初建时期（1988年——2006年）

1988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小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和《中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明确了中小学班主任的地位、作用、任务、职责、方法、任免的条件、待遇与奖励、管理等内容，标志着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范式初步建立。这期间，又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班主任工作的文件规定，使中小学班主任在开展工作时有了共同遵守的价值规范和具体的操作要求，中小学班主任已初步具有了正规意义上的工作范式。

3．范式转型时期（2006年至今）

2006年，教育部接连出台了两份规定，对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很多问题重新进行了界定，由此，班主任的当前地位逐渐高于以往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不专业和半专业，接近专业成熟。因此，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是一种资格“业余”、职能履行随意、无群体效益的教育范式，而2006年以后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则是一种价值追求定位明晰、学科专业自主、实践岗位专业化的新的教育范式。因此，从“业余班主任工作”走向“班主任专业化”，是我国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范式的转型。但在当前，中小学班主任的专业成熟毕竟是处于一种发展的中间状态，要完成班主任工作的范式转型，需要借助很多力量，而“班主任专业化”就成了推动我国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范式转型的基本力量。

四、未来展望：“班主任专业化”成为推动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范式转型的基本力量

1．改革走势：在继承中寻求发展、创新

班级与班主任存在的必要性得到普遍认可，班级设置的基本要求日趋生态化。由于我国的基础教育负担重，现在尚未找到一种能够取代班级授课制的更好的教育形式，因此，班级、班主任还将在基础教育阶段长期存在。尽管同龄原则仍将是班级设置首先关注的生理学、心理学依据，但班级设置更要考虑卫生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制约因素，使教室空间与学生人数有一个符合生态学要求的比例，这样既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的影响力，更能提高学生的在校学习生活质量。

在固定的班级开展教育活动的现状短期内不会有本质变化，但班级教育的组织形式日趋多样化。随着教育个性化时代的到来，班级教育的组织形式更加丰富多样。这些组织形式有：学校将更多地考虑按学生的兴趣、现有能力编班；固定的班级可能会改为富有弹性的学级班；班级编制将趋于小型化；走班制、分层制等更加开放的教育组织形式也将日渐增多。

班主任素养提升的要求是群体性称职，但班主任的个体水平要求日趋专业化。由于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机会的增多，加之接受能力在一些领域比成年人快，很多学生掌握的某些领域的信息将比班主任更系统、更丰富，对班主任的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由于办学格局越来越向社会开放，社会阴暗面对学生的负面影响也随之涌来，教育难点与热点层出不穷，对班主任的专业素养也提出了巨大挑战。这些都要求班主任的素养进入专业化的轨道。

日常工作的落实仍是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基本内容，但其工作内容日趋多元化。很多

来自社会、家庭的工作事务将更多地出现在当代班主任的工作范围中。另外，学生受教育的时空不再局限于学校、社区，走进社会受教育的机会将不断增多。

常规方式仍是班主任完成工作任务的首选，但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方式日趋信息化。由于信息技术的普及，“家校通”“班级博客”“电子信箱”等信息化特点明显的工作方式将被班主任熟练使用。由于这些工作方式方便、快捷、易操作，原有的谈话、书信、家访等工作方式将受到很大的冲击，有些甚至会被淡化。

2．发展建议：“班主任专业化”成为推动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范式转型的基本力量

从“业余班主任工作”走向“班主任专业化”，是我国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范式的转型。推动班主任专业化，实现我国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范式的转型，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四个维度切入：

第一，运用系统观点，重新认定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作用。系统论认为，从学校内部结构体系的层面分析，班主任处于联系学校管理者和各科任教师的枢纽地位；从学校与社会结构体系的层面分析，班主任处于联系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枢纽地位；从学生成长的层面分析，不管是培养目标的确定、培养内容的选择，还是再培养工作的实施，班主任还是处于枢纽地位。尤其是我们当前往往把德育当工作来开展，忘却了德育在传统教育价值观里原本是当作教育目的来追求的。这种认识模糊直接导致了实践偏差：德育成了班主任一个人的事情。因此，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重要作用在当前的学校教育生态圈中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二，加强学科建设，重视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基础理论研究。21世纪的教育对中小学班主任工作提出的要求，基础教育改革中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性质与地位，我国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传统，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内容的变迁，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到底向哪里发展等带有逻辑起点性质的原理，都需要从全新的视野进行深入探讨。如果不加强学科建设，许多实践中的盲点、困惑都会存在一个理论原点模糊、价值本体混乱的问题，很可能会导致实践的摇摆不定。

