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税务管理及其启示

第一篇：日本税务管理及其启示

日本税务管理及其启示

一、日本的税收制度与税务行政概况

1、日本的税收收入结构

日本税收主要由所得税类、消费税类及财产税类构成。所得税类包括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个人所得税是由国税系统对个人全年劳动所得和个人独资企业经营所得征收的税收，同时地方税务部门还要对个人全年劳动所得征收工人居民税及个人事业税。法人税是由国税系统对法人公司经营所得征收的税收，地方税务部门对法人公司经营所得要征收法人居民税和法人事业税。消费税类包括消费税以及对烟、酒、石油天然气等特殊商品消费征收的各种税收。日本消费税（类似我国增值税）起始于1989年，其税收负担为消费者，税率是5%。资产税类主要包括由国税部门负责征收的遗产税、赠予税、地价税、印花税和由地方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的不动产购置税、固定资产税、特别土地所得税等。以2005审计年度预算一般审计为例。日本的全年收入为44兆日元，其中法人税11.5兆日元(相当于企业所得税)，占26.2%；所得税13.2兆日元(相当于个人所得税)，占29.9%;消费税10.2兆日元,占23.1%;其他如挥发油税4.9%、酒类税3.7%、烟草税2.0%、遗产税2.8%等等。

2、日本的税制建设 最近，日本国税厅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税收征管的措施来确保收入的稳定增长。一是建立了税收征管工作的业绩评价制度。按照《信息公开法》的要求，通过具体的目标考核，强化了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监督，提高了国税部门工作的透明度。其次，充分利用国税征管信息综合信息管理系统（KSK系统），加强综合管理。该系统从1995年1月开始试运行，于2001年11月推广至全国范围。在清缴欠税方面，国税厅成立了集中电话催缴中心，该中心利用KSK系统的信息资料，对欠税纳税人进行集中催缴管理。在反避税工作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日趋复杂，国际税收管理工作面临越来越艰巨的任务，反避税工作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日本国税厅设立了国际税务专门官，专司对跨国公司或大企业的税务检查，防止企业通过关联企业交易转移利润。总之，日本税收征管模式的科学性和征管手段的先进性大大提高了日本的税收征管效率。统计数据表明，日本国税的年均税收征收成本仅在2%左右，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平均水平。

3、税务组织结构、人员配置

日本税收事务主要由日本财务省主税局、国税部门和地税部门负责。主税局负责税收政策的制定及税收协定的谈签等工作；国税部门主要负责中央税收的征管工作，隶属于地方政府的地税部门则负责地方税收入的征管工作。日本国税征管体系由国税厅、12个国税局（含冲绳国税事务所）和524个税务署等三级税务机构组成。据最新统计，全系统现有职员5.6万人。

国税厅设长官官房、课税部、征收部以及调查查察部等4个部局，其主要职责包括制定税务管理工作的总体规划，统一宣传和解释税法，指导和监督各地国税局、税务署的税收征管具体工作；还负责与各省厅以及国际事务合作等。总部人员为605人，约占全体职员的1.1%。国税局接受国税厅的指挥和监督。其设置不是按照行政区划，而是根据税源的经济区划设立在12个地区，组织结构和国税厅基本相同，设立法人课税管理部门（负责管理法人应纳各税种的申报纳税情况，并对其进行纳税评估分析、纳税辅导、税务相谈和税务调查）、个人课税管理部门（负责对自然人的相关事项管理）、征收管理部门（以清缴欠税和滞纳金为主）和税务稽查部门（查察局，负责对极少量涉税犯罪的调查和处理）四大部门。税务署是税收征管工作的第一线，同纳税人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根据辖区税收规模的大小，税务署的内部设置略有不同，一般在税务署署长之下设有：（1）负责内部事务的总务课；（2）管理课；（3）个人课税课；（4）法人课税课；（5）资产课税课。国税局和税务署在税源管理职能上有较明确的划分：国税局在指挥和监督该管辖区税务署的同时，负责纳税规模较大纳税人的日常管理，还就特定业务独自进行征税、检查等事宜。例如，对大企业的税务检查由国税局的相关部门负责。据统计，大约97.4%的职员工作在12个地区的国税局和税务署。

