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航空旅游公司诉玉龙旅行社等代销合同纠纷案

第一篇：南方航空旅游公司诉玉龙旅行社等代销合同纠纷案

南方航空旅游公司诉玉龙旅行社等代销合同纠纷案

原告：海南南方航空旅游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新力，总经理。

被告：海南玉龙旅行社。

法定代表人：王，董事长。

被告：海南玉龙工贸实业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志忠，总经理。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直属海府支行。

法定代表人：王明镜，行长。

被告：海南中华会计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沈中民，主任会计师

案情介绍

原告海南南方航空旅游公司（以下简称旅游公司）因与被告海南玉龙旅行社（以下简称玉龙社）、海南玉龙工贸实业公司（以下简称玉龙工贸）、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直属海府支行（以下简称海府建行）、海南中华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会计所）发生代销机票合同纠纷，向海南省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旅游公司诉称：被告玉龙社没有完全履行与原告签订的机票销售代理协议，截至1995年9月止，已累计拖欠原告的机票款526610元。当原告向玉龙社追索拖欠款时，该社和其开办单位玉龙工贸均下落不明。原告经调查发现，玉龙社是凭被告海府建行出具的虚假存款证明和被告会计所出具的虚假验资证明，才得以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因此海府建行和会计所对玉龙社给原告造成的损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过错责任。请求判令玉龙社和玉龙工贸偿还托欠原告的票款，并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判令海府建行和会计所对玉龙社和玉龙工贸的上述债务负连带责任。

被告玉龙社和被告玉龙工贸没有答辩。

被告海府建行辩称：工商部门给企业办理法人开业登记，是依据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证明，不依据银行的存款证明书。银行的存款证明书不是企业法人开业登记的必备文件，不能等同于验资证明或者资金信用证明。况且原告起诉所持的是50万元存款证明书，而本行给玉龙社出具的只是10万元存款证明，不是一回事。因此，玉龙社的注册资金实与不实，与本行无关，本行不应当对此承担责任。

被告会计所辩称：本所当初是凭一张银行《进帐单》和海府建行出具的50万元存款证明书，才给玉龙社出具了50万元的验资证明。此事是玉龙社和海府建行相互勾结，出具虚假的存款证明蒙骗本所，本所也是直接受害者之一。在此验资过程中，本所既无意作假，也无工作失误，故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4年12月22日，原告旅游公司与被告玉龙社签订《销售代理协议》一份，约定：玉龙社为旅游公司开展国内客票销售代理业务，代售机票款的万分之四按旅游公司

三、玉龙社七分成。旅游公司根据每日航班座位情况，负责发放客票并灵活机动地提供一定的座位配额，收取销售日报表和营业款；玉龙社指定两名专人负责客票的领取，领取的客票如有丢失，应按每张2000元予以赔偿，每天的售票款应于当天（或次日）付给旅游公司，若不能及时给付，则按应付款项的每天5％计付违约金。

合同签订初期，被告玉龙社尚能主动履行合同各项义务，票款亦能按时给付，后期由于经营不善，便不再给付票款。1996年11月18日，经原告旅游公司和玉龙社共同清查，最

后确认玉龙社尚欠旅游公司票款526611元（包括丢失客票3张和保险费收据一本所应赔偿的1万元）。

被告玉龙社是由被告玉龙工贸申请开办，1993年2月经海南省旅游局批准筹建的三类旅行社。按《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开办经营第三类旅行社的，应有3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1993年3月27日，玉龙工贸供给玉龙社10万元，至同年5月10日，玉龙社帐面上还有535.5元。被告海府建行于1993年5月10日为玉龙社出具建存证NO：0009296号存款证明书，证明玉龙社当日在该行263273帐户内的存款余额为10万元。随后，玉龙社将作为转款凭证的一张中国农业银行《进帐单》上的数额以及海府建行出具的存款证明上的10万元数额，都改写成50万元，一并交给被告会计所验资。会计所据此于5月12日出具了验资证明书，证明玉龙社有以现金方式投入的注册资本50万元。

1997年4月23日，海南省旅游局下文取消了被告玉龙社。

上述事实，有原告旅游公司与被告玉龙社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玉龙社给旅游公司出具的《未付票款和损失赔偿确认书》，原告单位发给被告海府建行的《查核银行存款通知书》回执，旅游公司和被告会计所提供的农行《进帐单》和建行《存款证明书》（金额均为50万元），海府建行提供的农行《进帐单》和《存款证明书》（金额均为10万元），会计所出具的《验资证明》，海府建行出具的玉龙社《存款证明申请表》、玉龙社的《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筹建许可证》、《年检报告》和公司章程，海南省旅游局《关于同意成立海南玉龙旅行社的批复》和《关于取消164家旅行社和旅游公司经营组织招待国内旅游业务的决定》，海府建行的科目明细帐和法院的《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

审判结果

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认为：

原告旅游公司与被告玉龙社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六条规定：“经济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全面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玉龙社未依约按时付清票款，是违约行为，应负违约责任。经济合同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经济合同时，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因玉龙社违约，旅游公司请求按照双方的约定，由玉龙社向其支付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规定，法人应当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规章规定，第三类旅行社应当有3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被告玉龙社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由于其在申请开业登记和验资时，自有资金仅为535.5元，达不到行政规章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故玉龙社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由其申请开办单位、被告玉龙工贸承担。

