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小说《家之爱》有感
读小说《家之爱》有感
读完张子华写的小说《家之爱》(刊载于<耿马彩虹>2012年第三期)，有一种被人间真情深深打动的感觉。小说描写的故事似乎在那里听到过，它似乎就发生在耿马县的某个村落，对这些似曾相识的事，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描写，字里行间充满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小说所写的故事似乎都发生在耿马的农村小说的主人公们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具体讲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户招娣家发生的一连串故事。
小说通过招娣一家发生的平凡而又不寻常的家事，反映了边疆地区农家人质朴善良、尊老爱幼的美好情操。其实《家之爱》就是一曲真善美的颂歌。招娣因超生被罚，她和她的家庭是重男轻女的受苦对象。招娣的前夫尚有庚是一位县属企业的普通工人，在五个孩子嗷嗷待哺之际因病去世。招娣和子女生活困难，子女读书都成了问题。在这艰难的时候，阿憨这个老实巴交，不善言谈，更不善表露情感，但却很勤劳能干的“老光棍”，经媒人“二姨妈”的“搓和”来到了招娣家，与招娣一起默默地担起这个家沉重的劳动，他用宽阔的胸怀容纳了五个非亲生的孩子。然而，当日子慢慢好转之后，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招娣却追求起罗曼蒂克来。于是，开始嫌弃阿憨这个曾经默默地付出了许多而不计较回报的半路丈夫……阿憨因此郁闷致病，神经错乱, 半疯半傻。后经长大后有了出息的几个儿女对母亲的劝导和对继父的关心，母亲招娣慢慢地改变了对继父阿憨的态度，阿憨的病情也渐渐好转，终于，一家人和好如初，回到幸福的生活中。
《家之爱》结构严谨，围绕阿憨与招娣一家的“恩怨”展开情节，让人物的爱情观、价值观、幸福观在时代的大背景下相互激荡、相互交融。于是，在这群小人物的身上，不仅反映了耿马农村、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苦乐，也反映了他们对真善美的追求，进而揭示出最真实的人性。
小说的一大特色是耿马本土化和乡土化气息非常明显，不但各个故事都发生在耿马，故事内容紧扣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生动展现着耿马农村和边疆少数民族人民丰富而有特色的风土人情，而且文章的语句用词也不时流露出许多当地用语。在小说中，读者们可以看到诸如“红薯藤”、“斗犁斗耙”、“阿乖”等等极具耿马特色的日常生活用品和老土的人物名字，也可以看到“黑布尖头鞋”、“人乖（好看）人肉吃不得”、“憨包”等具有当地方言特色的词汇用语，字里行间里透出浓浓的生活气息和本土气息。，通过这些看似平淡的生活，作者向读者展现着人生最本质的内涵和最平凡的生活中蕴含着的生命的生生不息、向前涌动。这篇小说说明一个问题，人活世上生活的艰难；生活不会一帆风顺，<课件>在相同的困境面前，不同的人却做出不同的选择。小说的主人公人物性格鲜明，积极上进。在经历各自的生活时，他们有意无意地践行着自己对人生、社会的思考，按着自己所认为的对的方式维护着生命的尊严。
令人唏嘘感慨之处在于，面对生活人人都在思考都在探索，却不见得所有的人都能寻求到正确的答案，每个人心中的是非对错不同，并不是生活的本质所决定。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有的勤勤恳恳、踏实努力地经营自己的生活，在生活这场考试中，他们幸运地寻到了生命的真谛，交出了正确答案；有的却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敷衍着生活、浪费着生命，结果是自己也被生活给敷衍了。
人生是一个考场，生活是一场考试，人们在各自的考场里搜寻着属于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不在生命终结时揭晓，而在我们生命中经历的每一个人、遭遇的每一件事身上向我们慢慢显现。生活似乎总是太平淡，美好的日子总是太少，大部分时间总是充斥着辛酸与不易。然而，人生的意义，正在于经营好这大部分的辛酸与不易；时间是最好的酿造师，发酵时间不够，是酿造不出情感的美酒的。这是小说《爱之家》告诉我们的。
张子华是我所熟悉和喜欢的耿马本土作家之一，从他的许多小说可以看出，他对山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十分了解，是很贴近基层的一位作者。他善于通过小人物、小事情展示边疆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发展变化，作品具有很强感染力和可读性，人物刻画生动形象，栩栩如生，个性鲜明。
