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社会治理工作调研报告[共五篇]

第一篇：社区社会治理工作调研报告

社区社会治理工作调研报告

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社会治理的“前哨堡垒”，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X市第X期正科级干部进修班第四调研组坚持问题导向，选取X区的X社区、X社区、X社区、X社区等X个城乡社区作为调研点，采取座谈交流、实地查看、查阅资料、走访群众等方式，针对社区找准服务定位、提升治理效能工作开展了蹲点调研。

一、调研点基本情况

X社区。X社区隶属X区西关街道办事处，地处老城区。该社区成立于X年X月，辖区面积X.X平方公里，居民X户X人，现有直管党员X人。其中X%以上居民为X卷烟厂职工及其家属，属典型的共驻共建型社区。X社区。X社区隶属X区五一路街道办事处，成立于X年，辖区

面积X.X平方公里，居民X户X人，党员X人，是X集团有限公司和地方共建社区。

X社区。X社区隶属X区西大街道办事处，位于老城区中心地带，辖区总面积X.X平方公里，居民X户X余人，直管党员X人，是一个典型的“文商旅”融合型社区。

X社区。X社区隶属X区五一路街道办事处，是一个标准的“村改居”社区，辖区面积X.X平方公里，居民X户X人，正式党员X人。X社区曾是X市多项改革的先头军——X年，X市第一个无地村；X年，X市第一个村民改市民的村；X年，X市第一个取消村民小组的村；X年，正式完成由村委会到社区居委会的转变。

二、社区治理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激活“红色细胞”，在基层治理中坚持党建引领作用。X社区党支部通过每月召开党建联席会，广泛吸纳辖区内各类党组织，共同解决群众身边的急事、难事。健全资源清单、需求清单，对照清单与联席成员单位双向认领、双向服务，目前成员单位的X个支部为社区提供了帮扶慰问、图书捐赠、药品发放等X项服务；同时，充分发挥接收的X多名离退休老党员的作用，义务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全社区未出现一例疑似或确诊病例。日常管理中，许烟社区给X个楼栋配齐“两长三员”，构建起社区党支部——党小组——党员家庭户的服务管理体系。同时，把社区党总支书记、小区党支部书记的姓名、联系方式在社区显眼位置公示，接受居民监督。

（二）提升“民生温度”，在基层治理中打通服务群众“堵点”。X社区X岁以上老人有X多人，为解决这一群体的看病、托老难题，社区依托共建单位X医院的医疗平台，为社区老人签约家庭医生，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定期组织家庭医生到社区坐诊；社区托老站合理推出了生活照料、书画阅览、棋牌娱乐、康复保健、老年餐桌等服务内容；组建了X支专业志愿服务队，有X多人定期开展社区义诊、家电维修、法律服务等志愿活动；每季度组织志愿者发起一次“捡烟头、捡塑料袋换鸡蛋、换棒棒糖”活动，积极引导居民爱护家园环境，自觉践行垃圾分类。

（三）凸显“文明底色”，在基层治理中涵养崇德向善之风。X社区积极组建各类文艺志愿服务团队X支，注册文艺志愿者X人，特色文艺志愿服务品牌“欣馨红色合唱团”，每周两次进社区进行公益演出和义务教学，自成立起共演出X余场次，受益群众万余人；与喜马拉雅音频平台结合，打造社区“有声”图书室，目前有声图书有X万余册；建立由社区居委会、楼栋长、老党员、热心群众为主体的公约团队，共同研究制定行为公约，以公约管人管事，推动有序治理，有效规范居民的日常行为，实现了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

（四）践行共享理念，在基层治理中夯实和谐稳定局面。X社区通过群众集资在X路等优势地段，改造近百间临街门面房，以房屋租赁的形式，带动社区集体经济滚动发展。

X年，还清所有集体债务，年净收入X万元；X年，完成集体经济股份化改革，集体经济收益以家庭股的形式，划分给社区居民，股权可出售、可转让、可继承，解除了“城中村”失地农民养老的后顾之忧。目前，社区集体资产过亿元，年收入X余万元，居民各项福利不断“提档升级”：社区退休居民退休金由过去X元/月上涨到X元/月，社区股份分红由X股X元增长到X元；辖区居民入住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享七折优惠，社区每月补偿X元，X岁以上老人免费中午就餐、休息、娱乐；X年投入X多万元，安装X小时智能监控系统，实现社区所有角落全覆盖，居民安全感大大提升。

三、存在问题及困难

（一）社区工作行政化倾向严重，出现角色错位。社区居委会是社区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并非政府“下属单位”“基层部门”。由于社区接收到大量硬性“政治任务”，社区工作者每天疲于应对，很难集中精力在提供公共服务和便民利民服务上有所作为。

（二）社区内生动力未充分调动，参与积极性低。一方面，参与社区活动的主力军主要集中于“老、少、贫”三类居民，中青年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普遍不多，参与内容上也很少涉及社区规划、社区事务决策、社区公共权力运作的监督等；另一方面，社区共驻共建单位作用发挥不充分，主动性不强，缺乏行之有效的常态化共驻共建机制和办法，工作流于形式化，效果一般化。

（三）社区队伍发展极为不平衡，专业人才短缺。虽然在学历层次和年龄结构上，较以前传统意义上的“居委会大妈”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但专业人才所占比例不高，尤其是普遍缺乏能进行社区管理体制机制顶层设计的社区管理专才。同时，由于社区工作者目前的社会地位和薪资待遇仍然不高，为数不多的后备人才也流失严重，缺乏专业化、年轻化的后备人才队伍支撑。

（四）社区服务精准度有待提高，社会组织缺位。大多数社区在为居民提供服务上都存在内容单调、重复度过高的问题，社区服务内容创新性不足，不能满足居民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尤其是年轻人的需求，服务精准度不高。而各类能提供专业化服务的社会组织，在社区管理中还处于缺位状态。

四、意见及建议

（一）厘清部门与社区角色定位，为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提供方向指引。一是政府部门的角色要由指挥者变为指导者，把精力更多地投向扶持基层组织、增强基层自治能力上来，投向动员基层群众积极参与社区建设上来；二是对社区的常规性工作，明确具体协助事项、协助方式、工作职责。临时性工作需交由社区承担的可实行“准入制度”，由街道办事处统筹，政府部门不得直接向社区摊派；三是严格规范政府部门对社区的各类检查评比和考核，可定期由街道办事处对社区居委会统一进行综合考评。

（二）培育社区居民共同利益点，为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提供动力源泉。一是积极搭建多元化社区协商议事平台，组织居民参加各级政府部门组织的价格、规划、预算等听证活动。二是拓展协商议事形式，如利用社区评议会、网上议事厅、社区论坛、社区简报等，来增强协商议事的效果。三是充分利用好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阵地，创新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类社区活动，用活动增强居民凝聚力和对社区的归属感。四是建立健全共驻共建常态化工作机制，建立符合社区实际的考核评价体系，量化细化考核评价内容，建立起社区居民评议评价制度，全面调动共驻共建单位参与社区服务工作的主动性。

