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违法的合同无效案例分析

第一篇：内容违法的合同无效案例分析

内容违法的合同无效案例分析

金融三班魏微1043317

●案情

王小姐是某著名外企的职员，她工作认真努力，业绩也十分出色，但却由于王小姐和同属本公司的一职员结婚，而收到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公司以合同中禁止同公司同事间恋爱、结婚的合同条款为由，要求解聘王小姐。

●案情分析

公司与王小姐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合同期内不得与同公司员工有恋爱或婚姻关系。而她的确在合同期内和同公司员工恋爱结婚，从表面上看，王小姐的做法是一种违约行为，但是该合同条款违反了法律规定是无效条款。

1.<<宪法>>中规定，婚姻自由，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2.在<<婚姻法>>中也有具体规定：男女双发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切完全自由元，就有权结婚，确立夫妻关系，任何组织或个人都 不得干预。否则，要受到行政处分或法律制裁。

3.<<民法通则>> 也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所以，公民有权自己做主决定其婚姻状况，即是否恋爱、结婚，以及和谁恋爱、结婚等，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强制和干涉。个别公司、企业利用所谓的合同“规定”擅自限制企业员工的恋爱、结婚对象，以解雇为要挟迫使员工放弃自己的婚恋自由，有违我国法律。

该合同条款，是对王小姐婚姻自由权的干涉和侵犯，是违法的，不能因为是双方自愿签订的二改变其违法性质。根据法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劳动合同条款是无效条款，对合同双方没有法律约束力。

综上所述，该合同条款无效，企业单方解除王小姐劳动合同的理由不能够成立，企业应依法继续履行与王小姐订立的劳动合同。

第二篇：造价师案例分析—无效合同

环球移动课堂 手机IPAD随时看无效合同是指其内容和形式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而不为法律所承认 和保护、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无效合同通常有两种情形，即整个合同无效（无效合同）和合同的部分条款无 效。

1.无效合同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2.合同部分条款无效的情形

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

（1）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

（2）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如果免责条款所产生的后果具有社会危害性和侵权性，侵害了对方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则该免责条款将不具有法律效力。

第三篇：无效合同案例

一、合同无效的案例

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案例:宝鸡市东星砂石场赵巧巧与吴剑打算购装载机，供货商、、保险公司联合多次对其资信调查后，2003年9月3日吴剑与西安松林公司签订一按揭贷款购装载机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003年9月10日吴剑凭此合同与光大三桥支行签订了“按揭贷款合同”，经西安市公证处作了公证，并在公证处将所购装载机作了抵押物登记；2003年10月25日吴剑在光大三桥支行 “贷款凭证”上签字，光大三桥支行发放了14.88万元到给吴剑开的专项帐号内。此前，按西安松林公司安排，赵巧巧于2003年8月26日到宝鸡常汇公司交了11万元首付款，当即吴剑打“收条”开回了装载机，上面写明了装载机的“四号一色”； 2003年9月17日西安松林公司给吴剑开了带税的正式“发货票”24.75万元，附的产品检验证的“四号一色”与吴剑2003.8.26给宝鸡常汇公司打的“收条”上“四号一色”完全一致。按常理，赵巧巧、吴剑以按揭贷款购的装载机一切手续己完毕。随后，曹新红以“帮忙”到西安给光大三桥支行还款为名，收了赵巧巧三次四个月“分期还款”2.75万元。2004年1月19日，突然，宝鸡常汇公司经理曹新红带了六、七膘汉强行开走装载机时，称按揭贷款没有办成，限赵巧巧10天内交清其余欠款13万，否则休想要回装载机。

“吃饭穿衣亮家当”，两个农民那能在10天内拿击欠款13万元呢？赵巧巧、吴剑多方向宝鸡常汇公司讨要装载机未果。就到光大三桥支行去查询，让其大吃一惊。光大三桥支行给吴剑了一个“客户贷款结清通知单”，上明确写的是：“您已于2003年11月19日完全还清完毕”。到11月19日自己才还14000光，是谁还清了这笔14。88万元贷款呢？他们多次要求光大三桥支行查个纠竟，都以“保密”为由而拒绝。