看完这篇书小说，我在白色的扉页上写下了一段话：能活是喜，能爱是喜，能苦是喜，能度是喜，能和谐相处是喜，团团圆圆更是喜上加喜。我时刻期待每期《耿马彩虹》都能看到张子华同志的佳作。因本人水平有性，悟性不够，以上所言不当之处敬请作者谅解。
第二篇：爱的教育,教育之爱——读《爱的教育》有感
爱的教育，教育之爱——读《爱的教育》有感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将成为黑夜。泰戈尔曾说：“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它定晴望着风暴却兀不为动，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
每每因读《爱的教育》而颇有感触，故事虽不同，然而歌颂的却都是儿童所应具备的纯真感情，表露的从家庭、学校到整个社会，都在营造一种良好的环境，潜移默化地培养塑造着儿童爱祖国、爱人民的感情。
“爱的教育”，在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中谈来容易，做起来又何其难！在教育的整体认识上，作为一个完整教育过程的学校教育，它永远不是也不可能是以儿童为目的的，它首先考虑的是现实社会中各种矛盾的存在和社会本身的发展，是一代代的儿童将成长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教育不仅仅是自由的，也是强制的。集体教学的形式，一经奠定，所谓“因材施教”只能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的目标。
《爱的教育》一书中描写了一群充满活力，积极要求上进，如阳光般灿烂的少年。他们的境况不一，有的家庭贫困，有的身有残疾，也有一些是沐浴在幸福中的。他们每个人从出身到性格都有迥异之外，但他们身上却都有着一种共同的东西—对自己的祖国意大利的深深的爱，对亲友的真挚之情。爱就像空气，充斥在生活的周围，充满了人的内心，它的意义已经融入了生命。爱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不仅仅对
个人而言，更是以整个民族为荣的尊严与情绪。这里面不能忽视的是每个月老师读给那群少年听的“精神讲话”这一个个小故事，不仅使书中的人物受到熏陶，同样我也被其中所体现出的强烈的情感所震撼，不由想到班主任的教育工作，其实，我们也可以挤出一个固定的时间让孩子们多听听这些“爱的故事”，感受和体验爱，学习付出爱。我想，面对我们的教育，爱应该是教育力量的源泉，是教育成功的基础。
夏丐尊先生在翻译《爱的教育》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成其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爱是一次没有尽头的旅行，一路上边走边看，就会很轻松，每天也会有因对新东西的感悟，学习而充实起来，于是，就想继续走下去，甚至投入热情，不在乎它将持续多久。这时，这种情怀已升华为一种爱，一种对于生活的爱。
读《爱的教育》，我走入恩里科的生活，目睹了他们是怎样学习、生活，怎样去爱，在感动中,我发现爱中包含着对于生活的追求。
爱，在每个人的眼里各有不同，然而其真谛却是大同小异：“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人无爱不立，地球无爱则犹如坟墓。
第三篇：巴金小说家简介
巴金小说家简介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是一位有热情、有进步思想、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文学巨匠之一。1928年，旅居法国的巴金在巴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此后，他陆续创作了一系列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卓越影响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30年代是巴金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这期间，他先后完成的长篇小说有《死去的太阳》、《海底梦》、《砂丁》、《春天里的秋天》、《雪》（即《萌芽》）、《新生》、“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在这些作品中，“激流三部曲”代表了他此时创作的最高成就。30年代，巴金还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其中短篇小说集有《复仇》、《光明》、《电椅》、《抹布》、《将军》、《沉默》、《神〃鬼〃人》、《沉落》、《发的故事》等。巴金的短篇小说题材非常广泛，涉及的生活面也很宽。它们广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倾诉了民众的呼声；有些作品还表现了外国人民的生活。