（三）强化社区工作者综合素养，为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提供“智力支撑”。一是在社区设置社会工作岗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配备社区工作专业人才，以提高社会服务专业化水平；二是加大对社区工作人员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培训力度，使其掌握基本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方法、技巧；三是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薪酬保障机制，提高考取社会工作专业技术职称人员的奖励标准，激发社区工作者考取专业职称的动力；四是完善社区工作者职业规范、评价指标等相关政策，建立可操作性强的社区工作者晋升制度，提高其职业认同感和社会认可度。

（四）搭建社会组织融入的平台，为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提供新鲜血液。一是放宽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的条件，出台社区社会组织登记与备案管理办法，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二是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对社区养老、医疗等具有准公益性、专业性的公共服务事项，由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来完成，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和政策保障；三是建立社区活动与专业社会组织项目对接机制，借助专业化力量推动社区自治；四是理顺社区与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的关系，通过交叉任职、建立联席会议等方式，共同讨论处理社区事务。政府相关部门要赋予社区一定监督制约权，在三方关系协调上，切实增强社区话语权，使其有底气当好基层“裁判员”“守门员”。

第二篇：社区社会管理现状调研报告

社区社会管理现状调研报告

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居民对社区服务、社区安全、居住环境、文化生活、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社区建设的任务越来越重。为了进一步加大社区建设工作力度，加快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促进我县城市化建设进程，全面提高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推动城市三个文明建设，强力推进街道社区各项工作上台阶，创特色、争一流。为了进一步深化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贯彻落实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提出意见，提高《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对教学环节、教学方式进行改革。我就当今社区社会的管理状况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采取走访、征求建议和意见、外出参观学习等形式，充分听取驻区单位和居民不同意见。调研期间共走访驻区单位5个，居民16户50人，外出参观学习2次。在此基础上，本人经过认真梳理、总结，现将调研结果报告如下。

一社区工作人员基本信息

金石社区占地面积13.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75万平方米,拥有居民住宅楼54栋、2070套房，目前已入住居民1992户即5132人。

金石社区现有在编工作人员7人，挂职干部1人，村官1人，劳动保障站3人。社区党支部现有党员130人（含预备党员3人），下设党小组13个，党小组长13人。居委会下设居民小组20个，居民代表51人，楼栋长20人。

金石社区物业：工作人员75人，其中园区主管1人，报修统计员1人，维修工2人，保安19人，园区保洁11人，楼栋保洁21人（公益岗），新市区养路保洁20人。

二、近年来社区工作运行情况

（一）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金石滩街道办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辛勤工作，办事处现有15间办公用房，一大间集体办公用房和一间会议室，办公设备基本维持正常办公运转。金石居委现有办公用房7间，会议室1间，建有社区支部办公室、警务室、计生卫生服务站、低保工作站，但距一个标准社区“四室三站一场”还相差甚远。

（二）整合资源，合理划分社区

金石滩街道办根据县委、县政府相关规定，与民政局一同按照“管辖区域与户数适当、界线明确、区域相对集中,资源配置相对合理,功能相对齐全”的原则，将辖区划分为2个社区居委会（金石社区、金海人家社区），9个居民小区。

（三）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金石滩街道办共有50名在职干部职工，由于年龄、文化结构的参差不齐，加之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缺乏社区工作经验，制约着社区工作的快速发展。为了全面提高社区工作效率，办事处狠抓干部自身教育，采取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促进的工作方针，组织全体干部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技能培训，通过学习培训和外出参观考察，进一步提高了社区干部对社区工作的认识，开拓了视野，明确了工作思路，增强了工作能力，提高了工作效率。

（四）社区各项功能逐步趋向完善

社区的功能就是服务社会、服务居民，充当城市发展的排头兵。近年来，金石滩街道办根据工作实践，逐步探索理清了以县委政府领导，街道社区主办，社会各方支持，群众广泛参与的总体工作思路和管理格局；全面完善社区各项功能，社区党建、社区精神文明、社区治安、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社区卫生、社区计生、社区保障等机制运转良好，充分发挥了各自的功能，基本达到社区服务的要求，健全了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开展了“平安社区”、“文明和谐小区”系列创建活动。强化了“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文明意识和环保意识，自觉美化家园，爱护环境，极大的丰富居民文化生活，推进了社区共驻共建工作，合疗、卫生、救助制度得到健全，社区旧貌得到改变，实现了社区资源共享、快速发展。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行政化倾向严重、工作任务繁重

1、金石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尚未到位

通过调查发现，金石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当前还未能突破办理政府行政事务为主，办理社区事务为辅的现状，还习惯于上级领导布置什么就干什么，工作中表现较强的依赖性，自主性、自治性没有得到体现。一是社区自治的任务与工作要求有距离。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工作应有三方面内容，即：首先要做好社区服务，但实际上社区服务做得极少或是空白；其次要做好社区事务的民主决策与管理，但实际上的效果不明显；第三是丰富社区教育活动，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实际上文体活动多，教育活动少。二是社区居委会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政府的腿”。《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社区居委会有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管理工作的职责，具体规定了必须要协助政府部门做好社区治安、公共卫生、优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计划生育和青少年教育等有关工作。通过调查，以上这些职责应该是金石社区居委会通过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等形式开展的，但是大多数情况是金石滩街道办事处要求金石社区居委会替政府部门填表格、建档案、出具证明材料等行政性工作；同时政府部门临时性的统计、调查任务也都通过金石滩街道办事处落实到金石社区居委会来执行。这使得金石社区居委会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协助政府部门的工作上，居民自治组织的作用被行政化所覆盖。

我结合工作对50人进行了调查，当问到居委会是什么性质的组织时，有35人回答是代表政府的机构，只有10人回答是代表居民的，还有5人不清楚。在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有“吃人俸禄，为人分忧”；“拿政府的薪水，替政府干活”的思想。在金石滩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中绝大多数都认为金石社区居委会是金石滩街道办事处的下属单位，理所应当地完成金石滩街道办事处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

2、金石社区事务缠身，工作任务繁重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大量的“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大量农民进入城市生活、本地农民失地流向城市，流动人口的大量进入城市，使金石社区居委会面对复杂众多人口而发生的各项管理工作和事务数量增加、难度加大，“小社区，大社会”的模式，增加了金石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强度。

（二）社区居委会业务经费不足

一是发挥自身职责，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活动经费较少。《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社区居委会负责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维护居民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调解民间纠纷，协助政府或派出机构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在当前形势下，金石社区居委会还要做好社区治安、社区教育、组织社区文体活动、美化社区环境等工作，这些都需有必要的经费作保障，否则很难形成居民的广泛参与和工作效果。

二是日常办公经费紧张。在各项工作中，召开会议、报送信息和数据，建立台帐等文件资料的办公消耗，加之金石社区居委会自身水、电、暖以及电话费，一年就得需要6000元左右。日常的上网费和消耗，一年也需要5000元。政府部门部署的工作大多要求制度上墙，制作展板，每年此项支出至少4000多元。