被告玉龙社1993年5月10日在被告海府建行的即日存款余额是535.5元，海府建行却为玉龙社出具了当日有存款余额10万元的证明，引起验资不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6〕3号《关于金融机构为行政机关批准开办的公司提供注册资金验资报告不实应当承担责任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海府建行应当在虚假证明金额以内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会计所作为开业验资的审计部门，对验资报告的真实性负有责任。会计所在为被告玉龙社验资时，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进行核实，轻率地为玉龙社出具了50万元的验资报告，从而使玉龙社有条件给他人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应当负验资不实的过错责任，依法在验资不实的范围内为玉龙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案被告玉龙社和玉龙工贸经多次传唤不能到庭，现下落不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据此，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于1998年6月18日判决：

一、被告玉龙社尚欠原告旅游公司的售票款526611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20330.6元，由被告玉龙工贸负责偿还；

二、被告海府建行在虚假证明金额99464.5元的范围内，对被告玉龙工贸的债务负连带赔偿责任；

三、被告会计所在不实验资金额499464.5元的范围内，对被告玉龙工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上述款项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案件受理费20550元，由原告旅游公司自付8604，被告玉龙工贸负担11948元（对玉龙工贸负担的11948元，被告会计所连带负担全额，被告海府建行连带负担其中的2055.2元）。

第一审宣判后，被告海府建行不服，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

1、存款证明不等于资金信用证明或验资证明，不具有证明资金真实性的效力，不能用于申请企业法人的开业登记。本案的存款证明书，是本行为玉龙社办理注册登记和申请开业而给工商局出具的，但事实上工商局的档案中并没有这张证明。工商局是凭会计所出具的50万元验资证明给玉龙社办理了企业法人开业登记；

2、玉龙社擅自涂改本行出具的10万元存款证明，其违法经营造成的后果与本行无关，本行出具存款证明书的行为与玉龙社从事经营活动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况且玉龙社1994年办理年审时的净资产有485605元，这足以证明其具备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3、本行出具的是存款证明书而非验资报告，玉龙社也不是行政机关开办的公司而是企业开办的企业。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6）3号批复，对本案不适用。综上，并非本行出具的存款证明书使玉龙社得以成立并从事经营活动，从而给他人造成损失。请求撤销原判，驳回旅游公司对本行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旅游公司没有书面答辩，二审中表示，应将玉龙社代销机票的手续费14465元从其诉讼请求中扣除。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除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以外，另查明：1993年2月27日，原审被告玉龙工贸向原审被告玉龙社在上诉人海府建行的263273帐户内转入的10万元，明确为玉龙社的开办费用。1993年5月20日，玉龙社在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金为50万元，而玉龙工贸自投入10万元的开办费用以后，再无资金向玉龙社投入。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旅游公司与原审被告玉龙社签订“销售代理协议”委托玉龙社代销机票，并无违法之处，但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超出法律规定的最高限，其超出部分应属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4〕4号《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第2项规定：“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已经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实际投入的自有资金虽与注册资金不符合，但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七）项或者其他有关法规规定的数额，并且具备了企业法人其他条件的，应当认定其具备法人资格，以其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如果该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开办企业应当在该企业实际投入的自有资金与注册资金差额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原审被告玉龙社的注册资金是50万元，原审被告玉龙工贸向玉龙社投入开办费10万元，虽未达到玉龙社的注册资金数额，但已达到国家有关经营第三类旅行社应有3万元以上注册资本的规定，且玉龙社也实际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故玉龙社具备法人资格，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现玉龙社已被撤销，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开办单位玉龙工贸应当在实际投入资金与注册资金差额4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原审认定玉龙社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全由玉龙工贸承担不妥。

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7〕10号《关于验资单位对多个案件债权人损失应如何承担责

任的批复》规定：“金融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不实的验资报告或者虚假的资金证明，公司资不抵债的，该验资单位应当对公司债务在验资报告不实部门或者虚假资金证明金额以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上诉人海府建行作为金融机构，在原审被告玉龙社进行工商登记注册时出具虚假的存款证明，应当在虚假证明数额的范围内，为玉龙社不能清偿的到期债务承担赔偿责任。海府建行的存款证明是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说明海府建行是要以此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证明玉龙社的资金实力。虽然该存款证明没有直接在工商局使用，但事实上已经为玉龙社起到证实资金的作用。该证明上的数额被玉龙社擅自涂改成50万元，虽然玉龙社的这一造假行为不能由海府建行负责，但也不能掩盖海府建行出具虚假资金证明的违法性，海府建行还应在虚假资金数额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玉龙社1994年有了48万余元的净资产，并不说明该社从成立时起就具有合法的法人资格。海府建行上诉称并非自己出具虚假证明书使玉龙社得以成立并从事经营活动，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应当连带为玉龙社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13号《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为企业出具虚假验资证明应如何承担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会计师事务所系国家批准的依法独立承担注册会计师业务的事业单位。会计师事务所为企业出具验资证明，属于依据委托合同实施的民事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在1994年1月1日之前为企业出具虚假验资证明，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与案件的合同当事人虽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但鉴于其出具虚假验资证明的行为，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民事责任的承担上，应当先由债务人负责清偿，不足部分，再由会计师事务所在其证明金额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1993年5月12日，原审被告会计所不经核实，就以当事人提交的材料为根据给原审被告玉龙社出具验资证明，现已查明该验资证明上的数额是虚假的，会计所应当在虚假证明数额的范围内对玉龙社所欠被上诉人旅游公司的到期债务连带承担赔偿责任。会计所出具的50万元验资证明，其中10万元有上诉人海府建行的存款证明为依据，责任应当由海府建行承担，其余40万元验资不实的责任，由会计所承担。

原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基本正确，但在实体处理中，对原审被告玉龙工贸和原审被告会计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认定有误，应予纠正。另外在实体处理中，还应将被上诉人旅游公司与原审被告玉龙社约定的代销机票手续费，从玉龙社拖欠旅游公司的票款中扣除。据此，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于1998年11月20日判决：

