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第一篇：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秦 学

(中南林学院旅游与管理学院,湖南株洲 412006)提 要:本文在简要分析国外城市旅游研究的基础上,回顾了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状况,重点论述了研究的领域和内容,理论和方法。指出了城市旅游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就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几点看法。

关键词:城市旅游;城市旅游研究;旅游发展;城市化;发展前景 中国分类号:Ｆ59

2文献标识码:Ａ

人类有意识的外出旅行活动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并依次经历了古代旅游、近代旅游和现代旅游三个阶段[1]。现代旅游自19世纪4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国外对其研究已近百年。但旅游研究的真正发展还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就城市旅游研究而言,更加滞后,其真正开展起来则是80年代初。国外城市旅游研究的历史要先于国内,研究的成果和水平要高于国内。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城市旅游的经济理论(需求与供给),城市旅游对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生态的影响,城市旅游的规划和管理,以及城市旅游的市场营销等方面[2]。但是,国外的旅游研究是在缺乏一个统一的学科理论体系(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指导下进行的,因而显得分散、独立、凌乱。大部分学者都将重点放在城市旅游的实证研究上,比较轻视基础理论研究。并且至今尚未见到城市旅游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迹象[3]。所有这些都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国内城市旅游研究。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回顾

与国外相比,我国城市旅游研究起步更晚。我国旅游事业的正式大规模发展是改革开放近二十年来的事,旅游研究活动与国内旅游业发展同步前进,其间为适应蓬勃发展的旅游事业的需要,旅游界和学术界开展了一定规模的科研活动,尽管与国外相比晚了数十年,但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国的经济成长、旅游发展是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而进行的。城市作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和信息活动中心日益发挥出其生产、生活、流通、组织和游憩等综合功能。城市旅游正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综合现象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城市旅游研究也日益广泛而深刻地得以开展。1 研究领域和内容

从笔者进行文献检索和获取资料的情况来看,目前国内许多学科对城市旅游现象都有所研究,如经济学科、地理学科、旅游学科、生态学科、社会学科、建筑与规划学科、心理及行为学科等。大量有关城市旅游的文章见于各类报刊杂志,其中以地理类、旅游类、城市类、财经类学术期刊所刊载的学术论文居多。1980—2000年关于城市旅游方面的论文大约有80多篇。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城市旅游有关理论探讨、城市旅游形象和定位研究、城市旅游发展模式探讨、城市旅游结构与系统分析、城市旅游开发规划与建设研究等。其中以城市旅游开发规划与建设方面的研究居多。下面分别加以叙述,以期与各界人士共同探讨。1 1 城市旅游有关理论的探讨

这方面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城市旅游的涵义与构成要素、城市旅游的性质和地位、旅游城市特征、条件和类型等,如宋家增(1996)对都市与都市旅游、都市旅游业与都市旅游、都市旅游的内涵、模式和定位等几个问题进行了论述。指出都市旅游是以都市风貌、风光、风物、风情为特色的旅游,都市旅游多以接待商务旅游、会议旅游和国际国内交流活动为主[4]。于英士(1994)最早在国内讨论了大城市发展与旅游业的关系以及国际旅游城市的界定和类型定位。认为现代旅游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且是城市化的产物;没有现代化的城市,不可能有现代化的旅游业,大城市的功能、性质、作用左右着小则一个区域,大到一个国家的旅游业的发展方向[5]。张广瑞(1994)也以北京为例论述了国际旅游城市应具备的条件[6]。吴本(1999)分析了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的条件和目标模式[7]。王兴斌(1996)初步论述了休闲与都市旅游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8]。陈传康、吴承照(1996)以上海为例对都市旅游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进行了探索[9]。彭华(1999,2000)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对现代城市发展旅游,提高其竞争能力具有重大指导意义[10,11]。1 2 城市旅游形象和定位研究

旅游形象是目前我国城市旅游研究中探索得比较多的问题。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城市旅游发展的核心是建立独特鲜明、有招徕力的旅游形象,依靠形象来激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和需求,形象研究可以说是现代城市旅游研究的新起点和主方向。金卫东(1995)、张学荣(1996)和郭廷建(1996)都对城市形象、城市文化、城市旅游形象等几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为后来的城市旅游形象设计建造提供了理论框架[12—14]。李蕾蕾(1995,1997,1999)在城市旅游形象定位和设计研究中作了大量的工作和重要贡献。指出今天城市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已不能单纯依赖孤立的旅游景点,而必须推出城市整体的旅游形象,通过形象定位、主题口号的提出、视觉形象的设计与推广等战略来全面发展城市旅游[15—17]。聂献忠(1998)以香港和上海为例,论述了城市旅游产品及配套设施等旅游视觉要素的建设,旅游行业管理及服务质量和水平所表现出来的旅游行为形象在城市旅游中的重要性,比较了沪、港两地在这方面的差异[18]。屈海林、邱汉琴(1996)详细分析了香港旅游形象的构成要素,香港在城市旅游形象促销方面的成败,为内地城市旅游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19]。宋章海(2000)从旅游者角度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形象问题,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20]。白祖诚(1994)则以国外许多城市的旅游定位为例,说明一个国家、地区和城市,其总体的旅游形象一旦较为鲜明丰富,并广为人知,就将成为巨大的吸引力[21]。1 3 城市旅游发展模式的探讨

这类研究以李海瑞、道书明、保继刚、马勇等为代表。李海瑞(1996)、潘洪萱(1995)、金辉(1998)、道书明(1996)等人以上海为例提出了几种城市旅游的目标模式:商务旅游、会议/奖励旅游[22—25]。吴国清(1996)研究了上海郊区旅游后指出市场导向是城市旅游发展的关键[26]。保继刚(1997)和彭华(1998,1999)以广州为例提出了经济中心型城市旅游的商务主导模式[27—29]。这些研究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马勇、董观志(1996)则以武汉为例论述了城市必须选择大旅游圈模式才能得以持续发展[30]。此外,张跃西(1996)从风景区旅游发展模式探讨角度对旅游城镇的布局与发展进行了研究[31]。卢晓(2000)针对上海大都市地位,指出发展国际化旅游产品、大力发展购物与观光型国内旅游产品和率先发展市民的度假产品是上海旅游资源产品化的模式选择[32]。李力(2000)则分析了城市旅游节庆的构成要素与牵动效应[33]。1 4 城市旅游结构与系统分析

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重点放在城市旅游客源(包括市民和外来游客)的旅游行为特征上。吴必虎(1994,1997)两次分别对上海城市游憩者流动行为特征和市民出游力与目的地选择评价进行了大型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助,这是对城市旅游结构(客源)进行科学调查、定量分析、实证研究较成功的案例[34,35]。万绪才(1998)等以南京为例分析了城市旅游客源市场结构,为南京市旅游市场营销提供了科学依据[36]。董观志(1999)通过对深圳几大旅游主题公园的实地调查进行量化分析,揭示了特定城市的旅游客源市场分异规律[37]。张红(2000)通过调查分析了我国旅游热点城市境外游客旅游流空间分布特征,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38]。此外员疆(1998)系统分析了城市游憩产业结构[39]。1 1 5 城市旅游开发、规划与建设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