在社区居委会经费方面，我区规定每个社区居委会每年1万5千元。各街道办事处统筹部分外，社区居委会实际的使用只有4000-8000元，业务经费严重不足。

（三）社区专职工作者待遇较低

通过调查发现，社区专职工作者待遇低的问题比较突出：一是社区协管员待遇较高，如劳动、城管、矫正、治安协管员等都是由劳动部门安排的失业人员，工资比社区专职工作者（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高，不仅发工作服，而且遇年节还有福利。而社区专职工作者都是经过招考和居民选举形成，心理反差大；二是社区专职工作者的付出与回报差距较大。社区专职工作者承担的工作繁重，但扣除三险个人负担部分后，每个人只有800-1000元月收入，直接影响了积极性，影响了金石社区管理工作的成效。

四、改进对策与建议

（一）应积极为金石社区居委会减负

1、是理顺区街关系。要按照“条专块统”的原则，对专业性比较强的由开发区委办局在金石滩街道设站（所），实现条条上的一专到底。金石滩街道主要是代表政府履行块块上的综合管理职能，具体讲就是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区政府的授权或者有关职能部门的委托，使金石滩街道具有综合协调权、处置权等，从而有效地行使政府对城市的管理职能，对地区社会治安、市容市貌、城市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达到高效的管理。

2、是理顺街（部门）居关系。理顺关系要改变过去领导与被领导、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成为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进一步明确社区居委会的任务。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城市管理四级网络中的一个网格，而不是一个“级”，这个理念是理顺街居关系的基础，必须牢固树立。按照政事分开的思路，将金石社区居委会的各项工作进行梳理，做到“两个明确”：即明确哪些属于街道（部门）的工作，哪些属于社区的工作；明确哪些是政务性工作，哪些是事务性工作。在此基础上，属于街道的工作，街道（部门）无权向社区摊派；属于社区的工作，社区有责任完成；对需要社区协助办理的工作，要建立社区工作准入制度，履行正式的授权手续。

3是明确社区功能定位，发挥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一要搞好社区服务。主要是抓好四项服务：即抓好社区安全服务，保持社区的长治久安；抓好社区的文化服务，满足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抓好社区的健康服务，培养居民良好的生活习惯；抓好社区生活服务，解决居民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建立社区的长效服务机制，实现政事分开，建立社区公共服务社，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运作；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居民需要与否、居民满意与否、居民拥护与否为社区服务的唯一宗旨，来推动社区服务。二要保证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权得到有效行使。这个权力能不能落实，关系到社区建设的成败。社区自治权应主要体现在社区民主决策权、社区管理权、社区财务自主权、社区依法协管权以及社区对政府部门的监督权上，只有把这五项权力真正落到实处，金石社区居委会才能真正从大量的政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也才能真正把社区服务搞起来。

（二）多渠道解决社区居委会业务经费

目前的金石社区居委会经费由金石滩街道办事处统筹安排，这虽然有利于基层社区管理工作的协调统一，但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石社区居委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使得金石居委会受到资金不足的限制和制约，难以解决居民的热点、难点问题，制约居民对居委会的认同和归属，因此必须采取多渠道保证居委会业务经费。

1、金石社区居委会建立单独帐户并全面安排，使其工作正常运转，为居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2、要动员发动辖区单位资源共享、共建共驻，各社区要协调辖区单位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把社区各种各样有形的、无形的资源开发出来。

3、金石社区居委会采取多种形式拓宽社区服务领域，建立自身的便民利民社区服务组织，在有偿或低偿为居民提供服务的同时，增强自身实力。

4、政府要加大金石社区业务经费的投入力度，在现有每年每个社区1万5千元基础上提高到3万元。

5、建立社区工作准入制度。政府部门和街道经批准需要社区协助的工作，要做到权随责走，费随事转。

（三）努力提高社区专职工作者的待遇

按照市人事局、市民政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发文精神，结合区域实际，调整社区专职工作者待遇，在提高月工资的基础上，可由区政府或办事处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安排年终奖励，同时，按照劳动法规定缴纳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险，切实解决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实际困难，保障委员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五、总结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大力加强社区建设，推动城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协调社区不同利益群体关系，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近几年，大连市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广大地区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大连农村新社区建设，使农村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得到了提高，给广大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解析的金石社区，虽然不能代表全市新社区中心建设的整体，却反映了大连的基本现实。各地情况差异，发展程度不同，新社区建设措施和做法也不尽一致，但进展情况却令人感动振奋。

大连市于XX年6月17日启动全市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工程项目，在市民政局全面布暑安排下，按照农村社区服务服务中心实施统一设计和标准。即每个服务中心建筑面积五百平方米以上，建设标准每平方米不少于1000元。提升服务中心“一场九室二市”功能。其中有村委会办公室、党员和村民综合活动室、警备室、文化阅览室、医疗卫生室、农村物资超市、日用百货超市、司法调解室、学龄前儿童教育室、体育健身室、村级档案室、室外文体活动场所等。齐全周到的服务功能将为广大农民提供贴心的服务。大连新社区建设正在储能蓄势，必将大踏步前行。

第三篇：社区矫正工作调研报告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制化问题研究

社区矫正，实质上是一种与监禁矫正相对的刑罚执行方式，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社区矫正最早形成于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获得了蓬勃发展。目前我国社区

矫正已经在我国全面铺开，社区矫正对象是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

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院两部”)联合确定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六个省市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这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式启动。2005年初，“两院两部”联合将河北等12个省(区、市)列为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吉林等9个非试点省份也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先后开展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截至2009年6月，全国共有27个省(区1市)开展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覆盖全国四分之一的街道(乡镇)，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35.8万人。社区服刑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一直控制在较低水平，试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2009年7月底，为扩大这项改革成果，进一步深化社区矫正工作，中央政法委同意“两院两部”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该意见已于2009年9月2日下发。2009年10月，“两院两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针对意见的贯彻实施对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实践证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有利于充分发挥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在教育改造罪犯方面的积极作用，既促使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又降低刑罚执行成本，从而形成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相辅相成的刑罚执行体系，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几年来，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成效十分显著，同时，在法制化方面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制化现状

我国没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法，也没有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典。有关社区矫正五类适用对象的规定散见在《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监狱法》里。为了解决社区矫正的法律依据不足问题，更好地指导社区矫正的实践，自2002年我国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社区矫正试点以来，相关国家机关联合发布了一些规范性文件。如2003年7月10日，“两院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2005年1月20日，“两院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2009年“两院两部”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同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等各部门也在各自系统内制定下发了一些指导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相关文件。例如2004年5月9日司法部印发了《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此外，各试点省(市)也相继制定了一些地方性的带有政策指导性的规范性文件。如2002年8月，上海市委政法委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治工作试点的意见》、《关于推进本市社区矫正工作的实施意见》，并印发了《社区矫治工作流程（试行）》的通知；2003年4月，北京市政法委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意见》，并于5月制定了《北京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江苏省于2003年10月制定了《江苏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方案》；浙江省于2004年4月制定了《浙江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意见》、《浙江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山东省于2004年9月制定了《山东省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

