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数学的研究三十年回顾、反思与展望

第一篇：小学数学的研究三十年回顾、反思与展望

小学数学的研究三十年：回顾、反思与展望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徐文彬

尽管影响小学数学教育（核心是其中的课程与教学）的因素有很多（甚至有些至今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或发现），但是研究者们一般都认为数学发展、社会需要与儿童发展等是三个主要影响因素。而小学数学则是在把握社会需要与遵循儿童发展的前提下，就数学发展而萃取的适应时代发展与儿童学习的“数学及其认识”，主要涉及数学思想、数学本质、数学文化、素质教育与教育观念、课程与教学改革等内容。因此，“关于小学数学的研究”就是对上述内容的不断深入的认识。

一、历史回顾

对数学及其思想和本质的理解、领会与把握，应该是开展小学数学教育及其研究活动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障。有研究者通过内容分析强调指出 [1]：函数（数量之间的确定性关系，譬如，四则运算、面积计算、试算）思想最重要（贯穿数学的所有领域）；“数形结合”在小学是可能的；“寓理于算”（中国传统数学的特征之一）的思想容易被忽视（推理是抽象的计算，计算是具体的推理，而图形则是推理和计算的直观模型）；而且“把变量与函数的思想、形数结合的思想和寓理于算的思想结合起来，往往能够化难为易，化繁为简”。更有研究者通过事例分析特别指出[2]：小学数学教师应“展示数学的本质，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那么，如何在小学数学教育中具体落实“展示数学的本质，把握数学思想，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这一目标追求呢？恐怕只有树立数学素质教育观、凸现数学的文化特征，并不断地对数学教育进行反思和改革方有可能。

有研究者在肯定此前“三个转变”（由以教为主转向以学为主，由只重视学习结果转向

[3]既重视学习结果又重视学习过程，由只研究教法转向研究学法）基础上，指出：（1）

应重新认识数学及其教育；（2）应精简传统的数学内容；（3）应采用有效的教学策略；

（4）应探索新的综合的教学模式；（5）应大力提高教师素质。还有研究者在肯定“数学教育改革是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前提下和梳理“国际数学教育改革的主要发展趋势”（如，对数学意识、问题解决、思维能力和信息交流等数学素质的关注与强调）与“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数学教材的改革成果”（目标与内容两方面）基础上，进一步指出[4]：（1）应改革教学内容；（2）应更新教学思想；（3）应采用渐进的改革方式。更有研究者在揭示“小学数学素质教育的全部本质内涵”（即，“小学的数学教育，其学习的认知对象不仅仅是目的──掌握这些事实并能运用，同时也是──发展科学地对社会探求的意识、价值、方法和情感的过程”）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其应具有四个基本特征[5]：（1）注重社会实践；（2）培养科学精神；（3）发展创造潜能；（4）加强情感体验。还有研究者认为，可在小学数学教育中通过以下方式来凸显数学文化特征（传播人类思想的基本形式、特殊的语言形式、自然与人类社会相互联系的工具、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高度的渗透性）[6]：还原数学概念的真实生命，绽放数学法则的严谨之美，彰显数学思想方法的深邃，洋溢数学价值的理性精神。

今天看来，尽管道路并不平坦，但“10多年”前的这些设想与展望部分已经实现或正在部分实现。不过，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今天我们在强调学生主体地位的同时，如何兼顾社会发展的迫切，可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大问题[7]：（1）如何对待“满足学生兴趣与小学数学教育的强迫性之间的矛盾冲突”；（2）如何看待“大众数学教育与精英数学教育之间的矛盾冲突”；（3）如何处理“数学专家的建议与学校数学教育目标之间的差距”；（4）如何把握“小学数学教育目的的功利性与过程的非功利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实，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研究者对此（小学数学教学改革）进行过反思[8]：为什么教，即教学目的问题──知识、能力和品德；教什么，即教学内容问题──精选、增加和渗透；怎么教，即教学方法问题──手段与目的、继承与借鉴、主体与主导；谁来教，即小学数学教师问题──政治与业务、教书与育人、工作与学习、“过教材关”。并同时对“深入开展义务教育数学教学研究”展开思考[9]：如何结合数学学科特点向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如何转变教育思想面向全体学生提高教学质量（即，如何做到“教学有法、法无定式、贵在得法、妙在创式”）？如何加强与实际的联系？如何重视数学教学评价研究（即，如何既关注评价的全面性又关注评价的实际可行性）？如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素质？

然而，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始终存在着一些“科学性失误”需要避免[10]：领悟全面分析的观点，克服结语的片面性；坚持相互联系的观点，防止论述的绝对化；掌握发展变化的观点，理清概念间的关系；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发挥算术解法的优势。同时又有一些“数学教育观念”需要切实落地[11]：包括动手实践与主动探索的学生活动应是一种有着明确目标的自觉行为，教师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教学形式；教学工作的主要目标并不是使学生建立关于相应逻辑结构的牢固记忆，而应帮助学生形成适当的认知结构；教学中既应充分调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同时又应当帮助学生清楚地认识超出“日常数学”上升到“学校数学”的必要性；不应将知识、技能的学习与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绝对地对立起来，而应很好地实现其相互渗透与必要整合；在积极进行教学方法改革的同时，我们应注意防止理解上的简单化与做法上的片面性，并应注意对已有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二、现实反思

由上述简要的历史回顾可知，这30年的研究确实提高了我们对小学数学的认识。就当下的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而言，其四个内容领域（即，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综合与实践）中的知识技能固然不可或缺，但贯穿其中的数学思想方法可能更为重要，而由这些知识技能与思想方法所折射出的数学本质也应该得到必要的彰显。

