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事诉讼中的跨域立案论文[5篇模版]

第一篇：浅析民事诉讼中的跨域立案论文

20xx年9月21日，福建高院在泉州中院召开福建法院“跨域”立案服务工作新闻发布会，决定在福建全省推广“跨域”立案的司法便民服务。跨域立案由福建省泉州市率先发起，它作为“跨域、连锁、直通”诉讼服务平台所提供服务的一部分，在推行以后很快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将是跨域立案制度发展的一大挑战。

一、民事诉讼中的跨域立案制度概述

跨域立案是指在一定行政辖区内的不同层级和不同区域的法院管辖的一审民事案件，当事人可就近选择具备“跨域”立案服务条件的中级、基层法院或人民法庭办理立案事务，要求他们为当事人提供接收立案申请、收转起诉材料，代为送达立案法律文书等“跨域”立案服务。从具体操作上看，跨域立案要求各法院设立专门的跨域立案服务窗口，并且实行定人定岗、专人负责的制度。在进行诉讼的时候，当事人可以就近选择一家具有跨域立案服务条件的中级法院、基层法院或派出法庭进行立案，接受法院应当接收当事人的起诉材料，核对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并对起诉材料进行初步的形式审查，然后把当事人的起诉材料扫描成电子版传输至有管辖权的法院。有管辖权的法院在收到起诉材料后进行立案审查，根据情况作出收件告知书、受理通知书或者不予受理裁定书等文书，在加盖本院的电子印章后将文书推送给接收法院。接收法院收到后将文书送达当事人并将送达回证传回有管辖权的法院。在这整个流程中，接收法院仅仅承担形式审查、风险提示、立案指导、法律释明等职责，并不行使实质性的立案审查权。但对于明显属于违法起诉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接收法院应当明确告知当事人并不予提供跨域立案服务。

二、民事诉讼中跨域立案制度的背景分析

(一)理论分析

从法理学上来说，跨域立案制度是有利于提高法律公平、效率、秩序和正义价值。首先，实行跨域立案制度有利于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为当事人诉讼提供便利，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从而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其次，把当事人来回在管辖法院所在地和自己居住地来回奔跑的情况转变为诉讼材料在法院系统内部的流转，尤其是在扫描成电子文件以后再网络上的内部传送，其效率可以得到很大的提高。再次，跨域立案制度有利于构建当事人和法院之间新的诉讼秩序，并且这种秩序的构建也有利于民事诉讼活动得到更好地进行。

从民事诉讼法学的角度来看，跨域立案属于诉讼中管辖制度中的概念。我国的管辖分为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由于不同地域包括着各个层级的法院，因此这里的跨域立案会同时涉及到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一个涉及到的问题是接收法院是进行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若是仅形式审查，也就是接收法院没有行使实质上的审查权和管辖权，则基本上不存在什么障碍;若是接收法院进行实质审查，即接收法院行使实质上的审查权和管辖权，则会涉及到是否违反《民事诉讼法》中有关管辖的规定以及下级法院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审核上级法院管辖案件的情况，如果接收法院在自身审核上出现瑕疵，就会出现起诉人不能有效及时向管辖法院起诉的情况。

(二)法律法规分析

我国法律法规关于管辖的规定主要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的第119条和第124条，《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四项规定，原告的起诉必须符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条件，如果原告没有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就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四项规定“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从这些规定来看，当事人的立案必须针对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作出，否则人民法院是有权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的。在跨域立案的司法便民制度下，这些法律规定也是不能违背的。因此，接收法院要做的只能是形式上的审查和风险提示等工作，只要当事人提交的诉讼材料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并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接收法院就应当予以接收并且扫描成电子文件发送至有管辖权的法官，至于收件告知书的作出，案件的立案与否决定的作出，都应当是由有管辖权的法院负责。只要做到了这些，跨域立案制度的实施与我国的法律法规是并不存在冲突的。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院长李小兴认为，在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协调下，泉州市两级人民法院之间可以视为达成了一个互相授权委托立案的集体协议，该协议约定泉州市两级法院内任何一个法院都有代为出具受理通知书。笔者认为这是很好一种构想，不过与我国的法律法规在根本上还是相冲突的，因为管辖权的行使包括案件的立案环节。虽然两级法院同属于泉州市一个行政区划内部，但各法院在本身上是相互独立的，只要接收法院自身未经有管辖权法院的审查和确认就作出了立案与否的决定，那么就是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四款相违背的。然而出于这一构想的优越性，我们可以通过完善立法和司法解释的途径进行解决。但为了防止当事人在不同法院立案取得不同效果的情况，有必要设立一个共同的立案标准。20xx年9月，福建高院制定下发了关于全省法院跨域立案服务的若干规定，在这个规定中，收件法院“应接收当事人起诉材料，核对当事人身份信息，进行初步形式审查，扫描起诉材料并传输给具有管辖权的受诉法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福建省高院的做法是规定收件法院只进行形式审查，具体的决定还是由有管辖权的“受诉法院”作出，这同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是并不违背的。