第三，赋予专业形象，中小学班主任走专业化发展的成长之路。班主任应立足岗位发展，在实践中赋予自己以专业形象。在专业道德上，完成从教育事业的奉献者到教师生命的提升者的转型；在专业知识上，完成从知识体系的完善者到知识体系的拓宽者的转型；在专业能力上，完成从教育研究的跟随者到教育研究的先行者的转型；在专业文化上，完成从教育理论的消费者到教育理论的创造者的转型；在专业智慧上，完成从教育智慧的守望者到教育智慧的生发者的转型。而在具体实践中，班主任应该从教育理念的形成与丰富、教育原则的确定与坚守、教育内容的开发、教育策略的选取、良好工作习惯的养成等五个维度来全面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准，赋予自己专业形象。第四，打造科学机制，确保中小学班主任专业化的长效推进。从2002年开始的班主任专业化讨论所形成的一些理念日渐深入人心，但这些理念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主管者、校长、教师的行为之间尚存在不小的差距，行为转型落后于理念转型，而机制转型又落后于行为转型与理念转型。当前，就全国范围内的班主任专业化研究而言，由于存在机制缺陷，期望它在短时间内成为一种全新的班主任成长范式是不明智的。没有一个长效的激励班主任专业化发展的机制，班主任专业化发展只能是以往各种教师

成长范式的翻版。要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实现班主任专业化的理念转换和行为转换的制度化是有效途径。这种机制的建构应该是从上到下的统一行动，并形成框架完善的机制体系。

第二篇：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摘要：纵观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已走过30年，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与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其实质是市场化和城乡一体化程度逐渐加深的过程。当今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关键时期，城乡差距过大和农民增收困难等问题已影响到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将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基本背景。

关键词：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回顾；评价；展望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9)02-0036-04

一、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回顾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的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4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形式发展而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使中国农村逐渐形成“乡政村治”的二元基层治理体制新模式，也标志着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基础从此发生了本质改变。1982年到1984年的三个中央“一号文件”，从理论上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农业合作化理论在实践中的新发展。

第二阶段从1985年到1991年。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理论上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重大转折，农村经济改革也迈向市场的探索阶段。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建立农产品市场体系是这个阶段农村经济改革的中心任务。1985年，中国开始实行农产品收购的“双轨制”，以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的形式取代了农产品的统购统派。蛋类、水产品、蔬菜和肉类等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在1992年前就被全面放开。其中，水产品是我国最早完全放开管制的农产品；国家对粮食和棉花则实行了较长时间的“双轨制”，直到2004年粮食才放开生产经营，是我国最晚放开管制的农产品。乡镇企业在这个时期异军突起，不但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奠定了基础，而且还为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创出一条新路子。1992年，我国有乡镇企业2321万家，近90％分布在行政村和自然村，共有职工约1.13亿人，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额中来自非农产业(主要是乡镇企业)的收入所占比重逐年增加，1992年高达50.66％。乡镇企业还把工业文明带进了农村，客观上要求劳动者提高科学文化、技术技能和管理水平，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新型农民，加速了农民现代观念和市场观念的形成。

第三阶段从1992年到2003年。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建立健全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成为这个时期的主题。由于改革初期对主要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只涉及到收购体制，并没有触动销售体制，在粮食收购价格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购销价格的倒挂问题日益突显，造成粮食收储企业严重亏损。1992年，国家开始改革粮食销售体制，直到2004年，国家通过《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决定全面放开粮食收购价格，并将国家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间接给农民的补贴转为直接补贴，使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真正实现了市场化。在这个时期，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迅速发展。到2002年底，各类龙头组织带动农户总数超过700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30.5％，其中，每个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平均带动农户达7.6万户。目前，东中西部分工协作，出口型、大宗农产品型和特色型共同发展的农业产业化格局已初步形成。从1993年颁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我国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其他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已基本形成，有力的支持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1984年开始实行的农村税费制度下，农民不仅要为政府提供税收，还要为乡镇和村提供各种费用或基金。由于乡村财政供养负担的加重和公共建设与服务对资金的需求量持续增加，不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使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加重农民负担成为可能。特别是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相当缓慢，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经过长时间的论证，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最后定位于农村税费改革，并于2003年起在全国铺开。

第四阶段从2004年至今。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胡锦涛明确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认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改革更加关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考虑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与外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如何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建立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解决“三农”问题。200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议》，并作为2006年的“一号文件”颁布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新时期农村改革的战略任务。同年，以取消农业税为标志，国家开始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为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体制保障。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总结了三十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凝聚了全党集体智慧，体现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适应了中国农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亿万农民的共同心愿，为中国推进农村经济改革提出了行动纲领。

