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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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论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论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

展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专业:技术经济及管理

学号: 1021202043

41姓名:崔启东

论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摘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力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而论证了现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

正文: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这一观点,于1988年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现代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起着越来越突出的重要作用。那么,现代科学技术为什么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呢?

一、现代科学技术能引起生产力要素的深刻变革

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基本要素中具有重要作用。作为生产力基本要素的劳动

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相互关系,都受着科学技术的影响和制约。现代的高新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必然会引起生产力各要素发生深刻变革,从而极大地提高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

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起主导作用的要素,劳动者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劳动者从事的生产活动有体力和脑力的支出,有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发挥,不能只靠有限的体力消耗,主要的是靠智力、脑力劳动,靠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水平。实践证明,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技术水平越高,他们的劳动能力就越强,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其新成果在生产中的普遍应用,使生产过程的机械

化、自动化程度有了空前的提高,进而引起了劳动性质、劳动内容等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现代化的生产中,脑力劳动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其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而体力劳动所占的比重则逐渐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就迫切要求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先进技术,用新的劳动方式代替不适应现代化生产的传统方式,尽快实现劳动者身的“现代化”,极大地提高劳动者的创造能力,充分发挥其内在潜力和劳动效能,而形成一种新的、更高的生产力。

科学技术对劳动资料尤其是生产工具的影响也很大。生产工具的先进与否,生产工具能否改进与革新,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生产工具越先进,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就越高。因此,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和创造新的生产工具,成为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而在实践中要做到这点是绝对离不开科学技术的。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就可以创造出许多在结构、性能上具有新质的生产工具,从而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质的飞跃。

综上分析可见,生产力的三个要素都是受科学技术所制约和决定的,科学技术对生产力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高科技的应用及其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社会经济必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

二、现代科学技术是建立新产业的重要技术基础

发展社会经济、提高生产力必须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性质决定产业结构的性质,而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性质对生产力系统的总体性质又起着决定作用。从历史上看,一种新产业的建立和传统产业的改造都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分不开。每次用新的科学技术建立新产业和改造旧产业的结果,都出现了

生产力的更大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的重大成果,就是促进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传统产业得到更新和技术改造,由当代尖端技术装备起来的新产业纷纷出现。新产业是以最先进的科技为基础的,是最新科技成果的产物,因此,它往往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在不同的产业中,每一项技术都不是单一的,是由多种不同新技术组成的统一体。电子计算机、控制论、自动化等高新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使得新产业的自动化水平极大地提高,在新产业部门内部机械化工艺的比重不断下降,自动化工艺技术的比重则大大上升;劳动者的直接劳动逐渐减少,机器人的劳动不断增多。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应用,使生产完全实现了自动化,这既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机器体系的生产能力,也解放了人的大部分体力劳动和部分脑力劳动。

由现代高新技术所装备、自动化程度很高的新兴产业所生产的产品在质量、性能和形态上都达到了当代的新水平,其生产高、精、尖产品的能力十分惊人,生产的高效率和高效益非常突出,这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趋势。可见,现代科技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创造物质财富中的巨大作用。

三、现代科学技术能实现经济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

现代高新技术之所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就在于它能改变落后的管理模式,实现经营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各个企业,各个部门要顺利实现生产的全过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从现代工业发展的集中化、专业化、联合化的趋势出发,按照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整个生产进行预测和计划、组织和指挥、监督和控制、挖潜和创新。只有通过这种管理才能把生产中各个要素结合与调动起来,从而形成巨大的现实生产力。过去由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的陈旧、落后、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的发展。特别是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生产的社会化和自动化的程度空前提高,新兴产业不断涌现,企业规模急剧扩大,经济部门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联系,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和协作关系更为密切,技术和产品更新的周期大大缩短,各国之间竞争十分激烈#市场情况变化多端,这些情况对经济管理状况提出了新的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可见,能否提高管理水平,成为能否高速发展生产力的关键所在。

提高经济的管理水平,就是要在总结过去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把现代科技的新成果应用于管理工作,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发展的管理方式,把经营管理转到最新科学技术的轨道上来,从而实现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和现代化。而要做到这点,主要是培养现代化的管理人才和解决现代化管理的科学理论、手段问题。在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管理人员不懂、不掌握现代化管理的科学理论和先进技术,总是习惯用传统落后的方式进行管理,只能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力。要使管理手段和方法发生一个质的飞跃,实现管理手段和方法的科学化、现代化,就要以现代先进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如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运筹学以及电子计算机等技术为基础建立一整套的管理手段和方法。特别是电子计算机进入管理领域以后,对实现管理手段和方法的科学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今天,电子计算机已普遍地应用于国家的经济管理中,许多国家已实现了管理工作的自动化、网络化。由此,奇迹般地增加了产品的数量、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并通过减少浪费、节约原材料和能源,创造了“新的生产力”。可见,只有把高科技成果应用于管理工作,实现管理人员的现代化、管理方法和手段的科学化、管理组织的高效化,才能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孙街、刘讯、韩志国世界新技术革命浅说[M]

[2]宋健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

[3]雷家骕, 程源.技术经济学科发展述评与展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4(8)

[4]傅家骥, 雷家骕, 程源.技术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5]陈立文, 陈敬武.技术经济学概论[M].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6]徐绪松.复杂科学·资本市场·项目评价[M].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7] 暑彦.技术经济学发展的特点与趋势[J].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9)

第二篇: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所处的不利地位

世界经济概论期中作业

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所处的不利地位

山东女子学院团委制 2015年 5 月25 日

目录

一、题 目

二、摘 要

三、关键词

四、本 论

五、结果和讨论

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所处的不利地位

【摘要】

虽然世界贸易组织在关于发展中国家享有的差别和优惠待遇方面作了新的规定和发展,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更主要的由于国际经济旧秩序的运行与影响,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当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论文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制定方面的片面性、实施方面的不完全性以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这既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也是影响未来时期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发展中国家要加强团结,积极进行内部经济改革,并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来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新一轮谈判,使世界贸易组织 有关协议中的优惠待遇条例真正得到有效履行和发挥作用。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世界贸易规则制定;国际经济环境

