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国城镇化的推进与粮食生产能力的均衡关系论文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定富强的重要基础和重要保障，粮食问题关系着国计民生，是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之一。
1994年我国粮食产量约为45000万吨，之后的10年里该数值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增长，甚至有的年份还出现了小幅下降。但从2004年开始，我国粮食产量连续10年实现稳定增长，到201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60193.5万吨，是1994年的1.35倍，正是由于粮食产量的这种持续增长，才使我国粮食安全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得以保障。然而，随着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耕地资源被非农部门所占用，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并不乐观。2013年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城乡一体化蓝皮书》指出，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导致土地要素流出粮食生产领域，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相互争地的矛盾日益突出，耕地约束构成了我国粮食安全的重大挑战，如何在城镇化所导致的耕地约束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就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这一现实，本文利用1994一2013年20年间我国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的相关统计数据，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评估，通过对评估结果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分析，来寻求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不以牺牲粮食产量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1.数据来源与处理
1.1 数据搜集
查阅《中国统计年鉴》（1994一2013年）等官方正式公布的文献材料，并收集自1994一2013年的国家民政部、农业部等机构网站相关统计资料，搜集的数据内容应该包括1994一2013年我国夏收和秋收粮食总产量FQ、城镇化率Cr等，数据搜集是进行统计分析的前提和基础。
1.2 数据处理
数据要按照1994一2013年的时间段序列逐年排列，应用Excel软件对我国20年里粮食产量和城镇化数据信息进行系统化整理。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所有数据均取自然对数后再进行分析，取对数后所得时间序列分别表示为lnFQ和lnCr，最后应用Eviews6.0经济计量软件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检验、处理。
2.关系检验
2.1 ADF检验
由于对非平稳时间序列做协整检验会出现伪回归，因此在进行协整检验前必须使用Eviews6.0经济计量软件检验变量是否为平稳时间序列。检查序列平稳性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学术界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有ADF检验、DFGLS检验、PP检验、KPSS检验、ERS检验和NP检验6种'本文在综合考虑所做研究的实际情况和检验方法操作简便性及方法本身的适用性的基础上，决定采用ADF检验法来检验本研究数据序列的平稳性。
2.2 协整检验
通过对我国城镇化率lnCr和粮食产量lnFQ进行ADF检验，得知二者均为平稳时间序列，因此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时不会出现伪回归现象。下面就通过协整检验来验证我国城镇化与粮食安全生产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效均衡关系。本文利用Eviews6.0经济计量软件对数据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后所得的计量模型为：lnCr，=8.7957+0.4936lnFQ，由以上计量模型所计算的相应的残差序列为：e，=lnCr，—（8.7957+0.4936lnFQ，）
3.检验结果分析
检验结果显示，过去20年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并没有严重削弱粮食生产能力，相反二者之间似乎还存在着一种长效的均衡关系，这与过去几年是我国城镇化推进最快、同时也是粮食产量增长最快的时期这一现实相契合。2004——2013年这10年我国城镇化率从41.76%c提升到，升高了 11.97个百分点，而粮食产量也从万吨增加到60193.5万吨，增幅达30.72%c，这就相当于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拉动粮食产量增加2.57个百分点，我们称这一数值为我国城镇化率和粮食产量之间的长效（10年）均衡系数。我国粮食产量之所以受城镇化负面影响不明显，其原因在于：
第一，我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同时，还加强了农村土地的整合整治工作，通过合村并点、废弃土地复垦以及开发未利用土地置换出大量耕地，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耕地被占用对粮食生产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二，粮食产量不仅取决于耕地面积，还与各种农业生产条件息息相关。近年来，随着农业科技的创新，我国粮食生产中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优良粮食作物品种的选育、生物技术应用能力的增强、绿色高效肥料的施用以及新型农业经营管理理念的普及，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粮食的生产；
第三，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政策性保护和财政性支持。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对国内粮食生产一直都在实施积极的保护政策，通过财政支农转移支付对农民种粮给予补贴，增强农民生产的积极性。2005年起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农业生产的利润空间得到进一步释放，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农民种粮的动力，也直接促进了近年来的粮食增产。
4.未来我国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的关系研判
虽然我国城镇化率与粮食产量之间存在着长效的均衡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城镇化的推进不会对我国粮食生产带来任何负面影响。要知道这种均衡是有限度的，如果打破这个限度（如可用耕地极限、制度环境等），城镇化率与粮食产量之间的均衡将不复存在，那么城镇化的推进就必会以牺牲我国粮食产量为代价。因此，只有准确把握并协调好粮食生产和城镇化发展这二者的关系，才能在未来城镇化继续推进背景下保证我国粮食的安全生产。
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大量粮田被用来进行非农业建设，尽管近几年政府出台一系列粮食补贴，使得一些已经被抛荒的耕地被重新利用，但是耕地资源的稀缺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研究发现，土地投入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大约为7%~15%，随着其稀缺性的逐渐增加，必然会对我国粮食生产造成更为显著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还将继续增大。如果按照以上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拉动粮食产量增加2.57个百分点的假定，那么到2026年我国实现城镇化率达到70%的拐点目标时，城镇化率将再提高16.27个百分点，相应的粮食产量就会提高41.81个百分点达到85360.4万吨，只有达到这一数值才能保持我国城镇化率与粮食产量之间的长效均衡，才能保证粮食供给安全。
但若按1994—2013年这10年粮食单产均值0.345吨/亩来算，则需要耕地24.74亿亩，远超我国努力保持的18亿亩的耕地红线。目前我国全部可耕地面积约有23.18亿亩，已开发利用19.09亿亩，还有4.09亿亩作为后备耕地尚未开发，而这些尚未开发的耕地中又大约有2.12亿亩的耕地为开发利用难度较大、现行技术和成本条件下难以开发或者不适合开发的土地，退一步讲，即口使这23.18亿亩耕地能够得到完全开发利用的情况下，要想实现我国城镇化与粮食产量的长效均衡，仍将存在1.56亿亩的耕地缺口。可见未来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我国粮食生产形势不容乐观。
5.政策建议
（1）规范耕地用途，加强耕地保护，保障耕地占补在质量和数量上达到平衡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非农建设对耕地的占用越来越大，其与农业生产对耕地的竞争也日益激烈。然而耕地是一种不可再生或者很难再生的稀缺资源，而粮食又是耕地密集型产品，在人类尚未开发出不使用耕地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粮食生产的技术之前，必须规范耕地用途、加强现有耕地保护，确保一定的耕地面积。具体来说，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继续坚守我国18亿亩的耕地红线，无论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不能占用这部分耕地，从而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战略保障。在进行城镇化建设时要做好规划，争取在原有宅基地上进行改造和建设，尽量不占用耕地，如果城镇化过程中必须要占用一部分耕地，也要合理规划，通过建立耕地等级机制，允许从最低等级的耕地用起，健全等级耕地占用奖惩机制，用条文的形式来严格限制甚至杜绝非农建设对高等级耕地的占用。