在我国已越来越多,这些研究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城市旅游某一个项目建设、某一项产品开发、某一个区域规划或一种模式运用的专题研究;二是城市旅游全方位的综合开发、规划、建设研究。(1)专题研究。保继刚(1994,1994)对城市大型主题公园开发布局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而掀起了我国城市主题公园建设的高潮[40,41]。董雅文(1996)以南京市为例说明了生态防护建设在城市旅游开发中的重要性[42]。吴人韦(1998)则系统介绍了国外城市绿地在旅游中的作用[43]。粟娟等(1998)论述了广州市应加强森林建设,渗透岭南文化,创造广州旅游新形象和风格[44]。潘宝明(1999)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谈到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发展[45]。城市中心商务区和滨水区的演变规律与再开发和城市旅游休闲服务网络建设受到修春亮(1998)、徐永健(2000)和郑杨(1998)的重视,他们分别对这几个方面从中西方差异上进行了比较研究,对城市内部职能区的旅游再开发作了有益探索[46—48]。魏卫(1997)以武汉为例深入探讨了城市旅游产品开发的问题,其结论非常值得旅游界人士借鉴[49]。旅游地文化开发是旅游发展中的重点,对于城市旅游来说,更是重中之重,彭华(1998)在这方面作了深入研究[50]。熊玉梅(1999)对如何开发北京市日本客源市场进行了专题研究[51]。

(2)综合研究。在城市旅游开发规划的理论建设和实践研究上,陈传康(1996,1996)作了开创性工作[52,53]。尚文生(1998)探讨了城市旅游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协调发展[54]。彭华(1999,1999)从创建优秀旅游城市的角度对旅游开发与城市规划一体化问题进行了论述[55,56]。杨新军(1998)从旅游可持续发展角度研究了城市旅游开发[57]。李蕾蕾(1996)通过景观生态学的原理构建城市旅游开发应用理论模式,在理论建设上迈出了第一步[58]。梅均(1996)和王大悟(1996)对上海如何进行旅游开发提出了宝贵意见[59,60]。李立勋(1997)对广州旅游特色和旅游点建设进行了实证研究[61]。刘卫东(1998)、王云才和郭焕成(2000)论述了怎样投资开发大城市郊区的旅游业,具有实际指导价值[62,63]。凌申是(1987)较早对我国中小城镇建设与旅游开发问题展开研究,为中小城镇旅游发展开创了研究先河,促进了我国城市旅游研究体系的完善[64]。此外,罗丹(1996)、郭叔周(1998)、贺辉扬(1998)、黄安民(1998)、杨从杰(1998)、郑天祥(1998)、张进福(1999)符全胜(1998)、西安市政府(1998)、罗志军(2000)聂献忠(1999)、李娟文(1998)、骆静珊(1993)和屠强(1998)等分别以长沙、厦门、泉州、香港和澳门、锡山、西安、南京、武汉、昆明等城市为代表,系统探讨了建设优秀旅游城市、国际旅游城市所应选择的政府政策、战略对策与措施[65—78]。这些研究成果既是对我国近年来城市旅游开发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为未来我国城市旅游发展指明了方向。这充分说明了我国旅游业发展的空间极化效应日益增强,城市越来越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区域。城市旅游必将成为推进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优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以及社会文明全面进步的强大动力。

此外,我国城市旅游研究还涉及到其它有关内容,如杨新军(1998)研究了加拿大城市旅游开发的历史与现状为国内城市旅游发展提供了经验[79]。曹小曙(2000)探讨了城市旅游摄影的功能以及城市旅游摄影的文化内涵,为城市旅游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和新方法[80]。郑天祥(1998以港澳地区为对象探讨了我国大都市区发展成为世界级旅游区的前景与对策,是国内目前较少的区域城市旅游研究的例子[81]。2 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领域逐渐拓展,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者用不同学科的概念与理论,不同的研究方法来描述、解释、研究城市旅游中复杂而综合的现象和规律,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旅游发展和研究之路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城市旅游是围绕城市地域所产生的所有旅游现象和过程,表面上它是一种经济产业,实质上它是一项包含丰富文化内涵的高层次的人类精神文化活动。城市旅游的开展必然牵涉到经济、文化、科技、政治、教育等许多行业部门,城市旅游研究也必然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环境与生态学、建筑学、区域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概念。因此,一些较成熟的理论与概念相继被运用到城市旅游研究中来。

宋家增、于英士、张广瑞等运用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从旅游吸引物和基础设施、旅游服务、旅游形象宣传、旅游环境等方面对城市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进行系统分析;学者们根据世界旅游业发展趋势、世界城市化和社会现代化的规律,提出我国城市旅游的发展前景和旅游城市的发展方向与对策,其中运用了社会学、城市地理学的有关理论。从而在理论上阐述了城市旅游的内涵、条件、性质、特征、构成要素以及类型。城市旅游形象和定位研究是学者们运用理论进行分析最成功的方面,李蕾蕾是这方面的代表,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的专著《旅游地形象策划:理论与实务》在国内首次对旅游形象策划的理论和学科基础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作者运用心理学、感应与行为地理学、区位论、市场营销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大众传播学相关理论系统分析了旅游形象的概念体系和时空变化规律,并分别以城市、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主题公园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随后兴起了旅游形象研究的热潮。城市旅游形象研究改变了过去旅游研究中重物质实体建设轻形象品牌宣传、重开发轻营销、重客体轻主体(人)的倾向,无论是在旅游理论研究上还是在旅游发展实践中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随着旅游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数学方法得以广泛应用,吴必虎、万绪才、董观志、张红等学者对城市旅游客源、旅游者的流动行为规律进行了数量描述、图形显示和模式分析,在严格的数理分析和逻辑推理基础上客观科学地揭示出城市旅游这一复杂现象的内在规律。这种社会科学研究计量化革命反映了我国学者研究思想与方法的不断成熟和完善。吴必虎等人的《中国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系统研究》一书是此方面的代表作[82]。借鉴区域科学的原理从宏观区域范围内开展城市旅游研究,是近年来的新趋向。研究者将考察对象由城市中心区扩展到城市地域(包括城市郊区)乃至大都市区、由单个城市扩展到区域城市群(带)、由中心城市和旅游城市扩展到一般的城市,使我国城市旅游研究体系日趋丰富和完善。此外,对我国城市旅游发展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是两个并行的方向,虽然目前以业务性总结为主,但理论上的研究越来越多,这必将进一步指导我国城市旅游的更健康发展。3 评述综上观之,我国城市旅游研究呈现出阶段性不平衡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研究断断续续、分散独立,尚未形成理论体系和框架。9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旅游空间和范围日益拓展,旅游形式和内容日益更新,旅游活动和现象日益复杂。使得旅游研究变得异常活跃起来,研究的领域和范围迅速扩大,城市旅游的成果也日渐增多。与国外相类似的是国内城市旅游研究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许多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没有完全明确。研究的结果也大多是业务性议题,并多是诠释性论证,理论探讨、学术水平高的作品不多见。在没有理论统一的现实情况下,方法论也远未建立起来,因而城市旅游的定量研究和数学方法的运用较少。同时,学术界和旅游界对城市旅游学科建设、城市旅游理论与方法论体系构建、城市旅游综合管理、城市旅游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影响、不同区域的城市旅游现象与活动的差异、区域城镇体系(城市群、城市带、大都市区)旅游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尚不够深入。但是,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对象由传统的山水城市、历史古都、文化名城如桂林、西安、泉州、北京、南京等,扩展到各类城市首先是区域中心城市如香港、澳门、上海、广州、武汉、厦门、昆明、长沙、汕头等。说明了城市旅游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识。尽管目前国内城市旅游研究只局限于单个城市而没有辐射到区域城镇体系,但城市旅游研究毕竟已经展现出了美好的前景。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发展前景与展望 2 1 发展前景

