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商法价值论文
一、为什么用商法价值为题
觉得商法价值也好，商法理念也好，商法精神也好，都没有多大差距。查了一下最基本的意思，精神一般指生物体脑组织所释放的一种暗能量，哲学意思是过去事和物的记录及记录的重演。理念是一种思想，说的是表象或客观事物在人脑里面留下概括的印象。价值除去其他非相关含义主要指的是有作用，包括积极的或是消极的。在这里运用商法价值并不是否定了其他的用词，纯属是想从能动的角度谈论商法功能层面的意义所在，在这里应该是有一些面向未来的暗含。商法精神和理念是在过去或是现实表象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对现在商法领域的架构的一种内化支撑，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有他的存在理由，无需多言。在这里要说的是商法在未来是否需要价值更新，这种更新的紧迫性何在？
二、直面问题——效率优先的商法价值的隐忧
（一）轻易地误读
当提到效率的时候就会轻易地想起以最小的成本换来最大的产出，但是这种效率追求并不会使得社会状况变好，因为强调成本产出的时候，人们更加倾向于把目光放到产出与成本之 间的差值上，那么效率的高低并不一定就产生了交易所想要的收益结果，可能只会说明商主体以怎样凶残的方式对社会大众进行着剥削，因为差值的大小与产出与投入的绝对值并无关系。
（二）潜在的忧虑
在商法上其实强调的效率更多的是商事交易活动简便迅捷，商法为商事交易活动提供定型化设计，为的是商事交易活动简单快速，然后就是节省成本，实现商主体的营利性本质特征，效率的归属也在于保证营利这一商法本质特征，这样看起来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基于这种理解也不得不产生种忧患，商法追求的效率并不会产生一种善意，也不能保证商主体的营利性产生一种延续性营利。保证商事交换活动的快捷立意前提就是有交换活动可以进行，那么要是商法不能催生一种让商事主体提供新兴产能的能力，那么简便交易也是形同虚设，或者说要是一种交换活动本来就是劣等淘汰产业，那么使得产业交换活动得以更高效率的促成也就是助纣为虐了，这样的效率只会侵占掉优势产业可以利用的资源。
那么要把效率概念引向效益的角度是不是会好很多，也就是说，商法坚持的效率价值要体现人们在交易的迅捷的同时也就是产出上升时候不会有人因此而状况变遭。那么状况变遭的标准要怎么评价呢？要是变遭的评价也视为一种成本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所考虑的效率不仅仅要考虑因为一种产出而投入的成本，而还要考虑为了这种产出所要付出的其他的代价，那也就是潜在的成本，这个潜在成本的意思是其他人状况变遭所要预防的潜在危险。那么首先要考虑的是这种潜在成本是不是可预见的，意思是潜在成本是事先可以认识的还是事后突发的，事后突发的诸如自然灾害和意外事件不需要考虑了，因为有风险风散规则比如保险制度来预防，同时要商家承担这种完全意料之外的事件导致的损失确实强人所难。那么要是实现可以认识的潜在风险成本呢？比如要开一家餐馆，在一家可商业用的居民楼内，而事实上该餐馆有卫生上的问题，同时也导致了周围一定程度的污染，那么商家的卫生问题就是潜在的风险成本，就像一颗随时会爆炸的炸弹，一旦出问题商家和消费者都会承担毁灭性责任。但是要是以营利性为前提，一种对效率的痴迷为前提来保障商法的运行，在风险没有爆发的时候，这种潜在危险就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消费者为得到商家的产品已经支付了让其可以为继甚至让其可以膨胀的对价，然而却让其承担额外的风险，这是丧尽天良的选择。但是一旦东窗事发，两者都要承担责任，商家以商誉和经济利益为代价，消费者以生命为代价，所以这种代价之间差距未免太大。但是有一点前提还是要质疑的，那就是商家真的会为其交易对象承担毁灭性责任么？这些姑且就算不重要了，现在重点是每个人不能因为所谓的发展而使得状况变坏，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这种风险就不应该存在，那么怎么预防就会摆在我们的眼前了。
（三）延伸的毁灭性
在这里要说的是，一味地强调效率以及其追求的营利性不能激发优势产能，也不能造就一种持续性营利，要是商法主要的参与者因为商法的理念而得到不经意的悲惨的削弱，那么商法的价值就完全失去了。针对上面提到的情况，一般来讲，政府难辞其咎，政府需要为此设立预防，那就来强调下政府的作用吧。一般来说，善良的人们要是遇到上面所说的潜在危险爆发事件，一般来说就要开始反思政府管控是否严格，政府是否有所作为，所以在此就会建立许多风险防范机制，也就是安全机制，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安全本来也是对营利性的良好保证。但是这种善意的出发点是否就会收到善良的回馈呢？也就是说政府参与是否就会是的状况变好？政府一般来说要参与监管笼统的说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事前准入管控，事中过程监督以及事后结果评价，这也使得商法明显出现公私合一性质的原由。
事后结果评价在这里先不谈，事前准入控制是可以很容易实现的，但是要做出事前准入的标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准入控制立意就在先前提到的风险的防范，最终实现一种效益。准入控制就算能够指定一种可以明晰的标准，那么还是能够轻易的知道进入者与未进入者之间并没有竞争可能性，而要是以效率為前提的话就要避免资源浪费，那么重复性设立行为就最好抑制，这种抑制使得在这里进入者是一个有限的维度，而未进入者是一个无限的维度，而要是因为进入就可以获得一种优势的话，那么可以为之进入的标准本身就是一种获得优势的资源，而要是标准足够明晰的话，那么把控标准的人就是一个可以努力的对象了。而要是法制的努力最终是把重点放在执行标准的那个人是否是善良上面的话，法制本身就是一层面纱而已。对于过程监督也好不到哪里去，要是把重点都放在政府作为上，无疑是希望政府官员们都拿个小板凳坐到企业中去更加细致的监督，但是当监督主体而且是可以决定生死的监督主体为少数的时候，那么这种监督是否有效就值得质疑了，因为监督对象倾向于认为搞定少数监督主体是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加之监督主体的威慑力因为居于高位而可以有所震慑，但是要是朝夕相处结果就会把监督转化为一种博弈式的运作。这样对于政府来说问题又何在呢？那就是政府事实上为企业作了一个担保，那就是既然政府在先前行为和过程行为中施加了较强的作用力，那么这种商主体的行为就是政府的一种默认，那可不可以由此说商主体的恶性行为也是政府默认的，人们总是认识局限的，两件事情要是先后发生总会习惯性的认为他们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就算是政府尽到了最大努力也会因为商主体不当行为以及政府事中和事前参与行为而吃哑巴亏。要是以这样的恶性循环走下去的话，严格的管制只会导致管制者自己累累伤痕。
三、解决思路
（一）回归基本面
在上面讲到了商事交易活动以效率为导向追求营利本质的隐忧以及针对隐忧所做出的努力所带来的恶性循环式的损害。所以在这里要讲的是商事交易活动的最初形态所要达成目的。人类最初的交易活动产生于行业分工，而这种行业分工事实上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这个意思是把最初行业分为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是一件很粗枝大叶的事情，其实农业内部本身就可以分出很多门类，但不管怎样理解重要的要点在于运用行业分工的思想引出了一个关于交换的目的，那就是运用交换得到我们所缺少的。那么在最初的部落交换中，人们并没有营利性动机，因为此时的交易对象并不是以交易为目的的商品，只能称为一种物品，那么得到我们所缺少的并不是赚取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差价，而是得到我们所缺少的由此可以使得我们可以达到一种自足的状态，最初的自足是一种生存的自足，这里的要义就在于要是把商家和购买者放到如最初交易状态下交易的双方的时候，那么交易倾向于使得自己可以维持，而营利性特征只是持续维持的种手段，那么古代时候对商道的崇尚，也是期望建立一种商誉的前提下对自己交易的可信度和交易物上一层保险。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这层保险由商家转移到了政府身上，而原因就在于商事交易活动违背了其最初追求的单纯性，因为市场化偏向将商事活动与民事活动区分开来，企图寻找属于自己可以独立的特色，但是要是这种追寻本身违背了最初的优秀傾向追求，那么无疑这种生硬的独立思维无疑就成为了背叛。