(三)现实需求分析

跨域立案在现实实践中是存在着极大地需求的。首先便是当事人的讼累得到极大缓解。在民事诉讼原告就被告的一般模式之下，原告往往要经过很远的路程才能赶到被告所在地法院，若是立案的准备材料有所欠缺或是瑕疵，则当事人就会需要再跑一趟，如此奔波劳顿，加上工作的耽搁和诉讼能否成功的忧虑，当事人往往会考虑要不要起诉。在跨域立案制的背景下，当事人的讼累得到缓解，其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也会得到加强，法院审判所带来的公平和正义也会在便民诉讼中得到认可。其次是可以提高法院的立案效率。法院的“审判力量严重不足”无疑是审判实效的一个软肋，通过跨域立案制度的实施，可以把科技手段和互联网技术引入进来，进行资源的整合，从而实现整体效率的提高。李小兴认为跨域立案有利于降低原告诉讼成本，让群众更易于接近司法。泉州市中级法院院长欧岩峰认为这是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趋势的回应。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戴仲川老师认为，这样的创新可复制、可推广，使用范围越广，受惠群众越多，作用越大。从以上来看，现实实践对于跨域立案制度是有着很大的需求的。

三、跨域立案的实践分析—以福建泉州为样本

(一)取得的成果

跨域立案制度在泉州市实施一年来，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便民利民，减少讼累。根据人民法院报的报道显示，跨域立案所取得的司法便民成果是相当可观的，当事人为了诉讼进行立案不需要在被告居住地和自己居住地之间来回奔跑，节约了时间，节约了成本，这对当事人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这些成果从表1、表2、表3中的数据可见一斑。

从表1可以看出，随着跨域立案制度的不断扩大影响，在泉州市两级法院之间选择跨域立案服务的人群也越来越多。从表2可以看出，跨域立案服务接收的案件占据了交通不便地区法院受理案件的较大比例，高达21.9%.从表3可以看出，各法庭通过跨域立案服务平台为下辖法院提供了大量案件。

通过上述我们可以得出，跨域立案取得的成果还是非常大的，通过距离市区近、交通便利法院为交通不便地区提供跨域立案服务、各法院为下辖法庭提供跨域立案服务，这样不仅便于民众进行司法诉讼，使得民众能够到最近的法院进行立案，而且更加合理地配置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

(二)问题与挑战

1、科技设备不足

为了不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关于立案管辖的规定相冲突，跨域立案应当采取收件法院只进行形式审查和风险提示等工作，立案审查和决定作出由具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模式。但在跨域立案推行的前期，由于实施准备不足，科技设备和互联网建设并没有完全跟上，以致出现了“立案时一般通过电话人工获取异地案号，立案后通过邮寄转交立案材料”的情况。从这种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出，收案法院实质上取代了有管辖权法院的工作，立案审查和立案决定的作出都是由自己做出的，这也就在本质上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四项关于立案管辖的规定。随着跨域立案的推进，各种技术设施虽然在不断完善，扫描和传送工作不断完善，实质上代为立案的情形不再存在，但各种设备配置都非常低，比如法院工作人员在操作中经常会出现卡机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案件材料的扫描和在法院内部系统的传递，极大影响了效率。

2、跨域立案人员配置存在不合理现象

根据表三我们可以看出，各个跨域立案服务窗口所接受诉讼材料的数量是有着一定差别的。原告选择在哪个法院或法庭立案与该法院或法庭距离市区的远近以及交通是否便利有关。离市区近或是交通便利的法院或法庭，其接待的当事人就相对较多;离市区较远或者交通不便的地区，其跨域立案服务数量就远远少于前者。因此，跨域立案服务的推行势必会增加相关法院或法庭的工作量，这就使得工作人员应接不暇，相反距离市区较远或交通不便地区的法院或法庭的工作人员就相对比较清闲。

3、受益对象的局限性

从申请跨域立案的主体来看，由于律师经常关注着法院的政策和动态，因此其得到法院实施跨域立案服务的信息比较及时。加上律师具有比较多的专业知识，诉讼实务经验也比较丰富，其在起诉的时候提交的证据材料也会比较完整和齐全，跨域立案会使他们的工作效率得到极大提高，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由于一般不会和法院打交道，对法院政策信息的关注也相对较少，因此他们好多人并不知道法院关于该立案的便民服务，以至于他们仍然会到被告人所在地法院起诉。另外，对于比较复杂的案件，普通民众一般都会聘请律师，对于比较简单的案件，一般在当地就可以解决，因此普通民众对于跨域立案的实际需求相对律师也会较少。