二、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的评价

(一)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是一场成功的变革。不论从历史的标准还是当代世界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农村经济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都是一个成功的事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原来由国家资本控制的农村土地变成两亿农户根据社区内部成员权平均占有的土地，是一场占当时中国人口80％的农民都得到好处的改革。在让农民承包土地的时候，国家同时把农村的公共开支和福利保障一并让渡出去，使土地在拥有社会保障职能的同时还承担起为乡村财政提供财源的责任，在国家建设资金紧缺和落后经济基础还不足以支撑全国社会保障事业的时期，它在保持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为最大限度的提取农业剩余创造了条件。面对土地产出的内在约束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外部限制，致富热情高涨的农民逐渐把眼光投向非农产业，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农民收入。1998年以后，我国农业劳动力平均粮食产量呈递减趋势，土地生产率也不断接近其生产可能性边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冲破城乡地域界限，开始了“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务工，他们作为低成本的劳动力为城市建设和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巨额的劳动积累，弥补了资金积累的不足。三十年的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有效释放了现有

二元经济体制下农业和农村的生产能力，为实施城市和工业的优先发展战略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城市和工业经济的优先发展，必然要更多的从“三农”中提取剩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从农业获得的“剪刀差”收入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逐年下降，其下降速度高于生产资料价格下降速度，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明显上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更加扩大。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偏向的土地征用制度造成我国农村2000余万农民失去土地，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业土地收益流失严重，征地“剪刀差”使农民蒙受至少2万亿元的损失。城镇用工制度改革以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激增，成为城镇化建设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主力军，由于较低的工资水平且几乎不享有任何劳动与生活保险，用工“剪刀差”使农民工劳动收益被压缩。持续时间过久的“剪刀差”使落后的农业因长期价值补偿不足而失去自身发展的活力，也使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没有得到应有改善。在市场自发调节下，生产要素会从低收益的产业和区域流向高收益的产业和区域。农业是弱质产业，难以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但农业同时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所以发达国家政府都普遍实行农业支持政策。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不利于农业的局面虽然有所改变，但支持农业发展的投入机制和积累机制并没有建立，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渐扩大，农业生产要素流失问题更加严重。长期以来，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由国家负担，农村则基本上是由农民自筹解决，由于原有的农村税费制度不规范，乡镇财政供养人员数量逐年增加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积累的资金更加缺乏。虽然国家近年来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增加了对农民的补贴，加大了对农村教育和县乡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国家建设资金也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但这些政策效应的发挥主要是长期的，短期内效果有限。

三、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展望

(一)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引导和促进农业实现产业化经营。目前，发达国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增加值同农业增加值之间的比例已超过2.5:1，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仅是0.5:1。考虑到中国农产品产量充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与农业增加值之间的比例完全有条件达到发达国家现有水平的60％，即1.5:1，那么，到2015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至少可达到96 980亿元。如果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的一半能够在县城以下的农村区域实现，且同时GDP能够保持8％的平均增速，届时农村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和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合计有望达到18.7万亿元，农村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将由目前49.1％增加到58.75％。在确保农村居民收入与生活不低于城市居民水平的条件下，农村就业人口占社会就业总人口的比重可达60％左右。这充分说明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潜力巨大。如果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能够实现上述发展，必然会吸收大量劳动力就业，大幅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业与农村的产业结构，极大的扩展农业的生产空间，这与农村改革三十年中的每一次大的变革具有相似的效应。农业产业化大发展将带来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的下一场深刻变革，它是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引导和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未来一个时期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

(二)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回顾30年改革历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也是宪法规定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加以完善。2008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指出，必须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亿万农民的创造活力，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土地按均田分包制造成了耕地的分割与分散，形成其固有的矛盾，矛盾又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大量的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但又不肯放弃在农村的土地产权，于是便出现大量粗耕、弃耕现象，农村迫切需要新的土地管理制度，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二是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地价及土地资本性收益也随之提高，加速了农民对农村土地产权的追求，在土地收益问题上出现了集体与集体、集体与农民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在新的发展阶段，依靠市场调节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成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土地具有资源与资产的双重内涵，不可能脱离产权而独立存在，然而中国农村现行土地制度最主要的缺陷是产权不明确。虽然中国创造性的使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但是模糊的土地产权还是为实现土地经营权有效流转设置了诸多障碍，改革的实践表明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土地流转制度是中国农村土地优化配置的前提和基础。由于中国建设资金在较长时期内仍将紧缺，不能支撑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成果能否保证土地再次分配的公平还有待商榷，所以，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无疑成为最佳选择。

(三)通过体制创新改变城乡要素配置的不平衡性，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把农村劳动力及其农村居民从农业和农村中转移出来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然途径。我国近年来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鼓励城镇化发展和农民工进城务工，使中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速，城镇化率在2007年已达到44.9％，据权威部门预测，未来十几年还将会保持年增长率为1％的上升速度。那么，中国从现在起到2020年每年要转移1500万农村人口和900万个农村劳动力，总共需要转移农村人口2亿多，城镇压力十分巨大。虽然中国城镇化率在2020年可能达到55％至60％，但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届时还将有6亿至7亿农民，农村的安置任务同样很繁重。党和国家要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必须重视新农村的建设。随着“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方针和“两个趋向”的提出，国家开始着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近几年，国家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还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补贴力度，原来保障城市和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体制被逐步改革，“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然而，中国城乡发展差距过大，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现实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如果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农村生产要素流失和投入不足的问题无疑会加剧。通过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体制、农村教育补贴与就业体制以及社会保障体制，改变生产要素配置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城市偏向，统筹城镇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工作，是农村经济改革的当务之急。

