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语言学派简析论文[大全五篇]

第一篇：地方语言学派简析论文

（一）马林诺夫斯基及其“语言情境”

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主要研究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研究是建立在语义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要想把语言研究深入下去，必须建立一种语义学理论，要想把语言现象解释清楚，需要用语义学理论。他的理论最重要的部分是强调语言的功能，他认为语言是一种工具，工具的功能在于使用。根据他的理论，语言被认为是一种活动的方式，不是用来描述事物的，而是用来产生行动的。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了“语言情境”探讨语义理论。他认为话语的意义就是当时当地正在发生的人的活动，而人们在日常活动中所使用的语言的意义直接来自于这些活动。这一论断意味着，原始社会语言的语言只有这一种用途，儿童都是以这种方式学会语言的。根据他的理论，话语的意义不是来自于词语本身，而是取自于语言产生的环境，话语只有在生活情景中才能被理解，而口头语言常常与当时的环境有关系。他的“语言环境”和“意义是语境中的功能”两个概念为弗斯和韩礼德的语言学理论提供了历史铺垫。

（二）约翰鲁珀特弗斯及其“典型语言环境”

弗斯是伦敦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语言学理论在英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弗斯就读于英国里兹大学历史系，1911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920年至1928年在印度旁遮普大学教授英语；1928年在伦敦大学教授语音学；1938年成为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的正式成员；1944年，伦敦大学设立普通语言学系，他成为第一任教授，培养和影响了一批语言学家。弗斯对语义学和语音学的研究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R。H。罗宾斯曾说：“语言学在两个方面的发展是和弗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他的语言环境理论，或更概括地说，他在语义方面的语境理论和音位学中的韵律分析语言情境理论成为语言学的基础”。弗斯语言理论的特点是从社会角度观察语言，他认为，语言不仅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符号，而且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社会过程。他试图把社会研究和语言研究结合起来，认为人创造并维持文化价值，而语言又是文化价值的重要成分，所以人们可以通过语言学更好地了解社会本质，明确反对用逻辑学和心理学研究语言。弗斯对语言进行社会学研究是从意义着手的。他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在实际中使用的语言。言语活动是一种有意义的活动，是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进行的。分析语言一定会分析语言的意义“，意义”是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他所说的意义不仅是词汇本身的意义和语法上的意义，而且包括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弗斯创造了“典型语言环境”这一概念，他认为语义学研究特定的社会角色。受索绪尔理论的影响，弗斯认为语言成份的横向组合性排列就是“结构”；而“系统”就是能在结构的一个位置上互相代替的一组纵向的聚合性单位。弗斯指出，语言成分出现在什么位置通常由系统规定，在词汇方面的表现就是搭配规则。结构不仅是各个成分之间的排列问题，各个成分之间有着互相期待的关系，系统和结构密切联系。弗斯在语言学方面的第二大贡献是他提出的韵律音位学，他是第一个对韵律分析全面深入论述的语言学家。弗斯的韵律分析有两个特点：一是区分了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他指出，在实际话语中，构成聚合关系的不是音位，而是“准音位单位”。准音位单位的特征比音位少，因为有些特征是一个音节或是一个短语中的音位共有的。弗斯没有给韵律单位下定义，但是他在论述中表明韵律成分包括：重音、音长、鼻音化、腭音化和送气等。无论哪种情况，这些特征都不会存在于一个准音位单位。二是“多系统”概念。弗斯认为由语境引起的发音特征说明了有关语境的特点，应该把它们抽象出来，建立多个“准音位单位系统”。用多系统分析法，可以把音位的许多特征用系统表示出来。强调多系统分析，并不等于忽视结构的分析。弗斯十分重视组合关系，他认为话语的基本单位不是词，而是在特定环境下的语篇。把语篇拆成各种层次是为了方便研究，但是不论研究哪个层次，从语音到语法再到语境，都必须分析语篇的韵律成分，一个句子的韵律成分在整个句子及其各个部分中占着统治地位。弗斯的语言理论曾受到多位语言学家的批评。英国语言学家刚特克利斯认为没有系统，文章意思模糊，文字晦涩，很难读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迪尼说，“弗斯的话很不好懂，《语音和韵律成分》一文竟象是无人校对过。”但他毕竟对英国理论语言学的开创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韩礼德及其系统功能语法理论

韩礼德1925年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的里兹，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弗斯基本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者。韩礼德继承了弗斯的两个基本理论，即“语言环境”和“系统”。他认为社会情境影响着人的语言，应该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在费斯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他重新规定了“系统”的意义，提出了完整的理论模式，准确定义了术语的含义及各种关系。韩礼德对语言学的贡献是建立和发展了当代的系统—功能语法，被称为系统语法或系统语言学。他的系统—功能语法是一种社会学导向功能语言学方法，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学理论之一。系统功能语法没有像乔姆斯基那样把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能力作为研究对象，而是把实际使用的语言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功能语法包含两个组成部分：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系统语法主要解释网络系统中语言的内在联系，或者叫“意义潜势”。这个网络又包含各个子系统，语言使用者可以从中做出适合的选择。韩礼德把“语言”看作“语言行为潜势”，是“选择范围”。在特定的环境中，一个人可以选用一组语言形式。语言系统由多个子系统组成，在一个系统网络中，两个子系统可以相互依赖，也可以没有依赖。功能语法主要用于说明语言是社会交往的一种手段。韩礼德认为从“功能”的角度探讨和研究语言学，可以揭示语言是如何使用的，同时也能够建立语言使用的基本原理，进而探讨语言功能和语言两者之间的关系。马林诺夫斯认为语言系统最初来源于儿童语言的功能，韩礼德发展了这种观点，认为儿童语言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其对语言功能的逐渐掌握。对儿童而言，语言的用途有许多种，可以用来得到东西、表达感情等，是一种多功能又方便的工具。但是在儿童语言中，一句话只有一个功能。到了成年时期，功能范围扩大到3种：概念功能、交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这3种功能含义丰富且更加抽象，可称为宏观功能。它体现在各种用途中的意义组成部分，是意义潜势的组成部分。韩礼德认为必须走出语言来深入分析语言，借助社会学理论观察语言的使用，意义潜势是行为潜势在语言上的实现。韩礼德认为，文化环境不但对行为有一定程度的制约，而且对语言形式的选择也有很大程度的制约，要把语言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研究。韩礼德的语言理论比较全面，既研究了形式又研究了意义。他早期的研究着重于语言的形式，中期重点研究语言的意义和功能，后期着重分析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在韩礼德的影响下，目前已经形成一支系统的语言学家队伍，继续完善和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