抗战期间，巴金主要在后方从事文化界的抗日救亡工作。40年代，他的小说创作出现了第二个高峰期。这期间，他创作的有重要影响的小说有“抗战三部曲”《火》及《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另外还有7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寒夜》是巴金于40年代创作的最有成就的作品，它标志着作者写作技巧的进一步成熟。《家》是巴金30年代创作的“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它从1931年问世至今，一直以其特有的反封建的思想光辉和动人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广大读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小说简介: 小说《家》的写作年代是1931年，写的是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小说写了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之间的恋爱、婚姻纠葛，写了他们不同的遭遇；写了学生请愿，觉慧被关禁闭，兵变惊乱，鸣凤、梅芬、瑞珏相继惨死，觉民逃婚，觉慧出走……
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在作者看来，觉慧与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写这部小说，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诉”：
一方面，小说描写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并将他们设臵为新旧两大阵营。一边是以高老太爷、冯乐山、高克明、周伯涛以及高克安、高克定为代表的老一辈统治者，他们专横颟顸，虚伪顽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说中所有不幸的制造者，而以高觉民、高觉慧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以叛逆者的形象构成与父（祖）辈的尖锐对立：
“他（觉慧）把祖父的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忽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们，这祖孙两代，是永远不能够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
这一场景成为小说中人物关系的一个颇有意味的象征。人生道路与价值观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说中，道德风貌的高下被认为是区分两代人的最大标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轻一代代表着正义、良知，而老一代则代表着虚伪无耻和残忍邪恶，二者善恶分明。小说中总是立足于年轻人的叙述视角将这一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立足于“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制度以及传统的儒家思想
观念的价值立场。由这种立场出发，小说猛烈地抨击“巫师捉鬼”和“血光之灾”的封建迷信，对丧礼和婚礼繁琐的风俗也大加嘲讽，斥之为“滑稽”。“从情绪上来说，这部小说是一张控诉状，写出了旧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恶，如爱情的不自由、个性的压抑、礼教的残忍、长者的绝对权威和卫道者的无耻。”见罗成琰、阎真《儒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而配合着这种情绪，小说采用了一种相当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语言，书中人物常常以情感夸饰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诉……”来形容他们的心理状态，表达他们的个人心绪，从而使这种个人宣泄变成一种社会抗议行为。而所有其他复杂的人生情绪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种情感化色彩化的语言形态是在激进的反传统反专制的30年代文化心态下形成的，但同时它又成为这一种文化心态能够延续和发展的基本载体。”