赵巧巧、吴剑为查清到底是谁给自己提前“完全清还完毕”贷款，讨回宝鸡常汇公司强行开走购装载机造成的损失，把光大三桥支行、西安松林公司等告到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在庭审中，光大三桥支行无法回答“谁”提前“完全清还完毕”14.88万元贷款后，改口辩称，他们发现吴剑用欺诈手段骗取贷款后，从吴剑帐上将贷款“扣回”。西安松林公司也站在光大三桥支行的一边，明确表态，与吴剑所签“工矿产品购销合同” 和所开“发货票”是虚假的，是应宝鸡常汇公司要求给“帮忙”。未央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吴剑以为赵巧巧取得银行贷款为目的，与西安松林公司签订的虚假《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后又以此购销合同为基础与光大三桥支行签订贷款合同，并以虚构的买卖装载机为借款合同做抵押。由于虚假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是不能发生相应权利和义务的无效合同，因此，建立在虚假合同基础上的贷款合同也因实质要件不真实而 无效。按照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光大三桥支行收回贷款是妥当的，资金收回是银行资金所有权的正当回归。由于吴剑贷款购装载机的事实是虚拟的，故建立在虚拟事实基础上的借款合同的终止，自然也不会对其造成损失。因此，吴剑关于赔偿损失的主张同样因没有事实依据而得不到法律支持”。判决驳回了赵巧巧、吴剑的诉讼请求。赵巧巧、吴剑不服此判决，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认为，即便是认定自已是用虚假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和虚假的装载机作抵押物，存在所谓”欺诈”行为，所订“按揭贷款合同”也不属“无效合同”，只能是“可撤销合同”，光大

三桥支行可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不能“霸道”的不告知而单方撕毁合同。西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支持了未央区人民法院“无效合同”的认定，驳回了两上诉人的上

诉。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案情】

第一申请人：孙某某

第二申请人：孙某

被申请人：谢某

孙某某系孙某父亲，两人名下有一处位于上海市闵行区华宁路×弄×号×室的房屋。2005年，孙某因经商缺少资金，与朋友谢某商量将房屋过户给谢某，以获得银行贷款。为了瞒住孙某某，孙某找了案外人冒充其父孙某某，在上海市

公证处办理了以案外人唐某为代理人的房屋买卖委托公证。此后孙某和代理人唐

某与谢某签订了《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并办理了贷款手续和房屋过户手续，房屋过户至谢某名下后，孙某得到了银行贷款29万。此后房屋一直由孙某继续

居住，由孙某每月替谢某偿还银行贷款，其父孙某某毫不知情。两年后孙某经营

状况不错，打算将银行贷款还清后，将房屋重新变更至自己和父亲的名下，但此

时，谢某反悔，不予配合，坚持声称房屋是自己买下的。孙某见状不再替谢某偿

还银行借款，法院查封了房屋，父亲孙某某终于知道了事情真相。父子二人不得

已，根据买卖合同的仲裁条款约定，将谢某诉至上海仲裁委员会，要求确认原买

卖合同无效，将房屋恢复至两申请人名下。

据此，仲裁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上海仲

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五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作出如下裁决：

一、确认第一申请人孙某某、第二申请人孙某与被申请人谢某于2005年8

月30日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第一申请人孙某某、第二申请

人孙某应在本裁决书作出之日起十日内向被申请人谢某返还人民币29万元；被

申请人谢某应在收款同时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分行办理抵押贷

款登记注销手续，并在抵押贷款登记注销之日起十日内将上海市闵行区华宁路×

弄×号×室房屋的房地产权属自被申请人谢某名下转移登记至第一申请人孙某

某、第二申请人孙某名下。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案情：2003年2月，九采罗彩棉产业有限公司（原告）作为委托方、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海园路支行（被告）作为受托方、案外人北京世涛鸿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借款人签订一份委托贷款协议书，由原告提供220万元，被