（二）最初的追寻
在一个自由交易的环境中，人们更加容易获得自由，因为要是可以自由交易，那么就可以以一种出卖购买行为逃避一种依赖，但是这种自由交易本身也是以自由交易为前提的。最初的交易行为以获得一种自足为前提，自足就是让自己可以获得一种超越依附的独立，这种独立运作就在于对于生活共同体能力的确认，也就是说这个共同体可以以一种交易行为获得独立运作，以期获得一种可以自我满足的安全感，对延续性生活获得一种预期，而当这种能力达到足以使得个人维持自足的时候，那么个人自由就提上了日程。在市场经济时代这种自由的追寻不应该成为幕后过时的产品，而自由在市场经济时代所具有的价值就在于竞争的自由，竞争的自由无疑是对无限制重复行为的容忍，让他们自生自灭，因为比较之中自会有优劣的区别，自会达到优胜劣汰的效果。而意义并不止于此，真正的自由竞争的要义在于，通过相互竞争，能够发现人们追寻的善意。商主体的生命力在于他的服务对象买不买账，那么企业要想生存就要特定化自己的服务，寻找人们缺乏的空白点提供人们所需的服务，那么也就是说通过自由竞争才能把商家的注意力引向他们所要服务的对象，那就是他的产品接受者。但是自由竞争本身不可以摆脱恶性竞争行为，但是要是政府插手并不会使状况变好。其实重点不在于是不是要插手，而是在于要在哪里施加力，把重点放在哪里。先前并没有讲到事后结果评价，因为这种方式可以保证过程和进入的自由，而且对于管控的不分阶段是致命的，一管就死就在于进入和过程控制太过严重，一放就乱就在于结果评价松懈。在这里强调的自由竞争就在于准入和过程评价上有更加合适的角色，这样也才能摆脱政府为企业作担保的不合理现象。而结果评价的自由竞争要义在于要把竞争引向一个善良的方向。
第二篇：商法论文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研究
摘要：高管薪酬激励问题的产生源于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相互分离。由于所有者与公司高管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目标不一致，产生了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因此，如何使给付的薪酬具有最大的激励效果是企业最为关心的问题。富有激励性的薪酬策略不但能帮助企业吸引和留住优秀的高管人员还能影响高管的责任感和他们为企业付出努力的程度。由于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脱胎于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合理和外部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导致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建立符合我国企业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以调动高管的积极性，从而使高管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使股东价值最大化最终达到共赢。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高管薪酬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
一、上市公司高管分类与薪酬需求特点
（一）上市公司高管分类
公司高管一般指掌握公司经营权并直接对公司经营绩效负责的经营管理人员。关于高管范围的界定目前并没有统一认识。本文中高管主要指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总经济师、总工程师及执行董事或者与这些职务相当的管理人员。高层管理人员是企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价值性可以从斯奈尔教授的模型中体现出来。他从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根据战略价值和独特性两个维度把企业员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通用员工。具有高战略价值、低独特性的特点。这意味着这类员工与企业战略的实施有很高相关度，通常是具备比较普通的知识和技能，在劳动力市场容易获得，是企业中数量众多的员工。
第二类是辅助员工。具有低战略价值、低独特性的特点。低价值体现为他们与企业的战略间接相关，往往为纯粹的操作性、程序性角色。低独特性体现在他们只具备普通知识和技能或者所具有的知识和技能比较容易被复制。这类员工在劳动力市场上供应比较多且稳定。
第三类是独特员工。具有低战略价值、高独特性的特点。他们与企业的战略
目标是间接相关的，战略价值较低，但他们却具备非常特殊的知识和技能。知识和技能的专有性常使这类员工在劳动力市场比较紧缺，但由于其专业性，这类员工往往也不容易被雇佣。
第四类是核心员工。具有高战略价值、高独特性的特征。高价值体现为他们与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有最直接的关系，是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基础。独特性则体现在具有某种特殊能力和专用技能，或拥有某些核心知识、关键知识，通常处于经营管理系统的重要或关键岗位上。这些被称为战略性人力资源的员工具有某种程度的专用性和不可替代性，他们给企业所带来的战略性利益远超出聘用和开发他们的成本。与其他类别员工相比，核心员工还具有较高的心理期望和自我实现需求，再加上能力的优势，其拥有更多的职业选择机会，成为“猎头”公司及竞争对手“猎取”的对象，比一般员工的流动性更高。因此，对核心员工的挽留和激励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个难题。高层管理人员无疑是企业核心员工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群体。对其价值的肯定和需求的了解是进行薪酬激励的重要前提。
（二）高管人员对薪酬的需求特点
1.高管人员的需求层次较高，基本工资作为薪酬的基础，对高管人员仍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
2.高管人员具有高稀缺性、很强的独立自主性等特点,因而奖金与福利也应该根据高管人员的特殊性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激励性等特质。
3.高管人员对于高层次的培训和新知识的获取要求比较高,高管人员对于培训和学习的渴望比一般员工更加强烈。
4.高管人员非常注重自我实现和生活的品质,尤其是关注合同期满后的生活。因此,高管人员非常注重特殊福利,如安全保障计划、商业保险、带薪休假和退休养老计划等。五是高管人员对自我价值的认同程度往往比对公司的认同程度高,流动意愿非常强。
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存在的问题
经过十多年的培育和发展，我国上市公司的规模不断壮大数量不断增多，一批上市公司成为行业经济、区域经济的龙头。然而，上市公司股票即使下跌，公司高官的薪酬也基本不受影响，这使高管薪酬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根据中国证
监会的评估，中国上市公司在建立有效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方面是公司治理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如何制定一个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要求，同时又能激励管理层的薪酬制度，是摆在中国上市公司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绩效与高管薪酬没有关联或关联很弱
