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

第一篇：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

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

陈思丹

09经济（医药贸易与管理方向）1***069

摘要：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问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范式。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本文旨在从经济学意义上剖析个体理性对集体理性的背离，分析其矛盾的产生，探讨其矛盾的解决。实现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其根本途径在于设计有效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个体理性；集体理性；公共品；博弈；制度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

1.1 个体理性

为了能够生存，人必需对自己的生存进行谋划、算计和寻找给予本体安全感与价值的源泉。这就是个体理性的基本行为目标。通常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效用、安全、自由。经济学主要研究效用问题。个人的生存过程就是一种不断追求效用满足感的过程，因此总会在特定的制度约束下，将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行动目标，如此行为即所谓的个体理性。［1］为了更接近真实世界的情况，当代经济学家更多关注的是不完美个人理性。［2］

1.2 集体理性

集体理性是一个以群体利益为出发点的追求效用的行为，它追求的目标是高效率、内部稳定和成员间的公平。通过生产和配置努力提高人们活动的效率，即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得尽可能多的效用，是集体理性的基本行为。集体的稳定是集体存在的关键，协调好集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保证集体稳定的核心条件。对于一个集体而言，效率和公平缺一不可，追求效率最大化和成员间的公平理所当然成为集体理性的表现形式。

1.3 二者矛盾的根源

现实中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总是存在着矛盾：个体理性必须以集体理性为基础，但集体理性的获得或保障却可能是以个体的非理性为代价，集体理性必须以个体理性为前提，但个体的理性行为却未必能保证集体的理性状态。由于个人所掌握的信息不完全，个体理性总是有限的，从而导致决策时往往忽视一些长远的，公共的利益。著名的“囚徒困境”、“公用悲剧”、逆向选择理论、不可能定理等都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背离的重要佐证。其实，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的基本根源在于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集体利益和集体理性不过是个体利益对立与冲突的建制化，组织化的表达。［1］个体利益的冲突来源于资源的稀缺, 稀缺的问题不能彻底解决, 利益的冲突也就不能消除。在现代社会中,利益冲突比较文明的体现是市场竞争。竞争本身也存在合作性竞争和非合作性竞争两种。合作性竞争可能导向集体理性,非合作性的竞争则必然导向集体的非理性。［3］公共品提供的困境的解释分析

假设整个市场中仅有张三和李四可以提供这种公共物品。张三和李四都是经济人，即希望以最小的付出得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之间是策略性依赖关系。现以张三的角度来分

析一下这个困境问题。如果情报显示李四会提供这种公共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张三也提供的话，得到的利益是4个单位；不提供，得到的利益将会是9个单位，所以，张三选择不提供。反之，若情报显示李四不准备提供这种公共物品，则张三提供的话，给予了李四搭便车的机会，张三将损失1单位的利益；不提供，则不得利，也不损失。显然，两种情况下张三都会选择不提供。

如果两方的决定是同时做出的，或是没有办法得到对方的情报，只能靠揣测来做出决定的话，将出现下面的情况。同样是站在张三的角度，在假设李四提供与不提供的概率都是1/2,若张三做出的决定是不管李四提不提供，都将提供，则张三的得利是4×1/2+(-1)×1/2=3×1/2=1.5。若张三做出的决定是不管李四提不提供，都不提供，则张三的得利是9×1/2=4.5。根据上面两种情况，显然不管李四最终提不提供，张三的最优策略都是不提供。上述只是第一轮博弈的情况，在第二轮博弈中，双方都更加倾向于不提供，则提供的概率会小于1/2，而不提供的概率大于1/2，则提供的得利越来越小，而不提供的得利越来越大。

综上所述，双方不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是任何情况下的最优策略。所有博弈方的最优策略组合是（0,0），达到了纳什均衡，没有任何博弈方愿意偏离这种状态。此时公共物品的供给是不足的，私人部门的理性选择最终使得其整体福利受损。

