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政府案例演讲稿
案例提出：
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发展既是应对我国日益频繁的生态灾难和生态危机的必然要求，也是积极促使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社会统筹发展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必然要求。继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来，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并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
水作为生态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成分，是生命之源，对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性仅次于空气，而浙江的大部分地区是水质性缺水，如何开源节流，合理利用水资源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水有时也会给我们带来不小的烦扰，洪涝灾害频发，污水遍城等等，这些又要如何解决呢？
2013年浙江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和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发出了全面推进“五水共治”的进军号，即“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并以此为突破口倒逼转型升级。进入新年，省委、省政府再次舞出大手笔，吹响了“五水共治”集结号，举全省之力推动治水，实现水资源和人的和谐相处，打造“美丽浙江”的升级版。
浙江省委提出的“五水共治”分三年、五年、七年三步。
2014-2016年要解决突出问题，明显见效；
2014-2018年要基本解决问题，全面改观；
2014-2020年要基本不出问题，实现质变。
践行“五水共治”政策至今，该政策已初显成效。
金华市委、市政府为了推进治水，免去了3个工作不力的乡镇负责人，今年要基本消灭黑臭河、明年基本消灭劣五类水，后年河流基本可以游泳。
杭州市提出“要让广大居民喝得上更干净的水、找得到更多可游泳的河、行走在更多无积水的路上”。
宁波市的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的亲水宜居之城。温州市也提出要全面推进“美丽浙南水乡”建设。
绍兴、台州、丽水等各市都有一系列符合本地实际的“五水共治”目标。
就目前治水的进展和成效来看，省政府正在积极践行“全省上下要用热火朝天的治水场面来提升各级干部的精神状态；要用面貌一新的治水成果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要用动真碰硬的治水力度让转型升级更加扎实。”的诺言。
进一步分析：
我国现有的政治行政体制、发展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复杂性、系统性决定了政府在其中的主导地位，也决定了政府职能转变与创新的必然性；而强政府弱社会的生态治理格局则决定了政府必须转变职能，创新生态治理新格局。从五水共治政策至今的落实层面看，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在此案例中所做的几大努力：
（一）政府大力开展生态治污，修复和维护生态环境
今年4月，柴桥政府在芦江河上游放养生态鱼苗鱼苗约2千余尾，包括草鱼、白鲢鱼、花鲢鱼等家鱼，这些鱼类每生长一公斤鱼肉，就能吃掉大约30～40公斤的藻类等微小浮游动植物，清除水中的氮、磷元素，提高水中的溶解氧，实现芦江水生物多样性，保持芦江近年
来的治理成果。
（二）政府深入利用现代化科技开源节流
杭州市注重鼓励并推广节水科技。在公建设施中加快推进雨水回收利用，采用下凹式绿地、渗透铺装、渗透管沟等措施将收集到的雨水，经过初步处理，用于绿化灌溉、路面、公厕的冲洗用水和河道配水，将投资2000万元，建成雨水回收利用项目7个。在2016年底，将确保杭州市主城区居民家庭中的节水器具普及率达到100%。到
2014年，要有5%以上的小区成为节水型居民小区。
（三）政府落实力度大，投资重
从2014年到2016年，杭州将在治理洪水上投资64.65亿元。加快推进钱塘江治理，完成干流堤防加固建设89.1公里；重要堤防加固工程完成443.8公里；深化水库除险加固，完成60座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完成万方以上山塘加固350座。
（三）完善生态规划体系，制度创新性强
截至11月底，下城、拱墅、开发区、萧山、余杭、桐庐、建德等7个地区已出台“河长制”实施方案。今后，杭州市将继续推行“河长制”，对全市7条省级河道、7条市级河道、282条县区级河道共1.5万公里的河道，落实“一条河道、一名领导、一个班子、一套制度、一抓到底”的机制，综合运用企业关停转迁、打通断头河、疏浚清淤、生态修复、环境卫生整治等措施，确保按期实现治理目标。
这次的五水共治政策无疑是创新之举，而我们更希望，以“五水共治”为契机，助各级政府累积建设生态文明的经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做到下述几点建设全面的生态化城市——
（一）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加快生态型政府建设
（二）生态立法和生态规划，把生态保护和发展纳入政府核心职能范围
（三）加快推进创新型政府建设，以科技创新实现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发展
（四）创新政府生态治理的协调机制，形成生态治理的整合效应
（五）创新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强化生态责任追究机制
（六）优化政府生态治理模式，建构网络化的生态治理新格局
“五水共治”，是一场攻坚战，要啃硬骨头、涉险滩；是一场持久战，要驰而不息、久久为功,我们更觉得他是一种尝试，在今后，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在把“五水共治”中累计的经验类推并发展之后，我们的政府绝对有能力减轻雾霾，绿化城市，为我们建设出碧水蓝天的生态化家园。
第二篇：政府行政管理案例
政府行政管理
案例：
1.去年以来，贵州省织金县在贯彻落实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条例》中，积极采取措施，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取得较好成效。该县主要采取了七项措施。一是对拟提拔人员实行民主推荐，对民主推荐达不到 ２／３ 的不予列为考察对象。二是运用问卷调查、个别走访、个别谈话等形式，深入了解拟提拔人员在工作、生活、社会交往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的情况，对群众反映大的暂缓提拔。三是对拟提拔人员除在相关媒体进行一周公示外，还 要由县纪委常委会审核，未经审核的不能提交县常委会票决。四 对拟提拔人员实行县委常委会票决制，同时邀请县人大、政协领导成员参加，对得票数达不到２／３的，不予提 拔。五是建立 “谁考察、谁负责 ”的考察责任制，明确考察者的职责和失察者的责任。六是 对拟提拔或交流、轮岗人员，由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共同下发审计委托书，委托审计部门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做到 “拟提先审，审后再提；有离必审，审后再离 ；在任也审，审后 价 ”，对审计中发现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暂缓任命。七 在任命前，由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对拟提拔人员进行任前教育，并签订廉政承诺书和进行廉政宣誓。截至今年４月，该县共对４５名拟提拔人员进行了任前教育.2.乡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因聚众打麻将被免职，市委办、市局级部门多名科级干部、办公室主任因公文运转不力或被免职或被责令停职检查„„昨日，记者从（四川省）巴中市效能办获悉，巴中市在行政效能建设中逗硬较真：自6月以来，该市已有12名干部受到处理，其中有10人被免职，两人被停职，并通报全市。一系列免职、停职事件的发生，在该市引起了极大震动，以整顿工作作风为重点、以提高机关行政效能为目标的行政效能建设正在巴中市全面开展。
案例分析：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选拔干部，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这对干部选用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报告指出了关于选拔任用干部过程中应该考虑的因素，只有干部队伍的质量上去了，干部才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动力。那么，如何才能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呢？
一 要选用德才兼备的干部
