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公信力调研报告

第一篇：法官公信力调研报告

作为最广大基层司法队伍中的一员，笔者与案件当事人有着最直接的接触，对当事人对法官审理案件的过程以及裁判结果的信任和认同程度也有着最直观的了解和认识。应该说，我们的司法队伍里大部分法官都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和基本的司法技能，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法官的素养能否与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相适应，能否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一)现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深刻变更时期，这一时期影响社会和谐的各种因素凸显，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考虑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提高案结事了的意识，相应的司法调解的地位也得到大幅度提升，就笔者所在的法院，民事案件调解撤诉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这部分案件当事人对法院的裁判结果自然是持肯定信任态度的。然而一些矛盾激烈、争议较大的案件，法官仍然需要通过判决形式裁决纠纷，但本身矛盾就激烈的当事人往往并不会止步于一审了事，败诉一方上诉比例仍然很高，一些认为“得了道理却输了官司”案件当事人，对司法公正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不仅言辞行为过激，还盲目猜测法官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直言要向新闻媒体曝光，走信访道路，对司法公信力产生强烈的冲击。司法公信力不足导致“信访不信法”现象，已经汇就信访洪峰的一股“主流”。

(二)原因分析

之所以造成上述现状，笔者认为影响法官公信力的因素很多，对此应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的进行阐述。

1、内因

(1)仍然存在少数法官职业操守要求失范，具体表现为缺乏责任心。极少数法官仍然存在办人情案、关系案甚至金钱案的现象，法官的违法犯罪对社会的影响比常人要大，对司法公信力破坏也更大。2012年爆出的河南“眼花法官”一事，再一次给我们现职法官敲响了警钟。

(2)极少数法官司法程序意识仍然较为淡薄。有些承办法官对案件拖久不审、拖久不执，案件超期导致当事人反映强烈;有些法官庭前准备不足，未作必要的材料收集、证据调查等准备，导致庭审思路混乱，造成当事人不信任;有些法官庭审言语不规范，容易引起当事人猜疑。

(3)少数法官司法能力欠缺，职业水平有待提高。一些法官由于事前缺乏对法律法规的全面学习，遇到案件时未对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解导致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加上对事实认定不清，造成案件实体判决错误，即使二审做出改判，无疑也使得当事人再次对法官能力水平提出质疑。另外，法官在制作裁判文书时习惯套用文书格式，说理过于简单，千案一面，看不出判决结果的形成过程，这一点也使得当事人不能完全信服。

2、外因

(1)当事人胜诉要求强烈，认识片面。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需求不断增强，使得对司法公正的期望值更高，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稍出差错，就会迁怒当事人及其亲友，直接引起了社会公众对法院的不满。有些当事人自恃有理，贪急求快，一旦败诉，盲目认为法官偏袒对方，对法官不信任。即使最终裁判是公正的，也会因为当事人的误解和猜疑产生司法不公的主观判断，造成法官形象一损再损。

(2)法院管理行政化色彩较浓。法院管理模式行政化的后果就是使社会公众将法院视为政府部门，将法官视为政府官员。在人权、财权均受制于同级党委政府的情况下，法院办案不能独立，法官更不独立。法官在处理案件尤其是处理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时，往往受到上级领导和同级地方党委政府的干涉，尤其在处理地方行政机关相关案件时，更加难以服众，而因此酿成的后果就是公信力的降低与流失。

(3)社会不正之风与外界盲目评论。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组织的人情、关系网使法官难以置身事外，即使心存公道的法官，依法裁判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还有极少数的案件代理人职业操守不正，暗地里利诱案件承办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另外，来自新闻媒体、专家学者对案件的评论，因受掌握材料所限，难免出现不客观之处，误导了社会公众，以至于屡屡出现媒体代替审判的局面，严重影响了法官乃至法院的威信。

提升法官公信力以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全面提升司法公信力所要做的努力也是多角度的，笔者在此从法官自身角度讨论提升公信力的途径进而达到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目的。

(一)法官要有崇高的法律信仰。

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 众所周知，西方人自古都有信仰宗教的习惯，信仰在西方人的思想当中早已根深蒂固，所以在西方，法律被信仰这是一个当然结论。然而在我国有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由于长期受到人治社会封建思想的禁锢，法律仅仅被视为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总会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甚至随意践踏法律，因此在此提出法律的信仰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今天的社会缺少的并不是法律，而是人们对法律的信仰，这一点对于身着法袍的法官更为重要，如果法官都不信仰法律，何以要求民众信仰司法呢?或许我们的法官队伍里仍然有极小部分人内心有着根深蒂固的法律工具主义思想，认为法律不是用以保障人民权利，实现社会正常运作，政治和政策往往能够越过法律的界限，因为信赖的是政治力而非法律，于是就有一些人背弃了法官的基本品质，将法律视如敝履，最终的结局是身陷囹圄，无视法律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法官作为法律精神的化身，应当具有坚定的法律信念，对法律心存敬仰和敬畏，并通过自身言行维护法律的权威，践行法治理念，使之成为构建司法公信力的源动力。

