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型制造业再认识论文[本站推荐]

第一篇：知识型制造业再认识论文[本站推荐]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从知识经济时代制造业的特征着手分析，揭示了制造业在知识经济时代所面临的形势和应该作出的选择；指出了只有进行最具竞争力的资源配置和整合，制造业在知识经济时代才有生命力；最后提出了如何构建知识型制造业的建议。

关键词：知识知识经济知识型制造业知识型制造企业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当今新型经济就是知识经济。世界银行副行长瑞斯查德指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比原材料、资本、劳动力、汇率更重要的经济要素。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认为：在现代经济中，知识正成为真正的资本与首要条件。而国际互联网络在以年增百万用户的高速度，意味着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

本文围绕着知识型制造业问题进行探讨，对文章结构作了这样的安排：首先重新阐明了知识经济时代制造业特点、定位与作用，之后，指出了制造业面临的形势和应该作出的选择，最后，详细阐述了如何构建知识型制造业。

知识经济时代制造业的再认识

知识经济时代制造业的特点

知识和技术的创新成为制造业重要的基础。据统计，OECD成员国GDP中有50%以上是以知识为基础的。1998年，OECD国家的科研经费中，有2/3用于高技术产业，而且制造业中的高技术行业的薪酬普遍高于平均水平。从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在农业经济时代低于10%；工业经济时代后期，达40%以上；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将到达80%以上。

知识型制造业是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中心展开的。在知识经济时代，以计算机、微电子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是产出和就业增长最快的产业。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工业化发达国家，计算机、通信设备等的增长超过了10%。北美和欧洲的经济合作组织和国家在1992至1993年按20%的增长速度向半导体工业投入资本，到了1994、1995年度，这个速度达到34%以上。

知识向制造业的渗透越来越深入。一方面知识因素越来越多的种类和越来越深的参与程度介入经济活动之中，并且，知识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以知识为基础，直接依赖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运用、传播的知识经济，不仅日益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消费方式，而且影响和改变着经济的增长方式，资源的配置方式。具体地说，其一，知识大大加快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和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其二，知识含量增大，产值趋于轻型化。经济要素中的物质生产要素越来越少，无形的知识含量越来越大，知识要素使得其他生产要素呈生产效用递增。例如，现代用光纤取代了铜线，以数码产品替代了模拟产品。最后，制造业的知识化程度不断加深，知识型员工的比例逐步增加。经济过程及其结果的知识取向增强，知识含量越来越高的趋势。另外，就业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劳动力由生产制造领域大量转向服务领域，而西方发达国家服务领域的劳务成本已占总成本的80%，制造业工人已下降到雇员的10%左右，知识工人(注意：不是技术工人)正在成为劳动力队伍的主体。

制造业的定位与作用

在知识经济时代，制造业的存在似乎被人们淡化了。尤其是伴随着通讯网络的发展而产生的虚拟企业，使人们有一段时间对虚拟形态的企业趋之若鹜。然而，实际情况表明，虽然在工业发达国家，从事制造业人数在逐年下降，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也有所下降，但是制造业仍然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据估计，工业化国家70%至80%的物质财富来源于制造业。80年代以来，美国增大了对制造业的投入，在90年代制定了“先进技术计划”、“技术再投资计划”、“先进制造技术计划”、“制造业发展伙伴关系计划”等重大规划，使得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促使美国经济后来连续100多个月的增长。美国产业结构中，制造业占20%，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直接贡献率超过20%，拉动其他产业30%，拉动经济增长率40%。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实现了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使日本从以重化工业为主转向以高附加值、低能耗为主的机械、电子等制造业，使“日本制造”走遍全球。日本产业界认为制造业有“三大贡献”：对世界技术进步的贡献、对世界经济运行的贡献和对全球环境保护的贡献。德国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德国1100万人在制造业就业，占就业总数的1/3。而且，德国认为其就业机会、收入来源、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型制造业。由此可见，制造业依然是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产业。

制造业面临的形势和应作的选择

据报导，在过去十年里，高新技术在OECD成员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业中所占份额已经增长了两倍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如教育、通讯和信息部门增长更快。而用于研究的支出已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3%，教育平均占了OECD政府支出的12%。可以说，知识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心力量。

制造业企业要在知识经济时代生存、发展和壮大，必须清醒认识这个时代的特点。具体地说，首先，是企业管理方面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一是信息化带来的考验。全球信息网络的形成，加快了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速度，缩短了客户和供应商与企业之间的距离，使得企业能够依照自身的情况经济合理地利用全球的资金、技术、劳动力和原材料等各种资源组织生产，并通过互联网销售产品，甚至于进行售后服务。有统计显示，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降低15%到30%的新产品开发成本，缩短30%到60%的研究开发周期。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知识经济时代，使世界经济全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近年来，世界500强企业中，已经有超过半数的企业在我国投资设厂，或销售产品，其中，80%以上是制造业。在知识经济浪潮的推动下，欧美及其他发达国家开展了“企业再造工程”，将传统的金字塔型的企业组织改造成为网络型组织结构。对此，我国企业应如何结合我国国情和企业自身条件，建立起有效的制造业企业组织管理模式是一大课题。

其次，制造型企业组织管理结构也面临着改造。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经预测：20年以后，企业的管理层次将比今天的企业减少一半以上，管理人员将不会超过今天的三分之一。知识经济的发展必将对企业组织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只有能够满足客户需求多样化、个性化的要求，企业才能占领市场，才能生存、发展。因此，企业必须由过去的集权的、单一的组织结构向分权的、多元化的组织结构转变。

知识型制造业的特征及构建

本文认为知识型制造企业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制造业生产要素的知识化

它是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不断增加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制造业不断增加在研究开发方面的投入，提高技术消化、研究、创新能力，提高产品的知识含量；逐步更替和采用先进的生产设备，增大生产资料的知识比重；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培养和开发技术含量和知识水平高、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

制造业中从业人员的知识化

最主要的指标是制造业中蓝领、白领、金领的数量和比例。美国是一个典型例子。蓝领工人在20世纪40年代末达到顶峰，之后不断下降，1995年占产业工人的20%，预计再过10年，蓝领工人占美国劳动力的10%，甚至于更少。与此同时，知识型从业人员例如工程师、信息系统设计人员、经理人员、研究开发人员等要扩大到70%左右。

制造业资源中知识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在过去制造业的生产要素中，资金、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对制造业至关重要、缺一不可。而且，这三大要素仍然发挥着重要重要。但是，知识及其附产品在现在和将来的制造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决定制造业竞争力的第四个生产要素。

制造业生产产品的知识化/智能化

例如，智能型电冰箱可以“告知”人们何时除霜；家庭恒温器能够感应室内的温度并自动加热或降温。固特异公司开发出装有集成电路的“智能轮胎”，它可以收集、分析轮胎压力数据，并在仪表台上显示该信息。这些既是知识型制造业的表现特征，也是知识型制造业的结果。

由此可见，知识经济时代的制造业要想不断更新和提高制造业知识竞争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就必须尽快实现知识化管理及运作。具体地说，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第一，必须根据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变革制造业组织结构，增设或强化知识管理。其一是使得制造业组织分立化，办法之一是将一些有潜力的产品从原企业分离出来，选派有技术、懂管理的人才去经营，即横向分立；另一种是将同一产品的上下游工序分离，增强专业化程度，即纵向分立。其二是导入柔性化组织管理模式。打破传统企业的僵硬的部门之别，等级之别，形成跨部门、无等级的工作团队、项目攻关小组等灵活的组织形式。其三是建立以客户为导向的“全员市场管理”（TMM）的组织结构，形成市场内部化的机制，增强上下工序间、部门间、分公司之间的客户服务意识，突破传统企业的职能结构或矩阵结构的条条框框，提高企业对市场的反应能力。其四是由传统金字塔型管理结构转变为“哑铃”式结构，即，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减少信息在中间环节的传递失真或缓慢情况，不但减少企业内部的中间管理层次，而且减少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环节，使得商品、信息、技术、服务的消费者同时又是它们的生产者，消费者可以参与企业的管理，参与产品和服务的设计、生产过程，这样，企业与消费者、企业内部各层次的距离缩短了。

第二，必须进行制造型企业再造。制造业企业经历了从企业内部再造到组织之间再造的过程，其核心就是保留和加强企业的最具竞争优势的增值(Value-added)活动，构建起包括供应商、制造商、经销商和客户在内的全新网络，企业因而更富有弹性和快捷。

第三，加强对知识和人才的管理，营造学习的气氛。制造业组织内部必须形成重视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和企业文化，鼓励和要求企业成员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新思想，从而增大企业内部知识含量，产生知识和团队的整合效应。

最后要牢牢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重视和尊重人力资本产权与知识产权在制造业中的作用。知识的生产、扩散、应用、创新以及作为知识结晶的“智能产品”都是从人的大脑产生的，说到底，是以“人”为载体的。因此，“人本管理”，即以人为本，尊重人才，激励人才，建立起公正、合理、科学地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机制，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知识经济时代，它显得尤其重要。

不夸张地说，对知识的投入是知识型制造业的核心，知识已经超越了资金、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成为当今企业生存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企业对知识的运用不仅创造了价值，而且也给企业创造了竞争力，最终增强了制造业的竞争力。

总之，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生产要素的地位空前提高，它不再是资本生产的附庸。相对而言，知识本身的稀缺和知识生产能力的不足日益成为制约经济高速发展的瓶颈。对知识的需求成为人类实现其他一切预期的前提，而知识生产本身也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知识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经济组织结构形态、社会生活结构方式，甚至于人的价值原则，即知识观，而且深刻地改变着企业的经营方式。总之，制造业的知识化，或者说，构建知识型制造业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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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传统中国社会的再认识上下

传统中国社会的再认识（上）

本文试图从乡土社会而不是从“思想家”的作品中寻求对“中国传统”的再认识。本文认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既不是被租佃制严重分裂的两极社会，也不是和谐而自治的内聚性小共同体，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与其他文明的传统社会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性更弱，但这非因个性发达、而是因大共同体性亢进所致。它与法家或“儒表法里”的传统相连，形成一系列“伪现代化”现象。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起步时曾经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阶段，而中国的现代化则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

小共同体本位论质疑

对于传统中国社会，尤其是被视为中国文化之根的传统乡土社会，目前流行的主要有两大解释理论：一为过去数十年意识形态支持的“租佃关系决定论”，这一理论把传统农村视为由土地租佃关系决定的地主——佃农两极社会。土地集中、主佃对立被视为农村一切社会关系乃至农村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基础，阶级矛盾也成为阐释中国历史的一个根本概念。

笔者前已指出(秦晖、苏文，1996)，这种解释模式存在着严重问题。而另一种解释模式，我们可称之为“乡土和谐论”。它在1949 年以前曾与“租佃关系决定论”互为论敌，而在这以后由于非学术原因它在大陆消失数十年，改革以后才得以再传承1949 年以前学统和引进外部(港台及海外汉学)理论的基础上复兴。然而有趣的是：此时它已不以“租佃关系决定论”为论战对手，而成了从“新保守”到“后现代”的各种观点人士排拒“西化”的一种思想武器。这种解释把传统村落视为具有高度价值认同与道德内聚的小共同体，其中的人际关系具有温情脉脉的和谐性质。在此种温情纽带之下的小共同体是高度自治的，国家政权的力量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传统乡村只靠习惯法与伦理来协调，国家很少干预。传统乡村则被认为是家族本位的(并以此有别于“西方传统”的个人本位)。儒家学说便是这种现实的反映，它以“家”拟“国”，实现了家国一体、礼法一体、君父一体、忠孝一体。于是儒家又被视为“中国文化”即中国人思维方式及行为规则的体现，它所主张的性善论、教化论、贤人政治、伦理中心主义等则被看作是中国特色之源。