要选用政治上过硬同时又有本事的干部。德，什么时候都是第一位的。无德有才的人，可能使用一时，但不可能使用一世。不能为了一时的发展，而只求才不求德。但有德无才也不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一个不能推动科学发展的人，不会得到群众的拥护。作风是德的外在表现。作风不好，凡事首先想的是自己，凝聚不了人心，形不成发展合力。现在，一些干部就是因为作风不实，工作上规划不周密，方法不科学，上马了一些不切合实
际的工程和项目，给群众造成了严重损失，也损害了党的形象，对作风漂浮的干部，不能重用。
德才兼备的干部必是真抓实干的干部。干，有实干巧干，也有蛮干瞎干。实干使群众得惠，蛮干只使个人得利。群众拥护的是巧干实干，反对的是蛮干瞎干。要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干者重用起来。选人用人时，要看科学发展，不要看一时发展，更不能单纯地看发展速度、一时效果，要听群众的反映。选人要选真抓实干的，用人要用科学发展的。要把工作出色、踏实干事的老实人提拔起来。把更多的眼光投向那些在艰苦环境和岗位上做出政绩的干部，保证那些扎实干事的老实人，能够被推荐上来，选用起来。树立让干事的干部受重用的用人导向。
选用干部要注重其一贯表现。人都有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那种不为己，只为群众考虑的，是要重点考察的对象；那种提拔前“夹着尾巴做人”，提拔后目空一切的人，要严加注意，不要被他们的表象所蒙蔽；那种只为己，而不为群众考虑的人，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起用。要选用有位无位都有为的干部。有的干部，有位也好，无位也罢，是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位没位一样干。而有的干部，没位时“大干”，有位时则不干。对于干事态度不同的干部，要加以识别。要选用台上台下都能干的干部。台上台下一样干并且干得好的干部，是组织部门应关注的。
二 要倾听群众的意见
要注意听取群众的评价。不管是什么样的干部，都生活在群众中，其思想先进不先进，工作出色不出色，工作作风好不好，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脑子里。离开群众，提高用人公信度，只能是空谈。选人用人要以群众的基本评价为基础，群众反映好的，认真考察，放手使用；反映差的，慎重使用。有的干部有事没事爱找领导，大事小事都想让领导知道。谁干事比较实，谁专门来虚的，上级领导可能不太清楚，但人民群众心知肚明。要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就不能只选领导喜欢的，而要关注那些不事张扬、真抓实干的干部，让群众来评价所选用的人。选用干部，有群众基础，公信度就高，反之公信度就低。
要拓宽群众参与的渠道。有的工作，群众不是不愿参与，而是没有参与的渠道。在用人上，有时领导定了之后，公示几天，走走过场。不管群众愿意不愿意，所公示的人有没有能力，都能走上既定岗位。这样做，时间长了，次数多了，群众知道反映不反映一个样，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如果群众的意见真正能够得到重视，落到实处，干部也就不会先跑一步，而是先干一步了。所以一定要拓宽群众参与的渠道，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要让群众公认真起作用。有时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群众反映好的干部，却不是领导中意的干部。领导中意的干部，群众又“不感冒”。用谁不用谁，到底是领导说了算，还是以群众公论为取舍，是公信度高不高的关键所在。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我认为，当领导和群众的意见一致的时候，一定能够选出人才；当领导和群众的意见相左的时候，一定要让群众的意见起主导作用。实践充分说明，群众信任的人，能够得到重用，公信度就高。群众信任的人，得不到重用，公信度就不高。必须切实改变以领导喜好为用人标准的做法，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行缺位时公示，选用前预告，推荐时署名，考察时真实，任用时权衡，上岗前试用，以选出最符合岗位要求的人选。
三 要严把选人用人关
要把好署名推荐关。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就要把好源头关。实行推荐署名制度，就是要把推荐的权利和承担的责任统一起来，使推荐者对推荐对象作充分了解，仔细考虑其长处与缺点，考虑推荐谁不推荐谁，是以德才推荐还是以利推荐。要规范推荐内容。每次推荐，要把岗位需求、任职条件、推荐要求及时间期限公示于众，使推荐者能够有的放矢，做到以德才推荐，不以利推荐，把真正符合条件的人才推荐上来。要实行“阳光推荐”，把推荐者的基本情况和被推荐者情况都公示出来，让群众了解推荐过程和推荐结果，接受群众评议。使组织部门在评议中比较，在比较中选择。要延长推荐责任链条。推荐者所推荐的人，一旦被组织部门所选用，在任期前两年，推荐者要承担责任，不能“一推了之”。既然敢于推荐，就要敢于负责。保证所推荐的人，在一定期限内不“生病”，不出事。
要防止干部带病提拔。一个人表现怎样，不但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要看他对群众的态度和感情，看他工作的出发点是不是为人民。对群众态度好，能够为群众服务，政治素质就高；为个人升迁、搞政绩工程，政治素质就不高，就不能选用这样的人。对于群众有反映的拟提拔对象，不论问题大小，性质怎样，在搞清楚以前，不要轻易作出定论。要善于从小问题中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能因为是小问题而置之不顾。有的干部，大问题没有，小问题不断。他们信奉“小节无害论”。干什么都无所谓，这种“游戏人生”的态度，其实更能反映出他的真实面目，也是组织部门需要谨慎使用的人。
要追究任用失职行为。用人不当，造成失误，要追究推荐者的责任。用人失误要分清是推荐前就“有病”，还是上岗后才“生病”。对于推荐前就“有病”的，要查推荐人是事先不知，还是知情不报。对事先不知、以“健康人”推荐的，除给予党纪处分外，还要限制推荐人以后的推荐；对于明知“有病”，仍然推荐的，要查明其推荐的动机，取消其推荐资格。要追究考察者的责任。对干部问题，考察人员在考察期间，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未向组织反映，要给予考察人员以党内处分。要追究决策者的责任。虽然选人用人决策是依据考察材料作出的，但是也说明决策者掌握情况有失误，没有真正了解所选的对象，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以上就是在选拔任用干部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干部的公认度，保证国家干部队伍的纯洁与高效，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三篇：政府采购案例
案例: 2009年4月，某政府采购中心受某高校委托，组织该校图书实验楼冰蓄冷工程采购。甲公司发现公司资质不符合投标要求，便与乙公司协商并达成协议，约定由乙公司代为投标，中标后由甲公司实际履行采购合同，甲公司出资5万元给乙公司，而后由乙公司开具支票交给政府采购中心作为投标保证金，如果乙公司未中标，需将5万元返还给甲公司。
乙公司最终未中标，但甲公司要求乙公司返还5万元时遭拒。2012年5月，甲公司以合同纠纷为由，向当地法院起诉乙公司要求返还5万元。案件审理过程中，乙公司以政府采购中心未退还投标保证金为由予以拒绝。甲公司于同年10月向法院提出调取证据申请，希望政府采购中心出具已退还投标保证金的证明。后经法院调解，两公司于2012年11月达成协议，乙公司退还甲公司4.7万元，其余3000元作为资质使用费不再退还。
分析:本案有4个问题值得讨论：一是甲、乙公司的行为该如何定性；二是甲、乙公司间的协议是否有效；三是法院调解后使双方达成的协议结果是否适当；四是能否处罚甲、乙公司。
1.甲、乙公司行为属于恶意串通
从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甲、乙公司不仅对串通投标行为的后果有明确认知，而且达成合意并实际实施了具体投标行为，损害了第三方的合法权益。所以，两公司行为符合恶意串通构成要件，可认定为恶意串通。根据《政府采购法》
第77条规定，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2.甲、乙公司间的协议无效
甲、乙公司的行为，一方面直接损害了采购人和其他供应商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两公司试图以自愿达成合作协议这一合法形式，实现让不具备投标资格的甲公司成为政府采购项目的实际履约者的非法目的，可认定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此外，两公司的行为违反了《政府采购法》有关供应商不得恶意串通的禁止性规定。换句话说，两公司的行为触犯了《合同法》第52条有关合同无效的四种情形，即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56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即一个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则该合同就得承受自始无效、当然无效（即不论是否经过法院或仲裁庭确认，都无效）、确定无效（即无法经过当事人的补充或补正行为使之有效）和绝对无效的法律后果。