第二篇：新精神分析学派

新精神分析学派

作者：佚名 心理文章来源：lansin 点击数：191 更新时间：2007-7-7

新精神分析学派（Neopsychoanalytic School）从精神分析运动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心理学流派，又称精神分析文化学派或社会学派。G。科里认为，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七位：C。荣格、A。阿德勒、H。S。沙利文、K。霍妮、E。弗罗姆、E。埃里克森和W。赖克。他们均受到过S。弗洛伊德的影响，但反对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本能论，抛弃了里比多概念和人格结构说，发展了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某些基本概念，创导了有关人格理论和心理治疗方面的一些新概念，从而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弗洛伊德。在这七位心理学家中间，前五位提出了与弗洛伊德正统精神分析观点直接相违的理论。虽然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早期的童年经历对一个人现时的心理活动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他们都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人格是对早先经历的固恋，并由早先经历所决定。虽然他们也承认无意识因素的存在，但并不过分强调无意识因素与人格的关系，但认为文化、社会条件和人际关系在形成人格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这五位心理学家在与正统的精神分析发生基本分歧，背离了正统的精神分析路线，因此经过普遍的同意，被逐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体系。而另外两位心理学家E。埃里克森和W。赖克，虽然也被史家列为新精神分析学派的成员，但他们基本上仍被认为是正统精神分析学派中的“圈内”人物。下面简要介绍前五位心理学家的观点。

荣格对弗洛伊德发生兴趣是在他读了被誉为名著的《梦的解释》之后，为此他根据实践体会写成《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一书。他与弗洛伊德的挚友关系保持了7年之久，后来因为对里比多能量的解释不同，遂发生分歧，以致决裂。弗洛伊德认为里比多主要是由性和攻击性能量构成的。他把由被压抑的性欲和攻击性的奋争所产生的能量看作为人格的内驱力，而荣格觉得这种观点太狭隘，相反，他认为里比多是问题产生时就被集中运用到这些问题上的普遍的生物的生命能量，它从本质上讲不是性欲和攻击，而是一种能用于延续个人心理生长的创造性生命力。在体现文化学派或社会学派的观点方面，荣格强调意图和目标的作用。在他看来，人们不仅受到他们对未来所要追求的东西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他们对未来所要追求的东西的影响，这可以从他划分的发展阶段上看出：（1）童年期，即从出生到青春期。这一阶段为早期，里比多能量用于学习行走，交谈和其他各种生存所必需的技能上。5岁以后，里比多越来越多地指向性活动，在青春期达到预峰。（2）成人早期。即从青春期到40岁左右。在这一阶段中，里比多能量指向职业、结婚、抚养孩子、社交等方面。这阶段的个体具有开朗、精力充沛、感情易冲动和激昂豪放的特点。（3）中年期，即大约40岁到晚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是从一个精力充沛的、外倾的和注重生物功能的人转变到具有更成熟的文化、哲理和高尚价值观的个体。这阶段应当满足的需要不再囿于职业、配偶等，而是寻求继续生活的根本意义。上述三个发展阶段围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个体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着生活目标。荣格认为，生活目标是精神的和谐。个体一旦了解自己精神的不同部分，把各个组成部分提示出来，那就会萌发一种对它们进行整合的趋向。这种趋向称作“超越功能”，它是一种对人格的统一、完善和整合的永恒追求。换句话说，个体只有熟知自己的全部精神结构，并用超越功能进行完美的协调，才能达到自身展现。由此可见，荣格关注人性的乐观和创造的一面，把注意力集中在为完善而奋斗，为目的和意义而生活的作用上。

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在诸如性的因素、人格、无意识、梦、快乐与痛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存有分歧。个体心理学的核心是强调社会因素决定人格。在阿德勒看来，个人的精神生活总有一个不断追求的总目标，这个总目标就是追求优越。人对优越的渴望导源于人的自卑感。一切人在开始比自己强的人相比感到极其无能，从而产生自卑感。有些人患有器官疾病，或视力不济，事消化功能差，或天生心脏有毛病，或肢体残疾，这些生理缺陷由于环境给予的压力在个人生活中产生了不少问题，从而产生自卑感。这种自卑的情感激起个体追求补偿的力量，正是这种补偿成了个体追求优越的基本动力。由于人与人之间有着不同的背景和条件，因此个体在追求优越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那就是生活风格。这种生活风格的差异主要受家庭环境和家庭气氛的影响。家庭环境指影响每一家庭成员的社会事实，包括出生顺序，双亲还是单亲家庭等。家庭气氛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绪关系的性质，如追求优越时的主动和被动，建设性和破坏性等。而且，个体在追求优越的过程中，开始是为个人目的去奋争的，后来由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使个体与别人交往时产生情感和自居作用的潜能得以发挥，从而产生社会兴趣。这种社会兴趣不仅指个体对所爱者和朋友的直接一致的感情，而且包括了对现在和未来的全人类感情。社会兴趣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平时，甚至在困难时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平时，甚至在困难时与别人合作和帮助别人的准备状况；二是在对待别人时保持了多予少取的倾向，三是对别人的思想、感情和经验的一种设身处地的理解能力。当个体带着社会兴趣去追求优越时，完美社会的现实作为首要动机取代了个体的完美化。正如科里所概括的那样。在阿德勒看来，个体基本上是因社会刺激而被激发起来的，行为是有意图并指向目标的；个体为克服自卑感的需要所推动，并为追求优越所牵制。因此，个体试图通过补偿，也即通过发展一种目的在于寻求成功的独特的带有社会兴趣的生活风格，来克服这些基本的失助感。