数学文化观的提出为我们准确、系统、全面地认识数学及其发展，乃至数学思想方法的产生与运用等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数学的产生与发展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社会需要的刺激加速与探究“自然的奥秘”的原始推动，而数学的精神气质也在这刺激加速与原始推动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从想象走向实在：从“自然的秘密是上帝的数学设计”到“世界的本质是数字的存在”──“万物源于比特”，从幕后走向前台：从“揭示自然的数学结构”到“设计我们的世界结构” ──数学建模。与此同时，数学的作用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存。[12]

因此，关于小学数学素质教育与教育观念，以及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改革的任何思考、谋划与实践，就不能不在数学文化观的立场上来进行与展开，否则就会显得有点不合乎事宜乃至落伍时代，更无法真正实现我国现行数学课程标准所提出的“四基”与“四能”之总体目标。

三、未来展望

数学文化发展的整体特征就是数学文化中的“数学科学”与“数学人文”之间的辨证关系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所呈现出的总体特征。虽然作为整体的数学文化之发展我们无法观察、归纳和概括，却只能依靠局部的“主观体验”和“想象力”来建构这个整体及其特征，但努力把握数学文化发展的整体特征却是我们开展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研究的前提或基础乃至出发点。

当代数学文化发展的整体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1）数学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形式；（2）数学的技术特性越来越明显，甚至有人放言，高科技的核心乃是数学；

（3）数学的统一性主要突出体现在不同的数学文化传统之间的趋于一致，而非数学理论的统一；（4）数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互动已经成为数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因此，站在数学文化观的立场来开展有关小学数学的思考与研究，就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理解并把握当代数学文化发展的整体特征：

（1）不仅要熟悉现行课程标准中的数学内容，更要力争了解更多的现代数学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趋势。因为现代数学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趋势，是我们更新教育观念和开展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活水源头之一。目前，在小学数学教育改革中，就有不少只知道自己所关注的那一个学段（甚至年级）的数学内容而不知道该学段的“上下左右”之为何物的现象，而这显然就是所谓平常“精讲多练”、考前“多练精讲”、考后“训练补救”的必然原由之一。更不要说对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趋势的了解、消化与运用了。

（2）不仅要与教育家或教学论专家结盟，而且还要与数学家或数学工作者交朋友。小学数学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一般的教育学原理或教学论之原则，而应该把这原理与原则“融进”数学文化当中。而数学文化的教育原理和教学原则最好本身就来自于数学文化──数学家和数学工作者的数学研究就是这数学文化本身之一。另一方面，小学数学研究者最好也能够兼做些数学至少是初等数学的研究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数学活动中体验数学活动”。

（3）应努力至少使自己了解、熟悉乃至精通一门或二门现代数学的分支学科，以便真正体验“数学地思考”和窥视“数学文化的整体特征”。这一要求可能过高，但唯有如此方见小学数学研究的真工夫。

（4）要重视“数学技术”中所蕴含的人文意蕴，而不仅仅是其“方便、快捷、高效”的工具价值，以避免“技术手段”对人的异化。技术要服务于“对人的培养”而不是训练。因此，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数学课程、教学与学习问题就应该成为小学数学研究的一个内在蕴含而非外在强加的研究课题。

（5）勤思考并研究数学的科学性与数学的人文性之统一、教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之整体，及其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以整合小学数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并以此来回应当代数学文化发展的整体特征。

注 释：

[1] 张景中.感受小学数学思想的力量——写给小学数学教师们[J].人民教育，2007（1

8）：32-35

[2] 张奠宙，唐彩斌.关于小学“数学本质”的对话[J].人民教育，2009（02）：48-51

[3] 周玉仁.21世纪我国小学数学教育改革展望[J].中国教育学刊，1997（06）：59-61.[4] 卢江.面向21世纪的小学数学课程改革与发展[J].课程•教材•教法，1998（10）：38-43.[5] 杨庆余.浅论小学数学素质教育的四个基本特征[J].中小学数学：小学版.1998（0

6）：1-4.[6] 李晓梅.实施凸显数学文化特征的小学数学教育[J].课程•教材•教法，2008（11）：40-43.[7] 王维花，王永红.对小学数学教育几个问题的思考[J].课程•教材•教法，2002（07）：5-9.[8] 张玺恩.谈谈当前小学数学教学改革若干问题[J].课程•教材•教法，1985（01）：14-18.[9] 张玺恩.深入开展义务教育数学教学研究工作[J].课程•教材•教法，1991（09）：1-5.[10] 肖鉴铿.掌握辩证思想，克服教学失误：对小学数学教学中一些科学性失误的思考

[J].江西教育科研，1996（01）：51-53.[11] 郑毓信.试析新一轮课程改革中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由若干小学数学课例说开去[J].课程•教材•教法，2003（04）：29-33.[12] 李建会.科学前沿的计算主义哲学意蕴[J].哲学动态，2012（12）：74-81.