3.本案结案方式和调解协议内容失当
首先，本案诉讼标的权属不明。表面上看，甲公司提供了5万元投标保证金，乙公司和政府采购中心只是在采购活动不同阶段的实际占有者，甲公司应为所有权人。但是，因甲、乙公司并未约定是否需要对借用资质行为支付费用，双方产生纠纷，即甲公司对乙公司享有一个不确定的债权。此时，甲、乙公司便互相产生债权债务关系，适用债的抵消。另外，根据《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文件规定，投标人串通投标或弄虚作假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由政府采购中心收缴后按法定程序上缴国库，那么此时，投标保证金应属国家所有。简单说，本案诉讼标的可能有3个所有权人。
其次，本案审理程序有瑕疵。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即使第三人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法院应通知其参加诉讼。本案中，政府采购中心作为投标保证金的代为收缴者，其在发现投标人违法行为后，事实上可以作为第三人（国家）代表，即便是在串通投标的行为事实尚未完全确认前，法院也应通知政府采购中心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非作为证人出现。
再其次，调解协议内容失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调解协议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案外人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本案调解协议的结果是将可能上缴国库的5万元投标保证金予以拆分，有可能侵害国家利益。此外，法院将诉讼标的中的3000元认定为资质使用费，缺乏合法借用资质的事实基础，属于不正当获利，且与《合同法》第58条规定不符。
最后，本案的调解结果回避了甲、乙公司串通违法这一事实，造成了以司法文书确认违法行为有效的假象。甲、乙公司非但没有为自己的串通投标行为付出必要的代价，而且还利用法律漏洞，明目张胆地要求政府采购中心出具相关证据材料，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两公司继续采用此方式实施违法行为的可能性，社会示范效应极坏，不利于政府采购事业的健康发展。
4.政府采购行政处罚时限已过
根据本案事实，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依据《政府采购法》对甲、乙公司予以处罚，但是《政府采购法》并未明确处罚的时限。因此，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9条“违法行为在2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考虑到甲、乙公司违法行为介于2009年4月至6月间，而政府采购中心在2012年10月才发现，超过了2年，因此即使政府采购中心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提起处罚申请，也不可能得到支持。
建议:
本案中，虽然对甲、乙公司的政府采购行政处罚时限已过，但是为了维护国家、采购人和其他供应商的合法权益，净化政府采购市场，政府采购中心可作为独立请求权人，向原审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处5万元投标保证金归政
府采购中心代管，并按法定程序上缴国库。理由是：提交投标保证金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属于民事行为，而政府采购中心于2012年10月接到法院调取证据申请时，才知道甲、乙公司的串通投标违法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和第137条规定，截止到2014年10月仍处于诉讼时效内。
此外，建议探索建立供应商诚信档案制度，对那些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受到行政处罚的供应商，在保证其不受歧视待遇的同时，客观记录其业已存在的违法违规事实。
第四篇：演讲稿(政府)
正风气甘做铺路石
正品行勇做排头兵
尊敬的各位评委、朋友:
上午好
花团锦簇迎盛世，政通人和万事兴，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前不久，中央组织部、宣传部联合号召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开展向李林森同志学习的活动。目前全县人民又掀起了“正品行，创一流队伍；正风气，创优异业绩，争当人民满意服务员”的活动热潮，我作为教育战线上的普通工作者，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更应当正风气、办人民满意教育，正品行、做人民满意教师，立足岗位，甘为人梯，无私奉献，春风化雨。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正风气，甘做铺路石；正品行，勇做排头兵。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讲台上，我们教书育人；讲台外，我们为人师表。每天清晨，当我迎着第一缕阳光，迈着从容的脚步踏进校园时，孩子们亲切地喊我“老师好！”，此时我的心里是多么的快乐和幸福啊！课堂上，当我抱着一大摞作业本站上讲台，几十个学生齐刷刷站立，向我尊敬地高喊“老师好!”，我又是多么自信和满足啊！黄昏，当我合上教案、处理完一天的工作，略感疲惫的走出校门时，前面一张娃娃脸回过头来冲我怯怯地叫一声“老师好！”, 我的内心又是多么地温馨和甜蜜！
我们在被学生感动的同时，也在被身边一个个可亲可敬的人所感动： 新时期组工干部的优秀代表李林森同志，他一腔热血、一身正气、一身坦荡、一片丹心，对党和人民事业无限忠诚、无限牵挂，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不幸的是２０１１年７月３１日，病魔无情地带走了
他。４２岁的年华，定格在了最绚烂的燃烧。他用自己短暂而宝贵的生命书写出了人生的华丽篇章。他走了，但是大巴山的每一个人都将永远记得他——一位公正廉洁、无私奉献、为党的事业燃尽生命之火的基层组织部长。
全国师德标兵宣汉县龙泉小学高级教师胡清贵同志，师德高尚、身残志坚，无限忠诚人民教育事业...用半边孱弱病残之躯，撑起一片教育蓝天，他将满腔的爱心和全部才华都奉献给了山区的学生......市级劳动模范，市级师德标兵，宣汉县漆树乡乘龙村小校长陈笃楼老师，他为接学生上学滚下山坡而留下终身残疾，却无怨无悔；在山村小学默默奉献近四十个春秋；这是多么崇高的师德，这是多么可敬的人啊！
聆听了他们的事迹，看到了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完美标准”“优秀习惯”，我似乎更明白了自己身上的责任，肩上的重担，以致从内心感到骄傲和自豪！
然而，与当今社会物质与生活飞速发展的步伐相比，我们起始于辛劳，收结于平淡，我们吃也清淡，穿也素雅。但是，不要说我们平凡，因为我们的脊梁在支撑着祖国的未来；不要说我们清贫，因为我们的双手正托举着明天的太阳！今天，我们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将继续发扬奔跑精神，跳起摸高，高位求进，奋力打造“五个新宣汉”！我们将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爱岗敬业，严谨治学，发展宣汉教育事业，培育老区红色后代。
朋友们，就让我们在各行各业的工作岗位上，真正做到把完美当作标准，把优秀作为习惯，正风气，甘做每条战线上的铺路石，正品行，勇做冲锋陷阵的排头兵！
谢谢大家！
第五篇：政府经济学经典案例分析
财政案例
案例资料 财政预算，是国家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等对于未来一定时期内的收入和支出的计划。每年“两会”，财政部部长所作的预算报告，都是代表们锁定的“焦点”。政府预算是一本政府公开的“财务大账”：过去的一年收了多少钱？钱投到哪里去了？今年的钱该怎么用？这些钱是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年都要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和审查。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财政预算编制较粗，“外行看不懂，内行看不清”，预算的透明度不高，造成了很多部门预算游离在人大监督范围之外。同样，在预算执行方面也不尽如人意，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办法。对每年人代会批准的财政预算，执行随意性大。由于预算资金没有落实到具体的项目上，造成了执行难的问题。往往部门申请多、找领导批条子多、临时性支出多，变成“一年预算，预算一年”，然后再报人大常委会做出调整预算的决议。为此，在近年各地的人代会上，代表对财政预算的监督力度明显加大。如广东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代表们对预算中“拨2000万元给机关幼儿园”、“事业单位的行政编制外人员每人每年补贴3.2万元”等提出了质疑。浙江、四川等省的预算报告也明显加厚，列支项目也更加详尽，以利于人大代表的监督。问题分析： 1.政府预算的本质什么？ 2.为保证政府预算的科学性应坚持什么原则?
