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的历史地位

隋唐五代的历史地位

隋唐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和丰富内涵的承上启下的时代，在中国历史发展序列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一）经济方面

1.农业

由于南北朝时期犁的改进，曲辕犁在隋唐时被普遍采用，旱田农具以及灌溉工具的进一步完善和系列化，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唐代人口与土地的比例与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互相适应，形成了最佳的经济效果，农业生产率和全国人均粮食数量都达到古代社会的最高水平。农业的发展为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手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发展，以及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土地所有制和阶级关系

从北魏开始实行的均田制，唐初虽仍在实行，并对唐王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到高宗、武后时期已日益瓦解。唐玄宗时代，宇文融括户，是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然而也是最后一次由国家出面争夺劳动力的斗争。

隋及唐初，由于门阀士族的衰落，大量农民摆脱了他们的控制而成为国家的编户，因此，在均田制下维系了大量的自耕农，他们是国家赋税、徭役和兵役的主要承担者。自耕农的大量存在，使国家有了一个比较坚实、稳定的财政基础，造就了唐王朝的繁荣与富强。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对农民剥削的加重，从高宗、武则天时代开始，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日益被破坏，自耕农大批破产并逃亡。武则天在政治上打击士族地主（主要是关陇军事贵族），扶持庶族地主的方针，客观上顺应并加快了普通地主经济势力的发展。普通地主是当时地主阶级中正在兴起并最有前途的阶层。随着普通地主势力的发展，租佃制也相应地发展。

安史之乱以后，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农产品的商品化加强，普通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关系普遍发展。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国家征收赋税不再采用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而改用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门阀士族地主衰落，庶族地主势力不断增长，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削弱，是隋唐时期阶级关系变化的显著特点。隋末农民战争以反劳役、争取生存权为主，唐末农民战争则提出“均平”的口号，正是这一社会变化的客观反映。

3.赋税制度的变化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开始实行的两税法，是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在财政制度上的反映。

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赋税征收对象从以身丁为主变为以土地资产为主。这一新的征税原则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赋税制度的基础。

在两税法税制下，赋税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唐中期以前，以农业税为主，工商税只处于杂税的次要地位。唐中期刘晏实行盐的专卖及稍后的榷酒、榷茶则是在正税系统之外另外开辟了一个工商业的征税系统，工商税收开始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成为与农业税相辅相成的两大财政税收支柱。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4.工商业和城市

从南北朝后期开始，农业生产逐渐有所恢复，门阀士族地主日益衰落，到隋和唐前期，这种趋势仍然在发展。在唐后期，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成为一个亮点，并带有新的特点，即向近代社会发展，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手工业生产和商业交易中间，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换份额增加，农副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

第二，一些重要的商品生产在一定地区特别发达，形成一些地区的经济特色，不仅使这些地区内部经济有所发展，也使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交往加强。这一时期，日常生活必需品也加进了长途贩运的行列。除了传统的盐和丝绸，又加进了茶叶、瓷器、铜器、纸笔文具等，甚至粮食也成为长途贩运的物资。通过商业贸易的往来，各个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加强了，统一的国内市场的雏型开始出现，过去地区间经济交往很少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第三，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力减弱。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冲击下，国家控制工商业的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唐官营手工业所占比重逐渐下降，私营手工业相应地发展。在唐中后期，随着官府对工匠控制的逐渐松弛和工匠地位的逐渐提高，个体工匠越来越活跃，成为商品的主要生产者。规模较大的私营手工业作坊也开始出现。手工业的另一个变化是官私手工业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雇佣劳动的关系得到发展。

从商业上看，隋及唐前期国家对商业的管理仍很严格，在城市实行坊市制度，商人有专门的户籍——市籍。市场只准设在州县以上的城市的指定区域，并设有专职官吏管理，开市和收市都有固定的时间，商品的价格、质量、度量衡以及市场秩序都有严格的检查管理。这种状况从唐中期开始发生变化，商店已经不局限在固定的市场范围之内，而逐渐遍布城中大街小巷。在原来不准设市的城郊和水陆交通要冲，也出现了集市。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人们对商品的需求，许多城市里出现了早市与夜市。草市广泛发展，从而突破了坊市制度对市场的地域限制，夜市与早市的出现则突破了时间方面的限制。到宋朝，坊市制度彻底瓦解。这种变化是从唐中后期开始的。

第四，货币经济的变化。唐朝实行钱币兼行的货币制度。在唐前期，铸币的数量增多，质量提高，开元通宝钱的使用很普遍，绢帛作为货币也广泛运用。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绢帛有逐渐退出货币体系的趋势。至中晚唐，货币经济有显著的发展，绢帛的货币作用日益衰退，钱币在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且出现了飞钱（便换）、柜坊等具有近代金融业务特征的货币经营形式，标志着货币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5.经济重心的南移