第二，要制定耕地补偿机制，通过适当开发后备耕地资源和加强对现有“抛荒”土地的整理，确保耕地总面积的稳定。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村耕地“抛荒”现象普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如果把这部分耕地资源全部利用起来，我国粮食产量仍有约0.25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第三，由于土地利用方向变更存在着困难性，一块耕地一旦开发利用投入非农建设，要改变其利用方向重新流入农业生产领域则是十分困难的，甚至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必须要规范农户耕地流转行为，禁止耕地私自买卖，尽最大可能的保护现有耕地，尽量限制其转向非农用途。
（2）实行粮食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农民收益
当前我国农业在粮食生产上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耕地规模狭小、地块零碎，户均经营耕地4667~5334m2，地块3~5块，这种状况已导致粮食种植成本高、竞争力差，规模极不经济，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实行粮食作物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有利于更充分合理地利用农业机械设备，采用先进农业科技和先进经营管理方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粮食生产成本，从而稳定粮食产量、提高粮食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农业经济效益。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到2026年我国农村人口将减少到5.18亿人，城镇化的发展将成为逐步扩大粮食生产规模的契机。通过鼓励耕地农业用途内流转，逐步引导农民走规模化和集约化农业经营之路，推动粮食产业化经营，提高整体规模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努力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3）实行农业保护政策，稳定粮食价格，提高种粮补贴标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的比较优势丧失的越来越快，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在国际市场上还是在国内市场上，如果仍坚持自由贸易的话，农民势必竞争不过其他粮食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也竞争不过本国其他行业的生产经营者，农民的收入即使不下降也跟不上其他行业的收入增长速度，导致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下降，粮食产量也会大大降低。而当农民的收入全部或者主要来自粮食种植时，对农业的保护就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问题，而且还关系着农民的生存问题，这就是必须要实行农业保护政策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政府要采取措施努力稳定粮食价格，减小粮价波动，通过对粮食实施支持性价格政策（也叫最低限价）使之始终稳定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只有这样农民种粮收益才会有所保障，其种粮的积极性才会提高；另一方面，要按照效率、公平、稳定、持续的原则进一步加大农业财政资金投入力度，提高粮食种植补贴标准，通过探索新型补贴机制（如差异化补贴等）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促产增收效益、保障粮农利益。最后，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积极稳妥推进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城镇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生活条件，因此，确保粮食安全就不得不考虑农村社会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伴随城镇化过程，就会有一部分农民失去耕地成为失地农民，再加之留守在农村的妇女、老人和儿童，这部分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买不起粮食”，这就需要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
（4）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出
据世界粮农组织预测，未来世界粮食增产总量约20%来自播种面积的增加，约80%。来自单产的提高，因此，在我国耕地面积有限不可能大幅增加甚至城镇化的发展还可能减少耕地面积的情况下，提高粮食单产就是增加粮食产量、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最有效的手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想提高粮食单产，就必须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高粮食生产中的科技含量。由于城镇化的过程就是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其关键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为此，可以采取以下几项措施：第一，考虑选育适合我国不同地域生长的优良粮食作物品种，提高生物技术应用能力、扩大生物技术应用范围，研制不会破坏土壤结构的绿色新型肥料、改善施肥结构提高肥料使用效率；第二，建立健全粮食生产的科技支撑体系，通过加强农业信贷投放力度，加大农业科研投入，构建粮食作物新型经营模式，创新粮食产品经营理念，提高粮食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增加农民收入，保障粮食供给安全；最后，提高粮食生产的机械化水平。目前我国粮食生产的机械化水平仍然较低，机械的数量和质量及其利用率都不高，依靠提高机械化水平来提高粮食产量的潜力还很大，政府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大对粮农购置农机具的直补力度来刺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
第二篇：我国城镇化影响因素与推进对策
我国城镇化影响因素与推进对策
摘要：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城镇化将引发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如何正确引导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就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本论文通过阐述城镇化概念、建设意义、影响因素、成功模式，提出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城镇化、影响因素、模式、对策
引言
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从现代化发展规律来看，今后一二十年我国城镇化率将不断提高，每年将有相当数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将带来投资的大幅增长和消费的快速增加，也会给城市发展提供多层次的人力资源。但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展望未来，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
一、概念界定
（一）城镇
城镇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城市和集镇，集镇是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过渡型居民点，以城镇而著名的地方是瑞典、挪威、英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二是指以非农业人口为主，具有一定规模工商业的居民点。我国规定，县及县以上机关所在地，或常住人口在2000人以上，10万人以下，其中非农业人口占50%以上的居民点，都是城镇。
（二）城镇化
城镇化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由农耕文化向工业文明转变，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必然过程。是指第二、第三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城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我们说的城镇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是针对那些接受中心城市辐射较弱的城镇（以县城，中心城镇为主），他们资源要素相对独立，个性相对明显，有自身发展差异化特点，但开发明显滞后，城镇化即对这些城镇的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进行的合理的整合。