(责任编辑：闫春英)

第三篇：我国税收制度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我国税收制度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税制改革进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税制改革(1978～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税制改革(1994～2000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时期的税制改革(2001年至今)。本文对三个阶段税制改革进行回顾后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税制改革有五大成功经验：税制改革必须有理论突破为先导、税制改革中必须考虑财政可承受能力、税制改革要走渐进式道路、税制改革要与国企改革协调推进、税制改革中要强化税收的调控功能。结合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变化和国际税制改革潮流，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制度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税收制度；经验回顾；展望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8)10―0053―04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税收制度先后经历几次大的调整，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控要求的复合税制体系。本文在对三十年税制改革历程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三十年税制改革的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评价改革得失，探讨新时期的税制改革方向和完善思路。

一、三十年税制改革历程回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税制改革进程可划分为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税制改革(1978～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税制改革(1994～2000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时期的税制改革(2001年至今)三个阶段。

(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的税制改革(1978～1993年)。这一时期的税制改革可分为涉外税制的建立、两步“利改税”方案的实施和1984年工商税制改革。

1.1978年至1982年的涉外税制改革。1978年至1982年是我国税制建设的恢复时期和税制改革的起步时期，从思想上、理论上为税制改革的推进做了大量突破性工作，为税制改革的推进打下理论基础。从1980年9月到1981年12月，为适应我国对外开放初期引进外资、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需要，五届人大先后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初步形成一套大体适用的涉外税收制度。

2.1983年第一步“利改税”方案。1983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试行国营企业“利改税”，将建国后实行了三十多年的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制度改为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一改革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突破了国营企业只能向国家缴纳利润、国家不能向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的禁区，成为国家与国有企业分配关系的一个历史性转折。

3.1984年第二步“利改税”方案实施和工商税制改革。为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国务院决定从1984年10月起在全国实施第二步“利改税”和工商税制改革，发布关于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资源税等一系列行政法规，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此后，国务院又陆续发布关于征收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奖金税、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特别消费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筵席税等税收的法规。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将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法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合并为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至此，我国工商税制共有37个税种。这些税种按照经济性质和作用大致可分为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财产税和行为税类、资源税类、特定目的税类、涉外税类、农业税类七大类。总之，这一时期全面改革了工商税制，建立了涉外税制，彻底摒弃“非税论”和“税收无用论”的观点，恢复和开征了一些新税种，使我国税制逐步转化为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的复合税制，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日益加强。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税制改革(1994～2000年)。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后，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保障财政收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的要求，1994年我国启动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力度最强的工商税制改革。

(1)全面改革流转税。以实行规范化的增值税为核心，相应设置消费税、营业税，建立新的流转税课税体系。对外资企业停止征收原工商统一税，实行新的流转税制。

(2)对内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取消原来分别设置的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和私营企业所得税，同时，国营企业不再执行企业承包上缴所得税的包干制。

(3)统一个人所得税。取消原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对个人收入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统一实行修订后的个人所得税法。

(4)调整、撤并和开征其他一些税种。调整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取消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烧油特别税、奖金和工资调节税；开征土地增值税、证券交易印花税；盐税并入资源税，特别消费税并入消费税。改革后的我国税制，税种设置由原来的37个减少为23个，初步实现了税制的简化、规范和高效统一。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时期的税制改革(2001年至今)。1994年的工商税制改革初步确定了市场经济下我国税收制度的基本格局，在此后的十几年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我国又推行以费改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增值税的转型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

1.稳步推动“费改税”改革，将一些具有税收特征的收费项目转化为税收。2000年10月22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自2001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征收车辆购置税，取消了车辆购置附加费。同时，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中央决定从2000年开始在农村开展税费改革，根据“减轻、规范、稳定”的原则对农(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进行了调整，明确在五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2006年3月14日，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决议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

2.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结束了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对内外资分立的局面，逐步建立起一个规范、统一、公平、透明的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

3.对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种的改革。200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取代了1986年9月15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此外，修改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也于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次修改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也纳

入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范围，同时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提高了税额标准；2006年4月28日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暂行条例》，对烟叶的收购实行20％的比例税率。截止到2007年底，我国现行税制中的税种设置进一步减少为19个，税制更加规范和统一。