可以看出，还有一种组合（4,4），与（0,0）相比，使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了8个单位。从（0,0）到（4,4）的改进，是博弈双方及社会公众所期望的，在这种过程中，只有人受益，而没有人受损，我们称之为“帕累托改进”。这种改进只有在双方都自愿提供公共物品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但要做出“提供”的决定，实际上是很艰难的，要承受很大的风险。所以，在没有足够的信任下，对大家都有利的（4,4）组合是很难形成的，即便形成了也是很难维系的。因为一旦有人违约，这种脆弱的关系便难以为继了。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个体，张三和李四是理性的，但作为集体，它们又是非理性的。这就是囚徒困境下，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悖论。如果大家都只从自己得益多少出发考虑问题，大家都只是打自己的小算盘，结果是谁都不作为，结果锁定在“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局面，无法实现合作双赢的结果。［4］集体非理性行为中的理性行为个体，我们称之为“理性的傻瓜”。如何实现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

3.1非合作性博弈问题的解决就是寻求合作之路

博弈可以划分为合作性博弈和非合作性博弈。他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人们的行为相互作用时，当事人能否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就是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理性，是效率、公正、公平；非合作博弈强调的是个体理性，其结果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无效率的。“囚徒困境”是非合作博弈的一个典型模型，“公地悲剧”同样也是个体理性导致的结果。

一块公共的牧地本来可放50只羊，超过了这个放牧量就会导致这块公共牧地严重退化，最后的结果将导致这个牧场最后放不了羊。假设这块公地有10户人家，每户人的放羊是5头，但是每户选择的最优策略是放尽可能多的羊，因为他可以获取通过饲养牲畜所产生的直接受益，但是仅承担一部分来自过度放牧的成本。［2］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将导致牧场严重退化，最终放不了羊。

非合作博弈有着一些基本假设，比如资源稀缺、经济人、共同知识和互相不信任等。资源的稀缺是人类生活的事实，自然界并不能主动满足我们的需要。经济人的理性行为仅仅考虑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由于资源是稀缺的，满足不了每个经济人的这种利益，结果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产生各种利益冲突，当个体之间没有达成共识，互相之间不信任时，必然导致非合作性博弈，这是个体理性导致的集体非理性，个体的最大自然偏好也满足不了。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非合作博弈所产生的集体理性缺失往往造成效率低下。与非合作博弈相反的是合作博弈，亦称正和博弈，是指博弈各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而其他方的利益有所增加，因而整个社会的利益有所增加。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和集体理性，是效率、公平和公正。［5］如何克服不信任显然是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的通路。关于非合作博弈的研究表面上是描述非合作的规律，更深的目标其实是寻找合作之路。事实表明，只有合作才有最佳的共同结果。［6］

3.2 制度的建立

制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一般是指在特定社会范围内统一的、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系列习惯、道德、法律、戒律、规章等的总和它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个部分构成。好的制度是一个共同体成员自由选择的一个均衡结果，它使得每个成员在理性地思考自己利益的同时，总是没有积极性愿意打破这一均衡。制度作为一种中介和途径，使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双向互动：我们要保证集体理性必须依靠制度；同时，我们要获得个体理性，也必须通过制度。制度一方面塑形和保证集体理性，另一方面也生成和扩展个体理性，使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达到一种前进式、积极的统一。［5］

3.3 制度建立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3.3.1 组织的构建

制度与那些受益于制度的人在一起被称为组织，它可以是社团、协会、地区、国家等。它是个体为了自我利益最大化共同同意成立或者参与，它的意志是组织中个体利益的集中表达，同时也对个体起着约束和规范的作用。由于一致同意，组织的行为在个体之间具有权威性，组织内的个体对组织的行为都会遵守和合作。组织的存在就是为了增进集团中成员的共同利益,组织的高效率意味着提供和享受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5］Miller将管理者有技巧的、有责任心的领导能力看作是实现合作的重要因素。［2］