除以上机构外，日本国税厅还设有税务大学校（368人，约占0.6%），负责对国税系统职员的培训工作；设有国税不服审判所（456人，约占0.8%），对纳税人的申诉进行审查。从内部机构和业务类别的人员配置来看，约占总数68%的职员从事个人所得税，法人税、消费税等税种的征收管理工作；15%的职员从事国税债权管理、其他征管业务等工作；17%的职员从事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二、日本税务管理的主要特点

1、以“蓝色申报”制度为切入点，实行纳税人自行核算、自行申报、自行纳税的征管模式

“蓝色申报制度（BLUE RETURN SYSTEM，日本称青色申告制度）”是自行核算、自行申报、自行纳税的征管制度。这种制度可以增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引导纳税遵从，降低税收征收成本，但其前提是必须有一套高效便利的纳税服务体系和依法诚实的纳税环境。现在，蓝色申报制度已经在纳税人中得到了普及，根据统计，目前蓝色申报人已经达到了个人495万人（申报普及率约55%），法人260万家（申报普及率约90%）。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先进的税收征管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通讯环境的发展，日本国税局十分重视利用互联网和因特网来解决纳税人的自行申报、缴款的程序和手续，为纳税人申报纳税提供便利。

2、以计算机技术为依托，建立高效率的信息化管理 日本的税收征管之所以严密高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信息技术在税收管理中的充分利用。首先，建立全国统一的征管信息综合管理系统（KSK系统），该系统具有共享程度高、数据维护及时等特点，能及时提供纳税人的生产经营与申报纳税情况，为全国国税系统有效开展纳税评估奠定基础。

其次，在纳税申报方面，日本各地纳税人都可以从互联网下载纳税申报表，在全国推广个人所得税网上电子申报，纳税人可以自行通过互联网或委托税务代理机构进行申报和纳税，并且纳税的电子签名的法律有效性已经解决。

第三，与有关部门如银行、海关、保险、金融及大企业联网，实现信息的互通和共享。所有这些信息资料的获得，为其有效实施税源监控、纳税评估及有针对性地开展税务交叉审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以纳税评估为重点，切实加强税源管理

纳税评估是日本国税系统税源管理的重要环节。它有三个特点：一是局限于案头审计；二是为进一步采取征管措施提供依据；三是以纳税人申报纳税的真实性为核心内容。税务署的法人、个人、征收等管理部门都设有专门的岗位、配备专门的人才，对纳税人的申报纳税情况进行分析评估，掌握纳税人的经营情况及其相关各方面的综合信息。根据纳税评估分析的结果，确定有疑点的，交由其他专门人员进行税务约谈和税务调查，对情节严重和案情重大的，交由调查查察部门进行处置。目前，日本国税局和税务署都设有负责税务约谈的专门机构。专门负责处理纳税评估中发现的一些纳税申报问题，对相关纳税人进行必要的提示和辅导，并加以纠正。这种方式深受纳税人的欢迎。税务约谈已经成为日本国税系统解决税收征管中存在问题、加强征管双方联系的重要途径。

日本国税局和税务署还设有税务调查部门，负责对纳税评估中发现的涉税问题进行调查处理，相当于我国日常管理中的税务检查。这种检查，有利于监督纳税人如实申报纳税，也提高了纳税人的纳税申报质量。