(二)法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修养。

修养源于信仰，只有信仰了法律，才能真正体会法官职业的神圣与庄严。在审判实践中，如何体现法官良好的职业修养呢?首先，法官应当心存善良，以维护正义、实现公平为己任。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很难，这意味着法官要做大量的深入细致的艰苦的工作，而不是简单的走过场，因为要让当事人心服口服欣然接受法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次，法官应当具有平民心，贴近当事人以取得信任。应该说，法官在法庭上本是法律的化身，已经具有了一种不怒自威的形象，所以不必刻意去追求铁面形象的塑造，反而应尽量减少当事人紧张、胆怯的心理，平易近人，赢得当事人信任，法官的威信与形象建立起来后司法公信力就能的到进一步提升。再次，法官积极主动的与当事人建立良好的沟通。法官是要和当事人打交道的，不仅要了解其诉求，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解决纠纷的新方法、新途径，尤其是涉及民生问题诸如劳动争议之类的案件，法官更应当凸显其主导的一面。

(三)法官应准确把握自己的角色定位。

我国封建社会行政、司法不分，法官都是由行政官员担任，升堂问案时法官高高在上，当事人则跪拜堂下，低声下气，这些封建陋习难免仍然影响着我们今天的少数法官，他们官气十足，不可冒犯，孰不知不仅损害了新时期法官的整体形象，也严重侵害了当事人权利，降低司法的公信力。法官不是官，没有行政权力，法官与当事人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在诉讼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法官在法庭审理和裁判活动中处在诉讼主导和支配地位，但是法官不能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是绝对唯一的主角，没有当事人就没有法官，所以法官应准确把握自身角色定位。当事人是启动和推动诉讼的主体，如果当事人在法庭上的权利得不到充分行使和保障，就很难实现其诉讼维权的初衷。法律之所以规定当事人享有诉讼权利也不是为了限制其个人行为，而是为了约束法官履行职责和义务。因此，法官要尊重当事人主体地位，让其充分享受到权利主体应有的尊严，不仅要有亲民意识，还要有良好的服务作风，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四)法官应掌握高超的司法技能。

法官只有具备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才有能力维护法律的尊严。由于法官职业的特殊性，我们会逐渐形成这个职业所需求的各种可以或不可以言传身教的知识和技能，通过运用这些知识和技能以内心的良知去判断善恶作出裁决。这一裁决过程分为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部分，对事实部分的认定需要法官严格审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听取当事人对事实部分的陈述，找出争议的事实去伪存真形成内心确信;裁判理由其实就是一个适用法律的过程，如何正确理解权利基础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并将案件事实归入进而得出结论，是裁判理性和逻辑思维的关键所在。这是一个法官职业专业化的体现，也是法官向当事人个人魅力的展示，因此裁判文书的制作应当尤其引起法官的重视。另外，司法技能的提高还包括庭审驾驭能力的提高、调解能力的提高等，这些能力要求法官不仅应当能够使诉讼有条不紊地进行，有尊严地进行庭审，使诉讼参与人感受到法律的威严，并能够防止并及时制止发生的骚乱法庭秩序的行为和其他无礼行为，还对法官在新形势、新任务下提出了新要求，那就是明确把握争点，快速、有效的审理案件，化解矛盾纠纷。当然，提高司法技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现阶段我们的法官所掌握的司法技能也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笔者倡导我们新时代的法官应怀着一颗进取的心，不断探索解决新时期纠纷的新方法、新途径，不断提高司法能力，以重拾社会公众对法官和法院解决纠纷矛盾的信心和认同，提升司法公信力。

第二篇：作风就是司法公信力－法官作风之我见（精选）

作风建设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世情、国情、党情，对新形势下的作风建设做出了重大部署。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总体工作部署，印发了《关于在全国法院开展改进司法作风教育活动的通知》，切实改进司

法作风，提升审判质量，全面推进司法公信力建设。

这既是党中央的统一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殷切期待。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对人民法院来说，作风就是形象，作风就是力量，作风就是司法公信力。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法院、法官的作风就是国家的法治形象，就是法官政治业务思想素质的直接表现，就是办案公正高效的具体体现，就是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的最直观依据。只有从每一个法院干警做起，从案件审理执行的各个环节做起，从每一个司法案件做起，切实改进作风，人民群众才会信任司法、尊重司法，司法公信力才会得到显著提升。