3.3.2 从有限到无限

囚徒困境的经典解法是将一次或有限次重复博弈演化为无限次重复博弈。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下，两博弈方采取触发战略：在第一阶段选择提供，在第t阶段，如果前t—l阶段的结果都是(提供，提供)，则继续采用提供策略，否则采取不提供策略，也就是说，双方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总是先试着合作，第一次无条件选择提供，如果对方也是合作态度，则坚持选择合作的提供，一旦发现对方不合作，也用不合作来报复，以后永远选择不提供。以这种方式迫使对方一开始就选择提供，达到双赢局面。对于私人部门而言，尽管它不可能无限期存在，但它的决策取决于它对未来的预期。处于正常状态的私人部门会预期下一期自己仍然存在，面临同样的决策，做出同样的预期，这就使得私人部门可能进入无限次重复博弈。关键的问题在于贴现率，如果贴现率不足够高的话，参与人就会选择注重当期利益的策略，使得公共品的供给再次陷入囚徒困境，如果每个参与人有足够的耐心，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所得都是微不足道的，参与人有积极性与对方合作，并惩罚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7］

3.3.3 相互信任

信任,在社会科学中，信任被认为是一种依赖关系。值得信任的个人或团体意味着他们寻求实践政策，道德守则，法律和其先前的承诺。卢曼给信任定义为：“信任是为了简化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 信任能够促进公共品困境中的合作的结论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在个人的得益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行动，而且还取决于他人的行动的相互依存的情形中，个体理性的行动的选择取决于他人的行动，并最终取决于他人的偏好。具体而言，囚徒困境中的囚徒应理性地做的事取决于他与另一囚徒的信任关系。如果囚徒有理由信任对方，追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对他们来说就是理性的。［8］如何做到信任呢？⑴运用抵押做出可置信承诺；⑵建立品牌效应；⑶主动提供信息⑷采取针锋相对策略

3.3.4 有效的沟通

沟通能够传递信息，能够有效沟通的群体其合作也更多。其原因主要是有效的沟通：(1)有助于人们交换对他们所面临的困境的博弈结构的理解，说明相互合作是对大家有利的，而相互背叛是对大家不利的，以协调他们对相互合作均衡的预期。(2)使人们有机会对他们的合作行为作出承诺，减少对方对背叛的恐惧，诱出对方的承诺，减少对对方背叛的恐惧。(3)有助于人们说明他们在过去为什么会那样决策和他们如何从错误中学习。(4)提供了道德劝说的机会，如诉诸什么是要做的“正确的”或“恰当的”事情。(5)可能创造或强化群体的身份意识。［8］

3.3.5 群体规模

根据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集体理性的实现有两个条件：一是组成集体的个体不宜过多，二是具有促使个体谋取集体利益的激励机制。［9］大量研究发现，合作率随群体规模的增大而降低。其可能的原因很多：(1)群体规模的增大分散了背叛导致的伤害，同时，也使通过策略性行为塑造他人的行为变得更加困难，而匿名地背叛却变得更容易。(2)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也可随群体规模的增大上升。因为，沟通和协调各群体成员的行动会变得更加困难。(3)个人行动的效能和可见性会随群体成员的增多而被稀释，同时，监督和制裁他人的行为会变得更有挑战性。［10］

3.3.6 奖惩制度

公共品困境中的背叛者之所以背叛常常是出于对合作所进行的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因此，如果公共品困境中的博弈者有能力惩罚背叛者，使其成本大于收益，则合作更加可能。而对于守信者，可以给予适当的物质补贴及精神奖励，肯定、提倡、诱导合作行为。

3.3.7 适当的技术防范

对于上述“公地悲剧”问题，可以适当设置监督机构，以监督个体的行为是否符合既定准则。对于“公地悲剧”产生的污染问题，一个激进的方式就是禁止使用某些特别的化学物质。或者，通过规定既有的或潜在的污染者必须采取适当的技术防范设施，限制对空气的污染。［2］适当征收“环境税”和允许“排污权交易”，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激励”人们减少环境污染的作用。