从这套解释出发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引伸：有人从这种“乡村自治传统”看到了中国的“小政府大社会”和中国传统比西方更“自由主义”(盛洪，1996)。有人则相反，从乡土中国小共同体的“集体主义”中看到了克服“西方现代性”的自由主义之弊的希望，并期待“乡土中国的重建”会把人类引入“后现代”佳景(甘阳，1994)。有人以根据这种小共同体伦理自治说创作出来的“山杠爷”之类形象为论据证明“西方的”法治不适用于中国，我们的社会秩序只能指望“本土文化资源”培育的伦理权威(朱苏力，1998)。还有人以“村落传统”说来解释人民公社，认为“温情脉脉的自然村落”是中国传统“长期延续的关键”，人民公社制度体现了突破这一传统而走向“现代化”的努力，并付出了当然的“代价”；但1958 年的“大公社”对“村落”的破坏“过分”了，引起了灾难，后来的“队为基础”则向“村落传统”作出了让步，因而使公社得以正常运作20 年云云(张乐天，1998)。

总之，强调村落、家庭(宗族)等小共同体的自治(相对于国家的干预而言)与和谐(相对于内部的分化而言)，并将其视为不同于“异文化”的华夏文明特性所在，是这些看法的共同点。

应当说，这种“小共同体本位的传统观”之复兴有相当的合理性。首先，若与1949 年以后的农村体制相比，传统中国国家政权对农村社区生活的控制能力确实弱得多；而与历史上的王朝强盛期相比，小共同体本位论者所集中考察的晚清、民国又是末世、乱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也未必能达到强盛王朝的水平。其次如果抽象地谈村落、家族的小共同体凝聚力也不是不可以，任何时代人们对自己所在的群体有所依附都是可以设想的。与改革前的“唯阶级关系论”相比，如今谈论对家族、村落的认同至少是看到了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多样性，这自然是个进步。

但在文化形态论的意义上讲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本位、把它视为区别于异文化的中国特征，并用它来作为解释历史与现实的主要基础，则是很可质疑的。首先，“乡村和谐论”比“租佃关系决定论”更无法解释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现象，即过去称为“农村战争”的周期性超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因为如果传统乡村的内部关系真是那样温情脉脉，而乡村外部的国家权力又只能达到县一级而无法干预乡村生活，那种社会大爆炸怎么可能发生? 退一步讲，即便乡村内部关系存在着紧张，如果真是社区自治，国家权力无法涉及，爆炸又怎能突破社区范围而在全国水平上发生? 更何况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爆炸通常根本不是在社区内发生然后蔓延扩散到社区外，而是一开始就在“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爆发，然后再向社区渗透的。汉之黄巾“三十六方同日而起”至为典型。

历史上但凡小共同体发达的社会，共同体内部矛盾极少能扩展成社会爆炸。在村社、采邑或札德鲁加(家族公社)活跃的前近代欧洲，农民与他们的领主发生的冲突如果在小共同体内不能调解，也只会出现要求国家权力出面调解的现象而不是推翻国家权力(王权)的现象。像英国的Wat Tyler 之变、法国的Jacques 之变这些“农民起义”实际上都不过是向国王进行武装请愿而已。俄国村社农民的“皇权主义”更是著名。即使在中国，明清之际租佃制最发达而宗族组织也相对更活跃的江南地区频频出现的“佃变”、“奴变”也多采取向官府请愿的方式，而与北方自耕农及破产自耕农(流民)为主体的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截然有别。于是地主—佃农矛盾最为突出的这个地区反而成为席卷全国的明末农民战争锋头所不及的“偏安”之地。过去人们基于某种理论往往乐于设想：地主与农民发生租佃或土地纠纷，而官府出面支持地主镇压农民，使民间的贫富矛盾膨胀为官民矛盾，于是引发大乱。这种事例当然不是没有(前引的江南佃变即为其例)。但中国历史上更为习见的却是相反：因国家权力横征暴敛、取民无度，或滥兴事业、役民无时，或垄断利源、夺民生计，或吏治败坏、虐民无休而引发官民冲突，而民间贫富态度因之生异：贫苦者穷则思变，有身家者厌乱思安，于是官民冲突扩及民间而引发贫富对立。

并非民间贫富冲突而使官府卷入，而是官逼民反导致民间贫富冲突。这种中国独有的“农民战争”机制是“租佃关系决定论”和“乡村和谐论”都不能理解的。

法家传统与大同体本位

中国的大一统始于秦，而关于奠定强秦之基的商鞅变法，过去史学界有个标准的论点，即商鞅坏井田、开阡陌而推行了“土地私有制”。如今史学界仍坚持此种说法的人怕已不多，因为70 年代以来人们从睡虎地出土秦简与青川出土的秦牍中已明确知道秦朝实行的是严格的国家授地制而不是什么“土地自由买卖”；而人们从《商君书》、《韩非子》一类文献中也不难发现秦代法家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利出—孔”的国家垄断，而不是民间的竞争。

然而过去人们的那种印象却也并非仅只空穴来风。法家政策的另一面是反宗法、抑族权、消解小共同体，使专制皇权能直接延伸到臣民个人而不致受到自治团体之阻碍。因此法家在理论上崇奉性恶论，黜亲情而尚权势，公然宣称“夫以妻之近及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韩非子·备内》)。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尤其有趣的是，出土《秦律》中一方面体现了土地国有制，一方面又为反宗法而大倡个人财产权，给人以极“现代”的感觉。《秦律》中竟然有关于“子盗父母”、“父盗子”、“假父(义父)盗假子”的条文，并公然称：奴婢偷盗主人的父母，不算偷了主人；丈夫犯法，妻子若告发他，妻子的财产可以不予没收；而若是妻有罪，丈夫告发，则妻子的财产可用于奖励丈夫[1]。即一家之内父母子女妻可有各自独立的个人财产。于是乎便出现了这样的世风：“借父■■，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2]。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犹有过之!难怪人们会有商鞅推行“私有制”的印象了。

然而正是在这种“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的反宗法气氛下，大共同体的汲取能力可以膨胀得漫无边际。秦王朝动员资源的能力实足惊人，2000 万人口的国家，北筑长城役使40 万人，南戌五岭50 万人，修建始皇陵和阿房宫各用(一说共用)70 余万人，还有那工程浩大的驰道网、规模惊人的徐福船队……这当然不是“国家权力只达到县一级”所能实现的。

秦开创了大共同体一元化统治和压抑小共同体的法家传统，从小共同体解体导致的“私有制”看来似乎十分“现代”，但这只是“伪现代”。因为这里小共同体的解体并非由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而是相反地由大共同体的膨胀所至。而大共同体的膨胀既然连小共同体的存在都不容，就更无公民权利生长的余地了。所以这种“反宗法”的意义与现代是相反的。宗族文化与族权意识在法家传统下自无从谈起，然而秦人并不因此拥有了公民个人权利。相反，“暴秦苛政”对人性、人的尊严与权利的摧残，比宗族文化兴盛的近代东南地区更厉害。

汉武帝改宗儒学，弘扬礼教，似乎是中国传统的一大转折。然而，“汉承秦制”且不说，“汉承秦法”尤值得重视。正如瞿同祖先生早已指出：武帝以后之汉法仍依秦统，反宗法的大共同体一元化色彩甚浓。而“儒家有系统之修改法律则自曹魏始”(瞿同祖，1981，334 页)。由魏而唐，中国的法律发生了个急转弯，以礼入法，礼法合一，法律儒家化实际上是社会上共同体多元化的反映。宗族兴起，族权坐大，小共同体的兴盛，从魏晋土族一直发展到“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宗主督护制。社会精英主流也由秦汉时为皇上六亲不认的法家之吏变成了具有小共同体自治色彩、以“德高望重”被地方上举荐的“孝廉”、“贤良方正”之属，并发展为宗法色彩极浓的门阀士族。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表里皆儒”的时代[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正是一个大一统帝国解体，类似于领主林立的时代。

从北魏废宗主督护而立三长始直到唐宋帝国复兴，中国出现了“儒表法里”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了大共同体一元化传统，此—传统基本延续到明清。

“儒表法里”即在表面上承认多元共同体权威(同等尊崇皇权、族权、父权、绅权等等)而实际上独尊一元化的大共同体，讲的是性善论信的是性恶论，口头的伦理中心主义实际的权力中心主义，表面上是吏的儒化而实质上是儒的吏化。在社会组织上，则是表面上崇尚大家族而实际效果类似“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

由隋至宋臻于完善的科举制是这一时期“儒表法里”的一大制度创新。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朱熹这样的大儒却对此制十分不满。其实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有点贵族政治色彩的、由道德偶像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之制——明儒黄宗羲正是主张用这类制度取代科举的。科场的严密防范以人性恶为前提，而识者已指出：设计巧妙的八股程式与其说是道德考试不如说是智力测验。唐太宗的名言“天下英雄(不是天下贤良!)入吾彀中”更说明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大一统国家通过“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一以度量断之”的法家原则(《管子·任法》)，把能人(而非贤人)垄断于掌握之中，它与以耕战之功利择吏的秦法主要是所测之能不同而已。实际上由察举、门阀之制向科考之制的演变，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由周之世卿世禄到秦之军功爵制度的一种复制。儒家贵族政治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

近年来以科举制类比现代文官制度之风甚盛，其实这就像村社传统欠缺时的“私有制”在大共同体本位条件下成为一种“伪现代化”一样，贵族政治传统欠缺时的科举制在大共同体本位下也是“伪现代”性的。正如识者所云：科举官僚制的发展与其归之为社会上公共事务增多和分工发展的结果，倒不如更直接地理解为专制统治过度或无谓地分割官僚权任，又要保证一种更为集中的一元化控制秩序的产物。……这就是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所以始终无法将它嫁接到共和体制上，及其所以在近代与帝制同归于尽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楼劲、刘光华，1992，3 页)。通过科举制实现了表面上吏的儒化和实质上的儒的吏化。近人常把科举制下的乡绅视为社区自治的体现者。实际上科举制以前的地方贵族倒庶几有点自治色彩，后来的乡绅就谈不上了。

这一时期的法律体系仍然保持魏晋以来的礼法合一性质。但维持小共同体的、宗法式的内容逐渐虚化，而维护大共同体的、一元化的内容逐渐实化。成文法形实分离的趋势，从宋律对唐律中过时和无意义的内容(如关于均田制与租庸调方面的内容)也全盘照抄即可见一斑。一些维护大家族、宗族制的律文，如“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徙三年”、“民四十以上无子方听纳妾”等等，与现实已相去甚远。如果相信律文，中国应当是个典型的大家族社会，但实际上中西人口史、家庭史的资料表明：这一时期中国人的平均家庭规模小于西方，更重要的是家庭之上的小共同体纽带更比西方松散。然而如明初朱元璋的《大诰》等文献所显示的那样，那些维护皇权、维护大共同体一元化的律条，却不但名实相符，而且还有法外加酷、越律用刑的发展趋势。

汉以后历代统治者改宗儒学后，弘扬礼教，褒奖大家族，“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的关系比秦较为和谐。然而实际上法家传统一直存在，由汉到清的统治精神(除了前述魏晋以后一个时期外)仍然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西欧的村社、行会、教区、俄罗斯的米尔等等这类含有自治因素的“非国家”社群所享有的地位，在传统中国很难想象。

“拜占廷现象”与“反宗法的非公民社会”

文化类型学的研究者往往把家族本位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而以之与西方的“个人本位文化”相比较，这种看法在近代中国家族兴盛和西方个性解放的背景下或许不无道理。然而搬用到历史上却远非都是适宜的。我们且不说欧洲中世纪，那时宗族血亲关系与封主—封臣间的政治依附关系构成互为表里的两种基本人际纽带，而且前者的重要性达到如此程度，以致“除了由血缘纽带联结的人际关系外，不存在真正的朋友关系”(Bloch,1962.V.Ⅱ.124 页)；那时西欧的宗族械斗，宗族仇杀、经济上的宗族公产及宗族对个人产权的干预与限制、族权对宗族成员的束缚与庇护，乃至数代同堂共炊合食的大家庭之常见，都很难说亚于古代中国[4]。尽管非血缘性的村社、教区与封主—封臣依附纽带更多地被今人提到，但这些非血缘纽带在社会关系中对血缘共同体的优势是否比中国的专制国家统辖“编户齐民”的能力在社会关系中对宗族纽带的优势更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正因为如此，当代许多欧洲学者都把中世纪欧洲向近代欧洲的演变，称为“从宗族社会到公民社会”(From Lineage Society to Civil Society)(James,1974,177 ～198 页)。就像我们形容中国“传统社会”的所谓“西化”一样。其实在笔者看来，如果不是把眼光局限在人类学家喜欢用作“文化标本”的若干村庄(往往是东南沿海地区的近代村庄)而是从大的时空尺度看，古代中国的基层社会组织是决不比中古欧洲更有资格叫做Lineage Society 的。