沙利文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亲眼目睹了经济危机席卷资本主义国家，深刻体验了战争的残酷和社会的**，面对由这些因素造成的精神病发病率的大大增高，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他在医疗实践中体会到弗洛伊德本能论和泛性说的不切实际，转而注意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作用，形成他的精神分析的人际关系说。沙利文认为，一个人的人格乃是一个人在人际关系的交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日趋完善的相对持久的模型或完形。在这种模型或完形中，有两种基本的倾向或需要：一是对满足的追求，一是对安全的追求。前者为生物方面的，后者为心理方面的。人从幼年时，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便不断为满足这两种需要而努力，从而形成一种心理组织，称之为自我系统。在自我系统中包含着各种功能和次功能。动能是有自我意识的功能，他们可以在个体涉及自身生存的重要时刻，探究人际关系间的重要意义，执行防御机制的功能，缓解情绪上的困难，防止焦虑的发生。沙利文还特别重视人格发展中的认知因素，认为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具备在文化环境中应付各种符号化的能力，从而先后获得三种人际经验模式，未分化模式，不完善反应模式和综合模式。未分化模式是指个体在人际情境中不能区分自己追求的生理满足和心理安全与别人追求的生理满足和心理安全，往往认为别人的追求跟自己的追求不一样，或者相反，认为自己的追求跟别人的追求一样，这说明个体在人际情境中尚未形成自我系统。不完善反应模式是指个体在自我系统形成后，把自我系统作为对人际关系的知觉和概念的一个过滤器或参照系，使其带有一种明显的防御性质。当外界事物或评价与自相符合时，就会产生焦虑，对自我产生不正确的评价，陷自我于矛盾之中。这时自我系统就会出来干预，把这种不相符合的现象归咎于他人或事物，认为是别人不理解他或嫉妒他，或认为是外界事物妨碍了他，这就是不完善反应模式，综合模式是指自我系统中的各种动能和次动能综合发挥作用，这些作用有积极的如升华，也有消极的如分裂和情动性反应错乱，目的是为了获得安全感。例如，当个体经常遇到否定或谴责，就会因其生理需要和心理安全受到社会环境的压力而产生焦虑。为了减轻焦虑，他就会发挥动能的功能，或调节自己的自我系统去迎合他人的评价，或企图回避导致焦虑的人际情境，或对他人的评价作出歪曲的反应，等等。

霍妮从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中来探讨人格的形成和精神神经病的病因问题。她认为，弗洛伊德论及文化与神经症之间的关系仅为一种量的关系，这是错误的。两者之间应该是一种质的关系，是文化倾向的性质与个人冲突的性质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出生以后，就面临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如果家庭环境不顺遂，父母对待儿童不公平，或由于父母本人的身心不健康，都会使儿童的情绪受到压抑，形成基本焦虑，结果导致病态人格。与基本焦虑相对立的是基本安全，只有个人寻求安全的需要才是人格发展的动力。个体为了克服焦虑，就会在行为中采取种种防御策略。这些策略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人格的固定部分，也即精神神经病需要。霍妮列举了十种精神神经病需要：（1）爱和称赞的需要；（2）同伴的需要；（3）限制自己生活于狭窄范围内的需要；（4）权力的需要；（5）剥削别人的需要；（6）社会承认和特权的需要；（7）个人羡慕的需要；（8）个人野心的需要；（9）自足和独立的需要；（10）完善的需要。这十种需要又被归为三类：即趋向接近人的类型，对人们采取屈从态度（“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趋向反对人的类型，对人们采取攻击态度（“如果我有权力，我就不会受到伤害”）；趋向脱离人的类型，对人们采取退避态度（“如果我避开，什么都伤害不了我”）。霍妮认为，这三种类型，在正常人身上也有表现，但他们根据客观情况灵活应用。然而，在有严重焦虑的个体身上，三种类型同时发生，只能使他陷入冲突之中，加深了已有的焦虑。这就是所谓的基本冲突。为了解决这种基本冲突，个体可以不自觉地把以上三种类型中的两种压抑入无意识，只让剩下的一种占支配地位。但是，这种压抑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于是个体便在无意识中创造了一个理想化的意象或自我，以求获得一种综合性的解决瞎种理想 化的自我意象包括着想象的成分，以一种色彩美化一切，使一切矛盾化为和谐。实际上，这是一个人把本误码发挥金如土自已潜能力量的自我变为专门追求理想化实现，使理想的自我与真正的自我之间产生矛盾。这便是导致精神神经病的主因。

