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及其启示论文[五篇模版]

第一篇：关于日本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及其启示论文

摘要：日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发展和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完善，不仅稳定了国内农产品价格，保护了农民以及消费者的利益，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日本农产品从农户生产开始一直到消费者手中，有一套严密而成熟的系统，其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农产品价格，机制，启示

农产品价格在CPi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表面上看，农产品价格走高似乎对增加农民收人有利，但仔细分析了我国农产品价格形成过程、形成机制以及价格构成，就不难发现农民在农产品价格上涨过程中获益并不多。如果再考虑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农民并没有在CPI与PPI同时上涨中获益。因此，对成熟的日本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进行考察，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十分必要。

一、日本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

日本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市场形成机制、政府调控机制与价格补贴机制。三套价格形成机制相互依托、相互制约、相互补充。其中，市场形成机制是主线，政府调控机制是保障，价格补贴机制是补充。

（一）市场形成机制。该机制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遍布日本全国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体系上。由于地域特征和历史原因，日本农业生产者规模普遍都比较小，农产品物流主要借助于批发市场完成。作为农产品物流中最大的通道及枢纽，批发市场可以满足买卖双方扩大运销规模和交易空间、节省交易成本的需求，是解决小规模农业生产和大市场、大流通之间矛盾的客观场所。

批发市场在日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日本国内70%以上的鲜活类农产品通过批发市场进入零售环节。

日本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中央批发市场，分布在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开办者必须是地方公共团体，并需经农林水产大臣许可。目前约有百余家此类市场分布于56个都市；其二，地方批发市场，作为中央批发市场的重要补充，开办者可以是地方公共团体、株式会社、农协、渔协等，需经都道府县知事许可。此类市场约有1500余家；其三，上述二者之外的共同体及其他类型的批发市场。

在批发市场内部，主要有三种类型的流通组织：一是批发商。批发商需要经过严格的资格认证，大多是有雄厚资金实力的株式会社，占有市场的大部分交易设施，五条件接受生产者委托进行销售，也有批发商向生产者买断的情况；二是中间批发商。需得到市场开办者的许可，在市场内有自己的门店，从批发商手中购进货物，再销售给零售商或大的消费团体；三是买卖参加者，多是有一定规模的零售组织，贩运商，大消费团体等，在批发市场内没有自己的门店，但参加批发商组织的拍卖活动，也从中间批发商进货。

批发市场内的交易活动以拍卖为主。绝大多数鲜活农产品由批发商通过组织拍卖销售给中间批发商或其他买卖参加者，只有个别特定品种的商品才进行对手交易。为了保证拍卖的顺利进行，提高交易效率，几乎所有经集货、理货的农产品都被分等定级和规格化包装。同时，原则上批发商不贩卖市场外的商品，中间批发商也不从批发商之外的个人或主体进货。

对于大多数农业生产者甚至农民合作组织来说，由于其经营规模和实力限制，都希望能通过一条便捷、安全、经济的途径走向市场，批发市场的运作为生产者解决了这一难题。生产者通常把产品无条件地委托给农协，农协将产品集中，分等定级，加工包装，再委托给批发商进行拍卖。生产者、农协及批发商之间的委托关系建立在高度信赖的基础上，批发市场则是这种关系的载体和中介。

在农产品流通的同时，价格和信息在不断地形成和传递。各地农协在各大批发市场内都设有办事处，将市场内的价格及购销信息及时传递给生产者和农协内部。批发市场内通过拍卖形成的价格是同类产品交换的重要参数。

（二）政府调控机制。日本政府对其农产品价格形成的干预随处可见。从农产品的收购、批发、直到销售，每个环节都有政府调控的踪影。当然，对不同的农产品品种，根据其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作用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调控方式，主要有：

1.直接控制。这是一种比较严厉的管理制度，由政府直接进行调控。实施直接控制的产品主要是大米。由于日本大米的特殊地位，政府制定有严密的计划，并由政府指定的商业组织负责完成大米购销计划的落实，超过计划规定量的大米才可以自由流通。大米计划由政府职能部门主管，负责调节供求平衡，基本立足于国内自给，不允许私商、粮贩介入。大米从收购、储运、销售等各环节定价全部由政府直接管理。政府委托“农业生产协同组合”（简称农协）独家承办。“农协”向生产者按官定价格收购，收后交粮食厅或按官定价格转卖给大米批发商。日本“粮食管理法”规定，大米批发商和零售商必须经县知事批准并接受政府主管部门监管。零售店铺虽可自由经营，但大米零售价必须接受当地政府粮食主管部门监督与指导，只能按当地政府公布的标准价格销售。政府为保护农民生产大米的积极性和消费者的利益，稳定大米生产供应，采取高买低卖补贴政策，并严格限制进口。