我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经过五十年的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进展时期。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城市将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主战场和生力军。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我国设市城市数将接近1万个,市区非农业人口将增至5亿,城市化水平可达到55%[83]。城市规模和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的综合功能进一步加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加强城市综合实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城市文化内涵将是城市建设的核心。优化城市的人居(居住和游憩)环境,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满足人民对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提出的较高要求,是摆在政府各级部门和各界人士面前的重大问题,城市旅游会有巨大发展。据统计,目前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三个城市的旅游外汇收入占了全省的82%[2];1998年我国首批参加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75个城市,其旅游经济总量占全国的90%[84]。旅游—中国21世纪的“朝阳产业”已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产业,旅游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支柱产业,必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未来的产业分布格局将是集中分布于以城市为中心、由城市及其所依托的区域组成的产业密集区内。因此以旅游为导向和纽带、以城市为中心所形成的旅游业将成为中国未来极具潜力的产业。这一产业不仅会加速我国旅游发展高级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步伐,而且会促使人们生产、生活、消费、文化、思想观念不断更新, 城市旅游研究也将会全面深入地展开,并促进城市旅游的持续发展。2 2 发展展望

由于我国城市旅游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领域还不完全成熟甚至是空白,城市旅游有着广阔的天地,旅游研究也将显示出美好的未来。在此笔者结合以上研究,略谈一些看法,以期与各界人士磋商。2 2 1 研究组织问题

我国旅游学术活动还没有形成像国外那样的独立、高效的专业科研组织体系。已有的一些研究机构无论是其行政归属、管理和运作模式、经费来源都需要进行创建、改革、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旅游研究的正常、规范、高效地开展,并服务于旅游业发展。为此,笔者倡议,在旅游学术界和城市学术界分别成立专业性“城市旅游”研究组织,以集中优势兵力开展研究,形成规模效益,这是头等大事。2 2 2 城市旅游研究各领域的问题

(1)学科建设问题。有必要建立一门独立的城市旅游学科,在这门学科统一的范畴内开展基础研究,弄清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范畴、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这是开展城市旅游研究的首要工作。

(2)城市旅游理论和方法论构建问题。研究城市旅游,要对城市旅游现象的内涵、外延、及其形成演进规律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对“城市旅游”的界定、城市旅游实质、旅游者行为、城市吸引力等都急需理论指导。研究城市旅游现象必须吸收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如经济学理论、区位理论、社会学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等等。同时形成指导本学科开展实践和研究的方法论在城市旅游开发规划和建设中也是极其重要的,这是任何一门学科发展都必须解决的问题。

(3)研究方法。城市旅游研究要借鉴并运用其它学科的方法,如区域调查、抽样统计、规划设计、遥感测量、地理信息系统、比较研究等方法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国城市旅游的研究应注意定性与定量结合,更多地要运用定量方法和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定量研究。同时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方法,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国旅游研究的方法体系。

(4)区域实践研究。今后城市旅游研究不仅包括大城市、旅游业有较大发展的城市,而且还要面向我国广大中小城市乃至处于广大农村包围之中的中小城镇(包括县城和集镇)。特别是要大力加强我国西部地区城市旅游的研究,学者们要将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成果服务于中华大地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把研究的范围由点扩展到线到面,开展区域城镇体系旅游研究,为我国城市化、区域一体化和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5)开发规划和管理方面。我国城市发展、旅游业具有与外国不同的特点,旅游开发与规划首先应适合我国国情;同时要学习、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在城市旅游开发规划中的先进成果,这是在我国建设优秀旅游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必须做到的一点。城市旅游开发规划要与城市规划协调发展,同时加强城市旅游管理, 尤其是法制管理和信息系统管理,把旅游管理纳入城市系统管理之中。

(6)城市旅游的社会影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生态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为人熟知。在人口密集、生态脆弱的城市发展旅游更容易对城市环境造成污染、生态破坏,我国目前的城市环境质量令人担忧,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太大了。同时伴随旅游业发展而带来的西方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已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保持和延续,而这些在城市里表现得最为集中。为了城市、旅游业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进行旅游开发与经营时要切实加强旅游的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的研究和控制,使发展旅游的“代价”减轻到最小程度,使旅游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都得到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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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我国物流业发展回顾与展望

我国物流业发展回顾与展望

2017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国民经济稳中有进、持续向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82.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9%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连续15个月保持在51%以上的较高水平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过去的一年，我国物流业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结构优化、动力转换和质量提升，主要指标稳中向好、提质增效，实现了平稳健康发展。

一、2017年我国物流业发展回顾

(一)总体运行平稳健康。物流需求持续增长。全年社会物流总额252万亿元，同比增长6.7%社会物流总费用12.1万亿元，同比增长9.2%全国货运量471亿吨，同比增长9.3%。中国沿海散货运价指数呈逐月上涨态势，全年均值1148点，较上年上涨22%。

物流运行质量稳步提升。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从2015年的16%,2016年的14.9%，进一步下降到2017年的14.6%全年物流业总收入8.8万亿元，同比增长11.5%12月份中国物流景气指数达56.6%，全年均值为55.3%，始终保持在50%以上的景气区间。

(二)结构调整趋于优化。消费成为物流需求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29.9%。消费物流中的电商物流增势明显，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中的总业务量指数全年均值为143.4。电商物流带动快递业务加速扩张，12月中国快递物流指数为106.3%全年快递业务量达401亿件，同比增长28%。冷链物流成为吸引社会投资的热点，全国冷库总容量可达4775万吨。与消费相关的快速消费品、医药、汽车、服装等细分市场增势良好。

工业制造业物流仍然是物流需求的主要来源。全年工业品物流总额235万亿元，同比增长6.6%，占社会物流总额的92.7%。工业品物流中的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等物流需求增长较快，高耗能产品、大宗商品物流需求延续回落走势。

运输结构调整见效。多式联运上升为国家战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先后确定了两批、共46个示范项目。首批16家示范工程企业累计开行示范线路140余条，完成集装箱多式联运量60万TEU。2014年以来，重点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16.8%。《“十三五”铁路集装箱多式联运发展规划》发布，铁路集装箱日均装车量占比超过10%。国家铁路全年货物发送量达29.18亿吨，较上年增长10.1%。全年重型卡车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车辆大型化、标准化、现代化步伐加快。全国四批共209个甩挂运输试点项目深入推进，试点企业货运车辆平均里程利用率超过80%。挂车租赁、卡车航班、大车队等新模式试水，中物联公路货运分会组织“星级车队”评选。星级车队所有入网车辆平均月均行驶里程8956公里，重型牵引车月均行驶里程达1.1万公里，运输效率稳步提升。