从理论上讲，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应该是正相关的，有许多研究试图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检验这一理论。但结论证明，中国的上市公司这两者的关联普遍较弱。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上市公司整体利润下滑，但高管的薪酬不降反升。将431家上市公司2007年和2008年的数据对比发现，公司利润下降了262亿元，高管薪酬却增加了2亿元。2008年，上市公司年报显示，高层薪酬合计超千万元的公司达50多家。由此可见，大多数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的决定因素并不是企业的业绩。一些企业所享有的政策优惠乃至垄断地位所产生的“效益”常常被当做高管们的“经营绩效”成为他们获取高薪的理由。
（二）高管薪酬内部差距和行业差距较大
收入差距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反应。收入差距体现在许多方面，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群体之间以及组织内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差距在企业内部差距和行业差距上表现最为突出。
2007年全国百强上市公司高管平均年薪为58.39万元，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加上股权激励可能会达到30倍左右。其中18个金融企业的高管平均年薪为351.1万元，是金融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4.94万元的71倍，是全国平均工资的140.8倍。2009年，沪深两市A股公司ceo平均年薪是普通员工的6.5倍。这还没有包括无法统计的可以利用各种机会和控制权进行的在职消费。相关统计表明，许多公司高管通过公费旅游、公款吃喝、寻租行为等获得的实际所得是普通员工收入的40倍以上。我国高管薪酬的行业差距也有越拉越大的趋势。统计显示，2009年前三名高管薪酬均值比较，金融保险业名列榜首，第二位的是房地产行业，第三位的是批发零售行业。排在后三位的为农业、制造业和水电煤气等公共事业类。短期看，这种趋势不会有太大改变。韬睿惠悦咨询公司在针对2010年8月前披露薪酬信息的2000多家中国上市公司研究发现，金融行业首席执行官总现金薪酬在不同资本市场(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美国的上市公司)均有较大幅度上升，A股金融业公司ceo总现金薪酬仍有15%的涨幅，H股公司的涨幅达到112.3%。实践证明，单纯的高薪并不能起到激励作用，只有与绩效工资和奖金等激励性因素紧密结合的薪酬才具有较强的激励性。
（三）薪酬结构单一，股票期权比重过小
现代企业两权分离的制度安排决定了经理行为与股东利益的背离设计有效的高管薪酬结构以引导经理行为是上市公司激励性薪酬策略的核心问题。目前上市公司的薪酬结构设计不具有激励性体现为：
1.薪酬结构单一。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一般采取年薪制或“工资+奖金”形式，有些公司还实行股票奖励或股票期权。但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其激励效应都是短期的，采用“工资+奖金”的形式，工资一般不考虑高管的业绩如何，奖金虽与高管的业绩挂钩，但它评价的是经营者过去一年的经营行为，计量指标基本上是会计利润或会计盈余，这个指标不仅受企业规模、行业性质等因素的影响，而且易被操纵，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绩效。而年薪制是以为单位确定经营者收入，它们都是以短期业绩为导向的薪酬体系。在发达国家上市公司的薪酬结构中，工资所占比例都比我国小。根据研究，2001年美国上市公司高管基本工资占薪酬总量的比例为44%，日本为58%，德国为59%，我国在2008年时的比例是70.9%。
2.股票期权比重过小。股票期权是经过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多年实践证明的一种行之有效的高管长期激励薪酬，是有效解决委托代理矛盾的重要手段。从世界各国薪酬结构的发展趋势来看，股票期权在高管薪酬结构中的比重逐渐增加。据统计，2005年新加坡公司高管的长期激励占总额的33%，而美国公司高管长期激励(期权)占总额比重高达51%，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前三位高管长期激励占据28.79%。最为典型的是收入连续多年处于前列的金融行业的高管薪酬，从薪酬构成上看，当期货币薪酬过高，持股市值低，长期股权激励严重不足。
(四)非货币薪酬激励因素没有考虑
全面薪酬理论认为，薪酬除包括金钱和物质外，还应包括员工的一些非经济性薪酬。货币薪酬可以满足高管经济方面的需求，但这对他们来说远远不够的，大多数高管具有较高的心理期望和自我实现需求，因此以其心理满足和心理收益形式表现出来的身份标志、工作的自主权、个人良好的职业发展、挑战性的工作、对突出工作成绩的承认和培训机会等具有更大的激励性。许多调查研究表明，员
工的忠诚最终是由非经济因素决定的。从理论上讲，薪酬激励的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管感知到的薪酬吸引力。当高管的个人财富较少时，高薪往往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能发挥较好的激励作用。而随着高管薪酬的增加，高薪的激励作用会开始下降。甚至随着薪酬的继续升高，薪酬的收入效应强度开始超过替代效应，高管会更多地选择闲暇，降低工作努力程度，这可能会损害企业业绩。根据前文对高管员工的价值与需求分析可以看出，非货币薪酬激励能够在高管和企业之间建立相应的心理契约，对高管的行为具有长期的约束。我国上市公司由于受到环境和自身发展的制约，在声誉激励、信任关系建立、归属感培养等方面有待提高。如高管人员对于高层次的培训和新知识的获取要求比较高。但多数上市公司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仍以单纯的高薪来吸引和留住高管人员。上市公司应尽量多考虑与高管人员个人发展有关的福利项目及非现金奖励项目，对稀缺的高管人员除了提供一般意义的薪酬激励，还应该采取有重点、有区别的薪酬政策设置“薪酬特区”满足高管人员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现状充分体现了我国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造的时间较晚，资本市场初级阶段不成熟、不规范的特点并与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有密切关系。在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中，大股东控制股东大会的现象较为普遍。董事会成员的产生过程也往往由大股东操纵，并由其提出的候选人担任，而监事会往往也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这就形成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实际上是一个利益群体，上市公司受内部人控制严重。另外，我国上市公司缺乏独立的薪酬委员会，上市公司外部董事比例明显较低，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些都是我国上市公司不能建立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的重要原因。
四、结论
本文根据近年来上市公司年报所提供的数据，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现状的描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作为企业的核心员工，具有高战略价值性和高独特性的特点，其薪酬设计要在考虑其价值和需求的基础上与企业的经营绩效相关联。2.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是优化资源配置，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人力资源。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无论是薪酬水平还是薪酬结构都没有体现出资本市场的优化功能。这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育不规范、不完善有关。