在上述诸多有关社区矫正的规范性文件中，2003年7月“两高两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是目前社区矫正工作最核心、最基本的依据。它比较详细地规定了社区矫正的概念、性质、适用范围、任务、工作分工及试点的意义。2005年1月20日“两院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内涵、性质、主要任务和要求，又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这两个通知明确将社区矫正的实际监督、矫正和服务职权交给司法行政部门，对刑事(罚)执行权或司法权作出了重大调整。尽管如此，其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管理和工作程序等方面的规定还是比较原则，责权不明确，实际操作性也不强。2004年司法部出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是目前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最直接的规范性依据，其比较详细地规定了社区矫正的性质、任务、目的、原则、适用对象、工作机构、人员及其职责、具体的接收与终止工作内容及程序

以及各种社区矫正的措施及要求，但由于该文件只是司法行政系统内部的文件，其法律效力仅限于司法行政机关内部，对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则没有约束力。

社区矫正的法律依据不足，导致试点工作中存着诸多的困难和问题，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社区矫正立法工作的调研论证随着试点的深入也在同步进行。2004年，中共

中央21号文件提出要总结社区矫正试点经验，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法律制度。2008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又明确提出加快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工作。根据分工分案，由国务院法制办牵头此项工作。近期，有关部门按照中央有关文件指示精神，积极推动社区矫正立法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绩。

二、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在法制化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亟待解决，其背后最根本的问题是法律依据不足，在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工作内容、工作程序、工作人员配备等诸方面都存在着无法可依的现象。

（一）法律主体不明确。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五种社区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权的全部为公安机关。如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力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执行；监外执行由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而按照两高两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公安机关配合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两高两部的规定是符合行刑权统一行使观念与公、检、法、司各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刑事诉讼原则的。但由此在实际执行中产生了执法与执行相分离，责与权相脱节的问题。司法行政机关在法律上没有刑罚的执行权，却从事社区矫正具体指导、管理、组织工作，是社区矫正对象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的具体承担者。而公安机关是“五种对象”监督管理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的责任单位。这导致了刑事执行权力资源配置失衡，出现某些部门权力资源过剩，另一些部门权力资源供应缺乏的现象，无法使行刑权力资源产生最佳的效益。另外，把某些刑事执行权赋予公安机关，其实质就是把侦查机关与行刑机关合二为一，这有悖于现代刑罚观重视行刑和刑罚效益的精神，也难以贯彻宪法所要求的各司法机关之间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法律原则，影响了刑事司法活动的公正性。这种立法与实践工作的脱节造成社区矫正工作关系复杂、程序繁琐，导致社区矫正工作难以顺利开展。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缺乏应有的强制力，一些具体的监督管理措施和教育矫正手段难以落实，职责不清、效率低下，具体承办社区矫正工作的基层司法所与公安派出所相互扯皮、推卸责任、消极应酬等现象时有发生，个别地方还因此引起了对部分矫正对象的脱管，给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带来了诸多的不便。这种执法主体和矫正主体分离的模式，短期内可行，但从长远来讲，如果不从法律的高度对此作出规定，一直保持现实与法律的矛盾，就会对法律的严肃性造成影响，不利于对非监禁性服刑人员的改造和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社区矫正的制度化建设和功能发挥。因此，从法律的高度上统一明确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是当务之急。

（二）工作内容不健全。社区矫正的执行活动是十分复杂的领域，其内容不仅要有行刑，同时还要有教育和帮助服务。然而我国社区矫正的理论研究较迟，涉及到社区矫正五种对象的刑种、刑制及执行的内容是按监禁刑的行刑与监督考察来予以规定的。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考察规定不够完善，监督考察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可操作性差，例如，仅注意了执法主体对社区服刑人员监督考察的有关程序的规定，缺乏社区矫正所需要的教育矫正与帮助服务等项目内容；社区矫正对象的法定义务不明确；也明显忽视了对社区服刑人员应有权利保护方面的规定，如在对撤销缓刑、假释决定不服的上诉以及听证方面的权利；对于刑事被害人的参与监督考察的地位也未作考虑。再如，增加和健全社区矫正的激励机制是激发社区矫正对象积极改造的一项重要手段，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目前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和一些限制性规定却制约了社区矫正激励机制的建立和作用的发挥，导致对社区服刑人员也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

（三）工作程序不完善。在试点工作中，各试点工作的省(市、自治区)积极探索有利于提高社区矫正实际效果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注重与强调社区矫正各成员单位的密切配合、工作环节的衔接与协作。各试点单位根据“两高两部”联合《通知》规定，结合本地的情况，做了很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并力图衔接登记工作，做到规范有序。尽管试点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个别做法比较可行，但是目前，对于社区矫正各部门、各环节的工作流程与职责衔接，均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2004年司法部出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尽管其较详细地规定了社区矫正具体的接收与终止工作程序，但该文件的法律效力仅限于司法行政机关内部。这就导致在社区矫正工作程序上、部门之间工作衔接上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多头管理、衔接不力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法院、检察院、监狱系统在对社区矫正的配合、制约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四）工作人员配备不足。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配备不足，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建设的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社区矫正的质量。而目前，我国尚缺乏一支专业化的社区矫正队伍，在矫正资源和矫正力量的利用上社会化程度也不高。社区矫正工作者的权利义务不明确，矫正队伍的业务素质不能适应矫正工作的需要。从全国社区矫正试点中工作人员的现状来看，普遍存在与社区矫正工作的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例如思想观念亟待进一步转变，工作方法亟待进一步改进，专业化程度亟待加强，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待遇需提高。而西方国家社区矫正机构的人员配备是相当完备的，参与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主要由专业人员和志愿者两部分组成，而且对于专业人员都有严格的学历要求，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都有严格的考核标准。相比之下，我国具备高素质的、专业化的、相对稳定条件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配备明显不足。

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如社区矫正工作经费配备不足，没有保障，也与社区矫正工作没有法律依据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区矫正的效果。以上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目前社区矫正的试点并不能完全体现出刑罚成本的降低，还可能会成为犯罪率增长的因素之一。不抓紧社区矫正立法，不明确社区矫正的法律地位，就难以确保社区矫正在法制化的轨道上、在健全完善的机制下有效地运行，就无法彻底解决制约社区矫正顺利发展的法律问题。为了改革完善刑罚执行制度，充分发挥社区矫正工作在教育矫正服刑罪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降低刑罚执行成本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得到正确贯彻，迫切需要社区矫正的法制化。

三、对我国社区矫正法制化的建议

从国外的立法例来看，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社区矫正的法律规范。这些规范通常有四种形式：即专门的社区矫正的法律、专门的刑事执行的法律、单行的社区矫正法律规范、国际性的社区矫正法规。那么我国的社区矫正立法究竟应该采取哪种立法形式呢？学界和司法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2007年5月28日司法部在京召开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专家小组会议，对于如何推进社区矫正的法制化进程作了专题性研讨。其中对于社区矫正的立法形式和步骤，专家们认为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先对社区矫正作出原则性的规定；第二步，起草一个刑法修正案，专题规定社区矫正的相关内容；第三步，待条件成熟后，制定与《监狱法》并列的《社区矫正法》或将两者通盘考虑制定统一的《刑罚执行法》。专家们还建议，修改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宜粗不宜细，以便为将来扩大社区矫正适用范围提供空间。