【本论】

一、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制定方面的片面性

虽然从形式上看,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协议和规则是由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 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通过磋商、投票等方式来制定和产生的,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量相差过于悬殊,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世界贸易组织制定出来的游戏规则更多地反映和符合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从而具有较为明显的片面性和不公平色彩。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制定方面的片面性首先表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理世贸组织事务代表团规模的差异上。目前,在日内瓦处理世界贸易组织事务的代表团的所有工作人员,连同在欧洲各国首都工作的代表共有540人,他们中代表 发展中国家的有346人,代表发达

国家的有169人,代表其他国家(绝大多数是经济转轨国家)的有21人。从绝对数量来看,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似乎占了上风,但是其相对规模却大大小于发达国家。代表团的平均规模从1982年的每个代表团2.9人增加到1987年和1997年的3.3人和4.1人,增幅超过40%。其中发达国家代表团规模从1982年的4.1人增加到1997年的6.8人,增幅超过50%;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团规模则相应从2.4人上升到3.5人,平均增加46%。可见,1982-1997年期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代表团规模上的差异明显地增大了,这就在一定程序上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内的谈判力度。因为按照一般的估算,仅关注世界贸易组织各个机构的专题并出席其会议就需要一个至少有4-5人的工作班子,而且近些年来这个平均数还正在增加。以此标准来衡量的话,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不能满足这项要求,因而无法更多地参与到世界贸易组织内的谈判事务中来。

其次表现在有关规则的实际制定程序和操作层次上。长期以来,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发达国家一直主导着贸易规则的制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和要求常常因谈判能力低下而被忽视。在有关规则的制定程序中,发展中国家最为不满的是世界贸易组织通行的“绿色会议室 ”小圈子商议制度。所谓“绿色会议室”,意指主要由发达国家和少数受邀请的发展中国家操纵和把持协议的制定,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则根本无法参与。在 1999年11月30日召开的西雅图会议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能够有更多的 时间,让它们履行“乌拉圭回合”开放市场和进行知识产权改革的相关协议,但是这一合理要求却遭到了美国等国家的断然拒绝。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还不顾介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企图将旨在削弱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能力,保护本国工人和产业利益的劳工标准问题纳入到新的一轮谈判议程中。美国总统克林顿表示,应将劳工及环保议题纳入全球贸易谈判中,若有国家不遵从规定则应受到制裁。日本、欧盟等国也主张立即在世界贸易组织内设立工作小组,以探讨童工、劳工工作条件以及加强工会权利等问题。到发展中国家的期望值。目前美国和加拿大所给予的配额增长率仅为欧盟给予增长率的一半。值得注意的是,执行《纺织品与服装协议》后,小供应国不仅实际增长很小,而且还低于多种纤维协议下的增长率。尽管进口国作了郑重的承诺,但是贸易自由化并没有取得进展,发展中出口国家从中获得的贸易利益十分有限,至于小供应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则所得更微。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还利用《纺织品与服装协议》赋予进口国的某些权利,如修改规则、反倾销。实施过渡保障措施等,对发展中国家扩大纺织服装产品的出口设置了障眼。如美国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本国的同类产业。在这些措施中,过渡保障措施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被频频使用,就在《纺织品与服装协议》正式生效后的几个月时间内,美国就采取了24次过渡保障措施,涉及贸 易额达10亿美元之

多。

此外,美国对原产地规则的修改也对部分出口国造成了不利影响。《纺织品与服装协议》生效之前,美国判断进口产品原产地的基本标准为是否在一国发生实质性改变,而1996年1月1日生效的新规则则发生了变化。按照这个规则,面料的原产地一律为织造地,而不论其在何地进行过染色、印花或其他后整理的加工环节,也就是说,新规则确认的原产地与最为主要的装配加工等环节无关。这显然是违背世界发展潮流的。因为一件产品在多国进行加工,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已是大势所趋,可见这项规定是极不利于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发展中国家。

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实施方面的不完全性

尽管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协议为发展中国家规定了一些差别的优惠待遇条例,但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强权地位,以及发展中国家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致使这些差别和优惠条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履行。比如,世界贸易组织中的 《农业协议》规定,对农业保护程度的减让承诺以1986-1988年的基期综合支持 总量为基础,要求自1995年开始,发达国家在6年内以每年相同比例逐步削减20 %的综合支持总量;发展中国家在10年内,以每年相同的比例逐步削减13%的综合支持总量;最不发达国家则无须作出减让承诺。所谓综合支持总量,是指有利于农业和农业生产者所有国内支持的总和,其数值为正表示农业得到正保护,正值越大,说明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程度越高;其数值为负表示农业得到负保护,负值越大,说明农业积累转出的程度越高。在提交综合支持总量通报的17个发达国家中,有13个国家的基期综合支持总量水平超过了农业GDP的20%,其中8个国家的该项数值达到了农业GDP的50%以上,仅有一个国家报告了基期综合支持总量为零。相反,在递交通报的71个发展中国家中有61个国家报告了零值综合支持总量,其余10个报告正值的国家中,有8个国家的综合支持总量低于其农业GDP的 20%。这表明,发达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程度相当高,而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则处于很低的水平,甚至表现为一种掠夺性的农业负保护政策。

另外,根据各成员给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的通报,对其中46个发展中国家和11 个发达国家的可免除减让承诺的国内支持措施进行比较后显示,发达国家实施的各种“绿箱措施”都比发展中国家更为普遍;而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农业支持措 施中,大多数只是符合“绿箱措施”中的“一般服务”类型,符合“对生产者提 供的直接补贴”类型相对要少得多。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符合“绿箱措施”的价值量低于农业GDP的5%,而发达国家符合“绿箱