3.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现状反映了大部分上市公司目前的法人治理结构还不尽合理，内部人控制严重，缺乏有效的内外部监督。
第三篇：商法论文选题
中世纪商法的启示意义
虚拟商人的工商登记问题研究 网络团购法律问题研究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的思考---《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评析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强制执行问题研究
公司对外担保问题--《公司法》第16条的司法适用之争；公司对外担保效力的裁判规则
上市公司关联担保法律适用问题
公司高管薪酬问题的司法审查标准问题 企业之间资金借贷的法律问题
有限责任公司司法解散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公司高管人员注意义务的司法认定 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的行使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的思考---《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评析 瑕疵股权转让问题--《公司法》司法解释相关条款之适用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强制执行问题研究 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与公司治理问题解读 我国公司董事会治理中的问题及纠正
公司对外担保问题--《公司法》第16条司法适用问题 股东代表诉讼规则问题研究（前置程序、联合行使诉权）上市公司关联担保法律适用问题
公司高管薪酬问题的司法审查标准问题 企业之间资金借贷的法律问题
有限责任公司司法解散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有限合伙企业对特定债权人保护研究 公司股东名册研究
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监管制度研究 表见普通合伙人制度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论股东司法解散请求权的行使 有限合伙企业权力配置机制研究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法律问题研究 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研究 论董事民事责任的免除
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融资法律问题研究 有限合伙企业的债权人风险控制研究 股东表决权信托的法律构建
法人格否认制度在一人公司中的应用 董事民事责任实现机制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治理结构的法律分析—基于与公司比较的视角 我国自然人破产制度研究
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的冲突与协调 论关联企业的公司法调整
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与保护问题研究 论公司登记的法律效力
股份有限公司类别股东表决权制度研究 少数股东提案权制度研究 股东瑕疵出资民事责任研究 职业经理人法律制度研究 公司转投资研究
社会公众投资者的特殊保护问题 我国风险投资的若干法律问题 公司设立无效制度研究 股东债权出资研究
因特网技术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网络股东大会法律制度研究 国有企业治理法律问题研究 票据质押的司法适用问题；
证券交易中的协议转让法律问题研究。
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问题--《票据法》第18条的适用及其完善； 保险合同中的缔约过失责任问题； 保险个人代理监管制度研究
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司法适用问题； 保险人说明义务司法适用问题； 机动车责任保险中第三人范围的界定 保险法上因果关系的司法认定
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的研究； 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的研究；
保险市场行为监管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研究； 保险行业诚信建设与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研究； 保险消费者维权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保险消费者教育与保险知识普及的研究； 治理车险理赔难与消费者保护的研究； 治理寿险销售误导与消费者保护的研究； 保险产品与消费者保护的研究； 新保险业务的制度建设
保险产品的新型营销模式的创新与运用 电子保单适用中的法律问题
金融保险领域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中国保险市场发展中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 保险资金运用途径的创新 保险资产的管理与运用
对保险市场上热门问题的新型解决方案 中国保险监管的创新与完善 信息差异性披露研究 电子信息披露问题研究 公司网络路演问题研究
网络环境下内幕交易问题研究
商业银行个人金融衍生业务法律风险控制研究 我国商业银行接管法律问题研究
消费者知情权与经营者商业秘密权的冲突与协调 资产证券化种特殊目的机构研究 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研究 公路特许经营法律问题研究
论我国破产管理人民事责任体系构建 破产重整制度风险控制研究
我国证券信用交易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研究 保险法道德风险风险法律问题研究 论破产撤销权
表决权信托制度研究
非正式金融的合法性及法律规制 证券基金托管人民事责任研究
我国证券市场保荐人担保责任研究 银行的环境责任
短线交易归入权制度研究
保险资金直接入市监管法律问题研究 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
我国房地产证券化的法律问题研究 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制度研究 票据行为的无权代理研究 我国信托公式制度研究
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政策回归
保险和证券行业反洗钱法律制度研究 金融控股公司防火墙制度研究 论商业银行的关联交易
保证保险合同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房地产按揭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分析与我国的现实选择 不正当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
证券网上讨论区相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问题 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监管
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体制变革
金融法理论的变革与金融服务法理论的初步构建 对冲基基金的法律问题 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问题