2008年5月，司法部成立了社区矫正立法工作领导小组，对立法涉及有关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2009年3月，国务院法制办会同司法部及中央编办、最高法、最高捡、公安部等9部门联合开展社区矫正立法调研。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法制办于2009年6月向中央政法委报送了《关于报送<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工作方案>的函》(国法秘政函[2009]233号)，提出要“抓紧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非监禁刑执行和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的研究论证工作。

关于社区矫正立法的步骤和形式，笔者赞同上述“三步走”的意见。司法实务界目前关于社区矫正的法制化进程的实际操作也是先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待条件成熟时再行专门立法。如2009年12月，国务院法制办会同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反复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起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建议稿。草案建议稿涉及影响和制约社区矫正开展的最突出问题和确立社区矫正基本制度最关键的内容：

（一）关于社区矫正的定性定位。草案建议稿遵循了2003年“两院两部”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定性定位，即社区矫正本质上属于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

（二）关于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草案建议稿维持现行试点的做法为宜，即社区矫正适用的对象范围确定为5种，即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执行的罪犯(以下统称“五种人”)。

（三）关于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关。草案建议稿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涉及社区矫正的条文中的执行主体统一替换为司法行政杌关。

（四）关于执行机关的职责权限。草案建议稿在《刑法》有关条文中增加了社区矫正对象应当遵守执行机关或者监督机关有关监督管理和教育矫正的规定，同时，明确规定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应当收监批行的，由执行机关决定收监；对被宣告缓刑、假释的罪犯有依法应当撤销情形的，由执行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缓刑、假释的建议。

（五）关于司法行政机关实施社区矫正与公安机关的协作配合问题。鉴于司法行政机关不具有治安管理及采用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职能和手段，在确立司法行政机关为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同时应当相应规定，在实施社区矫正过程中中，一旦被矫正对象拒绝接受社区矫正，不服从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甚至出现违反监管规定及脱管失控、违法犯罪情形的，应当由执行机关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予以治安处罚或者进行通缉、执行逮捕。同时，在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帮困扶助方面，还需要得到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育、工商等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基层组织、罪犯所在单位、学校的支持配合。为此，草案建议稿增加了相应的规定。

（六）关于将社区矫正概念写入《刑事诉讼法》的问题。草案建议稿在《刑事诉讼法》增加一条，规定对被判处管制、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服刑、被宣告缓刑、被栽定假释、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应当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组织实施的社区矫正。

纵观《刑法》、《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建议稿，内容比较全面，但是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配备问题没有提及、社区矫正的程序性规定缺失等，笔者以为还有不足之处，同时认为不论是修改《刑事诉讼法》或《刑法》，还是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或统一的《刑罚执行法》，社区矫正立法内容的重点都集中在四个方面，即确立司法行政机关的执行主体地位、健全社区矫正的工作内容、完善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以及配足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等。具体而言：

首先，要明确法律主体。明确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执行机关。这是解决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最大法律障碍，即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问题。

其次，要健全工作内容。要完善社区矫正的具体激励机制，例如许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提出建议对缓刑罪犯的减刑作出具体规定；对有期徒刑罪犯附加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减刑作出规定，同时规定对主刑执行完毕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残余期限仍可酌减；建立缓刑的“延长考验期”制度等。同时，为了不只停留在监管层面，还要体现教育和矫正的一面，建议在刑法中，增加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人员的法定义务的考察内容等。

再次，要完善工作程序。社区矫正的立法要坚持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原则。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罚执行活动，必须要保证它的严肃性。因此社区矫正的适用、接收、解除等都需要有规范的工作流程和衔接程序。通过这方面的规定，为社区矫正的具体操作提供依据。必须在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实体内容的同时完善社区矫正的程序内容，既赋予社区矫正机构在程序上的一定强制权力，作为做好矫正工作的保障，又对其矫正行为进行程序的制约，保证矫正工作中的公正执法，防止滥用权力、保护人权。因此，需要对试点中工作程序的好的做法予以研究和借鉴，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明确规定，以在宏观上更好地指导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

最后，要配足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需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区矫正人员配备机制。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应当由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社会团体和社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以及一定的警力组成。社会工作者可以被聘为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也可以作为社会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为体现行刑的严肃性和强制性，除了专职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和社会力量以外，还要配备一定的警力。对专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要有较高的素质要求。要有必要的教育背景、品质和心理素质，要有良好的专业业务素质，还要有创新能力。国家要建立社区矫正工作者的资格认证、培训、考核与激励机制。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配备问题上升为法律的规范，会进一步增强社区矫正内容的可操作性。

上述修正案如果经全国人大批准，社区矫正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的解决就有了法律上的依据，社区矫正的推进也就有了法律上的保障。但要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发展，仅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不够的，必须对社区矫正制度予以进一步全面而具体的规范。笔者认为，可在《刑法》、《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根据实际再制定社区矫正法的专门立法。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配备方面的具体问题可以在社区矫正专门立法时作出明确规定，以进一步增强社区矫正制度的可操作性。总之，我国最终要建立起以刑法和刑诉法为基础，以社区矫正法为核心，以相关行政法规、规章为重要补充的中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体系，以便为社区矫正的稳步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制基础，确保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在法制化轨道上得到健康、快速发展。

第四篇：社区矫正工作调研报告

**市社区矫正工作现状、问题及对策思考

社区矫作为一种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非监禁行刑方式，通过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对罪犯进行改造，极大地降低了行刑成本，避免了监禁改造的“交叉感染”，保证了社区矫正人员家庭和社会关系不受破坏，学习、工作、生活不受太大影响，更有利于其顺利回归社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当前，社区矫正工作已成为我国一

项重要的社会管理工作，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这一特殊群体的管理和服务，既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举措，也是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的内在要求。

一、我市社区矫正工作现状

（一）基本情况。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于**年开始试点，**年在全国试行，湖北省作为全国的第二批试点省份，于**年开始试点。我市作为全省第二批试点地区，于**年在孝南区广场街进行试点，**年在全市全面推行。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在省司法厅和市政法委的具体指导下，在各成员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下，各级社区矫正组织按照 “提认识，建机制，增投入，夯基础，重创新，强队伍，勤督办，求实效”的工作思路，克服困难、勇于创新、大胆实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截止今年6月30日，全市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人，累计解除矫正**人，累计重新犯罪*名，现在矫**人，其中重点人员**名，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率控制在2‰以内。全市共建有矫正宣告室16个，心理咨询室7个，教育基地20个，社区服务基地55个，技能培训基地4个，就业安置基地6个。累计开展集中教育35000人次，开展心理辅导280人次，技能培训54人次，扶贫帮困382人次，落实奖惩措施**人次，其中*人收监处理。