3.3.8 公平

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及最后利益的分配要让每一个参与者认同并且感知到是公平的。人们对公共品的贡献倾向与他们感知到的公平程度成正比。因为，根据GEF模型，公共品困境中的人们在决策时同时受到贪婪、效率和公平三个动机的约束。贪婪动机表现为尽可能少地贡献于公共品，效率动机表现为贡献在数量上与创造和维护公共品所需资源相等的资源，公平动机表现为在感受到公共品的分配是公平的时候较之在感受到公共品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时候，人们愿意更多地贡献于公共品。由于贪婪受到感知到的公平的约束，即使博弈者不贡献会更好，他们也会倾向于贡献，而且公平的考虑会使他们的贡献倾向明显地受到他人将贡献多少的预期的影响。如果博弈者预期他人将不贡献，他们可能认为只有他们贡献是不公平的，因而也不贡献。当然，博弈者也可能认为在他人贡献时他们不贡献是不公平的，而贡献于公共品。重要的是，公共品的分配原则对人们感知到的公平有明显的影响。［10］

3.3.9 信誉机制

有关信誉机制的研究表明，信誉机制要想自我实现，必须同时满足三个基本条件：(1)当事人有追求长远利益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讲信誉就是当事人牺牲眼前利益追求长远利益)。(2)信息传播渠道通畅，人们能够方便地查询到交易对方的信用状况。(3)人们有积极性去惩罚失信一方。例如在一个小村庄，张三向李四借了10块钱，他们之间无需书面的合同或借据，甚至没有说清还款的日期。但李四并不担心张三会赖帐，因为，如果张三真的不还钱的话，李四就会把此事张扬给全村，张三就不可能再借到钱了。为了能继续借到钱，张三

一定会信守承诺按时还钱。在这个信誉机制中，可以清楚的体现出上述三个基本条件。［11］

3.3.10 面对差异化：走向“智猪博弈”

对于有差异的个体，“智猪博弈”的均衡是其解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选择。“智猪博弈”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合作博弈。尽管小猪仍旧是依据个体利益最大化做出行为决策，但大猪在依据小猪的行为做出决策以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增进了这个集体的福利，所以，二者实现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统一的均衡。［1］值得注意的两点：

（1）“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均具相对意义，即“个体理性”中的“个体”不仅指自然人，也指大集团中的小团体，而“集体理性”中的“集体”在相对于更大的集团时，则转化为个人。从帕累托改进的意义上说，当集体成员的数量严格小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数量时，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对整个社会来说就是一件“好事”，尽管它对该集体的成员而言是一件坏事。在囚徒困境中，尽管二人都坦白使囚徒集体的福利减小，但是对整个社会而言这是有益的。同理，令商家痛苦的价格战却使广大消费者从中受益。［1］

（2）即使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同样无法避免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例如《麦琪的礼物》，吉姆和德拉出于无私爱心的利他主义行为，结果却使得双方的利益同时受损。自私的社会有“囚犯困境”，无私的社会也有“麦琪礼物困境”。［12］这是因为，纯粹的利他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利己的，当事人追求的是心理回报，这也是个体理性的表现。结语

本文认为个体理性就是个体人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而集体理性追求的基本价值是效率、稳定、公正公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从“公共品供给不足”和“公地悲剧”两个典型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矛盾，其根源在于再资源稀缺的背景下，个体没有约束的最大化自己的偏好，个体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互相不信任，结果导致行为决策的不合作。这就需要在组织的框架下个体之间形成一套有效率的公正公平的制度，完成从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的通路。

参考文献：

［1］刁文淇、曹丽娟《从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科学与管理》2008年.第4期

［2］R.Richter&E.G.Furubotn《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P4.《上海人民出版社》.［3］王苏珂《个体理性引发的集体非理性——解读经济危机》.《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年6 月第11 卷增刊