金融稳定论坛机制及其重构的法律透视 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变革及对中国的启示
从平安投资富通的失败看商业保险资金的投资监管 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反思 我国融资租赁监管立法的若干问题
我国商业银行担任基金托管人的法律监管研究 台湾银行业赴大陆设立分支之监管及风险问题研究 我国信用卡发行问题与对策研究 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趋势
金融衍生品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统合立法 金融危机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法律构建
金融法理论的变革与金融服务法理论的初步构建 论金融统合规制改革与金融服务法体系的建立 生态金融机制的类型及其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的对冲基金监管立法研究
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构建中的道德风险法律控制 虚拟经济中公司有限责任制度使用的探讨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治理结构与内控机制研究 信用评级机构监管制度研究
纵向金融行业规制转向横向金融商品规制
金融商品的创新与风险控制（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证券化、份额化交易、集合投资计划、投资性理财产品、股指期货、期权等金融商品）
金融组织的创新与风险控制（包括但不限于主权财富基金、私募股权基金、有限合伙、金融控股公司、交易所等金融组织）
金融市场的创新与风险控制（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发行市场、场外交易市场、并购市场、债券市场、金融期货交易市场）国际证券业监管新趋势 国际银行业监管新趋势
国际金融服务法、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发展与变革
中国金融监管：理念重塑与体制改革（包括但不限于对放松管制、分业监管或统合监管、功能监管与目标监管的探讨)中国资本市场制度改革与《证券法》修改
1．证券概念与种类的重新界定 2．发行审核和保荐制度改革 3．私募发行监管
4．投资者适当性制度 5．退市制度实施问题
6．信息披露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7．跨境证券监管中的法律问题 8．反欺诈制度立法的体系化
融资租赁法律制度
1.融资租赁法律制度的立法模式（包括与《合同法》的关系）2.融资租赁组织的法律调整 3.融资租赁的类型及其行为规范 4.融资租赁中的法律关系 5.融资租赁登记制度的完善
6.融资租赁风险的法律防范与控制 7.融资租赁业的税制设计 8.涉外融资租赁法律制度 9.融资租赁的监管机制
商事担保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1.商事担保理念的确立
2.具体制度设计中民商事担保的区别 3.企业担保能力及效力问题研究
4.担保公司及其行业发展的法律规范
资本市场诚信建设与法制法善
1.诚信原则与资本市场立法 随着资本市场立法体系的不断完善，市场诚信的法制环境得到优化，诚信原则在一系列重要的资本市场立法中得以确立。在此背景下，可就当前资本市场诚信立法的整体状况和具体方面进行评估，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对诚信原则在资本市场立法理念、制度规范甚至政策制定中的具体实现路径做全面的探讨。
2.上市公司诚信规范制度
随着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持续开展，机构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等投资者群体参与公司治理热情高涨，媒体舆论监督、市场做空机制、证券分析行业对上市公司行为监督的有效性逐步提高，退市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对上市公司持续更为有效的监管，我国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稳步提高，上市公司逐步养成了“诚信”的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强化对上市公司的诚信规范、遏制虚假陈述行为的发生，如何有效保障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如何规范新兴的市场化约束机制，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问题。
3.中介服务机构诚信规范制度
中介服务机构担当着资本市场“看门人”的重要角色，其归位尽责有助于市场诚信水平的提升。但我国资本市场中介服务机构诚信意识较差，在证券发行、上市交易、金融创新等诸多环节，PE腐败等违背诚信的现象还较为严重，从制度上切实加强对中介服务机构的诚信规范十分迫切。中介机构的诚信规范制度体系至少应包括中介机构诚信义务的确立、中介机构内部诚信监督控制制度、中介机构外部声誉评价制度、利益冲突隔离制度、诚信选择机制制度等方面。
3.投资者诚信规范制度
我国资本市场正处于“新兴加转轨”的阶段，“炒小”、“炒新”、“炒差”“炒短”等投机现象严重，内幕交易、短线交易、操纵市场、“老鼠仓”等传统违法违规行为仍在蔓延；股东违规持股、控制权异常变动等损害市场“三公”的违规行为也较为常见，投资者行为的诚信程度还较低。在此背景下，如何建立对投资者行为的诚信规范，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对于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5.资本市场诚信监管制度
行政监管是资本市场诚信监管体系的核心，多年来，监管机构一直将诚信监管与法治建设紧密结合，作为证券监管工作的重要方面。证券交易所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管理是资本市场诚信监管机制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在我国资本市场从新兴市场向成熟市场加速转轨的阶段，如何充分发挥诚信的行政监管与自律管理需要全面研究。资本市场的诚信监管制度包括了诚信档案在行政监管与自律管理中使用的法定性、市场主体诚信状况评估、诚信信息公开等重要制度。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提升诚信监管的效能、切实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6.证券诉讼与资本市场诚信
证券市场主体因欺诈失信行为而予以诉讼救济是资本市场诚信保证机制的重要构成之一。当前，我国证券诉讼的长期缺位，被认为是推进资本市场诚信建设的一大短板。在当前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的形势和要求下，如何立足本土市场实际、更有针对性地研究证券诉讼以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构建团体诉讼、完善股东代表诉讼、确立适应电子化交易的证券诉讼证据制度以及充分发挥诚信在证券诉讼中的补缺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第四篇：国际商法论文.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及其刑事责任
摘要：