措施”的价值量一般都大于农业GDP的5%。此外,发展中国家符合《农业协议》中“特殊和差别待遇”措 施的价值量大多数都不及各自农业GDP的1%,只有4个发展中国家在1%以上。

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还利用《纺织品与服装协议》赋予进口国的某些权利,如修改规则、反倾销。实施过渡保障措施等,对发展中国家扩大纺织服装产品的 出口设置了障眼。如美国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本国的同类产业。在这些 措施中,过渡保障措施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被频频使用,就在《纺织品与服 装协议》正式生效后的几个月时间内,美国就采取了24次过渡保障措施,涉及贸 易额达10亿美元之多。

此外,美国对原产地规则的修改也对部分出口国造成了不利影响。《纺织品 与服装协议》生效之前,美国判断进口产品原产地的基本标准为是否在一国发生实质性改变,而1996年1月1日生效的新规则则发生了变化。按照这个规则,面料的原产地一律为织造地,而不论其在何地进行过染色、印花或其他后整理的加工环节,也就是说,新规则确认的原产地与最为主要的装配加工等环节无关。这显然是违背世界发展潮流的。因为一件产品在多国进行加工,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已是大势所趋,可见这项规定是极不利于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发展中国家。

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不容乐观

首先,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根基尚未得到根本性的动摇和改变。如所周知,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主要内容是以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及以垄断资本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了种种努力,改变了国际经济旧秩序中表现出来的一些不平等色彩,但是就总体和基础而言,国际经济旧秩序的运行机制并未得到根本性的破坏,相反,它的某些方面还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加强。无论是从目前西方国家跨国公司的迅猛扩张,还是从国际交换中存在的制成品价格与初级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还是从20世纪90年代接连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我们都不难看到国际垄断资本的肆意横行和资本主义性质国际分工的畸形扩展。

其次,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的新议题谈判中处于被动和不利的地位。近些年来,在发达国家的倡议下,一些新的项目被列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议程当中。在1996年12月召开的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上,发达国家提出的新议题有投资、竞争政策和政府采购。1998年5月,日内瓦部长级会议又提出了一项更新的议程,即电子商务,并就此达成了临时协议。

在这些新议题的谈判中,发展中国家明显处于劣势。对此,印度驻关贸总协定的前大使和常驻代表巴格瑞斯·达斯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他指出,发达国家之所以将投资作为一项议题引入WTO,绝不是为了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事实上,它们通过对外国投资附加条件,来限制发展中国家政府处理问题的权限和灵活性,从而保证了外国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能够自由地行动。因此,这一目标的核心是为了更多地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权利,而不是推动外国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

最后,在日益明显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被进一步抛向边缘化的危险处境。从上述南北差距的现实中可以看到,当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在把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时候,发达国家已经步入了信息时代;当发展中国家将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机制作为主要任务的时候,世界已处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明显地缺乏与发达国家竞争的雄厚实力,难免要在这场全球化的悬殊较量中付出很高的代价。近年来西方国家企图利用所谓劳联、产联等组织的活动,来修改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则,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和工资水平,进而削弱其出口产品竞争能力,就是其中较为明显的一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战略意图具有深刻的经济和政治背景。除前所述经济方面的原因以外,西方发达国家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在发达国家看来,劳工标准体现着一国的人权状况,因此,把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相连,就不可避免地使贸易与政治纠缠在一起。近年来的许多现象表明,西方国家在劳工标准问题上正从低工资、低生活水准等经济方面不断向结社、集会、罢工等政治方面升级。这种劳工标准政治化的倾向,为西方国家向第三世界倾销其人权理念和价值标准提供了借口,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日益沦为霸权主义的工具,成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倾销”的重要渠道。

【结果与讨论 】

总之,在世界经济新旧格局交替时期,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仍将处 于被动和不利的地位。这就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要团结起来,继续为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改变自身所处的国际大环境,使世界经济早日纳入平等的轨道上来运行;二要讲究策略,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来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新一轮谈判,加强自身的谈判地位,使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协议中的优惠待遇条例真正得到有效履行和发挥作用;三要积极地进行内部经济改

革,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适时地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经济,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第三篇:论生产力发展中的社会心理因素

论生产力发展中的社会心理因素

成斌

内容提要: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生产力动力因素,社会心理的为我与为他研究把对生产力的宏观认识,推进到宏微动态的变化之中,使生产力的宏观发展与每个人的微观行为联系起来。绝对为我增加与相对为他增加协调作用是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心理动力。

关键词:生产力;社会心理;为我;为他;绝对为我增加;相对为他增加

生产力是社会的生产力,社会是人的社会,所有社会活动都伴随有社会心理,生产活动也不例外,从社会心理上探讨生产力问题对于发展生产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心理概述及主要分类

社会心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并互有影响的主体反应,社会心理存在于人与人相互作用的所有领域,包括思想、要求、愿望、习惯、感情、意志活动等等。因此,任何社会现象或社会过程的发生与发展都有社会心理方面的作用。在社会中,每个人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自己或他人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在社会活动中,主体使自己能生存发展的心理与行为就是“为我”,主体使对象能生存发展的心理与行为就是“为他”。[1]这种为我与为他动态地存在于所有社会关系之中,无论是个人与个人,或是个体与群体,还是群体与群体,都有为我与为他,只是方式和程度不同,量差有变化而已。

为我与为他在利—有益—损三个层次结合上有现实分类,在社会历程概括上有历史分类,在具体行为变化上有活动分类。

(一)现实分类

1.损我性为他:就是在为他过程中对自己有损害,这种损害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甚至有生命危险,为社会所提倡。所有损己利人的行为,如,捐出器官、献出骨髓,国际上向发展中国家免除巨额债务,在商贸中的亏本销售。战场上,将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社会中的见义勇为、舍己为公、舍己为人等等。