（三）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正式实行城镇化体制改革,上海浦东，苏州等应运而生。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二、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各国城镇化的过程与经验来看，城镇化与现代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十分密切。我国城镇化的滞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瓶颈，诱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矛盾焦点之一，所以加快城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推进城镇化进程是工业化的必然要求
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城镇化的特点是能够在较小的区域内聚集很多的生产要素。而工业化则需要生产要素的集聚状态，只有生产活动集中才会降低工业生产的成本，才会形成集聚效应。因此，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离开了城镇化，工业化的效率就会降低；离开了工业化，城镇化就无的放矢，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
（二）发展第三产业，必须依托城镇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出来。第三产业在工业化的后期，就业人数会超过第二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会逐渐大于第二产业，同样它对人类活动集聚的要求，也高于第二产业。因此，只有城镇化才能促进第三产业的繁荣和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
（三）推进城镇化进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实践证明，“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推进城镇化进程。随着农村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转移出来的劳动者收入水平会相应增加，留在农村的农民数量减少，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会相应增加，劳动生产率也会随之提高，再加上采取其他措施，农民收入会相应增长，这样才能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四）推进城镇化有利于扩大国内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
城镇化过程会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从而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社会上必然要出现许多新的市场需求。一是住房消费需求。如果中国未来二三十年中有2-3亿农民进城，按每人30平米居住面积计算，就会产生60-90亿平方米的潜在住房需求，将有利于消化部分城市剩余的大量存量房，带动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二是对公共设施的需求。随着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必然会对文化、教育、体育、卫生、服务业、以及各种市政设施提出新的需求。同时，在城镇化过程中，为满足消费需求的增加，也会拉动投资需求的增加。
（五）推进城镇化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实施可持续发展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但长期以来，乱砍滥伐、掠夺式经营等现象仍十分严重，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加剧，沙漠化、荒漠化、石漠化现象蔓延，自然灾害增加，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采取了大量措施，但是效果还是不够理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广大的农民收入低。农民收入如果很低的话，他们就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乱伐树，乱放牧等时有发生。古语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必须提高农民收入，农民收入提高了，才会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而提高农民收入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就是大力推进城镇化，使绝大部分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减少农村人口，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真正有效地做到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河，保护好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影响因素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这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城镇化建设关系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经济发展，其建设进程面临着观念错位、体制落后、规划混乱、生态污染、文化破坏、融资瓶颈六大影响因素。
（一）观念错位
在思想观念方面，一是对城镇化建设的意义认识不够，我国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市场空间大，内需潜力大，对发展具有持久的拉动作用。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部分党政领导干部对城镇化建设的意义认识地还不够透彻、全面，没有引起足够地重视。二是把城镇化理解为房地产化，认为城镇化建设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加房地产开发。城镇化建设期间，很多地方为确保政绩，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不惜一切代价建设房地产业，催生地产泡沫，出现了一些“鬼城”“空城”现象。实施城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离不开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这些硬件建设，但还需要城镇发展的定位和功能布局等软件支撑。
（二）体制落后
在经济政治体制方面，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制约城镇化，原来计划经济下的户籍制度阻碍农民市民化进程，农业转移人口难以在城镇落户，无法顺利实现身份转变；城乡有别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如流动频繁的农民很难异地报销“新农合”、“新农保”等各种社会保险，也影响城镇化进程。二是GDP变成考核政府的主要手段，服务型政府变为经营性政府，政府官员盲目追求GDP，与民争利，与企业争利；干部任期太短，前后任官员执政意图缺乏连续性，与区域发展周期不匹配。
（三）规划混乱
在规划方面，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等统筹衔接不够，难以形成分工明确、布局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和空间格局。群众对城乡规划了解不够，支持力度不大，规划实施刚性不足。部分地方存在以权代规现象，一个领导一种做法，换一任领导就换一套规划，城镇规划不断更改，城建项目不断推倒重来，造成严重的资源与资金浪费。
（四）生态污染
在生态环境方面，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基础建设相对滞后；城市开发建设忽视立体交通体系、污水收集管网、城市垃圾处理等市政基础设施，挤压绿色空间，以致交通拥堵、城市内涝、废水排放等“城市病”问题突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薄弱，空气、水、土壤等与人民群众生活相关的生态环境承载力过大。
（五）文化破坏
在城镇文化方面，城镇建设过程中不重视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城镇文化破坏严重。大规模的建设往往伴随着旧城改造和老城拆迁，由于对历史上留存的建筑、遗迹，及形成的城市景观、街区风貌和空间形态缺乏足够的尊重和保护，新建过程中规划、设计和建设又不注重历史文化的创新性传承，致使大量的历史留存毁掉，文化遗迹消失，城市的历史感消失。
（六）融资瓶颈
在融资方面，尚未建立适应城镇化资金需求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直接融资渠道有限，融资方式仍以银行贷款为主，还款来源还是土地收入。金融体系不健全，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界限不清，金融机构产品创新不足。
四、城镇化建设几种成功模式
李克强总理说：“中国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既要立足国情，又要注意汲取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科学理念和先进经验，中欧在这方面完全可以相互交流。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会带来巨大商机。”本文选择城镇化建设非常成功的欧洲国家—英国、德国，进行概括阐述。另外，我国成都、广东、苏南、温州等城市或地区在推进城镇化建设方面采取了创新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值得学习、研究和借鉴。
（一）英国模式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进和实现城镇化的国家，发展模式主要是以先进的建设与管理理念为引导，提升城镇化建设管理水平； 以科学完善的发展规划统筹城镇建设，实现城镇的可持续发展；夯实农业发展基础，保障城乡统筹发展；立足乡村工业发展，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 注重通过规划立法，规范引导城镇化发展的方向；完善社会保障，以公共政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德国模式