如今的人们讲“西方传统”往往跳过中世纪而直接从希腊罗马寻找西方之“根”。“罗马法中的个人主义”与“罗马法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成为最常被提到的因素。可是人们却常常忽视：我们今天所见的那种似乎与近代西方公民社会最接轨的“罗马法”其实是在拜占廷时代才最后定形的。而在此之前，古罗马的大部分历史中都以极为发达的父权制大家族闻名。我们曾提到秦时(西汉其实也如此)宗族关系极度淡漠的情况，而就在与秦汉大致同时，从共和国到帝国罗马的前、中期，罗马法都把父权与夫权置于重要地位。那时罗马私法规定的各种民事权利大都只对父家长而言，包括最重要的“物权”(财产权)在内。罗马社会极重家族神、家族祭祀与家族谱系，所谓公民权那时实际上就是“有公民资格的父家长权”，甚至连公民中最底层的“无产者”也不例外——“无产者”即古拉丁语Proletarius，原义即“只有家族”，谓除此而外别无所有也。罗马氏族组织与氏族长老(即所谓贵族)在共和时代的政治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到帝国时代虽然氏族关系已淡化，但涵盖数代人的家族组织仍是很重要的。与承认父子异财、夫妻异产的秦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罗马法直到帝制时代一直认为家长对子弟的权利等值于奴隶主对奴隶的权利，并把子女与奴隶及其他家资一样视为家长的财产。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罗马形成了在那个时代的世界上最发达的古典公民社会。如所周知，近代公民社会的许多权利

规范都是从它起源的。

只是到帝国晚期，罗马父权与家长制家族的法律地位才趋于崩溃。君士坦丁大帝时期的家庭与婚姻法改革使无夫权婚姻基本取代了有夫权婚姻，并使家属逐渐摆脱家长的控制而取得自权人的地位(Gruhbos,1995)。民法权利包括财产权的主体也渐从家长泛及于每一自由人个体。到了拜占廷时代，宗族纽带已经解体到这种程度：甚至连包含家族名称的拉丁式姓名也已被废弃而在8 世纪前后为不含家族名的希腊式姓名逐渐取代了(Treadgold,1997.394 ～395 页)。无怪乎经查士丁尼整理后的“罗马法”“现代化”到了如此程度，以至如马克思所说，个人本位的近代市民社会甚至用不着怎么修改便可以把它作为“经典性的法律”来使用。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家族共同体的解体与家(族)长权的崩溃在拜占廷并没有导致公民权利的发展。相反，拜占廷社会走上了“东方化”的老大帝国之路，在政教(东正教)合一的专制极权之下，把罗马公民社会的古典基础完全消解了。这便引起了当代罗马法史研究中的有趣的讨论：有人认为：“罗马严格的个人主义在后古典时代(按即帝国晚期及拜占廷时代)屈服于一种更偏重社会利益的评价，并在这方面出现了许多对所有权的限制。”有人却指出：后古典法与查士丁尼法“可能恰恰表现为一种对个人主义的确认”。类似地，有人认为对家属的宽待等等体现了“新时代的基督教人道精神”，有人却发现在拜占廷化过程中随着公民身份含义的蜕变，“人格的意义在降低”(格罗索，1994.435 页)。其实，这里的关键在于拜占廷的宗族小共同体纽带与家长并不是(如近代那样)由公民契约纽带与公民个人权利来冲垮的，而是由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的专制国家大共同体桎梏与东方式皇权来摧毁的。消除了“宗法性”的拜占廷罗马法尽管在技术上(成文法的形成结构上)“先进”得很，以至近代法律几乎可以照搬，然而拜占廷的立法精神却比古典罗马距离近代法治更为遥远：正如牛津大学拜占廷学大师奥勃连斯基所云，近代法治的基础是公民权利本位，而拜占廷法的基础是“广泛的国家保护”，近代法治的本质是法的统治(the rules of law)，而拜占廷法的本质则是“君主本人根据他颁布之法律进行统治(ruled by a sovereign himself subject to the laws he has promulgated)(Oborensky,1971.317 ～320 页)。这样的“反宗法”与其说是提高了家属的人格不如说是压低了家长的人格，与其说是使家属成为了公民，不如说是使家长从公民沦为了臣民。无疑，那种全能的、至上的、不容任何自发组织形式存在的“大共同体”对公民个性的压抑，比“小共同体”更为严重。在罗马时代，真正享有充分公民权的只是少数人(自由公民中的父家长)，但至少对这一部分人而言他们的个人权利、人格尊严与行为能力是受到尊重的，在此基础上就可以通过契约整合而产生自治的公民社区和更大的公民社会。而拜占廷帝国那全能的“大共同体”则“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它不仅抑制了“小共同体”的发展，更压抑了人的个性发展。

无怪乎在罗马法一度湮灭的西部“蛮族国家”后来会发生“从宗族社会到公民社会”的演进(并且在这一演进中产生了以公民权利的“复兴”为基础的“罗马法复兴”)，而在专制皇权下发展了如此完善的“民法大全”的拜占廷反而走上了老大帝国的不归路!

华夏文明与罗马文明在“文化”上差异极大，但在大共同体本位的趋势下发展出一种“反宗法的臣民(非公民)社会”，却是秦汉与拜占廷都有类似之处的。与拜占廷民法的非宗法化或“伪现代化”相似，秦汉以来中国臣民的“伪个人主义化”也十分突出。尽管近年来的人类学、社会学家十分注意从社区民俗符号与民间仪式的象征系统中发现村落、家族的凝聚力，但在比较的尺度上我十分怀疑传统中国人对无论血缘还是地缘的小群体认同力度。且不说以血缘共同体而论秦汉法家传统下的“五口之家”不会比罗马父权制大家族更富于家庭主义，以地缘共同体而论近代中国小农不会比俄国米尔成员更富于村社意识，就是在无论村社还是宗族都远谈不上发达的前近代英国，那里的“小共同体意识”也是我们往往难于理解的。从中学到大学，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往往都被我们的教师讲解为、也被学生理解为“跑马占圈”式的恶霸行径。及至知道那其实是突破当时的村社习惯而实行的“自由”择佃(赶走原来的佃户而把土地租给能出更高租金的外来牧羊业者)则往往会大惑不解：这算什么事? 咱中国自古不就如此的吗? 不仅把土地出租给外村人，就是卖给了外村人，在传统中国农村不也司空见惯么? 何以英国“地主”只是把土地租给(还不是卖给)外村人便会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应? 而自古以来就如此“开通”的中国人怎么就始终弄不出个“资本主义”呢? 我们在唐诗中就可以读到诸如“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姚合：《庄居野行》)这样的情景，除了官府经常搞“检籍”、“比户”这类户口控制外，社区几乎是不管的。而在许多前近代的欧洲国家，即使是非农奴的“自由农村”，小共同体的控制力也很强，不要说“尽去作商贾”，就是搬到村外去盖个房子也要突破村社习惯的阻碍。像俄罗斯—直到十月革命时，自由散居的“独立农户”仍然是一种阻力重重之下的新生事物(金雁、卞悟，1996)。

无疑，与其他前近代文明相比，中国人(中国“小农”)对社区(而不是对国家)而言的“自由”是极为可观的。然而中国人(中国“编氓”)对国家(不是对社区)的隶属就更为可观了。

传统中国社会的再认识（下）

里一社一单合一：传统帝国乡村控制的一个制度性案例

中华传统帝国的农村基层组织是怎样的? 应当说这是个前沿性的探索领域，两千年来这种组织的沿革用一本书都未必能说清，不过可以肯定它决不像那些“伦理自治”、“宗族本位”、“古代自由主义的小政府大社会”之类说法那么简单。我们可以以汉代的里—社—单体制作为一个制度性案例略作剖析。

汉代的农村最基层组织过去人们提得较多的是正史中乡—亭—里体系中的“里”制。近年来人们根据出土资料与文献对勘，又对与“里”平行的“社”、“单”之制有了较多的认识。

据现有的资料，里、社、单都是同级同范围并往往同名的基层设置，常常并称为“里社”、“社弹”、“里单”等，从“宜世里”、“宜世单”，“侍廷里■”、“众人社弹”等称呼看，当时一里必相应设有一社一单。

里为行政组织，设有里唯(里魁、里正)、里父老、里佐、里治中等职；社为祭祀组织，是当时的“意识形态系统”，设有社宰等职；单为民政、社会组织，功能最复杂，设职也最多，出土官印就有“祭酒(祭尊)”，是为单首；“长史”、“卿”，均为单副；“三老”(敬老，父老)掌教化；“尉”掌“百众”(民兵)；“平政”掌税役；“谷吏”掌单仓(又有谷左史、谷右史之分)；“司平”掌买卖；“监督”、“平”(又有左平、右平)掌讼、狱；“厨护”(又有左厨护、右厨护)掌社供；“集”(又有左集、右集)掌薪樵；“从”掌簿书，等等。

以上诸职皆有出土官印为证。汉之一里为户仅数十，而以上三系统设职就不下20 个。虽未必每里全设，亦足惊人。以上诸职连同承担情治、信息职能的亭邮系统，上接乡一级诸机构，组成了一个严密的控制网络，如右表。

如此复杂的基层组织，即便在今天也难想象。可以设想“制度”与实际是有差距的，但即便差距再大，也与今人理想的“伦理自治”不可同日而语。重要的是：即便实际设置没有这般复杂，它的性质是清楚的，即它是一种国家组织的下延，而不是自生自发的草根组织。

这由以下数点可知：

(1)它是政教合一(里社、单社合一)、政社合一(里单合一)的一元化体系，并具有行政主导的特点。正如出土的《侍廷里单约束石券》所示：当时立单的主持人是里官(里治中)，可见在里—社—单体制中，里是主干，而社、单都是附着在里上的，而里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法家运动为之奠定基础的专制国家对编户齐民的直接(即不经村社、宗族等中介)管制，即所谓“闾里什伍”之制。

(2)它的合法性是自上而下的。它的择人标准，据史载有“强谨”、“訾次”、“德望”、“年长”等项。所谓强谨，即能办事(强)承上意(谨)即可为吏，而不必求民间的道德形象，像刘邦这样乡里视为“无赖”的人决谈不上德高望重，却可以当亭长，就是典型之例。而“訾次”就是论财力，以便能应付职役。显然这两项标准都是从国家而不是从社区考虑的。至于“德望”与“年长”的确有些“伦理自治”的味道，但其权威也必须由上面来确认的。

(3)它在形式上也摹拟官场，里印、社印、单印都按当时所谓“方寸官印之制”刻成，而“祭酒”、“三老”、“尉”、“治中”、“长史”、“卿”等称谓也是在上级官场有相应设置的，这样的组织显然不是“民间结社”而是“基层政权”。

这种基层组织靠什么养活? 汉代乡级组织包括亭在内，基本是政府财政支持的，其中不少大约直接取给于当地上交的政府税收。至于里级组织则主要是自筹费用，包括征收的“社钱”和《侍廷里单石券》记载的“敛钱”购置的“容田”收入等。但不能说，只要不是政府直接开支养活的组织就是“自治”组织，关键在于其赖以筹资的权威资源何来。由前述可知这一资源也主要来自上面。这样的组织有多少“自治”色彩是可疑的。

总之，秦汉时代中国传统帝国的农村基层控制已相当发达和严密。汉以后除东汉后期到北魏的宗主督护制时期帝国根基不稳外，也一直维持着专制国家对“编户齐民”的控驭。而基层以上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中集权的趋势就更明显。近年来曾有人极言“国家能力”问题，他们断言：我国历代王朝的崩溃，都是由于“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汲取能力下降”的结果。这真不知从何谈起。实际上除少数例外(如东汉末)外。我国多数王朝的崩溃都恰恰是在官府尤其是朝廷的“汲取能力”极度亢进而使民间不堪忍受之时。秦末大乱正是朝廷集中全国大部分人力物力滥兴营造的结果，隋末、元末的大乱也有类似背景。西汉末(新莽)厉行“五均六管”等“汲取”之政，新莽灭亡时，全国的黄金仅集中在王莽宫中的库藏就达70 万斤之巨，其数量据说恰与当时西方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看看当时各地方志《赋役志》中有关“存留、起解”的记载就会明白黄氏所说并非虚语。试问当今天下有几个国家“中央财政所占比重”能达到如此程度? 当然这只是就法定税赋而言，当中央把郡县的法定收入几乎尽数起解之后，地方的开支只能多依赖杂派，而基层亦复如此。“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这样一种痼疾在中国是古已有之。而基层控制也就成了这种痼疾之前提。直到痼疾引发社会爆炸，基层也就失控了。