2.法律约束。早在1923年，日本政府就制定了《中央批发市场法》，1971年政府又制定和颁发了《批发市场法》，此后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实施法令，如《批发市场法施行令》《批发市场法施行规则》《食品流通审议会令》等以及一些地方性法令，对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开设、规划、运营、监督、审议等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如为了确保价格形成的公正性，在市场交易法规中，制定了竞卖或招标为市场的主要交易形式；又如，为了保证市场交易的严肃性，法规对进场经营的交易者资格作了严格的规定。这些法规条令使批发市场交易活动更具公开、公正、公平，促使日本农产品批发市场真正走上了规范化发展轨道，从而保证了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实施。日本批发市场法甚至还规定了批发环节的销售手续费率，如水产品为5.5%，蔬菜为8.5%，水果为7%，肉类为3.5%，花木为9.5%等。

3.限价调控。即对农产品收购实施最低价保护，对农产品销售规定价格范围，其意图在于一方面鼓励和保护生产者即农民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维护农产品销售价的稳定，使消费者的利益不受侵害。政府规定最低价格保证收购，这类产品指麦类（大麦、小麦）、原料用马铃薯、甜菜、甘蔗类。政府为保护本国农昂不受进口小麦、砂糖价比国内产品价廉的冲击，当市价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价格时，政府以规定的最低价格保证收购，买卖差价由财政补贴。国内小麦供应不足，由政府直接进口，进口小麦的贸易公司由政府指定。在日本，粮食进出口，要有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才能经营。对进口砂糖的贸易公司利润，政府依法要征收“调整金”，用以补贴国产糖的生产者。

同时，日本还规定了农产品零售的上下限价格，这类产品指猪肉、牛肉、生丝（蚕茧）等。此类产品可自由进入市场买卖，价格由准政府机构（畜产振兴事业团、蚕丝砂糖价格安定事业团）实施监控，目标是把市场零售价稳定在政府规定的上限价和下限价范围内。如果市场供求关系发生急剧变化，市价超出上限价格，则采用间接调控，由事业团抛售其库存，增加市场供给，或依法减免进口税，促进进口，以平抑物价。在市价低于下限基准价格时，政府指导生产者团体调整库存量，或由负责监控该产品的事业团从市场购人增加库存。为调控物价，吞吐储备发生的库存管理费和购货贷款利息等，由财政负担。

（三）价格补贴机制。即政府对于一些农产品给予收购补贴，这类产品指大豆、油菜籽、加工原料用生乳及指定乳制品。政府规定向农产收购大豆、油菜籽的基准价格，以确保农民再生产。基准价格由农林水产大臣批准实施。当生产者卖出的平均价低于基准价格时，其差额由政府通过农业生产者团体补偿给生产者。为确保加工原料用生乳的再生产，政府规定向生产者收购的保证价格。通常，乳制品制造厂实际收购生乳的价格（称基础贸易价）低于政府规定的保证价格，这之间的差价额，由政府补给农民生产者。政府对乳制品（指定8种）出厂价也有限制，规定了“稳定指标价格”，实际售价可按此上下浮动，上限＋4%，下限-10%。当市价超越上下价限时，畜产振兴事业团可以吞吐储备来调节市场供应。

与此相配套的还有价格风险基金制，这可以看作是价格补贴机制的补充或延伸。这项制度覆盖的产品有指定的14种蔬菜、加工原料用果品、鸡蛋等。当市场价格在规定水准以下场合时，其差价额的大部分，由国家、地区政府、生产者等联合筹集的基金补助给生产者，其余差价额由生产者自负风险。当市价暴涨时，生产者团体组织货源按全国指导价提前上市供货平抑物价，基金用来扶助生产者栽培种子、育苗、吞吐储备等。基金的筹集则根据产品品种有多种情况：有的品种国家出资60%，地方政府20%，生产者团体20%；有的品种三者各出1／3；有的品种由地方政府和生产者团体筹措；有的全部由生产者出资。现日本运用此制度于蔬菜，指定品种14种，指定产地1168处，指定消费地区36地165城市。