（二）工作特点

1、组织网络体系基本建成。我市市县乡三级均成立了由党委、政府领导任组长，公检法司等20个部门为成员单位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机构，80%的村、社区设有社区矫正工作站，形成了自上而下、组织健全的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部门牵头协调，司法行政部门具体负责，成员单位密切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网络，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2、队伍建设深入推进。**年利用机构改革有利时机，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市直及各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均增设了社区矫正工作机构。按照打造“三位一体”工作队伍的思路，我市专业工作队伍、专职社会工作者队伍和社会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市局社矫科3人，各县市区局社矫股均配备2-3人，118个基层司法所现有工作人员192人；专职社会工作者54人（孝南、应城、大悟面向社会招录公益性岗位专职社工充实司法所工作力量，分别为15、19、20人）；社会志愿者1766人（其中：心理咨询师23人，“五老”志愿者582人）。同时，市、县两级社矫机构十分注重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思想、组织、能力、作风建设，每年都组织开展学习培训、外出考察、业务考试、案卷评查、经验交流等活动，不断提升队伍整体素质。

3、工作机制日趋完善。我市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先后建立健全了领导小组及成员单位例会、联席会议、衔接、述职、考核等16项工作制度；实行了目标责任制，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综治考评，层层签订责任书，促进了工作的落实;启动了信息共享机制，提高了工作效率。

4、基层基础日益扎实。**年，市社矫办联合综治办、财政局出台了《关于加强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经市县两级司法局的努力，社区矫正工作经费有新突破。近两年，县市区司法局多方筹措资金，加大了对基层社区矫正工作的投入力度，目前各县市区社区矫正机构及司法所基本实现电话、电脑、打印机、互联网全覆盖，40%司法所配备了摩托车，7个司法所配备了小汽车。

5、刑罚效应和社会效应日益凸显。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认真落实各项管控措施，狠抓衔接摸排，强化教育矫治，加强安置基地建设，开展心理健康辅导，加大帮困扶助力度，有效提高了教育矫正质量，最大限度地减少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如：应城探索并推行“三分法”工作机制，云梦建立了异地托管制度，安陆依托中澳包装公司建立了集教育、培训、安置、食宿于一体的安置基地，孝昌对两名不服管教社区矫正人员依法实行收监处理。

二、目前我市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我市社区矫正工作总体发展情况是好的，在全省的位次不断提升，但是，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一）管理对象的特殊性增加了社区矫正工作的难度

1、具有潜在危害性。社区矫正人员属监外服刑对象，违法犯罪心理和行为都有待

矫正。许多社区矫正人员对这一刑罚执行方式存在误解，没有认识到社区矫正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存在一定侥幸心理，容易造成再度违法犯罪，对社会具有一定的潜在危害性。

2、人员数量呈递增趋势。近年来，我市社区矫正人员在数量上呈激增态势、在犯罪类型上呈现多样化趋势，给社会管理工作带来巨大压力。截止目前，全国有**万社区矫正人员在社区

服刑，其中我省在册社区矫正人员**人。**年底、**年底、**年6月底，我市社区矫正人员在矫人数分别为**人、**人、**人，一年半净增**人，增加了近一倍；**年、**年、**年上半年，司法行政机关接受委托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进行的调查评估案件分别为**件、**件、**件，几乎成几何倍数在增长。当前，我国被判处非监禁刑人数约为被判刑总人数的20%，据专家预测，未来几年，我国被判处非监禁刑人数将达到被判刑总人数的40%（西方国家达到60%，加拿大甚至高达75%。）。由此，减少和避免这类人员重新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工作压力也将剧增。

3、具有较强流动性。与监禁刑相比，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度。部分社区矫正人员，不按时报到，脱离管理视线，造成管理上的盲点和服务上的漏洞。部分社区矫正人员以“外出务工”为由，频繁流动、居无定所，给正常社区矫正工作带来较大影响。

4、社会适应能力差。大多数社区矫正人员多少存在一定认知偏差或心理问题，有的甚至还存在人格障碍、心理偏执，对正常的社会管理抱有抵触情绪，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很难找到谋生的出路，缺乏立足社会之本。同时，现实社会包容性还比较欠缺，社会公众对这类人员存在偏见，较难得到社会的接纳与认可，有的甚至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宽慰，难以真正适应社会和融入社会。

（二）起步阶段的特殊性影响着社区矫正工作的落实。

1、思想认识还不到位。少数地方、部分成员单位对这项工作重要性还存在模糊认识，对刑事政策不了解，不能认识到社区矫正人员在社区服刑就是在执行刑罚，不能认识到做好社区矫正工作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民生工作。导致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对这项工作重视不够，支持有限，配合不力。此外，由于宣传力度不大，社会参与程度不高。很多人还不知道社区矫正是怎么一回事，以为“刑罚就是关押”、“犯罪改造就是监狱的责任”等，公众对社区矫正事业的参与意识不浓，志愿者不多。

2、部门联动还不默契。一是《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四部门的职责作了明确规定，《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综治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服刑在教人员教育改造、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鄂办发[**]45号）文件，对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但由于是一项新工作，仍有不少成员单位未将社区矫正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与本部门的其他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考评，致使该项工作被淡化，工作职责未能较好地履行。二是虽然社区矫正工作已纳入各级综合治理的范畴，也层层签订了责任书，但综治协调、监督的力度不够，部门协调、履职考核、责任落实等单靠司法行政部门有些勉为其难。三是社区矫正工作在部门衔接配合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审判机关、公安机关存在移送法律文书不及时甚至办案程序颠倒的现象，相当一部分社区矫正人员出监所后或经法院判处非监禁刑后，没有同家庭和当地社区矫正机构衔接就直接流入社会，酿成脱管漏管；少数地方存在调查评估程序不规范、个别看守所不配合的问题。四是社区矫正工作与民政、人社、教育、工商、税务等部门的协调联系尚没有建立起有效机制，致使对矫正对象帮扶手段少、面窄、层次低。

3、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社区矫正配套法律滞后，缺乏刚性和力度，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效果。虽然社区矫正相继写入刑法、刑诉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也已出台，但刑法、刑诉法对社区矫正的规定比较笼统，对矫正机构、人员身份均未明确，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位阶较低，权威性不够，对一些诸如机构编制、人员身份、经费保障等直接影响社区矫正工作发展的重大问题又避而不谈，加之这项工作起步较晚，尚未能形成统一规范的管理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则致使社区矫正工作陷入无章可循的境地。