弗罗姆反对弗洛伊德的本能说和泛性论，强调束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对人的精神的决定性作用。弗罗姆的《逃避自由》一书，可以看作是背离正统精神分析路线的代表作，其中心思想是：人因为与自然界和其他人逐渐隔离，所以产生寂寞和孤独之感。人从早期的进化过程中，通过本身的特殊化即个性化过程，向着与动物不同的方向发展，逐渐获得了自我知觉、推理和想象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要比动物有着更多的自由。但是，同时也意味着人与大自然的其余部分日益。人们获得的自由越多，随之而来的不安全也就越大。在弗罗姆看来，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考察现代人的性格形成也是如此。人类从原始社会，经过中世纪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由于面临现代社会中剥削与竞争的冷酷现实和病态的社会现象，湮没了人们彼此合作与互相翔的爱的本性，反而产生孤独、恐惧和迷惘之感，逃避自由。现代人面临的最根本的矛盾是：生与死的矛盾；人的长远想象与人的短暂生命的矛盾；人虽超越了自由，但深藏着“孤独感”和“分离感”。为了克服这些矛盾，人渴望获得下述几种心理需要：（１）关属性需要，包括与别人的关联和自恋。健康的人通过广泛的爱，包括亲子之爱，男女的爱恋之之情，对自己的爱，以及与他人的团结友爱，以满足心理上关属性的需要；不健康的人则顺从别人或以强力支配别人，将安全依赖于别人的不同表现形式，结果产生非理性的自恋。（２）超越性需要，包括创造性和破坏性。健康的人在超越动物、摆脱被动性和偶然性的过程中，进入了有目的的和自由的领域，变成自己生命的创造者，包括活动和关怀，对自己的创制口怀有深切的爱；不健康的人不仅不能创造生命，而且破坏生命，把毁灭生命也看作是一种超越。（３）根植性需要，包括母爱和亲缘关系。健康的人渴望不与自然分离，不与母亲、血亲和大地分离，因为这是省略的源泉，扎根的所在；不健康的人只爱少数人，只对少数人产生友谊，他们尽力保持和延长亲子关系以致大力依附于家庭等，歪曲了根植性的本来含义。（４）同一感需要，包括独立性和顺从性。健康的人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是干什么的，是与别人有所区别的，从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为了与集体取得一致甚至不惜放弃所爱，以致甘冒生命危险；不健康的人对一切都采取遵奉态度，盲目顺从，在集体中湮没了自己的个性，因而达不到自我的充分实现。（５）倾向性构架需要，包括理性和非理性。健康的人通过自己的理性与客观现实相接触，全面地解释生活，客观地把握世界；不健康的人则用不健康的方法建造构架，不管它是真是假，以主观代替客观，把幻想当作现实，结果失去了与客观世界的接触，生活于想象之中。由此可见，弗罗姆把解决矛盾的期望寄托于人本主义的实现。

第三篇：悖论与数理逻辑的三大学派=论文

大学研究生学位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悖论与数理逻辑的三大学派

悖论与数理逻辑的三大学派

摘要：由于很多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不愿因悖论的出现就轻易的放弃他们的研究成果，积极投身于悖论和数学基础的研究，为排除悖论，克服危机作了大量的工作。在数学基础的研究过程中，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们对悖论的解决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歧日渐加深，渐成营垒，形成了关于数理逻辑的三大学派。本文分别分析了这三大学派，以推进数理逻辑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悖论；数理逻辑；学派

一 悖论与逻辑主义学派

集合论悖论的出现，造成数学基础的危机，受影响最大的首当其冲是逻辑主义者，因为他们企图以集合论作为数学的“永恒的，可靠的基础”，并企图把数学归结为逻辑。集合论悖论的发现表明逻辑主义者企图用以作为数学基础的逻辑本身就是不可靠的。这样，逻辑主义的代表人物罗素就亲手酿造了一个苦果，不仅把弗雷格置于对自己事业万分失望的尴尬境地，而且自己也不得不苦咽下去。所以从1902年开始，逻辑主义的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他们不仅研究如何由逻辑出发去开展全部数学问题，而且必须防止悖论的出现。

首先，罗素对悖论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寻求合适的解悖方案。最初，他在《数学的原理》(1903)中提出区别类和类的元素的类型，这也是类型论的最初构想，本质上是简单类型论，但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简单类型论的基本思想是：区分个体、谓词或集合的不同类型。要直观的理解简单类型论对涉及集合的悖论的作用，需要用集合的语言阐述类型和级的概念。任何集合都可划分到特定的类型:：

类型0，这一层的元素为个体

类型1，个体的集合类型2，个体的集合的集合类型3，个体的集合的集合的集合„„„„„„„„„„„„„„„„

在定义中没有涉及某些集合的总体性质的集合是第0级的，在定义中涉及“第n级的所有集合”的总体性质的集合则属于n+l级。在这样的划分下，依照原则规定：类型n中的集合只能以类型n-1中的对象为元素，每一类型各级的集合的界定不能依赖该级的整体或更高的级中的集合。违反规定的表达式是无意义的，这样就避免了“元素”和“元素的集合”的混淆，排除了集合论悖论。但是对数和命题的处理遇到了困难，而且有一些悖论，尤其是语义悖论不能解决。对于这一点，罗素感到失望，没有再继续深入下去，而是是另辟蹊径。

1905年，罗素在另一篇论文《关十超穷数和超穷序型理论中的一些困难》中提出了另外三种解悖方法：量性限制理论、曲折论和无类论。同时，受彭加勒的悖论与非直谓定义有关的思想影响，他乐观的认为一切悖论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就是它们都违反了一个原则：“恶性循环原则”。基于这一原则和无类论的思想，罗素又对类型论进行了扩充，引进命题函项的概念，做出严格的类和级的划分，沿着非集合的道路发展出了一个形式的悖论解决方案一一分支类型论。

分支类型论比简单类型论更加具体，它的基本思想不仅包括“任一性质，都要归属于一定的类型”而且“对任一性质，还要更具体的归属于确定类型论中的一定的级”。于是，罗素想以命题函数为出发点，建立一套以阶论为中心的类型论的形式化体系，对各种悖论作统一处理。首先，罗素要对命题函数进行分层处理：

第一层：零阶函数，函数是个体，a，b，c„„表示个体常元；x, y ,z„„表示个体变元；

第二层：一阶函数，比个体高一层次的函数，以个体为变元，例如（X）(X,Y)，(Y)(X)Y(x，y，z)