二、三十年来税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一)税收制度改革的推进必须有理论突破作为先导。税收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其征税依据、征税对象、征税标准、税率高低等课税要素的确定，均需要有理论作为支撑。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对国家与国营企业的关系认知，形成了国营企业只能上缴利润、不能上缴税收的做法，也就形成了“税收无用论”的理论观点。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对国家和国营(有)企业关系认知的进一步深化，推动了税制改革的理论突破。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者和国有资产出资者的两种身份和两种权力，从而才有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两步“利改税”方案的实施，确定以所得税形式处理国家与国营(有)企业的分配关系，使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步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并且统一了税法，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为多种经济主体的发展和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创造了条件。

(二)税收制度改革中必须考虑到财政承受能力。在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税制改革必须考虑到财政可承受能力，税制改革不能带来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减少。对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加强财政宏观调控能力的重要原因还在于改革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改革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在改革尚未创造出新增利益之前，改革的成本只能由财政来负担。另外，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是需要加强财政宏观调控的重要原因。无论从改革，还是从发展、稳定的角度看，税制改革不能弱化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三)税收制度改革必须走渐进式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吸引外资，我国对外资企业实行了优于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和税前扣除标准，这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和国内投资环境的逐步完善，为使内、外资企业处于公平竞争的同一起跑线上，推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成为必然。同时，为减少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对吸引外资的负面影响，在税制改革过程中也坚持了渐进式改革原则，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给予五年的缓冲期。

(四)税收制度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协调推进。税制改革必须以政府和国有企业关系的变革为前提，政府和国有企业关系定位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税收在处理政府与国有企业分配关系时的形式。同时，税制改革也是财政体制改革的基础，正是1994年税制改革初步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复合税制体系后，才有了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税种收入的规范化划分。

(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充分发挥税收调控经济的杠杆作用。市场经济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减少政府指令性计划对经济的干预，这就要求强化税收调控经济的杠杆作用。通过优惠税率、税收减免、税前扣除等税收优惠来贯彻政府的调控意图，根据客观经济形势变化和国际税制改革的潮流，适时调整我国的税种结构，开征新的税种或取消不合时宜的税种，优化税制结构，强化税收对经济运行的间接调控功能。

三、税收制度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的法治化程度仍需进一步提高。为防止政府公权对私人产权的肆意侵犯，民主国家一般均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即“有税必须立法，未经立法不得征税”的原则，并且这一原则大都写入了宪法。而我国宪法中关于税收的条款仅为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找不到关于纳税人权利的相关规定。从理论上讲，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税收要素和税收程序法的基本方面，均由立法机关立法，税收征管程序中的具体问题由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法规来规范。从我国目前各税种的法律层次来看，大多数是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出现，立法层次较低。

(二)税收调控经济的功能还比较弱。我国现行税制体系格局是1994年税制改革后确立起来的，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而税收在发挥引导产业结构调整、解决收入分配、促进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调控经济过热或过冷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目前的主体税种增值税仍为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发展，税收在引导企业技术升级、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方面仍有缺陷。

四、完善我国税收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税制改革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就必须贯彻“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原则，建立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收制度，构建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及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有利于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合理使用，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税收制度。

(二)税制改革与法治化建设相适应。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灵魂和立足点，要求有健全的税法体系：税务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活动并接受行政司法机关和社会监督，纳税人能够依法履行自己的纳税义务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税法面前人人平等。因此，税制改革必须坚持法治化原则，纳税人、税收行政机关都要服从于法，法外无税。推进税法体系建设，积极参与税制改革、税收立法调研，完善税收法律体系。

(三)逐步推进主体税种和地方税体系建设的改革。继续推进增值税转型，力争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在转型的同时，要推进增值税的“扩容”，即把有条件实施增值税的营业税税目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稳步推进营业税改革，适度调整部分营业税税目的税率和计税依据，消除重复征税的问题。全面贯彻落实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完善各项配套措施和办法。推进房地产税制改革，全面总结开展房地产模拟评税试点工作经验，继续研究完善物业税改革方案及其配套措施。以开征物业税等为契机，研究构建持续稳定增长的地方税体系，以使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力事权相一56一统一，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更好地配合并促进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为社会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四)强化税收调控功能，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制体系。第一，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促进自主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税收制度体系。一方面完善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促进自主知识产权研发应用的税收政策，另一方面加大对高科技产业、涉农产业、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产业的税收支持力度，建立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鼓励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和促进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第二，建立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税收制度体系。继续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研究推进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同时继续完善消费税制度，加大对高消费行为的税收调节力度；针对收入存量，则要完善财产税制，加大对个人存量财富的调节力度。积极鼓励慈善捐赠事业的发展，通过加强对“第三次分配”的税收引导促进收入的公平分配。第三，建立促进资源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制度体系。在所得税、流转税的改革方面，进一步突出对环境保护、能源节约、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引导，形成全方位、多环节促进资源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税制体系。第四，建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税收制度体系。在继续完善促进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税收政策及继续深入推进区域性优惠政策向产业性优惠政策转移的同时，针对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完善相应的区域性税收政策。区域协调发展还要求我们完善增值税、所得税等一些主要税种的收入归属机制，妥善处理区域间税收分配关系，保障区域间合理的财政利益。