［4］王则柯.《博弈论平话》.《中信出版社》.2011.P26

［5］梁伟.《博弈论视角下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的进路》.《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卷第10期.2009年10月

［6］欧国立.《合作博弈、集体理性与城市交通效率》.《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9卷第1期.2009年1月

［7］宋维佳.《走出困境：公共品供给的博弈分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4期.2003.［8］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9］魏 姝《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对管理核心问题的分析》.《南京社会科学》..1999.17 ［10］孙鳌、陈雪梅《公共品困境：类型、因素及对策》.《江淮论坛》2009．4 ［11］杜晓堂.《一个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悖论》.《中国大学生就业》.2003(4)［12］刘正山.《囚徒困境与理性悖论》.《国际金融报》.2002年09月06日第十八版

第二篇：理性爱国

理性爱国

自古以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就和台湾一样，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在16世纪就已经发现了钓鱼岛，并记载在了海图中，到1895年止一直处于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台湾、澎湖列岛以及钓鱼岛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二战后在波兹坦公告中被收回，并由美国管辖至1937年，然后又由美国秘密移交给了日本政府。

一切的史实、一切的证据都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这是不争的事实。日本却仍坚持自称拥有钓鱼岛，并自导自演了“购岛”和钓鱼岛“国有化”等闹剧，严重伤害到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感情，让所有人都觉得心寒，一个小偷，一个强盗，竟然可以如此义正言辞！一个主权国家竟然可以如此赤裸裸地侵犯另一个主权国家神圣的领土！那些被他们整天挂在嘴边的道义，那些他们一次次搬上台面的国际法，这时候却全都被抛诸脑后！

中国政府一次次的隐忍，这并不是懦弱的，而是一种顾全大局的气魄。为了地区和平，为了中国亿万人民好不容易得来的祥和安定的生活，可换来的又是什么呢？换来的是，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企图抹杀历史；换来的是，日本右翼分子蠢蠢欲动，一次次参拜靖国神社；换来的是，东京都一次次的“购岛”闹剧；换来的是，日本政府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中国人民，那些深知战争灾难的人们，怒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日本的不满。一场反日浪潮席卷中国。

中国多地发生示威游行，国人呐喊，示威，他们发泄着心中的怒火！钓鱼岛问题再一次勾起了他们对那段屈辱历史的记忆，国土被日军的铁蹄践踏，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那个黑色的年代，只有每个中国人才懂。爱国热情在名族屈辱之中爆发，中国人民的赤子之心在此刻熊熊燃烧！香港的保钓人士，费尽千辛万苦成功登上了钓鱼岛，将五星红旗插上了钓鱼岛的土地，历经多少年钓鱼岛上才有了这抹鲜血般的红？中华儿女的心随之鼓舞，国内的抗议游行一波接着一波，遥相呼应。中华儿女强烈希望钓鱼岛回到祖国怀抱的心声响彻大地！

可是，这其中却也掺杂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部分地区在游行示威中出现了打砸现象，有些激进分子冲进日资企业，挥出了手中的棍子。更有甚者，打着“抵制日货”的旗号破坏同胞的日产车辆和私有财产。这不是爱国，这是害国。一个连私有财产都不懂得保护的国家，还有什么民族尊严可言？没有了民族尊严，还能称得上是一个国家吗？

“爱国”这个词是神圣的，如果以“爱国”的姿态做一些伤害同胞、令人不齿的事，这对“爱国”这个词来说是种侮辱。钓鱼岛是我们中国的，我们得爱；国人同样是我们中国的，我们也得爱！