巴金感悟：“《家》自然不是成功的作品，但是我请求今天的读者宽容地对待这本27岁的年轻人写的小说.我自己很喜欢它,因为它着少告诉我一件事情：青春是美丽的东西。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故事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四川成都高家，一个有五房儿孙的大家族。高老太爷是这个大家庭的统治者(t0ngzh* zh6, ruler)，五房中的长房有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他们的继母及继母的女儿淑华。因为父母早亡，高老太爷直接管着他们。
觉新是长子长孙，为人厚道，但性格软弱，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却不敢顶撞长辈。他年轻时与梅表妹相爱，但却接受了老太爷的安排而与李瑞珏结婚。婚后他过得很幸福，有了孩子，也爱自己美丽的妻子，但又忘不了梅，特别是出嫁不久后梅就成了寡妇，回到成都，两人的见面带给他无穷的痛苦。不久，梅在忧郁中病逝。
觉民与觉慧在外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因此和冯公馆的冯乐山成了死对头。遭到爷爷的训斥，并被软禁家中。老太爷又为觉民聘定了冯乐山的侄孙女，但觉民与琴久已相爱，在觉慧的鼓励下，觉民离家躲避。觉新则夹在弟弟与爷爷中间受气。觉慧是三兄弟中最叛逆的一个，他爱上了聪明伶俐的婢女鸣凤，但孔教会会长冯乐山却指名要娶鸣凤为妾，高老太爷便要将鸣凤嫁给自己的朋友冯乐山，鸣凤在绝望中投湖自尽，觉慧既悲伤，又愤怒，决心脱离家庭。
高老太爷的四子克安、五子克定，都是酒色之徒，高老太爷发现最疼爱的儿子克定骗妻子的钱去组织小公馆，并在外欠下大笔债务，老四克安也大嫖戏子，高老太爷在此打击下一病不起。高家又发生家产之争，以致全家不得安宁。老太爷在气愤中去世，家中大办丧事。将要生孩子的瑞珏被高老太爷的陈姨太以避血光之灾为由赶到郊外生孩子，觉新不敢反对，因照顾不周，瑞珏难产而死。觉新在痛悔的心情中承认这个家庭应该出个叛逆者。最后觉慧离家去上海，投身革命。他的这个决定得到大哥觉民的支持。
主要人物性格及特征：
1．觉新
觉新是以巴金刚刚辞世的大哥为生活原型的一个人物，他的身上凝聚着作者对自己最亲爱的人的深切痛惜，对他的刻画涓滴无遗地流露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情感，因而从艺术角度而言，这个人物堪称是全书中最成功的人物——最真实的往往也是最动人的。
觉新是一个新旧掺半的人物，他接受了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但也对封建家庭的腐败不满，性格上具有较突出的两重性：在旧家庭中是个暮气沉沉的大少爷；在与觉慧、觉民等年轻人在一起时，又是一个渴望新生活的青年。由于他承受着太重的旧文化的因袭重担，在封建意识的压迫和自我思想矛盾的痛苦中，无力自拔。他在梅林里的憧憬，他在洞房外月下的独叹，他在面对梅前来避难时借酒抒怀，点点滴滴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懂风情，有学养，会思考，有灵气的觉新形象。而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做出了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选择。
这选择恰恰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种悲剧的意味更加耐人寻味。
高老太爷作为封建家长，有什么旨意、决定都要觉新向下传达，并责成他去贯彻执行，而觉民、觉慧对高老太爷的旨意和决定有什么不满和反抗的情绪，气首先发泄在觉新身上。另外，高老太爷得到下面的反馈信息后，如果认为贯彻得不利也要训斥觉新。觉新又是联系高家和张家、周家、冯家等大家族的纽带。在觉新看来，他的“无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两大主义使他暂且过上了安静的生活，但他没有看到，他的两个弟弟也没有看到，他所作的牺牲，真正的换来了觉民和觉慧的幸福。
“持中贵和”是觉新一直坚持走的一条道路。觉新是《家》里面唯一“真实的人物”。他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人道，善良，忠厚，仁爱，性情温和，处事稳重，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尊敬长辈，疼爱妻儿，关爱弟妹，同情“下等人”。老一辈把他视为得力助手，“祖业的继承人”，喜欢他；少一辈把他看作可信的依托，敬爱他。而他呢，在两种势力的斗争中，尽量地让双方矛盾不被激化，采取了中立的做法。他虽然也接受了新的教育，然而封建传统思想在他思想中留下的深厚积淀使他无法割舍与旧家庭的情感。于是，觉新式的“两重人格”便油然而生。他最终无法跨越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所属的家庭而获得一种健全的、进取的、独立完善的现代人格，他最终只能成为封建家族的最后一位守墓人。