二、日本农产品的价格形成对我国的启示

不难看出，日本农产品价格在形成过程中，始终以农产品市场价格的相对稳定为目标，同时兼顾对农民利益的保护和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实现了宏观上的计划性与微观上的市场机制的较好结合，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取得的效果是比较理想的。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农产品价格经历了几起几落，每一次起落周期都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所以，借鉴国际经验，对于稳定我国农产品价格，进而稳定经济全局有很重要的意义。

1.必须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毫无疑问，市场是调节供需的主要手段。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也不能例外，也应主要依靠市场手段。但农产品的生产与供应有其特殊性，一是从总体上看，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小，在一定的时期内，社会总需求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量，尽管在农产品内部有一定的替代性；二是农产品供给关系国计民生，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其价格的起落对人们的生活影响较大；三是农产品在国民经济中舶基础性作用明显，对国民经济其它产业的发展影响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就会面临较大的风险，尤其在我国人口众多、农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日本政府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摸索出的对农产品采取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办法，对我国有较强的借鉴性。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直接掌控农产品流通中的批发环节；二是准政府经济组织指导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并不失时机地调节市场供求。这两个方面恰恰是我国的薄弱环节。我国农产昂流通领域的准政府经济组织主要集中在大宗农产品如粮食、棉花、油料等领域，对蔬菜、副食等介入较少。而政府对农产品流通批发环节的掌控，仅停留在规划建设、收费管理上，甚至政府必须承担的质量监控职能也未能很好的履行，以至于近年来我国屡展出现食品安全事故，这足以引起政府和社会的警醒。

2.必须发展和完善规模化的现代农产品批发市场。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基本建立起以批发市场为中心，以城乡集贸市场，连锁超市和其它零售网点为基础的农产品市场体系。目前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到4500多家，承担着约70%的商品农产品流通任务。目前，我国的批发市场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工商局或农民集体兴建；另一类是经过政府批准正式建立。国家级的批发市场，较规范但活力不足从而未达到预期的经济效益，自发形成于市的批发市场，有活力而规范性差，二者都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纵观日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发展历程，其高效运作主要取决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完善的法规体系。因此，借鉴日本成功经验，我国政府应该着力于政策的研究与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上，从而促进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发展与完善。

3.必须发展农业中介组织，提高农民参与流通的能力。农业中介组织的意义，主要在于解决一家一户的农民参与市场的能力不足的问题。单个的农户对市场信息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而农业生产与销售过程又需要农户掌握产前、产后大量必要的信息，需要有组织机构为农户提供必要的各种服务。还有，农户在参与市场活动的过程中，当他们以单个农产的身份出现时，在谈判和利益博弈中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另一方面，政府与社会需要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规范与约束时，总是因其成本太高而力不从心，这就需要有中介组织，一方面，中介组织应是农户的利益代言者，另一方面，中介组织也承担着规范与约束农户行为的职责，这是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向市场提供安全的、质量可靠的农产品的需要。不难看出，日本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熟，中介组织不仅仅是农产的利益代言者和利益共同体，他们还兼有准政府组织的职能，承担有一定的社会职责，发挥了较好的作用。我国的农业中介组织，主要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式出现，“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其主要职责是向其成员“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但总体上看，我国的农业中介组织发展时间短，经验积累少，还需要在政策上给与鼓励，在资金上给与扶持，尽快建立一批农民急需的农业中介组织。

4.必须实施质量安全与市场准人制度。农产品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现代农业生产中，无机能被广泛使用，农产品的加工、贮存、运输链条拉长，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增多。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农业发达国家都对农产品进口实行严格的检验制度，农业标准化生产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在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农产品的质检项目越来越多，控制标准越来越严格，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对质量的要求甚至超过了对价格的要求，以至于一些进口我国蔬菜的国家如日本，对我国的蔬菜生产供应基地从生产环节就提出了详细的要求，质量标准检验上更是一丝不苟，这对于我国国内市场的蔬菜生产与供应也起到了示范作用。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近几年屡屡发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更是直接威胁到了人们的健康与生命安全，为我们敲响了保卫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警钟。借鉴日本的经验，我们必须建立农产品质量监控与市场准入制度，应该从生产环节入手，控制农药与化肥的施用量，着力开发安全、高效、低残留的无机能产品，完善农产品的质量检验制度，严格市场准入制度，使我国的农产品建立在安全、可控的范围之内，使老百姓的餐桌有一个安全可靠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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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升，《“肯定列表制度”对山东省蔬菜出口的影响与对策分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5.