中国古代进入文明社会之后，黄河中下游的经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领先地位。从东汉开始，长江流域的地位逐渐上升。从西汉末到三国两晋南北朝，重大的战乱几乎都发生在北方，黄河流域遭到长期的破坏，而南方则比较安定，经济稳定发展。北朝后期，北方社会比较安定，民族矛盾逐渐缓和，北方经济开始恢复。到唐前期，黄河流域仍然是经济重心所在。虽然南方经济落后于北方，但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却高于北方。经过安史之乱，北方地区再一次遭到严重的破坏，南方经济发展的水平终于超过了北方，从此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经济重心南移，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格局，对唐以后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政治方面

1.中央集权的政体趋于完善

隋唐时期的三省为中书省（隋称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设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中书省负责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诏敕，门下省负责上行文书奏案的审读，中书诏敕有不便者可驳正封还。尚书省则主要负责国家各种政令的贯彻执行。此外，还设立了分掌具体事务的机构九寺三监（或五监）。唐代以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为九寺，以国子、将作、少府为三监（或加军器、都水为五监）。三省六部和九寺五监的设立把国家政务机关与事务机关分开了，皇家事务则统归事务机关处理。

三省六部制是中央集权政体进入完善和成熟时期的产物。它把朝廷的决策和行政职能分离。决策的权力在宰相和皇帝，执行机构为尚书省及其所属六部。决策的权力本身也被分割，中书和门下之间互相制约。与秦汉时丞相集决策与行政的权力于一身的旧制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尽管唐以后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在局部上还在不断地变化，但从总体上看，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奠定了总体的格局，为以后历代所沿用。

隋唐时期中央政权组织形式影响后世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使职、差遣的广泛设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增加，疆域扩大，三省六部制已不能完全适应日益增长的政务的需要，从武则天时期开始大量设置临时性的使职，出现了官职分离的现象。后来，有些临时性的使职成为固定职官，有些使职一经产生便终世长存。开元时设立节度使、采访使，始有坐而为使者，玄宗、肃宗时期使职名号繁多，至数十种。使职由皇帝通过中书省和门下省任命，向皇帝负责，不受尚书各部管辖。使职的广泛设置突破了唐初以来尚书省总理政务的格局，对后世影响很大。

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地方行政机构由两级制变为三级制，最终是在唐代完成的。隋统一中国后，隋文帝废郡改州，实行郡县两级制。唐初，承袭隋制仍为州县两级。但地方政府两级体系不便于管理中国这样辽阔的疆域。贞观元年（627），唐廷一方面下令并省州县，一方面又依据山川形势，划分全国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临时派遣中央或地方官员兼任大使去进行巡察。鉴于十道监察区域过大，巡察不易，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将十道正式分为十五道，并置十五道采访处置使，“道”从此成为州以上的一级行政机构，道、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形成，并一直为后世沿用。地方行政三级制的建立，反映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

2.选举制度由察举到科举的转变

对于官吏的选拔，汉代实行的是察举制度。东汉时，由于门阀士族的兴起，察举逐渐为他们所把持，出现了选士惟“论族姓阀阅”的现象。曹魏时，建立了九品中正制，从制度上保证了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特权。到南北朝时，门阀士族日益腐朽，南方各朝寒人渐掌机要，北周选人也更重实际才干，不分清浊。九品中正制逐渐名存实亡，最终为科举制所取代。

隋朝建立后，选官实行科举制，隋文帝设秀才、明经科，炀帝时又置进士科。唐初，科举制日益发展，到武则天时，又增加了武举。科举制度的实行，打破了九品中正制下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为中小地主参政开拓了道路，更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各级行政部门，使国家政权建立在更广泛的阶级基础之上。这一制度对古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3.兵制由征兵向募兵的变化

隋唐以前的兵制主要是征兵制，成年的男丁都有义务服兵役。隋唐时期实行的府兵制，始创于西魏大统（535～551）年间，历北周、隋至唐初期而日趋完备。充当府兵的一般都是家境富裕的均田农民。但从高宗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破坏，府兵制失去了赖以实行的经济条件，加之战事频繁，服役期限延长，府兵地位低落等原因，府兵逃散的现象日益严重，以致番上卫士缺乏，征防兵员更难调集。

开元十年（722），宰相张说建议召募强壮，以宿卫京师。次年，募取京兆、蒲、同、歧、华等州府兵及白丁为长从宿卫（彍骑），代替府兵宿卫京师。开元二十五年（737），又下诏令诸镇节度使在各种征行人和客户中召募丁壮为长征健儿（官健），代替轮番戍边的府兵和兵募，停止调发府兵征防。天宝八载（749），鉴于军府无兵可征，停止折冲府上下鱼书，府兵制正式废止。长征健儿和长从宿卫代替了府兵和兵募，这种变化表明召募制的雇佣兵、职业兵代替了征兵制的义务兵，这是中国兵制发展史上的一大变革。