4、存在的必要性受到质疑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全国各地不断推出司法改革的新举措，在这其中，网上立案就是一大亮点。在上海、南京等地，起诉人只需要将所需案件材料上传到法院网上系统，法院就可以在线审查，在线决定立案与否，这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是非常具有可实施性的。相比跨域立案，它不需要法院工作人员进行扫描和文件传递，同时也完成了跨域立案服务当事人不用到异地立案等各种麻烦的目的;并且在当前法院案多人少司法资源极其短缺的情况下，这也可以节省一大笔司法成本。因此，只有更好的制度才会在实践中生存和发展，对于跨域立案，网上立案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5、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

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已经成为了我国司法机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法院工作人员对于原来工作都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下，推行跨域立案实际上又加重了法院的负担，虽然跨域立案的宣传中“法院忙一点，民众轻松点”让我们倍感温暖，但我国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实在太突出，跨域的实施，他们又要进行案件的扫描和发送传递工作，在管辖法院立案以后还要将书面材料寄往管辖法院，在这其间，法院的工作量是极大增长的，不变的工作人员数量面对更大的工作量，其压力可想而知。

四、结语

跨域立案由泉州20xx年初首创，九月份福建全省推广，之前并没有先例可循，所以出现一些问题也是很正常的，一个制度的完善需要不断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解决，实践会对我们的选择给出一个解释。但是，福建在全省进行推广的时候，要注意对泉州的实践进行总结，注重把跨域立案和网上立案结合起来，并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预防，而确保该项制度的成功实施，以使民众在合法效率公平的前提下享受便民司法。

第二篇：民事立案通知书

XXX人民检察院

民事行政检察立案通知书

XX民行通字（2012）第8号

XXX：

你与XX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不服XX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XX民终字第145号民事判决，向我院申诉。我院决定立案审查，特此通知。

二0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第三篇：民事诉讼中和解制度

民事诉讼和解制度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民事纠纷呈逐年上升趋势，随之而来的人民法院的审判任务也越来越多，处理的民事纠纷也纷繁复杂。台湾学者苏永钦教授指出：人民虽然对司法只有相当低度的信任，但当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人们除了上法院没有太多选择时，司法机关仍然可以被大量的案件瘫痪，司法人员频频传出“过劳死”。因此，在司法机关分身乏术的情况下，和解制度成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途径。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和解也逐渐成为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方式，使得中国逐渐建立的法治除了严肃之外也多了些人情味道的渗入，多了几分亲和力。同时，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诉讼费用过高的缺点，减轻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进而节约了大量的诉讼资源，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概述

1、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概念

对于和解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我国台湾学者陈计男指出“诉讼上和解,是指当事人于诉讼系属中，在受诉法院约定相互让步，以终止争执之发生，同时又以终结诉讼中全部或一部为目的之合意”。而章武生教授在《诉讼和解》一文中认为“诉讼和解，是一种诉讼行为，是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主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终结纠纷的行为。”姜伟教授则这样分类和解，通常分为诉讼外和解与诉讼上和解。“诉讼外和解，顾名思义，乃是当事人在诉讼系属之外，在没有国家司法权力参与的情况下，互谅互让从而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诉讼外和解本质上属于当事人双方订立的契约，对当事人产生合同上的约束力，当事人双方的和解行为属于私法行为；如果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凡是在诉讼系属中经当事人之间协商让步而达成的合意，均属诉讼上和解的范畴，包括当事人之间自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从而以原告撤诉的方式终结诉讼。而通常意义上的诉讼上和解则是指在诉讼系属中，当事人双方于诉讼的期日，在法官的参与下经协商和让步而达成的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合意。因此，笔者认为，民事诉讼和解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范畴内解决纠纷为目的的契约行为。

2、诉讼和解制度的性质

诉讼和解是按照程序进行的，对其性质作何解释，各说不一，国外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大体观点分为四类，即“私法行为说”、“诉讼行为说”、“两行为并存说”、“一行为两性质说”。

下面分别对这四种学说作一简单介绍：

（1）私法行为说。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诉讼中和解与诉讼外和解一样，本质上都是私法上的和解契约，是一种纯私法上的法律行为。二者不同之处仅在于诉讼中和解是在法院的诉讼程序中进行的，除此以外本质并无不同。美国、英国的民事诉讼法学者多持这种观点，认为诉讼和解无论是在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还是在法院主持下达成的，都视为以双方当事人订立的新契约代替发生纠纷的旧契约，如果一方违反合同，对方只能根据新合同提起违约之诉。美国的民事诉讼法学界多倾向于这种观点，认为诉讼和解是当事人之间的契约，不产生诉讼法上的效力，当事人达成诉讼和解后，想要结束正在进行的诉讼，就要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法规则的规定，向法院书记官提出撤回诉讼的书面协议。