（三）保障措施的滞后性制约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

1、工作力量总体薄弱。一些地方社区矫正组织不健全，有些成员单位虽成立了领导小组，但缺乏相应的具体工作部门，工作难以落实到位。司法所是基层从事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但从目前司法所的编制、人员配备现状看,工作力量与工作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司法所的设置上,按国家规定每个所应配3-5人，除社区矫正外还有人民调解、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9项职责。全市现有118个基层司法所，其中，一人所60个，2人所56个，3人所2个。按照规定，司法所应配备若干名专职社工，每名社工负责管理15名以内社区矫正人员为宜。目前，我市管理的社区矫正人员不满15人的司法所有85所，超过15人的司法所有33所，需要专职社工150人，全市已招聘54名专职社工，尚需近100名专职社工才能满足工作需要。目前我市孝南、应城、大悟三个县市区招聘了公益性岗位的专职社工，但也面临尴尬局面：一方面由于招聘的社工为公益性岗位性质，工资待遇较低，导致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人才易流失的局面，另一方面，三年期满后因没有相应政策措施，经过三年培训和实践，熟悉了业务的社工将面临着离岗的局面，而重新招聘和培训社工将对社矫工作产生较大影响。此外，社会矫正力量是社区矫正的辅助力量。在实践中，除了居委会成员和矫正对象单位及近亲属外，其他社会矫正力量很难组织，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2、基层基础有待加强。基层设施建设投入不够，办公条件较差，监管、矫正、帮教手段相对落后。一是监管工作的科技含量不高，工作效率较低。目前，我省武汉、宜昌、黄石、咸宁、黄冈等地已建立了社区矫正市县乡三级电子监控管理平台，我市虽然已作出年内建起统一电子监控管理平台的计划，并已做好前期相关准备，由于各县市区司法行政经费困难尚未实现。此外，社区矫正信息共享机制还不健全，社区矫正机构与公、检、法等成员单位不能实现信息对接。二是矫正、帮教手段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不强，心理咨询室建设和安置帮教基地建设滞后，档次较低、功能不全。目前，全省各地已有10个省级达标心理咨询室，我市孝南、应城等虽然作了一些努力建了几个心理咨询室，尚没有一个达省标。我市应城、安陆在基地建设上作了一些探索，各地建立了一些教育基地、培训基地、就业基地，但存在规模较小、管理不规范、协调不方便、利用不充分等问题，效果和作用不太明显。尤其是集培训、教育、食宿、救助、组织公益劳动等功能于一体真正意义上的过渡性安置帮教基地尚无一家。

3、经费保障亟需加强。近年来，我市社区矫正经费总体来说逐年在上升，但与工作需求仍有较大差距。去年，我市7个县市区社区矫正工作经费总计**万元，加上省的转移支付**万元，按社区矫正人员人数算，人均经费为县级316.5元、省级220.5元。今年7个县市区安排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万元，较上年有所增长。上海、江苏等发达地区，每年人均经费达4500元以上，我省武汉、黄石、宜昌、襄阳等地人均经费约2000元。为加大经费保障力度，在调研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年我市出台《关于加强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根据该《意见》标准，每名社区矫正人员每年工作经费1000元，每例调查评估案件工作经费500元，按每年1200名社区矫正人员，每年调查评估开展600例测算，约需工作经费150万元。《意见》明确的保障标准在全省处于中偏下的水平，就是这样的低标准，各地也没有保障到位。

三、加强我市社区矫正工作的对策思考

为了更好地发挥社区矫正的作用，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维护社会和谐，推进法治**建设，切实解决制约我市社区矫正工作发展的瓶颈问题，笔者认为，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加大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领导和舆论引导。

各级党委、政府、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组织领导，不断建立健全领导机构、工作机构，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加大人力、财力保障力度和工作推进力度。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多渠道、多层面地宣传社区矫正的知识和政策，反映社区矫正工作动态，报道社区矫正成果，争取社会各界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同和支持，吸收更多专家、学者加入社会志愿者队伍，不断提高社区矫正的社会化程度，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进一步强化社区矫正各职能部门的职责。

一是综治部门要主动协调、监督成员单位的工作。对一些单凭司法行政部门难以协调的问题，比如公检法司等部门在执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过程中部门职责不清、配合不力，各成员单位落实工商、信贷、税收、低保、社保等各项安置帮扶政策等，综治部门要主动介入。综治部门要对责任书的内容，定期督查考核，对工作不力的地方和单位要追究责任，构成综合治理一票否决的要坚决实行一票否决。

二是社区矫正办公室要认真履行组织协调、指导职能。健全联动协调机制，落实实施社区矫正的职责，主动做好与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健全社区矫正决定、执行、解除等各环节的相关制度，建立起规范有序的工作机制。

三是各成员单位要根据各自的职责、任务和特点，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制定相应履行职责的细化方案和计划，充分发挥成员单位的重要作用,确保衔接工作不留空档，各部门间有序衔接配合，形成有效的工作合力。

（三）进一步加大社区矫正基础工作平台建设力度。

一是电子监控管理平台建设。电子监控管理平台集办公、监管、统计、考核、指挥调度为一体，是被实践证明了能对社区矫正人员实施有效监控、提高监管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在前期准备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力争在早日完成电子监控平台的建设。

二是心理咨询网络平台建设。心理矫治是从心理上对罪犯进行疏导，从而改变其犯罪心理的教育矫治方法，是防偏纠错、减少重新违法犯罪的关键工作，每个县市区要合理规划结构和布局，建设起较为规范的心理咨询室。

三是各类基地建设。各县市区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开展各类基地建设，特别是集培训、教育、食宿、救助、组织公益劳动等功能于一体的过渡性安置基地的建设，应按规划逐步推进，确保2015年前各县市区要建立一处过渡性安置基地。

（四）进一步解决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和经费问题。

一是要切实解决社区矫正力量薄弱的问题。一方面要通过对矫正工作人员的岗位培训，强化学习，提高素质，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另一方面，争取领导重视和支持，在人员编制上作出安排，可考虑在政法编制不足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司法行政部门的地方事业编制（如：孝昌县为12个司法所配备了21个地方事业编制）。同时，加大对司法所招聘专职社会工作者的力度，合理配备社区矫正辅助人员，并适当提高工作人员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

二是要切实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司法行政部门承担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管理、组织实施任务，各级财政应设立社区矫正专项工作经费，并随着财力增长逐年增加预算，保障社区矫正工作有效运行。同时，对一些生活特别困难的矫正对象，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金，提供政策优惠和扶持，解除后顾之忧，避免他们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五）进一步健全完善长效工作机制。

一是根据《刑法修正案

（八）》、《刑事诉讼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规定，认真清理修订市县两级制定下发的相关文件。

二是制定社区矫正实施细则等制度，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工作职责，规范工作程序。

第五篇：社会治理创新学习观摩调研报告

社会治理创新学习观摩调研报告

社会治理创新学习观摩调研报告

（一）为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一步加强德治、自治、共治、法治“四位一体”体系建设，提升“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水平，鄂前旗政法委组织公、检、法、司分管领导，镇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综治办主任、优秀网格员代表，于5月中旬，在市政府驻上海联络处干部培训教育基地，举办网格员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期间，赴上海浦东新区洋泾社区，浙江诸暨市枫桥镇、桐乡市高桥镇越丰村、环南社区学习观摩；参观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博物馆，聆听了两位专家的讲座。亲身感受了上海、浙江两省部分地

区社会治理创新的新经验、新变化、新发展，普遍感到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更新了观念、看到了差距，认为学有所得、学有所思、学有所感。现将学习观摩情况报告如下：

一、外地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成功经验及做法

（一）上海浦东新区洋泾街道的主要做法与经验

洋泾街道地处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东北角，西起源深路，东至罗山路，南临杨高中路，北濒黄浦江，面积平方公里。现有居委会建制38个，居住小区110个，户籍人口万人，实有人口万人。其现有的区域形态和人口结构呈现综合性特点：“城中村”、旧式保障性公房与中高档商品房共存；“原拆原建”动迁农民、棚户区改造动迁居民、福利性保障性住房居民、来沪务工人员与商品房购入居民共驻，社会综合治理难度日益加大。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洋泾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积极探索