恐怖主义犯罪是一种严重的违反人道与人性的刑事犯罪，而以涉外因素为特征，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引起世界性的关注与恐慌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更具有远远超越于一般国内恐怖罪行的危害性。目前，打击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各国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首要任务。尽管国际社会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关注程度在逐步提高，世界各国也在积极谋求共同防御、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合作，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基本内容的理解，打击恐怖主义的措施难以发挥其效力。随着国际恐怖犯罪在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规模及破坏力日益扩大，其严重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本质使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开始共同寻求一致的解决之道。在这种情况下，要控制日益国际化、激烈化的恐怖主义事件，就必须从国际刑法的角度，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进行系统的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国际刑事责任，恐怖组织，责任承担方式。正文：
进入新千年以来，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反人性、人道主义的恐怖事件更加频繁，并且在其剧烈及残酷程度上，已达到相当高的峰值。仅以亚太地区为例，2000年至2001，就爆发过数十次恐怖主义劫持人质事件。例如缅甸武装分子扣留泰国医院人质；马来西亚海盗在马来西亚西部的西巴丹岛劫持20名游客作为人质，勒索巨额赎金；阿富汗客机上73名乘客被劫持到英国；菲律宾反政府武装扣留两批人质，以此向政府讨价还价；菲律宾反政府武装劫持中国大陆人质，勒索高额赎金，并造成两名人质死亡，等等。上述恐怖活动一次又一次在世界上掀起轩然大波，引起国际社会的频频关注。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犯罪构成
（一）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主体要件 犯罪主体是指实施犯罪行为并且依法应对自己所实施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人，在国际刑法中，由于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将主体设定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内容，所以一般是在刑事责任之中考虑。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主体包括个人、组织团体与国家，下面分别论述这三个方面。个人作为国际犯罪主体，一般而言不具有太大争议。“国际犯罪主体主要是个人，国际犯罪的刑事责任主要是个人责任。这种观点，不仅源于现有国际刑法公约中规定的国际犯罪都是以个人的犯罪行为和个人的刑事责任为基础，而且因为这一点在一系列官方和非官方的国际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反复强调。”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角度看，即指个人能否认识其行为具有恐怖主义的性质，并判断其行为的危害性质。
除了个人而外，能承担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责任主体也包含团体与组织。所谓团体与组织，在《国际刑法典草案》中亦有规定：“团体是指由一个以上的一致行动以完成特定行为的人构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组织或团体的犯罪之中，一般实行双罚制，既不仅行为的个人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而且其相关的组织和个人都应承担其相应的责任。
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这个问题至今尚存有争议。
（二）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主观要件
国际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国际犯罪的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所持的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巴西奥尼在《国际刑法典草案》中规定了三种犯罪的主观心态，分别为：蓄意、明知、轻率。这三种主观心态的分类是按照英美法系中主观上的心理状态划分的，蓄意就是自觉希望实施某种特定行为或者自觉希望发生某种特定结果。明知，是指认识到行为的性质并且自觉去实施这种行为。轻率，就是已经认识到并且自觉地漠视法律禁止的结果可能发生的危险，虽然主观上对此结果持否定态度，但还是冒险地实施了产生此结果的行为。由于“蓄意和明知，相当于有些国家刑法中的希望故意与放任故意，因此可称作‘蓄意故意’和‘明知故意’，轻率和疏忽由于相当于有些国家刑法中的有认识过失和无认识过失，因而也可以称为‘轻率过失’和‘疏忽过失’。”
（三）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客观要件
国际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国际刑法所规定的危害国际社会的行为，行为的危害结果等客观事实。一般而言，国际犯罪的客观要件包含有危害行为，行为的结果，行为的对象等。但是在各种不同的国际犯罪中，对客观要件的要求是不相雷同的。有的国际犯罪要求行为、行为的危害结果及对象都确定，有的国际犯罪则只须具备行为要素即为构成，而有的国际犯罪则以达到某种危险程度作为构成条件。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中，由于各种罪的具体情况不同，因而对于行为的客观要求也不同,但一般认为主要是行为犯（包括危险犯）而不是结果犯，即以完成一定的行为，或达到一种行为样态作为犯罪成立的条件，而无须特定结果的出现。
（四）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客体要件
国际犯罪的客体是指受国际犯罪行为所侵害，而为国际公约所保护的国际利益。在客体要件中，应当注意的为三个问题。
1、客体的国际性。
2、客体的内容是利益。
3、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客体是由国际公约调整和保护的。
二、国际恐怖主义的分类
（一）海上恐怖主义犯罪
1、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罪：是指故意使用暴力，暴力威胁或其他恐怖行动，危害国际民用船舶航行安全，破坏海上航行秩序的行为。其涉及的区域包括所有在海上发生的，完全在海上实施的空对海、陆对海、海对陆、海对空等全方位范围。目前此罪主要活动集中于马六甲海峡及东南亚海域，斯里兰卡沿海地区，波斯湾，亚丁湾，索马里沿海，里海及黑海地区。
2、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罪
1.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罪是指故意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或其他手段，破坏海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破坏海上秩序的行为。
（二）航空恐怖主义犯罪
1、劫持航空器罪。劫持航空器罪，一般是指藉暴力之威胁非法干涉、劫持或其他不正当控制飞行中的航空器的行为，或正准备犯此项行为。其中航空器一词，专指民用的运输航空器，不包括军事上的侦察机，轰炸机等作战用的航空器及海关，警察值勤用的航空器。
该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并且只能为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危及航空器的飞行安全而利用该危害性来劫持和控制航空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过失不能构成本罪。