（2）诉讼行为说。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诉讼和解是完全不同于私法上和解契约的诉讼行为，尽管具有私法上和解的外观，但本质上是一种独立的诉讼上的合意。私法和解不能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而诉讼和解则具有与确定判决相同的诉讼法上的效力。

该学说进一步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诉讼和解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互相让步，是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一种意思表示一致的行为，因此该派的观点又称为“合意说”；另一派则认为，诉讼中的和解，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将他们就诉讼目的相互让步的结果，一致向法院陈述的一种合同意义上的诉讼行为，故此派观点被称为“合同讼诉行为说”。在兼子

一、竹下守人著，白绿铱译的《民事诉讼法》中就是持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事诉讼法认为诉讼和解笔录与确定判决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既终止诉讼程序，亦阻却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行起诉，和解笔录记载有当事人具体的给付义务的，还产生与给付判决一样的执行力。

（3）两行为并存说。

持该观点学者认为，尽管诉讼和解在现象是一个行为，但在法律上却存在着作为私法行为的和解与作为诉讼行为的合意两个行为，且两行为是并存的。此说的理论根据是，在实体法与诉讼法体系分离的法律制度下，以实体法为根据的私法行为不会发生诉讼上的效果，而以诉讼法为根据的诉讼行为也不发生实体法上的效果。基于各自法律体系的要求，就不能仅仅从单一的法律体系看待诉讼上的和解。既然诉讼上和解一方面产生实体法上的效果，一方面也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那么，产生并存的两种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也一定是两种相应的法律行为的并存。

（4）两行为竞合说。

持该观点行为的学者认为，不应将诉讼上和解是诉讼行为和私法行为并存，而是把它看做同时具有私法上与诉讼上双重属性的一个行为。一方面，当事人在法官面前依法律规定的诉讼行为的形式进行诉讼和解，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因而具有诉讼行为的性质；另一方面，诉讼和解亦直接发生实体法上的效果，所以也具有私法上法律行为的性质。

德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普遍认可该学说。德国诉讼上的和解的立法依据是现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期十九条，该条规定，“地方法院和州法院应在程序进行中努力促成双方当事人的和解，为此目的，得命令当事人到庭，或托他们教给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进行和解”。

这些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相互对抗和斗争，经年不息，使诉讼法理论界圣殿里烽烟弥漫，学术高潮也不断涌现。的确，诉讼和解的性质研究对于正确理解诉讼和解制度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

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

1、英国的民事诉讼和解

据早年的统计，英国法院的和解率非常高，约有80%至90%的民事案件在法院是以和解结案的，其原因主要是当事人基于风险和成本考虑而作出的选择。同时，法院在促进当事人和解方面态度积极也是原因之一。1999年生效的《英国民事诉讼法则》以立法的形式多方面便利促进当事人和解，充分体现了法律对当事人自治的尊重。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英国的民事诉讼改革将制定大量的《诉前议定书》作为目标之一，旨在通过强制当事人进行诉前文书交换和协商等，使他们能较为合理地预见自己的诉讼后果，从而为最终达成和解，加快纠纷解决进程而奠定基础。

2、美国的民事诉讼和解

在美国传统社会中，基于司法消极原理，和解等纠纷解决方式一般被认为是适合于法律以外的地方。一旦纠纷发生并诉诸法院时，就应当用正式的法律原则和制度来恢复法律秩序。但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民事案件大幅上升，而通过判决来解决纠纷的方式既慢又昂贵，美国法院开始试行和解制度，因此诉讼和解在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1980年到1993年间，55%的案件或被撤销或被和解，7%的案件被移送或发回。1999年，向联邦法院起诉的全部民事案件仅有2.3%的案件进入审判。因此，我们可以得知，在美国因和解而终结的诉讼数量之多并非始于近年，但和解不是诉讼程序的副产品，它变成了通过法院积极的行动而努力追求的目标却称得上最近的特征。

3、德国的民事诉讼和解

德国民事诉讼十分重视和解解决纠纷的作用，从立法上将其规定为一项重要制度，其立法依据是现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9条的规定：“不问诉讼到何种程度，法院应注意使诉讼或各个争点得到和好的解决。法院为试行和解，可以把当事人移交给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当事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的任何阶段都被允许达成和解，而且法官亦常常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地促成当事人的和解。

虽然根据立法规定，诉讼上的和解可以发生在诉讼程序的任何程序，但实务中有法官劝试和解通常选择以下三个时期：首先是准备性口头辩论期日。在此阶段，法院将尽力在当事人之间试劝和解，而且法院还会在庭审前向当事人发出附有简短理由的书面建议，使双方当事人更有可能达成协议；再次是证据调查终了后。证据调查结束后法院与双方代理人之间就证据方案，听取当事人对和解方案的意见。当事人之间所达成的和解协议应当记入法庭记录，该记录可作为强制执行的根据。这表明诉讼和解协议具有终局判决的效力，能够终结本案讼诉。