第三层：二阶函数，以一阶函数为变元，例如，（β）F(β!x, z),(Y)f(Y!z，β!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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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如果一个函数中变元(或约束变兀)的最高阶是n（n≥0），则称这一函数是n+l阶的。其次，因为悖论的出现与“非直谓定义”有关，为了遵循恶性循环原则，避免悖论，罗素把命题函数分为直谓的和非直谓的，并对直谓函数作了严格的定义。他是这样定义的：“对一元命题而言，当函数的阶恰比它的自变元的阶高1时，称为直谓的；对于有K(K≥1)个自变元的K元命题函数，若K个子变元中最高的阶是n，而函数的阶是n+l，则称该K元函数是直谓的。由此可知，一阶函数都是直谓函数，而二阶和二阶以上的函数则分为直谓的和非直谓的两种。如果函数本身的阶不是比函数中自变元的阶高1，就是非直谓函数。这样，各个函数阶层径渭分明，互不交叉，每个函数都是有限阶的，并目在函数阶层中有唯一确定的位置，把涉及命题总体的命题(非直谓命题)和不涉及命题总体的命题(直谓命题)区分开来，从而避免了一些著名的悖论。罗素又引入了可归化公理，该公理断言：“对任何命题函数，必存在一个与它形式等价的直谓函数。”借助这一公理，就可以把一个命题函数决定的类，定义为与它形式等价的直谓函数所决定的类，从而一切类都可看作是由直谓函数决定的。因为直谓函数的阶比它的自变元的阶高1,所以个体的集合的阶总比个体的阶高1。这样，正如上面所表述的，在类的理论中，个体、个体的集合、个体的集合的集合„形成一个递增的层次，和这一层次相对应的事个体、个体的直谓函数、个体的直谓函数的直谓函数„这样一个递增的函数层次。这个以阶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逻辑体系便是罗素的分支类型论。后来罗素就是按照分支类型论的原则由集合论出发开展全部数学理论的研究。为实现这一目标，罗素和怀特海经过艰苦的劳动，完成了著名的《数学原理》。

罗素的类型论在数理逻辑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利用它可避免一些著名悖论(康托悖论，布拉里一一福蒂悖论，罗素悖论及一些语义悖论)，不能不说是一大成就。但是罗素的类型论也有严重的缺陷：首先，类型论要求过于严格，虽排除了一些悖论，但同时也排出了许多合理的东西，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定理不能证明，某些无害的数学概念宣布为非法，结果是得不偿失。但如果放宽原则的话，谁能保证不会出现别种类型的悖论呢?其次，罗素提出了可归化公理实质上降低了分支类型论将函数划分为不同阶层要求，遭到了强烈的批判，并且，罗素的类型论系统本身也过于繁琐，引起不少的麻烦。

从数理逻辑的发展历史看，虽然逻辑主义想把数学全部归结于逻辑的意图是不可能实现的，但逻辑主义还是有很大的贡献：首先，逻辑主义者以集合论为基础进行数学研究，为了避免悖论，他们必须做使逻辑严格化的工作，这就直接促进了逻辑的数学化。所以，《数学原理》是用数学方法研究逻辑取得的高度成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常被说成是数理逻辑成熟的标志。其次，罗素的理论对后来研究者产生重大影响，公理化集合论就是沿着他的方向发展起来的。罗素的分层思想对后来的数理逻辑学家也有极大的启示:塔尔斯基就是沿着罗素开辟的道路对语言进行分层处理，对数理逻辑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二 悖论与直觉主义学派

与此同时，在数学基础这一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种与逻辑主义完全对立的数学思想：把直觉当作数学最根本的基础，全然否认数学构造中有逻辑的作用，认为所有的数学对象和定理都是从原始直觉出发能行地构造出来的，这就是数学基础问题上的另一主要流派一一直觉主义。直觉主义者倾向于欢迎悖论的到来，因为悖论似乎使他们乐于去证明非直觉主义数学的虚弱。

第一个对数学采取自觉的直觉主义的是德国数学家克隆尼克，但他并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的阐述，所以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支持。他曾经预言说：“假如我不做这件事，追随我的人也会去实行”，但追随者并没有很快出现。直到1901年罗素悖论的出现，使数学界出现了混乱，从而为直觉主义新的崛起创造了条件。1907年，直觉主义的代表人物布劳威尔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初步制定了直觉主义纲领，他认为要解决集合论悖论问题，必须改变人们对一些逻辑基本法则，特别是排中律的绝对普适性认识。从“存在必须等于被构造”的要求出发，布劳威尔对逻辑法则的有效性进行直接的分析：由于逻辑法则的应用并不能保证相应构造的可实现性，因此逻辑法则在数学中的应用并不总是有效的。而且布劳威尔认为经典逻辑是从有限性对象中抽象出来的，不能无限制的推广到无限对象，而悖论恰恰就出现在无限问题上，而排中律只是在有限的领域内起作用的法则，一涉及无限的领域，排中律便不再有效。所以，直觉主义者认为实在无限观念是悖论产生的深刻根源。因此，直觉主义正是从“数学活动是一种心智构造”出发，导致了对排中律的拒绝。

其次，由于坚持构造性的立场，布劳威尔认为数学直觉具有无可争辩的可信性、可靠性，因而数学只要根基于其上，便可避免悖论的产生。所以直觉主义对已有的经典数学采取否定态度，使已有的数学知识支离破碎。为什么直觉主义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呢?因为直觉主义者认为：悖论在集合论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事，实质上是整个数学所感染的疾病的一个症状，即数学的“不可靠性”，如果不从根本上清除传统数学，便不足以克服悖论。因此，直觉主义者不满足于对已有数学的某些部分作一些限制性的限制和修改，而是要依据“可靠性”标准对已有数学进行彻底的审查和改造。于是，直觉主义者对已有数学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他们认为，已有的数学理论并不都是可靠的，因此必须按照某种更为严格的要求对此进行全面审查，而且毫不犹豫的舍弃“不可靠”的概念和方法并代之以“可靠”的概念和方法。由此可见，直觉主义是要革传统数学的命。