解答
1、政府预算的本质是关于民众赞同和监督国家财政活动的法律制度。政府预算反映着政府的职能与政策的方向，预算过程是政治的和决策的过程。概括而言，政府预算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财政计划，即用法律形式表现，反映和规定政府在一定时期内财政收支活动的预期收支指标与平衡关系的一览表以及管理制度。它是政府分配集中性财政资金的重要工具和调节、控制、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经济杠杆。一般而言，政府预算的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反映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其次是对政府支出的控制。
2、为保证政府预算的科学性，政府预算必须符合统一性、预测性、性，法律性和公开性等要求。这些特征体现了政府预算的技术性和政治性两个层面的内涵。统一性、预测性和性等特征可以理解为技术方面，法律性和公开性等方面则主要体现了政治内涵。
3、应对措施（附送）我国要提高政府预算的民主性，一方面要形成有效的预算分权和制衡，另一方面要扩大预算程序的公众参与度。首先是预算分权与制衡。预算权力是国家公共权力的核心之一，也是国家利益矛盾最集中的地方。预算分权就是要将预算权力在立法机关、政府、政府财政职能部门及内部各组织机构以及独立审计机关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以形成一个相互制约的运作体系。如建立预算的编制、执行、监督三者相互分离的制度，并形成三套相互制约的机构；建立资金的使用权、支付权、审核权相互分离的制度；实行财政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制度；还可以建立一套独立于政府、直接对人大负责的审计监督系统，并独立行使监督权。其次扩大预算程序的公众参与度。公众对程序的参与，特别是普通公民对政治决策程序的参与，是程序内在价值得以体现的重要保障，也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显著标志。政府预算收支的多与少都将实质地影响到每一个公民或者企业，让公众参与预算程序，让相对人对自己将要承担的纳税义务与将要获得的公共服务发表看法，与政府沟通，这本身就有其价值所在：它不仅仅有利于预算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也便于预算通过后的有效执行和政策的顺利推进。
公共产品与市场失灵的案例
政府经济学:是专门研究以政府为主体的资源配置及其宏观管理规律的学科。
2、竞争失灵: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也称之竞争失灵。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市场往往达不到完全竞争状态，而是存在垄断，即不完全竞争。至于垄断的具体情况，还可进一步划分，主要包括完全垄断、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
3、俱乐部物品:可能发生拥挤的公共物品，布坎南称之为“俱乐部物品”。当消费人数低于拥挤点时，该物品是非竞争的，而当消费人数超过拥挤点时，这种物品的消费就变成竞争的。
4、信息的不对称:通常是指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易的双方，由于所掌握的信息量不相等，不能有效开展公平竞争，从而对资源配置产生扭曲。
5、自然垄断:有时也称之为天然垄断，是与某些商品和劳务自身的特点有关，即这类商品和劳务在由一家企业提供时其成本比由多家企业提供时低，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供电、供水、供气等公用事业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具有明显的自然垄断特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经济职能。(1)政府收入分配职能;政府收入分配职能，是指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工具，参与一定时期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实现收入在全社会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以及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合理分割，缩小收入差距，体现社会公平。在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的过程中，政府需要运用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和措施，主要包括:税收制度，税收是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各项税收特别是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收入调节功能很强，是各国政府实施分配政策的主要工具;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成员在丧失劳动能力、失业、疾病、工伤、生育等情况下，提供基本生活资料，保障其生存需要。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优抚等内容。而这种制度保障应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与其所缴纳税的多少不完全对等;工资制度，政府公务人员和政府直接举办的公共事业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津贴、奖金等工资性支出，由政府财政支出安排，其支出总额和支出标准，直接关系到这部分社员成员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进而影响全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因而工资制度构成政府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其政策目标的重要工具;财政补贴，财政补贴是政府单方面的价值让渡，属转移性支出，其目的是为了执行政府政策的需要，对企业、个人的某些特定行为给予资金支持，以影响相关产品和劳务价格结构，调节市场供求关系。而政府财政补贴数额、补贴对象，则直接影响有关企业、个人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和份额。(2)政府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政府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是指通过干预、调节国民经济运行，达到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政府稳定经济职能，还意味着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目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属不同的概念，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加，可用经济增长率或增长额来表示。而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经济运行和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包括产业结构优化、贫富差距缩小，生产生活环境改善、人们医疗教育文化生活质量得到提高等。即经济的增长，最终要有利于人民福利水平的改善，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重要职能。为实现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政府需要运用相应的政策工具和手段，主要有: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工具，保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运用财政制度的自动调节功能，实现经济稳定与增长(3)政府资源配置职能 政府资源配置职能，是指通过政府经济活动，引导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资源流动，形成一定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等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以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公共选择案例 案 例 分 析 案例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来，机动车车牌的管理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机动车车牌是按顺序发放，由工厂批量制作好车牌，然后由车管部门按号牌顺序发放给车主。