在日本国税局，纳税评估、税务约谈和税务调查构成了税源管理的重要内容。

4、以维护纳税人权益为目标，建立税务服务体系（1）、是广泛利用各种现代媒体，加强税收宣传和咨询。日本税务部门十分重视税收法规的宣传。除通过互联网向纳税人发布最新的税收政策和办税信息（面向纳税人的外网设计得活泼生动，税法解释和政策规定随时可以查询，很受纳税人欢迎，相对而言，内网很是呆板）外，日本国税局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等宣传税法，在办公场所以及许多公共场合如邮局、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车站、码头等都设有税法宣传资料点，向纳税人免费发放税收政策宣传单、宣传册，以及税务机关编印的杂志。每年的11月11-17日是日本的了解税收周（“KNOW-YOUR-TAXEX WEEK”），相当于我国每年四月的税法宣传月。（2）、是从方便纳税人的角度出发，提供优质的办税服务。为方便纳税人，日本各级税务机关在办税场所的设立上，以高度集中、按需分布为原则。为了解决部分纳税人因工作特殊没有时间进行税务咨询和纳税申报的问题，日本国税厅还明确规定位于城市中心地带的248个税务署的职员在每年2月后两个星期天不休息，为纳税人提供税务咨询和服务，并受理纳税人的申报事宜。现在，在全国151个咨询室中共有约630人的税务咨询官，通过电话咨询及当面咨询的方式，就纳税人所提出的一般税务问题向纳税人提供咨询帮助。

5、以税务稽查为手段，严处大案要案

日本国税局内设的“查察部”负责税务稽查工作（全国仅1300人左右），重点是集中税务机关的优势力量，查处极少数大案要案（平均每年查处近210件，其中起诉到法院追缴刑事责任的重大案件占70%），以惩处和威慑涉税犯罪活动，发挥警示作用。稽查部门在执行保全、强制、搜查、查封等权力时，必须经过法院批准。

三、日本的转让定价税制

1、机构设置

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日本于1986年引入转让定价税制，国税厅就开始了对拥有海外子公司的大型法人或其海外子公司之间的交易进行重点调查，一是根据税收条约加强同对方国家税务机构的税收情报交换，二是向海外派遣调查官，三是积极收集有关海外各种信息资料，同时加紧制定相应的对策来实行对电子商务贸易的征税管理。据统计，每年国税厅要开展海外企业调查约160件，涉税金额约200亿日元。目前，日本国税厅对涉外税收管理机构不断进行充实调整优化。除了在国税厅设有主要负责与外国税务机关之间交换信息、举办国际会议及进行国际协作业务的国际业务部、配备负责相互协商业务的相互协议室外，还设有负责海外活动调查、转让定价（反避税）调查业务的国际调查官（全国约300人）。在国税局还相应配备国际调查课、国际信息课等，2、日本转让定价税制特点（1）调查的交易对象方面

全部是法人与国外相关单位的交易，不包括个人以及国内交易。对关联关系的判定上基于两个标准，一是形式标准，即直接或间接拥有股份50%以上；二是实质标准，即董事、交易受控、资金等方面存在利益关系。（2）调整方法方面

首先传统的三种方法（可比非受控价格法、转售价格法、成本加成法）优先适用，其次采用其他合理的方法，如利润分割法、交易净利润率法，反对使用可比利润法。（3）举证责任及信息收集

转让定价的举证责任有日本国税厅负责，拥有为收集比较对象交易相关信息而对第三方进行调查的权限，纳税人国外关联单位所拥有的资料归纳税人所有，税务当局只为此努力履行业务，没有明确规定纳税人是否有业务一定提供。使用秘密信息仅限于纳税人不提供独立企业间价格核算所需资料时使用，注意不向纳税人公开企业名称，同时在相互协商中不向他国税务当局公开企业名称。（4）其他方面

关联交易调整年度可以追溯调整6年，如果涉及两国政府之间的磋商达成一致意见的，日本国税当局就对日本法人的所得进行相应的减额调整。近年来，日本国税厅考虑到海外企业受所在投资地国家税务当局反避税调整案件的增加，为了争取最大的税收权益，避免双重征税，最近加大了控管力度，规定凡被调整的海外子公司必须报告国税厅，由国税厅相互协议室出面与子公司所在地国税局协商后决定。假如纳税人在转让定价的调查中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时，就加收税收的10%。