4、日本的民事诉讼和解

在日本民事诉讼中，诉讼上的和解作为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一种重要形式一直被视为一项基本和重要的诉讼制度。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89条就规定“法官不管诉讼进行到任何程度，都可以尝试和解，或使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尝试和解”。有关诉讼上的和解的程序应当在该诉讼的期日中进行。当然这种诉讼期日不仅仅限于口头辩论期日，还包括该口头辩论准备期日，而且在为和解而特别设置的和解期日，还应包括口头辩论的准备期日，而且在为和解而特别设置的和解期日中也可以进行和解程序。另外，在日本的简易法院程序中，还一种起诉前的和解。

5、台湾地区

中国台湾地区的法律受受德国和日本法的影响较深，关于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法规本质上大体相同。对于民事诉讼和解提起的时间，台湾民事诉讼法规定，不管诉讼程序到哪个阶段，都可以随时适用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法官开庭审理前和证据调查中，也可以视情况主动提起和解程序。台湾地区在传承德、日法律的同时，也吸收了中国自古以来和为贵的观点，台湾法官对于民事诉讼和解也持积极态度，在诉讼中，法官尽可能的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当然这种和解也并非法官强制达成，要依据案件情况，当事人意愿等来进行。中国台湾的民事诉讼法采用的是“诉讼行为与法律行为并存说”，当该和解得到当事人的双方认可，且在当事人同时到场的情况下达成一致，即可将该和解协议计入笔录，并同时具有了同法院判决同样的效力。将笔录送达双方当事人后，该协议即具有了终局诉讼的效力，和解成立后，就同一案件不得再次起诉。

四、我国诉讼和解制度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我国诉讼和解制度的现状

（1）立法规定过于粗略，可操作性差，只停留在原则性规定层面。

关于诉讼和解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法条的内容中。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第51条对诉讼和解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1992年7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1条更进一步规定:“当事人在二审中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并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此条规定明确了二审中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处理方式。2004年9月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通过两个规定可以看出，无论是在一审还是二审中，当事人都可采用调解方式终结诉讼。该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在和解过程中申请人民法院对和解活动进行协调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派审判辅助人员或者邀请、委托有关单位和个人从事协调活动。”2012年8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调解制度有了一些修改和完善，而对于民事诉讼和解制度仍然未做任何细化与完善。

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诉讼和解，但过于粗略，对和解的程序、和解的效力及和解协议瑕疵的救济等重要问题一概没有提及，没有独立的制度特征，在不同的情况下，它只是导致撤诉或者调解的原因而已。（2）诉讼和解不具有终结诉讼的效力，其解决纠纷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

诉讼和解制度本意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合意解决纠纷机制而存在的，但由于我国立法并未赋予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不具有终结诉讼的作用，故其解决纠纷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或者选择撤诉或者向法院申请调解书以调解方式结案，调解协议因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不能得到当事人的直接遵守。因此，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对于当事人的人权保障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若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原告选择撤诉从而终结诉讼，那么调解协议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实体法上的法律效果，重新确立了彼此之间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这份和解协议是否能得到遵守，则完全有赖于义务人的诚实信用。原告若不想遵守协议，他可以再次起诉；同样，若被告作为义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原告也只得重新起诉。而事实上，被告为拖延诉讼恶意与原告和解，事后不履行的情况屡见不鲜，给原告带来极大的负担。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社会诚实信用的良好风气，而且当事人重复起诉，造成法院诉累，浪费司法资源，有违诉讼的公正与效率原则。

（3）法官在诉讼和解中的作用没有作明确的规定。通过国外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分析可以发现，法官作为民事诉讼进程的主持者在民事诉讼和解的启动和运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只有当事人主张才能启动民事诉讼和解程序，从而忽视了法官在民事诉讼和解中的作用，法官在诉讼中比当事人更能全面地了解案情，更能明确的判断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说，法官对于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提升更具有指导性和说服力。

2、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

（1）从制度本身来讲，诉讼和解立法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

就像靳建丽在她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比较研究》中说的，任何一种制度的健康发展都需要有完备的法律规范作保障。就诉讼和解而言，由于对和解协议的效力未予规定，直接影响此制度存在的价值。根据前文分析，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原告撤诉，双方都承担了潜在的风险，即对方有可能不履行和解协议而不必承担责任，而自己却没有任何办法，只能重新起诉。因为和解协议对当事人即无实体上的拘束力又无诉讼上的执行力，所以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实际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人们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到法院，寄希望于法院能帮助解决纷争，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可到头来却发现他们只得到了一个不确定的结果，自然会大受打击，也难怪人们对诉讼和解不感兴趣了。