2.利他性为他:就是在为他过程中对自己无损害,只对他有利有益,为社会所需要。如,国际间无偿援助,向乞丐施舍,向灾民、难民捐助,义演、义卖、义赛、义学,捐赠捐献,无偿服务、无息贷款,社会中的乐善好施、拾金不昧等等。

3.损他性为他:就是在为他过程中对他也有损害,为社会可接受。医学上的创伤性治疗,家庭教育中体罚小孩,交管部门对违章行为的处罚、执法部门对安全隐患的责罚等等。

4.利我性为他:就是在为他过程中对我也有利有益,是双方互利都受益。如,权利与义务对等、付出与回报相当,工作获酬、有偿服务、供需交换、工商贸易、投保理赔、投资收益、贷款付息、储蓄获利等等。

5.利他性为我:就是在为我过程中对他也有利有益,与利我性为他相对同等,和利我性为他一样都是现实社会活动中最普遍的心理和行为。

6.损我性为我:就是在为我过程中对我也有损害,为社会难接受。最常见的有穿孔戴环,手术性美容、束腰和缠足,自残骗保、自伤骗财、诈伤骗选、畏罪自杀,酗酒、吸烟、吸毒,军事上的“苦肉计”,体育中运动员用兴奋剂,对弈中的弃子夺势、弃子攻杀、“丢卒保车”等等。

7.利我性为我:就是在为我过程中对他人无损害,只对我有利有益,与利他性为他相对,为社会少需要。如,向他人乞讨、化缘,求援求助,借钱借物,求得优待、争得优惠等等。

8.损他性为我:就是在为我过程中对他人有损害,这种损害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甚至

有生命危害,为社会所不容。如,掠取别国的财富资源,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为了自己而对他人实施各种伤害行为,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奴役他人,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等。

(二)历史分类

1.无量为我,限量为他:就是奴隶社会的总体社会心理基础。政治经济上以压榨剥削为特征,“奴隶主把奴隶当作自己的财产,法律把这种观点固定下来,认为奴隶是一种完全被奴隶主占有的物品”,[2]奴隶全无人身自由,刑罚具有极端残酷性,不同数量地以活人殉葬。

2.极量为我,少量为他:就是封建社会的总体社会心理基础。政治经济上以改进剥削为特征,“农奴制农民仍然遭受阶级压迫,处于依附地位,但农奴主——地主不能把农民当作物品来占有了,而只有权占有农民的劳动,有权强迫农民尽某种义务。农民可以把一部分时间用在自己那块土地上,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他自己”,[3]农民都有人身自由,刑罚具有严厉残害性,不同规模地以器物墓葬,政体上为世袭君主制。

3.尽量为我,适量为他: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社会心理基础。政治经济上以保留剥削为特征,刑罚具有改良限制性,政体上为选举共和制,“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4]在国际关系中找借口侵略弱国,先发制人,干涉别国,操控他国,扰邻,占邻,武力扩张。

4.适量为我,尽量为他: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体社会心理基础。政治经济上以消除剥削为特征,“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反对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5]刑罚具有改造教育性,在国际关系中无条件支援穷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平待他国,安邻,富邻,友好相处。

(三)活动分类

1.绝对为我增加:就是为我的累积量增加,为社会普遍存在。如,人均寿命增长、生活水平提高、住房条件改善、收入储蓄增加、企业实力增强、团体组织扩大、综合国力提升等等。

2.绝对为我减少:就是为我的累积量减少,与绝对为我增加相反,为社会普遍不需。如,国家分裂、企业破产、组织解散、个人自尽等等。

3.相对为我增加:就是为我的比较量增加,为社会难于容受。如,成本未涨而售价上涨,各种腐败行为,以权谋私、以业谋私,得寸进尺、贪得无厌,欺世盗名、欺上瞒下,还有车辆乱停乱放、抢道占道,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商贸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欺诈行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非法强占、巧取豪夺、重利盘剥、投机取巧等等。

4.相对为我减少:就是为我的比较量减少,与相对为我增加相反,为社会易于容受。如,节衣缩食,见荣誉让、见困难上,礼让、互让、推让等等。

5.相对为他增加:就是为他的比较量增加,在一定条件下与相对为我减少相近,为社会普遍需要。如,新发现、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优待、新优惠,售价降低、转产增产,赊销、分期收款,“先消费、后还款”,“加料不加价”、“升级不升价”,“提高性能不提价”、“提高速度不提价”,“增加服务不增价”、“增加配置不增价”,“希望工程”、“幸福工程”、“春蕾计划”、“法律援助”、“扶残助残”、“扶贫助业”、“帮困助学”、“健康快车”、“慈善超市”,“送温暖”、“手拉手”、“三下乡”、“村村通”,给予社会成员受益范围扩大、时间延长,各种志愿者行动、义工,以德报怨,还有军事上的非致命武器、优待俘虏等等。相对为他增加会受到普遍赞同。

6.相对为他减少:就是为他的比较量减少,在一定条件下与相对为我增加相近,与相对为他增加相反,为社会普遍不需。如,短斤缺两、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提价谎价,乱扔废物、超标排污,对应履行的义务消极地不作为,以牙还牙、以暴易暴、以怨报德、冤冤相报,侵略主权国家、凌辱其他民族等等。相对为他减少会遭到普遍反对。

7.绝对为他增加:就是为他的累积量增加,为社会易于接受。如,产销总量的增加、营业总额的增加、招生总数的增加、援助总和的增加等等。

8.绝对为他减少:就是为他的累积量减少,与绝对为他增加相反,但范围不同,一般是相对为他减少的结果,为社会难于接受。如,强迫苦役致残致死、剥夺他人生存权利等等。

二生产力中的社会心理

马克思指出:“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6]社会心理的为我与为他正是社会中人与人的基本关系之一,所以,对物质生产也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决定作用。