改进司法作风，要从“我”开始。在群众眼里，每一名干警都是反映司法公信力的一面镜子。法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和法律权威的认同。要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高度,从推动人民司法事业科学发展的高度,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司法作风的重大意义,牢固树立起法治中国建设者的主人翁意识，强化司法为民、服务群众的理念，提高依法办案、规范司法的意识，培育严谨细致、认真负责的作风，形成严格自律、廉洁司法的操守，以优良、公正、文明和亲民的司法作风，真正成为展示法院形象的窗口，传播公平正义的桥梁。

改进司法作风，要从“心”开始。在卷宗背后，不应仅仅是冰冷的法律条文，更要包含着暖暖的民生民情；在法庭之上，不应仅仅是严肃的法律条文，更要深藏着浓厚的人文关怀。人民法官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主动性，抓住群众最关心的社会治安问题、最关切的权益保障问题、最关注的公平正义问题，更好地发挥审判职能作用，让每起案件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人民的考量，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平正义，赢得社会对法治的尊重和崇尚。

改进司法作风，要从“实”开始。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司法作风建设不是一阵风，也不是一纸文件、一句承诺，而是踏踏实实的具体行动。必须以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为切入点，以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自治区党委实施意见、最高法院的六项措施、改进司法作风教育活动和自治区高院改进司法作风的十五项措施为切入口和动员令，把执法办案作为沉甸甸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认认真真地审理和执行好每一起案件，开好每一个庭，写好每一份判决书，接待好每一位当事人，在实干中树形象、增公信。

司法作风事关人民法院职能的发挥，事关司法权威的树立，事关法院队伍素质的提升。作为法官，要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从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到审判工作之中，为实现司法作风转变，推动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科学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篇：法官素质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根本

在公众眼中，法官是司法机关和法律的化身，在整个司法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法官的形象实际上就是法院形象的具体化，裁判是否公正，司法是否具有公信力都与法官的个人素质关系密切。有的法官综合素质差强人意，案件质量和效率不高，信访案件数量居高不下，都会使司法公信力受到影响。法院的公信力一旦受到质疑，作出的裁判也就很难获得信任。因此，法官素质对

于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法官素质，包括业务素质和品行修养两大重要部分。深厚的法学理论水平、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出色的庭审驾驭能力等业务素质是法官的必备才能，是法官运用法律维护公正的前提条件。品行修养就是修身养性，就是要修正、调整自己不好的行为，塑造培育良好的品行。法官除了精通法律，依法办案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和道德良知，要有一种内在的法制精神和人格魅力来支撑自己，影响和感化社会。因此，业务素质与品行修养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只有并驾齐驱、共同推进，才能使法官在案件审理中不偏不倚、公正中立，从而提升司法公信力。

业务素质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内生动力”。第一，潜心“修内功”。法官应不断加强学习，注重丰富自身专业知识，做到正确无误地分析法律、适用法律，对每个案件都能辨法析理，真正让当事人胜败皆服，案结事了。要及时组织法官深入学习新的法律法规、开展“走出去学、请进来教”、业务交流研讨、庭审观摩、精品案件评选等活动，提高法官业务素养和驾驭庭审能力，让每位法官成为“业务型”法律专家。第二，落实“传帮带”。健全完善“青年法官导师制”、“庭长示范制”等工作机制，由资深、优秀的法官对青年法官实行一对一的帮助、传授和带领，充分发挥老法官的指导作用，通过庭前指导、庭审讲评、庭后点评等举措，为青年法官从事审判工作把好关、指好路，使青年法官可以更快地进入法官角色，丰富和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从而更好地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应用于审判工作中。第三，抓好“两评查”。裁判文书和庭审活动的好坏直接反映一名法官的司法水平高低。当前，要以“两评查”活动为契机，通过评查找差距、补短板，把履行岗位职责与提升司法能力有机统一起来。要全员参与、突出重点，在确保全员参与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基层法官、青年法官身上，通过评查帮助他们找准薄弱环节，强化业务训练，尽快提高审判业务能力。要因地制宜，注重实效，把着力点放在查找司法能力的薄弱环节、找准审判质量存在的问题上，放在强化审判技能训练、推进司法能力建设上。