(责任编辑：闫春英)

第四篇：改革开放三十年人民银行支付清算工作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三十年人民银行支付清算工作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人民银行支付清算工作取得长足进展的三十年。人民银行支付清算工作取得的进展，也是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的一个缩影。支付清算工作是经济金融运行的基础，支付清算工作的发展、支付效率的提高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金融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人民银行清算工作发展，对我们继往开来，实现支付清算工作新突破具有积极意义。

一、支付清算工作的沿革

1953年，人民银行建立了“全国大联行”的三级联行清算体系：县（市）级的县辖联行；省（区）内的省辖联行；跨省（区）的全国联行。各级联行负责辖内各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清算，全国联行通过人民银行总行清算。改革开放后，随着金融体制和结算制度改革的深化，实行了多年的全国大联行制度已明显滞后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发展进程。

1985年，人民一行决定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联行体制变革措施，全国联行清算体系也随之进行了重大改革，由人民银行主办的“大联行”改为各专业银行自成联行系统，系统内直接通汇清算；人民银行自身的联行系统主要办理各金融机构清算账户的资金划拨和跨行的转账业务。

人民银行联行清算体制分为全国联行和电子联行两大系统。全国联行采取邮寄报单或拍发电报的形式完成资金的划转，由人民银行总行电子计算机中心负责对账和结清；电子联行则通过卫星网络传送电子信息化的支付命令完成资金划转。

（一）人民银行全国联行：采取直接往来、分别核算、集中监督和逐年结清的办法处理联行账务，即由发报行发出报单，收报行收受报单，各行分别核算会计联行账务，另由总行电子计算中心集中逐笔发送对账清单，收报行根据对账清单逐笔核对，管辖行进行监督检查，总行按汇总轧平的办法。长期起来，人民银行联行往来一直采用邮寄对账表，手工抽卡核对的方式进行联行对账。由于对账表人工传递速度缓慢，联行业务的真实性不能得到及时验证，极易引发资金风险。为防范支付风险，加强联行管理，人民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保障资金安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全国联行电子化对账系统的全面推广。电子化对账即总行电子计算中心和各联行机构之间，通过联网方式，做到上报往账报告表和下放来账对账信息的网络传输。实行电子对账后，联行报单和计算中心的对账信息几乎可同时到达收报行，未达查清一般在次年的2、3月份即可完成，彻底消除了由于对账不及时引发的风险隐患。

（二）人民银行电子联行：20世纪80年代之前，全国联行一直是异地资金划拨的唯一渠道，原始的手工操作和缓慢的邮寄过程，导致汇路不畅，相互占压资金。资金使用效率低下问题，已经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于1989年开始着手开发全国电子联行系统，针对当时我过通讯技术及通讯设施的现实情况，采用卫星通讯技术，建立了人民银行专用卫星通讯网，1991年正式投入运行。全国电子联行系统的构建是我国支付系统现代化建设中一次重要尝试，旨在提高清算效率，降低在途资金，提高资金流转速度。

全国电子联行是指经人民银行总行核准发有电子联行行号的行与行之间，通过电子计算机网络和卫星通信技术进行异地结算和资金划拨的账务往来。电子联行采用“星型机构，纵向往来，随发随收，当时核对，每日结平，存欠反映”的做法，自1991年全国电子联行系统投入运行后，经历了起步、推广和稳步运行阶段，不断扩大系统的覆盖范围，提高服务质量。1995年下半年，针对电子联行覆盖面不广、地面“瓶颈”制约严重和资金汇划速度较慢的缺陷，人民银行开始推行电子联行“天地对接”工程，在各城市实现电子联行与中央银行会计核算系统、商业银行核算系统对接，实现电子联行从汇出行到汇入行的全程自动化处理。1996年，人民银行进一步通过地面网络将电子联行收发报网点推广到县级支行。1999年，人民银行又制定了电子联行“天地对接”和业务到县方针，统一开发了电子联行小站与中央银行会计核算系统的接口程序、小站与商业银行业务处理程序的借口程序，并启动了电子联行系统无锡灾难备份中心的建设工作，保障系统的安全运行。当时，全国35个城市按照人民银行的统一接口进行了规范，全国电子联行系统拥有2个卫星主站、600多个卫星小站、近2000个电子联行收发报行、10000多个通汇网点，覆盖了全国地市以上的城市和绝大部分县。2000年，人民银行进一步加快电子联行的科技发展步伐，统一开发了电子联行“天地对接”接口程序，对大业务量城市电子联行小站的硬件和软件进行了升级改造，在全国经济较发达的地级以上城市及经济发达、业务量较大的县（市），基本实现电子联行的“天地对接”和业务到县，以满足中小金融机构的通汇要求，使其真正成为全国资金汇划的高速公路。