因此，笔者以为，与前近代西方相比，中华传统帝国的统治秩序具有鲜明的“国家(王朝)主义”而不是“家族主义”特征。

事实上，历代统治者不管口头上怎么讲，实际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远超过四维八德。而法家传统是极端反宗族的，它强调以专制国家本位消除家族本位，建立没有任何阻隔而直达到每个国民个人的君主极权统治。它主张以皇权(以及完全附属于皇权的吏权)彻底剥夺每个国民的个人权利，并且绝不允许家族、村社或领主截留这些权利而形成隔在皇权与国民个人之间的自治社区。换句话说，它不仅容不得公民个人权利，也容不得小共同体的权利。儒家的“家—国一体”在这种情况下只对于皇帝一家是真实的；它只意味着皇帝“万世一系”的家天下，而不支持别的“世系”存在。某个家长“提三尺剑，化家为国”([ 前蜀] 王建：《诫子元膺文》)而建立起自己的皇权后，就决不允许别人起而效尤，膨胀“家族”权利。另一方面，历史上许多所谓的“农民起义”，从西晋的乞活直到清代的捻子，也都有宗族豪酋聚族抗官的背景。抗官成功，“提三尺剑，化家为国”的故事便又一次上演，但同时对民间宗族势力的戒备，也成为这些昔日宗族豪酋操心的事。到了近代，更出现了受“西化”影响以“家族自治”为旗号而反抗传统国家专制的改革派“新潮宗族”活动。这是以往人们很少注意的。如清末以走“英国之路”为标帜的立宪派地方自治运动中就出现了“家族自治”的呼声。当时重要的南方立宪派团体——广东自治研究社有38 个集体成员为支社，其中就包括五个家族自治研究社(所)(侯宜杰，1993，140 页)。这显然已经超越了传统宗族豪酋民抗官的窠臼，而赋予小共同体维护权利的努力以新的意义。

综上所述，近古一代中国传统社会中自然形成的小共同体(宗族是其最常见的形态)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它可能既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发达(由于大共同体本位的制约)，也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传统”。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国的从最激进者到最保守者的各派力量，却大都认为中国的宗族是既发达而又“传统”的。区别只在于他们有的反对、有的则维护这种“传统”。乃至今日，人们仍把对宗族伦理、血缘纽带与家长制的依恋，当成“中国传统”与民族性的基础，虽然他们有的骂它是“劣根性”，有的赞之为民族魂。

然而中国人真的天生就比其他民族更恋“宗族”吗? 现代化即以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为表征的个性过程对传统共同体纽带的消解，在“中国文化”中就不起作用吗? 其实有许多材料表明：即使在传统时代，中国人的宗法观念也并不比其他族更耐商品经济的“侵蚀”。明清时代兴旺的宗族文化中就有不少人惊呼市井的威胁。如明代名宦广东人庞尚鹏在他那部《庞氏家训》(近古宗族法规类著作中极有名的一部)里写道：庞氏族人应当远离市井繁华的广州城，否则“住省城三年后，不知有农桑；十年后，不知有宗族。骄奢游惰，习俗移人，鲜有能自拔者。”这类劝诫表明，在“宗族文化复兴”的明清东南地区，市场经济对宗法关系的冲击同样明显，以至卷入其中不久便“不知有宗族”，而且这不仅是个别现象，而是“习俗移人，鲜能自拔”。看来仅有“儒家文化”，并不足以使宗法关系具有抵御市场侵蚀的’免疫力”。

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

传统社会的反近代化机制无疑有儒家色彩的一面，即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都抑制个性，父权制家族桎梏与专制国家桎梏都阻碍着自由交换、竞争与市场关系的发展，阻碍着民主、人权与公民社会的形成。但这种反近代化机制更具有非儒家色彩(或曰法家色彩)的一面，即“大共同体”不仅抑制个性，而且抑制小共同体；不仅压抑着市场导向的个人进取精神，而且压抑了市场导向的集体进取精神。近古中国政治中枢所在的北方地区宗族关系远不如南方尤其东南一带发达，但公民社会的发育却比南方更为难难，这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子同时摆脱所有的共同体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制衡与消解机制。众所周知，中世纪欧洲城市中的行会是市场关系发达的障碍，但在早期正是行会在与领主权作斗争、争取城市自治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出现的“公民与王权的联盟”更是如此。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西方，“民族国家”形成很晚，“大共同体”长期处于不活跃状态，阻碍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是采邑、村社、行会、宗族等小共同体的束缚。在这种情况下，大共同体的权力对于冲破小共同体桎梏、从而解放个性，是有着积极作用的。因而公民(市民)可以与王权携起手来反对领主与村社陈规，而在依附型小共同体的废墟上建立起公民社会的基础：公司、协会、社团、自治社区等。随着这些基础的建立，公民权利成长起来后，才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用民主宪政的公民国家取代“王朝国家”。

而在传统中国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形。相反，由于传统中国“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虽从本质上讲并非公民社会的因素，但它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成长，那么在中国，包括血缘、地缘组织(宗教、村社等)在内的小共体即便内部结构仍很“传统”，但只要它对大共同体本位体制而言有自治性，则它在一定阶段上也可能成为推动市场关系与人的个性发展的有利因素。换句话说，如果在西方，从小共同体本位的传统社会向个体本位的公民社会演进需要经过一个“市民与王权的联盟”(本质上即公民个人权利与大共同体权力的联盟)的话，那么在中国，从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的演进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作为中介。所谓“联盟”当然是个象征性说法，不一定指有形的盟约(西方历史上的“市民—王权联盟”也并非实指)，而是意味着争取公民个人权利与争取小共同体权利二者间形成客观上的良性互动。

在社区自治与自治性社区权利极不发达的传统中国，与市场关系的发展相联系的小共同体(包括家族组织)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社区自治的功能，并以其集体进取精神克服大共同体的束缚，从而为个性的发展打开突破口，明清时期东南地区宗族关系与商品经济同步而“逆逻辑发展”的事实表明了这种可能性，但它最终能否像西方王权一度有助于市民社会的建立一样，为中国打开一条新路，则历史并未作出答案，因为近代以后中国原来的发展轨迹中断了。不过改革时期东南地区再度出现宗族共同体与市场同步繁荣的局面，却十分耐人寻味。

改革后东南农村出现的“乡镇企业”被世人目为“奇迹”。而乡企的发展史初看起来似五花八门，典型的如“温州型”乡企多是私有制，而“苏南型”乡企在1996 年大转制前则是“集体企业”为主。于是关于“乡企奇迹”的原因也就有了“市场动力”与“新集体主义”等彼此抵牾之说。然而人们却很少注意到，这些或公或私的企业分布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主要是在“市场网络所及、国家控制弱区”发展起来的。创造出温州奇迹的许多中心市场与民间工业区都位于非所在行政中心亦非交通要道之地，如永嘉之桥头、温岭之石塘、永康之大园东、古山、苍南之龙港、金乡，等等。而这种“大市场中的小角落”恰恰也是苏南乡企的最佳发展基地。苏南最大的行政中心与交通枢纽南京市，市郊诸县的乡企都难以发展。迟至1990 年，南京市属地区的乡企在江苏各市中仅居第8 位，而无锡、苏州、盐城、南通等地就活跃得多。在这些地区，主要的乡企发展地也往往位于行政辖境的“角落”里。

苏南乡企从形式看不同于温州的私营乡企，当地宗族关系也远不如浙、闽、粤诸省发达，但就是这样的“集体企业”为什么也只能在“角落”里发展起来呢? 显然，这是因为大一统的强控制不仅压抑了个人活力，也压抑了小共同体的活力。而在这种控制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小共同体”自然会带有浓厚的乡土人际关系纽带。它既非“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公民契约性经济组织，也非“闾里什伍”的传统行政安排与政社合一的“集体”。苏南乡企自然不是宗族经济，但却往往带有浓厚的“庄主经济”色彩。

内地的早期乡企同样存在类似现象，这表明，城关附近、交通干道上的流通优势与行政控制优势这两因素中，90 年代中期以前一直以后一因素更为突出，它使得“农民企业”为回避行政控制宁可牺牲流通优势，在“角落”里求发展。当然这有个条件，即整个大地区经济发达，市场网络活跃并足以伸入这些“角落”。否则，像中西部贫困地区那种封闭的“角落”里乡企也是难以发展的。这一特征表明：90 年代中期以前乡企发展的最重要“优势”，与其说是最能利用市场机制，不如说是最能摆脱行政控制，无论私营型(如温州)还是集体型(如苏南)乡企，在这一点上似乎是共同的。

实际上无论姓私姓公，以“能人”为中心，以小共同体为依托的“庄主经济”都是乡镇企业的通行模式。出现这种状况是不难理解的：既然这时乡企发展最重要的优势不在于它最能利用市场机制，而在于它最能摆脱国家计划控制，那么是否采用最适应于市场关系的产权明晰的私有企业形式便不是最重要的，而对于摆脱大共同体本位的控制来说，一般散沙式的“伪个人主义”有时反不如自治性小共同体更为有效。

但这种“庄主经济”式的小共同体本位与某些论者宣传的“新集体主义”绝不是一回事。集体主义不管“新”、“旧”，都与个体主义构成相对；而“小共同体本位”却是与“大共同体本位”构成相对的。关键在于：改革前的人民公社体制严格地讲并非所谓集体经济，当时公社的生产计划、产品处置、要素配置乃至领导人的任命，都是由政府而非农民“集体”决定的。因此公社经济与国有企业一样是“国家本位”经济，区别只在于国家控制国营企业，国家也承担了控制的后果(即企业不自主经营，但也不自负盈亏，国家保障工人的收入)，而人民公社则是由国家控制但却由农民来承担控制后果的。乡镇企业摆脱了这种状况，即便像南街村这样的“正统集体经济”，也号称“外圆内方”，即对外保持企业法人在市场上的自由经营者地位，脱离了大共同体的控制。这是乡企能创“奇迹”的根本原因。至于“新集体主义”，如果泛指任何形式的联合与协作，那一切现代化经济都是这样，算不得乡企的特点；如果是指“公有制”，则“温州”型的乡企固然算不上，就是苏南式的乡企，经过1996 年以来的“大转制”与产权改革后，又还有多少这种“主义”的色彩呢?