第二阶段是“九二式车牌”，即为解决车管部门和群众之间因为车牌号码而产生的矛盾，实施“电脑选号”。该政策于1992年制定并进行试点，1994年开始在全国实施。然而随着机动车数量年年猛增，“九二”式车牌的容量已经不能满足车辆发展的速度。截止2001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7398万辆，一些城市摩托车和小型汽车号牌容量已趋饱和。随着机动车总量的增加和机动车所有人结构的变化，现行的“九二”式机动车号牌由于受编号规则的限制，在数量上不能满足人作的需要，在号码选取上也不能满足人们对个性的追求。为了改革和加强车辆管理工作，同时充分体现机动车所有人选择号牌的个性意愿，依据《公安部关于开展启用“二00二”式机动车号牌试点工作的通知》（公安管[2002]85号），北京、天津、杭州、深圳作为首批四个试点城市，于2002年8月12日率先启用这种新式机动车号牌。此次试行的“二OO二 ”式机动车号牌的所有号码全部对外开放，并采取机动车所有人自主选择的方式。号牌编号使用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按“3+3”方式编排，字符位数由5位升至6位。汽车类号牌号码为上下两排结构，上排有一个汉字和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前者是所属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简称，后者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车辆管理所的顺序代码，如“鄂E”；下排是号牌编号。而摩托车号牌号码则为左右结构，左侧是机动车登记机构代号，右侧是号牌编号。在颜色方面，小型客车和轻型摩托车牌照颜色为蓝白相间，大型客车则上黄色牌照。依据这一通知，车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编排车号。个性化车牌一经推出就受到有车族的欢迎，投放头一周北京就发出了7000多份新车牌。但由于《通知》基本上没有对车牌的编码做出限制，于是像“CHN-001”、“USA-911”、“IBM-001”、“WTO”、“SEX”、“TMD”、“FBI”、“TCL”等被认为颇具“创意”的号码或字母组合纷纷出炉，这引起了社会上的一片争议。8月22日，北京2002式机动车号牌突然暂停发放。8月23日，其他三个城市也因“系统技术故障”暂停发放新式车牌。四个试点城市根据有关部门规定，暂停发放“二OO二”式车牌，恢复“九二”式车牌，个性化车牌在试行十天后匆匆收场。讨论提纲：
分析政策终结的主要原因和政策执行再决策的依据有哪些？ 总 结：
公共政策是政策环境助产物，二者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就其关系而言，环境决定和制约政策，起主导作用；政策则改善和塑造环境，具有反作用。
政策执行再决策是指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以及公共政策执行任务完成之后，根据信息反馈对所执行的政策方案所做的必要补充或修正。
政策主体经政策评估后，发现一些政策已经过时、多余、失败，或引发了重大的不良后果，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终止的行为即是政策终结。公共政策执行再决策的主要依据有：
主要任务、目标、路线发生了变化；政策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们认识的深化；政策偏差的产生；政策负作用的产生。政策终结的原因：
⑴既定的政策目标已经实现，政策事项完成； ⑵政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⑶财政困难； ⑷政府的低效率； ⑸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 ⑹行为理论的变化； ⑺学习和试验。
市场失灵
一条；20世纪初的一天，列车在绿草如茵的英格兰大地上飞驰。车上坐着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C.pigou）。他一边欣赏风光，一边对同伴说：列车在田间经过，机车在田间经过，机车喷出的火花（当时是蒸汽机）飞到麦穗上，给农民造成了损失，但铁路公司并不用向农民赔偿。这正式市场经济的无能为例之处，称为“市场失灵”。
将近70年后的1971年，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斯蒂（G.J.Stigler）和阿尔钦（A.A.Alchian）同游日本。他们在高速列车（这时已是电气机车）上见到窗外的禾苗，想起了庇古当年的感慨，就问列车员，铁路附近的的农田是否受到列车的损害而减产。列车员说，恰恰相反，飞速奔驰的列车把吃稻谷的飞鸟吓走了，农民反而受益。当然，铁路公司也不能向农民收“赶鸟费”。这同样是市场经济所无能为例的，也称为“市场失灵”。
二条； 简言之
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
①市场存在着垄断或不完全竞争,使其并不总是产生最有效的结果.②市场行为的外部性可能产生负面的外溢效果.③市场机制不能保证公共物品的供给.④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或不对称性所导致的经济中的不确定性.⑤市场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后果在政治上或道义上无法接受
三条；另有观点认为
一般而言，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在有些领域不能或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达不到资源有效配置的目的。也就是达不到经济学所讲的“帕累托效率”。即资源配置达到了这样一种理想状态，任何分配方案的改变，都不能达到在不损害一部分人利益的前提下，提高另一部分人福利水平的目的。
既然这些领域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为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就需要政府干预。从各国市场经济实践分析，市场失灵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
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也称之竞争失灵。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的条件下，市场上参与竞争的企业很多，每一个企业都不能操纵、控制市场价格，只能接受市场价格，这种市场价格是通过供求双方的竞争形成的，各种生产要素可在市场上自由流动，有关交易的信息是透明的。在此情况下，通过价格机制和竞争，企业生产能够达到利润的最大化，即边际利润等于边际成本，资源配置可达到最优状态，也就是“帕累托效率”。
但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市场往往达不到完全竞争状态，而是存在垄断，即不完全竞争。至于垄断的具体情况，还可进一步划分，主要包括完全垄断、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完全垄断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垄断，即在市场上只有一个生产厂家，它可以完全操纵市场价格。寡头垄断是指在市场上存在几个生产厂家，这些企业可以控制某一领域的商品和劳务供给价格，但它们之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
垄断竞争就是指市场上既存在垄断又存在竞争的状况，其程度介于寡头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在市场上有较多的生产企业，它们之间存在竞争，但还达不到完全竞争的状态。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垄断竞争则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市场条件。
至于垄断形成的原因，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答案，主要包括市场竞争形成的垄断、自然垄断等。
市场竞争形成的垄断有过度竞争产生的垄断、技术进步产生的垄断等。过度竞争产生的垄断是企业在竞争中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扩大生产规模和产品市场占有量，当其产量和市场份额足以控制市场价格和供求关系时，就会产生垄断。