德国城镇化基本模式是，避免一个城市发展为支配性中心城市，而是形成若干功能互补的多极城市群。德国有11个大都市圈，这11个大都市圈分布在德国各地，集聚着德国70%的人口，并解决了国内70%的就业。德国城镇化建设注重发挥规划的指导和协调作用，其城镇规划不仅强调功能完整、布局合理，而且对交通、通讯、排污等公共设施建设坚持长远性原则。
（三）成都模式
典型的大城市带大郊区的发展模式。主要做法是对土地确权颁证，建立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设立建设用地增减指标挂钩机制。以发展较好的区域作为起步点，确立优势产业，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集群。另外，再配以农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四）广东模式
广东模式可以分为两条主线：一是珠三角模式，即以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集中的中心镇为发展依托；二是山区模式，即围绕着县城，发展专业镇。珠三角模式的主要做法是通过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进而实现城市周边地区的快速崛起。
（五）苏南模式
苏南地区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的方式。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苏南模式的主要特征就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
（六）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体，迅速发展为推动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温州，当地政府扶持个体私营经济，这是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有了自己可追求的利益，利用本地区可利用的资源，发展地域经济的方法。
五、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对策
我国现在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正处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因素，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因地制宜，采取必要措施来引导和促进城镇化快速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具体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一）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口的城市化
1、推进城镇化，首先是城镇布局的合理化、特色化。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之间要科学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中国正确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是稳步发展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的发展小城镇，这样才能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合理调节各类城市人口规模，提高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能力。
2、我国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合理流动和有效聚集。我国城镇化的重点在盘活县域经济，加快小城镇建设，为大中城市的发展提供初级产品保障和人力资源，从低层级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到高层级。我国的小城镇建设，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服务，减轻企业负担等措施，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同时随着农村现代农业的逐步实现，农业产业的高收益逐步显现。可使社会资本流向有竞争力的现代农业，带动了高素质人口从高层级的聚集区域向低层级聚集区域回流，实现资金、技术和人才的良性、可持续的循环。
3、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城镇化新在人的城镇化。只有人留到城镇，融入城市，才是实现真正的城镇化。城镇化要求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它主要表现为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向城镇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从事职业向城镇二、三产业的转移。
（二）推进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同时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中国的城市化，需要小城镇和小乡镇为基础；中国的乡镇化需要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支撑；农业产业化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实现的重要途径之一。只有通过实现农业产业化的高效率，才能实现小城镇的规模发展，才能带动中国大中城市的城市化进程。大中城市的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经济效益更加显著，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统筹城乡经济，才能实现强国梦。
（三）推进城镇化，途径是深化改革
1、改革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制度。传统户籍制度是与土地直接联系的，以家庭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当代中国的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最深印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可以研究对到建制镇投资、兴办实体、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均可申请办理小城镇户口；户口农转非不受指标限制，不收取入户费和增容费，享受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履行同等义务。
2、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进镇入户农民原承包的土地只要本人意愿可以不收回，在承包期内可以进行土地转让、入股、定期租赁等处置，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3、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各级政府每年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以投资、贴息和补助等方式，用于小城镇特别是中心建制镇的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编制规划和信息网络建设。政府为新型农民培训、外出农民技能培训提供资金保障。积极推进农村小额资金贷款政策，为乡镇中小企业提供更优惠、便捷的银行贷款业务。壮大乡镇企业，为更多的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
（四）推进城镇化，最终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
稳步推进城镇化，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提供市场，实现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同步发展、相得益彰，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道路。
（五）推进城镇化，还应留住农耕文化的根
农耕文化是我国从未间断的一种文化，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生产生活智慧的结晶，它体现和反映了传统农业的思想理念、生产技术耕作制度以及中华文明的内涵。因为生产生活的高度净化，构成了文化不断演变的过程，这也是农耕文化的来源。特别是在发展现代农业，以新农村建设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更应注意借鉴和汲取农耕文化的理念，保护传统民俗、传统民居和地方特色文化，弘扬鲜明的地域文化，传承和发扬中国优良的传统人文精神，维系生产生态生活的和谐发展。
（六）推进城镇化，不能急于求成，而要积极稳妥
目前，很多人将城镇化误认为只是建高楼大厦或者造城运动。一是城镇化的进程和规模要根据当地政府的财政能力、服务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决定；根据城、镇吸纳人才、引进资金的能力决定，量力而行。二是城镇化的进程和规模不能只简单加快城市化，更要大力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致力于农村的综合发展。城镇化的基石在于农村城镇化，农村城镇化的抓手在于壮大县域经济、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引导搬迁农民进入小城镇，逐步形成产业发展、人口聚集、市场扩大的良性互动机制；结合美好乡村建设，加快推进村庄建设与环境整治、建成一个经济发展、景色秀美、社会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六、结束语