（3）从外部原因分析，法院调解制度挤压了诉讼和解的生存空间。

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时期就己出现，并逐渐发展成为封建社会解决纠纷的重要手段。调解体现了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无讼”思想，经历几千年的历史轮回，经久不衰。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法院调解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适应当时特殊社会形势需要，在处理纠纷时，“应照顾抗日各阶层人民利益为基础，对于民事案件，以调解为主，审判为辅。”法院调解对和平解决人民内部纠纷，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后，法院调解作为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被继承和发展，经历了从“调解为主”到“着重调解”至“根据自愿、合法原则进行调解”的不断修正过程，在各个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特殊的立法背景，从而引导我国的合意解决纠纷机制走上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也以其独有的魅力被赞誉为“东方经验”。

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立法背景、法治理念的转变，立法者不断加强对调解的立法，《民事诉讼法》几经修改，调解原则作为民诉法的基本原则，诉讼调解作为民诉法的重要制度的地位岿然不动，而诉讼和解却一直未受立法者重视。虽然诉讼和解被作为一项制度在立法中予以规定，但缺乏相应的程序配套，所以才会出现诉讼和解被法院调解取代的局面。

五、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具体建议

1、调整民事诉讼和解的适用时期。

当事人应该被赋予在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以提起和解方式解决纠纷，许多国家都有相同的规定。当然，这里的“任何阶段”仅指案件审理到判决之前的阶段，其他阶段暂时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2、突出法官在诉讼和解中的作用。

由于我国法治进程推进稍显缓慢，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较为不足。因此，要重视法官在民事诉讼和解中的作用。一般，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发挥法官作用：一是，诉讼和解的启动时间进行有效劝解。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通常认为如果自己主动提出和解，一方面体现出自己的软弱，不敢进行法律程序。另一方面会给他人一个自己缺乏证据支持而迫不得已选择和解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就要以第三人的身份，说明其中的利弊，提出和解的建议，这样容易令当事人接受。同时，法官对案情的了解和判决结果的预期有一个判断，他的说法更具有说服力。二是在诉讼过程中凸显法官的作用。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都僵持不下，通常情绪会表现为愤怒与激动，态度强硬，如果没有第三方在其中进行调解，很可能会降低和解的效果。当法官以第三人的身份出现进行调解，说清利害关系，会提高双方当事人和解的成功度，促成双方和解的达成。三是审查和解协议。和解协议要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体现双方当事人的意志。因此，法官要对双方的和解环节进行审查，确定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诉讼能力，确定双方当事人是否有处分权，确定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体现，确定和解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等。

3、民事诉讼和解的费用负担

通过对各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考察可以看到，和解制度具有降低诉讼费用与减轻法官负担的优势，并在各国进行了广泛应用。而我国并没有对诉讼和解进行明确的规定，这样会导致双方当事人对和解程序的不信任，降低和解的可能性，不利于这一制度的发挥。因此，我们应该明确诉讼和解的费用。对进入和解不同的阶段收取不同的费用，这样既提高双方当事人和解的积极性，又会缓解法官的审判压力。

4、应当对和解书的制作予以规定。

只有当事人就他们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向法院作出一致的陈述，才是诉讼上的和解，其以双方当事人将和解协议提请法院审查为标志。当事人虽然私下达成和解协议，但未提请法院审查，则不是诉讼上的和解，应视为诉讼外的和解。经当事人的申请，法院对和解协议审查后认为成立的，应当制作和解书。和解书的内容包括：案由、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当事人之间争执的纠纷、和解协议的具体内容、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和解书最后须由当事人签名，再由审判员、书记员署名，并加盖人民法院的印章。近年来，对着民事诉讼数量的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解制度，该制度在我国法律制度中也非陌生。而其最令我们不能理解的是对其解释的含糊其辞，对法律意志的发挥更是起到的压制作用。因此，对民事诉讼法中的和解制度进行细化成为了一项必然之举。该制度的深入应用，既会更加有利于解决当事人双方的纠纷，也可以节约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减轻法官负担。

参考文献：

1、（日）兼子

一、竹下守夫著，白绿铉译《.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2、张卫平.《新民事诉讼法专题讲座》，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3、常怡.《民事诉讼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4、罗结珍译.《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5、章武生.《民事司法现代化改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高桥宏志著，林剑锋译.《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7、包冰峰.《民事诉讼和解的瑕疵与救济》，南通大学学报2011年。

8、闫广涛.《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构建》，法治2011年。

9、白焘.《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2013年。

10、包冰峰.《我国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反思》，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