技术进步产生的垄断，是由于企业在一定时期掌握了某些生产技术，如专利权等，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能对产品价格产生影响，进而对资源配置发生作用。而自然垄断有时也称之为天然垄断，是与某些商品和劳务自身的特点有关，即这类商品和劳务在由一家企业提供时其成本比由多家企业提供时低，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供电、供水、供气等公用事业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具有明显的自然垄断特征。
在垄断条件下，无论具体程度如何，都会对市场机制形成扭曲，不能有效调节供给和需求，达不到资源合理配置目的。
由于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克服各种垄断产生的竞争的不完全性，资源配置难以达到最优配置状态，就需要政府干预。政府对市场垄断的治理，主要有两种途径：
第一，利用法律手段打击或限制过度竞争产生的垄断，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第二，对自然垄断行业实行政府管制，价格由政府控制或指导，并对服务质量等提出明确要求，限制这类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操纵市场价格，损害消费者利益，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市场失灵定义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对经济学家而言，这个词汇通常用于无效率状况特别重大时，或非市场机构较有效率且创造财富的能力较私人选择为佳时。另一方面，市场失灵也通常被用于描述市场力量无法满足公共利益的状况。在此着重于经济学主流的看法。经济学家使用模型化理论解释或了解这个状况，市场失灵的二个主要原因为：
成本或利润价格的传达不适切，进而影响个体经济市场决策机制。
次佳的市场结构。
市场失灵在某些经济体的存在通常引起究竟应否由市场力量引导运作的争论。而这也产生要用什么来取代市场的争议。最常见对市场失灵的反应是由政府部门产出部份产品及劳务。然而，政府干预亦可能造成非市场的失灵。
市场失灵的表现
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缺陷具体表现在下列方面：
⑴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
这是因为市场机制遵循的是资本与效率的原则。资本与效率的原则又存在着“马太效应”。从市场机制自身作用看，这是属于正常的经济现象，资本拥有越多在竞争中越有利，效率提高的可能性也越大，收入与财富向资本与效率也越集中；另一方面，资本家对其雇员的剥夺，使一些人更趋于贫困，造成了收入与财富分配的进一步拉大。这种拉大又会由于影响到消费水平而使市场相对缩小，进而影响到生产，制约社会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使社会经济资源不能实现最大效用。
⑵外部负效应问题
外部负效应是指某一主体在生产和消费活动的过程中，对其它主体造成的损害。外部负效应实际上是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成本外部化，但生产或消费单位为追求更多利润或利差，会放任外部负效应的产生与漫延。如化工厂，它的内在动因是赚钱，为了赚钱对企业来讲最好是让工厂排出的废水不加处理而进入下水道、河流、江湖等，这样就可减少治污成本，增加企业利润。从而对环境保护、其它企业的生产和居民的生活带来危害。社会若要治理，就会增加负担。
⑶竞争失败和市场垄断的形成竞争是市场经济中的动力机制。竞争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说竞争是在同一市场中的同类产品或可替代产品之间展开的。但一方面，由于分工的发展使产品之间的差异不断拉大，资本规模扩大和交易成本的增加，阻碍了资本的自由转移和自由竞争。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垄断的出现，减弱了竞争的程度，使竞争的作用下降。造成市场垄断的主要因素。①技术进步；②市场扩大；③企业为获得规模效应而进行的兼并。一当企业获利依赖于垄断地位，竞争与技术进步就会受到抑制。
⑷失业问题
失业是市场机制作用的主要后果，一方面从微观看，当资本为追求规模经营，提高生产效率时，劳动力被机器排斥。另一方面从宏观看，市场经济运行的周期变化，对劳动力需求的不稳定性，也需要有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以满足生产高涨时对新增劳动力的需要。劳动者的失业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满足了市场机制运行的需要，但失业的存在不仅对社会与经济的稳定不利，而且也不符合资本追求日益扩张的市场与消费的需要。
⑸区域经济不协调问题
市场机制的作用只会扩大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现象，一些经济条件优越，发展起点较高的地区，发展也越有利。随着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素质，管理水平等也会相对较高，可以支付给被利用的资源要素的价格也高，也就越能吸引优质的各种资源，以发展当地经济。那些落后地区也会因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优质要素资源的流失而越发落后，区域经济差距会拉大。再是因为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利益，在不同地区使用自然资源过程中也会出相互损害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负外部效应：江河上游地区林木的过量开采，可能影响的是下游地区居民的安全和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造成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与危害。
⑹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公共产品是指消费过程中具有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所谓非排它性也就是一当这类产品被生产出来，生产者不能排除别人不支付价格的消费。因为这种排它，一方面在技术上做不到，另一方面却使技术上能做到，但排它成本高于排它收益。所谓非竞争性是因为对生产者来说，多一个消费者，少一个消费者不会影响生产成本，即边际消费成本为零。而对正在消费的消费者来说，只要不产生拥挤也就不会影响自己的消费水平。这类产品如国防、公安、航标灯、路灯、电视信号接收等。所以这类产品又叫非盈利产品。从本质上讲，生产公共产品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是矛盾的，生产者是不会主动生产公共产品的。而公共产品是全社会成员所必须消费的产品，它的满足状况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这样一来公共产品生产的滞后与社会成员与经济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就十分尖锐。
⑺公共资源的过渡使用
有些生产主要依赖于公共资源，如渔民捕鱼、牧民放牧。他们使用的就是以江湖河流这些公共资源为主要对象，这类资源既在技术上难以划分归属，又在使用中不宜明晰归属。正因为这样，由于生产者受市场机制追求最大化利润的驱使，往往会对这些公共资源出现掠夺式使用，而不能给资源以休养生息。有时仅管使用者明白长远利益的保障需要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但因市场机制自身不能提供制度规范，又担心其他使用者的过度使用，出现使用上的盲目竞争。
市场失灵的表现还有许多，它要求人们科学地认识市场机制的作用。
政府管制，公共产品，外部性
政府管制失败的经典案例政府管制失败的经典案例
经济学在解释政府管制之合理性时，总是以自由市场存在着“失灵”为根据。这些失灵包括“公共产品”(如航标灯)、“自然垄断”(如固定电话网、输电网)、“内部不经济”(如隐瞒产品质量和工作岗位安全信息)、“外部不经济”(如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滥采)等。为了克服这些市场失灵，政府理应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积极采取准入、定价、标准、反
轻轻松松订酒店
免试入学读在职研究生
海量音乐免费下载
免试入学读在职研究生
垄断以及监督、检查、处罚等行政管制政策和手段，对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资格、范围甚至手段进行限制。
遗憾的是，在政府管制最发达的美国，大量研究文献显示政府管制并没有达到上述目的，不但没有克服市场失灵，反而大大增加了企业、消费者和纳税人的成本。因此从社会福利改善的角度来说，大多数管制是不划算的，划算的只是那些管制者和被管制的企业，因为后者“捕获”了前者后，就可以合法地搓揉竞争者和消费者了。政府管制实际上成为利益集团之间财富再分配的手段。好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议制度，使得任何利益集团都无法永远保持其来自政府管制者的“恩惠”。198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的私有化、取消管制、限制管制、回归市场的运动，就是对“福利国”和“管制国”无限扩张的深刻反思和彻底反叛。