我们正在进行的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而是人口城镇化；不能拔苗助长，而要水到渠成；不能急于求成，而要积极稳妥。城镇化当然要建新城，但绝不能用建新城来取代城镇化。城镇化如果不能减少农民、富裕农民，解决中国农村发展问题，那么这样的城镇化极有可能导致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因此，新时期的城镇化不能以“物”为核心，而必须以人为核心。城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以人为本”的、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城市化。
第三篇：推进健康城镇化与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下
推进健康城镇化与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下）
宣晓伟
2013-05-16 14:39:29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05月16日
在现代化转型的视角下，推进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再调整，由“事权共担”转向“分层分类责权关系”；并逐渐实现在城镇化进程中由“身份等级”观念转向“人人平等”观念；由“政府主导”转为“多方参与、政府引导”；由“土地财政”逐渐转向“房产财政”。从而转变已有城镇化模式，有效推进健康城镇化。
已有城镇化模式的形成和评价
已有城镇化模式是一整套观念、制度安排下逐渐演进的产物。
——已有城镇化模式是在相关制度安排下不断演进的结果
已有“人地分割”的城镇模式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它是随着制度环境变化不断演进的结果。其中，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是导致城镇化演进的根本推动力之一，也是造成已有城镇化模式的根本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逐渐向地方放权，实行“分灶吃饭”，从而充分调动了地方的发展积极性。1993年分税制的建立更是明确了地方政府在财权上的地位，中央与地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地方负责”的公共服务支出责任格局（尽管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为地方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承担了相当比例的公共服务支出，但支出的主要责任仍然在地方政府）。由此导致了不同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当地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不同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随着地方经济发展差距而不断被拉大。同时也带来了“财权层层上移、事权级级下放”，基层政府事权负担沉重而财力相对不足的状况。
在上述中央地方责权关系的安排下，逐渐造成了已有城镇化模式下的两个重要结果：一是“以地谋发展”，由于地方政府的财力不足，就需要另辟财源以在激烈的地方竞争中获得优势。因此，依靠大肆圈地的方式，一方面获得大量低价土地以吸引企业和产业以带动地方经济；另一方面，靠炒卖土地获得土地收入以开展城市建设，就成为了地方政府在既有制度安排下的不二法门。尽管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也在这种“以地谋发展”模式的形成中功不可没，但这种方式的最初和最根本的原动力之一还是来自于中央和地方关系安排下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地方政府所面临公共服务的沉重负担。二是“要地不要人”，即愿意要农村的土地，但却不愿意要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在“分灶吃饭”和“地方政府负责本地公共服务”的原则下，地方政府最为关心的还是具有本地户口的居民福利。在户籍制度的支持和强化下，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显然是一方面吸引外地人口来打工，利用他们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要尽量防止过多过快吸纳外来人口入户，以减轻自身在提供相应公共服务上的财政压力。
——已有城镇化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却难以持续
当前，已有城镇化模式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日益暴露出“不可持续”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土地资源的制约逐渐显现。从客观上而言，地方政府能够进行出让的、真正能够转换用途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土地财政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是必然要终结的。
事实上，在一些卖地开展较早的沿海发达城市，其土地财政已显颓势。例如深圳是最早开展国土有偿使用权拍卖的城市，土地财政曾在其城市发展中扮演重要作用，但随着可卖土地的逐渐减少，目前深圳土地出让收入占政府收入的比重已日益降低。2011年，深圳财政收入超过1300亿元，而土地出让收入已不足100亿元。
2.土地征收成本不断攀升，地方政府从土地买卖活动中的净收益则日益下降，地方债务风险明显增加。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计算，2011年征地拆迁费用已经占到土地总收入的约70%.实际上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买卖上的直接收益越来越少，而更多依赖土地抵押从银行借贷（即所谓的土地资本化）来开展城市建设，不少地方债务平台的运作主要依靠土地而大做文章，由此导致地方债务风险的明显增加。
3.社会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积累。根据对已有城镇化模式形成的利益格局分析表明，绝大多数的失地农民和城市外来人口（包括农民工）成为了过去城镇化过程中的牺牲者。与此同时，土地和房地产的畸形发展又大大加剧了社会不同群体间的财富差距。在正常的市场供求条件下，房地产价格本身的高低本来不是问题，但不合理的是背后的利益分配格局。伴随着过去十年快速的城镇化，社会差距急剧扩大的最大来源之一则是房子（本质上是土地）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买了房子或没买房子、有一套房子或有多套房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中许多人一生的命运。已有城镇化模式的继续扩张很有可能成为传统发展方式中最先引发危机的因素，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引发地方债务、银行坏账等一系列危机）、房地产畸形膨胀而最终泡沫破灭、城市内新二元结构矛盾的尖锐冲突（引发社会动荡和不稳定）。
以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为主要着力点，推进健康城镇化
当前，需要在现代化转型的视角下，推进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再调整。
——由“身份等级”观念转向“人人平等”观念，并逐步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将其落实到位
“人人平等”是指在机会上的平等，关键是在权利上的平等。而首先要落实的是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权利上的平等，不应该因为一个人是出生在农村还是城市、是出生在上海还是贵州，就天生在基本公共服务权利上存在不平等，在所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当前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存在很大差异的现实条件下，要实现在相应权利上“人人平等”，必然涉及到相关主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不同地方之间、城乡之间、城市居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等）的利益巨大调整，需要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深刻变革，以及理性的计算和谨慎的实行，绝不可以一蹴而就。然而，要推进健康的城镇化，首先必须树立起“人人平等”观念，这已是时代趋势，不可阻挡。只有顺应这个趋势，才能在继续推进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做到事半功倍，真正发挥出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
——中央与地方由“事权共担”转向“分类分层责权关系”
要改变已有城镇化模式，最为根本的措施之一是要调整中央地方的关系。从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角度来看，则是必须建立起中央和地方“分类分层”公共服务的责权关系，即将原有中央地方之间模糊的“事权共担”原则转变为“不同类别”、“不同层次”公共服务之间责权的明确划分。具体而言，一是要基于“人人平等”的观念，确立每个人所应享有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权利，并明确这个责任是由中央政府来承担。以社会保障为例，中央政府对于每个人都有一个最为基本的保障额度（考虑到不同地区等具体情况，这个额度会略有不同，但大致水平相当），这个保障系统是由中央政府出钱、出人来维持，每个人都是直接与中央政府的保障系统产生联系，这个最为基本的个人社保关系是可随身携带、全国通行的。对其他的基本公共服务情况的处置将更为复杂（例如教育、医疗等），但原则仍然是相同的。只要是中国的公民，他所享有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权利是一样的，无论在哪里所享受的水平也是大体相当的，而且这个责任只能也必须是由中央政府来承担（即使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府来操作，但根本责任仍是中央的）。二是基于现实状况中城乡、区域之间已经存在明显的公共服务差异，要承认并允许既有的公共服务差异现实。各地均可以按照自身的实力和愿望在中央提供的最基本公共服务上提高水平或拓展范围，但当地与外来人口衔接的部分是需要由中央最后加以审核，不能由各地自行其是。