高觉新形象是巴金的独特创造和发现。这一形象有极其深刻的典型意义。高觉新是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树立的一个痛苦的灵魂的典型形象。觉新性格已经超出了人物本身的意义，成为人类普遍性的悲剧。在他身上表现出新旧社会交替嬗变中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揭穿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封建文化的极端腐朽、残酷和虚伪。高觉新是一个受害者，同时他又间接损害和毁灭自己所爱的人。他的悲剧命运说明，在反封建斗争中，妥协、调和、屈从是绝无出路的，从而宣告了作揖主义、不抵抗主义的彻底破产。
2．觉慧
觉慧，大胆而幼稚的叛逆者的形象。
“五四”新思潮掀起了青年一代的热情和理想，给了他们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武器。觉慧便是被五四新思潮唤醒的新生的民主主义力量的代表。他讨厌别人说自己坐轿子，是因为他不想让别人把他当作有钱人的纨绔子弟。他大胆地跟鸣凤示爱，希望可以选择自己爱的人；他积极参加“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渴望推翻这腐朽的封建制度；他公开支持觉民抗婚，主张青年人主宰自己的命运；他积极投身学生运动，热心办刊物（《黎明周报》），宣传进步思想。在家中，他有正义感，同情下层人物，勇于反对封建束缚。他敢于怒斥长辈们装神弄鬼等迷信行为，反对把瑞珏搬到城外分娩。他坚决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他的信念很单纯，对旧势力“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最后，他义无返顾地走出了家庭。
当然，觉慧性格中除了有大胆叛逆的一面，也有单纯幼稚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周围的一切（包括“家”）虽然愤恨，但还不能作出完全科学的分析，有时感到“这旧家庭里面的一切简直是一个复杂的结，他这直率的热烈的心是无法把它解开的”。他虽然恨高老太爷，认为在家中他与祖父“像两个敌人”；但在高老太爷临终时，他又曾有过“现在的确是太迟了。他们将永远怀着隔膜，怀着祖孙两代的隔膜而分别了”的想法。这想法很幼稚，其实高老太爷即使不死，他们祖孙两代人的隔膜也是无法消除的，因为他们各自代表的是不同的社会力量。作者对觉慧的塑造完全是忠实于生活的。尽管觉慧身上有着明显的幼稚，但他却真实地反映出了“五四”时期我国觉醒了的一代青年人。作者通过觉慧写出了革命潮流在青年中的激荡，写出了包含在旧家庭内部的新力量的成长。
3．高老太爷
高老太爷，是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代表。作为这个封建大家庭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作品突出表现了他专横、冷酷的性格特征。在高家，他的话就是法律，谁也不能反对。为了
维护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他坚决反对孙子们进学堂和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他逼觉新和瑞珏结婚，制造了觉新和瑞珏、梅三个人的爱情悲剧。他对家中男女仆人视同牲畜，硬是把只有17岁的鸣凤送给60多岁的冯乐山做小老婆。鸣凤死后，他又把婉儿抬到冯家受煎熬。在高老太爷的生命中，维护大家庭的秩序、兴盛，是他意志的全部。
高老太爷是作品中“封建宗法制度”的具体化、形象化。因此，这一人物开篇便处于不容争辩的被否定的地位。作品写到老太爷为了觉民逃婚而大发雷霆时，有一段议论：“他只知道他的命令应该遵守，他的面子应该顾全。至于别人的幸福，他是不会顾到的。他只知道向觉新要人。他时常发脾气，骂了觉新，骂了克明；连周氏也挨了他的骂”。这段评论显然是把高老太爷作为一个批判的靶子在进行抨击。通过这样的人物塑造，《家》完成了政治批判的目的。由于作者难以完全抛却与祖父的亲情，因而在某些地方流露出对这个人物复杂的感情色彩，比如年夜饭的微笑，临终前的忏悔，对觉民婚姻的最终成全等，既表现了他面对强大新生力量的幻灭感，没落感，也表现了亲情未泯的一面。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矛盾性和立体性。
4．觉民
觉民，一个积极进步，逐渐上进的新青年，他的性格介于觉新和觉慧之间，他比觉新少了思想上的落后，又比觉慧多了遇事、抉择时的沉着和稳重。他温和稳健，不好激动，不爱参加社会活动，对学生运动缺乏应有的关注。但作为五四新思潮唤醒的年轻一代，他向往民主自由。当祖父为他一手包办婚姻的时候，他毅然离家出走，公开反抗，表现了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和琴成为小说中唯一的一对胜利者。像觉慧一样，他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斗士，也跨不过阶级的鸿沟，忘不了主人与奴才的差距，在年初九舞龙人的惨叫，求饶声中，他表现出麻木的神情：“太平淡了，小时候看起来倒有趣味，现在却不然”。在他的心目中，下人们的痛苦，算不了什么。