我国一些乡企的家族色彩、“庄主”色彩与小共同体色彩曾令一些外国人难于理解，在他们看来这种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村社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近乎农奴制式的体制怎么会有如此活力? 而我们的一些论者则把这种状况称为宝贵的传统与“本土文化资源”，甚至称为“超越西方现代性”的一种救世模式。的确，如果不考虑大共同体本位问题，是无法理解这种“小共同体活力”的。但如果想到法家式或拜占廷式的“伪个人主义”之反公民社会性质，那就可以设想，这正是一种“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以走出传统社会的过渡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其说是传统的，不如说是反传统(反国家本位之传统)的。它与西方借助王权走向近代固然是不同的途径，但同样要以公民社会为归宿。在这一点上是谈不上什么“超越”的。

除经济外，“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现象也体现在政治、文化等领域。我国近年来搞“农村基层民主”，在许多地方都受到了“助长宗族势力”的指责。如去年浙江台州前所、杜桥等镇的一些村由农民选出的村委会被镇里撤销，并由政府指派了“村管会”。有趣的是镇里对这种“竞选”不是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指责为“宗族作怪”，而由政府任命的村管会头头却往往派的是“资产阶级”，即当地号称“首富”的私营企业家!其实考诸历史，朝廷派遣大私商来推行垄断与统制倒是有传统的，如汉武帝之用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来推行盐铁官营就是一例。私商的唯利是图、六亲不认在这里并未成为“市民”性格，而是成了大共同体本位的工具。反而是宣扬宗法伦理的儒生(贤良文学)成了民营经济的捍卫者!“伪个人主义”与小共同体在中国传统中的角色于此可见。

与此相似的另一种现象是：我国目前由政府推动的“村级民主”往往都在市场经济很不发达的相对贫困地区进展顺利，如辽宁、河北等地区。据说我国农村第一个村民直选的村委会就出在广西最贫困的河池地区之宜山县(1980 年)。而在一些贫困地区，早在改革前旧体制下由于一穷二白的“集体”没有什么资源可供争夺，因此那里就十分“民主”，生产队长都是轮流当，更无所谓庄主现象。这些地方传统社区组织几为空白，改革后生产队取消，村政(指自然村而非行政村)就几乎不存在了(秦晖：《“村”兮归来》，1998 年5 月29 日《中国改革报》)。除了大共同体本位下官府的厉害外，村民在社区内其实没感到什么压迫。在这些地方，农民的关切点与其说是“社区民主”，不如说是社区自治；而社区民主的含义与其说是限制“庄主”权力，勿宁说主要在于限制政府权力(包括作为“国家经纪”的庄主权力)，因此仅仅把社区民主局限于“民选村官”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问题在于限制国家经纪权而使“村官”更多地体现社区立场，使“村官”能在国家面前维护村民的公民权益。如果反过来，只从国家本位的立场为了削平尾大不掉的庄主，维护大一统价值而搞“村级民主”，像改革前常用的“运动民主”来加强一元化体制那样，那就意义不大。

而在东南诸省市场经济发达的富裕农村，这些年来许多地方村政的演变不是表现为“民选村官”，而是表现为村企合一、企业“吃掉”村级组织、“村子公司化、支书老板化”，“庄主经济”演变为“庄主政治”。而企业的“一长制”则演变为社区的“一主制”。如果不考虑大共同体本位体制的解松问题，这样的演进就几乎是一种“反动”的现代领主制。而像“禹作敏现象”这类“庄主制”之弊也在知识界引起了广泛批评。然而人们却很少从传统中国社会向公民社会演进的角度对“庄主现象”作出深刻的反思。

实际上传统中国不同于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除了帝国解体的特殊时期(如魏晋时期)外，很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领主”之弊。中国历史上的“庄主”，要么以“国家经纪”身分在官府支持下为弊，类似于《水浒》中的祝家庄、曾头市之“庄主”那样。这种形式的“庄主之弊”实质上与吏治腐败一样是大共同体本位之弊，并不是单纯的“庄主”问题。要么“庄主”作为一种可能制衡全能国家的自治力量起到“保护型经纪”作用，这种庄主自然也会生弊，但比起全能国家之弊、官府胥吏腐败专横之弊来却是次要的。因而我国历史上屡见农民宁当“私属”而逃避为“编氓”的现象，甚至“庄客”支持“庄主”抗官的现象。所以在中国批判“庄主”现象有个从公民权利出发还是从全能国家权力出发的问题。改革时代东南地区的“庄主政治”当然谈不上是“中国传统”超越了“西方民主”，但比改革前“一元化”控制下许多赤贫农村“干部轮流当”式的“民主”还是一种进步。

在文化上，“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在改革中的农村也留下了痕迹。近年来学界对东南农村中的修谱造祠之潮甚为关注，但我觉得更值一提的是浙江等一些农村地区的“村志”现象。如永康县清溪乡(今永康市清溪镇)1986 年由乡文化站文化员、乡初中卸任教务长等人在乡政府支持下倡修《清溪乡志》，消息一出，乡属各村纷纷响应，结果在《乡志》编成前已有八九部村志先期而出。这些民间编印的“村志”宗谱色彩浓厚。如《官川村志》356 页中就有314 页即全书篇幅的88 ％是宗谱，编者明言是“借编志东风，重修家乘”(《永康官川村志》，1987 年自印本宗谱页第四)。但既为一村之志，所以又与传统宗谱不同，除了本村主姓之外，还记载了其他姓氏村民的谱系。如《官川村志》中除了该村主姓的《胡氏宗谱》外，还有《官川其他姓氏支流世系》和《官川村各姓氏传列》。从80 年代后期到90 年代中期，在这种“村志现象”的发展中，不断受到个性解放的公民文化(从一个方向)与坚持一元化控制的大共同体本位文化(从另一个方向)的双重影响。如后于《官川村志》而出的《山西村志》的宗谱初稿依传统只列男系，付排之后便有村民提议：“在世系排列上应与宗谱有所不同，女的要求排上”，迫使该志抽版重排(《山西村志》，1988 年自印本)。到了1994 年的《河头村志》，便出现了《村民世系表》这种形式，它把本村村民从主姓吕氏直到只有一户人的贾氏，从明初最早定居河头，迄今已传23 代的吕家直到公社化时代才入居该村的戴、潘等姓，不分男女，人人入谱。而且各姓氏不分大小一律以始居河头者为世系之源，废止了传统族谱乱攀远祖以显其贵的陋习。

另一方面，农民们对来自大共同体的“禁谱令”进行了巧妙的抵制。《河头村志》在寻求正式出版时，出版社根据禁止出版族谱类书籍的有关规定不让收入《世系表》，农民们便来了个移花接木，结果问世的村志虽印数仅1500 册，却有两个“版权”：交出版社发行的没有《世系表》，据说只印了100 本以蒙混上头，而其余1400 本都在装订时暗中加上了《世系表》，由河头村自己发行与赠送。闻此内情者莫不感叹!

从1987 年装订简陋的自印本《官川村志》到1994 年以来铜版精装正式出版的《河头村志》及以后的《前洪村志》、《雅庄村志》等，从“宗谱”到“村民世系表”，我们看到当地农民的“小共同体意识”在明显增强，而这显然不是以扼杀公民个性与个人权利意识为代价的。

小共同体与公民社会的前途

总而言之，改革时代中国除了公民意识在成长(尤其在城市中)外，最显著的变化是小共同体在经济、政治与文化各层面的凸显(尤其在农村)。这些小共同体由于微观上带有传统色彩(例如宗族色彩)而引起了两种议论：或斥其为“封建复辟”，或褒之为“传统活力”。然而从“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的角度看，这种小共同体的兴起与西方历史上民族国家的兴起一样是有正面意义的。另一方面，这种“宗族的崛起”与西方历史上“王权的崛起”一样只是走向个人本位现代社会途中的阶段性现象。现代化的完成终会消除宗族束缚或其他类型的“小共同体束缚”，正如其在西方消除了王权的束缚一样。当然，这并不排除宗族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象征符号继续存在，正如在西方王室可以作为象征符号继续存在一样。

这自然只是一种可能性。如今断言中国传统社会会经由“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成功地走完西方社会经由“公民与大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而实现的现代化过程，还为时过早。因为即使在西方历史上，“公民与王权的联盟”也并不必然会导致现代化。从逻辑上讲，这种“联盟”既有可能使“公民”利用“王权”战胜领主而走向现代化，但也有可能使“王权”利用“公民”战胜领主，而出现传统中央集权专制帝国。如16 世纪的西班牙就是如此。在那里王权的胜利和领主的没落并没有在采邑制的废圩上生成公民社会的基础结构，因而公民也就不可能在此后依托这种结构战胜王权。结果，查理五世与腓力二世的集权帝国虽然一度称雄于世，却演变为一个极端保守的老大帝国，并使西班牙长期成为欧洲病夫与落伍者。

同样，“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的结果既可能是前者利用后者，也可能是后者利用前者。在后一情况下，“庄头”现象发展为诸候现象，一元化体制的解体不是导致公民社会而是导致传统的乱世，“朝廷”的“自由放任”没有放出一个“中产阶级”，却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围子。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集权会变成领主林立，统一国家会变为一盘散沙，但这只是历史上“合久必分”的重演而并无现代化意义。当然，这种情况也可能导致另一种结局，即由于“庄主”过份的负面影响使“公民”重新寻求大共同体的庇护，造成传统一元化体制的复归。这正如西方“公民与王权的联盟”除了可能导致“西班牙现象”外也可能导致“意大利现象”，即由于王权过份的负面影响使公民重新寻求小共同体庇护，造成近代南意大利与西西里的黑手党式帮派社会一样。

因此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现代化与公民社会的实现都不是“必然”的，历史决定论的解释完全错误。“公民”无论与大共同体还是与小共同体结盟都是有风险的。但现代化作为一种价值则对传统中国人与传统西方人同具吸引力，文化决定论的解释同样是错误的。

改革20 年来随着小共同体的不断成长，“庄主”现象的负面作用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但究竟是以法家的思路还是以现代法治的思路解决这一问题，是以“王权”还是以公民权来制约“庄主”，则事关重大。在此我们不妨再做个历史比较：在西方历史上，“公民与王权的联盟”要避免公民被王权所利用，就要走社会改造先行之路，即先在“传统”王权之下变小共同体本位社会为公民社会，然后再以公民社会组织为纽带制衡王权(一盘散沙式的人们是不可能制衡王权的)，变王朝国家为公民国家。显然，能否先形成公民社会便成为问题的关键。

那么，在“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的条件下，逻辑上就要求走国家改造先行之路，即先在“传统”小共同体之上变传统国家为公民国家(民主国家)，然后再以民主国家为依托制约“庄主”(无政府状态下的人们是无法对付“庄主”的)，变小共同体本位为公民社会组织。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先形成公民国家便成为问题的关键。

以上两种情况可以简表如下：

因此笔者反对那种粗陋的类比，即从西方历史的发展得出“先有自由后有民主”，因而民主必须缓行的“规律”论。的确，就西方而言，“王权庇护下的自由”是“公民与王权的联盟”现代化之路的重要阶段。但中国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清末、民国的历史已表明，中国式的王权是无法保护“自由”的。而中国式的小共同体能否有助于“民主”，则有待于我们的实践。

原载：战略与管理1999/06

注释：

[1] 睡虎地出土《法律答问》：“人奴妾盗其主之父母，……不为盗主”。“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媵臣妾衣器当收不当? 不当收。”“妻有罪以收，妻媵臣妾器当收，且罪夫。”

[2] 《汉书·贾谊传》。

[3] 当然，从学术史角度人们会把魏晋玄学前后看作儒学危机、黄老复兴、释道争雄的时代，但社会史的角度看自然不同。

[4] 按布洛克的说法，11 世纪巴伐利亚农村的家庭规模常达到50 人，而15 世纪的诺曼底甚至达到66 人(Bloch,1962,VOL.IP.139)。注意：这里讲的是农民而非贵族家庭。

[5] 《汉书·王莽传下》，与罗马的比较可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 年版，第70 ～71 页。

第三篇：浅谈对素质教育条件下德育管理的再认识论文

论文关键词： 素质教育 德育管理 管理模式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管理在德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就管理在德育方面的诸多功能及德育体系的构成进行了理论探讨，结合素质教育的要求，提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德育管理的基本模式和理论框架。

一、管理是德育体系的重要内容

同智力教育相区别的是，德育注重的不全是知识体系的灌输与引导、它以向受教育者灌输和建立是非善恶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为最终目的、对人直接进行从意识、观念、信仰到举止行为的双重作用和约束。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德育体系包含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观念层面，主要包括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思想品德教育基本理论;二是制度层面.包括有关的德育政策、德育法规等:三是操作层面.包括德育的方式方法.实现途径和德育管理、这里的管理，包括管理目标、手段、主体，客体等;四是物质层面，主要包括德育工作者、设施设备、经费等。在四个层面中，现念层面是根本。决定德育的方向和性质，同时为其他层面提供理论支撑;制度层面是规范;操作层面是基础;物质层面是保证。四个层面密切联系.又互相区别、功能各异，共同构成德育体系、可以看出，管理这一带有强制性的行为约束规范，不但不被排斥于德育之外。而且构成了德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实践证明，管理对于促进德育、提高德育效果有重要作用。因此.必须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观点来看待和评价管理。这里说的管理.指的是德育工作者通过实施计划、组织、指导与领导、控制等职能来协调他人的活动，使别人同自己一起实现既定目标的活动过程;教育，主要指以思想政治工作为主要方式的德育过程，一般说来、管理和教育是德育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教育以管埋为手段、管埋则以强制性的形式来实现教育目的，既不能把管理作用绝对化、也不能视管理为可有可无:从管理活动与教育活动的深层次剖面上做进一步的发掘.二者都包含计划、组织、控制等功能、都以规范对象的行为为最终目的，这是二者功能相同的一面比较起来，管理除包涵一定社会的法律、道德规范和管理双方主现意志等.还包涵同社会生产力、管理环境、人的相互协作关系等相关的方面、这是由其双重属性所决定的。因此.在职能和涵盖面上，管理具有比教育更宽泛的内容。随着系统学、管理社会学、行为科学等学科研究的不断深人，对管理的多方面的作用正愈来愈为人们所了解，管理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也引起了教育界的高度重视教育形式、教育手段呈现出多样化趋势.重理论灌输而轻能力培养和重共性塑造而轻个性培养的传统教育模式日益受到挑战。管理的介人将成为未来教育模式和教育体制的一大特征。管理通过组织过程中各要素间合理充分的配置来规范管理对象的言行和思维定势，实现管理目的、以此起到德育的效果，客观上使管理具有了德育效应公那种把管理同教育相舒裂，进而否定管理重要作用的观念和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会贻误德育的:

二、构建以策质教育为相导的粗育管理棋式

管理有机融人德育体系，实践中需要摆脱传统应试教育的思想制约和教育方式。

1.在管理方式上，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

从管理的运作机制看、首先要在管理实现方式上，由直接管理为主逐步向间接管理转变。一方面，由于我国的教育受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特别是受传统封建思想中.‘修身、养性’等教条的负面影响.重共性而不重个性培养卜教育呈现出封闭、集中的特点。这种教育形式反映到德育工作上、过多地强调说教，不重视管理.没有认真研究管理在育人方面的积极作用。管理的方式方法显得集中、呆板，基本上采取以行政指令为主的直接管理。另一方面.素质教育的提出和实施，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有着重大的摧动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社会结合的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不再通过政府指令性计创直接进行调控，而是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利益杠杆来实现，人的行为方式的改变同样要在“竞争”‘“择优”的法则下进行，不能随心所欲或惟长官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德育在内的教育体系也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素质教育的要求。体现在管埋上，管理的内容、手段、实现方式等要素需要结合外部环境的改变进行新的调整。管理目标的提出和实现、不能依靠简单的行政指令，而必须着眼于管埋主体和客体的内在联系，科学设计管理指标和体系，将管理纳人教育的全过程统筹考虑。要打破层级制的界限.把管理目标分解为相互连接的行为约束机制，通过诸如风险、利益驭动来促使被管理者自觉接受管理，从而实现管理目的，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起作用的主要方式:

确立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德育管理模式、实践中需要克服两种倾向:一是忽视受教育者在情感、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搞“一刀切”的片面和绝对做法，没有把管理对象的差异在管理目标和管理方式中反映出来，管理的层次和多祥性无从体现;二是违背管理的自身规律，对管理目标可能产生的约束作用缺乏准确的估价。制定不切实际的管理约束机制.总目标与子目标间没有必然联系，使管理名存实亡，造成管理失控。

2.在管理意识上.由被动型管理向主动型管理将变

应试教育模式下的管理活动，由于受考试这根指挥棒的影响，管理的一切活动均以应试为中心，以高分为最终目的，使得管理成为简单的强制约束，丧失了其引导、教育、塑造的丰富内涵。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德育管理.没有把管理当做一种有效和必须的德育手段，管理成了游离于教育之外的可有可无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种应付、应急式的被动型管理。这种状况的出现，同传统教育缺乏管理必要性的认识和不重视德育管理有直接关系。管理就其本质来讲，也是一种教育活动。因此，管理就是教育。教育捅盖管理则成为题中应有之义。确立主动型的德育管理模式，就是在充分汲取应试教育中被动、机械管理的教训基础之上。将管理这一行之有效的教育形式引入德育体系，使管理成为德育体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首先。这是素质教育条件下德育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趋势。传统德育体系过于倚重说教式教育，并否认和排斥管理，特别在极“左.”路线的时代更是如此。这种情况。说到底是对管理的作用和地位认识不清。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没有管理的主动参与是不可想像的，这是建立主动型管理模式的认识基础。其次.管理要主动参与德育体系。素质教育条件下德育较之于传统德育，其目标，标准、汤盖面均包括了崭新的内容。完成这样的教育过程，要求管理在指导思想利方式方法上做出全新的调整。管理的着眼点着力点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人和物的机械管理，而必须树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管理意识，真正发挥管理在提高育人质量方面的促进和保证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教育的摒弃:随着素质教育的逐步推进，可以预见。管理在德育中的地位将会越来越显著，教育和管理作为两种基本方式必将更加有力地推动德育迈向新水平。

另外，管理在德育体系中的主动介入和有机渗透，为进一步增强德育的可操作性提供了新的途径。管理在德育中发挥作用，要通过制定明确的管理目标.使得德育在目标、指标的制定和评价方面有了清晰可鉴的标准。使量化评价成为可能，为德育体系走向完善和规范化开辟了新的思路。

3.在管理形式上，由分嵌型、无序型管理向整体型、系统型管理转变

管理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如上所述，管理意识不到位.管理手段简单创

一、缺乏全局观念的指导思想。必然使管理处于无序和分散的状态，制约管理作用的有效发挥。因此，从系统和全局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整体系统型管理体系在德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树立科学的管理观，精心设计管理指标和体系，使管理有机融人德育的全过程，是德育管理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

整体型管理需要突破传统德育管理模式的条条框框，对影响管理过程中的各种因家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系统地分析研究，用系统的观点来把握德育管理的框架和体系。系统分析的特点是:解决管理问题时，要从全局出发进行分析和研究，制订出妥善、正确的方案。结合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这样一种管理模式，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系统观点。就是运用系统思想和系统分析方法来指导管理的实践活动。管理绝不是简单的行政指令，它本身就是涵盖目标、准则、组织等在内的完整系统，同时也是德育体系的子系统，是管理活动的运行载体。二是市场观点。这是规范、推动管理活动的基本动力。同传统德育管理相区别的是，市场机制下的德育管理不单靠行政指令的约束力来驱动、而是以效益原则和利益原则作为基本的驱动手段、这是市场机制下德育管理模式的重要特征。三是素质观点。包括管理双方的素质。这个素质主要指人们具有知识和能力的总和。在素质教育条件下，一切管理手段和方式都是以提高被管理者的综合素质为出发点的，管理的全过程都是紧紧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管理的评判标准也从注重考试分数高低。转化为对行为方式的直接约束。四是服务观点，管理的全部活动，归根结底是促使被管理者接受管理，因此，必须把被管理者置于突出地位。管理者要摆正位置，放下架子，改变传统管理者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面孔，真正树立为被管理者服务的意识。管理方式和管理体系也要体现出这个思想。五是创新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是管理的生命。强调创新，就是在保证“.惯性运行”的前提下。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条件进行变革，从而使管理更加适应外部环境和管理对象的变化，建立起一个充满活力的自适应系统。

第四篇：通识培训论文

姓名：

张新琴

所在班级： 2013年6月第四期通识培训一班

所在学校：

明溪县夏坊初级中学

期末论文

要求：请分享学习之后的感悟、收获与成长。字数800字以上，不得抄袭

通过这一两个月的学习，我感触很深，收获颇多，成长不少。

一、通过学习，我明白了教师完善的心理素质和人格，是构成良好师生关系的基础。教师的言行对学生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对低年级学生更是如此，在他们的心目中，教师是智者——什么都懂；是能者——什么都会；是圣者——不会犯错；是权威者——具有比父母还高的权威力量。教师的衣着举止，言谈风度，以及待人接物等，都会使学生受到深刻的影响。人格健全的教师，能在课堂中创造一种和谐与温馨的气氛，使学生如沐春风，轻松愉快，而人格不健全的教师，只能在课堂上造成一种紧张或恐怖的气氛，使学生如坐针毡，惶惑不安。

二、通过学习我知道了每个人不管是大人、小孩都有三个方面的性格：内在成人、内在儿童、内在父母。而这三个方面是可以共存的，通过很好的利用孩子和自己的内在特性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是很有成效的。这样就可以激发孩子向上的动力，通过内在成人和内在父母约束孩子自己的行为，使老师的教育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同时老师通过内在儿童和孩子进行游戏、交流、角色互换等教育，都能很好地提高了孩子的心理健康水平。大家通过认识内在自我状态，从心理学的角度，解读了许多教育界面临的困扰，同时帮助了很多孩子。使自己的教育有方向性，有目标性了，并能具体了解其起因，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辅导和帮助。

三、通过学习，我提高了自己的觉察力，能很好地和家人、同事、领导、朋友、及学生家长等进行有效地沟通交流，使负面情绪得到及时地纠正，化正面积极的情绪，使自己信心满满地投入到工作学习中去。同时知道了教师的情绪会影响学生的情绪，作为教师一定要克服自己的负面情绪，以正面的情绪去面对学生，这样才能给学生以正面的辅导和教育，使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教育能在一个客观和谐的环境中得到完善。

总之，学完心理健康教育后，相信我在以后的班级管理中也会更加自信，更加从容，并能充分借助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些原理和一些案例运用到我自己的实际工作中，给自己以范本的标准和要求，将给自己带来了很多工作上的成就感，使自己欣慰。在宏观上讲使自己更加热爱这份伟大的人民教师的工作。在微观上讲也使自己的班级工作有了很大地推动。使自己所带的班级能进一步形成良好的班风、学风的，以促进孩子们都能健康快乐地成长。最后，感谢所有专题的授课老师，讲得很好，使我受益匪浅。

第五篇：通识课论文

社会保障

美国: 美国的社会保障计划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老年、遗属、伤残保险(0ASDI)；(2)医疗保险；(3)失业保险；(4)补充收入保障计划。

美国社会保障计划的特点。

1.强制性的与就业相关的计划。一般而言，社会保障计划都是强制性的而且要求参加的人员必须是参加工作的人员。如果社会保障计划要通过收入的重新分配来满足某种社会需求，则必须使参加人数尽可能的多。

2.雇主全部或部分提供融资。尽管关于保障计划的融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大多数计划的成本都由雇主全部或部分提供。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为什么社会保障计划是员工福利中的重要项目。

3.福利水平和享有资格由法律进行规定。尽管享受福利的数量和资格要求是由法律来规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参加计划的每一个人所获得的数量是相等的，资格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会由于诸如工资水平的不同，参加工作的时间长短或家庭情况的不同而不同。但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只能通过法律规定的计算公式来决定，享受福利的人员无法增加或减少应得的福利。

4.享受社会保障计划的福利是以其享有者对某种福利有需求为假设前提的。由此，使社会保障计划与社会救济进行了区分。在社会救济中，申请人为获得救济福利必须证明其收入水平或资产低于规定的水平。

5.强调社会公平性。社会保障计划是建立在社会公平的基础上而非个人公平。这是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的不同之处。在社会公平的原则下，福利计划是为所有的享有者，无论其经济状况如何，提供最低的收入保障。超过该水平的保障只能通过个人的储蓄或雇主或商业保险来满足。这种强调社会公平性将导致所缴费用与所享受的福利之间存在着不对称性。在有些计划中，存在着由高收入者、单身或小型家庭以及年轻人对低收入人群、大家庭和退休人员进行补贴的情形。

美国的养老金

1993年规定:月工资在370美元以内部分列为低段，按90%计发;371-2230元部分为中段，按32%计发;22001美元以上部分列为高段按15%计发，然后把三段的数额相加，便是应得的退休金,按这样计算，尽管工资越高退休金仍会越高，但计算退休金的比例却是越低，最低者可低到工资的24%,相反工资越低，虽说退休金相应也低，但计发退休金的比例却越高，最高者为工资收人的57%。但是从整体水平看，美国法定退休金平均占劳工工资收人的41% 美国还规定退休者如有18岁以下子女和65岁以上配偶者，按其抚养人数的多少，还可以再领取本人退休金50%内数额的保险金。并自1972年起，实行退休金与物价挂钩制度，规定每半年调整一次，即物价指数增长3%，退休金调高1%，物价指数增长不到3%时不作调整。医疗补助