——由“政府主导”转为“多方参与、政府引导”，由“土地财政”逐渐转向“房产财政”
已有“以地谋发展”城镇化模式的核心是政府主导了城镇化的整个过程。这个主导权的实现关键在于政府在一级土地市场上的排他性地位。在当前对城市化模式的讨论中，土地所有制是核心，如何确保农民在土地的相关权益、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成为讨论的热点。事实上，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规范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上的行为。这里的关键是在于要打破地方政府在一级土地市场的排他性地位，将推进城镇化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多方参与、政府引导”。从短期看，要有效规范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的行为，逐渐培养在土地和城市等规划约束下、政府监督下土地市场的普通交易行为，实现集体所有与国有土地平等进入市场，扩展土地市场的交易空间和市场。从长期看，要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上行为界限，只有那些涉及公共性土地（基础设施建设等）的征收，政府才能参与。一般经营性的土地征收，政府不得参与其中做中间商，真正杜绝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行为。
地方政府在从一级土地市场适当退出的同时，要把重点放到相应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上，来规范和引导地方的城镇化进程。目前来看尽管地方政府对各种规划都很重视，许多地方都不惜花费重金，请国际著名机构和专家进行制定。但与此同时，规划的严肃性、稳定性和约束力却难以保证，不同规划之间的衔接亟待加强。如何加强规划的法律效力，保证其落实到位将是推进健康城镇化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从现代化转型角度推进中央和地方关系再调整
可以看到，已有城镇化模式的产生是在相关制度安排下不断演进的产物，其中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是导致城镇化演进的根本推动和重要原因之一。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只是走出了中央和地方关系调整的第一步，在财税收入上明确了中央地方各自权限范围，但在事权划分上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远未到位。目前地方许多事项过度依靠中央部门决策的局面仍未根本改变，形成中央集权过度、地方分权严重不足的状况；与此同时，各种事务具体执行上中央极度依赖地方，中央部门的执行能力非常有限。从这个角度来看则又是地方分权过度、中央集权严重不足。在现代国家框架下，必须实现中央和地方之间明确的责权划分，使得各负其责、责权对等。要促使城镇化迈向新路，就必须打破原有城镇化模式下“事权共担”的模糊局面。
与此同时，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契约，这个契约确定了国家必须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而执行契约的根本责任在于中央政府。这也就是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为什么要强调中央政府来承担“人人平等”那部分最基本公共服务的根本原因。有了这样的基石，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才得以推进，健康城镇化才有前提。
总之，只有把迈向城镇化新路放到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我们才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城镇化未来发展的大势，也只有认清这个大势，顺势而为，才能更为有效地制定并推行各种措施，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第四篇：当前我国粮食供求形势与中长期趋势论文
一、当前我国粮食供求形势
（一）粮食安全基础得到加强
我国粮食从2004年恢复增产以来，实现连续8年增产。8年累计增产2810亿斤，年均增产350亿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产幅度最大的时期之一；8年单产提高55.6公斤，年均提高7公斤，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产提高最快的时期之一。特别是，2011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四个首次”：即首次迈上11000亿斤的新台阶，首次连续5年稳定在10000亿斤以上，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实现连续8年增产，粮食人均占有量首次达到850斤的新水平。
这在我国粮食生产的历史上并不多见，也高于同期世界粮食平均增产水平。2004年至2011年，我国三大粮食品种（即稻谷、小麦、玉米）增产幅度年均3.12%，超过1978年到新世纪初的年均增产幅度2.28%的水平，比同期世界同类品种生产年均增幅2.12%高出1个百分点；我国三大品种单产年均增长1.69%，而世界同类品种同期单产年均增长1.13%。由此可见，我国粮食安全基础持续得到加强，粮食安全形势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二）当前粮食供求形势与结构特征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推进，促进食物消费总量增加、结构升级。其中，人均大米和面粉消费量稳中趋降，消费者追求高品质的消费，如粳米、各种专用面粉及面粉制成品、动物性蛋白、植物油、食糖等消费增加。
第一，粮食供求紧张状况明显改善。我国粮食生产在2003年跌至谷底。2000～2004年，我国谷物产量五年合计（谷物，即稻谷、小麦、玉米等，下同）19.71亿吨，消费21.65亿吨，产不足需；而2005～2009年，谷物产量合计22.79亿吨，消费22.31亿吨，产大于需，比上一个五年的状况有明显改善。最近2年谷物“紧平衡”格局得到进一步改善。
第二，粮食供求区域不平衡加剧。一些主产区由粮食调出省变为调入省，粮食调出省由17个减少到13个，部分产销平衡区变成调入区，主销区调入量不断扩大。2010年我国13个粮食主产区（主产区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河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3个省（区））的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71.49%，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5.36%。特别是，全国粮食产销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粮食生产重心北移，南方粮食生产总量下降，呈北粮南调格局。1997～2007年，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北方6省粮食在全国比重，由36.2%上升到43.5%；而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南方6省，从36%，下降到31.6%。
第三，谷物供求品种结构矛盾进一步显现。一方面，稻谷、小麦产需基本平衡，但保持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近几年人均稻谷和小麦消费量稳中趋降，总消费量增长趋缓。我国人均年稻谷消费量从历史最高水平1991年的155公斤，下降至2009年的143公斤。过去5年，国内稻谷消费年均增长0.6%。人均年小麦消费量从历史最高水平1988年的90公斤，下降至2009年的78公斤。过去5年，国内小麦消费量年均增长0.6%。产量稳步增长，过去五年，稻谷产量年均增长1.8%，小麦产量年均增长4.5%，由此使两者供求相对宽松。但是，稻谷口粮消费的比重逐步提高，粳米消费仍将继续增长，而南方地区水田不断减少，水稻种植面积大幅下降，恢复和稳定生产的难度很大，稻谷供求总量将长期偏紧。
另一方面，玉米供求缺口逐步扩大。近年来，养殖业、工业用玉米增长较快，使玉米供求日益趋紧，缺口逐步扩大。过去五年，玉米国内消费量年均增长3.6%，略高于产量年均3.5%的增长水平，其中，饲用玉米消费保持年均2%的增长水平，五年共增加1100万吨；深加工玉米消费在2007年底出台限制玉米深加工发展政策之前的增长率约9%，之后降低到4%左右，五年平均增长约7%，共增加1400万吨。2009年，玉米国内消费1.56亿吨，产量为1.55亿吨，供求缺口100万吨，标志着我国玉米供求关系正式转入供不应求的阶段。近2年玉米缺口进一步扩大，近1000万吨。
与此同时，我国玉米由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20多年来，除个别年份外，我国玉米保持净出口状态，年净出口量在300万吨～1500万吨。自2007以来，随着国内饲料消费和深加工消费的增长，净出口量明显缩小。2009年我国进口玉米130万吨，净进口115万吨，距关税配额720万吨还有较大空间。2010年，我国进口玉米157万吨，2011年进口175万吨。
第四，植物油自给率进一步下降。近20年来，我国油籽生产稳步增长，从1990年的3533万吨，增长到2010年的4784万吨，年均增长1.5%。其中，大豆生产基本保持稳定，近10年来，大豆产量基本稳定在1500万吨～1600万吨，占国内油籽生产的33%。国产食用植物油产量从1990年700万吨左右，增加到2010年的1000万吨，年均增长幅度较小。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居民食物结构出现显著变化，植物油消费需求进入快速增长时期。我国植物油消费需求总量从1998年的1100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2750万吨，年均增长近8%。人均植物油消费从2000年的12.5公斤，增加到2010年的19公斤，超过世界人均16公斤的消费水平，但仍低于发达国家25公斤～26公斤的人均消费水平。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植物油、油籽进口迅猛增长。其中，大豆从1998年的385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5480万吨，年增长率达27%。目前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大豆进口依存度已达84%，占全球大豆进口量的61%。