5．女性形象
《家》还重点描写了几个有着不幸遭遇的女子形象——梅、鸣凤和瑞珏。这三个女子虽然性格不同——梅悒郁，瑞珏贤慧，鸣凤善良却柔中有刚；她们的社会地位也不同，但她们的悲剧结局却是相同的。作品通过对这几位女子悲剧遭际的描写，进一步控诉了封建礼教以及封建道德对弱小、无辜、善良的人们的迫害，强化了全书主旨。
瑞珏，觉新的妻子，她善良厚道，温和贤惠，善解人意，待人谦和，柔情似水。作为高家的长孙媳，又为了照顾自己的儿子和丈夫，只能在这个家中和觉新一起维护着封建礼教的权威，但在某些事情上，还是可以看到她对新生活的向往。
梅芬，高家的亲戚，具有林黛玉性格的女子。在对觉新的爱情上失利后，就变得沉沦乏志，没有了反抗精神，温顺驯良地吞咽着旧礼教的无情恶果。
鸣凤，高家的一个小丫鬟，在家中地位低下，性情刚烈，但心灵纯洁，有“灰姑娘”心态。她暗恋三少爷觉慧，对觉慧的爱情，她并没有因主仆差异而感到不可能。虽然觉慧也爱她，但不合理的制度不允许她们相爱。她幻想能继续给三少爷做奴婢，也是一种幸福。谁知，她根本没有爱的权利，连选择身份的权利也没有。两个老太爷竟决定了她的终身，这对鸣凤来说，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她既然敢大胆地打破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以一个丫头身份去爱一个“少爷”，就足以说明她已具备叛逆性格。她不甘任人摆布，想求助别人摆脱厄运，一切求助，带来的结果是绝望。她本来挣扎着为一种新生活而努力，但却随着希望的破灭而破灭。她不甘受蹂躏、受糟蹋，勇敢地为爱情献身。她求新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死！她要用死回击这个旧制度的压迫；用死达到自己追求新生活的境地，她挣扎的结果是被挣扎着的旧制度所扼杀。鸣凤的投湖，是一次令人扼腕的悲剧，然而《家》中的悲剧又何止这一出，她只是用生命的全部做了最激烈的诠释。女子刚烈的贞洁犹如那投在湖面的皎洁月光，晃眼而长久。主仆之间的爱慕在那个背景下是决然不被允许的，所以鸣凤只能以这样的方式
去控诉自己的不甘。
第四篇：小说家随笔杂文
“你好吗？好啊。你呢？我们口中简短的对话，就像盛夏的阵雨般，被乾燥的现实地面瞬间吸完。”
太喜欢这句话的描写了，贴切得一下子感同身受。
昨晚睡前读村上春树《如何成为职业小说家》，读到成为小说家需要怎样的训练和习惯时他说，首先读看很多很多的书，让很多很多的故事经过自己；其次要养成观察的习惯，身边的人和事，一切事物；最后，不要太快判断对于错，黑与白??这是我简明扼要的叙述，书中讲得更为详细。看著看著觉得他说的这些用在任何事情上都很适合的样子，比如我第一个想到画画也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阅读和养成观察的习惯能给你带来什麽，但它们总是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给你带来改变。只恨自己没有时间好好读书，还有一个原因是自己读书特别慢，对文字不敏感，阅读时真得一个字一个字吃进去才行，快不起来。无奈时间又不多，于是慢上加慢。本来不是个读书人，殊不知做任何事都与读书有关。
小说家是我最佩服的职业，特别是写长篇小说的小说家。长篇小说的架构就好像蜘蛛的网一样层层来回编织，少点功底都难把这个网编织得疏而不漏。只有故事好是不行的，还要文字妙，只有文字好没有故事也不叫好。到底要怎样的大脑才可以完成这样的工作啊！换成是我连一百个字的故事都写不出来，可能归根结底还是读书太少。
第五篇：小说家狄更斯与工业革命
小说家狄更斯与工业革命
2012年05月30日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作者：方钦（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研究员）
1851年5月1日上午9时，英国伦敦，50多万人聚集在海德公园。
在这里，一座由钢铁和玻璃为主要建材，占地19英亩的建筑，用不到6个月时间拔地而起。在这座被称为“水晶宫”的建筑里，举行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当时叫做“万国工业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
野心勃勃的大英帝国，向世人展出了她自工业革命之后技冠群雄、傲视全球的辉煌成果。从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来说，那时的英国有理由骄傲：自1870年之后，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英国的人口增长了3倍；人均收入提高了2倍；农业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从50%左右降至20%以下；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些小渔村因为纺织业和冶炼业的发展转眼间成为巨型城市。