1、维持一审民事判决的第二、四项。

2、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的第一项。

3、原审被告玉龙社向被上诉人旅游公司支付拖欠的票款512146元，以及该款从1996年11月18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玉龙社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的债务，由原审被告玉龙工贸在4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变更一审民事判决的第三项为：原审被告会计所应在验资证明不实的4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案件受理费20550元，由被上诉人旅游公司负担8604元，原审被告玉龙社负担119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550元，由上诉人海府建行负担。

第二篇：XX等诉XX房地产开发公司房屋预售合同纠纷案

XX等诉XX房地产开发公司房屋预售合同纠纷案

承办律师江苏道多律师事务所 周晓菲

【成功案例入选理由】 律师认真、深入、细致的工作，有时是可以扭转不利的诉讼走向的。

【基本案情】 甲向乙房地产开发公司缴纳定金2万元并与乙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认购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于2012年4月签订《预售合同》。签订正式《预售合同》时，甲认为正式《预售合同》中，乙曾经口头许诺的条件未能得到体现，因此，自己不愿意按照不含有乙曾经口头许诺条件的《预售合同》与乙签订《预售合同》，要求乙房地产开发公司返还定金。乙房地产开发公司认为，甲、乙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中已经约定认可《预售合同》样本的内容，现在甲拒绝签订《预售合同》属于违约，自己不能返还甲已经缴纳的定金。

【我们对本案的分析意见及工作方法】 我们认为，即使甲、乙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中已经约定认可《预售合同》样本的内容，但是，已经约定认可的内容，并不排斥甲、乙双方在内容以外另有约定。问题的关键是如果在内容以外另有约定或没有约定，应该如何证明、证明的责任又在谁。因此，如果甲需要依法实现自己的诉求，甲必须解决证据和举证责任问题。

承办本案的周晓菲律师针对上述甲必须解决证据和举证责任问题，认真的研究了本案的案情，周晓菲律师认为，如果甲以乙曾经口头许诺条件作为自己的维权点，甲势必面临加大自己举证责任的问题。乙现在是矢口否认曾经有过口头许诺，因此，就口头承诺是否存在的举证责任问题而言，乙是可以合法而且轻易推卸的。据此推理，本案的诉讼前景对甲而言，并不有利。但是，周晓菲律师发现，乙否认曾经有过口头许诺的理由是“甲、乙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中已经约定认可《预售合同》样本的内容”，因此，如果能在这一事实环节打开突破

口，整个诉讼形势就会向有利甲的方面转化。

根据自己对以上问题的深入研究，周晓菲律师向法院提出，因为甲、乙之间是否存在口头约定，目前仅仅存在甲、乙双方一比一的言辞证据。因此，甲、乙双方各自的主张能够依法得到法院的支持，都是没有充足理由的。但是，由于乙主张“甲、乙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中已经约定认可《预售合同》样本的内容”，因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乙应该向法院举证证明“甲、乙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中已经约定认可《预售合同》样本的内容”不存在，否则，乙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由于周晓菲律师向法院提出的观点，符合法官对举证责任的一般理解规则，因此，本案的主审法官初步认同了周晓菲律师的意见。

周晓菲律师认为，主审法官初步认同了自己的意见，并不等于本案主审法官就一定会做出对甲有利的判决。要想获得法官做出对甲有利的判决，还需要进一步让法官根据审判规则得出有利于甲的判断。于是，周晓菲律师继续围绕自己选定的问题焦点，仔细研究了与本案有关的所有材料。周晓菲律师发现，根据本案的证据材料，完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乙在与甲签订《商品房认购协议》的过程中，乙向甲出示过《预售合同》样本；乙既未将《预售合同》样本要求甲签字，也没有将《预售合同》作为《商品房认购协议》的附件。周晓菲律师敏锐的感觉到，这一事实，在通常情况下，对法官认定案件事实，意义并不重大。但是，在本案主审法官已经初步认同“由于被告主张‘甲、乙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中已经约定认可《预售合同》样本的内容’，因此，乙应该向法院举证证明‘甲、乙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中已经约定认可《预售合同》样本的内容’，否则，乙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这一观点的情况下，这一事实必然会坚定本案主审法官向乙分配举证责任之决心的。

于是，周晓菲律师向本案的主审法官反映了自己发现的问题。至此，一个甲原来很难完成举证责任的案件，诉讼走向开始向有利甲的方向发展。

【裁判结果】 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乙返还甲已经缴纳的定金。本案圆满得到解决。

第三篇：孟元诉中佳旅行社旅游合同纠纷案_542102340

孟元诉中佳旅行社旅游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一方当事人提出解除合同后，在未与对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拒绝对方提出减少其损失的建议，坚持要求对方承担解除合同的全部损失，并放弃履行合同，致使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应自负全部责任。

原告：孟元。

被告：中佳国际合作旅行社。

法定代表人：贾敏生，该旅行社总经理。

原告孟元因与被告中佳国际合作旅行社(以下简称中佳旅行社)发生旅游合同纠纷，于2004年5月26日向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2004年4月21日我与被告签订了旅游协议，委托被告代订机票和酒店服务，并向被告交纳21480元。由于出现“非典”疫情，4月24日，我向被告提出退团、返还费用，遭对方拒绝。4月28日，我向被告发出书面退团通知，但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我与被告签订的旅游合同是委托性质的合同，双方签订的协议是格式合同，被告未告知我机票和房款不能退还，因此协议显失公平。请求：撤销该协议，由被告退还21480元并承担诉讼费。原告提供的证据有：