二、粮食供求结构变化的新趋向
第一，不同粮食品种之间的替代性日益显著，影响粮食供求结构变化的不确定性增强。一是玉米转化成淀粉糖，替代食糖进入食品领域。我国食糖消费从2000的685万吨增加到2009的1143万吨，增长了67%，国内生产的增长未能完全满足需求增长，食糖进口量从102万吨增加到170万吨，也增长了67%。近年来，食糖价格迅速上涨，但是玉米价格在政府的调控下，上涨幅度较小，导致食糖和玉米的比价关系发生加大变化，2009年初，食糖和玉米的比价是1.93，截至2011年10月底，比价上升到2.94.玉米价格显得相对便宜，淀粉糖得以迅速发展，部分弥补了食糖缺口。
二是小麦替代玉米，饲料原料结构变化明显。我国小麦玉米正常比价应在0.95～1.05之间，价差则应在-100元/吨～100元/吨之间，历史上仅2007年突破了这一区间下限，极限价差达到-200左右，成为小麦饲用消费的分水岭，消费量由800万吨/年的常量猛增至1350万吨。随后两年，随着价差回归，基本稳定在1000万吨/年左右，2010年增至1350万吨，2011在1750万吨左右。
2011年上半年，小麦价格在政策调控下不断下行，国内玉米价格在深加工需求推动下逐渐攀升，造成小麦玉米差价逐渐缩小，至4月份开始转负，随着5月份玉米价格加速上涨，主要产销区全面转负，此时价差水平已经接近2008年的极限状态。6月份新麦上市价格走低，主要产销区价差进一步下滑，部分地区甚至进入-300元/吨～-400元/吨区间内，成为历史最大价差。
这一价差运行趋势，带动了更多饲料企业对小麦替代添加的应用，添加比例也在提高。全国小麦饲用替代消费已经开始增加，并伴随小麦玉米价格倒挂的时间延长而逐渐增多，增量可能在700万吨～1800万吨之间，将会导致新玉米饲用消费持平或略减，供求紧张状况得到缓解，小麦则出现近年来最低库存，但不会引发品种供求的质变。
第二，“谷贱伤农”、“米贵伤民”交替出现，平衡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难度增大。近年来，农产品成本进入上升通道，虽然农产品价格逐步上升，但农民种粮收益增幅远远低于成本和价格上涨幅度，种粮比较收益不断下降，农民增收形势严峻。但是，粮价上升给城市居民生活，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带来较大影响，对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
也带来较大挑战，近年来，食品价格的上升是直接推动CPI上升的主要因素。因此，国家宏观调控面临更加复杂的两难选择。
第三，粮价波动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调控的复杂性越来越大。（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课题《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的目标、机制与政策研究》的具体分析）粮价在受农业成本上升、供求关系变化等传统因素影响的同时，受气候变化、粮食能源化、金融化、投机炒作等非传统因素影响将更加显著。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有：
（1）在当前我国食物收入弹性相对较高的背景下，收入快速增长导致食物需求总量的增长，推动粮价持续上涨；
（2）对于货币超发而导致的粮价上涨，其原因在于相对生产效率的低下，使得货币超发带来了低生产效率部门更多的相对价格上涨。
（3）在上述两种因素叠加条件下的价格波动机制，即在货币超发背景下，一方面由于农业部门相对低效率导致了相对更高的价格上涨；而另一方面由于“货币幻觉”使得消费者产生积极的收入预期，同时也提高了边际消费倾向，使得粮食需求进一步偏离原有均衡，价格上涨的幅度进一步加大。这也意味为，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更高的食物收入弹性）只要存在货币超发，那么粮食价格将会存在较大的上涨空间，反之亦然。当然，这一问题只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必然现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价格波动的幅度将会不断收窄。
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和韩国在发展过程中，并未出现类似我国的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形。这是因为，从理论上看，日本与韩国都属于典型的小国，其需求的快速扩张在国内供给无法满足的条件下将从国际市场进口，而小国的进口量并不足以改变国际市场的供求格局，因此大量的进口将在很大程度上平抑国内收入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长压力，同时也使得价格的上涨压力被国际市场化解。而中国作为理论模型上的大国，由于国内供求结构改变带来的农产品进口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市场的供求结构，尽管大量的进口对平抑国内粮食价格产生了重要作用，但是也使得国际国内市场产生了反馈作用：即国内价格的上涨将会带动国际市场价格的上涨，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将会诱发国内市场价格的上涨，使得影响价格波动的因素更为多样。但是，从客观角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大量的进口的确可以有效地平抑国内粮食价格的过快上涨，但是所形成的新均衡价格一定位于国内最高价格与初始国际市场价格之间，因为反馈机制的新均衡将会处于中间水平。
与此同时，当前我国粮价上涨不仅仅处于国内市场结构变化以及货币宽松的宏观背景之下，生物能源的发展正在改变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供求结构，也对我国粮价波动产生深刻影响。从逻辑上看，生物能源未大规模推广应用之前，食品的收入弹性会随着收入的提高不断下降，但是生物能源的发展使得农产品与能源产生了相应的替代作用，因此生物能源原料的收入弹性又被提高，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提高带来了生物能源原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使之进一步传导至所有农业与食品部门，带来了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的放宽。诸多因素的共同叠加导致了当前条件下我国粮食价格的大幅度波动。
三、我国粮食供求中长期发展趋势
今后5年～10年，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国人口增长、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将进一步促进粮油食品消费总量增长，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动物性蛋白、植物油等消费增加。但是，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耕地仍将继续减少，我国粮油食品供给还面临水资源不足、农业劳动力素质下降、科技贡献率不高、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制约因素，我国保持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将面临较大的压力。
（一）食物消费需求结构变化进入新阶段
一般而言，食物消费与饮食结构有四个阶段的变迁：第一阶段为主食中的杂粮和薯类等有色谷物的比例减少，大米和小麦增加（白色革命）；第二阶段为大米和小麦等主食减少，肉、蛋、水产和植物油等副食比例增加；第三阶段为副食中的动物性蛋白食品和酒精类的消费增加；第四阶段为能够缩短调理时间的冷冻食品（熟食）、外食、家常配菜增加，进入所谓的“简化饮食”阶段，饮食流通大范围化，同时追求绿色食品、重视食品安全，此时也会出现将传统食品高级化的现象，饮食两极化是这个阶段的特征。
目前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间、城乡间差异较大，虽然上述四种类型饮食并存，但饮食消费结构已进入第四阶段。在第四阶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出现的肉、蛋、乳品、水产和植物油消费增加的趋势依然存在。粳米、优质小麦等高品质食品以及精细加工食品消费需求增加，并伴随食品包装化、品牌化趋势。
（二）主要粮食品种的供求趋势预测
人多地少、农业资源紧张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今后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必须实行谷物优先战略，特别是要实现主粮产品的基本自给。
从需求看，预计今后我国粮油食品的需求将进一步增长。其中，收入增长和人口增长仍将是推动我国粮油食品消费的主要驱动因素。受我国饮食结构变化影响，在人均消费变化与人口增长的共同作用下，稻谷、小麦的总消费量渐趋于稳定，玉米、植物油的总消费量将进一步增长。
从供给分析，我国粮油食品供给的最大挑战是耕地约束。2008年我国耕地已经降至18.26亿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耕地仍将继续减少。2010年，我国进口植物油与油籽折油量共计2035万吨，按目前国内大豆亩产236斤的生产技术水平测算，相当于利用了国外9.6亿亩的种植面积（与国内水稻与玉米种植面积之和相当）。若全部由国内生产来替代，意味着要以减少68%的粮食总产为代价。显然，在严酷的农业资源条件背景下，我国依靠自己的耕地资源解决植物油供求缺口问题不现实。
我国粮油食品供给还面临水资源不足、农业劳动力素质下降、科技贡献率不高、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制约因素。一是，华北平原是主要的小麦和玉米产区，水资源仅占全国1.7%，过去50年来由于大量开采地下水已经使地下水位大幅下降。在可以预见的10年～20年内，华北地区的水资源短缺将进一步加剧。二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导致农业劳动力素质下降，制约粮食科技水平的提升。三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51%。过去十年水稻、小麦、玉米单产年均增长率低于上一个十年。根据农业部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15年稻谷、小麦、玉米这三个品种的单产将比2007年增长1.4%、5.9%、15.9%，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增长速度。