(三)资本和科技助推物流升级。多只物流产业基金上市，物流企业“扎堆”进入证券市场。全年有8家物流企业跻身国内主板，5家在境外上市，45家登陆“新三板”。上市企业加大网络建设、设备购置和基础设施投资，增强自身实力。企业兼并重组渐趋活跃。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收购东方海外，中国外运长航集团和招商局集团完成战略重组，铁路总公司18个铁路局完成公司制改革，东航物流“混改”启动，普洛斯完成私有化，海航收购扩充物流板块，顺丰控股与UPS成立合资公司等。

科技引领未来。我国已有超过500万辆载重货车安装了北斗定位装置，智能快件箱超过19万组，还有大量托盘、智能柜、货物接入互联网。交通运输部组织的首批283家无车承运人试点企业平均整合运力近2000辆，平均等货时间缩短，车月均行驶里程提高，司机收入增加，传统货运交易成本有效降低。国家发改委开展骨干物流信息平台试点，规范和引领互联网+高效物流发展。易流科技打造易流云平台，推动线下物流在线化。全行业以设施互联、人员互联、信息互联带动物流互联，互联网+高效物流成效显著。

科技和资本助推企业提质增效，做大做强。“中国物流企业50强”主营业务收入达8300亿元，进入“门槛”提至28.5亿元，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按照国家标准评审认定的A级物流企业近5000家，一批综合实力强、引领行业发展的标杆型物流企业不断涌现。

(四)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理念创新引领发展。海尔集团提出“人单合一”概念，推动内部“自组织、自驱动”小微创业。菜鸟网络推动“新物流”，提出大数据、智能和协同，服务新零售战略。京东物流提出“下一代物流”，将主要呈现短链、智慧和共生三大特征。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委托中物联评选认定首批10家智能化仓储物流示范基地。

人工智能为物流赋能。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号)，要求大力发展“智能物流”。无人仓、无人港、无人机、无人驾驶、物流机器人等一批国际领先技术试验应用。全球最大自动化码头上海洋山港四期开港试运营，京东首个全流程无人仓投入使用，顺丰建设大型物流无人机总部基地，菜鸟网络将在雄安新区建设“智慧物流未来中心”，圆通牵头设立物流领域首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现代供应链创新应用。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84号)，现代供应链创新应用进入新阶段。海尔、华为、怡亚通等代表性企业强化供应链服务宝供、南方、远成、德利得、佳怡等物流企业向供应链转型物流领域互联网与供应链深度融合，服务模式正在由“链主主导型”，向平台服务型、智慧供应链“生态圈”转型发展。

共享众包服务升级。继苏宁物流、菜鸟网络之后，京东物流实现独立运营，平台开放。神华货车驮背运输探索多式联运新路径，狮桥物流“超级大车队”集中优质运力资源，东方驿站、中集挂车帮等助推甩挂运输发展，地上铁、熊猫新能源等推广绿色新能源车，日日顺物流搭建“车小微”开放的创业平台，中铁快运联手顺丰速运推出“高铁极速达”、“高铁顺手寄”服务产品。运满满、货车帮、天地汇、福佑卡车、中储智运、正广通等平台型企业线上线下增值服务延伸。美团外卖、饿了吗、点对点直达的闪送物流等即时生活物流服务进入千家万户。

(五)综合运输体系加速成网。“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基本贯通。到2017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2.7万公里，其中高铁2.5万公里，占世界总量的66.3%公路总里程477.1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3.6万公里，覆盖全国97%的20万以上人口城市及地级行政中心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达2317个，通江达海、干支衔接的航道网络进一步完善民航运输机场发展到229个，覆盖全国88.5%的地市。全球第四、亚洲第一，以顺丰航空为主的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开工建设。

物流网络“节点”加快布局。我国各类物流园区超过1200家，园区平台化、网络化、智慧化初步显现。传化物流打造覆盖全国的“传化网”，卡行天下枢纽达到200家。由中物联牵头，林安物流等17家网络化经营的物流园区发起互联互通服务平台“百驿网”。万科地产、普洛斯、深赤湾、平安银行等加大物流地产投入。德邦物流、安能物流、“三通一达”等服务网点不断下沉，编织城乡一体化服务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写入政府报告，有望协同共建世界级港口群。中欧班列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累计开行6235列，其中当年开行3271列。

(六)政策环境持续改善。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73号)，提出27条具体政策措施。大件运输联网审批、年检和年审“两检合并”、规范公路执法、减费清税等政策正在落实。交通运输部牵头促进道路货运行业健康稳定发展，提出降本减负10件实事。车辆异地年审、驾驶员异地考核、车辆异地年审提上日程。国家发改委等20个部门签署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联合惩戒备忘录，首批270家“黑名单”公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服务型制造试点，提升工业物流发展水平。国家税务总局、交通运输部连续发文，破解道路运输企业“营改增”后遇到的问题。国家质检总局联合11部门出台《关于推动物流服务质量提升工作的指导意见》，扩大高质量物流服务供给等。随着“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制约行业发展的制度环境逐步好转。

总体来看，我国物流业许多指标已排在世界前列，论规模已成为全球“物流大国”。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物流运行质量和效率不高、服务供给能力不强、基础设施联通不够、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比较突出，体制政策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传统的以数量规模、要素驱动的粗放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对物流服务的需求，以及“物流强国”的建设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物流业发展展望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确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物流业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备条件。我们要充分认识新时代对物流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把建设“物流强国”作为战略目标，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实现途径。要着力解决物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带动和引领关联产业转型升级，更好满足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流服务需求，从整体上促进我国由“物流大国”向“物流强国”迈进。今后一个时期，有以下几个方面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一要从规模数量向效率提升转变，推动效率变革。当前，我国物流效率相对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降本增效仍然是工作重点。未来一段时期，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物流运作水平，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将是降本增效的重要途径。物流企业应把现代供应链创新应用，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提升物流运作效率作为主攻方向。争取经过3—5年的努力，使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再降低1—2个百分点。

二要大力发展智慧物流，推动动力变革。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势头，互联网与物流业深度融合，智慧物流蓬勃发展。未来一个时期，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将进入成熟期，全面连接的物流互联网将加快形成，“万物互联”呈指数级增长。物流数字化、在线化、可视化成为常态，人工智能快速迭代，“智能革命”将重塑物流行业新生态。

三要创新应用现代供应链，推动质量变革。随着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消费升级，服务经济、体验经济对物流服务方式和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物流业与上下游制造、商贸企业深度融合，需要延伸产业链、优化供应链，提升价值链。互联网与供应链融合的智慧供应链将成为下一轮竞争的焦点，有望形成一批上下游协同、智能化连接、面向全球的现代供应链示范企业和服务平台。

四要加强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发挥协同效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要促进各种运输方式合理分工，“线路”与“节点”衔接配套，实现全程物流“一单到底”，无缝对接。要推动物流园区、配送中心、末端网点等多级物流网络与综合运输体系互联互通。实施重点通道联通工程和延伸工程，打造国际、国内物流大通道，形成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物流枢纽，统筹推进国际性、全国性、区域性交通运输物流网络建设。

五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发展绿色低碳物流。随着环境负荷日益加重，物流业面临严峻挑战。重型柴油货车开始执行国五排放标准，多地对柴油货车实行环保新政。《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多个国家将制定燃油车退出时间表。未来3-5年，自然环境与政策措施“倒逼”绿色物流加快发展。节能降耗、新能源替代、可再生能源利用、减量化包装等绿色物流技术，带板运输、共同配送、多式联运、逆向物流等绿色物流模式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物流需要。推动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安得智联在内的物流企业要积极配合制造强国、乡村振兴、区域协调、美丽中国等重大国家发展战略，主动服务于精准脱贫、消费升级、民生改善、污染防治等物流需求。要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不断开发新的物流产品，增强客户满意度。同时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要关爱卡车司机、快递小哥等基层从业人员，使他们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更加体面地工作，幸福地生活，增加“获得感”，吸引更多市场主体自觉投身“物流强国”建设。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新的一年，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们要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建设“物流强国”作为新时代物流发展的新目标，务实创新，砥砺前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作为行业社团组织，将始终与行业企业和广大从业人员站在一起，更好地服务行业、服务企业、服务员工、服务社会，携手共创我国物流业更加美好的明天!