告以委托贷款方式贷款案外人，被告承担连带责任。该协议书上被告的印章为被

告原负责人王建梁私刻。次月，王建梁致函原告，载明同意原告将220万元直接

打入案外人帐户，此函上加盖王建梁私刻的印章。后原告转账给案外人北京世涛。

后，王建梁因合同诈骗、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伪造公司印章罪被判刑。原告向被告索款未果诉至法院。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认为王建梁私刻的印章并签订合同不是被告的行为，该委托贷款关系和担保关系不能成立。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认为王建梁签订协议时为被告的负责人，即法定“代表人”，协议上也有其个人签名，故为代表被告的行为，被告应该对其行为承担责任。被告和原告之间成立担保关系。但本案是案外人北京世涛利用此协议进行诈骗，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所以委托贷款书为无效，故担保合同也无效。本案中被告没有过错，故不承担责任。法院基本维持一审判决。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案情：2004年6月10日，房屋的开发商南宁锦明房地产实业公司（被告二）和南宁市阳光易居房屋经纪有限公司（案外人）签订合同，由案外人代理销售被告二的房屋，按照4000元每平方米销售。同日，案外人和南宁市兴宁区房地产开发公司（被告一）签订房屋代销协议，被告一代销房屋。2004年6月10日，南宁市迪瑞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责任公司（原告）与被告一签订代理合同，原告代理销售被告一的房屋，按照7000元每平方米销售并按照销售额提取佣金，原告后交纳被告保证金20万元。2004年7月，原告致函被告一要求延长销售代理时间。后原告诉至法院。广西南宁市永新区法院认为被告一和原告签订合同，应该以被告二的名义或者得到案外人的明确授权，否则对被告二没有没有约束力。现被告一无证据证明其得到案外人和被告二的同意，违反了合同法第400条的规定，原告和被告一的合同无效。法院依据合同法52条第5项，判决被告一返还原告20万元。被告一不服上诉，广西南宁市中级法院认为被告一不具备将商品房向外包销的主体资格；同一天上述三份合同的签订，使房屋的价格从4000元每平方米上升到7000元每平方米，被告一的包销行为实为国际明令禁止的哄抬房价的行为，也损害了由普通购房者的共同利益所体现出的社会公共利益。法院维持原判。

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案例：村青年小王前往福建某煤矿打工，报名时，厂方以 煤矿已承包给工头为由，要求小王与工头签订合同。而工头却在合同中规定，工头每月支付60元的危险补贴，由小王自己解决劳动防护用品。如果小王在工作期间出现人身伤亡，工头及煤矿概不负责，当时小王急于上班，便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没料到，6个月后，小王在一次塌陷事故中死亡。小王的家人找到煤矿及工头，要求他们承担丧葬费，并赔偿经济损失。但煤矿及工头都认为他们不能承担任何责任。理由是小王上班时已知道煤矿工作的危险性，并且每月都领取了危险补贴，同时在合同上也明确规定，如果工人在工作期间出现人身伤亡，煤矿及工头概不负责。后来，几经周折，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小王的家属才得到了合法的赔偿。那么，煤矿及工头为什么签有合同还要赔款呢? 因为他们与小王签订的合同是一份 “生死合同”，其本身就是一份无效合同。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企业与工人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必须建立在国家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与国家的法律，法

规想违背的“合同”均为无效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这种行为既不符合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也严重的违反了社会主义公德，应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所以，煤矿及工头与小王签订的“生死合同”实际上是逃避法律责任，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无效的。因此发生了伤亡事故，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承担丧葬费和死亡补偿费。

二、可撤销合同

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

案情：1996年2月13日，杨文龙（原告）在山西同力计算机联合公司商贸分公司（被告）处购买DCA2 5X86型海洋牌电脑一台，价格13100元。原告9月发现被告在宣传品上将DCA2列为SL400（486）系列，后找被告交涉未果。1996年12月9日，原告委托山西省技术监督局出具的鉴定结论为“DCA2 5X86微机是以486微机的品质冒用586微机的品牌，属于486机型”；“ DCA2 5X86微机的品牌不属于PENTIUM586型微机，而属于486型微机”。原告后起诉至法院，称被告欺诈，应该双倍返还，并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6000元。被告答辩称出售产品是正规厂家的合格产品，不存在欺诈，国家对486型和586型没有统一标准，故鉴定结论不科学。审理中，法院委托国家电子计算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电脑进行司法鉴定，结论称“5X86是海洋机的叫法，对于该机究竟是486还是586，因为目前没有划分486还是586的标准，无法做出结论”。