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最终决定社会更替。人们不禁要问生产力又是怎样发展的呢?又是什么原因使生产力成为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的呢?我们知道,人是生产力的主体,生产力是人创造的,人创造生产力有一个最终目的,那就是适合社会需要,生产力具有适合社会需要的性质,这是生产力的根本属性。[7]生产力不具有所谓独立于生产关系之外的“社会属性”,经济利益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劳动主体活动中的唯一的、具体的表现形式。[8]还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必须具有能动性的特点,[9]缺少能动性就不具备动力意义,这种能动性只有生产力中的人才具备,人才是最革命、最活跃因素的主体。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生产力决定论也是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能动的决定论。生产力是以人为主体解决同客体矛盾,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实践力,体现的是“为我关系”与“为他关系”的统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生产力追求的是社会公平与正义。[10]

事实上,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目的、要求、愿望、需要,去改变原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11]凭借意志过程,才使人类的生产活动有目的有计划,并克服困难,依据计划去调节支配行为,实现目的和计划,使人类的生产活动具有能动性。[12]人的需要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需要发展的无限性决定生产力发展的无限性。[13]需要是一个关系范畴,它标志着主体对自身生存、发展的外界事物的矛盾关系。[14]这种矛盾关系在社会心理中的表现就是为我与为他,需要发展的无限性说明主体有绝对为我增加,生产力的发展满足人们的需要说明对社会有相对为他增加。需要的绝对为我增加与生产的相对为他增加,促进了物质文化需要的无限性与社会生产能力的有限性这对矛盾问题的解决,也就促使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所以,绝对为我增加与相对为他增加是生产力发展的能动性因素。要推动生产力发展,就必须注重动因,注重辩证矛盾关系。生产力理论若缺少内在辨证的动因是不完整的,缺少社会心理的动力也是不完整的。

社会心理动力作用不是简单地归结到思想动机上,而是要找出社会心理因素中的辩证矛盾关系,并展开说明。这种辩证矛盾关系既反映在群体与个体的宏微变化关系之中,也反映在历代与当代的历史动态关系之中。恩格斯指出:“如果要去探究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惟一途径。”[15]在这段话中,恩格斯不但表明了个体与群体的社会心理的重要性,而且还指出这是探索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惟一途径。这一观点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论断是一致的,也提示我们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要找出相应的能动性因素,并从历史进程的合力作用中解析出社会心理分力,并加以讨论,以此来丰富现有的社会发展理论。

马克思还指出:“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16]前一代人创造的生产力是前一代人相对为他增加的结果,每一代人所创造的生产力就是每一代人的相对为他增加,有世世代代的相对为他增加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的生产力,今天的社会,不然,我们就还处在原始社

会煎熬。这就可以说,没有相对为他增加就没有生产力的进步。有群体与个体宏微的相对为他增加才有生产力的现实发展;有历代与当代动态的相对为他增加才有生产力的历史作用。这是从人的本质联系上所得到的一种答案,也是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一种答案,这种答案表明了客观制约性与主体选择性的统一,也证明了主体选择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17]

生产力是人们在现实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本质力量或实践能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则存在于人们不断发展的物质利益需要及其丰富的社会关系之中。[18]传统生产力理论只是认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而没有揭示出决定生产力的因素又是什么。其实,“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决定生产力的深层次致因。[19]这种动力和致因存在于社会心理的为我与为他中,绝对为我增加与相对为他增加协调作用是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心理动力。在社会发展系统中,构成“动力丛林”的基础能动性因素之一。

马克思还强调:“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20]毋庸置疑,对这种本质联系的理解,要依靠社会心理学的深入研究,为我与为他概念群的探讨深化了对生产力的认识,可以避免生产力理论研究上的抽象、机械、空泛。

三结语

1.对于生产力动力论的探讨,要深入到生产力内部分析其各因素的作用,最终找出辩证矛盾关系,从具体学科上揭示其内在的规律,并落实到全社会每个人每时每刻的行动中,这样才有助于生产力发展,有助于社会进步。只有多学科的共同努力,才能找到完整的答案,任何单一动力决定论都不是科学的解答。

2.社会心理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了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有层次之分,动力具有辩证性,也克服了见物不见人或重物轻人的倾向。同时还为生产力动力论从哲学探索进入到具体实践之中搭起有内在联系的桥梁。通过这一桥梁,社会发展的动力结构得以充分地展开。既为哲学探讨提供可靠的依据,又为实际行动指明前进的路标。

3.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把社会心理概念系统地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并强调如果不精细地研究和了解社会心理,对社会生活和历史事件、对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后人在“唯物”的大背景下,也忽视了社会心理的作用及其研究,以致在基本指导理论中缺少“人”的地位,在实践上也缺少对“人”的关注,导致出现了重大失误和波折。

4.社会心理的为我与为他概念群对生产力的说明,只是一种新尝试的开始,还需从社会心理的多层面探讨,进一步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人的能动作用,这就更需要理论界有足够的重视,使理论研究更贴近实际,更贴近人的社会。

注:

[1]成 斌:《社会心理学术语概念的归纳提升与逻辑拓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专辑。

[2][3][4]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29、33、38页。

[5]列宁:《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47页。

[6]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300页。

[7]孟海贵:《中国当代生产力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8] 刘炯忠 叶险明:《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

年第三期。

[9]陈贞川:《浅谈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三期。

[10]焦坤:《传统生产力概念的解构与重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第三期。

[11]赵家祥:《为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原理辩护》,《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二期。

[12]刘天庆:《社会生产力中人的心理因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一期。

[13]王根虎:《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因素分析》,《生产力研究》2001年第二期。

[14]路红梅:《略论需要及其推动历史发展的机制》,《殷都学刊》1997年第四期。

[15]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16]马克思:《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7页。[17]刘曙光:《人的活动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关系》,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页。