1．《中佳国际合作旅行社三亚协议》和中佳旅行社开具的21480元收据，用以证明已根据协议向中佳旅行社付费。

2．原告2004年4月28日以传真形式发给中佳旅行社的通知，用以证明其已书面通知中佳旅行社退出旅游团。

被告辩称：我社与原告签订旅游协议后，即向有关航空公司和酒店支付了全款。原告在4月24日咨询退出旅游团时，我社明确表示可以解除合同，但支付的费用已不能退还。考虑原告可能因此遭受损失，建议其授权我社代为转让，但被拒绝。由于原告未接受我社转让名额的建议，耽误了减少损失的时机。4月28日16时，我社接到原告的书面退团申请后，当即用传真方式通知原告：4月30日是出发日期，无法全额退款；如在4月29日10时前告知名单，我社继续安排原告等人的行程。此后，再没有接到原告的电话。原告以“非典”为由提出退团要求时，我社已经开始履行协议，有关费用无法退还原告。原告没有正式办理退团手续，我社只能继续按协议执行，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不应由我社承担。

被告提供的主要证据有：

1．三亚椰林滩大酒店2004年“五一”期间房间报价表及三亚椰林滩大酒店的说明。用以证明已根据协议为原告预定了酒店，并支付了房款，且“五一”黄金周期间该酒店不退预付款。

2．赛特旅行社与中佳旅行社的飞机座位包销协议书、赛特旅行社出具的机票费收据及说明。用以证明已根据协议为原告预定了机票，并支付了机票款，机票为不得退款的包机机票。

3．孟元名下南方航空公司CZ3112航班机票一张。用以证明航空公司已经为原告出票。

4．中佳旅行社于2004年4月28日向原告传真的回复通知，用以证明已及

时对原告退出旅行团的要求进行了详细答复。

5．《中佳国际合作旅行社三亚协议》，用以证明双方在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了权利和义务。

在法庭调查中，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原告认为，酒店的房间报价表不是原件，缺乏效力；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已代付了房款；被告与其他旅行社的协议书的效力有问题，并对没有提供其他人名字的情况下，被告能否买飞机票提出异议；否认曾接到被告的答复传真。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应原告的申请，就本案争议的事实向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为：该公司4月30日CZ3112航班有198个座位，实际登机者为192人。原、被告双方对此调查结果均无异议。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认定的本案事实如下：

2004年“五一”期间，被告中佳旅行社组织了“三亚自由人旅行团”，旅行社为该旅行团提供的具体服务为：为游客提供往返机票和入住酒店，游客到达后自由活动。

4月21日，原告孟元为参加该旅行团，与中佳旅行社签订了《中佳国际合作旅行社三亚协议》。协议约定：旅行社为孟元及其余5人提供4月30日北京去海南三亚和5月4日返回北京的机票，并提供6人入住三亚椰林滩大酒店的3间花园房，每人为此支付的费用是3580元。协议还约定：旅行社提供的机票为团队折扣票，不得签转、退换、更改。协议签订后，原告当即交付了6人的全部费用共计21480元。4月22日，中佳旅行社向三亚椰林滩大酒店交付旅游团全部预订房费，共计43804元，其中原告及其余5人的预订房费为5460元，人均910元；并向赛特国际旅行社交付了往返包机票费用106680元，预订42位包机的往返机位，每位往返机票为2540元，其中为原告及其余5人预订的往返机票交款15240元。

4月24日，原告以北京市及外地出现“非典”疫情为由，口头提出退团，并要求中佳旅行社退还全款。中佳旅行社表示，可以代为转让机位和酒店，但不同意全部退款，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4月26日，原告到北京市旅游局反映情况，该局调解未果。4月28日，原告传真通知中佳旅行社退团，中佳旅行社以原告未正式办理退团手续为由，拒绝解除合同。4月30日，原告及其余5人未参团旅游，中佳旅行社预订的CZ3112航班空余6个座位；原告及其余5人亦未入住被告预订的椰林滩大酒店客房。关于中佳旅行社已预付的机票和住店费用，赛特旅行社表示，该机票费用属包机票款，按约定不能退款；椰林滩大酒店表示，“五一”黄金周期间的订房有专门约定，客人未入住亦不退款。本案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原告要求免责解除合同是否成立。(2)合同未履行的责任应如何确定。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认为：

一、原告要求免责解除合同是否成立。

原告孟元和被告中佳旅行社签订的“三亚自由人旅行团”旅游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同的内容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有效，双方都应遵守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在合同签订后，孟元交付了6人的全部旅游费用，中佳旅行社为孟元预订了6人机票和酒店客房，并支付了费用。至此，双方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在中佳旅行社履行了自己义务后，孟元以出现“非典”疫情为由，要求与中佳旅行社解除合同并全部退款，其免责解除合同请求权的行使，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规定。当时我国虽然出现了“非典”病例，但疫情范围很小，不构成对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形成危害，即原告不能以当时“非典”疫情的出现作为免责解除合同的依据。且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不可抗力因素亦不是当事人不承担解除合同责任的必然条件，故原告以此为由，单方面要求解除合同并由对方承担全部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中佳旅行社表示可以解除合同，但要求原告自己承担因解除合同造成的经济损失，理由正当。本案中，根据双方协议的内容，中佳旅行社的义务是负责为原告代购机票和代订酒店，确具有委托的性质。中佳旅行社根据原告的要求，为其代购机票和代订酒店后，有权利按协议收取必要的费用。原告称与旅行社签订的旅游合同具有委托合同的性质，委托人可随时解除合同，中佳旅行社作为被委托人应无条件退款，没有法律依据。原告在距旅游出发日期50小时以传真形式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但因未办理退团手续，应视为合同继续有效。