2、关于航空恐怖主义犯罪的三个公约
由于航空恐怖主义犯罪是危害极为严重的一种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因此有关这方面的国际公约也最为详细。针对其中三个最有功效及代表性的国际公约：《东京公约》、《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
（三）侵犯基本人权的恐怖主义犯罪
1、劫持人质罪。《国际刑法典草案》中将劫持人质罪定义为：任
何人违背另一人的意志故意和非法地劫持或扣押另一人，即构成扣押人 质罪。另外，劫持人质罪犯罪具有跨国性，既可以是劫持一国以上的公民，也可以是该行为全部或部分地发生在一个以上国家。
2、对受国际上保护人员使用暴力和暴力威胁罪。该罪在主观上出于故意，并且应为直接故意，有些学者认为该行为可以由间接故意组成，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侵害受国际保护人员的人身或自由后果，却仍然放任该后果发生。我们认为此看法不妥。从该罪行为的方式及其直接性来看，实行该行为的主要方式为暴力，而一般人针对暴力行为后果都有明确的认识，而且行为的性质是积极的实行行为，实行了该行为，针对该事件而言，即应构成直接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
（四）信息恐怖主义犯罪
信息恐怖主义犯罪是伴随着今年来日益全球化的信息网络进行的恐怖主义行为，由于此类恐怖行为属于一种新兴的犯罪方式，在其手段与形式上似乎不具备传统恐怖罪行所具有的暴力或暴力威胁形式，因而被一些学者视为非恐怖犯罪，如有的学者认为，不能将所有实施了威胁他人的行为从而达到其预期目的的行为都作为恐怖主义犯罪。恐怖的原意只是指由于生命受到威胁而引起的恐惧，如果对恐怖活动的手段不予限制，则有将恐怖活动扩大化之虞。
三、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现状分析
一、制止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国内措施 制止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国内措施，主要是指在一国领域内进行的针对本国境内发生的恐怖主义所采取的应对方法，但也可以包含针对国际上的恐怖主义，本国采取的措施。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1373号决议”，要求“各国有必要在其领土内通过一切方法手段，采取更多措施，防止和制止资助和筹备任何恐怖主义的行为”因此，采取切实有效的国内措施制止恐怖主义也是国际社会所关心的问题。制止恐怖主义的国内措施的种类主要包括：制定国内立法与建立反恐怖主义特种部队，以及其他对抗恐怖主义的具体方法。
（一）制定国内反恐怖主义犯罪法律
（二）成立反恐怖主义特种部队
（三）制止恐怖主义犯罪的具体方法
四、恐怖主义产生原因
首先，从经济方面上分析，贫富分化的加剧是恐怖主义赖以滋生的经济根 源。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使国际经济关系的不平等性质更加突出，经济落后的弱势群体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世界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和贫富悬殊的扩大，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为恐怖主义泛滥提供了某种社会基础。
第二，从科技方面上讲，随着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为标志的知识时代的来临，恐怖主义赢得了更加便利的条件。许多现代化的高技术手段在恐怖活动中得以运
用，其造成的破坏力也更加严重。
此外，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是国际恐怖主义泛滥的重要根源。两极格局解体后，许多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迅速得到释放。在尖锐的民族矛盾和宗教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得不到有效缓解的情况下，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宗教极端势力便活跃起来，并且以实现民族独立或高度自治为目标，以复兴宗教原初教义为旗号，以恐怖主义的暴力手段开展活动。
恐怖主义虽然主要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对社会秩序与国家安全构成直接的现实危害，但恐怖主义也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并进而危害社会的稳定。
总之，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旨在制造恐怖气氛的非法暴力活动,其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是相当突出的。这种影响不但表现为它严重影响人们的心理安全和社会的安全感，而且表现在它激化社会矛盾，危害社会秩序和政治安全，甚至酿成**与战争；恐怖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造成各种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挤压了国家用于发展经济社会事业的资金，增加了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
五、对策
反对恐怖主义必须治本。应在缓和地区及国际紧张局势、消除贫困和加强反恐合作三方面同时开展工作，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采取措施，以彻底铲除恐怖主义。
面对恐怖主义的新挑战，世界各国显然予以了高度重视，并积极寻求新的应对之策。美国开始重新评估其反恐战略，并制定了“反恐B计划”，将“重点转向打击恐怖组织的中下层”。俗话说，擒贼先擒王。这些年来，美国动用了浑身解数布下天罗地网，力图把拉登等恐怖头目捉拿归案。国际社会的反恐决心和勇气无疑给了恐怖主义沉重的打击和震撼，使得他们不敢抛头露面。从这一层面上说，反恐斗争还是颇有成效的。但从最近发生的恐怖活动，特别是这次伦敦爆炸事件来看，恐怖分子开始采取不同的破坏策略和方式。同时，参加自杀性袭击活动以及各种破坏的人已经不再是恐怖网络头目，而是“清一色的中下层人员”。美国出台的“反恐B计划”就是为了打击恐怖组织的生力军，破坏其后备力量。在国外的军事研究方面，有这样一句老话：外行研究战术，内行研究后勤。“反恐B计划”还将采取新举措破坏和打击恐怖组织赖以运转的后勤基地，摧毁其进行联络、获取经费、解决交通和供应等诸多能力。
应当说，“反恐B计划”无疑会给恐怖组织以更为沉重和精确的打击，但是，从恐怖主义的根源和发展历史来看，只靠简单的战术转变是不太可能彻底消除恐怖主义的。人所共知，贫困是恐怖主义得以滋生和赖以生存的温床，而恐怖活动又会造成更多的贫困和绝望。正如日前举行的八国峰会发表的声明所说，反恐斗争不仅需要遏止恐怖活动，同样重要的是防止更多极度贫困的人投入恐怖主义怀抱。
六、我的思考：
全球贫富差距大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本性原因，但它的形成是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和地理差异的，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完全改变的，需要全球人民的共同努力，需要分步骤。现在的时代给予了我们很多的资源和优势，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它们帮我们解决问题，比如互联网。
国际恐怖主义的确是我们全人类的肿瘤，为了不让那些不应该发生的悲剧发生，我们每一个人都责任和义务去关注它，为解决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 第1期
第五篇：商法新编论文