与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相比，我国改革前的计划经济可以说是一种全面而彻底的国有化和管制，其理由自然不是上述各种经济学的解释，而是为了实现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因此，20多年来的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逐渐拓展的放松管制的运动，它的主要特征是在保持国有企业主导地位的同时，由竞争性产业开始，然后在某些垄断性产业，逐步引入民间和国外资本。这种变化，体现在政府管理机构身上，就是由运动员到裁判的过渡，由具有私人利益的老板向代表公共利益的中立管制者的过渡。应该说，这种过渡是极其困难的。困难的原因在于：第一，国有企业毕竟代表着一种正统的意识形态，民间企业则处于被歧视的地位；第二，公共财政和公务员制度建设的滞后，使得某些政府官员难以舍弃既得的权利，他们甚至要通过各种寻租的方式维持自身的体面生活；第三，政府职能的调整和弱化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的步伐，大量不合理的管制权力依然被政府保留和继续产生；第四，权力制衡机制的不完善，使得民间经济主体难以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得到补偿。因此，我们经常发现，在本来不应该存在特许权的地方，政府仍然不舍得松手；而且特许权的分配往往采取暗箱操作被不公平地授予某些利益集团；更有甚之，以前政府习惯于和国有企业结成利益同盟，现在，政府则把权力的滥用和寻租的范围扩展到外商和新生的私人利益集团。正是这种权力的滥用和难以制约，在存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加重了市场失灵的程度，在不存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创造出了市场失灵，而这些恰好是更危险的政府管制的失灵。
正是在这种制度变迁的背景下，北京出租车业的垄断现象，堪称政府管制失灵的一个经典案例。我断定，不管中国经济时报针对这一典型案例的调查报道对北京市政府未来出租车行业的管理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它都将被载入我国政府管制改革的史册。任何与政府管制有关的学者、官员、企业、从业者都将难以忘记它。作为一个长期研究政府管制的学者，我非常愿意从理论的角度来具体分析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管制失败现象，以验证上述关于管制失败的观点。
出租车行业是一个可完全竞争的行业，其从业者的进入壁垒几乎为零。如果有必要对它加以管制，只需要事前通过法律规定行业准入的若干条件，如司机必须是身心健康的，无传染病和精神病史、有若干年的驾驶经历以及上下限年龄的限制，再由申请司机向交通管制部门出具包括这些信息的真实文件，就应该可以取得行业准入资格，在进行工商税务登记后，即可开始营业。出租车的服务价格，可以通过公开听证会的方式加以确定。事后的监督，包括无理拒载、价格欺诈、绕路、车容和车内卫生等，则主要通过乘客投诉，由交通管理部门或司机自愿组成的行业协会进行处罚。这中间根本没有必要引入出租车公司。即便有出租公司存在，也应该采取司机之间的股份合作制；或由出资人雇佣司机，形成劳资雇佣关系，司机只按市场平均工资获得其收入，他的其他合法权益则受到法律的保护。
如该调查报道所示，北京市出租车管制的失误之一，在于一开始就主要采取了向有挂靠单位的出租车公司无偿颁发出租车经营特许权的做法，这在1990年代初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却埋下了管制失败的祸根。我相信当时的管制机构并没有寻租的动机，但正是这一制度安排使得大部分出租车公司靠司机的融资款玩儿起了“合法”的“空手套白狼”的剥削伎俩。我们尤其疑惑不解的是，当时的工商管理部门是如何界定出租车公司的治理结构的。
到1996年，“变相卖车”的问题暴露后，行业管制及政府其他相关部门没有采取措施完善出租车公司的产权结构调整，使司机成为公司的股东或被雇佣者，明确司机的合法权益，而是再次错误地要求公司收回(实际上是低价收回)本属司机购买的车辆，并且出文规定司机交纳四、五千元不等的高额“车份钱”、五万元以上的“风险抵押金”，实际作为司机再次出资购买更新车辆的资金。这一典型的错误在1998年的“摘红帽”和2000年开始的所谓“兼并联合”的过程中进一步被放大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出租车司机无可挽回地沦为现代“骆驼祥子”，其命运开始由出租车公司任意宰割。
北京出租车管制失败的第三种表现是，当出租司机被出租车公司以滥集资、滥罚款(扣风险抵押金)、不投保或少投保(包括出租车6个车险种和三个社会保险险种)、“黑”小钱、“铲分”等手法严重侵害，不得不以高于常人2.5倍的工作时间赚取平均1800元左右的收入，并实际沦为城市弱势群体时，居然没有一个政府部门能够出面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北京市的高级法院甚至还出文明令不受理司机的维权诉讼！
读到这些报道的时候，我禁不住潸然泪下。我难以相信这就是我生活了18年之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善之区！我曾感叹每日清晨和下午接送小女上下学必须胆战心惊地通过上地东西里之间的没有红绿灯和地下地上过道的车水马龙的马路时的情景，以及居住小区业主管委会历经一年而迟迟难以成立的窘境，可这与北京最文明的的哥的姐们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毕竟是在“皮鞭”下苟且生存啊！
北京出租车管制失败的第四种表现是，由于国家的税收和消费者剩余的严重损失，目前的出租车管制，已经无可辩驳地牺牲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也许可以推论，出租车公司和北京市政府相应的管理部门，已经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同盟，它们在公开的秘密下，进行着不光彩的收入再分配。否则，以北京人素有的大智慧，难道就无法自己去解开这团乱麻？
在我国，政府管制的不当和失灵导致市场协调机制失灵的例子可谓随处可见，如民航票价的禁折、铁路运输的长期供不应求、证券市场的公开圈钱化、城市房地产的泡沫、民间金融的缺乏、城市公共设施的瓶颈、民办教育事业难以为继、医疗机构的以药养医、生产事故频仍、生态环境恶化、迁移权的限制和就业歧视使农民贫困化加剧、大量弱势群体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等等。可以说，如果不大力调整政府的职能，并彻底改革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方法，市场机制就永远无法在这些领域发挥其合理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就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
中央和各地方政府正在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作为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领导小组专家咨询组的成员，我深深感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迫切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但我也切身体会到中央政府的改革决心。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步到位和行政审批、行政监督制度的逐步完善，我相信北京的现代“骆驼祥子”的命运最终会得到改善。但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努力，因此我再次向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及其报道中那些勇敢的真名实姓者表示最真切的敬意！
经济学在解释政府管制之合理性时，总是以自由市场存在着“失灵”为根据。这些失灵包括“公共产品”(如航标灯)、“自然垄断”(如固定电话网、输电网)、“内部不经济”(如隐瞒产品质量和工作岗位安全信息)、“外部不经济”(如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滥采)等。为了克服这些市场失灵，政府理应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积极采取准入、定价、标准、反
轻轻松松订酒店
免试入学读在职研究生
海量音乐免费下载
免试入学读在职研究生