第二篇：应试教育的形成机制论文

[论文关键词]职业素质社会阶层核心课程应试教育

[论文摘要]要使推进素质教育的改革更有针对性，就有必要实行换位思考即分别站在经济社会、国家、基础教育部门以及学生及家长的立场上审视作为素质教育对立面的应试教育，找到倾向应试教育人们思想动机后面的物质根源、制度背景，完整地把握应试教育的形成机制。

近年来基础教育旨在推进素质教育克服应试教育弊端的教育改革成效不够明显：应试教育批而不倒仍未得到有效遏制，素质教育倡而不立未能取得重大突破。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弄清作为素质教育对立面的应试教育的来龙去脉，实行换位思考即分别站到经济社会、国家、基础教育部门特别是学生及家长的立场上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应试教育，找到倾向应试教育的人们思想动机后面的物质根源、制度背景，从而把握住应试教育的形成机制，并以此为据有针对性地规划我们推进素质教育的改革。本文就此做些探讨，以就教于大方。

经济社会——国家双层诱导结构

教育是有功利性的，其功利性可区分为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个层次：其一，职业功利性。教育使人获得文化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及技能，从而具有从事一定工作的职业素质。其二，社会功利性。教育使人在政治思想素质、道德素质、身体素质等方面获得进步，有助于形成基本生活技能和社会交往能力，形成科学精神、民主法制观念、良好心理素质和行为习惯等，对成为合格公民具有重要意义。其三，人自身发展的功利性。教育促使人情感、趣味、特长、爱好、丰富个性的发展，虽就直接意义讲并无明确的功利性，但就其代表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和人自由全面发展未来前景以及这样那样地给予包括职业活动和社会生活以积极影响来说，也在无用外观下有着“无用之大用”的功利性。对于这三个层次的功利性，虽然国家与用人单位（经济社会的微观主体）有明显的态度差异，但综合起来又过分地向职业功利性倾斜，这就形成了应试教育的基本制度背景。

用人单位，无论是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还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为了实现其效率、效益的目标，都必然倾向于片面强调人素质中的一小部分，即与细密社会分工相联系而被高度强化了的人的职业素质，对人才选择持工具主义的立场。其实，工具主义立场对教育的影响是一以贯之的：中国最早的教育家孔子办教育是为实现其社会理想而培养人才，其实就是要把人打造成最好的政治工具；近代西方普及义务教育是为了适应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发展对有文化劳动力的需求；当代出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趋势，从根本上来说也不是出于人文关怀而是满足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对大量高职业素质人才的需求；即便现在人们批评应试教育忽略了人的身体素质、操做技能、道德情操、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工具主义的影响，是在抱怨现实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工具还不够精巧、强大、功能全面、适应性强等等。很显然，在要不要人的素质全面发展的问题上，用人单位实际倾向于为我所用的片面发展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是社会阶层分化明显并频繁流动的社会，而支撑不同社会阶层定位的主要因素正是从事不同工作人们的职业素质，社会流动的主体则是正在谋取职业的青年一代。对渴望实现向经济收入、政治待遇、工作环境、社会声望、生活质量都更高的社会阶层流动的青年一代来说，最现实的途径是求职，最基本的凭借是职业素质。对于无法以工作经历证明其职业素质水平的他们来说，相关学历就成了最主要的砝码。本来，高学历并不等于高职业素质，但用人单位在有选择余地的场合，都宁愿采用“用人高消费”的策略，其想法是经过教育体系内部有公信力的高考、研究生入学考试以及其他各种考试层层筛选出来的高学历者必将具有超出一般人的职业素质或潜质。不仅国内用人单位这样看，连跨国公司来到中国也会入乡随俗专门挑拣名牌大学毕业生，就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于是，青年一代试图跻身于高社会阶层的竞争就被归结为争取进入高职业层次的谋职竞争，谋职竞争又被进一步归结为上大学的竞争、上优质中小学的竞争等等。在经过一连串的竞争、选择、淘汰之后，青年一代各自社会阶层定位的雏形也就显露出来了，配合并支持这一竞争过程的教育模式就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围绕高考所展开的教育教学过程不过是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争取进入以一定职业素质为支撑的高社会阶层竞争的预演版。