二、合同未履行的责任应如何确定。

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原告虽提出解除合同，但同时附加了全部退款的条件，原告与被告中佳旅行社并未就如何解除合同达成一致意见，应认定原告单方违约。原告称已通知中佳旅行社中止合同，但原告提出中止合同时，中佳旅行社的代购机票和代订酒店行为已经发生，其法律后果应由原告承担。原告称双方签订的协议是中佳旅行社提供的格式合同，中佳旅行社在签订合同时没有告知其机票和房款不能退还，双方的协议显失公平，故合同无效，并由中佳旅行社承担一切责任。经查，双方协议中已载明“机票为；团队折扣票，不得签转、退换、更改”，这说明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已就有关事宜作出了约定，该约定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格式合同禁止条件，原告根据协议享受的权利与中佳旅行社提供的服务相当，主张其显失公平没有法律依据。由于原告未向中佳旅行社提供登机人名单，亦没有委托其转让机票，造成中佳旅行社既无法拿到其他5人已支付票款的机票，又无法对机票予以转让，应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原告以未享受旅行社提供的服务为由，要求中佳旅行社按协议退还21480元，依法不予支持。

据此，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8月18日判决：

一、终止原、被告签订的《中佳国际合作旅行社三亚协议》。

二、驳回原告要求撤销《中佳国际合作旅行社三亚协议》、退还21480元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孟元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孟元的主要上诉理由是：与中佳旅行社签订的旅行协议，没有其他参加旅行人员的具体姓名等准确情况，应认定协议无效；中佳旅行社并没有实际受到经济损失。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上诉人关于“合同上没有其他五人的姓名等情况不能生效”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通常情况下，由一个人代表他人签订国内旅游服务合同是完全正常的。合同签订时，参加旅游一方明确人数即可，游客的具体姓名，可以在以后进一步明确，旅行社根据对方提供的人数即可以履行预定机票和酒店客房的义务。本案中，当事人已在合同上签字，并当场缴足了六人的全部费用，应认定合同已经生效。

上诉人关于“中佳旅行社的损失并没有实际存在”的主张，虽然中佳旅行

社向椰林大酒店、赛特国旅付款订房、订机票时，没有具体游客的姓名，但考虑到旅行社是根据商业惯例在保证其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履行预定机票和酒店客房义务的，中佳旅行社关于4月22日已为上诉人预订了机票和酒店客房的说明合乎常理，且有相应的证据，认定其主张成立，并无不当。

上诉人关于“4月24日就提出终止合同，但对方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导致损失的产生与扩大”的主张，旅行社在双方解除合同的具体后果上存在争议，对方又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没有向他人转让上诉人预定的机票和房间，并无不当。一方当事人提出解除合同时，有权要求对方当事人采取合理措施，尽可能减少因解除合同所造成的损失，但无权在未与对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即单方面强行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承担解除合同的全部损失。本案中，上诉人提出解除合同和要求退款是可以理解的，但中佳旅行社亦有权提出异议。在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时，仍应继续履行合同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违反合同约定的一方，应承担合同违约的责任。上诉人在双方未对是否解除合同达成一致意见时，拒绝对方减少损失的建议，坚持要求对方承担解除合同全部损失，并放弃履行合同，致使损害结果发生，故应承担全部责任。

综上，合同生效后，双方当事人按照合同的约定认真履行义务。一方提出解除合同的，应积极与对方协商，而不能强行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承担全部损失。上诉人未与对方协商一致即单方面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应自行负责。

据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11月20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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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等诉林东川等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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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等诉林东川等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中中法民一终字第16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

法定代表人：张真理，行长。

委托代理人：郑祝远、丁金石，均系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东川。

委托代理人：李建蓉，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彭书清，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吉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其。

委托代理人：张嘉慧。系中山市吉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其的女儿。

原审第三人：祁美江。

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中山市分行）因与被上诉人林东川、中山市吉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雅公司）、原审第三人祁美江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0）中一法三民一初字第3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12月30日，林东川与吉雅公司签订了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林东川向吉雅公司购买位于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1层63号商铺，建筑面积共18.6平方米，商铺单价为每平方米11331.6元，按套内建筑面积（15.5平方米）计算，商铺款合计175640元，买受人在签署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已付清，交楼期限为2007年1月30日前。合同第十五条关于产权登记的约定，出卖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9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如因出卖人的责任，买受人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的，买受人不退房，出卖人按已付房价款的1%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上述合同于2007年1月4日由中山市菊城公证处办理了公证。2007年1月5日，林东川向吉雅公司一次性支付购楼款175640元，吉雅公司向林东川出具了不动产销售发票。2007年1月5日，林东川与吉雅公司签订三乡中心区综合市场认购书约定，林东川认购吉雅公司开发的位于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63号商铺，认购楼价175640元；同日，林东川又与吉雅公司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约定林东川将所购上述商铺返租给吉雅公司使用，第一年月租金1190元，第二年月租金1451元，第三年月租金1823元，租赁期限从2007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0日止。林东川称吉雅公司向其交纳租金至2008年1月26日。林东川认为，林东川已依约向吉雅公司付清了购房款，但一直未为林东川办理房地产权属登记证书。诉讼中，就签订认购书及合同的先后时间问题，林东川述称应吉雅公司要求，先签订购房合同并缴付楼款，后到公证机关办理公证手续时再补签认购书及返租合同，故出现购房合同签订时间早于认购书时间。

2010年3月15日，林东川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林东川于2007年1月5日向吉雅公司认购了位于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63号商铺，并签订了认购书。2006年12月30日双方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9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如因出卖人的责任，买受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取得产权证书的，出卖人按已付房价款的1%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合同自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签订之日起生效。合同签订后，双方到中山市公证处办理了合同公证手续。根据合同约定，林东川已足额支付了购商铺款，且吉雅公司已将商铺交付给了林东川使用。但吉雅公司并没有为林东川办理相关产权证明书，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为维护林东川的合法权益，据此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