[18]张均德 武付华:《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实践的生产力观》,《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二期。[19]张昆仑:《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原动力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三期。[20]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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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钱学森在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

钱学森在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

个人与社会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个人与社会是辨证统一的关系。个人是社会中的个人,个人与社会相互区别,不能等同。个人与社会相比较,社会起着根本的,决定的作用。但是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所有个人及其集体努力的结果,一切个人活动的总和构成社会的集体运动及其发展,离开了每一个个人的作用也就不可能有群众的作用。社会历史是由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构成的,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人是历史过程的主体,历史过程是人的实践过程。杰出人物的作用相对于这种必然性来说,是一种偶然性,但它又是这种必然性的表现和补充,历史人物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他的思想行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的行为、思想有着重大影响与积极作用。杰出人物历史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他们对历史任务的认识和实现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的广度和深度。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历史上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重大的作用。钱学森反映时代要求,代表进步阶级或阶层利益,对社会发展起显著促进作用。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是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航空领域的世界级权威、空气动力学学科的第三代挚旗人,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二十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领袖人物——堪称二十世纪应用科学领域最为杰出的科学家,他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成为和其恩师冯·卡门并驾齐驱的航空航天领域内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成为二十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极少数的巨星之一;钱学森同志也是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无可估量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之中,影响最大、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新中国爱国留学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是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中国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钱学森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几十年来,他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的高度忠诚,不论遇到多少艰难困苦,都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他始终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坚决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紧密联系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科学和理论研究工作。他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对祖国和人民无限忠诚,始终把爱祖国、爱人民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自觉把个人志向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为祖国强盛和人民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愧为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

此外,他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并将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此外,在人体科学、科学技术体系等方面,钱学森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人体生命科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钱学森同志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等重要职务;他还兼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在钱学森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钱学森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是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第五篇:论私营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得以发展,私营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总的经济体制架构中得以实现。对于究竟应该怎祥才能有效地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以及怎样才能真正发挥私营经济的积极作用等有关私营经济继续发展中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九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接受了记者陈敬的采访。

陈敬(以下简称“陈”):在私营经济方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至今并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观点、分歧相当明显,这个问题就是: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前景究竞如何?

厉以宁(以下简称“厉”):讨论这个问题,有必要先了解中国改革的走向,尤其是企业改革的前景。产权改革是改革的关键,中国企业的前途取决于产权改革的成败。

究竟什么是产权改革?在我国,产权改革是指:把社会主义经济中政企不分、产权不明、不自主经营、不自负盈亏的企业,改造成为政企分开、产权明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产权改革既与改造原有的国有与乡镇企业有关,也与建立新的国有与乡镇企业有关,因为根据产权改革的思想,新建的企业从一开始就应当按照政企分开、产权明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模式来建立。

市场对企业进行检验,市场竞争中盛行的是“适者生存”原则。企业必须按照产权改革的思路改造或新建,以便使他们既可以适应市场的变化而调整产品结构,生产社会需要、欢迎的产品,又可以用自己的价格较低、质量较高的产品去排挤竞争对手所生产的价格较高、质量较低的产品。更重要的是,通过产权改革,一切企业都处在平等的起跑线上,都同政府机构分开,都只是“遵守法律,照章纳税”,既不受政府机构的直接管辖,又不接受政府的机构对自身生产经营活动的行政干预。此外,通过产权改革,一切企业都承担投资风险,自负盈亏,而不再躺在国家或集体身上吃“大锅饭”,也不再受到政府(包括乡镇政府)的偏爱和特殊照顾。

了解了这些以后,让我们再来看看有关私营经济前景的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在我国现阶段,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固然是必要的,但私营经济毕竟有很大的临时性质。它是在目前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经济还不发达,以及公有制经济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情况下出现的。今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有制经济力量的不断壮大,私营经济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转入下坡路,先是受到较大限制,最终将被取消。到那时,社会主义经济又将回到统一的公有制经济模式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带有过渡性,发展私营经济是一种权宜之计,私营经济在现阶段的重新出现也无非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幕插曲。

另一种现点与此不同。根据这种现点,今后的中国经济将是一个多元的经济体系,在多元的经济体系中,公有制经济占据主体地位,而私营经济作为多元的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长期存在。这样的多元的经济体系既适应于低生产力水平和经济不发达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适应于高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达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纯而又纯;只要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体系就一直是多元的,其中包括了私营经济成份。此外,企业生产资料所有权也可以不是单元一的,而是由全民、集体和个人按照多种方式交叉、渗透而形成的混合性质的。在这种混合性质的所有制中,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私人所有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说,一个企

业内部,可以有

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成分。所有制的多元化,包括混合性质的所有制的形成。

陈:对这两种观点,您持什么看法?

厉:在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中,我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后一种观点也还需要展开讨论,以便进一步充实。

先应当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绝不是暂时的。生产力不发达时固然如此,生产力发达后,各地区的经济仍然不平衡,社会产品和劳务的供给也还不足,仅仅依靠公有经济难以实现发展生产、发展各地区经济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目标。因此,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一部分,其存在与发展既是必要的,也是有利于长时期内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

如果我们对就业问题进行分析,那就看得更加清楚了。中国农村中隐蔽失业人数如此众多,农村人口外流将是长时期不可避免的事实,而中国要解决就业问题,不能搬用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即不能依赖大量政府投资。虽然增加政府投资可以起一定的作用,但必须着重效率的提高,而不能因多招工而牺牲效率,否则仍会产生隐蔽性失业。在中国,就业问题的解决要靠制度创新,也就是靠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靠非国有经济、非公有经济来吸收劳动力。私营企业在吸收多余劳动力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就业问题的长期存在与非公有经济包括私营经济的长期存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正如前面已谈到的,要了解私营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前景,必须先对公有制经济有新的理解。应当知道,迄今为此,某些人在谈到公有制的时候,所想到的只是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那种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这种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只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是在指令性计划作为计划的唯一形式或主要形式的环境中存在和起作用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这种传统意义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不仅已经不再适应于客观经济现实,而且它们必将被改造、被替代。通过产权改革而形成的公有制企业即是新型的公有制企业,包括多种所有制混合但由公有经济控股的企业。所以,今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相适应的,将是新的公有制经济。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所要确立的经济模式是国家调节市

