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浅析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摘要: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最初源于英国，经过长期的发展不断为世界各国立法所吸收，是刑事诉讼法学的重要准则。联合国于1966年制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项庚目就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这里的强迫，既包括肉体上的强迫，也包括精神上的强迫。我国于2012年首次以立法方式将该原则纳入《刑事诉讼法》，通过限制追诉机关的行为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和自主性，进而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拥有的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评价一个国家的人权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是在刑事诉讼领域人权的一个基本体现。

关键词：反对强迫自证其罪 司法公正 人权保障

近些年来，依赖刑讯逼供来强迫公民“自证其罪”导致的很多冤案在公众视野内的公开，深深地影响人们对刑事诉讼领域的司法公正的追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有罪推定逻辑是建国初期法治建设不完善的片面逻辑。简单来说，这句话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如果一个人有罪，坦白供述自己的罪行，进而争取量刑结果上的处理这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然而问题就出在如果这个人在事实上是无罪呢？当被置于司法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时，很多司法办案人员想当然的将其视为罪犯，仅仅朝着收集对其不利的其犯罪证据的方向去办案，这在主观上就已经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客观上就整个的诉讼过程而言是不良的，而当办案人员的主观臆断与所发现的案件客观事实进入到僵局，无法自圆其说时，刑讯逼供就容易发生了，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的结果也就当然出现了。

在错综复杂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国的人权问题也被一些西方政治势力背后的黑手所污蔑，而这一切问题背后的本质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与之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对其产生所谓的“威胁”所致。然而，我们在享受这来之不易的发展红利的同时，确实需要加强法治建设的步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号召加强了法治建设改革的进程，不仅需要只在经济方面的法律保障，而且需要更多的人权保障。

保障人权的话题每每被提到都伴随着我国的立法漏洞，作为一个公民生在法治社会，就肯定会期待进一步完善的立法。即使是犯罪嫌疑人也不例外地应该被合法的保护。所有人都是潜在的犯罪人，没有谁能保证自己会一辈子不触犯法律所禁止的内容。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本身已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下，能有最后的堡垒。所以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是至关重要的。

证据是刑事诉讼中不可或缺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而获得口供是我国公安机关办案人员主要的破案方式。那么在处于被实行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他们本身处于不利地位，而公检法机关又急于破案，所以矛盾的激化就会出现我们不想看到的——冤假错案。“强迫自证其罪”是指使用各种直接的或间接的身体或心理压力的形式，包括刑讯逼供、敲诈、威胁、以及以强加司法制裁等方式，迫使人招供。如果采纳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则在发生强迫自证其罪情况后就会有相应的法律后果。这些法律后果可以归纳为国家责任、实施强迫自证其罪的官员的责任以及以强迫自证其罪方式取得的非法证据的排除。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联合国制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规定了被刑事指控的人应当享有的最低限度的权利保证，其中（庚）项规定“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有罪”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阶段,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做出不利于自己的言辞口供。而且不得强迫其罪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审判阶段，也适用于审前阶段，通常从犯罪嫌疑人被限制人身自由时开始，包括在侦查和起诉阶段都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向司法人员做出不利于自己的陈述；如果陈述人不是在法庭上或其人身自由没有处于执法人员的控制之下，则不适用这条规则。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也应该适用于证人，因为证人在刑事诉讼处于特殊的地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会因为证人证言而可能定罪量刑。而且证人既然目击了案件发生而且不排除其参与了某项犯罪事实时，证人完全有可能会自证其罪。所以反对强迫证人在证言“可能导致他自己有罪”的情况下，证人可以引用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保护自己，拒绝透露有关事实。对于证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不仅适用于刑事诉讼，而且适用于各种司法的或行政的听审，或者任何在比较正式的情况下要求某人作证的情况。所谓“可能导致他有罪”意味着：如果证人回答了某个问题，该回答将直接或间接地意味该人有罪。

根据人权保障理论，宪法条文中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强迫自证其罪会导致宪法精神不能很好地贯彻，所以在正常的司法活动中，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应当深入每一位办案人员心中扎根，坚决杜绝刑讯手段获取非法证据，尊重宪法所赋予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内的每一位公民的基本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