第三篇：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论文关键词：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转移支付制度

论文摘要：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目前仍存在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资源节约和生态补偿的财政约束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需要通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予以解决。

一、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历经多次改革，大体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950—1979年实行“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1980—1993年实行“分灶吃饭”财政管理体制；1994年以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一)1950—1979年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1979年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形成“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在这一框架下，财政管理体制也进行了多次调整。1950年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1951—1957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体制；1958年实行以收定支、几年不变的管理体制；1959—1970年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管理体制；1971—1973年实行财政收支包干管理体制；1974—1975年实行收入固定比例留成、支出包干管理体制；1976—1979年，恢复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管理体制。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多次变动中，高度集权始终是这一时期财政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

(二)1980—1993年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适应，自1980年起，在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地方财权的同时，实行了“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管理体制。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1988年实行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分配体制。财政包干管理体制实施后，地方财政的地位逐年上升，中央财

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滑，到1993年已下降到22％。这一体制存在明显的弊端，一是中央财政所得比重较低，宏观调控能力有限，不利于宏观目标的实现。二是由于不同地区财政收入水平差异较大，拉大了地区间差距。

(三)1994至今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提高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1994年，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在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实行了分税制的重大改革。基本内容是：根据事权和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收入按照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征管机构；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从1994年开始，税收返还与消费税和增值税的增长率挂钩，各地区“两税”(消费税和75％的增值税)每增长1％，中央财政对该地区的税收返还增长0.3％。此后，又调整了证券交易印花税在中央与地方分享的比例，调整了金融保险营业税收入划分比例。2002年进行了企业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及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改革等，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分税制。

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行调动了中央和地方积极性，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和财力保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总体实力显着增强。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迈上万亿元台阶，2003年、2005年又相继突破2万亿和3万亿元大关，2007年达5.13万亿元。我国人均GDP也于2006年突破2000美元大关，正向标志着全面小康水平的人均3000美元目标迈进。二是中央进行转移支付、均衡地区发展差距的能力增强。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明显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提高到2007年54％，中央财政从东部发达地区净集中21 390亿元，对中西部地区分别净补助10 249亿元和13 891亿元。初步估算，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县的一半以上财政支出，需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提供资金来源。中央财政为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分税制财政体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不少问题，需要不断完善。

二、近几年完善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部门结合实际，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体制和机制创新，推进了财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具体措施有：

(一)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截止2007年11月，全国有24个省(区、市)推行“省直管县”改革试点，省财政在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财政结算、专项补助、资金调度等方面直接核定并监管到县，提高了县级财力。浙江等省份还扩充了县级经济管理权利和财权，将县纳入与市同等的管理级次，由省直接管理。浙江省除在“省直管县”中建立增收分成机制，对财政收入过亿元的县(市)和增收的贫困县进行奖励外，在事权改革方面，主动向县一级下放经济管理职权，从2002年8月起，该省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绍兴、温岭、慈溪等20个县(区)，扩大的管理权限涵盖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个大类、313个具体事项，几乎囊括省、市两级政府所有的经济管理权限，并包括部分社会管理权限，使地(市)和县(市)成为平行的预算单位，县财政和地(市)财政一样直接对省财政负责。

(二)理顺县乡财政关系，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各地根据乡镇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状况及财力增长能否满足自身支出需要的情况，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理顺县乡财政关系，大致形成三种县对乡财政管理体制类型：其一，比较规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即县财政在合理界定乡镇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基础上，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对乡镇实行比较规范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实行这种体制的主要是经济较为发达、财政收支规模较大、财政保障能力较强的乡镇。目前，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郊区的乡镇(如广东省虎门镇)大多采用这种管理体制。其二，包干型财政体制。即县与乡镇按照税种划分收入，收支均由县财政核定，实行超收分成(或留用)、短收不补(或补助)的财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主要是原财政包干体制的延续。其三，统收统支加激励财政体制。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乡镇，免征农业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上划县后，乡镇收入规模偏小，自身财力无法满足支出需要，为保障基 层机构正常运转，实行这种管理体制。从河北省试点情况看，其主要特点有：一是收入统缴。撤消乡镇国库，乡镇财政收入计划由县直接下达给收入征管部门，乡镇财政收支预算统一纳入全县财政预算编制范围。二是支出统管。乡镇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专项经费、村级经费由县财政按县(市)统一标准安排。三是政策激励。对各乡镇实行“核定收支、收支挂钩、超收分成”的办法，形成激励机制，以一定年份为基期，核定各乡镇地方预算收入基数，从第二年起，乡镇级地方预算收入比上年增长部分，乡镇按照一定比例分成，从而调动乡镇发展经济、增加财源的积极性。

(三)推进“乡财县管乡用”的财政管理方式。截止2007年底，全国有28个省(市、区)推行“乡财县管乡用”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在乡镇政府管理财政的法律主体地位不变、财政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乡镇享有的债权及负担的债务不变的前提下，县级财政部门在预算编制、账户统设、集中收付、采购统办和票据统管等方面，对乡镇财政进行统一管理和监督。

(四)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缓解县乡财政困难。2005年，为切实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中央财政开始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通过“三奖一补”政策，引导省、市两级政府在财力分配上向财政困难的县乡倾斜，鼓励县乡增收节支、精简机构和人员，力争用几年的时间使县乡财政困难得到初步缓解。“三奖一补”政策调动了省、市、县政府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许多省份比照中央财政的做法，采取措施大力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福建省实行“六挂六奖”措施，对县级收入增长、削减赤字、精简机构、增产粮食、化解债务、向下转移财力等