美国医疗补助制度主要是为65岁以上老年人和65岁以下残疾人及某些有永久性肾病的人支付部分医疗费用的制度。这一保险制度主要有住院补助和辅助医疗部分。住院补助是为病人提供60天的住院费用，60-90天之间病人每天需支付100美元的共同保险费，而且医生服务费通常不包括在住院补助之内。辅助医疗指在受益人每年支付75美元的医疗费用之后，可以为其支付80%的经过许可数目的内外科医生服务费。此外，还帮助门诊病人支付身体理疗，发音病理费用，并提供额外的家庭保健服务以及其他类型的医疗服务和医疗费用。参考文献:《美国社会保险考察》

日本

文献（日）坂脇昭吉《现代日本的社会保障》

基本现状

同其它国家一样，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利用了保险原理，并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事故保险等作为主体。

1、医疗保险制度

日本于1960年推行全民医疗保险制度。规定人人都必须投保，投保者患疾病时自付所需医疗费的20％至30％。个人缴纳的保险费与其收入成正比。对低收入者采取特殊措施予以减少，医疗保险分为健康保险和国民健康保险两类。健康保险是根据1922年的健康保险法建立的。其对象是各企事业单位的在职职工。投保人每月缴纳工资的4.2％，政府负担保险支出的16.4％，投保者享受补助金为最近3个月平均工资的60％，享受时间最多为18个月。国民健康保险的对象是从事农业和渔业的人员、个体经营者、无业人员。受保人每户年平均缴纳7.8万日元，政府负担医疗费用的45％。

2、社会保险制度

日本的社会保险制度主要由国民年金、厚生年金和其它年金组成。其它年金包括共济年金、福利年金、企业年金等。加入年金是由法律规定的。年金制度除了参加者缴纳保险外，还来自国库的负担。国民年金于1959年10月施行，对象是20岁至60岁的日本国民。厚生年金在日语中是提高生活水平，增进健康之意，该制度创设于1942年，对象是少数未满15岁的民间企业就业人员。福利年金则是针对70岁以上，由于特殊原因而无法享受上述年金或享受数额很少者。

3、失业保险制度

失业保险，日语中叫雇佣保险，始建于1947年。受保险对象为全部受雇于工业企业的雇员，保险金的资金来源为投保人缴纳收入的0.55％，雇主缴纳工薪总额的0.9％，政府负担救济费支出的25％和管理费。失业救济金的给付条件是被雇佣者在最近一年内缴纳了6个月以上的保险费，失业后又在“职业保障所”登记的人员，领取天数为90天至300天。

4、工伤事故保险制度

保险对象为全部受雇于工业企业之雇员，保险费由雇主缴纳工资总额的0.5％～12.9％。保险范围包括因公引起的疾病、受伤及工作能力的丧失、上下班交通以外引起的事故。工伤补助的标准依暂时性工伤和永久性工伤而有所不同。

（三）作用原因和特点

1、五大作用

事实证明，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实起到了“稳定器”、“调节器”的作用。具体体现在：

（1）保障国民生活

战后，从总体上看，日本的社会环境一直是比较稳定的，这从其政局比较稳定，失业率、犯罪率和离婚率一直比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低均可得到充分证明。如在1970、1980、1990和1992四个年份，其刑事犯人数依次为51.9万、33.5万、18.2万、11.9万，总体上呈减少之势。而社会保障至少对保证国民生活和社会环境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全民皆保险”体制的建立，使社会各阶层均获得基本生活和医疗保证；社会保险费运作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各阶层实际收入差距，从而缩小了社会不平等，避免或减轻了因此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失业保险也使失业者不会因生活无着而铤而走险。

（2）缩小贫富差距

在日本，既无可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巨富，也少有美国街头的“无家可归者”。社会保险惠及较多的，还是各类中低收入家庭，而社会保障资金来源在日本收入最低的1/5家庭中仅占1.9％。这意味着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起到了对国民收入一定的分配与再分配功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3）强化宏观调控

战后，日本之所以能获得比欧美发达国家更为优异的经济发展业绩，与其更为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有着重要因果关系。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规模以刺激或抑制社会有效需求，是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社会保障支出又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占有很大比重，如在1985、1990和1995年3个财政支出，社会保障关系费在日本中央财政一般会计预算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分别高达20.7％、18.4％和21.9％[9]。因此，增加或减少社会保障支出，即成为国家强化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手段之一。

（4）减缓周期波动

在社会保险费收入方面，当经济周期处于高涨阶段，社会保险机构及各级财政和企业取得的收入也相对较多，从而相应减少了政府和企业的实际支付压力，这无疑会对社会需求从而对经济高涨产生一定刺激作用，以致对经济复苏产生积极影响。而在社会保险支出方面，经济出现萧条或危机时，社会失业势必增加，社会保险机构必然要支付更多的失业保险金，失业者利用这部分资金购买必要生活用品，即形成对社会需求的有效扩大，而在经济高涨时期则相反。

（5）开发人力资源

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个人和家庭对劳动力培养和训练费用支出的不足，对培养和开发本国人力资源起到了积极作用。

2、三大原因

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之所以能发挥上述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具有以下优势：

（1）按照本国国情建立，社会保障具有日本特色

战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尽管也借鉴了美欧经验，但主要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而制定。一是对社会保障涵义的界定起点高。如何确定社会保障的定义和范畴，是筹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从“劝告”中，我们可知日本在当初确定社会保障范围时，不仅包括所得保障，还包括社会福利和医疗等社会服务。事实证明，这一界定是符合战后社会保障的国际潮流的。二是保险费用负担全民化。日本基本上遵循被保险人、事业主和国家财政拨款“三者负担”的原则[10]。因为政府负担的费用，实际上是靠税收得来，所以，国民皆保险的实质是“全民共同保障全民”的生活。三是保险费的发放体现社会救助与个人能力培养相结合。

与西欧某些“高福利”国家相比，日本社会保障费的发放掌握尺度较严，这固然与控制财政支出和国民负担的考虑有关，同时也包含着倡导个人自立、自助精神和弘扬勤劳意识等意图。比如在失业保险方面，既组织失业救济，也为失业者创造再就业的能力和机会。

（2）抓住经济发展有利机遇，社会保障完善化、普及化

社会保障事业要得以长足发展，政府的积极扶植，尤其是国家财政的支撑，是首要前提。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社会保障的发达程度总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战后，日本的社会保障大体经历了从战后开始至50年代中期经济恢复阶段的“形成期”；从5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初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充实期”；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到目前为止低速发展阶段的“转换期”[11]。

而1950至1973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经济面貌，而且也给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性机遇。以60年代为例，日本经济的年均实际增长率达10.9％，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分别以年均16.3％和15.2％的速度递增。与此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同步增长，年均增幅达到16.3％[11]。正是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加速筹建社会保障管理体系的步伐，到70年代初，这一浩大的“社会工程”已基本完成。

（3）以健全法制作为强化手段，使社会保障得以有效运营和管理

日本政府重视依法治理经济，一项经济制度的出台，均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可以说，战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也就是相关法规不断完备和充实的过程。

一是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依法制定。社会保障的四个部门，均有与之相对应的法规和其他法律的有关条款，如社会保险，属于医疗领域的有《健康保险法》等，属于养老金领域的有《厚生养老金保险法》等，属于雇用领域的有《失业保险法》，属于保护领域的有《工伤事故补偿保险法》等，属于社会保险运营及管理领域的有《社会保险审议官和社会保险审查会法》等共28项[11]。又如国家扶助及社会福利，有《生活保护法》等共17项[11]。再如公共卫生及医疗有《医疗法》等共32项[11]。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管理有法可依，确保了其严肃性与稳定性。

二是实行分权式的管理体制。有五大机构：一为立法机构，为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二为行政管理机构，中央政府由劳动省与厚生省负责，只管监督，直接运营则由其下属的地方政府或共同法人组织承担。三为经办机构，中央办社会保障中心，地方为社会保障事务所。四为营运机构，为全国各地的保险公司。五为监督机构。

3、三大特点

首先，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广，普遍性强。从内容上讲，到目前为止，已形成包括社会保险、国家扶助、社会福利和公共卫生医疗四大领域以及诸如健康保险、养老金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事故保险、残疾人福利、老人福利、儿童抚养津贴、母子福利、传染病预防、精神卫生事业及老人保健等46项制度在内的较为完整的社会保护系统[11]。就质量而言，例如实行70岁以上老人“医疗免费化”、儿童补贴“制度化”以及提高养老金发放标准和家属医疗保险支付比率等。从对象上讲，在1961年的良好基础上，更具全民化。

其次，社会保障目的由“扶贫”转向“防贫”。战后，日本的社会保障首先是围绕生活救济失业对策和传染病防治等领域展开的，具有很强的“扶贫”色彩。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贫困面日益缩小，于是从50年代后半期起，日本政府以保证全体国民生活稳定为宗旨，实施“防贫”对策，这意味着日本社会保障已完成了由政府救济向社会保险的过渡。

最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拨款范围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拨款，日本统称“公费负担”，其中属于中央政府部分称作“国库负担”，属于地方政府部分称作“地方负担”[10]。日本采取的是以“国库负担”为主，“地方负担”为辅。“国库负担”以社会保险为重点，“地方负担”分布较均衡，更直接地面向国民生活。

（四）面临的问题

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在60年代至70年代初，经济社会环境均较有利的条件下，得到了迅速扩充和完善，呈现出诸多优势特点，并反过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但随着环境的变化，日本的社会保障又面临一些实际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增长失速

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迅速扩充和不断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经济高速增长。然而，到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却呈现出明显的减速与停滞之势。即使在80年代下半期的景气时期，其增长速度也远未达到70年代中期以前的水平。而在步入90年代以后，长期萧条与回升乏力，更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就GNP的增长率来看：1996年～1973年高达9.4％，到1974年～1980年已经降低为4.1％，1981～1990年再降低至3.6％，1991～1995年则只有0.6％[12]。

7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经济增长的长期失速，至少从两方面对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严重的不利影响：一是导致国家财政收入与企业经营收入相对减少，从而导致保障费财源日显不足。1966～1975年，日本中央财政一般会计预算中的社会保险费支出年平均增长达26.3％，而至1975年～1995年却降为6.6％，下降近20％个百分点[13]。二是导致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失业问题日趋严重，以致加重了社会保障在失业保险方面的负担。战后至1973年，日本的完全失业者极少超过100万人，而在1975年达到100万人，以后长期居高不下。尤其在90年代更是迅速增长，1995年平均为210万人，1996年则增至235万人[14]。

2、人口老龄化加快

联合国将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的现象称为人口老龄化。70年代以后，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迅速下降，平均寿命大幅度延长等原因，日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现今已成为日本社会面临的最大难题。

1950年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4.9％，1990年提高到12.1％。据推算，2010年将达29.1％，2020年则为25％[15]。在今天的日本社会中平均7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达到65岁；在65岁的人口当中，平均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在去世半年前需要看护和照顾，其中又有一半的人卧床三年以上[16]。这意味着日本已成为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费支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这样，日本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将进一步膨胀。日本在2000年4月曾推出了养老护理保险制度，以解决老龄化问题[17]。通过社会保险来共同支持老年护理所需要的设施、服务等费用，国家、地区政府、企业、40岁以上的人都要负担保险费。但该制度尚存在许多问题，其落实普及还需一定时间。

3、雇佣制度与家庭结构的变化

伴随雇佣制度与家庭结构的急剧变化，企业和家庭在生活和健康等方面的保障功能日趋弱化，原来企业或家庭承担的许多保障事务越来越转向社会承担。

战后日本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雇佣原则是终身雇佣制，它曾大大减缓了失业压力，减轻了社会保障在失业保险方面的负担。另外，企业大都建立了生活、保健、技术培训等多方面的企业内保障项目和设施，从而替代和减轻了社会保障的负担。步入70年代，由于经济形势的萧条，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导致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日本现今流行的临时雇佣方式必然加剧失业，大量的保障负担被推向社会。

战后以来，日本的家庭结构也处在迅速变化中，其主要趋向是核心家庭化（即至多有一对夫妇及其未婚子女两代构成的家庭），独身家庭化和家庭主妇就业化[7]。传统家庭的相互扶助和赡养能力有所下降，原来由家庭负担的一些保障功能也被推向社会，进一步加重了社会保障的负担。

4、政府的社会保障压力加大

由于政府办的社会保障面临越来越重的财政压力，民间办的社会保障得以迅速发展。但是，政府办的社会保障不仅具有稳定社会，提高国民经济水平的功能，还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民间社会保险的发展，在一定程度弱化了政府的社会保障功能但又不能代替前者，因此，人们对政府的期待和不满有所增加。