最后，直觉主义者虽然否定不符合构造性要求的古典数学命题的有效性，但他们仍然认为这些命题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因此直觉主义者就是依据“构造性”标准来重建数学，即“直觉主义数学”。与逻辑主义不同的是布劳威尔是以自然数理论而不是以集合论为基础开展他的直觉主义数学理论的，并且直觉主义者也发展了自己的逻辑系统，直觉主义的命题演算系统和一阶谓词演算系统是由黑丁于1935和1956分别做出的。

所以，直觉主义者避免悖论的方法事实上依赖十他们关十心灵之“构造”这一含糊哲学，用“构造”的思想构建逻辑与数学系统。为了避免悖论，把“直觉上的可构造性”作为数学“可靠性”的唯一标准，对古典数学绝对否定，造成了数学的支离破碎，并目作为悖论的解决方案，这个要求已经相当弱了，但即使这个目标也没有完全达到。

但我们不能否认直觉主义者做出的贡献，因为他们第一次完整地建立了一个构造性的数学系统，而构造性数学已经成为现代数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由于人们和直觉主义的多次论战，逐渐了解直觉主义的说法在于注重能行性，因为构造的基本要求，即“能行性”。正是这种想法产生了能行性理论，从而促进了数理逻辑的另一分支递归论的形成和发展。

另外，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虽然对直觉主义者进行批判，但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构造性思想，这对希尔伯特的形式化研究纲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形式主义学派是我们将要讨论的内容。

三 悖论与形式主义学派

集合论中发现的悖论表明，甚至那些看上去简单并且自明的正确的基本原则也可能包含暗藏的矛盾。这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一致性问题上来。所以，为解决数学基础中出现的悖论问题，形式主义采取了与逻辑主义和直觉主义不同的方法：他们企图构造一个无矛盾的，完备的，可判定的形式系统，数学的各个分支及所有证明全部形式化，使数学本身成为数学研究对象，以达到证明数学的一致性，从而避免了悖论，这就是著名的“希尔伯特规划”。

希尔伯特规划的提出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1899年，希尔伯特在《集合基础》这一著作中，不仅为数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一一形式的公理化研究方法，同时还为数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元数学”，为“希尔伯特规划”提出打下了基础。由十1901年罗素悖论的发现，使希尔伯特把注意力放到数学基础上来。经过认真研究，希尔伯特不同意直觉主义拒斥大部分古典数学的主张，他认为完全可以在保留现有数学成果的条件下解决悖论问题，无须牺牲古典数学中有价值的部分。那么，怎样解决悖论问题呢?希尔伯特曾经指出，如果要避免悖论，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同时进行逻辑定律和算术定律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目的即证明数学理论的相容性(无矛盾胜)，因为如果数学理论的相容性得到了证明，悖论就自然排除了，这也是所谓的“海德堡计划”。在该计划中，希尔伯特第一次提出应把数学证明本身作为数学研究对象的思想，创建了数理逻辑的第一个分支“证明论”的思想，开了把数学理论系统作为对象的“元数学”的先河。1922年作为对直觉主义向古典数学挑战的回应，希尔伯特提出了基础研究规划：首先将数学理论组织成形式系统，然后再用有限的方法证明这一系统的无矛盾性。这一规划可以看成是证明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尽管希尔伯特对直觉主义进行批判，但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构造性思想，只不过这种构造性是对证明论(元数学)的要求。这种思想体现在1925年《论无限》中，希尔伯特与直觉主义者相仿，认为绝对可靠性只存在于有限的范畴，为保证数学的可靠性，避免悖论的出现，必须坚持“有限性”的立场。(但是，他认为可以把非有限的成分作为“理想元素”引入到数学中，不但使证明简化，还使排中律法则得以保存。)所以，希尔伯特把数学分成两个不同部分：“真实的数学”和“理想元素”。由于理想数学认为是不具有意义的，希尔伯特提出必须把理想数学组织成形式系统的思想。在形式系统中，把数学对象彻底的符号化和演算化，这样就可以保留古典数学的成果。但为保证理想元素不会导致错误，必须对这种工具的构造进行彻底研究，即证明形式系统的一致性，这也是证明论思想的进一步深化。这样，希尔伯特就站在有限性的立场上，企图通过将数学理论形式公理化并证明形式系统的一致性来避免悖论的产生，并保住现存数学的全部成果。

所以，希尔伯特的最终目标是构造一个无矛盾的、可判定的、完备的、范畴性的形式系统，其中可证命题集恰好与直觉上为真的数学命题集相对应，而上述证明又可以在一个仅仅包含一般递归函数，性质和关系的算术部分中得出，即可以用有限的方法实现，这就是希尔伯特规划的目地。希尔伯特对此计划充满信心，并目断言，要得出形式化算术系统无矛盾性证明为期不远了。后来几年形势确如他愿，1928年希尔伯特和他的学生阿克曼用有限性方法证明了一阶逻辑的相容性，迈出了重大一步。于是，希尔伯特说出了与直觉主义观点针锋相对的名言：“要想从数学家手中夺走排中律，就像夺去天文学家的望远镜或禁止拳击家用拳头一样。”

作为悖论的一种解决方案考虑，如果希尔伯特计划得以实现，应是非常令人满意的，然而，果真用有限的构造就可一劳永逸解决数学理论的相容性，并进而证明其完全性吗?事实并非如此。1930年哥德尔循着这个思路得出的一项重要成果却使希尔伯特陷入绝望的境地。哥德尔以无可辩驳的精密方法证明了形式算术系统是不完全的，它的相容性也不可能以希尔伯特方案即有限的方法加以证明，即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所以，希尔伯特的形式系统没有坚固到可以背负起他想让它承受的重担。并且，希尔伯特在数学基础上基本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有限性方法并不总是有效，完全否定无限的客观意义的观点也是错误的。而且形式的研究不能完全代替内容的分析，正如布劳威尔指出，用一致性的证明保证理论真理性的做法事实上也包含了一种恶性循环。希尔伯特规划提供了一个悲观的信息：没有任何基础可能用来绝对地证明数学的相容性。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希尔伯特规划的失败而完全否认他所做的贡献。首先，他提供了一种解决悖论的方案，并目使形式化研究达到高度的抽象程度。其次，元数学和证明论的思想有重要意义，不仅使数学研究达到新的高度，并目经过后人发展，证明论成为数理逻辑的一个主要分支。