党和国家站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立场上，要求全面、均衡地实现教育三个层次的功利性，要求尽最大可能实现人全面素质的发展，并为此采取了不少措施。然而，应试教育还是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症。究其根源，从国家这方面讲，在制度安排上存在难以超越的现实局限性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其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任务使国家举办的教育对人才工具性的考虑不能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顶住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并实现振兴繁荣和走向现代化的目标，迅速发展经济成了当务之急。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要求教育多出人才快出人才要讲求成本效益要首先满足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就成为必然的了。而经济社会发展向教育提出了多层次人力资源结构的需求：最大量需求的是受过义务教育的普通劳动者，接下来是大批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及其他形式培训的高技能型人才，再有就是少数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各类专门人才，最后才是极少数读过硕士、博士的高端人才。国家所构建的学校体系经过层层选拔挑选出“最适合教育的儿童”直到人才培养金字塔顶端这种制度安排，虽然不能将相差悬殊层次分明的以职业素质为支撑的社会阶层完全复制出来，但无疑能给众多受教育者阶层划分以一个大致的轮廓,于是应试升学就有了与社会地位提升相近似的意义。其二，国家举办教育的资源分配向顶端倾斜强化了人们上大学的渴望。在现实中，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可以享受到他只读过初中的同龄人几十倍上百倍教育资源的支持，让他日后在职场上具有后者无法企及的竞争力从而实现向高社会阶层的跨越。这样如何能抑制住人们不顾一切上大学的冲动呢？其三，国家举办的大多数中小学的现有条件难以兼顾应试与全面素质发展。我们是穷国办最大的教育，这个大主要就大在义务教育阶段。按现在大多数学校的办学条件，离实现全面素质教育的理想实在还相距甚远。必须承认，应试教育是一种比较“便宜”的教育（尽管存在淘汰过程中浪费大量人才的“外部不经济”现象），而素质教育则是“昂贵”的教育。素质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要有高超的教学艺术和管理水平，要在教会课本知识以外更强调发展动手能力、培养创新能力，要在智育之外强调身体素质提高和道德境界升华，必须以应试、素质两不误为前提。这一切都既需要国家和经济社会直接向学校大量追加投资，还需要国家和经济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间接地向学校提供有利条件。显然，这些都是今天所难以想象的，就如同我们难以想象大批农村中小学连基本教学条件都难以保证的条件下素质教育能有重大进展那样，就如同我们不能设想在社会上就业门路狭窄的状况下能使学生心平气和地接受高考落镑或进入末流大学现实那样，就如同我们不能希望在用人单位只认文凭不给低学历者展示才华机会以及用人单位重用人轻培训做法普遍存在情况下学生能不倾向于通过应试教育考大学那样。

高考——应试教育的导因

上大学尤其是上重点大学、名牌大学的诱人前景对莘莘学子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求多供少、竞争激烈的局面可想而知。而现行高考恰恰是解决矛盾平衡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有效手段：其一，符合效率的要求。实践证明，高考能将考生中基础知识最扎实、学习能力最强的一部分人选拔出来，从而为高校教育质量提供生源方面的保障。同时，统一命题、标准、考试、阅卷、评分的高考组织形式，也能使大规模人才选拔成本控制在可承受的水平。其二，符合公平原则。在中国这个最讲人情、关系的国度里选拔人才，必须最大限度地压缩主考方的自由裁量空间，必须摒弃一切人情、关系的干扰，把一切交给六亲不认的书面考试，才能保证应试者不因地域、出身、外貌、言谈、贫富、人缘而受到区别对待，从而才有选拔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其三，具有强大的学习动员功能。以高考为核心，中国基础教育才建构起包括高考前的模拟考试、初中升高中考试、期中期末考试等在内的强有力的以考促学的体系，经常不断地督促青少年努力学习。近三十年来，老百姓节衣缩食望子成龙，孩子们起早贪黑无怨无悔，甚至把智力开发延伸到幼儿园、婴儿摇篮，中华民族有史以来还未曾有过如此遍及全民的尊重知识、尊重教育的景象。如果没有1977年恢复并持续举办的高考，这一切难道还能想象吗？

高考的内容仅涉及若干核心课程，在这根无形的指挥棒下，核心课程受到高度重视，其他课程则被冷落。那么，这里有什么道理呢？笔者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其一，核心课程是进一步学习各类专业知识技能从而最终形成职业素质的基础，这个基础越深厚越扎实，则大学培养人才的效率就越高。如果过分扩大高考涉及的范围，不仅会削弱这个基础，同时也会更进一步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因此是不可取的。其二，全面素质教育强调的许多内容无法以书面考试加以衡量。比如说我们不能根据考试成绩判断考生是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无法认定他是否具有科学精神，更难以推断他融入社会时是否会发生困难。其三，以少数核心课程为高考范围，一定意义上还是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考生的保护，以免他们落入更加不利的竞争地位。然而，高考决非尽善尽美，它在给基础教育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也引发了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在以若干核心课程为内容、以统一标准书面解答为形式的高考面前，素质不如能力更不如知识，全面素质发展敌不过考试本领高强。于是，应试教育的局面就被现实功利驱动下的人们所共同打开了。