新形势下社会治理新机制，建立以“力量整合、职责明确、程序规范、网络健全、运转有序、工作高效”为目标的综治中心，通过整合接待平台和事务处置平台，形成“矛盾联调、工作联动、治安联防、平安联创、问题联治”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夯实了社区综治维稳工作的基础和力量。其主要做法：

1明析职能定位，整合资源力量

一是整合多方力量，打造综治中心一个平台。中心通过对内整合综治、司法、信访、安监等科室，对外吸纳公安、市监、地区法庭、法律服务所、老娘舅调解工作室等单位或组织，打造出了集“维护稳定、治安防控、信访接待、预防犯罪、平安建设、来沪人员服务和管理、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矛盾调解、法律援助、安置帮教、生产安全、消防安全、食药卫生”等共计13项功能为一体的工作平台。二是信息一口受理，内部资源共享。中心通过设立一个办事大厅，整合原有接待平台与事务处置平台，将信

访接待、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服务咨询、社工服务等4项职能集中到一起，实现了各类问题的一口受理，同时在内部就问题信息实现了资源共享。

2“两个中心”并行联动，提高工作实效

为进一步加强对社区内人、地、事、物、组织等相关要素和社会治安问题的综合管理，2013年，洋泾街道与洋泾派出所加强联动，建立了以“常态和高效为目标，以高位独立运作机制为保障的洋泾街道综合管理指挥中心（应急指挥中心），实现了社警联动网格化管理。综治中心加强与综合管理指挥中心之间工作联动、信息互通，积极发挥自身的平台协调功能优势，实现“两个中心”工作的并行联动、相互支撑，推动了“大综治”格局的逐步形成，实现了综治工作全覆盖。

3“点、线、块”相结合，辖区综合治理全覆盖

综治中心横向上借助指挥中心下

属的3个实体工作站，纵向上通过加强对38个居委综治工作站的日常管理，实现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全覆盖。一是“块”上的事情交出去。综合管理指挥中心通过整合公安、交巡警、市监、城管、安监等专业行政执法力量和市容协管、房屋协管、综合协管、社保、特保等综合协管力量，建立起3个实体运作的网格化综合管理工作站，提升了受理问题的解决效率。二是“点”上的事情抓起来。综治中心通过居委的“七位一体”议事制度，将分散在居委的基层综治维稳力量整合起来，实行集中管理、统一领导、统一调配，努力提高居委的自治能力。三是“线”上的事情协调好。对于其它实体工作站与居委综治工作站都不能顺利解决的非“块”非“点”类的条线类事物，由综治中心牵头相关条线部门，主动跨前解决。

社会治理创新学习观摩调研报告

（二）一、外地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成功

经验及做法

（二）浙江诸暨市枫桥镇的主要做法与经验

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总面积165平方公里，总人口万人，其中常住人口万人，辖28个行政村、2个社区。1963年，枫桥镇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枫桥经验”概括起来就是：依靠和发动群众，源头预防，依法治理，减少矛盾，促进和谐；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当前，“枫桥经验”贯穿“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推动村民自治，实现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教育，并提出”民主法治村”的建设口号，建立和完善了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等各项制度。总书记在给“枫桥经验”50周年纪念大会的重要指示中明确的把“枫桥经验”概括为“依靠群众就地解决矛盾”，强调要“紧紧扭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创

新群众工作方法，提出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期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典范。枫桥镇创造了一系列“化解矛盾在基层”的有效机制和方法，主要包括：

1“四前工作法”

“四前”即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加强化解基层矛盾的组织网络建设，发挥党政机构和民间力量两方面的积极性；将化解矛盾的重点环节前移，强化预测、预防的环节；“四前工作法”的精髓是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2“四先四早”工作机制

即预警在先、矛盾问题早消化；教

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工作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通过“四先四早”，着力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四先四早”工作机制也是预防和化解基层矛盾的机制和方法。

3大调解机制

经过长期努力，枫桥镇形成了党政领导、部门参与、上下联动、优势互补的三级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全镇共建调委会59个，有人民调解员358名，纠纷信息员328名，已形成了“组织成网络、人员遍角落”的人民调解工作体系。

4网格化管理

近年来，枫桥镇构筑起了“纵向到底、横向底边”和“纵向联动、横向整合”的社会管理网格系统。在纵向上，全镇分为三级网格：镇作为一级网格区，二级网格区是片区网格，三级网格区是村一级。在横向上，主要是从“纠纷化解网格化、土地管理网格化、社会人管理网格化、社区警务网格化、安全生产网格化和应急管理网格化”六个方面实现横

向整合。

（三）浙江桐乡市高桥镇越丰村的主要做法与经验

高桥镇越丰村位于桐乡市南部，沪杭高速、高铁穿境而过，高铁桐乡站位于越丰村，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全村区域面积平方公里，共有26个村民小组，759户农户，总人口2948人。近年来，一场以“三治合一”为手段，以“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为目标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在越丰村展开。在当前社会诉求多元化的背景下，越丰村开展的“三治”建设，为美丽乡村注入了一股强大的正能量,依托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和百姓参政团这三个载体，越丰村有效化解了各类社会矛盾，创新了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让这个乡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和谐村。

“百姓参政团”，分别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代表、村干部、小组长、老党员和村民代表组成，共同参与村里大事小情的参与权和建议权。

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对党委政府关注、百姓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民情民意，了解百姓利益诉求；二是对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提出意见建议，为百姓争取最大利益；三是对百姓参政团讨论后实施的重大决策项目，配合做好宣传，推动该决策项目的顺利实施。

“道德评判团”共有11名成员，他们大都是老党员、退休干部、村干部、村民组长和村民代表等，在越丰村都享有较高的威望和公信力，老百姓都比较认可道德评判团的作用。他们在评判的过程中，充分运用自己的公信力，以及基于自身对农村社会的了解，综合考虑社会因素、人情世故和习惯等进行说情说理，让人心服口服。道德评判团的作用体现在评判陋习、弘扬真善美上，村里在评选十佳“五有市民”和十佳“四好家庭”的时候，都要邀请道德评判团来进行评议。在道德评判团的评判下，一些农村社会中常见的陋习渐渐得到修正，村风变得越来越好。

“百事服务团”其宗旨是“为群众办实事，让百姓说党好”，其载体就是“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体现了一种邻里守望、民众自决、社会自治的愿景。这样的社会管理，不仅降低政府的成本，而且更体现了社会管理的根本目标：让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百姓参政团”让与利益相关的百姓在重大问题上拥有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形成大事一起干的氛围；“道德评判团”曝光不文明行为，让身边的德孝先进成为明星，好坏由大家来评判；“百事服务团”让辖区村民及时享受到快捷、方便的服务，实现事事有人管。三个团的目的就是为了搭建一个让人民群众发挥民间智慧的平台，给老百姓一个合适的途径，放手让老百姓发扬志愿和首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