品行修养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隐形翅膀”。首先，要以健全的制度约束人。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职业道德制度，把职业道德教育与廉政建设、行风建设、主题活动等结合起来，加强对干警的约束，不仅要加强工作期间的管理，同时也要加强八小时外的管理，保证法官在工作期间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在八小时外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其次，要以榜样的力量激励人。先进典型是其他法官的价值指引，也是努力方向，更是引领全体法官爱岗敬业的标杆。要以学习先进典型为契机，以不断提升审判质效为目的，立足自身实际，切实对照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以学习典型努力砥砺思想品质，以学习典型切实激发学习热情，以学习典型不断营造良好氛围，在平凡的审判工作岗位上，以实际行动树立人民法官的形象。再次，要以优秀的文化陶冶人。要从环境熏陶入手，寓深于浅，充分利用院落、楼道建成各类主题鲜明的文化长廊，开放电子阅览室、院史室和荣誉室等设施，让干警在办公楼内举目抬头都能学习，提升文化品位。从凝聚士气着眼，采取理论研讨、例会培训、法官宣誓、典型示范等措施，引导干警规范司法行为，坚持廉洁自律，不断强化对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同、感情认同和实践认同，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维护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责任所在，而着重提高法官素质、强化审判质效、加强司法能力建设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只有让“内生动力”插上“隐形的翅膀”，才能造就出学养深厚、经验丰富、品行高尚的法官群体，只有这样才能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公众的称许与信赖，才能维护并提升公众对司法裁判的公信力。

第四篇：行政审判工作司法公信力调研报告

提升司法公信力 促进行政审判工作有序开展

党的十八大把“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之一。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通过可以依赖的司法程序，对司法人员裁判案例产生的普遍信服和尊重而在受众心中建立起来的诚实、守信、公正、正派的信任度和影响力。现代社会，司法公信力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根基，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就行政审判而言，行政审判的核心功能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引导人民群众通过合法的途径表达诉求，切实化解行政争议、理顺“官民”关系。因此，提升行政审判工作的司法公信力问题就成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行政审判制度的基本要求，有力、有效回应人民群众所期待。笔者从法院自身原因影响司法公信力不高，行政审判制度、体制、机制的成因出发，探讨行政审判工作司法公信力的建立，促进行政审判工作有序开展。

一、目前行政审判制度、体制、机制的现状

现阶段，影响行政审判公信力最重要的是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制度和审判公开制度。就行政审判体制改革而言，影响行政审判公信力最重要的是司法管辖完全从属于行政地域管辖，特别是基层法院行政审判庭管辖同级或上级政府及政府主管部门的案件。如：县法院管辖县政府、县公安局(县公安局局长任副县长或县政法委书记兼任)为被告的案件。目前，只有最高法院才是全国的，其他所有法院都是地方“开”的，法官由地方产生、地方支付开支、受地方的监督、对地方而不对法律负责，法院实际承担很多地方政府所摊派的非司法任务。这标志司法无尊严，无公信力可言，这种体制显然难以保障法院行使完全独立公正审判。

二、目前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现状

现阶段，在法院队伍中违纪违法问题和腐败现象时有发生，有极少数法院领导干部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徇私舞弊、腐化堕落、司法裁判不公，社会公众对法院的评价不高，对法院能否做到公正司法缺乏信心，司法公信力饱受质凝却是不争的事实。就当今现状而言，司法公信力离党和人民群众的司法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司法公正性受质凝，司法权威不高，司法环境久佳，当事人对判决存疑，胜败有意见，不信任;审判、执行工作压力仍然存在，涉诉信访案件时有发生;当事人自觉履行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率并不高，“执行难”始终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等等。

三、推进行政审判制度改革，提升人民法院公信力

提升司法公信力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全面建设和改革。就行政审判改革而言，可以撤销基层法院行政庭改由中级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的体制。这有利于提高行政审判的公正性，又有利于行政审判的相对集中，提高行政审判效率，更有利于行政法官积累行政审判经验，提高办案质量。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的新要求，人民法院以党的十八为指导，重新定位司法，重新认识司法的性质和司法的功能。司法权是由审判权、审判监督权、司法解释权组成。司法权不同于行政权及立法权的本质特征，司法权要从行政权中剥离，法官不能按照公务员法进行管理，应建立独立的法官管理体系。基层法官从优秀的法律本科毕业生中产生，中级以上法院法官从基层法院法官中遴选，不宜直接从法律本科毕业生中直接产生，逐步建立和完善从法院外部选任优秀法律人才制度。废除上下级法官之间就个案请示汇报制度，法院内部所有法官都是平等的，建立健全主审法官责任制，取消各种审批制度，让主审法官对案件负责。

四、加强行政法官自身建设，提升司法公信力

(一)树立审判权威性，必须树立法官道德的权威性。法官要有深厚的社会阅历和深厚的品德修养，陶冶法官道德情操，把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法官行为规范，变成法官内在的心理要求。树立法官高尚的道德素质就是树立自己无尚的道德权威，增强对正义的认知和识别能力，追寻“公正司法”永恒主题和价值追求，清除容易蒙受尘埃的良知。