1、吉雅公司为林东川所购位于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1层63号商铺办理备案登记手续及权属证书；

2、吉雅公司向林东川支付违约金1756.4元；

3、吉雅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诉讼中，林东川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

1、备案登记人祁美江与吉雅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

2、备案登记人祁美江与建行中山市分行签订的个人住房借款合同无效；

3、吉雅公司继续履行与林东川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协助林东川办理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1层63号商铺的权属证书；

4、吉雅公司向林东川支付违约金1756.4元；

5、吉雅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另查明：中山市商品房销售合同登记备案证明表载明，涉案的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1层61／62／63号商铺买方姓名为祁美江，建筑面积为144.15平方米，购房总价为1946025元，签约日期为2006年4月3日，备案登记日期为2006年5月17日。

原审法院又查明：吉雅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其等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诈骗罪，张其于2008年3月14日被羁押，同年3月15日被监视居住，同年3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5日被逮捕。中山市人民检察院以中检刑诉（2009）97号起诉书指控吉雅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其等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诈骗罪于2009年7月30日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29日作出（2009）中中法刑二初字第47号刑事判决，张其、林华荣、梁华娣、梁伟坤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20日做出（2010）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67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上述案件进行了重新审理，并于2011年6月9日做出（2010）中中法刑二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张其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1年7月28日作出（2011）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7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已生效的（2010）中中法刑二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的认定，祁美江与吉雅公司之间对涉案的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1层61号／62号／63号商铺的买卖属虚假的商品房买卖，目的是为了办理虚假按揭，骗取银行的按揭（抵押）贷款。

原审法院再查明：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中中法刑二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书所附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明细表、虚假按揭物业明细表中，未涉及到本案林东川；虚假按揭物业明细表涉及涉讼的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1层63号商铺，借款人为祁美江，贷款银行为建行中山市分行。2006年6月17日，建行中山市分行与祁美江、吉雅公司签订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约定由祁美江向建行中山市分行贷款1167000元用于购买涉讼商铺。中山市公安局于2008年5月8日以山安经协押字（2008）02005号文书对涉讼商铺进行了查封。

原审法院又再查明：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已经于2007年5月23日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竣工验收合格。

诉讼过程中，原审法院就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商铺的返租情况询问张其，张其称买受人将商铺返租给吉雅公司后，商铺没有出租给其他人使用，基本上都是吉雅公司垫付租金给买受人。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于2012年11月5日派员到涉案的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1层63号商铺核查使用人员并张贴通知。经核查，该商铺现没有人使用，张贴的通知内容为告知该房业主或住户原审法院处理该房如认为可能涉及其利益，在通知张贴之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日起七日内向案件审理部门提出请求。期满后未有第三人向原审法院提出书面申请。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为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林东川与吉雅公司于2006年12月30日签订的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应认定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双方签订的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吉雅公司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9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吉雅公司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如因吉雅公司的责任，买受人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的，买受人不退房，出卖人按已付房价款的1%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2007年1月5日，林东川向吉雅公司一次性支付购楼款175640元，吉雅公司向林东川出具了不动产销售发票。根据上述合同的约定，吉雅公司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9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其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但吉雅公司却已另将涉案商铺登记备案在祁美江名下，又以祁美江的名义与建行中山市分行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并将涉案商铺抵押登记在建行中山市分行名下，吉雅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根据已生效的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中中法刑二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的认定，祁美江与吉雅公司之间对涉案商铺的买卖属虚假的商品房买卖，目的是为了办理虚假按揭，骗取银行的按揭（抵押）贷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祁美江与吉雅公司之间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基于上述同样理由，祁美江与建行中山市分行及吉雅公司签订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合同也应认定无效。在林东川与吉雅公司的上述合同具备继续履行条件的情况下，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继续履行各自义务，故林东川要求吉雅公司继续履行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协助其办理位于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1层63号商铺的权属转移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原审法院应予支持。至于林东川主张吉雅公司支付违约金的问题。林东川与吉雅公司于2006年12月30日签订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后，于2007年1月5日，双方又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约定林东川将所购上述商铺返租给吉雅公司使用。实际上，吉雅公司并没有将涉案商铺出租给其他人使用，租金基本上都是由吉雅公司垫付给林东川，此为变相售后包租方式。诉讼期间，原审法院派员到涉案商铺核查使用人员并张贴通知。经核查，涉案商铺没有人使用。《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包租的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林东川与吉雅公司的售后返租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且林东川虽然主张涉案商铺已经交付，但却一直未能提供涉案商铺的交接手续，故不能视为涉案商铺已交付给林东川。鉴于林东川与吉雅公司对涉案商铺至今尚未交付使用均存有过错，根据双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吉雅公司无需向林东川支付违约金。经查，涉案商铺所处的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已经建设单位组织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等相关单位竣工验收合格。鉴于双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交付期限早已届满，且林东川亦已支付完全部购房款，故吉雅公司应于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涉案商铺交付给林东川使用及协助林东川办理涉案商铺的相关权属转移登记手续。祁美江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其自动放弃举证、质证和抗辩的权利，并应承担相应的诉讼风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六十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祁美江与吉雅公司于2006年4月3日签订的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

二、确认祁美江与建行中山市分行及吉雅公司于2006年6月17日签订的个人住房借款合同无效；

三、吉雅公司于原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林东川办理位于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1层63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号商铺的房地产权属证书；

四、驳回林东川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48元（林东川已预交），由吉雅公司负担（吉雅公司于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

上诉人建行中山市分行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林东川于2006年12月30日与吉雅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涉案商铺，该房产已抵押给建行中山市分行，并在国土局不动产登记簿公示，根据物权法第106条，建行中山市分行已经善意取得抵押权，林东川在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存在重大过错。