第二篇：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摘要：纵观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已走过30年，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与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其实质是市场化和城乡一体化程度逐渐加深的过程。当今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关键时期，城乡差距过大和农民增收困难等问题已影响到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将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基本背景。

关键词：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回顾；评价；展望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9)02-0036-04

一、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回顾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的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4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形式发展而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使中国农村逐渐形成“乡政村治”的二元基层治理体制新模式，也标志着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基础从此发生了本质改变。1982年到1984年的三个中央“一号文件”，从理论上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农业合作化理论在实践中的新发展。

第二阶段从1985年到1991年。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理论上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重大转折，农村经济改革也迈向市场的探索阶段。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建立农产品市场体系是这个阶段农村经济改革的中心任务。1985年，中国开始实行农产品收购的“双轨制”，以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的形式取代了农产品的统购统派。蛋类、水产品、蔬菜和肉类等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在1992年前就被全面放开。其中，水产品是我国最早完全放开管制的农产品；国家对粮食和棉花则实行了较长时间的“双轨制”，直到2004年粮食才放开生产经营，是我国最晚放开管制的农产品。乡镇企业在这个时期异军突起，不但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奠定了基础，而且还为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创出一条新路子。1992年，我国有乡镇企业2321万家，近90％分布在行政村和自然村，共有职工约1.13亿人，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额中来自非农产业(主要是乡镇企业)的收入所占比重逐年增加，1992年高达50.66％。乡镇企业还把工业文明带进了农村，客观上要求劳动者提高科学文化、技术技能和管理水平，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新型农民，加速了农民现代观念和市场观念的形成。

第三阶段从1992年到2003年。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建立健全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成为这个时期的主题。由于改革初期对主要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只涉及到收购体制，并没有触动销售体制，在粮食收购价格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购销价格的倒挂问题日益突显，造成粮食收储企业严重亏损。1992年，国家开始改革粮食销售体制，直到2004年，国家通过《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决定全面放开粮食收购价格，并将国家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间接给农民的补贴转为直接补贴，使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真正实现了市场化。在这个时期，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迅速发展。到2002年底，各类龙头组织带动农户总数超过700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30.5％，其中，每个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平均带动农户达7.6万户。目前，东中西部分工协作，出口型、大宗农产品型和特色型共同发展的农业产业化格局已初步形成。从1993年颁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我国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其他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已基本形成，有力的支持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1984年开始实行的农村税费制度下，农民不仅要为政府提供税收，还要为乡镇和村提供各种费用或基金。由于乡村财政供养负担的加重和公共建设与服务对资金的需求量持续增加，不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使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加重农民负担成为可能。特别是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相当缓慢，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经过长时间的论证，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最后定位于农村税费改革，并于2003年起在全国铺开。

第四阶段从2004年至今。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胡锦涛明确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认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改革更加关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考虑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与外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如何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建立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解决“三农”问题。200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议》，并作为2006年的“一号文件”颁布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新时期农村改革的战略任务。同年，以取消农业税为标志，国家开始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为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体制保障。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总结了三十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凝聚了全党集体智慧，体现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适应了中国农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亿万农民的共同心愿，为中国推进农村经济改革提出了行动纲领。

二、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的评价

(一)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是一场成功的变革。不论从历史的标准还是当代世界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农村经济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都是一个成功的事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原来由国家资本控制的农村土地变成两亿农户根据社区内部成员权平均占有的土地，是一场占当时中国人口80％的农民都得到好处的改革。在让农民承包土地的时候，国家同时把农村的公共开支和福利保障一并让渡出去，使土地在拥有社会保障职能的同时还承担起为乡村财政提供财源的责任，在国家建设资金紧缺和落后经济基础还不足以支撑全国社会保障事业的时期，它在保持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为最大限度的提取农业剩余创造了条件。面对土地产出的内在约束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外部限制，致富热情高涨的农民逐渐把眼光投向非农产业，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农民收入。1998年以后，我国农业劳动力平均粮食产量呈递减趋势，土地生产率也不断接近其生产可能性边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冲破城乡地域界限，开始了“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务工，他们作为低成本的劳动力为城市建设和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巨额的劳动积累，弥补了资金积累的不足。三十年的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有效释放了现有

二元经济体制下农业和农村的生产能力，为实施城市和工业的优先发展战略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城市和工业经济的优先发展，必然要更多的从“三农”中提取剩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从农业获得的“剪刀差”收入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逐年下降，其下降速度高于生产资料价格下降速度，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明显上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更加扩大。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偏向的土地征用制度造成我国农村2000余万农民失去土地，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业土地收益流失严重，征地“剪刀差”使农民蒙受至少2万亿元的损失。城镇用工制度改革以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激增，成为城镇化建设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主力军，由于较低的工资水平且几乎不享有任何劳动与生活保险，用工“剪刀差”使农民工劳动收益被压缩。持续时间过久的“剪刀差”使落后的农业因长期价值补偿不足而失去自身发展的活力，也使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没有得到应有改善。在市场自发调节下，生产要素会从低收益的产业和区域流向高收益的产业和区域。农业是弱质产业，难以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但农业同时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所以发达国家政府都普遍实行农业支持政策。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不利于农业的局面虽然有所改变，但支持农业发展的投入机制和积累机制并没有建立，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渐扩大，农业生产要素流失问题更加严重。长期以来，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由国家负担，农村则基本上是由农民自筹解决，由于原有的农村税费制度不规范，乡镇财政供养人员数量逐年增加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积累的资金更加缺乏。虽然国家近年来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增加了对农民的补贴，加大了对农村教育和县乡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国家建设资金也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但这些政策效应的发挥主要是长期的，短期内效果有限。

三、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展望

(一)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引导和促进农业实现产业化经营。目前，发达国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增加值同农业增加值之间的比例已超过2.5:1，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仅是0.5:1。考虑到中国农产品产量充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与农业增加值之间的比例完全有条件达到发达国家现有水平的60％，即1.5:1，那么，到2015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至少可达到96 980亿元。如果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的一半能够在县城以下的农村区域实现，且同时GDP能够保持8％的平均增速，届时农村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和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合计有望达到18.7万亿元，农村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将由目前49.1％增加到58.75％。在确保农村居民收入与生活不低于城市居民水平的条件下，农村就业人口占社会就业总人口的比重可达60％左右。这充分说明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潜力巨大。如果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能够实现上述发展，必然会吸收大量劳动力就业，大幅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业与农村的产业结构，极大的扩展农业的生产空间，这与农村改革三十年中的每一次大的变革具有相似的效应。农业产业化大发展将带来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的下一场深刻变革，它是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引导和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未来一个时期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