4.法律的继往开来

隋唐时期的法律文书有律、令、格、式四种，“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正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唐六典·尚书刑部），四者互有区别，又互有联系，共同构成了隋唐以后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典体系。四者之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是律，对隋唐之后法律影响最大的也是律，唐律堪称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最完备的法典，有着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隋朝建立之后，隋文帝于开皇元年（581）命令高颎、郑译等删定律、令，开皇三年又令苏威、牛弘再次修定，对历朝的律令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总结。但隋律（《开皇律》、《大业律》）并没有完整保存下来。唐初，在隋《开皇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武德律》。唐太宗时，又令房玄龄等人重新删定，修成《贞观律》。高宗时的《永徽律》与《贞观律》基本相同。永徽三年（652），高宗令人为律文作解释，撰成《律疏》30卷，由长孙无忌领衔进上，呈准颁行。这就是著名的《唐律疏议》。《唐律疏议》是对秦汉以来历朝法律的经典性总结，也是东亚现存的最古老最完整的法典。

唐律为后代历朝法律的制定提供了蓝本，是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在中国法制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文化方面

1.哲学和宗教

隋唐都很重视经学。隋统一后，在京师集中各地学者进行研讨，为诸经作义疏。唐太宗认为儒学多端，注释繁杂，命国子祭酒孔颖达和诸儒为五经撰定义疏，名为《五经义疏》。高宗时又加以考订，于永徽四年（653）颁行天下，作为学习研讨和科举考试的标准。唐初对经学进行的带有总结性的整理，成就是显著的，但此后经学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佛教的哲学思想在隋唐时得到很大的发展。佛教于汉代由印度传来，经历魏晋南北朝愈益被中国接纳并逐渐中国化。隋唐时期，佛教形成了许多宗派，各宗派在发展的过程中，彼此影响和渗透，最终完成了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其典型代表为禅宗。禅宗的慧能认为“万法尽是自性”，“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坛经校释》）。宣称佛性即在心中，心外本无一物。只要悟到这一点，就可以成佛。而且，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这种新颖、朴素的理论受到广泛的欢迎。但禅宗之后，佛教哲学的发展也基本停顿了，更多表现为一种比较纯粹的宗教信仰。

至中晚唐，哲学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在阐发儒学思想的时候，引入佛学思想，其代表人物是韩愈、李翱。韩愈在《原道》、《原性》等作品中，不仅论述了儒家道统传授的渊源，强调孔、孟在儒学中的作用，而且在论及性情时，吸取了佛教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理论，用以阐述《大戴礼记·大学》中“正心诚意”之说，并且把正心、修身、齐家同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从而把抽象的心性之说与具体的政治社会组织加以融会贯通，奠定了宋代理学的基础，对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

2.文学与艺术

唐代文学最杰出的成就是诗歌。初唐以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沈期、宋之问、陈子昂等人为代表，他们继承了从汉魏到南北朝时诗歌的优秀传统，一扫梁齐宫体靡丽之风，为盛唐时期诗歌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盛唐和中晚唐出现了一大批光耀诗坛的诗人，如贺知章、王维、岑参、高适以及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白居易、元稹等，他们的诗歌充满了高瞻远瞩的气概和豪迈放浪的精神。唐代诗歌的体裁广泛，风格多样，无论是田园诗、边塞诗，还是现实主义的诗歌，都表达了对人民生活的关怀，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和对祖国的热爱。直到今天仍然深受广大人民的热爱。

音乐舞蹈在唐代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唐代乐舞继承周、秦、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优秀传统，融会了外国及兄弟民族的乐舞艺术，经过初唐近百年的发展、创造，到盛唐时进入了完全成熟的阶段。盛唐乐舞多姿多彩，表现力和艺术水平都很高。

在唐代的绘画中，画圣吴道子对中国水墨画法技巧的革新做出重要的贡献。他喜用焦墨勾勒，略加淡彩，运笔雄健磊落，气势磅礴，自然传神。吴道子是中国绘画史上极有影响的大师。唐代还有一大批杰出的画家，如张萱、陈义国、殷季友、曹霸、韩干、李思训父子、王维等都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和成就。唐代的宗教壁画和雕塑远远超过前代。大型壁画绘制得富丽堂皇，感染力极强。雕像彩塑则圆熟洗练，饱满瑰丽，充满生活气息。唐代书法，楷书以颜真卿为代表，行书、草书也有很高成就，特别是张旭和怀素的草书享有盛名。苏东坡曾高度评价唐代文化，他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苏轼文集·书吴道子画后》）

3.科学技术

唐代的科学技术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天文学上，僧一行等制成的黄道游仪和水运浑天仪对观察天象起了很大作用；南宫说实测地球子午线1°的长度为123.7公里，是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李淳风的《法象志》和僧一行的《开元大衍历经》都是唐代天文历法的名著。李淳风等注释的《算经十书》是数学方面的重要成就。在地理学方面，李泰的《括地志》、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以及贾耽的《海内华夷图》等都在地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医药学中，显庆四年（659）唐廷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唐初的医学家孙思邈著有《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被后世尊称为药王。雕版印刷的出现是唐代最重要的科技成就，对于文化的传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重大转折，无论经济、政治、文化，大体上都发生在隋唐五代时期。因此，这一时期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