（二）原审判决法律依据不充分。建行中山市分行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没有看到原审法院张贴的通知，早在2008年中山市政府“三乡吉雅专责组”已联合公安机关要求吉雅案件所有相关利害关系人，一切产权和实际控制权维持现状，不得私下争执，所以目前商铺的实际控制权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即使相关利害关系人没有申报，也不能导致任何法律后果。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作为判决的法律依据，但祁美江与吉雅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不属于认定无效的范畴，该法律适用是错误的。尽管吉雅公司与祁美江签订了虚假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都是有效合同。根据物权法第106条，银行已经善意取得抵押权。《北京市法院关于审理个人购房贷款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在按揭背景不真实情形下，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有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二）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故林东川应当主张债权而非物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令：

（一）撤销原审判决；

（二）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林东川、吉雅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林东川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驳回建行中山市分行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吉雅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祁美江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本院召集建行中山市分行、林东川共同到涉案的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1层63号商铺进行现场勘察。综合市场管理处口头答复称管理处登记的63号商铺套内面积为15.5平方米，管理处根据此面积收取管理费，商铺的业主只需对综合市场全部楼梯的面积进行平均分摊来作为公摊部分计入建筑面积，而商铺门前的空地属公共道路，并不作为公摊面积计入建筑面积。对此建行中山市分行称，确认管理处对商铺套内面积以及公摊面积意见的真实性，但商铺的实际面积仍应以国土部门测量为准，建行中山市分行还称在审批涉案商铺贷款时，商铺还没有完全建好，仅可以看到一片工地，并未区分楼层以及将商铺进行分割，张其事发后，建行中山市分行曾到现场核查，商铺面积大约是18平方米，吉雅公司向建行中山市分行称商铺门前的空地也属于公摊面积。林东川称，确认管理处对商铺套内面积以及公摊面积意见的真实性，管理处陈述的商铺状况正好与林东川购买涉案商铺的面积基本一致，即使三间商铺的面积也仅为54平方米左右，而建行中山市分行却依据张其提交的虚假资料办理了近150平方米的贷款审批手续，说明建行中山市分行发放贷款过程中并未现场核实商铺面积，并没有尽到谨慎审查义务，其存在过错。

本院认为：本案系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林东川与吉雅公司于2006年12月30日签订的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性规定，且经公证机关公证，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方义务。合同签订后，林东川付清了全部购房款，又于2007年1月5日与吉雅公司签订商铺租赁合同，由吉雅公司将涉案商铺以返租的形式交付给林东川使用，林东川亦确认收取了吉雅公司支付的租金。虽然吉雅公司售后返租的行为违反了《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但经查，涉案商铺所处的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已经建设单位组织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等相关单位竣工验收合格。鉴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已经届满，林东川亦付清全部购房款，故原审法院判决吉雅公司协助林东川办理涉案商铺的权属登记手续，处理适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因吉雅公司隐瞒其早于2006年4月3日与祁美江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2006年5月17日为祁美江办理了登记备案，以及2006年6月17日又与祁美江、建行中山市分行签订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的事实，吉雅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0）中中法刑二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认定，祁美江与吉雅公司买卖涉案商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属于虚假的商品房买卖，目的是为办理虚假按揭，骗取银行的按揭贷款。故祁美江与吉雅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吉雅公司、祁美江与建行中山市分行签订借款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的行为，均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对此均认定为无效，处理并无不妥，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另，经本院二审期间召集建行中山市分行、林东川到涉案商铺进行现场勘察，综合双方的意见可以认定，涉案商铺实际面积与林东川签订合同所载面积基本一致，61、61、63号商铺面积无论是按套内面积还是按建筑面积计算，三套商铺的实际面积合计不足60平方米，而建行中山市分行审批贷款过程中，对于以61、61、63号三间商铺作为抵押物，即办理出抵押商铺面积多达144.15平方米的贷款手续，该面积与商铺实际面积明显不符，建行中山市分行在办理抵押贷款过程中显然未尽到谨慎审查义务，存在过错。在林东川与吉雅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具备继续履行条件的情况下，吉雅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原审法院对林东川要求吉雅公司协助办理位于中山市三乡镇中心区综合市场10号楼1层63号商铺房地产权属证书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处理并无不妥，本院对此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3848元，由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孟 晋 审 判 员 曾 玲 代理审判员 朱 滔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易嘉璇

第五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诉施某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诉施某等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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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闸民二（商）初字第598号

民事判决书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原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闸北支行）。代表人戴某，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魏某，该支行员工。

委托代理人陈某，该支行员工。

被告施某。

被告曹某。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范瑶瑶，上海市白玉兰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谢志刚，上海市白玉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宝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与被告施某、被告曹某、被告上海宝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宝吉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9年7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9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魏某、陈某,被告施某、被告曹某共同委托代理人谢志刚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宝吉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4年4月21日，“被告施某”向原告申请汽车消费贷款人民币264,000元，被告宝吉公司也表示已与被告施某达成购车初步意向。2004年4月22日，原告与“被告施某”、被告宝吉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726的《汽车抵押借款合同》

一份，该合同约定：“被告施某”向原告借款264,000元并以所购车辆提供抵押担保；借款期限自2004年4月22日起至2007年4月21日止；被告宝吉公司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内，如被告施某购买的车辆领取牌照且办妥抵押登记的，自原告收执他项权利证书之日起，保证责任终止。签约当日，原告将264,000元汇入“被告施某”出具的划款委托书所指定的被告宝吉公司帐户，但未办妥车辆抵押登记手续。2004年4月29日，“被告曹某”出具承诺共同偿还贷款本息至贷款结清止的共同还款承诺书。涉案贷款到期，原告未获足额还贷，遂在2007年6月以（2007）闸民二（商）初字第672号案向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起诉本案三被告，后原告撤诉。根据上案中的鉴定书，被告施某、被告曹某在涉案《汽车抵押借款合同》等材料上的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据此，现原告起诉，请求判令：