方面进行奖励。重庆市筹集资金3.3亿元，对化解乡村债务的区、县实行奖励和补助，并要求各区、县将“三奖一补”资金的80％以上用于偿还债务。

总体上看，近年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基本保障了县乡政权的基本运转，巩固了农村税费改革成果，逐步缓解了县乡财政困难。但由于财政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财政保障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一是县乡财政保障水平偏低。尽管取消农业税后，中央及省级财政对地方的财力减收进行一定补助，中央财政也实行旨在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三奖一补”政策，但与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相比，县乡财政仍有缺口，县乡财政保障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仍处在较低水平，农村一些必须由县乡财政承担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难以得到有效提供，县乡财政困难在短期内还难以彻底缓解，确保基层机构正常运转的长效保障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二是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由于受长期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不合理财政制度和财政资金分配方式很难彻底改变，财政资金在城乡间分配仍然不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三是资源节约和生态补偿的财政约束机制不健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付出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逐步扩大趋势。如，2006年底，我国的GDP总量只占世界的5％－6％，但却消耗世界近25％的钢材、34％的煤炭、50％的水泥。我国万元GDP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5倍、日本的4倍、美国的2倍、印度的1.5倍。2006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 588.8万吨，仅次于美国。我国有13亿人口，人均资源拥有量处于世界较低水平。如果不能建立资源节约和生态补偿的财政约束机制，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将很难持续。四是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有待提高。目前，有的财政体制改革措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如，有的省实行“省直管县”，只是将转移支付资金和国库调度资金直接测算拨付到县，支农等专项资金还需层层申报、层层拨付，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益。总体上看，目前，省以下政府间的事权、财权、责权没有完全理顺，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高，浪费比较严重。

三、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政策思路

(一)合理界定收支范围，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管理体制。一是要根据支出受益范围等原则，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范围。要按照公共性、市场化、引导性原则，进一步明确政府支出范围。要充分考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及各地的财政能力，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负担比例，引导地方政府将公共资源配置到社会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二是要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保证各级政府有行使职责的财力。要进一步调整和规范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扩大政府间收入划分的覆盖面。结合政府间支出权限划分的调整及逐步将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等措施，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收入划分。按照税收属性，将容易造成税源转移和跨地区间分配不公的税种改为中央固定收入，适当调整共享税分成比例，兼顾中央政府宏观调控需要及现阶段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组织收入方面的积极性，减少因市场等因素对地区间收入转移的影响，促进统一市场形成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合理确定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

(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彻底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中央财政要进一步完善“三奖一补”的激励约束机制，归并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建立县乡最低财政保障机制，要在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不断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加大对基层政权建设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重点支持中西部贫困地区基层政权建设。强化省级政府在调节省以下财力分配方面的责任，建立省以下财力差异调控机制，促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建立县乡政府支出安排绩效评价体系，加大资金使用监管力度，确保国家给予的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三)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建立民生财政。要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持力度。整合各种财政资源，增加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重点向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困难地区和基层倾斜，支持构建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落实“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政府土地收益用于农村的比例要有明显增加”的政策，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建立健全责任明确、保障有力的义务教育长效机制，实现教育公平。逐步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改善农民工待遇。按照“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逐步在全国农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力支持廉租房建设，增加住房供给。逐步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

(四)逐步建立生态型、效益型财政。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对禁止开发与限制开发区域的支持力度，鼓励这些地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大对资源枯竭型城市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化解历史积累的社会问题。实行有利于节能减排的税收制度。建立城市污水处理和排污收费机制，改变长期以来企业排污成本与治污成本倒挂的局面。

(五)创新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实行阳光财政。要改变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上而下决定的传统做法，引进民主机制，建立需求导向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如，对农村公益事业，政府可给予奖励和补助，逐步建立农民筹资筹劳、社会广泛资助、政府财政奖励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新机制。在重大民生支出管理中要引入绩效评价机制，实行民主理财和透明财政。

(六)加强县乡财政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要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切实加强县乡财政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第一，完善和加强县乡财政监管职能。近年来，各级财政部门加大了对民生事业的支持力度，资金投入不断向农村倾斜、向基层倾斜。县乡财政部门作为集中管理财政资金的部门，要完善和加强县乡财政监管职能，对农村申报的项目要积极配合，掌握有关情况，加强信息沟通和交流，避免多头申报、重复申报现象。要充分发挥就地监管的优势，对资金的使用管理进行监督。第二，加大支农资金整合力度。近年来，各级政府对“三农”的投入不断增加，有力促进了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但支农资金使用管理分散现象比较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政策效应的发挥。因此，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建立政府领导、部门配合的支农资金整合协调机制，以农业发展规划为依据，通过主导产业、优势区域和重点项目将各部门、各渠道安排的支农资金整合使用，突出重点，不断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第三，积极推进县乡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要按照全面、科学、客观、细致的原则，整合财政资源，编制综合预算，将县乡政府所有政府性资金都纳入预算管理中，不断提高预算的完整性、透明性。

第四篇：我国主体性教育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论文

[摘要]主体性教育是弘扬儿童主体精神、培养儿童主体能力、塑造儿童主体人格的教育，其最终目的是促进儿童的发展和解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体性教育的研究经历了探索与争鸣、研究的深化、反思与总结三个阶段。随着主体性教育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主体性教育正逐渐被社会各界广泛地理解、接纳和认可，其对教育实践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是在当今主体性教育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主要表现为：要拓展对主体性教育核心概念的理解；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转化教育研究思维方式。

[关键词]改革开放；教育学；教育实践；主体性教育

一、主体性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主体性问题成了多学科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教育学界，关于主体性教育的探讨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它的兴起有着教育内外的现实原因和理论依据。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教育本质、教育功能、教育与人的关系的讨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教育观念的不断更新，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主体性教育理论的研究作了思想铺垫。”从研究历程来看，主体性教育研究最早发端于顾明远教授于1981年在《江苏教育》第10期发表的《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引起学术界长时间热烈讨论的教育命题，即“学生是教育主体”。此后，教育理论界开始了教育主体问题的讨论，并最终形成了对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广泛而深入影响的主体性教育理论。主体性教育在过去30年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探索与争鸣阶段

主体性教育的探索与争鸣阶段在时间上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讨论的核心是学生的主体地位问题。由于认识的不同，学术界出现了“教师主体论”“学生主体论”“互为主客体论”“双主体论”等几种不同并发生过激烈交锋的观点。

这一时期的探讨是广泛而又有深度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师生关系的看法。但讨论侧重点在于师生关系的处理，并且主要在教学论领域、认识论范畴中进行。由于教学不仅仅是认识过程，也是促进学生发展的实践过程。因此，囿于教学认识论范畴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为了打破这种局面，20世纪80年代末学术界有人开始在教育基本理论的层次上思考“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开始从教育主体性的角度研究学生的主体性问题。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王道俊和郭文安两位教授提出的“让学生真正成为教育主体”的命题。在《让学生真正成为教育的主体》这篇文章中，他们不仅对学生主体的内涵进行了分析，还对学生主体性的表现和实现条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自此，教育理论界关于主体性教育的研究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二)研究的深化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主体性教育研究进入深化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主体性教育研究呈现出一种“顶天立地”的态势。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的主体性教育除了进行大规模的实验之外，在理论研究方面还具有以下特点。

1．指导思想明确化

对于倡导主体性教育，很多人心存疑虑，担心会误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歧途。有人甚至认为，讨论人的主体性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根源或具体表现，要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否定人的主体性。为了消除疑惑，澄清认识，王道俊和郭文安教授指出：提出和建构主体教育理论，不是企图一概否定原有的教育学理论，而是试图从一个角度来研究教育理论，深化教育改革，期望能探索出一条使我国的教育学更科学、更具实践性、更具中国神会主义特色的路子。因此，主体性教育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1997年在湖北沙市(现荆州市沙市区)召开的“全国第二届主体教育研讨会”对主体性教育的指导思想也作了明确的规定：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的基础上将主体与客体、心与物统一起来，建立了科学的主客体理论，驳斥了机械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主客体理论。我们研究主体教育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而不能到唯心主义那里去找根据。”在明确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之后，主体性教育研究者的思想获得了解放，主体性教育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与发展。