学生及家长的理性应对与基础教育的现实抉择

在现阶段，人的成长与谋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人们总是根据谋生利益最大化来规划其受教育过程的。既然社会上越来越多被看好的职业岗位设置了学历高门槛，那么必将引导人们选择上大学上好大学来圆自己的人生梦，引导人们在高考前的十余年间，争取上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并力争成为一次次考试成绩的领跑者，如此一来就是片面发展的应试教育而不是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更适合普遍的需要了。上有以不同职业素质为支撑的阶层差异，中有以高考成绩为依据的大学教育资源分配，下有应试学习与应试教育，这是合乎逻辑的。

应试教育根深蒂固、素质教育举步维艰，与当今青年一代对通过应试实现人生价值的高度路径依赖密不可分。其一，应试教育成了出人头地的主渠道。与文革前、文革中大为不同的是，现在大学招生逐年攀升，已由恢复高考之初的20多万人猛增到2005年的475万人；党提出了选拔使用干部的“四化”标准，大学学历已经成了提拔重用的必备条件；知识分子也不再是被重点改造的“臭老九”，其经济、政治地位已今非昔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规模庞大，要求也越来越高……相形之下，以往通过入党、当劳模、参军提干获得提升等老路子反倒越来越不好走了。其二，应试教育路径透明、公平、速效。在青年一代看来，在高考中胜出，只要靠考分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争取到人生的主动，与其他人生阶段其他形式的竞争相比，高考的成功率相对高、付出相对小、收益相对大。

在以往讨论推进素质教育问题时，有两点经常被忽略：一是提高素质的教育条件，二是实现素质价值的舞台或资格。如果注意到它们就会发现，原来上大学上好大学竟是如此重要：大学能给任何中小学所无法给的发展综合素质的优越环境，特别是帮助人具备专业职业素质的条件，大学能让人获得在有严格学历要求的高层次职业舞台上展示才华的资格和机会。完全离开应试上大学的制度背景来推进素质教育，就会面临“要素质而素质发展不可持续”的窘境。2004年，被公认为素质教育搞得有起色的南京市高考成绩大幅下滑，在江苏省位列倒数几名，其结果是应试教育全面反弹、“县中模式”大行其道，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最后我们再来看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小学。

必须承认，一切合格的、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都会自觉地担当起教育的社会责任，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努力贯彻党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但在另一方面，教育工作者又要担负对一个个学生人生未来的责任，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将少不更事的孩子交到手里时，他们感受到的定是沉甸甸的托付。近年来，社会竞争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明显拉大，即便那些学业有成找到不错工作的年轻人都感到成家、买房、治病、养老等来自生存的压力，更别说那些考不上大学在家无所事事的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了。在如此背景下执教的教育工作者顺应潮流也就很自然地将应试教育看成了教书育人的题中应有之义。进一步看，先有应试学习后有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真正的主导方是学生及家长，把批判应试教育的主要矛头对准教师、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实在是找错了对象。亿万学生及家长接受基础教育最普遍最真实的动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学习决定考试成绩，考试成绩决定未来命运。学生及家长为了职业理想、经济理想、社会地位理想和家庭生活理想而数十年如一日地苦学、苦熬，付出金钱、人力、情感的高昂代价，很自然地会倾向于选择那种能配合其实现理想的教育形式，选择那些最符合要求的学校、教师，选择那些最与实现理想紧密相关的学习内容。人望幸福树望春。正是来自民间分散而又汇集起来的这种教育价值选择趋向的力量，强制着中小学必须跟着走而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谁要是应试不力，学生及家长就“用脚投票”不再给他经济赞助，学校就没有声誉招不来优秀学生，教育主管部门就脸上无光就不待见他，地方政府就没有政绩就不给他充分的财力支持。应试教育就是这么来的。你可以对应试教育批判、改造、完善、扬弃，但不能对它置之不理，除非你能取消高考并彻底堵住由社会基层向上流动的这条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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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桂建生.论基础教育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04（6）：1