太原市南城区法院于1997年7月10日判决称：由于目前没有划分486还是586的标准，被告不构成欺诈，但是被告在开具的收据中电脑型号“DCA2 5X86”写成“DCA2 586”，这种工作中的失误导致原告对所购电脑的重大误解，故原告可以要求退货。经济和精神损失不予支持。太原市中级法院于1997年10月27日判决除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经济损失412.5元外，维持一审认定的事实。

2、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案情：2004年5月，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被告一）和敦化市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告二）通过招标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约定被告一承建被告二的工程项目。敦化市建筑安装总公司信师成项目经理部（原告）是被告一的下属单位，原告按照两被告的合同施工，两被告没有将该招标文件交付原告，也没有通知原告该招标文件的内容。工程验收竣工后，原告和被告二于2005年4月进行了工程结算。结算后原告将工程招标文件调出，才发现两被告签订的第五项显失公平，该条款有欺诈行为。原告和被告二签订的协议对结算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要求撤销该第五项条款。

吉林省敦化市法院查明：原告提出的要求撤销的第五项约定合同价款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合同价款的确定原则确定合同价款。两被告也没有通知原告关于招标文件的内容。实际原告和被告二的结算价款为411万多元，按照二被告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的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合同价款的确定原则确定合同价款进行结算，被告二还有85万多元没有给原告结算。法院认为原告和被告结算时原告误以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价款进行结算，属于重大误解，不属于欺诈行为。该结算没有按照两被告约定结算，数额相差85万多元，数额较大，属于显失公平。法院判令撤销原告和被告二签订的该涉案工程结算合同书。

3、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案情：2004年4月，迟立祥（原告）和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被告）签订购车合同，约定原告购买被告解放牌自卸车一辆，发动机号为50371254，价款23万余元，首付款9万余元，余款14万余元每月支付3900元，原告缴纳履约保证金1万余元，产品合格证上发动机号50454337。同年5月，原告车辆出现故障至苏州维护，发现该车实际上发动机号50454337，而不是合同约定、行驶证和机动车详细信息载明的发动机号50371254。被告查实曾将该车出售给他人，因发动机质量问题被退回，被告重新入户后更换了发动机出售给原告。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返还购车款23万余元，赔偿损失33万余元。

宣城市中级法院认为，被告故意隐瞒事实，对原告购车欺诈，原告有权要求撤销合同。原告支付了首期购车款9万余元，保证金1万余元。由于本案涉及分期付款买卖，对因消费贷款引发的款额返还涉及到另一个法律关系，且对于该款项实际发生额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故不宜在本案处理，原告可依据本案的处理结果为依据另行主张。原告购车是用于货物运输，不是用于生活消费，故原告双倍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购车款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6万余元，原告返还被告车辆。诉讼费12828元，原告承担9621元，被告承担3207元。

第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案例：2006年8月，刘某与张某两人合伙经营了一家店铺，同年12月，刘某与张某达成协议解除了合伙，刘某给付了张某人民币6万元，店铺让刘某一个人独自经营。解除合伙后，刘某店铺经营的非常红火，张某眼红，遂经常到刘某店铺闹事。2007年2月，张某与刘某再次签订一合同，约定刘某给付张某人民币5000元，张某不得到刘某店铺干扰其正常经营。合同签订后，刘某反悔，不同意给付张某5000元。两人就该合同的法律效力发生纠纷。

第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案例：甲将房屋转让给乙，乙又将房屋转让给丙，为少交契税。甲与丙签订一份假的房屋转让合同，将房屋使用权直接过户至丙名下。

第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

案例：破产前将优质资产贱卖给串通好的第三人。

第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即有损社会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合同。

案例：如牟取暴利、滥用权力、不正当竞争。例如甲流期间高价卖口罩的行为。

第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

案例：农村青年小王前往福建某煤矿打工，报名时，厂方以 煤矿已承包给工头为由，要求小王与工头签订合同。而工头却在合同中规定，工头每月支付60元的危险补贴，由小王自己解决劳动防护用品。如果小王在工作期间出现人身伤亡，工头及煤矿概不负责，当时小王急于上班，便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没料到，6个月后，小王在一次塌陷事故中死亡。小王的家人找到煤矿及工头，要求他们承担丧葬费，并赔偿经济损失。但煤矿及工头都认为他们不能承担任何责任。理由是小王上班时已知道煤矿工作的危险性，并且每月都领取了危险补贴，同时在合同上也明确规定，如果工人在工作期间出现人身伤亡，煤矿及工头概不负责。后来，几经周折，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小王的家属才得到了合法的赔偿。