1、确认2004年4月22日合同编号为***726的《汽车抵押借款合同》无效；

2、被告宝吉公司返还原告264,000元；

3、被告宝吉公司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以264,000元为基数，从2004年4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

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宝吉公司负担。庭审后，原告自认已获还款178,683.68元，并将上述第2、3项诉请相应减少为：

2、被告宝吉公司返还原告85,316.32元；

3、被告宝吉公司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以85,316.32元为基数，从2004年4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

原告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1、企业名称变更预先核准通知书，旨在证明原告更名情况；

2、2004年4月22日合同编号为***726的《汽车抵押借款合同》，旨在证明该合同上被告施某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该合同无效；

3、2004年4月29日共同还款承诺书，旨在证明该承诺书上被告曹某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涉案合同无效；

4、2004年4月21日划款委托书，旨在证明该委托书上被告施某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涉案合同无效；

5、2004年4月22日借款凭证，旨在证明原告将264,000元汇入被告宝吉公司账户；

6、（2007）闸民二（商）初字第672号民事裁定书，旨在证明原告曾起诉，后又撤诉；

7、被告施某、被告曹某身份证复印件，旨在证明被告施某、被告曹某的身份情况。

本案审理中，本院为核实有关情况，调取了（2007）闸民二（商）初字第672号案中的民事起诉状、原告起诉时提供的材料、沪公刑技文鉴字（2007）第0534和第0589号鉴定书、民事撤诉申请书、民事裁定书以及法庭审理笔录。

被告施某、被告曹某共同辩称：第一，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材料上被告施某、被告曹某的签名均非本人所签，两人也未委托他人代签，且对此不予追认，现对本案原告诉讼请求不持异议；第二，被告施某、被告曹某从未向被告宝吉公司购车，且不知该公司如何获取两人的身份资料。

被告宝吉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和举证通知书以及开庭传票后未应诉。经审理查明，被告施某向原告申请汽车消费贷款264,000元的2004年4月21日汽车贷款申请表落款署名为被告施某，被告宝吉公司在此表中明确与被告施某达成购车初步意向并加盖公章。2004年4月21日向原告出具的委托将贷款264,000元划入被告宝吉公司帐户的划款委托书落款署名为被告施某，同日向原告出具的同意抵押证明落款署名为被告施某与被告曹某。2004年4月22日原告签订一份合同编号为***726的《汽车抵押借款合同》，该合同落款的借款人署名为被告施某，被告宝吉公司亦在该合同落款的保证人处盖章，该合同约定：被告施某向原告借款264,000元并以所购车辆提供抵押担保；借款期限自2004年4月22日起至2007年4月21日止；被告宝吉公司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合同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保证期内，如车辆领取牌照且办妥抵押登记的，自原告收执他项权利证书之日起，保证终止。2004年4月22日，原告将264,000元汇入被告宝吉公司帐户，相应借款凭证落款的借款人署名为被告施某。2004年4月29日向原告出具的承诺共同偿还贷款本息至贷款结清止的共同还款承诺书落款署名

为被告曹某。

另查明，本案审理中，原告自认，涉案贷款系授权被告宝吉公司办理，且未办理车辆抵押登记手续，原告已获还款共计178,683.68元。

再查明，原告曾以（2007）闸民二（商）初字第672号案起诉本案三被告，后又撤诉。在该案审理中，本院委托上海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对涉案《汽车抵押借款合同》等六份材料进行笔迹鉴定，鉴定结论为：①2004年4月22日《汽车抵押借款合同》第8页上书写的“施某”签名字迹、第9页上借款人落款中的“施某”签名字迹及其他书写字迹以及保证人落款中的书写字迹，2004年4月21日汽车消费贷款申请表上书写的字迹，2004年4月21日划款委托书、2004年4月22日借款凭证上书写的“施某”签名字迹、2004年4月21日同意抵押证明、2004年4月29日共同还款承诺书上除“曹某”签名字迹以外的其它书写字迹与提供比对的施某字迹样本不是同一人书写；②2004年4月21日同意抵押证明上书写的“曹某”签名字迹、2004年4月29日共同还款承诺书上除“曹某”签名字迹以外的其它书写字迹与提供比对的曹某字迹样本不是同一人书写；③2004年4月29日共同还款承诺书上承诺人签字、盖章处的“曹某”签名字迹与提供比对的曹某字迹样本不是同一人书写。

以上事实，有原告企业名称变更预先核准通知书、汽车消费贷款申请表、同意抵押证明、《汽车抵押借款合同》、共同还款承诺书、划款委托书、借款凭证、民事裁定书、鉴定书、谈话笔录以及庭审笔录等为证。

本院认为，根据鉴定结论，涉案汽车消费贷款申请表、《汽车抵押借款合同》、共同还款承诺书、同意抵押证明、划款委托书、借款凭证上被告施某、被告曹某的签名均非本人所签，两人也未委托他人代签，且对此不予追认，所以，涉案《汽车抵押借款合同》无效。鉴于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而本案原告系将264,000元汇入被

告宝吉公司帐户，故被告宝吉公司理应将此款返还原告。现原告未获足额还款，被告宝吉公司应返还原告余款85,316.32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2004年4月22日合同编号为***726的《汽车抵押借款合同》无效；

二、被告上海宝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85,316.32元；

三、被告上海宝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利息损失（以85,316.32元为基数，从2004年4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997.8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宝吉公司负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倪德生

审判员顾静

代理审判员李霞

书记员钱佳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