我们愤怒，但不失去理智；我们呐喊，但不传播谣言；我们热血，但不盲从暴力！我们要时刻铭记在心：理性爱国！

第三篇：理性爱国

理性爱国

—弘扬国威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价值，是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的集中体现，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内容和思想基础，是民族前进的动力。在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我们克服了数不尽的困难，传承着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并且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钓鱼岛事件的爆发使中日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在外交上、政策上都采取了响应的措施来压制对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日本企图想要收回钓鱼岛，并且在此举失败后想要国有收购钓鱼岛的举动，引起了中国的政府的强烈不满，以及中国人民的共愤。各大高校学生首先举行了反日游行，规模之大颇为壮观。许多民众也自发组织爱国游行，纷纷抗议钓鱼岛事件！自此一系列的爱国活动接连不断，抵制日货，砸毁日产汽车，被破窗的日资企业，可谓遍地狼藉„„人们表达爱国热情一点都没有错，但以这种充满暴力的方式来表达，总让人觉得不是滋味。游行示威固然解气，但那些被砸的日产汽车是中国公民的私人财产，被砸的日资企业不为中国纳税？这样的爱国激情也许能够寒冬日本企业在华市场一时，能撼动世界市场的铁律一时吗？这样的行为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可想而知。并且有不轨分子通过这个事件趁火打劫，引发了一系列惨案，使生活不安定，国家动荡。组线条的抗日手法，直接影响的反倒是本国公民的财产和社会秩序。

爱国不该盲目，理性的思想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正如执着的批评国人“劣根性”的鲁迅，他不是叛国者，正是清醒的爱国者，真正的民族脊梁。如今的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中国了，像那种暴力的爱国热情我们已经不再需要。面对外界的误解与挑衅，我们应该先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以一种理性的、智慧的、非暴力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爱国热情，不让自己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同世界的交往中发展自己，消除误会，尽显我们大国的国民风范。多一些理性，少一些偏激，在正确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力量的推动下，我们的祖国会越来越强大！

英国伟人罗素说过：“三种及其单纯然而非常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悲悯。”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继承人，都需要努力学习！只有把自己真才实学同报效祖国的指向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为国家和民族做出应有的贡献。振兴中华，从我做起，让我们每一个尽自己的职责，投身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亲爱的祖国书写靓丽篇章！

第四篇：爱国理性

经济全球化时代，爱国热情如何表达？中国走向世界之后，爱国主义如何更有力？激情与理性怎样结合，才能对国家更有利？

爱国是一个最常被提到的话题，究竟什么是爱国？站在什么立场上爱国？用嘴还是用心来爱国？谈爱国，首先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个起码的了解，才敢开口去说爱国，正视中国当前的缺点与不足，不要把潜力当作能力去宣扬，强调你能为国家做点什么并不十分重要，关键是你不能去给国家抹黑，爱国不要爱到狭隘，认为不符合中国利益的都要去反对，坏的痛骂，好的也去善意的抵制，这是一种狭隘。

以“3·14”事件为起点，中国，成为一些人攻击和谩骂的对象，成为政治歧视、文化偏见和个人野心的牺牲品。而伴随着真相的公开、事态的发展，全球华人和亿万中国人的抗议浪潮，狂飙般兴起。

让这场**策划者完全想不到的是，这件事激发了中国人民心中巨大的爱国热情。而爱国主义的话题，也从未如今天这样深入人心，从未像今天这样引出如此多的思考。

“爱国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性。”许多人表达了这样的心声。在国家利益受威胁、民族尊严受挑衅时，每一个中国人都想表达自己的义愤之情。同时，我们也要考虑，这种道义的表达，如何变为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

爱国主义是对祖国最纯洁、最高尚、最神圣的感情。爱国是一种尊严，更是一种信念。爱国主义是我们的民魂，也是我们的国魂。面对一些涉及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的问题，用一定形式作出理性的表达是爱国热情的具体体现。对此，我们要有全局认识，要看到什么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中国的强大，才是对反华势力最有力的回击。”我们可以表达义愤，但不能乱了方寸，“要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要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搞好经济建设、办好北京奥运会的自觉行动。