可撤销的合同的情形有3种

它是指因意思表示不真实、由有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或仲裁机关申请行使撤消权，而使已生效的合同归于无效。它有三种类型：

第一 重大误解的合同

误解一般是基于当事人缺乏必要的知识、技术、信息或经验而造成的，案例：李某获赠一个陶罐，但是他自以为这只是普通陶罐低价，殊不知这只陶罐是5千年前的珍品。

第二 显示公平的合同

显示公平的合同一般是在一方缺乏经验或紧迫的情况下订立的，案例：张某去电子买了一部手机，由于不懂行情，花了2000元，没想到回家后在网上一查这部手机仅仅价值500元。

第三 采取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

第四篇：合同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篇：无效合同

无效合同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如何起算时效期间？

在合同之诉中，诉讼时效是从合同中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计算的，即履行期限届满，而债务人不履行债务，说明债权人的权利受到侵害。如果合同中没有约定履行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在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的合理期间内，债务人没有履行时，债权人的权利即受到侵害。这就是诉讼时效的起算日期。

但是，当合同被认定为无效时，自始无效，无效的合同，其约定也是无效的，包括关于履行期限的约定。根据《民法通则》五十八条规定“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五十九条规定“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无效的合同，自签订之日便没有法律效力，使得民事关系发生变化，由合同之债转变为侵权之债，显然不再是合同之诉，而是侵权之诉。

合同无效，形成无效的民事关系，依过错责任原则分清各自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无效合同纠纷受诉讼时效制度的限制，则在超过诉讼时效时，请求人便丧失胜诉权。

有人认为，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而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当事人有权在任何时候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无效，如果认为确认合同无效应受时效制度的限制，必然使违法的合同经过一定时间得到法律的保护，与无效合同的立法宗旨和目的不符。

《民法通则》建立的诉讼时效制度，是为了督促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使权利主体间的权利和义务及时了结，既促进民事流转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保障社会经济秩序和财产关系的稳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并未特别规定是针对民事法律行为而排除无效民事行为。无效合同也是经济活动中派生的，也有权利义务关系，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是返还财产并承担过错责任，请求返还财产及要求过错方承担损失赔偿责任都属于民事权利，当然有诉讼时效，并且无效合同往往是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无效，根据非法活动不能获得比守法时更多的权利的公平原则，无效合同也不能超出诉讼时效期间的制约，否则，便是对非法行为的鼓励和放纵，是不允许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3条第二款规定，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了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撤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撤销。”第五十五条规定具有撤销权的请求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的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失。法律的明确规定表明，无效合同同样受诉讼时效制度的限制。

当合同在履行过程而没有被认为无效合同，且按照有效合同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时，一方当事人起诉，并未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法院认定为无效合同，那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如果认为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则违反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因为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却在违法而导致合同无效时获得了比有效合同更长的诉讼时效。如果认为超过了诉讼时效，依据何在？因为有效合同计算诉讼时效，是以合同中约定的履行期限来计算的，既然合同无效，合同的条款自然归于无效，合同之债转为侵权之债，不再按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来计算诉讼时效。

是否可以认为从合同签订之日，合法权益即受到侵害，便产生了侵权责任，时效即应从此时开始计算？但是，合同在被认定无效前，就认为在合同签订之日便产生了侵权责任对于无过错方是不公平的。无过错方在签订合同时根本不知道权利受到侵害，这样计算时效，与《民法通则》规定的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是相抵触的。怎样确定无过错方？当合同由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无效时，应当认定为签订之日即为相应当事人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至于其实际是否知道在所不问。若当事人以合同无效为由请求返还财产，则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即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其诉讼时效期间从此时开始计算；而对方当事人则应从法院确认合同无效之日起计算其诉讼时效期间；若当事人没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但法院最终判决认定合同无效，则应以判决认定合同无效之日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日期。

当无效合同包含无效的担保合同时的诉讼时效难以确定，关键在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难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