综上所述，三大学派的数学基础研究的共同出发点是由于悖论的出现，对已有数学的可靠性的感到忧虑和不满。为了避免悖论，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数学奠定一个永恒的，可靠的基础。

但由于三大学派在思想方法上都表现出一定的形而上学性，即思想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没有用辨证的思想去研究，所以他们的数学研究规划失败是必然的结局。

然而，对数学基础研究的必要性是没人怀疑的。正是他们对数学基础的研究，不仅对数学发展影响深远，而且对数理逻辑的形成和发展功不可没，因为20世纪数理逻辑的三大成就和数理逻辑的主要分支“四论”的形成和发展都与此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 黄华新.逻辑与自然语言理解.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页.[2] 冯棉.从分支类刑论到简单类刑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6,(06)，30-31

[3] 夏基松、郑毓信.西方数学哲学，人民出版社,1986，66-68.

第四篇：儒家学派代表人物

儒家学派代表人物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出生地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是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孔子万晚年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轲，邹（今山东邹城）人。是孔子之孙孔伋的再传弟子。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与孔子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主张“民本仁政”思想 发扬、完善并推广孔子思想和儒学、儒家五大圣人之一。代表作有《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孟子“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正气者，谓君子之气也。后世追封孟子为“亚圣公”，尊称为“亚圣”，《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共同编写完成。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战国后期赵国人，荀子是孔子之后儒家八派中的一荀学派代表人物，是继孟子之后的又一儒学大师。他在吸收法家学说的同时发展了儒家思想。他尊王道、崇礼义、讲法治，主“性恶”论，强调后天的学习。他的文章擅长说理，组织严密，分析透辟，善于取譬，常用排比句增强议论的气势，语言富赡警炼，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著有《荀子》，今存三十二篇。经典句子：“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等。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人，汉族，自称“郡望昌黎”。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儒家学派代表人物

1、孔子，提倡仁、义、礼等价值，挺立道德主体，开创了儒家学派。弟子记其言行，杂以己言，战国初年成《论语》一书。

2、子思，孔子嫡孙。相传《礼记》中之《中庸》、《表记》及《坊记》，均为子思所作，但无确据。大抵子思能绍述孔子遗教，所以与其后之孟子，合成思孟学派。

3、孟子，以复兴孔子学说为己任，主张性善论，为日后儒家学派建立严密的哲学体系。孟子及其弟子的学说集为《孟子》一书。

4、荀子，一方面继承儒家重礼义的思想，一方面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而主张性恶论。着有《荀子》。

5、贾谊，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加强中央集权，重农抑商。

6、董仲舒，是儒学阴阳五行化的代表人物，着有《春秋繁露》。

7、扬雄，着《法言》、《太玄》等。

8、韩愈，排斥佛道，提倡儒家道统，为宋明理学张本。

9、李翱，着有《复性书》，提出复性说，为宋明理学之先驱。

10、胡瑗，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讲明体达用之学，开宋儒性命之学先声。

11、李觏，批评儒家贵义贱利的观点。有《直讲李先生文集》行世，1032年作《礼论》七篇。

12、邵雍，象数之学大师，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合称北宋五子，为北宋重要思想家。着有《皇极经世》等书。

13、周敦颐。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太极图说》中提出无极而太极的天道论观点。其所提出的太极、理、气、性命等，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有《周子全书》。

14、张载，创关学。提出「太虚即气」说，从儒家天道论的观点拒斥道、佛的形上学观点。又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等区分之观点。有《张子全书》。

15、程颢、程颐，世称二程，理学奠基人。程颢有《明道文集》，中以《定性书》、《识仁篇》为着。其学称为洛学，为北宋理学之大宗。主性即理，然亦重视天道。程颐主性即理，于工夫尤多措意。有《伊川文集》、《伊川易传》等传世。他们的着作收入《二程全书》。

16、谢良佐，与游酢、杨时、吕大临并称程门四大弟子，认为心为仁，为天之理。着有《上蔡语录》。

17、杨时，思想接近大程，有《龟山集》。

18、胡宏，以道为体用总名，倡言「仁其体，义其用，合体与用，斯为道矣」，创湖湘学派。着有《五峰集》、《知言》。

19、朱熹，其学本二程而又能汇通各家，故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复以朱注四书流行，影响后代思想极大。其学说在天道论方面继承程颐讲性即理，在工夫论方面倡言格物致知学说。平生着作极多，主要有《四书集注》、《朱子大全》、《朱子语类》等。

20、张栻，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先生」，有《南轩集》。

21、薛季宣，创永嘉学派。

22、吕祖谦，有《东莱文集》等。

23、陆九渊，为心学派的开创者，提出心即理，发明本心等观点。有《象山先生全集》。

24、杨简，陆九渊弟子，有《慈湖遗书》。

25、陈亮，永康学派创始人，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有《龙川文集》。

26、叶适，主张功利之学，有《习学记言序目》、《水心文集》等。

27、蔡沈，耽于象数学，有《书经集传》等。

28、真德秀，有《西山文集》等。

29、魏了翁，有《鹤山全集》。30、许衡，有《鲁斋遗书》。

31、吴澄生，与许衡齐名。

32、薛瑄，着有《读书录》，为河东学派代表人物。

33、陈献章，重心性之学，有《白沙集》。

34、罗钦顺，主张理在气中。

35、王守仁，发扬光大陆九渊之学，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学说，形成阳明学派，是明代理学的大宗，影响至今不息。有《传习录》、《大学问》等。