在应用型高等院校中，中外合作办学的商科专业比较受欢迎，商法作为一门必修课，有着独特的地位。下面小编带来的是商法新编论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过程中，商法的重要性日益明显，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我国立法部门加强了商事立法工作，先后颁布了包括公司法在内的一批单行商事法律及相关的配套法规。《公司法》是调整公司的设立、组织及其对内外活动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确立公司基本法律地位及其权利义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商事公司、商法、历史沿革
一、商法的概念和特征及中国商事立法概况
（一）商法的概念和特征
商法亦称商事法，是调整商人在从事商事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分为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和实质意义上的商法。我国不存在形式意义上的商法，但已有大量的实质意义的商法存在，如《公司法》。
（二）商法的特征
商法与其他法律相比有以下特征：（1）法的盈利性（2）商法的技术性（3）商法的兼容性（4）商法的国际性。
（三）中国商事立法概述
奴隶法制和封建法制下，国家立法采取的是刑民不分，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形式。因此，这一阶段，中国没有独立的上市法律制度。在清朝末期，中外商事交易逐渐增多，商事交易活动规模、形式有一定的发展。同时西方国家的立法模式影响中国，先后颁布了《商人通例》、《公司律》民间政府成立后，对清末制定的商律草案进行修正并颁布了《中华民国商律》。现如今，我国的商事立法不断完善发展。
二、公司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公司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成立的，由股东投资组成的，以营利为目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
公司的特征是公司的内在属性，是公司与其他组织相互区别的标志。从组织依据上看，公司是依据公司法规定成立的，具有法定性。从组织基础上看，公司是由股东投资组组成的，具有股东性。从组织目的上看，公司以营利为目的，具有营利性。从组织地位上看，公司是法人，具有独立性。
三、公司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公司法是指调整公司在设立、管理、活动、变更和解散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总称。从适用对象的角度看，它是以公司为适用对象的法律。从基本内容的角度看，它是规定规定组织和行为的法律。从形式和实质的角度看，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司法即实质意义上公司法是指一切规范公司法律和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的公司法即形式意义上的公司法，是指专门规定公司制度的公司法典，也就是体系化的制定了一个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公司法。
公司法的调整对象是公司在设立、管理、活动、变更和解散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简称为公司的组织和行为关系。
公司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有以下方面。从内容上看，它主要有公司的全部组织关系，公司的部分行为关系和国家对公司的组织和行为的管理关系。从范围上看，它可分为公司的内部关系和公司的外部关系。从性质上看，它可分为分为财产关系和管理关系。
四、公司立法的历史沿革
（一）、西方国家公司立法的历史沿革
西欧中世纪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近代公司的雏形已经出现，但由于封建制度的阻碍，公司立法滞后。1673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颁布的“商事令”是最早的公司立法。19世纪，西方公司法的形成其中，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制定了商法典或民商法典。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来，是西方公司法的发展变革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从公司法的表现形式看，出现了单行公司法的立法趋势：公司的法定形式趋于集中，即越来越集中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出现了授权资本制和折中资本制；出现公司重整制；公司的权利重心下移。而公司股票、债券的发行，转让和上市的规定更加严格。
（二）我国公司立法的历史沿革
旧中国的公司立法主要包括1903年《大清公司律》、1910年《大清商律（草案）》、1914年《中华民国公司条例》、1929年《中华民国公司法》。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只，没有商法的需求，也不可能有商法的地位，中国现代商法的兴起是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在90年代确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后逐渐兴起。商法的作用也日益突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公司法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中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中“问题高管”的表现有三类：一是经营者损害股东利益；二是大股东损害小股东利益，三是大股东代表损害大股东利益。有些行为甚至构成了犯罪，如啤酒花集团的违规担保。《公司法》经过不断的修改完善，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都大大加强了，各个企业的高管，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行为必须遵循《公司法》的规章约定。
另外，民营经济要实现大发展，也是要依靠于公司法的，民营企业家不仅自身必须加倍努力，全社会也要支持、帮助、关心民营经济的发展，努力造就一个有利于优秀民营企业家脱颖而出的环境。《公司法》的不断修改完善为塑造健康的民营企业的法律环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制度基础，但是能不能真正培养起来还是靠执行。经济的全球化导致公司竞争成为新一轮经济浪潮的显著特征，营造公司良性发展的法治环境，吸引外资到国内来创办公司，造就一个有利于优秀民营企业家脱颖而出的环境，为实现中部地区的崛起培育有竞争力的公司群体，需要充分运用好新《公司法》这一助推器。
以公司法为例研讨商法的问题，是为了准确把握公司法与商法的密切联系和存在的不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特权逐渐被取消，传统的商法典无法证明其能够成为一种严谨完善的法律理论体系，这就需要不断的发展民法，努力实现民商统一，在此补过多讨论。法基本原则的开放性和基础性确立了民法的统帅作用，商法与公司法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从世界各国立法的发展趋势看，“民商合一”已成为现代民法的发展主流，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公司发的发展。现代公司法之所以得以总则的简约化、行为规定的具体化，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无疑是得益于民商合一的立法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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