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这时,市场所引导的公有制企业必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公有制企业。例如,以公有投资者为主的股份企业就是新的公有制企业的形式之一。

在今后的我国经济中,私营经济将同这种新的公有制经济并存,而不是同传统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并存。只要对新的公有制有所理解,那么对私营经济的长期存在问题也会有正确的认识了。这是因为,以前,正由于人们头脑里的公有制经济只不过是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那种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所以一谈到私营经济同公有制经济之间的矛盾时,就会马上联想到私营经济同计划经济体制的矛盾,同指令性计划的矛盾,以及同那些体现着计划经济体制和指令性计划的要求的传统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之间的矛盾,于是私营经济也就自然而然地从本质上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消极力量;至于私营经济在各方面所具有的某些积极作用,也必然被看成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

实际上,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在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而以新的公有制经济代替传统的公有制经

济之后,同新的公有制经济并存的私营经济并不是经济中的消极力量。在法律、法规、政策所容许的范围内,私营经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它同新的公有制经济之间有着互相促进的关系。这种相互促进关系是在市场活动中实现的,即一方面,所有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包括新的公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内)都以平等的商品生产者的资恪进行交易,用合同形式来实现自己的产、供、销;另一方面,这些企业是竞争对手,竞争促进彼此效益的提高,促进彼此既顾长期利益,又顾近期利益,而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兼并或联营又为社会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合理化创造了条件。

以上情况说明,新的公有制企业同私营企业的长期共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即使生产力发达了,市场完善了,私营经济由于具有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功能,具有同新的公有制经济互相促进的功能,它的长期存在也是合理的。当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私营企业的投资规模扩大也可能产生一些不利于宏观经济协调的后果,以及私人投资者的收入增长会产生一些不利于社会收入分配协调的消极作用,这是难以避免的,但这些都可以都通过国民经济的管理来加以缓解。

然而,对政府的国民经济的管理应有正确的理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管理与调节都是必要的。但要掌握这样一点:政府的调节要做得更好,就必须优化。优化就是适度调节,该管的管,不该管的,让社会自已解决。这就是“小政府,大市场”模式。小政府,是指有一个高效率的政府,人员不多,但十分精干;大市场,是指有一个完整的、完善市场体系。问题要由市场本身去解决,不用找市长。宏观调节这样做,经济就有秩序。这样,政府既能使经济运行得很好,政府的作用也并不减少,政府起着运行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监督者的作用。于是宏观调节就走上正轨了,对私营经济的管理也就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进一步说,我们不妨反问一句,难道新的公有制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就没有任何自发倾向吗?要知道,一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即使是公有制企业)都有某种自发倾向。由于这种自发倾向的存在,宏、微观经济之间的矛盾也就始终存在,这是使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充分活力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既然公有制企业都加此,为什么单单责怪私营企业呢?问题不在于私营经济有没有自发性、盲目性,而在于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管理工作是否有效率,是否充分发挥了协调宏、微观经济的作用,是否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改进。

陈:在今后的中国经济中,私营经济所占的比例以多大为宜?您是怎样估计的?

厉:这个问题提得好。在讨论私营经济的前景时,私营经济存在的长期性与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的大小有关。如果说私营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只占百分之几,那么在这种前提下讨论私营经济存在的长期性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因此,在讨论私营经济存在的长期性时,我们是以估计私营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较大比例作为前提的。那么,这一比例究竟可以有多大?这个比例可因地区而异。有些地区的私营经济所占的比例可以大一些,而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说,私营经济的产值大体上以国内生产总值的30 %为限界。目前,私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距离这个限界还很远,所以各个地区都应该大力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

在这里还需要提出,以30 %作为限界是就整个国民经济而言的,某些地区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超过这一限界是允许的,因为这并不会使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发生变化。

陈:把私营经济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大体上定为30 %,理由何在?

厉:这主要是从两方面来考虑的。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不仅要掌握国民经济命脉部门,而且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应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假定私营经济占据的比例超过了30 %,再加上个体经济所占据的比例和外资企业的产值所占据的比例,这二者合计可能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那么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就低于50%了,这样将会削弱或淡化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这就与现行的宪法相抵触。另一方面,如果私营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较小,那就表明私营经济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私营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同样是不利的。

陈:依您的看法,既然在当今中国,私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还低于上述限界,那么我们就不应担心私营经济发展过快过猛,而应担心私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过大,担心一系列与私营经济发展相配套的措施(包括管理措施)跟不上,以及担心从事私营经济活动的工商业户普遍存在着行为短期化的倾向,是不是这样?