简言之，一个在长达一千多年中缓慢发展的农业国，在不到20年间突然一跃而成为世界工业巨头。这样的转变发生得如此突然，出乎意料，而且显然不符合英国人的性格。如果回顾英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工业革命之前（事实上工业革命之后很多情形亦是如此），英国社会几乎所有的变革都是通过渐进的方式完成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当一海之隔的法国大陆爆发大革命的时候，大多数拘谨保守的英国绅士并不看好。
以柏克（Edmund Burke）的观点为例，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一个社会基础，而个人的自由、人类的文明以及一切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美好事物，皆有赖于此。
历史证明柏克是对的。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目标的大革命最终屈服于军事独裁统治，并且以数十万人埋葬于俄罗斯大草原而告终。与此同时，只关心下一餐饭如何解决的英国人，却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整个人类命运的格局，向我们展示一个前所未见的现代社会。然而这也就产生了另一个难解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工业革命也是一场突如其来、动摇英国社会根本秩序的“革命”，它又为何会在英国发生？
不仅当时的人们在19世纪中后期开始回顾这段历时感到难以理解。如何解释工业革命对当代学者来说也是一项艰难的挑战。至今，我们仍然对当时发生的许多故事的细节并不清楚。比方说工业革命准确的出现时间，为什么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地区，它又是如何传播到其他国家的，推动工业革命出现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如何来评价工业革命对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在政治以及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 这些问题的答案一直以来众说纷纭。
到了21世纪之后，随着英国自1200年起其工资、价格、人口、地租以及资本收益等数据都具有了非常完善的整理和记录，经济学家得以使用各类数学工具对工业革命时期的历史重新进行细致入微地计量分析。但结果仍不令人满意。
曾经一大批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认为工业革命的核心评价标准是经济增长率的急剧提高，然而数据分析显示在工业革命发生的18世纪，英国的经济效率没有出现持续增长，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5%；曾经我们认为开放的自由贸易为英国政治经济的繁荣带来深远的影响，然而从英法的贸易资料中分析得到的结果，在整个19世纪，英国政府对国际贸易的管制越来越强，甚至超过当时以经济管制著称的法国；曾经有学者提出创新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然而从当时英国最重要的纺织业中获得的数据中可以发现，纺织业的创新产生的收益非常有限。
这一系列令人沮丧的研究成果会让不少对启蒙、对工业革命、对“现代性”充满信心的学者产生幻灭的感觉，更弗论当时那些普通的英国民众。
对他们而言，也许英国的强大繁荣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是他们关心的东西。他们在意的是自身生活境况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变得动荡不安。旧有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发生变化，急剧拉大的贫富分化让那些以平均数值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变得毫无意义，甚至连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都开始变得不确定，这一切都会让一个身处工业革命之中的普通人感到生活无法忍受。