2．研究视野逐步拓宽

这具体体现为从倡导学生的主体性到探讨教育的主体性。为什么要研究教育的主体性?王道俊和郭文安教授认为：“教育的主体性是教育的本质特性，体现了教育的特殊功能与本质力量，是微观教育与宏观教育运行的核心与动力。只有揭示教育主体的这一特征，才能不断地改善教育，以提高教育的本质力量。”此后，他们又从培养学生主体性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论证。事实上，教育实践包括培育和促进学生个体发展的微观教育活动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宏观教育事业管理，这两个层次的活动都是人的主体活动，都有主体性问题。因此，教育的主体性就包括教育过程的主体性和教育管理的主体性两个方面。北京师范大学王策三教授在“主体教育理论是一种教育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教育主体哲学”的概念，并对此进行阐述：“所谓教育主体哲学，就是主张教育是主体的教育哲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在世界观和认识论双重意义上。都可以说教育是主体。教育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物、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组成的整体社会结构中，它有其相对独立的主体地位。在学校或任何一种教育机构中，教育者是主体，受教育者也是主体，他们互动展开的教育活动也是独立自主的教育活动，是自己运动的。教育主要作为一种精神活动，作为‘反映者’，对社会政治经济等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主动的，并且只能是一种主体的反映活动。”这样，随着研究视域的拓展、研究内容的丰富和思想定位的提高，主体性教育理论渐趋成熟。

3．研究视角趋于多元化

主体性教育理论的兴起源于国内哲学界关于人道主义的论争和人的主体性问题的讨论。随着研究的深化，主体性教育的理论基础从过去的哲学拓展到人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等不同学科。学术界开始从不同学科的视角来探讨人的主体性和主体性教育问题。如：王坤庆教授从人性与主体性的关系人手，提出人性发展的精神维度是主体性发展的根本目标，并结合人类自身解放历程的考察和对现实教育问题的分析，论述主体性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肖川教授将“人性本善”作为主体性德育的价值预设，认为在道德教育中，只有作人性本善的价值预设，我们才可能对教育的结果持有乐观与光明的期待，才能树立起对人的信心、对教育的信心。石中英教授从文化学的视角对主体性教育的本质和目的进行分析。王启康教授从心理学角度对主体性教育进行探讨，他认为主体性教育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对主体性的心理学分析上不够集中、连贯和一致。为给人的主体性一个确定的合适的界说，在给予说明时，应该适当地与其心理学上的特征联系起来。

(三)反思与总结阶段

步入21世纪，主体性教育研究进入反思与总结阶段。与前一阶段的“热闹”“繁杂”相比，这一阶段主体性教育研究显得相对“冷清”。有学者据此认为，个人主体性正走向黄昏，主体性教育研究已经过时。

我们认为，这一阶段呈现的特点并不能说明主体性教育已经过时，它所体现的是主体性教育研究步入反思与总结阶段。正如裴娣娜教授所说的那样： “主体性教育作为一种开放的、发展的、动态生成的教育理论，必须在不断的反思、总结、批判、概括和提升中实现对自我的超越，从而保持其生命力。”客观地说，主体性教育就是在不断自我批判与反思中成长壮大的。20世纪90年代，对主体性教育进行反思和总结的文章就已经出现，但这一时期的批判性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进入21世纪，对主体性教育进行质疑、反思和总结的文章骤然增多，探讨的也更为全面和系统。除个别研究者对主体性教育进行反思与总结外，学术界还就主体性教育理论的发展问题组织过大规模的讨论。2002年，全国主体教育理论与实验研究第六届学术年会在武汉召开，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关于主体性教育的定位、主体性教育的理念与操作模式、“十五”期间主体性教育的理论建构等。2004年，以裴娣娜教授为首的“主体教育与我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与实验研究”课题组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举办“全国首届主体教育理论研讨会”，与会者在对十几年来主体教育研究反思的基础上，对主体教育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对主体教育在新形势下的发展问题进行多方位的探索。2005年，“全国主体教育理论第二届专题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大学召开。关于主体性教育的发展，会议得出结论：“主体性和主体性教育不是走向黄昏，而是在依托13年教育实验的基础上，开始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主体教育在我国当前乃至今后的一个时期内，仍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二、主体性教育所取得的成效

历经30年的探索、研究和实验，主体性教育正逐渐被社会各界广泛的理解、接纳和认可，其取得的成效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儿童的正确认识改变了教育理论和实践“目中无人”的状况

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是人的自我认识问题，有什么样的人的形象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理论，进而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实践。因此，要想探求现实教育问题的根源就必须回溯到人的自我认识之中，同样，想对现实教育问题有一个根本性的解决也离不开对人的形象进行反思、批判与改造。由于学校教育的对象是儿童，因此，教育视域中人的认识问题就是儿童观的问题。儿童是什么?这是一个困扰人们千百年的世界性难题。过去，一些人习惯于把儿童看作可以任意加工和改造的客体，教育就是把儿童塑造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由于无视儿童在教育活动中和自我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儿童的学习就成了机械灌输、盲目填鸭的被动性接受，教育就从人的唤醒和解放蜕变为对人的压抑和束缚。针对这种漠视儿童的教育状况，主体性教育明确指出：学生是教育的主体，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其根本特性。正确理解儿童是尊重儿童、解放儿童的前提。“主体教育理论的兴起，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要培养能动的社会主体，具有独立个性和主体性的现代人，必须根本改变传统受动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为能动的教育理念和模式，最主要的是要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与作用，呵护和弘扬学生的能动性。”可以说，主体性教育为儿童的解放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二)主体性教育提出一系列新概念。形成一系列新命题，丰富了教育理论，提升了教育学的学科品味

教育学是一门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问题和探索教育规律的学科。作为一种直面生命的学科，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教育学所起的作用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其发展前景就像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所说的那样： “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和发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学科。”然而，现实中的教育学却备受质疑，一些学者出于对教育学自身的不满，把教育学称为“迷惘的教育学”，无奈地认为教育学已到了“终结”的边缘。我国教育学屡遭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移植国外理论、照搬其他学科、脱离教育实践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教育学研究者转变观念，努力做到教育学问题教育化、教育学问题中国化。

主体性教育是一种以解放儿童为旨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教育学理论。针对现实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弊病，主体性教育提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概念和命题。这一系列新概念和新命题是思想解放的结果，而这些新概念和新命题的出现又进一步解放了教育研究者的思想，有力地推动我国教育学理论的原创性发展，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教育学起到重大促进作用。

(三)教育主体性的提出为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找到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现实教育改革的深化指明了方向