爱国既要有激情地表达，更要能够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爱国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性；在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遭受严重伤害之际，我们理应表达自己的义愤。但是，采取一些有违法制的过激行动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表达义愤的时候，难免有一些过激的言词，但义愤的宣泄不应超越法律，非理性的无序举动不仅无助于爱国，反而会授人以柄，给人增加口实，甚至伤害一些真心与中国友好的朋友。

因此,爱国不是只宣泄一下愤怒的情感能解决得了的问题，还需要我们促进更广泛的交流，更多地展示理性的力量。世界人民更多地认识中国的变化,使中国人更值得尊重, 因此，激情加理性才是我们表达爱国热情的正确态度。

今天的中国已经迈入法治轨道，依法治国更是人民的共同选择和根本利益所在。爱国就是要让祖国前进的步伐更稳健。时代正在考验中国的发展信心，也在考验国人的情感理智。捍卫法律尊严，维护社会秩序，是每个公民的基本责任。爱国热情，作为一种神圣的道德情感，更需依法理性表达。理性的爱国观一定是建立在守法的基础上，行使自身合法权利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合法权利。

第五篇：理性爱国

由钓鱼岛事件浅谈大学生理性爱国

——学习团刊有感

今年9月7日发生的钓鱼岛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引发了海内外人民的激烈讨论，甚至在有些地区还出现了反日游行示威事件。在仔细阅读了团刊的“风云变幻钓鱼岛”专栏之后，我对此次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时对爱国行为方式有了更理智的看法。

爱国热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命的保障，试想一个国家被他国蹂躏，丧失尊严，甚至丧失主权，而这个国家的民众还无动于衷，这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爱国热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需要爱国。

诚然，表达爱国的热情是自然的，国人的爱国精神也是值得表扬的，但是为了表达爱国情怀，参与未经批准的游行示威是不可取的。盲目的游行示威不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演变为打砸抢事件，使得我国社会不稳定，国际形象受损，让亲者痛仇者快。我们大学生有谁不爱国呢？我们有爱国的热情，有民族的自豪感，有爱国的自强心。我们有知识、有文化，但在爱国方面，更应该有理智、理性，从而使我们的爱国更有深度。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里，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所接收的信息主要是来自互联网，而在互联网上发布消息的组织或个人并非十分

权威，我们对事情的真实情况了解的还太少，一旦有人在网上发布一些游行活动之类的建议，我们就有可能盲从。加之我们本身对历史和现状也缺乏全面的认识，我们的一腔单纯的爱国热血，也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蒙骗，进而成为了他们利用的工具，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爱国热情不是太可悲了么？事实上，这正是考验我们的分析力和判断力的时候。盲目地集会游行、抵制日货并不是爱国热情的理智表达方式。

那么，究竟何谓理性爱国呢？热情与理性并不矛盾。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在道德的范畴内，以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为着眼点，合法有序地表达，就是理性。作为个人，我们有表达爱国热情的权利；作为公民、作为大学生，我们更应该以大局为重、理性爱国。只有以国家利益作为根本，我们的爱国之心，才能起到实实在在的作用。

古老的中国曾经历经了多少坎坷，直到上个世纪中叶，我们才从长久处于国家分裂与抵抗外国的艰苦磨难中迎来了新生。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在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之后，中国将以一个充满活力的崭新形象，呈现给世界。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已经不是往日意义上的那个中国。爱国主义的情愫永恒不变，但在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爱国主义又有不同表现形式。在和平发展年代，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利益相互交织、得失与共，爱国主义则更多地要求通过对话、谈判、沟通加以表达。理性爱国，应该防止滑向狭隘民族主义，防止偏离法制轨道的过

激行为。要将尊严化作理智文明的爱国诉求，将激情化作清醒务实的爱国行动。

作为大学生，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国家会处理好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矛盾，而我们学生所要做的就是坚决支持国家的决定，帮助广大群众理解国家的一些举动，避免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我们爱国，可我们要的不是冲动，而是要踏踏实实地学习，为将来建设祖国做准备。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团结、理性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