(二)造就过硬的业务素质，树立法官的知识权威。打铁首先自己硬，这个道理人所共知。行政法学，博大精深，远不只是在书斋中就能弄懂弄深弄透的，熟知行政法学和具有行政执法经验，才能对行政程序和行政实质问题一目了然，才不能对行政机关看似正确的做法所遮蔽或迷惑，就容易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识别。

五、提高行政审判工作质量，促进司法公信力提升

提高行政审判质量要大力强化行政法官的质量意识。行政审判质量是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生命线，是衡量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成效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标准。每一位行政法官都应该把行政审判质量意识贯穿和体现在全部行政审判工作中，将行政审判质量视为生命，像爱护生命一样珍视行政审判质量。

(一)提高行政审判质量关键在于树立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适应，符合我国国情的审判质量观。行政审判质量，按照“保护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优化司法环境、化解行政争议”总要求，积极受理、妥善处理各类行政争议，既充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又有效地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二)提高行政审判质量，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审判质

量制度和工作机制。强化审判组织的职权和责任，在保证独立审判员和合议庭依法行使审判权的同时，充分发挥院领导、审委会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和把关作用。扎实开展庭审评查、裁判文书评查及案件评查活动，着力加强行政法官的庭审驾驭能力，裁判文书制作能力，事实认定、审查判断能力，提高公正司法水平。

六、以公开促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

贯彻落实司法公开原则促进司法公正，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人民法院与时俱进，适应司法改革潮流，提升司法品质，树立能动司法理念的必然要求。

(一)推进立案公开，保障当事人诉权。

按照“公开、便民、周到”的原则，把立案大厅划分为立案、信访、诉讼服务和纠纷调解四大功能区域。

(二)推进立审公开，确保“阳光审判”。

一是庭审公告公开。通过立案大厅电子显示屏，公告案件的开庭时间、开庭地点、合议庭组成成员，方便群众旁听;二是审判过程公开。保障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必要的陈述和辩论时间，做到当庭举证、当庭质证，能够当庭认证的尽量当庭认证，努力提高当庭宣判率;三是裁判结果公开。强调裁判文书的说理性，用语规范、简洁清晰、易懂精练、运用逻辑、法理充分阐述对证据的分析认证、法律事实的认定、判决的理由进行论述。开展庭前指导，判后答疑，消除当事人的疑虑;四是向公众开放。对于有影响的案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等旁听，自觉接受监督，提升司法透明度。

(三)探索听证公开，有效化解行政争议。

司法公开能够唤起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司法公开能树立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司法公开能引导公众找回“缺失”的诚信;司法公开能够有效地强化司法权威。在开庭前，组织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机关到场听证，听取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意见，归纳双方争议的焦点，以便引导行政相对人确定诉求，有效化解行政争议。

当前，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能力相对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人民群众对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的要求和期待不断提高，行政审判工作的内外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机遇与挑战并存，面临新形势和任务，把行政审判工作作为推进法治建设的一项工作来抓，就要注重搞好以下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部署和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使命感，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发挥职能作用;二是要充分发挥司法审查监督职能，坚持合法性审查原则与合理性审查原则，依法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化解官民矛盾;三是要建立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机制，通过良好的沟通和有效的协调，形成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机制，改善和优化行政审判司法环境，增进行政机关对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公正是公信的基石，只有做到公正司法，才能提升司法公信力。我们要以司法改革为契机，不断完善行政审判制度，加强内外监督制约，坚守法律底线，“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

第五篇：关于建立法官助理制度的调研报告

一、法官助理及法官助理制度概述

1、法官助理和法官助理制度的概念

何谓法官助理，笔者根据法学基础理论并通过此次调研活动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经验可得出如下概念：所谓法官助理就是法院内部通过选任产生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协助法官处理包括调查、取证、送达等程序性事务的相对独立的个人。法官助理制度则是各级法院内部建立的具体规范法官助理的选任、职责分工、奖惩等的一系列管理制度。

2、法官助理制度的特点

法官助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法官、书记员，它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1）法官助理具有相对独立性。法官助理对法官有协助工作的义务，但并不意味着其将隶属于法官领导，相反，两者之间应当是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关系。同样，法官助理与书记员之间也存在这种分权制衡的关系。（2）法官助理有明确的职责分工。过去的“审书制度”容易产生权责不明的弊端，法官助理制度的建立使三者之间的职责分工更加明确。

二、法官助理制度的管理体制

1、法官助理的来源。

国外的法官助理一般来源于高等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其能直接参与审判过程中实务性的操作实质上是得益于法学院的高度专业性、职业性的训练；纵观我国高等法学教学情况，则多数缺乏针对性，毕业生多是在纸上能侃侃而谈而实际操作能力差（绝非针对毕业生能力）。