俄罗斯

从俄罗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墓本原则和10年来的改革内容来看，社会保障体

制的雏形基本形成，社会保险各主要险种的原则性法律基础也基本建立，各种社会保险金的发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在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但是，目前的改革与政府希望实现的目标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功能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就拿医疗保障改革来说，法律规定的强制医疗保险制度并没有完全实行，改革具有不完整性和局部性缺陷。尽管医疗保健拨款制度中的一些结构性改革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但医疗保健的许多重要原则并没有实现。如1.承保人(保险机构)之间缺乏竞争。许多地区没有建立医疗保险公司，而在建立了医疗保险公司的地区，其业务活动也仅局限于各自的势力范围之内，彼此之间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竞争；2.医疗机构之间缺乏竞争；3.对患者来说，自由选择医生和医疗机构的权力仍只停留在“纸面上”，在实践中很难实现；4.无论承保人、医疗机构，还是医生暂时都没有更有效率地利用资金的动机。拨款机制仍旧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

(一)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医疗保健改革没有实现预期目标。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俄罗斯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有：

第一，法律制度不健全，政策法规之间矛盾比较突出。可以说，俄罗斯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在一系列的法律框架下，按照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的有关规定和条例进行的。但是匆忙出台的法律制度本身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主观偏好。根据这种不健全的法律制度制定的政策法规，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对于转轨时期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状况来说，现有的法律法规除了具有质量上的缺陷之外，数量上也不能满足客观现实的需要。如有关大规模实行强制医疗保险的法律基础就存在着很大的漏洞。俄罗斯医疗保险法明确规定，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是强制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机关，负责保险基金的集中、分配和使用，监督和检查医疗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但法律同时又要求保留医疗保健管理机关。这样一来，在医疗保健体系的管理方面就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然而，与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相比，医疗保健机关的官员和工作人员既无权对基金会发号施令，又无权监督医疗保险基金的花费和支出。而且直接由医疗保健机关官员支配的资金额因基金会的出现而大大减少。这种现状必然导致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一方面，为了自身的利益，联邦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会加紧将地区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团结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以便尽快建立体系内的垂直组织管理结构，与医疗保健机关分庭抗礼；另一方面，医疗保健管理机关的官员们，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使他们所蒙受的损失，必然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改革并设法延缓改革的进程。由此可见，在大规模实行强制医疗保险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矛盾都是其法律制度不健全的产物。

法律制度不健全还表现在，法律制度多为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也就是说，没有与原则性规定相配套的具体实施细则。如在强制医疗保险范围内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地区间相互结算制度就没有及时制定出来。由此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公民在他生活的地区之外不能获得免费医疗服务。在几个地区之间建立起来的、并发挥地区间治疗中心作用的专门医疗机构，不得不拒绝给其他地区的居民提供免费服务，因为它们的医疗费用仅仅来自其所处地区的预算拨款。

第二，社会保障多头管理，缺乏整体性和规范性，是法律制度不健全、政策法规之间矛盾突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管理方面存在的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如在医疗保险基金会范围内，联邦基金会和地方基金会之间，基金会、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之间的关系远没有理顺，各自为政、互相扯皮的现象屡见不鲜。

第三，保险基金没有做到“专款专用”，浪费严重。社会保险基金是用于社会保障的专用基金。但俄罗斯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存在较严重的缺陷，目前被挪作他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如在1994年中期，积蓄在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的资金平均只有70％用于医疗保健拨款。而剩余的30％存入银行用作商业操作。到1994年年底，银行存款和闲置资金相当于全年进款总额的15％。存款收入使基金会的资金增加了4.4％。依照医疗保健管理部门官员的意见，强制医疗保险资金的这种使用方法是不合理的。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还把大量的资金用来配置电脑、购买小轿车和发放基金会人员的薪金。据统计，1994年用于发放基金会人员薪金的费用占基金会支出总额的3.2％。一般来说，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的劳动报酬状况和工作条件要好于医疗保健管理机关。这种为了满足私人和小集团利益而将保险基金挪作他用的现象，往往伴随着极为严重的资金浪费。

第四，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现象。社会保障制度中实行不同的社会保障标准，造成对某些劳动者(主要指贫穷的居民阶层)的歧视。各种社会保障量化指标没有同缴纳相应的基金数额挂钩，这主要是指暂时失去劳动能力、疗养服务等的补贴数额和失业救济金的发放。结果是缴纳同样的社会保险费，却得不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待遇。这种权利和义务相脱离的情况严重违背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原则。这种既无效率又失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反而扩大了社会两极分化，使原本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突出。据俄罗斯报刊透露，目前 64％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不能领取儿童补贴，而这项补贴可能构成其家庭收入的20％—50％，而同时，所支付的60％的儿童补贴却发给了生活富有的家庭。这些补贴仅仅占其家庭收入的1％一3％。如果把不需要儿童补贴的家庭所获得的儿童补贴收回来，那么，所有需要补贴的家庭都能够按月足额地领取儿童补贴。其他的社会支付和补贴的发放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例如，在发放的失业救济金中，这项资金的40％以上发给了富有家庭，而社会上10％最贫困家庭的失业者所领取的失业救济金却只占总额的1％。再如，临时丧失劳动能力的补贴也是如此。最富有的家庭约占补贴总额的75％，而最贫困的家庭所占的份额只有28％。

另外，转轨以来持续不断的经济衰退使企业拖欠社会保险基金和各种补贴缴费的现象十分普遍，再加上全社会(尤其是地方政府)对社会保障还缺乏应有的认识，财政拨款不能及时到位，致使社会保障资金严重匮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各种支出的需要。所有这些都是制约社会保障事业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在进一步改革中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出现问题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改革中产生的上述问题似乎是转轨以来的政治经济危机所造成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政治经济危机只是影响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直接原因。俄罗斯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在整体上实行大规模的“休克疗法”式激进转轨战略的条件下展开的。应该说，它是激进改革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方案并不是改革家们深思熟虑的产物，它一诞生就深深地烙上了“休克疗法”的印痕。改革中出现的政策相互抵触，各改革主体行动不统一等问题，是这种改革方案的必然产物。我们认为，这就是影响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深层次原因。具体来说，是方案设计者对以下情况未能给予实质性的关注。

首先，忽略外部经济环境对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影响。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进程中，企业支付能力、预算条件、居民收入等因素都会随着经济环境的波动而发生变化，这将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俄罗斯的社会保障改革方案是在假定未来不会发生大的经济危机的前提条件下制定出来的。方案设计者们深信，摆脱中央控制其社会保障资金支出的地方权力机关和企业，一定会提供充足的资金来保证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他们认为，在经历改革之初短期的困难时期之后，经济会步入快速增长的轨道，而对有可能出现的长期经济衰退根本没有很好地予以研究。然而，事与愿违，转轨以来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现状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其次，低估国家的调控作用。改革家们战略上低估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战术上必然忽视中央权力在保证法律实施方面的能力。由此所造成的后果是，组织方面的改革不是只能部分地实现，就是被一再地拖延。而且由于行政管理能力、领导者的利益和力量对比关系的不同，致使各地社会保障组织方面的改革五花八门，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俄罗斯国家作用的削弱、对医疗保健体制改革的性质和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各个地区的官僚们对改革持不同的态度，这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改革的效果。但是，无论是医疗保健部还是联邦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都没有足够的权力监督联邦主体对医疗保健法的执行情况。而且在准备推行强制医疗保险的过程中，医疗保健部被改组为医疗保健和医疗工业部，该部的领导变成了以前在军队医院工作的人们。改革并不是他们呕心沥血之结晶，甚至于医疗保险的思想与他们在部队医院的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经验和观点也格格不入。在成功地实行了强制医疗保险缴费之后，医疗保健和医疗工业部实际上便停止了规范强制医疗保险法律基础的工作，也没有继续对改革和医疗保险法的执行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医疗保险各组成要素的推行就只能取决于地方权力机关的主观偏好了。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各地在改革的彻底性、速度和深度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强制医疗保险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法律的有关规定。法律规定，彻底实现从一种医疗拨款制度(单一的预算拨款)向另一种拨款制度(医疗保险)的转变，但实际执行的结果却是各种制度成分的折中结合。据联邦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的资料，1994年在俄联邦的23个联邦主体中履行承保人职能的只有保险公司，在14个联邦主体中履行这一职能的只有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在34个联邦主体中履行这一职能的既有保险公司，又有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

再次，未能重视政府官员的利益。在改革中失去部分权力，进而失去既得利益的政府官员是改革的主要阻力。然而，俄罗斯的改革者对此却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被选举出来的政府官员或议员，也像社会上其他人一样合乎理性地存在着自身的利益，他们企图利用现存制度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的具体行为可能并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至少不是单纯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包括：巩固自己的职位并力求获得晋升；更高的薪金；较小的工作负担；等等。而在一个等级制的政体中，上述这些目标的实现，一是通过扩大其下属的人数来间接地实现。对此“帕金森定律”认为，无论政府工作量是增加还是减少，或者已根本没有工作了，政府机构的人员数目总是按同一速度递增。二是官僚们直接通过自己的努力追求各种特权和更多的附加福利(如健康保险、养老金，以及奢侈的豪华办公设备、旅游式的出差，等等)。因此，不能假定一旦他们当选，且成为政府官员，就突然神奇地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仅仅谋求公共利益而不再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总之，理论上可以推断的是，政府虽然出于这样那样的动机来试图平衡各种利益集团的要求，从而或多或少地体现公共利益，但政府官员却可能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自然也会体现在其决策行为中，从而体现在政府所制定的决策中。问题是，在改革过程中一些权利的丧失是否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其他好处的补偿，如果得不到补偿，那么，官僚们能否执行侵害其利益的政策法规，就取决于一套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和对其违法行为的严厉制裁了。就拿俄罗斯医疗保健体制改革来说，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在执行权力机关领导支持改革的地区，就出现了相当多数量的保险公司，作为非在职居民医疗保险费的预算资金也能上缴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而在官僚们不努力或者阻碍实行强制医疗保险制度的地区，任何法律都无济于事。因此，一切都取决于地方的实力对比，取决于官僚们对实现其利益的新的机会的认识程度。山就是说，它们的行政管理能力并不是用在有关法规的实施上，而是用在了从新情况中为自己挖掘更大的获利机会上。对部分官僚来说，实际上改革为他们提供了获取更多利益(高额保险年金)的可能性。

最后，未曾认识到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非短期性。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几代人的艰辛努力才能实现。对于社会保障制度来说，过渡时期的特征是：投资额下降，主要基金的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速度加快。也就是说，职工的劳动保护水平大大降低，生产环境状况严重恶化，劳动强度经常毫无控制地增加回。在这种情况下，职业性和生产性疾病的发病率、生产性事故就会急剧上升，工人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职业风险水平比较高的部门尤为如此。对许多企业来说，经济上的自主性往往伴随着财政上的不稳定性。这就决定了过渡时期的社会保障问题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必须加强社会保险在社会保护方面的重要作用。要想增加社会保险金、提高保险基金会的财政支付能力，就需要建立一系列财政“缓冲器”和财政平衡机制。如建立能在主要险种之间开展再保险业务的社会银行；建立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保险互助机制。这一点对职业风险比较高的部门(如煤炭工业)尤为重要，因为在新的条件下，这些高风险部门离不开其他部门的一致帮助。因此，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必须依法确定不同社会保险部门的保险费数额，定额确立社会保障所必须达到的最低水平，建立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保险互助机制。同时还需要建立各种能使保险费与部门赢利率、利润和税收提成相结合的机制。而所有这些社会保险制度都需要在国家的有效协调下渐进地形成。如医疗保健市场上真正竞争的出现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不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将会发生的是：当这种竞争还不会成为决定性因素的时候，那么，在过渡时期医疗保障筹资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医疗保障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俄罗斯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未来的改革应从本国国情出发，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也是非常必要的。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社会经济实践中，西方各国根据本国实际逐渐建立了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转轨国家吸收和借鉴这些内容，有助于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少走弯路，缩短过渡期。我们认为，对于俄罗斯来说，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教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确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水平；以渐进方式使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全社会；依靠社会保障税的形式征集社会保障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