11、张晋红、易萍.《论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完善》，法律科学1999年。

第四篇：民事诉讼中的诉讼参与人

民事诉讼中的诉讼参与人

民诉中参与人是一大块内容，也是诉讼行为的基础，但规定只有寥寥数条，现结合相关司法解释就一些具体的情况做个梳理总结，希望能给大家提供帮助。

1、法人的正职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的代表人；没有正职负责人的，由主持工作的副职负责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设有董事会的法人，以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没有董事长的法人，经董事会授权的负责人可作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以其主要负责人为代表人。

2、在诉讼中，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更换的，由新的法定代表人继续进行诉讼，并应向法院提交新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书。原法定代表人进行的诉讼行为有效。本条规定，适用于其他组织参加的诉讼。

3、民诉第49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

1）、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2）、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合伙型联营企业；

3）、依法登记领取我国营业执照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

4）、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登记证的社会团体；

5）、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

6）、中国人民银行、各专业银行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

7）、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

8）、经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乡镇、街道、村办企业；

9）、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其他组织。

4、法人非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或者虽依法设立，但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以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法人为当事人。

5、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因职务行为或授权行为发生的诉讼，该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当事人。

6、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挂靠集体企业并以集体企业的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在诉讼中，该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与其挂靠的集体企业为共同诉讼人。

7、在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死亡，有继承人的，裁定中止诉讼。人民法院应及时通知继承人作为当事人承担诉讼，被继承人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对承担诉讼的继承人有效。

8、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合伙组织雇佣的人员在进行雇佣合同规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其雇主是当事人。

9、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为当事人。有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中注明登记的字号。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业主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

10、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在诉讼中为共同诉讼人。个人合伙有依法核准登记的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中注明登记的字号。全体合伙人可以推选代表人；被推选的代表人，应由全体合伙人出具推选书。

11、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经仲裁机构仲裁或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当事人不服仲裁或调解想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

12、法人或其他组织应登记而未登记即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或者他人冒用法人、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或者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

终止后仍以其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以直接负责人为当事人。

13、企业法人合并的，因合并前的民事活动发生的纠纷，以合并后的企业为当事人；企业法人分立的，因分立前的民事活动发生的纠纷，以分立后的企业为共同诉讼人。

14、企业法人未经清算即被撤销，有清算组织的，以该清算组织为当事人；没有清算组织的，以作出撤销决定的机构为当事人。

14、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

15、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除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外，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仅起诉被保证人的，可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

16、在继承遗产的诉讼中，部分继承人起诉的，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他继承人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被通知的继承人不愿意参加诉讼又未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人民法院仍应把其列为共同原告。

17、被代理人和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为共同诉讼人。

18、共有财产权受到他人侵害，部分共有权人起诉的，其他共有权人应当列为共同诉讼人。

19、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诉第119条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无理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理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

20、人民法院追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时，应通知其他当事人。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仍追加为共同原告，其不参加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

21、民诉第54和55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一般指十人以上。

22、依照民诉54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确定的，可以由全体当事人推选共同的代表人，也可以由部分当事人推选自己的代表人；推选不出代表人的当事人，在必要的共同诉讼中可由自己参加诉讼，在普通的共同诉讼中可以另行起诉。

23、依照民诉第55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不确定的，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当事人推选不出的，可以由人民法院提出人选与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的，也可以由人民法院在起诉的当事人中指定代表人。

24、民诉第54和55条规定的代表人为二至五人，每位代表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25、依照民诉第55条规定受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通知权利人向人民法院登记。公告期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确定，最少不得少于三十日。

26、依照民诉第5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登记的当事人，应证明其与对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和所受到的损害。证明不了的，不予登记，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人民法院的裁判在登记的范围内执行。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人民法院认定其请求成立的，裁定适用人民法院已作出的判决、裁定。

27、依照民诉第56条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成为当事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申请或由人民法

院通知参加诉讼。

28、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出上诉。但该第三人在一审中无权对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

29、在诉讼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事先没有确定监护人的，可以由有监护资格的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在他们之间指定诉讼中的法定代理人。当事人没有民法通则第16条第一、二款或者第17条第一款规定的监护人的，可以指定该法第16条第四款或者第17条第三款规定的有关组织担任诉讼期间的法定代理人。

30、除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之外，当事人还可以委托其他公民为诉讼代理人。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可能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人以及人民法院认为不适宜作诉讼代理人的人，不能作为诉讼代理人。

31、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在开庭审理前送交人民法院。授权委托书仅写“全权代理”而无具体授权的，诉讼代理人无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