垄断以及监督、检查、处罚等行政管制政策和手段，对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资格、范围甚至手段进行限制。
遗憾的是，在政府管制最发达的美国，大量研究文献显示政府管制并没有达到上述目的，不但没有克服市场失灵，反而大大增加了企业、消费者和纳税人的成本。因此从社会福利改善的角度来说，大多数管制是不划算的，划算的只是那些管制者和被管制的企业，因为后者“捕获”了前者后，就可以合法地搓揉竞争者和消费者了。政府管制实际上成为利益集团之间财富再分配的手段。好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议制度，使得任何利益集团都无法永远保持其来自政府管制者的“恩惠”。198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的私有化、取消管制、限制管制、回归市场的运动，就是对“福利国”和“管制国”无限扩张的深刻反思和彻底反叛。
与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相比，我国改革前的计划经济可以说是一种全面而彻底的国有化和管制，其理由自然不是上述各种经济学的解释，而是为了实现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因此，20多年来的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逐渐拓展的放松管制的运动，它的主要特征是在保持国有企业主导地位的同时，由竞争性产业开始，然后在某些垄断性产业，逐步引入民间和国外资本。这种变化，体现在政府管理机构身上，就是由运动员到裁判的过渡，由具有私人利益的老板向代表公共利益的中立管制者的过渡。应该说，这种过渡是极其困难的。困难的原因在于：第一，国有企业毕竟代表着一种正统的意识形态，民间企业则处于被歧视的地位；第二，公共财政和公务员制度建设的滞后，使得某些政府官员难以舍弃既得的权利，他们甚至要通过各种寻租的方式维持自身的体面生活；第三，政府职能的调整和弱化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的步伐，大量不合理的管制权力依然被政府保留和继续产生；第四，权力制衡机制的不完善，使得民间经济主体难以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得到补偿。因此，我们经常发现，在本来不应该存在特许权的地方，政府仍然不舍得松手；而且特许权的分配往往采取暗箱操作被不公平地授予某些利益集团；更有甚之，以前政府习惯于和国有企业结成利益同盟，现在，政府则把权力的滥用和寻租的范围扩展到外商和新生的私人利益集团。正是这种权力的滥用和难以制约，在存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加重了市场失灵的程度，在不存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创造出了市场失灵，而这些恰好是更危险的政府管制的失灵。
正是在这种制度变迁的背景下，北京出租车业的垄断现象，堪称政府管制失灵的一个经典案例。我断定，不管中国经济时报针对这一典型案例的调查报道对北京市政府未来出租车行业的管理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它都将被载入我国政府管制改革的史册。任何与政府管制有关的学者、官员、企业、从业者都将难以忘记它。作为一个长期研究政府管制的学者，我非常愿意从理论的角度来具体分析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管制失败现象，以验证上述关于管制失败的观点。
出租车行业是一个可完全竞争的行业，其从业者的进入壁垒几乎为零。如果有必要对它加以管制，只需要事前通过法律规定行业准入的若干条件，如司机必须是身心健康的，无传染病和精神病史、有若干年的驾驶经历以及上下限年龄的限制，再由申请司机向交通管制部门出具包括这些信息的真实文件，就应该可以取得行业准入资格，在进行工商税务登记后，即可开始营业。出租车的服务价格，可以通过公开听证会的方式加以确定。事后的监督，包括无理拒载、价格欺诈、绕路、车容和车内卫生等，则主要通过乘客投诉，由交通管理部门或司机自愿组成的行业协会进行处罚。这中间根本没有必要引入出租车公司。即便有出租公司存在，也应该采取司机之间的股份合作制；或由出资人雇佣司机，形成劳资雇佣关系，司机只按市场平均工资获得其收入，他的其他合法权益则受到法律的保护。
如该调查报道所示，北京市出租车管制的失误之一，在于一开始就主要采取了向有挂靠单位的出租车公司无偿颁发出租车经营特许权的做法，这在1990年代初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却埋下了管制失败的祸根。我相信当时的管制机构并没有寻租的动机，但正是这一制度安排使得大部分出租车公司靠司机的融资款玩儿起了“合法”的“空手套白狼”的剥削伎俩。我们尤其疑惑不解的是，当时的工商管理部门是如何界定出租车公司的治理结构的。
到1996年，“变相卖车”的问题暴露后，行业管制及政府其他相关部门没有采取措施完善出租车公司的产权结构调整，使司机成为公司的股东或被雇佣者，明确司机的合法权益，而是再次错误地要求公司收回(实际上是低价收回)本属司机购买的车辆，并且出文规定司机交纳四、五千元不等的高额“车份钱”、五万元以上的“风险抵押金”，实际作为司机再次出资购买更新车辆的资金。这一典型的错误在1998年的“摘红帽”和2000年开始的所谓“兼并联合”的过程中进一步被放大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出租车司机无可挽回地沦为现代“骆驼祥子”，其命运开始由出租车公司任意宰割。
北京出租车管制失败的第三种表现是，当出租司机被出租车公司以滥集资、滥罚款(扣风险抵押金)、不投保或少投保(包括出租车6个车险种和三个社会保险险种)、“黑”小钱、“铲分”等手法严重侵害，不得不以高于常人2.5倍的工作时间赚取平均1800元左右的收入，并实际沦为城市弱势群体时，居然没有一个政府部门能够出面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北京市的高级法院甚至还出文明令不受理司机的维权诉讼！
读到这些报道的时候，我禁不住潸然泪下。我难以相信这就是我生活了18年之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善之区！我曾感叹每日清晨和下午接送小女上下学必须胆战心惊地通过上地东西里之间的没有红绿灯和地下地上过道的车水马龙的马路时的情景，以及居住小区业主管委会历经一年而迟迟难以成立的窘境，可这与北京最文明的的哥的姐们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毕竟是在“皮鞭”下苟且生存啊！
北京出租车管制失败的第四种表现是，由于国家的税收和消费者剩余的严重损失，目前的出租车管制，已经无可辩驳地牺牲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也许可以推论，出租车公司和北京市政府相应的管理部门，已经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同盟，它们在公开的秘密下，进行着不光彩的收入再分配。否则，以北京人素有的大智慧，难道就无法自己去解开这团乱麻？
在我国，政府管制的不当和失灵导致市场协调机制失灵的例子可谓随处可见，如民航票价的禁折、铁路运输的长期供不应求、证券市场的公开圈钱化、城市房地产的泡沫、民间金融的缺乏、城市公共设施的瓶颈、民办教育事业难以为继、医疗机构的以药养医、生产事故频仍、生态环境恶化、迁移权的限制和就业歧视使农民贫困化加剧、大量弱势群体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等等。可以说，如果不大力调整政府的职能，并彻底改革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方法，市场机制就永远无法在这些领域发挥其合理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就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
中央和各地方政府正在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作为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领导小组专家咨询组的成员，我深深感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迫切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但我也切身体会到中央政府的改革决心。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步到位和行政审批、行政监督制度的逐步完善，我相信北京的现代“骆驼祥子”的命运最终会得到改善。但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努力，因此我再次向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及其报道中那些勇敢的真名实姓者表示最真切的敬意！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