笔者认为，要求教育方式适应法院的改革在短期内显然是不现实的，在现阶段，如希望法官助理在聘用后立即切入工作，来源可考虑以下方面：（1）原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法官员额确定后，不在法官员额范围之内，且自身愿意担任法官助理的人员；（2）法院中现有已经通过初任审判员考试或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但尚未任命为法官的人员；（3）目前不具备担任法官助理所要求的学历，但具有丰富的审判经验，经考核合格的优秀在编书记员；（4）向社会公开招募最低限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或确实操作能力优秀者。

目前正属于司法改革的过渡时期，法官助理的来源多样化能弥补专业性法律人才的短期缺乏。

2、法官助理的职权。

有的观点认为，法官助理在庭前可以对案件进行简单调解，出具调解书，对所调解案件承担责任甚或在普通程序案件中任合议庭成员，参加开庭、合议，对此观点我们不予认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设立法官助理，目的是通过合理划分审判工作职责，理顺法院审判人员与其他各类审判辅助人员的关系，保证法官专事案件的审理工作，以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故法官助理应是协助法官从事审判业务的辅助人员，应该明确的是法官助理本身没有审判权，只是在现行的法官工作任务中一部分将分离出来，由法官助理承担。进行调解并出具调解书以及参加合议势必将法官助理权限扩大，最终导致案件审判的权责不清、错案无法追究。

那么，哪些工作应由法官助理来进行呢？笔者认为，法官助理应进行如下工作：

（1）案件庭前准备工作。包括：①案件起诉文书；②应诉通知书、出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的送达；③案件的开庭日期排定；④为法官收集准备材料；⑤主持交换证据；

（2）案件审理过程中辅助工作。包括：①在法官的指导下，带领书记员（或由两名法官助理）进行调查取证、勘验、委托鉴定等工作；②案件移送；③补收诉讼费或收取案款；④接待当事人，进行谈话或询问并记入笔录；⑤安排合议庭合议；

（3）案件审理结案后的后续工作。包括：①送达裁判文书；②案件的报结工作；③办理案件上诉的有关手续；④通知并为当事人收取或发还案款；⑤协同法官进行案件的整理、汇报等工作。

法官助理的工作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摸索经验以加以确定，故在上述过程中，法官应随时指导并安排法官助理的工作，协调好其与书记员之间工作的分配；同时法官助理应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法官，防止因工作协调不一致造成程序错误或重复劳动，最终不能达到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

3、法官助理的管理机构

在明确了法官助理权责后，法官助理管理制度及管理机构的建立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笔者在研究基层法院法官助理试点改革后发现，基层法院对于法官助理均无专门的管理机构，也未出台相应管理制度，一般沿袭原对于书记员的管理制度，出现权责不明、分工不清或有令不行的情况，一般的解决方法是向庭长反映，无明确的管理标准，这样不利于审判工作的进展及对法官助理的制约。但如果增加新的管理机构，势必造成基层法院增加支出、管理机构庞杂，不利于正常工作的进行及审判效率的提高。

在这一点上，是否可以增加《法官法》关于法官考评委员会职能的规定，将法官考评委员会设为常设机构，由院长直接领导，选举考评委员会委员，管理法官及法官助理，改变用行政手段管理的机制。

法官（助理）考评委员会可以增加如下职能：

（1）法官助理的来源，把好法官助理的来源关。现阶段法官助理来源上文已有阐述，不做赘述。法官助理来源的多样性决定了必须有一个机构对于来源进行审核、把关，此点是保证审判工作质量的前提。

（2）法官助理的考核。法官有考核制度，书记员考核制度也正在建立，作为二者的有效衔接、法官助理也应建立相应的考核机制，定期对其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等方面进行严格的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晋升、降级、淘汰的依据。

由法官（助理）考评委员会管理法官助理可以建立健全法官助理的竞争机制，使“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最终达到级别上能高低、岗位上能上下、人员上能进出的目的，保障法院的审判人员始终保持新鲜血液。

三、法官助理制度的先进经验

法官助理制度最早出现在国外，因案件的增多，为了提高审判效率、辅助审判，法官助理制度逐渐产生，并最终快速发展。在各国均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及职能。

在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起，联邦法院的法官雇佣新从法学院毕业的优秀毕业生担任一年或两年的助手已经成了普遍的做法。70年代后，由于案件的增加，上诉法院开始聘用法院助理。在日本，法院书记官参加法院事务的部分管理，并以自己的名义行使部分的司法权，此外还可以进行调查。在奥地利，法院助理有权就支付命令、案件受理登记、令状的执行以及裁定的修改等事情做出决定。