第三篇：价格机制

价格机制,是指在竞争过程中,与供求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市场价格的形成和运行机制。价格机制包括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调节机制。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中最敏感、最有效的调节机制，价格的变动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商品价格的变动，会引起商品供求关系变化；而供求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引起价格的变动。

众多的经济上独立的直接依赖于市场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同时，社会上有众多有支付能力和能自由购买的需求者，以及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劳务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等等。

在这三者作用下，形成供求机制、价格机制、激励机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组成统一的市场机制。具体言之，这些机制的形成是这样的：生产经营者和消费需求者为了实现各自的目的，即生产经营者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消费需求者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必须在各种市场上进行交换，以满足各自的需要。这样，供求双方在市场上就形成供求机制。市场上供求双方不断交换，必须以货币作为媒介，才能达成交易，形成价格机制。各种交易价格在市场上形成后，就会发出供求变动的信号，价格上涨说明供不应求，价格下跌说明供过于求，这就给供求双方形成激励机制。

1、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首先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即以市场供求状况为导向，而市场供求状况，又必须看市场价格情况。如市场上某种产品相对于其用途过于稀缺，其价格过高，说明供不应求，生产经营者就有多生产经营该产品的动机，而消费者就有少用或不用该产品的动机，这将引起价格下落，直到其稀缺程度符合其用途为止。如果某种产品相对于其用途过于丰裕，说明供过于求，其价格又过低，消费者就具有多使用该产品的动机，而生产经营者则具有少生产或不生产该种产品的动机。这将带来价格上涨，直至其稀缺程度符合其用途为止。因此，生产经营者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以市场价格信号为根据作出决策的。

2、企业在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以后，就必须解决如何生产问题，也就是如何配置资源问题。是多用劳动力，还是多用资本（包括机器设备）；是用普通材料，还是用高档材料；是用一般技术，还是采用较高技术。关键是要看其成本价格是高还是低。如果使用资本比使用劳动力成本较低，那就采取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力；如果采用一般技术比采用较高技术成本高，那就采用较高技术。企业在决定如何生产问题时，必须通过成本核算，选择成本最低的方案进行生产。通过竞争，促使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以提高市场占有率，取得更多利润。

3、产品生产出来之后，如何在人们之间进行分配，也就是为谁生产问题。企业最关心的问题，是谁能买得起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它决定于市场上各种集团、家庭、个人的收入情况。产品价格的变动，和作为收入的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动，将决定人们对产品愿意支付的价格水平及支付结构，使产品在资源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那些拥有资源较多，或昂贵资源的人，将是富裕的并能购买大笔数量的产品；那些拥有资源较少的人，将是不富裕的，只能购买较少的产品。所以，价格能将产品的产量在资源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

第四篇：宁夏2018年电力交易方式及价格形成机制

宁夏2018年电力交易方式及价格形成机制

1、交易主要以双边协商的方式开展，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在交易公告规定交易期内将协商结果在电力交易平台申报确认。

2、未成交电量进入挂牌交易，区内公用煤电企业参与挂牌交易，月度新报装企业（负荷）优先挂牌交易，区内准入煤电企业（含中石化自备电厂）优先参与摘牌。未成交电量进入第二轮挂牌交易，引入外送山东配套电厂参与。

3、仍有未成交电量，进入集中竞价交易，区内符合条件的煤电机组参与竞价交易（含中石化自备电厂）。存量负荷主要以集中竞价方式开展，优先区内公用煤电机组参与。未成交电量进行第二轮集中竞价，引入符合条件的自备电厂和外送山东的配套电厂参与，集中竞价报价相同时，按照容量优先原则出清。发电企业申报机组最小开机方式，调度机构进行确认，当成交电量小于最小开机方式时，月度交易电量无效。经认定因电网安全约束和供热期间供热机组“以热定发”电量超过其核定的基数与市场量之和时，超出部分电量以当期区内市场交易平均价成交等比例核减其他机组已成交电量。

集中竞价采用统一出清的，①可以根据买方申报曲线与卖方申报曲线交叉点对应的价格确定（边际出清价），②或者根据最后一个（有效）交易配对的成交价格确定（高低匹配价）；③采用撮合成交的（阶段出清价），根据各交易匹配对的申报价格形成成交价格（比如卖方报价和买方报价的平均值）。必要时可对集中竞价交易进行最高或最低限。《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8 年电力直接交易的通知》