厉:这正是当前要着重研究解决的问题。

私营企业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是独资的,有的是合伙的,还可以按股份制形式组建。对这几种形势进行比较,将会发现私营股份企业优于私营独资或合伙企业。无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私营企业自身的角度来看,这种优点都是明显存在的。当然,究竟私营企业采取什么形式,这应当取决于私营企业主的自愿,他们应当有这种选择权,政府不能要求其一律,不要硬性地规定私营企业不能采取股份制形式或必须采取股份制形式。硬性地作出规定是没有好处的。

私营股份企业同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相比,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至少有以下好处;

如果私营企业采驭股份企业形式,那么,它将在几方面具有不同于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的特点:

(1)股东会有权审查公司经营计划和财务预算、决算报告;

(2)股东会有权审查董事会提出的公司盈利分配方案;

(3)股东会有权审查公司的增资、发行股票、合并、转让、解散和清算等重大事宜;

(4)股东会有权选举、罢免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有责任向股东会报告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公司监事会有责任向股东会报告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的审查结果。

以上这些部表明,私营企业加果采取股份企业形式,私营企业的公开性显著地加强,私营企业将置于股东们的监督之下。相形之下,私营企业如果采取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形武,对其经管活动与财务状况的监督则要困难得多。

具体到某一个私营企业,那么它的规模以多大为限度?在讨论私营经济的发展前景时,这类问题并不是很重要的。首先应当了解到,如果私营企业采取的是非股份企业的形式,那么这种经济管理方式本身就会对私营企业的规模有一定的限制;而如果私营企业采职的是股份公司形式,规模可以不受经营管理方式的限制。但如上所述,以股份公司形式出现的私营企业在性质上与独资的、合伙的私营企业不完全相同。这种股份份公司形式的企业财产积累在一

定程度上具有社会积累的性质,或者说,积累中的一部分己经成为社会的积累了。

这是因为,按股份企业形式组建的私营企业应根据公司章程,在盈利中按一定比例提取公积金,用作公司的储备基金、发展基金。对社会来说,按这一比例所提取的公积金,尽管它们是私营股份企业的公积金,但却是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积累的一部分。因此,提取公积金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相形之下,私营企业如果采取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形式,企业盈利的分配与使用并无确切的规定。私营企业主不是没有可能把全部盈利用作个人消费,包括挥霍性的个人消费,从而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不管私营企业采取什么样的经营管理方式,都不必规定它的规模限度,而可以用宏观经济调节手段包括企业所得税等手段来制约它。私营企业是讲究规模效益的,它会根据自己的税后利润率(严格地说,是根据自已的边际净收益)来决定经营规模,而不可能不受任何制约地扩大规模。要知道,所有的私营企业都是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进行活动的,它们必须追求经济效益,否则就难以立足。如果私营企业愿意扩大规模,增加雇工人数,增加投资、增加产量,这反映私营企业是在法律、法规、政策所容许的范固内进行活动,那么对于它因预期净收益增大而愿意扩大规模的行为,政府不必加以阻止。

如果因私营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影响了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平衡关系,政府可以通过宏观经济调节手段来制约它。如果因私营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影响生产同类产晶的公有制企业的销售额和利润额,那么这将刺激公有制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改进服务态度等等办法来增强与私营企业的竞争活动,在市场容量为既定的条件下,生产同类产品的公有制企业自身经济效益的提高,也会成为对私营企业规模扩大的有效制约手段。实际上,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私营企业经济方面所遇到的困难通常大于公有制企业,私人企业家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经营才能,才能在法律、法规、政策所容许的范围内使企业兴旺发达。私人企业家的这种经营才能是社会知识存量的一部分,应当使之发挥出来,这不仅对社

会主义经济有利,而且也有助于公有制企业经营的改善,有助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成长。

陈:很多人关注私人企业家群体的出现使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一现象,您是怎样看等这一问题的?

厉:不应否认,私人企业家的存在确实会使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这也是在协调社会经济发展方面需耍注意的问题。当然,这里所说的私人企业家的收入的增长(推而广之,还包括私营企业投资者的收入的增长在内),都是指合法收入而言。对于一切非法收入,无疑应当按法律、法规、政策处置。而对于合法收入,则应当采取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累进制的遗产税和继承税来加以调节。

以上所分析的,都表明私营经济在我国的长期存在既不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相抵触,也不与高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

以上的分析还清楚地表明,既然社会主义社会中需耍发展私营经济,那么,与其是众多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还不如在有条件时引导它们向私营股份企业过渡。对于按规定的程序和章程组建的私营股份企业,政府便于进行管理,股东们易于进行监督,与之有业务

联系的其他企业也比较放心而愿意同他们往来。

陈:有些入在说到私营经济的作用时,往往将它的消极作用摆得充分一些,您是怎样看待它的消极作用的呢?

厉:关于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消极作用,需要根据具体惰况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要区分这样两种情况,即私营经济在违背法律、法规、政策的情况下有什么样的消极作用,与私营经济在遵守现行法律、法规、政策的情况下可能产生什么祥的消极作用。对前一种消极作用,可以用严格执法等手段来加以限制,但对于后一种情况下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例如收入分配差距会扩大),究竟应当怎样认识?能不能采取某些手段来进行限制呢?甚至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私营经济的活动是在现行法律、法规、政策所容许的条件下进行的,那么要限制私营经济对国民经济可能产生的诸如收入分配扩大这样的消极作用,或者需要修改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或者需要增加一些新的法律、法规、政策。但无论哪一种情况,是不是有可能在限制私营经济的消极作用的。同时,也限制了私营经济的积极作用呢?是不是还有可

能在限制私营经济的某些原有的消极作用的同时,又会使私营经济带来另一些消极作用?这些问题仍然有待于探讨。

再说,如果公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二者都是合法经营的,那么私营企业的发展导致某些生产与服务领域内公有企业的销路下降、盈利减少甚至亏损,对此应作何评价?能否认为这是私营经济的一种消极作用呢?这种看法是不妥的。不能把这种情况的出现看成是私营经济的消极作用。这是因为,既然私营企业与公有企业的竞争是在二者都合法经营的前提下进行的,那么在私营企业所从事生产经营的一般性行业(竞争性行业)中,决定竞争者的盈亏得失的基本因素是商品与服务的质量、价格、花色品种、售前的宣传与售后的服务等。顾客的选择在这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私营企业能够战胜公有企业而发展起来,这不能被视为私营经济的消极的表现,而应当探讨一下公有企业为什么竞争不过私营企业,公有企业有哪些应改进之处,以便在竞争中超过私营企业。这正体现了机会均等,体现了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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