(二)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回顾30年改革历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也是宪法规定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加以完善。2008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指出，必须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亿万农民的创造活力，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土地按均田分包制造成了耕地的分割与分散，形成其固有的矛盾，矛盾又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大量的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但又不肯放弃在农村的土地产权，于是便出现大量粗耕、弃耕现象，农村迫切需要新的土地管理制度，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二是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地价及土地资本性收益也随之提高，加速了农民对农村土地产权的追求，在土地收益问题上出现了集体与集体、集体与农民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在新的发展阶段，依靠市场调节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成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土地具有资源与资产的双重内涵，不可能脱离产权而独立存在，然而中国农村现行土地制度最主要的缺陷是产权不明确。虽然中国创造性的使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但是模糊的土地产权还是为实现土地经营权有效流转设置了诸多障碍，改革的实践表明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土地流转制度是中国农村土地优化配置的前提和基础。由于中国建设资金在较长时期内仍将紧缺，不能支撑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成果能否保证土地再次分配的公平还有待商榷，所以，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无疑成为最佳选择。

(三)通过体制创新改变城乡要素配置的不平衡性，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把农村劳动力及其农村居民从农业和农村中转移出来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然途径。我国近年来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鼓励城镇化发展和农民工进城务工，使中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速，城镇化率在2007年已达到44.9％，据权威部门预测，未来十几年还将会保持年增长率为1％的上升速度。那么，中国从现在起到2020年每年要转移1500万农村人口和900万个农村劳动力，总共需要转移农村人口2亿多，城镇压力十分巨大。虽然中国城镇化率在2020年可能达到55％至60％，但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届时还将有6亿至7亿农民，农村的安置任务同样很繁重。党和国家要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必须重视新农村的建设。随着“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方针和“两个趋向”的提出，国家开始着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近几年，国家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还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补贴力度，原来保障城市和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体制被逐步改革，“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然而，中国城乡发展差距过大，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现实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如果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农村生产要素流失和投入不足的问题无疑会加剧。通过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体制、农村教育补贴与就业体制以及社会保障体制，改变生产要素配置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城市偏向，统筹城镇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工作，是农村经济改革的当务之急。

(责任编辑：闫春英)

第三篇：我国税收制度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我国税收制度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税制改革进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税制改革(1978～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税制改革(1994～2000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时期的税制改革(2001年至今)。本文对三个阶段税制改革进行回顾后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税制改革有五大成功经验：税制改革必须有理论突破为先导、税制改革中必须考虑财政可承受能力、税制改革要走渐进式道路、税制改革要与国企改革协调推进、税制改革中要强化税收的调控功能。结合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变化和国际税制改革潮流，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制度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税收制度；经验回顾；展望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8)10―0053―04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税收制度先后经历几次大的调整，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控要求的复合税制体系。本文在对三十年税制改革历程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三十年税制改革的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评价改革得失，探讨新时期的税制改革方向和完善思路。

一、三十年税制改革历程回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税制改革进程可划分为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税制改革(1978～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税制改革(1994～2000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时期的税制改革(2001年至今)三个阶段。

(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的税制改革(1978～1993年)。这一时期的税制改革可分为涉外税制的建立、两步“利改税”方案的实施和1984年工商税制改革。

1.1978年至1982年的涉外税制改革。1978年至1982年是我国税制建设的恢复时期和税制改革的起步时期，从思想上、理论上为税制改革的推进做了大量突破性工作，为税制改革的推进打下理论基础。从1980年9月到1981年12月，为适应我国对外开放初期引进外资、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需要，五届人大先后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初步形成一套大体适用的涉外税收制度。

2.1983年第一步“利改税”方案。1983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试行国营企业“利改税”，将建国后实行了三十多年的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制度改为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一改革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突破了国营企业只能向国家缴纳利润、国家不能向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的禁区，成为国家与国有企业分配关系的一个历史性转折。

3.1984年第二步“利改税”方案实施和工商税制改革。为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国务院决定从1984年10月起在全国实施第二步“利改税”和工商税制改革，发布关于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资源税等一系列行政法规，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此后，国务院又陆续发布关于征收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奖金税、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特别消费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筵席税等税收的法规。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将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法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合并为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至此，我国工商税制共有37个税种。这些税种按照经济性质和作用大致可分为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财产税和行为税类、资源税类、特定目的税类、涉外税类、农业税类七大类。总之，这一时期全面改革了工商税制，建立了涉外税制，彻底摒弃“非税论”和“税收无用论”的观点，恢复和开征了一些新税种，使我国税制逐步转化为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的复合税制，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日益加强。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税制改革(1994～2000年)。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后，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保障财政收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的要求，1994年我国启动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力度最强的工商税制改革。

(1)全面改革流转税。以实行规范化的增值税为核心，相应设置消费税、营业税，建立新的流转税课税体系。对外资企业停止征收原工商统一税，实行新的流转税制。

(2)对内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取消原来分别设置的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和私营企业所得税，同时，国营企业不再执行企业承包上缴所得税的包干制。

(3)统一个人所得税。取消原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对个人收入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统一实行修订后的个人所得税法。

