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涌动，势力更迭，资本主义政治立不住脚的原因何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揭开了中国历史的全新篇章。恐怕很少有人能想到一个成立之初只有50多名党员的共产党，能够在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带领中国人民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让中华民族获得了真正的独立，中国人民从此当家作主。可回到最初，处在那个风雨欲来、大厦将倾的社会中，先进青年们是如何奔集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中国又是为何选择了社会主义？在历史的尘埃背后，那光辉难掩的，正是我们党建立之始的初心所在。
一、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的试验和破产（思潮涌动，势力更迭，资本主义为何没有在重重大山之中存活？）
事物的发展总有前因可循。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书中说：“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在中国进入到近代之后，外国列强用大炮轰开了晚清封闭的国门。面对着西方世界的新理论、新事物，国人感到惊讶与好奇。在甲午战争失败时候，民族的危机感愈发深重。当时的一部分觉醒的国人，迫切希望找到一条同样可以让中国振兴的道路。此时的西方政治理论恰好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这些前所未见的道理，让他们看到了希望，逐渐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学习西方国家的队伍，为祖国谋出路，因此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奉献自己的一切。
在向西方的学习中，人们意识到，在中国牢固的封建制度之下，和平演变已绝不可能，只有斗争！而这次斗争的高潮就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革命者们以“三民”主义做思想武器，向旧的封建社会发起了猛烈冲击，希望建立如西方一样强大的民主共和国。革命之后，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落幕，但是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多党制、议会制、普选等代表着民主的政治制度被照本宣科般地复制了过来。而奇怪的是，这些制度明明在西方国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它们种在中国的大地上后，却迟迟开不出艳丽的花朵，也就更谈不上丰硕的果实了：多党制成了一党独裁，批驳与争吵成了议会的常态，普选也只是流于形式。当袁世凯所代表的的旧势力卷土重来时，资本主义的共和国方案在仓皇之中黯然破产。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有志的爱国者们并没有绝望，他们继续在民族救亡图存的路上开始了艰难的探索。辛亥革命之后，思想文化领域成为了革命的“主战场”。新文化运动随及应运而生，对传统礼教给予了沉重的打击。但文化终究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随着思想的解放，人们也意识到了对社会的改造才是关键所在。“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响彻全国。
二、世界格局变动对当时中国的影响（知识分子为什么义无反顾要革自己的命）要革别人的命，必须先革自己的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不仅仅将欧洲打成一片废墟，还将“资本主义”、“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等这些让国人耳目一新的新词语，埋藏在厚厚的炮灰之下，无数中国的先进分子又重新跌落到失望而迷茫的深渊。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核武器打击，那么资本主义世界尖锐的内在矛盾便是核打击后无法退散的核辐射。面对欧战后西欧的社会乱象，梁启超在他的《欧游心影录》描述道：“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迎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并极其敏感地预料：“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
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美好幻想突然破灭，让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主张在国内大为流行。他在中国各处宣讲，“必须生产品、器具、土地、利益，皆归之公有，再分配与个人，不为私人所揽有。”那么，这种生产用品公有、分配个人使用的社会主义制度，真的适用于积弱成疾的中国么？
不同于大政治家梁启超，大部分有机会赴欧洲留学的先进青年受到的刺激更为强烈。他们的思想更稚嫩，对西方新文化新制度的钦羡更深刻，当然，对西方国家的现状也更不解。周恩来也在欧洲的战后危机中察觉到，欧洲战后的废墟情景之所以久久难以恢复，阶级差距和阶级矛盾没有被资本主义制度化解是主要原因；制度的革新也同样会从西方逐渐转移向东方，包括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
但话说回来，资本主义的弊端是战争造成的吗？没有战乱，劳工大众就会安定幸福吗？孙中山先生早在战前便看清了西方所谓先进制度的阴暗，“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由内而外的改革陆续失败，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法子又宣告破产，不重蹈西方资本社会的覆辙，要让劳动阶级真正解放和平等，中华民族的将来，到底该往何处？
正当中国走到社会制度的三岔路口拨不开迷雾的时候，列宁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探索出了一条崭新且成功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俄国百废待兴、欣欣向荣的光芒，被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从重重迷雾中敏锐地探查到并迅速在国内传播。
《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于1918年相继发表后，中国先进青年掀起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风。可是，亘古不变的革命真理，只靠几个知识分子是不行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面临的是四万万人民，革命要想形成抗衡反对势力的力量，决不能局限于报纸和演讲，决不能依赖于卖报童和听众席！
俄国带来的社会主义的热油正在中国大地蔓延，直到1919年5月4日，巴黎和会上碰撞的火花，燃起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的熊熊烈火！
三、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燎原之势
巴黎和会的谈判桌上，胜败决定的是座位，而强弱才是摆在桌面上的、涉及国家利益的公约条文内容的根本所在。这也让无数知识分子、爱国人士认识到，沉默解决不了问题，容忍只会让列强变本加厉！
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高校迅速反应，确立了游行示威的基本方式，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紧接着，上海工人大罢工，运动的中心渐渐转移到了上海，由点到面，全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如一展大旗铺天盖地而来。
一场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正是思想大变动最理想的载体！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使得千百万人民群众从麻木中惊醒，从沉睡中复苏，工人、农民抑或是商人，都要在这场大风暴的风口浪尖思考，在新思想的冲击下学习领悟。
诚然，劳苦大众学习的机会并不多，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也仅仅是“听说过”、“好像”的程度。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心中的社会主义也不都是同样的光景。
但随着五四运动兴起，人们对新道路的思考和实践渐渐频繁了起来，从无政府主义到无产阶级专政，从“工读互助团”到“阶级斗争”。在认识到无产阶级斗争的伟大力量后，在全社会先进青年、无产阶级的不停探寻下，在无数次挫折阻碍中吸取经验，结合俄国式暴力革命的史实，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们终于认定：中国的前途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的原则就是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通过假期的学习，我对这个题目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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