如房山区法院试行了“3-2-1”制度，即由选任产生三名法官，负责主持庭审、居中评断、依法裁判，并对案件的审判质量承担全部责任；两名法官助理进行程序性事务处理，负责完成调查取证、送达、接待当事人和律师、采取保全措施、组织预备庭、安排开庭日期等庭前准备的事务性工作，法官助理就其工作向整个“3-2-1”审判组承担责任；由一名书记员负责庭审记录，其专职负责三名法官的庭审记录。

崇文区法院试行了“1-1-1”制度，即审判管理模式下采取一名法官、一名法官助理、一名书记员组成一组，人员固定，以法官为中心，法官助理、书记员辅助法官进行审判工作。在审判工作中以法官为主导，法官助理、书记员服从法官的指令、安排，书记员在不影响法官指令、安排的前提下，对于法官助理的指令、安排应予服从。出现问题应互相协商，如协商不成，可向庭领导反映解决。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各地的法院试行了类似的制度，如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试行“一四二”审判模式、北京市宣武区法院试行“一二一”审判模式、江西省铅山县法院试行“二一一”审判模式、江苏省常州市中级法院试行“三二一”审判模式、浙江省奉化县溪口法庭实行“三二一”审判模式等等。（其中间环节均为法官助理）

上述各地法院的改革，对于提高工作效率及审判质量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证明了法官助理制度在基层法院的极大的生命力。

在此主要介绍北京市房山区法院“三二一审判机制”的具体做法，以为借鉴之用。北京市房山区法院于2000年2月创制并率先实施的“三二一审判机制”改革，可以说是一种新型审判机制。通过这项改革，在审判组织中设置了法官助理，重新配置了审判资源。它的实践对完善审判委员会的职责，落实审判长选任制度，建立院、庭长开庭制度，开展法官定编、设置法官助理制度及其他有关的审判组织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均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三二一审判机制”的内容

“三二一审判机制”是指在审判长、独任审判员选任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审判长为中心，由三名法官、两名法官助理和一名书记员组成一个审判组，共同开展审判活动的职责明确、分工负责、监督有力的审判工作机制。“三二一”的名称是对这一审判机制的人员配置结构的形象反映。其中的“三”是指经选任产生并负责案件审判的三名法官（其中一名为选任审判长），他们的职责就是主持庭审、居中裁判、全权负责案件的审与判，并对案件的审判质量负全部责任。其中的“二”是指负责案件庭前准备工作的两名法官助理，他们对整个“三二一”审判组负责，而不是对其中的单个法官负责，其职责就是完成调查、取证、送达、组织预备庭、安排开庭日期等事务性工作。其中的“一”是指负责庭审记录工作的一名书记员（或速录员），其职责是负责三名法官的庭审记录。三者之间既配合又制约，形成职责明确、分工负责、监督有力的审判工作机制。

2、“三二一审判机制”是一种新型的审判工作机制

首先，“三二一审判机制”针对法官数量多但整体素质不高、权力广泛却职责不明这一现状，改革了法官的任免制度。“三二一审判机制”贯彻落实《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的审判长、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按照德才兼备、公平竞争、能上能下的原则，从众多的具有审判职称的人员中选出少量法学理论功底较深、审判实践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让这些人员担任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将他们充实到审判第一线，改变过去法官职业的大众化形象，逐步实现法官的精英化。“三二一审判机制”进一步明确了法官的职责权限，改变审理案件过程中的汇报审批制度，法官对其审理的案件有完全的裁判权，不必请示汇报，就可以签发法律文书。同时，法官对其裁判的案件承担完全的责任。这就改变了过去“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状况，避免了虽有错案追究制度却不能落实错案责任的尴尬。

其次，“三二一审判机制”突破了传统的“审书（审判员＋书记员）组合”模式，设置了法官助理一职，改革了审判组织结构。我国现行的三种审判组织形式除审判委员会以外，在开展审判活动时都采用“审判员＋书记员”的结构。从案件送达、调查取证、安排开庭日期等庭前准备工作到开庭审理、判决的形成，再到宣判和送达裁判文书，最后到案卷归档，审判员和书记员都参与其中，没有实现审判资源的合理配置。“三二一审判机制”改革了上述结构模式，设置了法官助理，由三名法官、两名法官助理和一名书记员组成一个审判组。“三二一审判机制”在审判组织形式上仍然坚持独任审判和合议庭制度，即在简易程序中，“三二一”审判组中的三名法官分别为独任审判员，各自按法官助理排定的时间开庭审判；在普通程序中，这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并固定由其中被选任的审判长担任合议庭审判长，实行合议制原则，但在审判组织的结构上采用了“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模式，并明确划定了三者之间的职责权限，即法官负责庭审裁判，法官助理主持庭前准备工作，书记员负责庭审记录。这样，法官从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力于审判工作。