(4)调整、撤并和开征其他一些税种。调整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取消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烧油特别税、奖金和工资调节税；开征土地增值税、证券交易印花税；盐税并入资源税，特别消费税并入消费税。改革后的我国税制，税种设置由原来的37个减少为23个，初步实现了税制的简化、规范和高效统一。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时期的税制改革(2001年至今)。1994年的工商税制改革初步确定了市场经济下我国税收制度的基本格局，在此后的十几年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我国又推行以费改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增值税的转型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

1.稳步推动“费改税”改革，将一些具有税收特征的收费项目转化为税收。2000年10月22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自2001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征收车辆购置税，取消了车辆购置附加费。同时，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中央决定从2000年开始在农村开展税费改革，根据“减轻、规范、稳定”的原则对农(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进行了调整，明确在五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2006年3月14日，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决议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

2.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结束了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对内外资分立的局面，逐步建立起一个规范、统一、公平、透明的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

3.对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种的改革。200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取代了1986年9月15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此外，修改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也于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次修改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也纳

入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范围，同时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提高了税额标准；2006年4月28日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暂行条例》，对烟叶的收购实行20％的比例税率。截止到2007年底，我国现行税制中的税种设置进一步减少为19个，税制更加规范和统一。

二、三十年来税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一)税收制度改革的推进必须有理论突破作为先导。税收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其征税依据、征税对象、征税标准、税率高低等课税要素的确定，均需要有理论作为支撑。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对国家与国营企业的关系认知，形成了国营企业只能上缴利润、不能上缴税收的做法，也就形成了“税收无用论”的理论观点。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对国家和国营(有)企业关系认知的进一步深化，推动了税制改革的理论突破。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者和国有资产出资者的两种身份和两种权力，从而才有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两步“利改税”方案的实施，确定以所得税形式处理国家与国营(有)企业的分配关系，使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步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并且统一了税法，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为多种经济主体的发展和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创造了条件。

(二)税收制度改革中必须考虑到财政承受能力。在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税制改革必须考虑到财政可承受能力，税制改革不能带来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减少。对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加强财政宏观调控能力的重要原因还在于改革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改革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在改革尚未创造出新增利益之前，改革的成本只能由财政来负担。另外，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是需要加强财政宏观调控的重要原因。无论从改革，还是从发展、稳定的角度看，税制改革不能弱化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三)税收制度改革必须走渐进式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吸引外资，我国对外资企业实行了优于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和税前扣除标准，这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和国内投资环境的逐步完善，为使内、外资企业处于公平竞争的同一起跑线上，推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成为必然。同时，为减少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对吸引外资的负面影响，在税制改革过程中也坚持了渐进式改革原则，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给予五年的缓冲期。

(四)税收制度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协调推进。税制改革必须以政府和国有企业关系的变革为前提，政府和国有企业关系定位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税收在处理政府与国有企业分配关系时的形式。同时，税制改革也是财政体制改革的基础，正是1994年税制改革初步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复合税制体系后，才有了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税种收入的规范化划分。

(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充分发挥税收调控经济的杠杆作用。市场经济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减少政府指令性计划对经济的干预，这就要求强化税收调控经济的杠杆作用。通过优惠税率、税收减免、税前扣除等税收优惠来贯彻政府的调控意图，根据客观经济形势变化和国际税制改革的潮流，适时调整我国的税种结构，开征新的税种或取消不合时宜的税种，优化税制结构，强化税收对经济运行的间接调控功能。

三、税收制度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的法治化程度仍需进一步提高。为防止政府公权对私人产权的肆意侵犯，民主国家一般均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即“有税必须立法，未经立法不得征税”的原则，并且这一原则大都写入了宪法。而我国宪法中关于税收的条款仅为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找不到关于纳税人权利的相关规定。从理论上讲，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税收要素和税收程序法的基本方面，均由立法机关立法，税收征管程序中的具体问题由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法规来规范。从我国目前各税种的法律层次来看，大多数是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出现，立法层次较低。

(二)税收调控经济的功能还比较弱。我国现行税制体系格局是1994年税制改革后确立起来的，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而税收在发挥引导产业结构调整、解决收入分配、促进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调控经济过热或过冷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目前的主体税种增值税仍为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发展，税收在引导企业技术升级、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方面仍有缺陷。

四、完善我国税收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税制改革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就必须贯彻“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原则，建立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收制度，构建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及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有利于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合理使用，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税收制度。

(二)税制改革与法治化建设相适应。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灵魂和立足点，要求有健全的税法体系：税务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活动并接受行政司法机关和社会监督，纳税人能够依法履行自己的纳税义务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税法面前人人平等。因此，税制改革必须坚持法治化原则，纳税人、税收行政机关都要服从于法，法外无税。推进税法体系建设，积极参与税制改革、税收立法调研，完善税收法律体系。

(三)逐步推进主体税种和地方税体系建设的改革。继续推进增值税转型，力争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在转型的同时，要推进增值税的“扩容”，即把有条件实施增值税的营业税税目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稳步推进营业税改革，适度调整部分营业税税目的税率和计税依据，消除重复征税的问题。全面贯彻落实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完善各项配套措施和办法。推进房地产税制改革，全面总结开展房地产模拟评税试点工作经验，继续研究完善物业税改革方案及其配套措施。以开征物业税等为契机，研究构建持续稳定增长的地方税体系，以使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力事权相一56一统一，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更好地配合并促进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为社会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四)强化税收调控功能，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制体系。第一，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促进自主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税收制度体系。一方面完善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促进自主知识产权研发应用的税收政策，另一方面加大对高科技产业、涉农产业、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产业的税收支持力度，建立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鼓励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和促进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第二，建立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税收制度体系。继续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研究推进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同时继续完善消费税制度，加大对高消费行为的税收调节力度；针对收入存量，则要完善财产税制，加大对个人存量财富的调节力度。积极鼓励慈善捐赠事业的发展，通过加强对“第三次分配”的税收引导促进收入的公平分配。第三，建立促进资源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制度体系。在所得税、流转税的改革方面，进一步突出对环境保护、能源节约、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引导，形成全方位、多环节促进资源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税制体系。第四，建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税收制度体系。在继续完善促进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税收政策及继续深入推进区域性优惠政策向产业性优惠政策转移的同时，针对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完善相应的区域性税收政策。区域协调发展还要求我们完善增值税、所得税等一些主要税种的收入归属机制，妥善处理区域间税收分配关系，保障区域间合理的财政利益。