过去，很多教育改革的失败在于没有正确认识和把握教育规律，具体来说，就是对教育的相对独立性的忽视。正如郭文安教授所说的那样：“传统教育以社会为本位，视政治、经济为社会根本；视教育为政治、经济的附庸与工具，它的作用指向人；至于人，虽然也讲人不是环境与教育的消极产物，他能改变客观世界，但具体论述，尤其在处理三者关系时则总是坚持：社会决定教育，教育决定人，这似乎已成金科玉律。当然，这有助于根据社会的需要改革教育与造就新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这种单向度的机械决定论，必然导致教育的附庸化、工具化、制度化、简单化与窄化，扭曲了教育的本真特点与整体功能，压抑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与自主性，严重影响了教育的作用与质量，也必然使其造就的人工具化、奴化、物化。成为因循守旧、不思创新与变革的庸人。”为了扭转这种现状，主体性教育理论提出“教育的主体性是教育的本质特性”这一命题。教育主体性的提出，在深化教育本质探讨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人·教育·社会”三者关系的认识，这为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找到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现实教育改革的深化指明前进的方向。

(四)主体性教育实验的探索和推广，在推动教育实践变革的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教育研究范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体性教育由学术领域的理论研究开始向学校教育实践渗透，并从最初的关注主体性某一功能特性发展到进行整体主体性的综合研究。历经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与艰辛探索，主体性教育不断从抽象走向具体、从理论走向实践。主体性教育实验在推进中国教育改革朝纵深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改变了教育研究者的学术立场和研究取向。对此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的概括：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含义的重新认识，提高了人们推进素质教育的自觉性；第二，促进教育观念的转变，针对当前我国教育时间存在的弊端，转换研究主题，寻求我国教育改革的立足点；第三，以主体教育理论作为改造教育理论的依据和基石，对我国现代教育理论体系的改造和构建起到了重要的突破意义，尤其是对现代教学论的发展起到了实质性推进作用；第四，对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实验研究、促进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科学化有重要启示。

三、关于深化主体性教育研究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主体性教育研究应该与时俱进，从目前看，主体性教育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为使其朝着纵身方向发展，教育研究者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拓展对主体性教育核心概念的理解

主体和主体性是主体性教育的核心概念，但是，自主体性教育产生之日起，人们对此理解就比较混乱。“目前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有一些人认为主体和主体性的提法已过时，主要表现在提倡类主体而否定个体主体，提倡主体间性而否定主体性。这种思潮在教育界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克服这种混乱，主体性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澄清主体和主体性的内涵。主体是单数还是复数?是孤立的实体、单子化的个人，还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权利和责任相统一的行动者?主体性是积极的还是中性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关系是怎样的?受动性是否是主体性的表现?如何处理主体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如何使主体的独立性、为我性与社会性、依赖性协调一致?这些现代化境遇中的主体性教育问题将是研究者未来关注的重点问题。

(二)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

教育学是一门直面生命的学科，是极富人文精神的学科。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教育学必须向其他学科开放，与其他学科对话。作为当代的教育学理论，主体性教育是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下发展和壮大的，但主体性教育的成熟和完善不能过分依赖其他学科，教育研究者需要构建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样才能具备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的知识平台。另外，教育研究者在关注相关学科发展的同时，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这样才能与相关学科展开真正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只有在真正的对话中，主体性教育的发展空间才可能得以拓展。

(三)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主体性教育是以弘扬儿童主体精神、培养儿童主体能力、塑造儿童主体人格为标示的教育理论，其最终目的是促进儿童的发展和解放。为实现这一目的，主体性教育除要紧扣时代发展脉搏、密切关注相关学科发展之外，还要做到理论和实践的双向互动。因为，理论是对实践的理性分析与升华，实践是理论的延伸和发展，是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最终形式。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互动，甚至“互哺”，我们必须在研究方法论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在研究中要做到，“既要重视理论研究又强调实证研究和实地调查，将归纳法与演绎法结合，边研究边总结，同时采用对象化方法、工程学方法，以保证研究的水平和效益”。

(四)转化教育研究思维方式

主体性教育理论的提出主要是着眼于解决传统教育“目中无人”的弊病。但由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根深蒂固，究竟谁为主体的问题一度成为讨论的核心。进入21世纪后，受主体间性哲学的影响，教育理论界对教育主体问题的探讨才逐渐摆脱非此即彼的局面，而进入共存与互存的新天地——从师生的主体转向师生如何共为主体，即主体间的和谐与合作。这一论题的转变体现了师生关系从主客模式到主主模式的转向。事实上，人不是没有生命的“物化对象”，也不是单子式的个体，而是处在一定关系网络中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社会实践主体。因此，教育工作者在研究主体性教育问题的时候，必须改变思维方式，即从二元对立的实体性思维转变为注重合作与交往的关系性思维。在关系性思维范式中，主体性教育研究就可以摆脱“主体性的黄昏”所带来的冲击，从而拥有—个更为宽广的视域。

第五篇：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职业技术教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解放了思想，认识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使中等专业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严重脱节的状况。中国的重要特点是人口多、底子薄，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才能使人口的负担转变为人才资源的优势。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各类不同层次的人才，尤其是初中级应用型的建设人才和技术工人，因此，调整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摆到了突出的地位。

当今国际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实质上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职业教育肩负着提高千百万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职业教育研究就是在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遵循三个面向，推动职业教育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主战场培养各类人才的同时，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职教发展道路。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职教研究迎来了生机蓬勃的春天

1、改革中等教育结构，职业教育蓬勃发展

早在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教育事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要“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会议认为要研究中等教育结构的调整问题。这是此后二十年中国职业教育迅速发展、改革和中等教育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先声。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报告提出改革中等教育结构主要是改革高中阶段的教育，改变高中阶段教育单一化的局面。二十年来，职业技术教育蓬勃发展，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逐渐有所改变。

中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客观上要求加强宏观的调控和指导，即加强对职业技术教育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又为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宏观决策和政策措施的制订提供了依据，促进职业技术教育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而不断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尤其是中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高等职业教育与初等职业教育也有相应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主体，初、中、高不同层次，又与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相结合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1980－1997年，普通高中学校数从31300所减少到13880所，学生数减少了119.72万人。而同期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含中等师范）的学校数则从9688所增加到17116所，学生数从226.3万人猛增到1089.51万人，增长4.8倍（增长情况见附图1），共计培养各类毕业生3085万人。这十七年，普通高中学生数所占比例从81％下降到44％，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数则从19％上升到56％。

2、建立机构、制订规划，职教研究逐步展开

“文革”期间，教育研究工作已完全陷于停顿。为恢复教育研究工作，教育部于1978年7月4日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重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请示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经国务院批准重建后，所内设立了“教育制度研究室”，进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及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该室于1986年改为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室及成人教育研究室。以后，部分省市及高校也先后建立起一些职教研究机构，至1986年，中央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建有职教科研机构12个，高校建立的职教科研机构也有12个，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还先后成立了职教学会、职教研究会等学术团体75个。

随着职教事业的发展，为进一步加强职教事业的宏观调控，1991年建立了国家级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1993年，原中央教科所职教研究室并入职教中心研究所。现在，随着职教事业的迅速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科研队伍也不断壮大，已初步形成了由职教行政部门、职教科研机构、职业教育院校和职业教育学术团体组成的、专兼职研究人员相结合的职教科研队伍。国家级的职教科研机构有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和劳动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有些业务部委和行业也建有职教研究所（室）。独立设置的省级职教科研机构有上海市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和湖南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等。各省级教育科学研究所（院）一般均设有职业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