（三）现代化支付系统

为适应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对支付结算体系的新要求，２０００年１０月，人民银行党委决定调整定位、借鉴吸收、完善需求、以我为主，加快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建设，逐步取代现行的电子联行系统。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直接连接1500多家金融机构，涉及6万多个银行分支机构。系统日均处理支付清算业务60万多笔，日均余额达1万亿元，每笔业务不到1分钟即可到账。2006年，该系统共处理支付清算业务1.4亿笔，金额257.5万亿元。2006年建成运行的小额批量支付系统支撑多种支付工具的使用，实行7X24小时连续运行，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小金额、大批量跨行支付清算业务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公共平台。小额批量支付系统还为社会公众办理跨行网上支付、电话支付等业务提供全天候的、安全高效的支付清算服务，有效便利了百姓日常生活。人民银行利用支票影像技术、实施支票截留建设的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大大便利了异地转账结算，充分发挥支票结算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可以说，小额支付系统、全国支票影像交换业务在全国范围内的成功上线更是开启了中国金融业支付清算领域的新纪元。

二、支付清算工作体系的发展

目前，我国已构建了以中国人民银行现代化支付系统为核心，银行业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为基础，票据支付系统、银行卡支付系统等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支付清算网络体系，为经济金融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快速高效、安全可靠的支付清算渠道，加速了社会资金周转，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力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支付体系建设和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要求相比，还有许多不适应的方面。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金融业改革的深化对支付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学技术的进步持续推动支付体系专业化、多样化发展，要求密切跟踪，做好应用，推动创新，加强规范；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要求正确处理好促进支付体系发展与保持支付体系稳定的关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区域化发展特点，要求高度重视并认真做好欠发达地区的支付服务工作。为此，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继续大力推进支付体系建设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三、对支付清算体系的展望：

我国支付清算发展总的目标是完善以中国人民银行现代化支付系统为核心，银行业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为基础，票据支付系统、银行卡支付系统、境内银行间外币支付系统等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支付清算网络体系。丰富和完善以电子支付工具为发展方向，适应各类经济主体多种经济活动和居民居家服务需要的非现金支付工具体系。健全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主体，支付清算组织为补充的支付服务组织体系。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支付创新和防范支付风险的科学高效的支付监督管理体系。为此，支付清算工作的发展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速推进支付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目前，人民银行正在启动建设可以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一点集中接入、具备更加灵活的流动性管理功能、更加安全高效的第二代支付系统。启动中央银行会计核算数据集中系统和境内银行间外币支付系统的建设。今年，人民银行完成了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的建设和推广，完成用于采集分析支付系统数据信息和监测系统运行情况的支付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完成为政府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提供支付信用信息特别是票据信用信息查询服务的支付信用信息系统建设。银行业金融机构也在同步继续改进和完善其行内支付系统，提高支付服务效率，改进支付服务质量。第二，进一步鼓励和规范电子支付等新兴业务，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近期将发布实施《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实行审慎业务许可，督促支付清算组织完善内控制度，防范支付风险，保障客户权益。出台《电子支付指引（第二号）》，规范网上支付服务市场。要采取有力措施，防范电子支付用于赌博、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切断非法活动的资金流，维护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第三，继续促进我国网上支付、电话支付、移动支付等电子支付工具的迅速发展，不断创新支付体系领域，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和支付服务市场细分的需求。

改革开放三十年，促使支付清算工作发生了深刻变革，给我国社会经济金融带来了历史性的进步。实践证明，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在实际工作中灵活运用科学发展观，社会经济与支付结算体系才能协调发展。对人民银行支付清算工作来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只是一个新的起点，相信在今后的发展中，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注重改革创新，注重开放合作，注重融会贯通，坚持以创新推动改革，以改革寻求新突破，人民银行支付清算工作必然能够取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第五篇：事业单位改革(十年回顾与展望)

事业单位改革：十年回顾与展望

事业单位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提供公益服务的主要载体，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事业单位改革既是社会事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自 1978年《人民日报》等八大报刊提出实行“事业体制，企业化管理”，1980年代中期国家启动科学技术、教育、卫生、文化等体制改革，我国事业单位改革逐步展开。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事业单位改革，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积极探索事业单位改革，不断创新事业单位体制机制，稳步推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行业体制改革，积累了有益经验，取得了明显成效，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奠定了基础。2002—2007年

党的十六大强调，“按照政事分开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继续推进事业单位改革”。2005年分类改革提法得以明确：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积极稳妥地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要求“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与此同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开始配合改革推进开展相关研究。2004年，国务院责成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牵头组成“事业单位改革小组”，成员包括原人事部、财政部、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并要求改革小组对事业单位改革提出一个总体改革文件和配套改革 1