一、边际出清价：根据买方申报曲线与卖方申报曲线交叉点对应的价格，1、计算方式：以发电企业申报的供给侧曲线和电力用户申报的需求侧曲线交叉点价格作为市场的统一出清价格。2.当供需曲线没有交点时根据满足交易规模的最后成交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的申报价格平均值确定市场出清价格。

二、高低匹配价：根据最后一个（有效）交易配对的成交价格。

1、计算方式：计算所有可能的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价差E值（E=用户报价-电厂报价）,按从大到小顺序排列E值，E值大于或等于零的匹配对为有效匹配对。2.选取有效匹配对（最后一个成交）的最后一对撮合形成的价格（价差平均值）作为市场的统一出清价格。

2、特点：参与此轮市场交易的全部交易匹配对，都以统一价格作为最终结算价格。

3、优点：（1）.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商品市场通行做法。（2）.有利于信息公开保障交易的公平公正。（3）.有利于简化市场竞争主体间博弈的复杂性，引导电力生产和电力销售企业专注于加强内部管理、科技创新和优质服务。（4）.交易结算方式简单。

4、缺点：（1）.竞争公平性无法得到体现，容易出现投机行为。（2）.无法实现个体报价策略。（3）.容易出现”抱团“，”共谋“现象，影响市场公平性和正常交易。

三、阶段出清价：根据各交易匹配对的申报价格形成成交价格（比如卖方报价和买方报价的平均值）

1、计算方式：（1）计算所有可能的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价差E值（E=用户

报价-电厂报价）,按从大到小顺序排列E值，E值大于或等于零的匹配对为有效匹配对。（2）、从价差最大的有效匹配对开始，逐对依次撮合。（3）、出现价差相同的多个匹配对时，集中竞价报价相同时，按照容量优先原则出清。发电企业申报机组最小开机方式，调度机构进行确认，当成交电量小于最小开机方式时，月度交易电量无效。（4）、按照价差均分原则，形成双方的直接交易成交价格。

2、特点：发参与此轮市场交易的各交易匹配对，都以不同价格作为最终结算价格。（各交易对之间交易价格不同，各交易主体与其他交易对象交易的本身价格也不同）

3、优点：（1）.个体报价策略得以充分展示，实现市场竞争和市场化。（2）.风险和收益成正比，有效约束市场投机行为。（3）.各参与主体报价相互影响，加之返还机制，最后的成交结果相对公平。

4、缺点： 非统一出清价格机制下，一次集中竞争交易将同时形成数量巨大的子交易和各不相同的成交价格，对这样数量巨大的信息如何进行公开，将面临公开透明和保护客户隐私的两难选择。同时，由于信息量庞大，市场参与者难以高效地筛选有效信息，容易激起对交易公平公正性的质疑，引发市场纠纷。影响最终成交价格的因素不但多，而且不确定性大。

第五篇：巩固基本药物制度 完善价格形成机制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3年主要工作安排》（以下简称《安排》），要求各部门全面实施“十二五”医改规划，着力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统筹做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社会资本办医、医疗卫生信息化、药品生产流通和医药卫生监管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巩固已有成果，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参与负责完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推进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加强卫生全行业监管等方面工作。

《安排》明确，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巩固扩大基本医保覆盖面，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80元，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水平相应提高。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分别提高到70%以上和75%左右。积极推进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建设，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

《安排》指出，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实施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严格规范地方增补药品。加强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和处方集培训，2013年年底前要覆盖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完善基本药物储备制度。进一步推动建立常态化短缺药品储备机制，重点做好传染病治疗药品和急救类基本药物供应保障工作。继续推进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非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安排》要求，完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药品价格管理政策，创新政府定价形式和方法，改革药品集中采购办法，确保药品质量，合理降低药品费用，推动医药生产与流通产业健康发展。选取临床使用量较大的部分药品，参考主导企业成本，以及药品集中采购价格和零售药店销售价格等市场交易价格制定政府指导价格，并根据市场交易价格变化等因素适时调整。坚决查处药品购销中的暗扣行为。

《安排》同时指出，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以取消“以药补医”机制为关键环节，按照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要求，以补偿机制改革和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为抓手，深化体制机制综合改革；推进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启动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工程，统筹制定医疗卫生信息化相关业务规范和信息共享安全管理制度体系，研究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药品器械、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保等信息标准体系，并逐步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加强卫生全行业监管，建立健全医疗质量控制体系和医疗机构评价体系，严肃查处药品招标采购、医保支付等关键环节和医疗服务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建立信息公开、社会多方参与的监管制度，鼓励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对医疗机构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