(责任编辑：闫春英)

第四篇：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职业技术教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解放了思想，认识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使中等专业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严重脱节的状况。中国的重要特点是人口多、底子薄，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才能使人口的负担转变为人才资源的优势。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各类不同层次的人才，尤其是初中级应用型的建设人才和技术工人，因此，调整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摆到了突出的地位。

当今国际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实质上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职业教育肩负着提高千百万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职业教育研究就是在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遵循三个面向，推动职业教育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主战场培养各类人才的同时，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职教发展道路。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职教研究迎来了生机蓬勃的春天

1、改革中等教育结构，职业教育蓬勃发展

早在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教育事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要“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会议认为要研究中等教育结构的调整问题。这是此后二十年中国职业教育迅速发展、改革和中等教育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先声。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报告提出改革中等教育结构主要是改革高中阶段的教育，改变高中阶段教育单一化的局面。二十年来，职业技术教育蓬勃发展，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逐渐有所改变。

中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客观上要求加强宏观的调控和指导，即加强对职业技术教育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又为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宏观决策和政策措施的制订提供了依据，促进职业技术教育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而不断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尤其是中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高等职业教育与初等职业教育也有相应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主体，初、中、高不同层次，又与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相结合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1980－1997年，普通高中学校数从31300所减少到13880所，学生数减少了119.72万人。而同期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含中等师范）的学校数则从9688所增加到17116所，学生数从226.3万人猛增到1089.51万人，增长4.8倍（增长情况见附图1），共计培养各类毕业生3085万人。这十七年，普通高中学生数所占比例从81％下降到44％，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数则从19％上升到56％。

2、建立机构、制订规划，职教研究逐步展开

“文革”期间，教育研究工作已完全陷于停顿。为恢复教育研究工作，教育部于1978年7月4日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重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请示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经国务院批准重建后，所内设立了“教育制度研究室”，进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及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该室于1986年改为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室及成人教育研究室。以后，部分省市及高校也先后建立起一些职教研究机构，至1986年，中央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建有职教科研机构12个，高校建立的职教科研机构也有12个，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还先后成立了职教学会、职教研究会等学术团体75个。

随着职教事业的发展，为进一步加强职教事业的宏观调控，1991年建立了国家级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1993年，原中央教科所职教研究室并入职教中心研究所。现在，随着职教事业的迅速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科研队伍也不断壮大，已初步形成了由职教行政部门、职教科研机构、职业教育院校和职业教育学术团体组成的、专兼职研究人员相结合的职教科研队伍。国家级的职教科研机构有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和劳动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有些业务部委和行业也建有职教研究所（室）。独立设置的省级职教科研机构有上海市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和湖南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等。各省级教育科学研究所（院）一般均设有职业技术

第五篇：抑郁症中医研究回顾与展望

作者：修丽娟, 杨玉兴, 俞珊, 孙大志, 魏品康

【关键词】 中医学;抑郁;中医病因和病机;辨证论治

received october 17, 2007;published online april 15, 2008.indexed/abstracted in and full text linkout at pubmed.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ngzheng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03, china 抑郁症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临床常见疾病，患病率高达20%［1］，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至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癌症的第二大致残原因。该病有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自杀率高等特点，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我国传统医学中虽无抑郁症病名，但对其认识有着悠久的 历史，在 治疗 上也有许多相关记载。因抑郁症临床表现多样，在中医 文献 中则有多种病名，如“郁证”、“梅核气”、“脏躁”、“百合病”等。中医对抑郁症的认识亦不断 发展，本文就近年来中医对抑郁症的研究情况进行综述。

病因病机认识

中医认为情志活动由五脏化生，五脏的正常功能活动可以通过情志调畅体现，如《素问》中所说“人有五脏化五气，可生喜怒悲忧恐”；也认识到精神活动过极可反作用于五脏，表现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悲哀动中者，竭绝而失生”。因此对抑郁症的病因病机的认识多围绕五脏功能失调。

《素问·六节藏象论》中云：“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认为心为君主之官，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景岳全书·郁证》中云：“至若情志之郁，则总由乎心，此因郁而病也。”《医门 法律 》中亦有“五志惟心所使”的观点，认为“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

肝主疏泄功能与情志关系十分密切，许多医家将肝气郁结视为抑郁症的基本病机。赵献可《医贯·郁病论》中认为五郁以木郁为先导，陈士铎《石室秘录》提出“夫郁者，未有不伤肝者也”。故有学者提出从“调肝”入手治疗抑郁症及其他精神科疾病［2］。

脾胃为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情志以气血为物质基础，因此脾胃与抑郁症亦有联系。《证治汇补·郁证》云：“若夫思虑成郁，用归脾汤。” 现代 亦有用归脾汤、六君子汤等治疗抑郁症的验案报道［3］。对数百例抑郁症患者的观察也发现，舌体淡而胖大，有齿痕，舌苔腻或水滑者占到一半以上，并伴有肢体畏寒等阳虚症状，提示抑郁症与阳气有密切关系。肝脾阳气失宣及肝脾之阳气虚弱是抑郁症病因之一［4］。