36、王廷相，主张理根于气，有《慎言》、《雅述》等。

37、王艮，创立泰州学派。

38、钱德洪，王守仁学说的传人，有《绪山会语》。

39、王畿，王守仁之学传人，有《王龙溪集》。

40、何心隐，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有《何心隐集》。

41、李贽，猖狂不拘世法，然亦能出己见。如以人心之私，乃自然之理，且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以及「圣人与凡人一」等，皆别有所见。着有《焚书》、《藏书》等。

42、刘宗周，反对王守仁致良知教，主张诚意、慎独之学，创立蕺山学派，是明代理学的殿军。有《刘子全书》、《刘子全书遗编》。

43、孙奇逢，与黄宗羲、李颙并称三大儒。

44、陈确，反理学和佛学。

45、黄宗羲，启蒙思想家和思想史家，主张「盈天地皆心也」的心学观点，政治上批判君主专制。1662年着《明夷待访录》，1676年《明儒学案》成书，并着有《宋元学案》等。

46、方以智，着作宏富，有《物理小识》、《通雅》、《东西均》等。

47、顾炎武，以音韵治经，开清代朴学之风。1662年着《天下郡国利病书》，1670年始刻《日知录》8卷。

48、王夫之，宋明理学的总结者。提出无其器则无其道、变化日新及行可兼知等观点。着述甚丰，着作被集为《船山遗书》。

49、李颙，讲学关中，有《四书反身录》、《二曲集》。50、颜元，提倡实学。李塨传其学，世称「颜李学派」，二人着作编为《颜李遗书》。

51、李光地，深得康熙皇帝赏识，奉命主编《性理大全》、《朱子大全》等书。

52、戴震，主张理存于欲，批判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是以理杀人的工具。有《孟子字义疏证》等。

53、焦循，认为人有智慧，能进化，进化必有赖于习行，同时主张人性善。有《孟子正义》等。

54、凌曙，公羊学家，有《春秋繁露注》、《春秋公羊孔疏》等。

55、刘宝楠，有《论语正义》等。

56、龚自珍，开近代以公羊议政之风，有《定庵文集》。

57、魏源，初尚宋儒理学，后主今文。师刘逢禄，习公羊春秋，与龚自珍相友善，并称「龚魏」。宣传变法，有《海国图志》、《古微堂集》等。

58、曾国藩，理学家，有《曾文正公集》等。

59、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劝学篇》等。60、孙诒让，着有《周礼正义》和《墨子间诂》等。

61、康有为，以公羊学托古改制，引起近代思想界的震动。62、谭嗣同，主张变法，有《仁学》。18 63、章炳麟，古文学大师，有《章氏丛书》等。

64、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倡言变法维新。倡导用新方法研究学术史，启蒙之功不可掩。着作编为《饮冰室合集》。65、刘师培，国学大师，着作由钱玄同编为《列申叔先生遗书》。

66、熊十力，当代新儒主要开宗人，援佛入儒，建立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着有《新唯识论》。

67、梁漱溟，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

68、钱穆，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是当代中国学术重镇新亚书院的主要创办人。

69、冯友兰，着有《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多种，为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

70、贺麟，有《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等。

71、唐君毅，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在港台和海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其哲学体系为心灵九境说。代表着作为《中国哲学原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

72、牟宗三，当代新儒家大师，与唐君毅并称唐牟，建立道德的形上学及两层存有论的哲学系统。着有《心体与 性体》、《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和物自身》、《圆善论》等。[4] 73、何子渊，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儒家学派的法脉传人。从“敢夸才依马 唯骥道南吾”到“同人于野 仁者乐也”，再到“求真、尚善、包容”的教育思想，作为其哲学旨归。代表作有《东汉文存》。

第五篇：管理学派优缺点

管理学派优缺点

请分析泰罗、梅奥、西蒙等为代表的管理学派的优缺点。

泰罗管理学的理念将管理从经验上升为科学。

优点在于（1）泰勒所提倡的在管理中运用科学方法和他本人的科学

实践精神。泰勒科学管理的精髓是用精确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知识来代

替个人的判断、意见和经验。（2）讲求效率的优化思想和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泰勒理论的核心是寻求最佳工作方法，追求最高生产效率。

泰勒创造和发展了一系列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和方法。

缺点在于（1）泰勒对工人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工人的主要动机

是经济的，工人最关心的是提高自己的金钱收入，即坚持“经济人”的假设。他还认为工人只有单独劳动才能好好干，集体的鼓励通常是

无效的。（2）“泰勒制”仅解决了个别具体工作的作业效率问题，而

没有解决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如何经营和管理的问题。

梅奥行为管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被称为人际关系学说,后来发展为行为科学,也称组织行为理论。

相较于泰勒的管理学理念，梅奥的理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优点在于

（1）认为工人是社会人,而非是经济人,金钱不是工人们工作的唯一

积极性,社会和心理因素对工人工作的积极性也有一定的影响。（2）

认为企业中存在着非正式的组织,它以它独特的感情,规范和倾向,左

右着成员们的行为,它以正式组织相互依存,对生产率有着重大的影

响。（3）提高生产率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工人的满足度,除了社会因素,在人际关系上也要有一定的满足度。

缺点在于过于强调人在企业中的作用，忽略了企业管理层面的作用。

西蒙决策管理学认为，管理的实质是决策，组织是由作为决策者的个

人所组成的系统，组织的决策是组织成员及其群体参与的结果。其优

点在于（1）突出了决策在管理中的作用。（2）系统阐述了决策原理。

（3）强调了决策者的作用。

但缺点在于忽略了管理动态过程中的其它几个方面，如计划、组织、协调、控制、激励等，将决策视为管理的第一，并不十分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