第五篇：浅谈民事立案问题

浅谈民事立案问题

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奉行当事人主义，民事案件不存在立案受理问题，当事人只要来起诉即可进入诉讼程序，法院只办理登记排期手续。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奉行职权主义，民事案件能否立案受理，取决于法院依职权对案件的审查。我国法院的做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院一样，对案件能否进入诉讼程序由法院依职权进行审查。立案庭就是担负着这样审查职权的一个职能部门。如何把好法院这道立案受理关，如何理顺民事案件的一般法律关系，如何将起诉材料整理成案件“雏形”等诸多问题的解决，就象审理案件一样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的理论知识及实践经验。笔者以自己从事立案工作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发表一下自己不成熟的见解。

一、立案受理的条件与诉权的保护

法院立案受理的范围即是当事人诉权的范围。由于审判权本身不具有主动保护实体权利的功能，它与实体权利之间还隔着一道横沟，诉权便是连接实体权利和审判权之间的桥梁，它将实体权利义务争议引到审判权的面前，使审判权的行使有了对象和目标。诉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其实质即是司法救济权。我国关于民事案件受理条件的法律规定比较简单，立案法官在审查起诉时常会感到无据可依。笔者认为，借助于诉权理论，有利于开拓立案审查的思路。

如何把握“当事人适格”是一个疑难问题。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法律何以允许原告对被告提起诉讼呢？可见，直接的法律关系并不等同于直接的利害关系，只要被告的行为对原告利益产生直接影响，原告即对被告享有诉权，并不论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或侵权关系。再如股东派生诉讼，公司的董事、经理或高级职员等在执行职务过程中违反法律或公司章程而给公司造成损害并应承担责任，或者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他人的侵害，公司本应为其合法利益行使诉权，但它怠于行使而不追究加害人的赔偿责任，此时股东依法有权代公司之位以自己的名义提出请求赔偿之诉。在这里，公司的董事、经理或高级职员和他人的侵权行为本来直接侵犯的是公司的权益，但由于公司的权益系着股东的权益，故也可以认定股东即为直接的利害关系人。另外，在被告的要求上，民事诉讼法规定为“明确的被告”，因此在审查起诉状中不要过于拘泥在是否存在“告错人”的问题。是否“告错人”应在立案受理之后由审判庭来审查决定是否该驳回其诉讼请求，立案庭只能要求起诉人在诉状中有明确的被告。

在“诉的利益”问题上，要注意审查原告诉请的利益是否为法院所保护利益。由于立案审查只能是程序审查，而不是实体审查，故我们不能就利益的正当性进行审查，而只对利益的性质进行审查。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即是“诉的利益”的体现。法院保护的利益应根据三个条件来衡量：（1）法律条件，即法律规定的保护范围，主要集中在民事诉讼法第111条规定的不予受理7种情况，除此7种情况则为法律规定应予受理的情况；（2）政治条件，对一些涉及政治敏感问题、不宜由法院审理的案件则不予受理，这是由法院为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的政治体制理论所决定；

二、案件的整理与诉讼标的理论

民事案件受理后，进一步的工作是整理法律关系，形成案件“雏形”。“诉讼标的理论”是进行这一工作的有效工具。“诉讼标的”是指当事人之间争议的、并要求人民法院裁判的民事法律关系，即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诉讼标的不同于诉讼请求，诉讼请求仅是判断诉讼标的的标志之一。

民事案件的案由分为4个部分54类300种，这300种案由实际上就是当事人讼争的法律关系及其争议，这实际上就是我国民事诉讼中诉讼标的的全部外延。确定好案由，能为其后的审理确定好方向，同时还可以防止起诉人规避法律。诉讼标的共同的诉讼就叫做“必要共同诉讼”，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诉讼就叫做“普通共同诉讼”。法院对两者的处理方式不同：必要共同诉讼不需当事人申请即应该作为一案予以受理，普通共同诉讼则须经当事人同意，并由法院决定是否合并审理。

同时，诉讼标的是确定是否重复起诉的标志。民事诉讼法第111条

（五）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申诉处理。”该内容包括了对已生效的裁判不得重复起诉，即民法理论上“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对一诉已作出确定的终局判决，不得再次提起诉讼或重新审判。“一事不再理”不限于向同一法院起诉的情形，向其他法院重复起诉亦受禁止；再次起诉不限于独立起诉的情形，也包括以反诉等方式。至于判断是否属于重复起诉，不能仅以诉讼请求是否相同来判断，而应该以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即诉讼标的是否相同来认定。对于同样的诉讼标的可能前后会有不同的诉讼请求，立案法官在审查时不能因此受到影响。

我国民事诉讼司法实践存在着严重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趋向。有关诉权和诉讼标的的法律条文极为粗糙，立案庭法官在审查及整理民事案件时很大程度只能依赖于法官个人的道德素质、业务经验、社会阅历、受教育程度等非法定程序因素，对当事人的诉权保护及法院的规范化建设均无益处，因此立案法官在目前的立法基础上适当地学习诉权及诉讼标的理论，可以相应提高立案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