图：狄更斯 而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就是那样一位“普通的”伟大作家。他写于《双城记》中的那段如今已成为“万金油式的”的开场白：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部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这不仅是当时那些被夹在工业革命掀起的社会发展巨浪中进退两难的普通民众的内心独白，也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处于急剧转变中的社会里那些普通民众犹疑情感的最佳表达。
图：《双城记》 通常我们给狄更斯贴上的标签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早年生活的艰辛使得他更为关注英国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阴暗面。《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董贝父子》、《小杜丽》、《远大前程》……这一幅幅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风情画卷，在狄更斯的笔下它们的主色调通常是灰色的。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困苦和悲惨，甚至使得作家自己所颂扬的人性的美好面都披上了忧郁的色彩。狄更斯不满意他所身处的社会，同当时许多忿恨不满的思想者一样，他把这个社会弊病的缘由归罪到那些支持赞扬社会发展的思潮头上，经济学自然首当其冲。1848年，在一次支持奴隶制的种族主义演讲中，卡莱尔（Thomas Carlyle）第一次将经济学贴上了“阴郁的科学（Dismal Science）”的标签。
1854年，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出版，题献给卡莱尔。这部小说是狄更斯对经济学以及功利主义思潮最激烈的批判。小说的主人公，葛擂梗（Thomas Gradgrind），是“一个专讲实际的人。一个讲究事实、懂得计算的人”。他的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葛擂梗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亚当•斯密，一个叫马尔萨斯。狄更斯自序道，“我的讽刺作品所反对的是那些人，在他们眼中除了符号和均值，别无其他——他们代表这个时代最邪恶和最可憎的恶行。”事实是狄更斯这类批判不仅是无力的也是错误的。或许古老的慈善观念、人性光辉的确在高速的经济发展和与之伴随而来的社会思潮面前支离破碎，然而唯有如此才有可能重塑与一个新社会相适宜的道德秩序。
1861年，穆勒（John Stuart Mill）发表《功利主义》一文，狄更斯如果愿意，就会发现他所痛恨的功利主义不仅仅只是算计而已，在穆勒为代表的思潮中，效用的计算已经加入了“感觉和情感”。狄更斯也许没有意识到，他所强烈批判的这个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也是造就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原因。没有工业革命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还在为食物犯愁的英国人不会有闲暇去阅读他的小说；没有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文化教育的普及，他的作品也不会有那么广泛的读者群；没有经济增长所冲破的旧有社会身份的约束，作为小鞋匠的狄更斯可能根本没有机会成为作家。
只有一个伟大的时代，才能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尽管作家的某些观点，可能并不伟大。时至今日，英国在狄更斯诞生后又行走了200年，昔日大英帝国的荣耀早已不在，但这个社会也并没有变得那样糟糕。狄更斯有生之年所见的只是英国工业革命成就的前奏而已。从1780年到1860年，英国人均收入只是翻了一番，从1860年到1990年，却增长了8倍。而同一时期，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较，英国的成就并不是最突出的。200年之后，这个世界仍然既没有直奔天堂，也没有投入地狱。
经济学，仍然是当代社会思潮中的显学。而狄更斯的小说，他的名言隽语，仍然在世界各个角落流传。而对于那个已经过去的时代，那场至今仍显得琢磨不透的工业革命，如果她能开口说话，她一定愿意用狄更斯在《双城记》的结尾而非开头所写下的那段话来评价自己：我现在已做的远比我所做过的一切都美好；我将获得的休息远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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