基于此，2020年的主要粮食品种供求趋势预测如下：
第一，稻谷、小麦将可保持供求基本平衡。由于方便煮食及消费结构升级，部分以面制品为主食的人群将转为以大米，特别是粳米为主食，预计2020年的人均年稻谷消费量将保持2007年137.3公斤的水平，2020年稻谷总消费量将达到1.9359亿吨，与1.955亿吨产量相比，稻谷总体仍自给有余，但结余不大。根据收入水平、消费趋势综合分析，预计2020年我国人均年小麦消费75公斤，总消费量将达到1.0575亿吨。总体看，小麦应自给有余，结余量在800万吨左右。
第二，玉米供求缺口将逐年扩大。预计2020年玉米产量1.84亿吨，消费量2.0125亿吨，缺口1725万吨。今后玉米种植面积的增长潜力有限，产量的增长将主要依靠单产。如单产保持过去10年平均增长水平，2020年玉米单产将达到6.05吨/公顷，比近5年平均5.29吨/公顷，增长14%，种植面积保持2010年的3040万公顷不变，2020年玉米总产量将达到1.84亿吨，消费方面，预计到2020年玉米消费量为2.0125亿吨。
但是，玉米的供求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1）如果单产大幅增加，将不存在缺口。我国玉米单产近5年平均5.29吨/公顷，与美国平均9.62吨/公顷相比，提高空间较大。从阿根廷的经验看，10年时间内单产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是有可能的。阿根廷在1995～1999年间、2005～2009年间平均单产分别为5.13吨/公顷、7.06吨/公顷，5年平均单产在10年内增长了38%，2009年单产已达8.33吨/公顷，略低于美国。如果我国玉米单产保持过去四五十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将在过去五年平均水平5.29吨/公顷的基础上增长27%，达到6.70吨/公顷，即使玉米种植面积保持不变，玉米总产量可达2.28亿吨，高于我们预测的消费量。
（2）如果玉米价格过高，部分饲用玉米将被小麦替代。小麦与玉米的差价在50元/吨时，小麦即可部分替代玉米用于饲料。在用满玉米720万吨进口配额的情况下，部分饲用玉米需求将转向小麦，玉米的缺口将有所缩小。
（3）目前，玉米深加工消费占总消费量达到28.2%，已经超过国家设定的26%限制，如果玉米深加工趋势刹不住，甚至出口导向型的玉米深加工继续发展，玉米缺口可能进一步扩大。
（4）淀粉糖与食糖可以互相替代。预计至2020年食糖缺口390万吨。如果国家保持现行194.5万吨食糖进口配额不变，将现行配额全部用满，还有200万吨食糖消费缺口将转化为淀粉糖消费，折合245万吨淀粉糖，需新增玉米消费290万吨。但如果我国放宽食糖进口配额至400万吨，则淀粉糖不再替代食糖；如果食糖进口配额放得更大，则食糖会替代淀粉糖，减少对玉米的需求量。
第三，食用植物油自给率将进一步下降。预计至2020年中国大陆人均年植物油消费量为25公斤，植物油消费总量将达到3525万吨；工业消费（油脂化工等）保持5%速度增长，至2020年达265万吨。两者合计，植物油消费为3790万吨。
由于谷物优先是我国的粮食安全战略，我国要拿出更多土地种植油料作物不现实，预计主要国产油料折油量将保持1060万吨基本稳定。我国植物油将存在2730万吨的缺口，自给率可能降至28%，即使考虑其他小油料，自给率仍将低于1/3.从油种结构看，棕榈油消费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消费量将超1050万吨，逐渐接近豆油。
第五篇：形势与政策论文之浅析如何解决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问题
浅析如何解决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问题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战略和历史性任务，是我国扩大内需的长期动力之所在，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 “火车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 “王牌”引擎。但是在我国传统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城镇化模式转型已经刻不容缓，新型城镇化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做好科学规划，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城镇化的质量，注意保护耕地和环境，走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传统的城镇化中，规划体系混乱，科学性不强，执行也缺乏严肃性，造成城镇的布局、规模不合理、功能不完善、城镇间的协同效应不强。而且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我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到2008年，我国耕地面积总共减少了1.8亿多亩，平均每年减少700多万亩。再者对城镇化与产业化的关系脱离也造成了许多问题如“有城无市”，的鄂尔多斯康巴什“鬼城”。如何解决并注意城镇化发展带来的问题
1、城镇化既要有国家层面的总体规划，又要有每个城镇的具体规划。新型城镇化既要按照“十二五”规划中“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大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对城镇化的布局进行总体规划，做到东、中、西，大、中、小协调发展。具体到每个城镇，又要结合本地的地理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人文条件，确定好自己的发展定位，做精做细自己的城镇化方案，形成自己的特色，避免出现千城一貌的局面。同时，城镇规划要保持一定的前瞻性、权威性、连续性和衔接性，规划一旦形成，除按程序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调整外，不可来回变动。
2、提高新兴城镇的管理和服务水平现在新兴城镇、特别是农村整建制转居以后，承担具体管理职能的往往是原来的乡镇政府及原来的村委会，但由于乡镇政府权限有限，及缺乏管理城镇的经验，往往造成新兴城镇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不高。在现行体制下，乡镇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统一，乡镇财政处于财政压力的终端，受到县级财政的种种约束，但作为地方基层政府的乡镇，往往成了城镇化的最终执行者和建成后的管理者，处于诸多矛盾的风口浪尖之上。所以改革财政制度，赋予乡镇更多的自主权，更能发挥乡镇熟悉本地情况的优势，妥善处理城镇化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使城镇化的进程 更加顺畅。
3、控制非农建设用地的供应总量，保护粮食安全。
我国13亿人口，依靠国际市场无法保障粮食供给和粮食安全，只能立足于国内粮食生产，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不能破。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认为18亿亩的红线是拍脑袋想出来的，但笔者认为18亿亩的红线不能破，一旦突破，各地政府定会竞相掀起新一轮的“圈地”高潮，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为保持耕地面积不再减少，各级政府要把控制耕地总量和非农建设用地规模，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做为土地规划的重点。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通过城市建成区内部用地结构的合理化和集约利用度的提高，节约土地资源。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非农建设用地的审批办法，加快存量土地的市场化，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新型城镇化要注重生态建设。
4、新型城镇化要全面提升城镇生态文明水平。在新型城镇化中
必须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
经济等绿色经济模式。积极强化节能减排，注重从源头上降低能耗、防治污染，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促进节能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的广泛应用。完善新兴城镇生态基础设施，采用集中供暖，提高生活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推广使用清洁交通工具。注重城镇的生态景观建设，加强生态保护，大力实施绿化、美化、净化和亮化工程，提高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同时政府要加大对环境的综合整治力度。政府在环境治理中要优先使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慎用政手段。经济手段包括收费、补贴和排污权交易，在多年的实践中，收费和补贴制度被广泛使用，但是一些企业宁愿交少量的罚款，也不愿投资进行彻底治理。在未来的环境监管中应积极研究和尝试排污权交易制度，以达到污染物总量的控制。同时要完善环境保护立法和严格执法，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震慑性。行政手段由于规范性和约束力不够强，今后应该慎用。
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城乡统筹、节约用地、因地制宜、提高质量。”新型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既要积极筹划，千方百计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又要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稳中求进，不可急功近利，不搞城镇化的“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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