措施。2006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经国务院批准，制定了《关于事业单位分类及相关改革的试点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事业单位分类及分类改革意见并拟选择浙江、山西、重庆开展改革试点工作。

按照上述精神，各地选择了一些领域和若干地市开展分类改革的综合试点。一些省、区、市出台或研究拟定了分类改革方案，进行了摸底调查、清理整顿、模拟分类与改革试点工作，其中进展较快的省、区、市已完成试点。主要做法有：合理划分政事职责，把事业单位承担的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关，把机关承担的辅助性、技术性、服务性职能交给事业单位；对重复设置、业务相近、规模过小、任务已完成或严重不足的事业单位予以撤销或合并；将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部分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并入行政机关；建立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制度，推进事业单位社会化，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探索建立政府购买公益服务制度等；在从2003年开始的乡镇机构改革中，把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作为一个重要方面，结合乡镇行政机构一并进行改革。

人事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财政政策等方面改革不同程度推进。人事制度改革是启动最早、进展最快领域，在推进聘用制改革的同时，2006年启动岗位设置管理制度实施工作，聘用制度、岗位管理两大基本人事制度开始形成，为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转变、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实现职务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待遇能高能低奠定基础。2006年7月起，改革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财政政策改革也进行了探索与局部试点。与此同时，结合社会事业体制“分业”推进事业单位工作取得进展，特别是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深度推进。从2003年7月开始，在全国9个地区和35个单位进行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改革试点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分为基础，公益性文化事业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经营性文化产业则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为重点。通过试点，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机制改革有了较大突破，大批事业单位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05年年底，党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全面推进。

2007年至今

党的十七大要求围绕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对事业单位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原则，对现有事业单位分三类进行改革。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转为行政机构或将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转为企业；主要从事公益服务的，强化公益属性，整合资源，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政府监管。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完善相关财政政策”。

按照十七大和十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在国务院领导下，有关部门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抓紧起草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方案和配套改革措施。为了探索经验，2008年国务院决定在山西、上

海、浙江、广东、重庆进行事业单位改革试点。特别是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自 2006年开始，通过“两步走”（一步加两个半步）战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第一步将现有机构按照经营服务类、监督管理类和公益类“一分为三”，分别实行转成企业、纳入行政序列、保留或撤销等不同方式进行分类改革；第二步（两个半步）是深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这是改革的核心内容，目标是对保留下来的事业单位深化改革，真正实现政事分开、事企分开。

人事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财政政策等方面改革全面展开。

人事制度方面，一是聘用制度推行面不断扩大，截至2011年全国签订聘用合同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达 90%；二是岗位设置管理制度实施工作全面推开，全国31个省区市都已经开始实施；三是公开招聘制度稳步实施，全国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有1850多万人次，实际聘用184万人；四是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法规建设步伐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继续完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2009年国务院决定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分三步展开：从2009年1月1日起先在义务教育学校实施；配合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从2009年10月1日起在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实施；从2010年1月1日起，在其他事业单位实施。改革以形成新机制而非简单的涨工资为目标，从而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秩序、完善激励机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在事业单位改革中具有“兜底”的作用，同时延续几十年的“双轨制”使得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推进面临较大阻力。2008年国务院决定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个省市开展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试点配套进行；总体看，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在平衡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中艰难推进。财政政策改革方面，逐步从“养人”向“办事”转变，根据不同事业单位特点，采取经费保障、经费补助、购买服务等不同的支持方式。

同时，以文化、卫生等为代表的各类事业单位改革结合行业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如2009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着力抓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公立医院等五项重点改革；2010年2月，卫生部等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指导意见的通知》，决定在各省、区、市已分别选择1—2个城市（城区）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同时，国家选16个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改革展望

以201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2012年4月16日公开发布）为标志，事业单位改革进入全新阶段。《指导意见》立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视改革顶层设计与体制机制创新，对改革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与主要内容等进行整体部署、战略谋划，提出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要求，以促进公

益事业发展为目的，以科学分类为基础，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核心，总体设计、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先行试点、稳步推进；明确改革总体目标及阶段性目标，提出到2020年建立起功能明确、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基本服务优先、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要求坚持分类指导、分业推进、分级组织、分步实施的“四分”工作方针推进改革。同时，一系列配套政策陆续制定，对机构编制、内部治理、人事管理、收入分配、职业年金、财政支持、税收政策、国有资产管理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分类规范各类单位、各个方面的改革、管理与运行。《指导意见》及配套政策将指导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事业单位改革与发展。通过改革，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激活事业单位活力、提高事业单位效率、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扩大公益服务供给，从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公益服务需求，促进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来源：学习时报，赵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