再次，“三二一审判机制”突破了过去审判员与书记员师徒式的关系模式，加强了审判组织内部的监督关系。在过去的审判机制下，由于审判员与书记员是一对一的配置关系，且审判员对书记员具有领导、管理和培养的职责，因此，审判员与书记员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师徒式的关系模式。在这种关系模式下，审判员与书记员在审判活动中很难认识到各自的独立价值，审判员不仅经常地做些本属于书记员的工作，也常常将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交给书记员去做。

“三二一审判机制”通过增设法官助理和设定法官、法官助理及书记员的职责，改变了审判组织人员间的关系模式。法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具有各自独立的职责，法官与法官助理、书记员之间不是统属关系，而是协作、监督关系。法官助理和书记员作为审判辅助人员，不是听命于某个法官，而是对整个“三二一”审判组负责，法官在审判程序方面受到了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四、实行法官助理制度的意义

当前，基层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面临如下几个大矛盾：

1、收案数量连年大幅度攀升与审判人员数量不变的矛盾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各基层法院案件数量激增，最明显的是民事与刑事案件数量的增长；而同时，基层法院审判人员的配置有的基本未变，有的则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有着下降的趋势，二者形成相对的不均衡。

2、案件类型的变化对理论功底的要求与审判人员工作繁重而无暇研究的矛盾

在案件数量增长的同时，案件类型也向多元化、新颖化、专业化发展。例如民事案件随着大民法思路的构建，凭一本《民法通则》、一本《婚姻法》走遍天下的日子已不复存在，判案思路正向深度与广度发展，对于审判人员法律的运用与把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同时，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审判人员往往利用业余时间加班结案，我认识一位法官，他一年结案800件，平均每工作日3件，试想在此种条件下，他还有时间去仔细钻研每个案子、去著述深造吗？

3、审判员、书记员权责不明确的矛盾

现各基层法院大多实行“一审一书”、“两审一书”或书记员室统一管理制度，此种配置容易造成审书权责不明确、分工不细致；中间环节的缺乏，使审书矛盾增多、工作效率低下，不利于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及司法改革的进行；同时，人员配置的紧张往往使基层法院不得不出现一些一人开庭、一人调查的违法现象。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基层法院审判工作中的种种矛盾，迫切需要审判机制的变革，法官助理制度在基层法院推行、实施势在必行，该制度的实施必将改变过去的一些缺陷。

仍以房山区法院的“三二一”审判模式为例，“三二一审判机制”改革是近年来人民法院在探索审判体制创新过程中取得的又一成果，其核心是法官助理的设置。在法院内部设立法官助理无疑为实现审判人员合理分流提供了渠道，对逐步实现法官的精英化，优化审判资源的合理配置，都将起到长远的积极意义。

“三二一审判机制”改革是一种体制创新，其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一改革创造性地贯彻了《纲要》精神；另一方面，这一改革适应了审判工作未来发展的趋势。从审判工作本身的特点和现实需要来看，强化合议庭职责，减少法官数量，提升法官素质，增加审判辅助人员，进一步增强审判的透明度和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加强和完善人民法院的内部监督机制是审判工作未来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三二一审判机制”改革正是敏锐地反映了这一趋势，其“精选审判人员、强化审判职责、优化资源配置、强调职能分离、加强内部监督”的改革思路，使“三二一审判机制”改革更具有前瞻性意义。

一个新制度的实施不会一帆风顺，改革应是在一次次探索与失败的基础上汲取经验，法官助理制度也不会例外。中国幅员辽阔，法官助理制度改革很难制定统一的规范与标准，例如很少有法学院毕业的学生愿意到某个法院的法庭或某偏远地区的基层法院担任法官助理，即使愿意，这些助手会不会象美国法官助理制度已经显示的一样，掩盖了许多法官专业知识和职业能力的欠缺，造成法官对助理的过分依赖？这就注定各地法院必须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在最高院的指导下制定适合自己的法官助理制度。

中国的司法改革需要一种实际的、务实的、具体的研究和操作，实际上，司法制度是社会制度的一个部分，司法制度改革的研究不应狭义的归于法学研究范畴，而是属于一个大法学范畴，其中涵盖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在结合各方面因素后，对每一项措施都要尽可能细心论证，对可能的后果予以仔细的分析、权衡和取舍，借鉴和借助其他相关社会学科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细致的实证研究并做出适当的取舍，深入彻底的进行我国的司法改革，建立健全有我国特色的司法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