抑郁症患者常见兴趣下降，功能减退，与中医肾精不足的表现相似。冼慧等［5］认为抑郁症以肾精亏虚为本。一方面，先天不足；另一方面，长期精神刺激或久病及肾，致使肾精受损。因肾主骨生髓，肾精亏虚则髓海不足，会出现情绪低落、悲观失望、兴趣索然、疏懒退缩及意志减退等神志功能低下的症状。因此抑郁症的中医治疗除整体调理脏腑功能外，还提倡益肾疏肝法的运用。

历代医学著作及现代文献有关从肺论治抑郁的报道较少。有人根据五志中肺主悲忧，从肺与肝、心、脾、肾的关系提出从肺诊治抑郁症的观点，拓宽了抑郁症病机研究思路［6］。

五脏对抑郁症的发病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古代文献及现代研究结果，认为以心肝脾为主。畅洪升等［7］对临床常用8类抗抑郁方剂（共42首）分析后发现，各类药物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为安神药，其次为补气健脾药、行气药，行气药以疏肝理气药为主。除以五脏为病机研究基点外还有从病理产物方面阐述对抑郁症病因病机的认识，如朱丹溪提出了“气郁”、“血郁”、“痰郁”、“火郁”、“食郁”、“湿郁”的六郁观点，指出了郁证的不同致病因素，包括病理产物“痰湿”、“瘀血”等。虽然此处“郁证”不能等同于现代医学的抑郁症概念，但对后世从病理因素角度认识抑郁症病因病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痰是抑郁症的重要病因病机［8］。抑郁症属情志异常，情志异常必以气血失调为基础，气血失调则易生痰，不同的病因最终均可产生相同的病理产物——痰，虽然最初以气机阻滞为主，但中后期气郁愈重，痰郁愈重，且气郁同时痰已形成，因此，痰邪贯穿抑郁症始终。此外，还有观点认为抑郁症患者神的活动减退在于气的郁结，气运则神健，气郁则神郁，神气郁结是其基本病机［9］。也有认为是思虑过度导致脏腑气血功能失调，元神失养，病位在脑［10］。

辨证分型

对辨证分型的研究包括文献研究、流行病学调查和标准制定等多个方面。章洪流等［11］对近10年（1994年～2004年）关于抑郁症中医证型的文章进行分析，认为抑郁症的辨证分型主要有肝气郁结、心脾两虚、肝郁脾虚、肝肾阴虚、气滞血瘀、肝郁化火、阴虚火旺。胡随瑜等［12］采用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对1 977例情感性障碍抑郁发作患者进行了中医辨证及证候指标调查，结果显示抑郁症的常见中医证候是肝郁气滞、肝郁脾虚、肝郁痰阻和心脾两虚等4类，其次为肝肾阴虚、肝郁痰阻、脾肾阳虚、肝胆气虚，极少见的证型有心肝火旺、阴虚阳亢、肝郁化热和湿阻中焦。在抑郁症常见中医证型调查基础上进一步对不同证型的舌脉深入分析，发现抑郁症肝郁气滞证为中医肝病的起始证候，病情较轻，舌象、脉象变化不明显，而肝郁导致脾虚时则见齿痕舌、脉细之脾虚表现；肝郁痰阻则见舌苔白腻、脉弦滑等痰湿内阻之象［13］。抑郁症患者舌象异常率达88％，其中，以暗红舌最多，约占1/3，其次为红舌、青紫舌，淡白舌最少。从舌苔看，以腻苔为多，占一半以上。部分患者舌象表现为虚证，如舌形胖大，伴有齿痕，舌体娇嫩，此多由于气虚、阳虚和脾虚所致［14］。

由于辨证的主观性特点，辨证分型标准不一，已成为辨证研究中的一个难题。关于辨证标准的制定，陈泽奇等［15］提出了不同抑郁症证型的诊断标准，如肝郁气滞证诊断标准为情绪抑郁、悲观厌世、表情沮丧、烦躁、善叹息和脉弦等6项中情绪抑郁必备，且其他5项需具有3项。这些工作为中医客观辨证提供了依据。此外，中医证型研究中亦借鉴量表评价的方法［16］，将主观内容客观化。但由于我国的文化背景与国外的差异，部分内容不适合我国国情。王哲等［17］在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及专家调查问卷的基础上［1820］，建立了中医证候自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将证型研究带入更加广阔的应用领域。治疗方法 中医治疗抑郁症有中药复方、单药和针灸、拔罐等多种疗法。

何宇芬等［21］用甘麦大枣汤结合氯丙咪嗪治疗80例大学生抑郁症患者，其抗抑郁疗效优于单用西药组（p<0.05），且不良反应少，药物依从性明显增加。陈微等［22］用百合地黄汤（百合、生地、柴胡、香附、郁金、远志、合欢皮）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症40例，在抑郁障碍的改善方面与帕罗西丁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刘娟云等［23］用解郁宁神汤（柴胡、白芍、枳壳、郁金、当归、川芎、石菖蒲、远志、百合、佛手、合欢皮、夜交藤）与多虑平联用，有解郁宁神、疏肝解郁、行气活血、调节阴阳和宁心安神之效，配合心理疏导，显著提高了疗效。王伟民等［24］自拟抗抑郁ⅰ号方（柴胡、香附、郁金、石菖蒲、苍术、半夏、茯苓、厚朴、川芎、大黄、栀子、黄连），有疏肝解郁、化痰散结之效，与氟西汀联合使用的抗抑郁疗效优于单纯使用氟西汀治疗（p<0.05）。张学真等［25］用小柴胡汤（柴胡、黄芩、人参、甘草、半夏、生姜、大枣）联合多虑平可以有效改善恶劣心境，优于单用多虑平（p<0.05）。

从肝脾论治以逍遥散加减，罗和春等［26］采用随机双盲对照方法，观察了丹栀逍遥散对32例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疗效，不仅疗效与麦普替林相当，而且不良反应明显减少（p<0.05）。

从脾论治多用小建中汤、六君子汤、归脾汤及黄连温胆汤等。张丽萍［27］针对脾胃为全身气机枢纽这一点，认为湿、热、痰、瘀等致郁病理因素的产生与脾胃运化、输布气血津液的功能密切相关，在抑郁症治疗中注重脾胃的调护，主要体现在温胆汤的灵活运用上，如痰气郁结型以温胆汤为主随证加减，痰郁重者加半夏厚朴汤，气郁重则合柴胡疏肝散化裁，痰热内扰型予以柴芩温胆汤。此外，心肺阴虚者予百合地黄汤；阴虚火旺者予黄连阿胶汤；肝肾阴虚者予一贯煎、滋水清肝饮等［28］。总之，中药复方不仅有良好的抗抑郁作用，且副作用小，与西药合用还可增效减毒。除以中医病机为理论基础指导临床治疗外，还有部分治疗是建立在对中药抗抑郁成分的研究基础上，如开郁安神胶囊（贯叶连翘、刺五加）的抗抑郁作用机制可能是由于贯叶连翘可抑制中枢5羟色胺、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的再摄取，使突触间隙的单胺递质浓度升高，抑制单胺氧化酶活性，从而产生抗抑郁作用，其对轻、中度抑郁症的临床总有效率为67.14％，与氟西汀相当（p&0.05），且不良反应少［29］。巴戟天寡糖主要通过兴奋5羟色胺能神经系统起作用，以其为主要成分的巴戟乐胶囊治疗抑郁症患者11例，总有效率为62.5％，显著高于安慰剂组的34％（p<0.05）［30］。

针灸是中医治疗抑郁症的另一重要手段，常选穴位有百会、印堂、足三里、三阴交［31］。罗和春等［32］运用电针治疗抑郁症，采用现代科研方法，验证了电针百会、印堂对抑郁症的疗效与阿米替林相当。赵志国等［33］发现电针完骨、太冲穴治疗抑郁症的疗效与舍曲林相当（p&0.05），且起效时间早。黄泳等［34］电针头部顶中线、额中线、额旁1线，疗效与氟西汀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拔罐法亦是传统疗法之一，走罐是其中一种。因督脉为诸阳之会，膀胱经背部腧穴中与脏腑及神志有关的腧穴最多，因此走罐多以督脉穴及膀胱经背俞穴为主穴治疗，调节五脏六腑功能，起到宁心安神、调和阴阳、通达气机之效。走罐疗法可显著改善抑郁患者的躯体症状及情绪，对周身疼痛不适感改善最为明显［35］。

针灸、走罐或与药物的联合应用同样具有良好的抗抑郁作用。将走罐疗法与抗抑郁药合用，可以缩短抗抑郁药的起效时间，降低抗抑郁药的不良反应，并对躯体不适有显著的改善作用，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使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增加［36］。孙蓉新［37］以百会、神庭、膻中、风池（双）、内关（双）、神门（双）、三阴交（双）为主穴采用毫针刺法，配合督脉、膀胱经穴拔火罐，达到补肝肾、健脾胃、解郁宁心、安神定志之功。张捷等［38］对电针、走罐、毫针刺法等多种疗法予以归纳，并指出了何种方法适用于何种抑郁症类型，如电针适用于各种抑郁症；背腰部督脉以及两侧足太阳膀胱经的腧穴走罐适用于治疗实证抑郁症；虚证及本虚标实型的抑郁症采用毫针刺足太阳膀胱经的五脏背俞穴和膈俞。针灸治疗时可配合心理疏导，安定患者情绪，解除思想顾虑，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更有助于提高疗效。

问题及展望

目前，抑郁症中医研究仍存在许多问题。第一，对抑郁症的中医病因病机的认识未达成共识。之所以出现不同学术观点百家争鸣的现象，可能与抑郁症本身病机复杂（会随疾病发展而改变）有关。总的来说，五脏功能异常是抑郁症的主要病因病机的观点较为普遍，其中以心肝脾与抑郁症的关系最为密切。从病理因素角度阐述抑郁症的发病机制相对较少，但从病理因素出发有利于以点至面，通过共同的病理产物认识不同的致病因素，解释复杂多变的临床表现，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第二，由于病机认识是临床治疗的基础，对抑郁症病机的认识不同，直接影响到了辨证论治的标准难以统一，加之主观判断等因素，影响了中医对抑郁症的研究工作。第三，治疗方法多样，在复方研究方面由于中医个体化治疗的特点，一证一方，给临床应用带来困难，尤其是抗抑郁中药研发的一大障碍。此外，研究方法上也存在样本量过小，纳入、排除标准不合理等问题［39］。目前有些研究将流行病学调查、专家问卷等方法运用到中医抑郁症研究工作中，是一个良好开端，为抑郁症理论研究及标准制定等奠定了基础。无论是理论探索还是临床研究最终目的都是指导治疗，中医药抗抑郁有一定的疗效，具有副作用小及患者依从性好的优势。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发展，在复杂的病机中找出核心病机，以此为指导研发抗抑郁中药新药，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