3、日本预约定价的开展情况（1）近几年案件数量明显增加

日本是1987年实行预约定价制度的，是世界上最早实行预约定价制度的国家，其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排除双重征税，减少税企双方因调查、诉讼而产生的成本、劳力、时间的浪费，使税企合作更加融洽。据统计，日本预约定价案件数1999年度为37件、2000年度为48件、2001年度为42件、2002年度为47件、2003年度为80件、2004年度为63件、2005年度为92件。

（2）日本预约定价税制的特点 在日本，预约定价一般都是双边的，从事转让定价和预约定价的税务人员不是同一的工作人员，必须是专职的；纳税人提交的APA情报除与事实相关的情报以外，在调查中不能被使用，税务机关应该做到诚心；比较对象数据仅限于公开数据，一般采用三个年度的数据，对其利润率的计算采用加权平均计算；只要纳税人遵守APA，就不再予以转让定价调查，但是，即使纳税人申请预约定价，转让定价调查仍可照常进行，转让定价调查必须优先进行预约定价。

（3）预约定价实务流程

事前商谈（国税局审查部、相互协商室）申请书受理（国税局审查部）申请内容的审查（国税局审查部）审查结果的报告（国税局审查部）相互协商及达成协议（相互协商室）确认通知（国税局审查部）

年度报告书的研讨（国税局审查部）。尽管日本与我国的国情不同，税务机构的组织体系、税制体系、征管体系这些税情差异较大，但通过17天的培训学习和思考，我认为，日本税制体系和征管体系中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如，高效率、低成本、严征管、堵漏洞、促规范以及良好的征纳关系等等。还有他们税务工作人员严谨的工作作风，热情的服务，周到的计划安排，工作实效的跟踪评估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影响。

第二篇：日本的水资源管理及启示

日本的水资源管理及启示

摘要：日本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比我国高。在走过一段重开源、轻节流，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后，转变思路和策略，从规划和法律着手，实施水资源综合整治利用。同样是“多龙治水”，日本的协同管理比我国好。在确定水权、水价方面富有经验。我国面临严峻的水危机，应从多方面借鉴日本。

关键词：日本；水资源管理；启示

日本是一个降雨充沛的国家，又是一个人均水资源稀缺的国家。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 73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970毫米）的1.8倍，是我国多年平均值（660毫米）的2.6倍。因人口密度大，人均年降雨量仅为5 300 立方米，比我国的人均年降雨量5 907 立方米少，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5。但日本的水资源利用效率比我国高得多。据水利部2005年统计，中国年平均淡水利用量达5 600亿立方米，日本年平均淡水利用量为900多亿立方米，不到中国的1/6，而日本GDP总量是中国的8倍。日本的万元GDP用水量仅为我国的1/30—1/48。日本在水资源管理方面有一整套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一、规划和法律

日本在20世纪50—70年代，为满足工业高速发展对水的需要，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将水加以储存和调用。同时，大力开发其他水源，如开采地下水。但重开源、轻节流、轻治污，显现出难以为继：大量修建水库、水坝，周期长、占地多，适宜的库址、坝址越来越少；过多地抽取地下水造成全国性的地面下沉，土地盐碱化；“先污染、后治理”付出的代价，比事前防治污染的投资高出10倍以上。走过一段弯路后，日本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起改变了思路，将开源为主的策略转向节流为主的策略，将先污染后治理转向事前防治、源头减污。他们从规划和法律着手，实施整套的水资源综合整治利用的对策。

日本一向注重对水资源的利用和长远的统一规划。早期的规划着重于河川水量的分配、调度，后来的规划着重于确保水质，明确整治的方向，实施可持续的开发。全国水资源总体规划由国土厅负责，与建设省、环境厅等部门和相关都、道、府、县的行政长官共同协商，拿出规划方案，经内阁讨论通过，最后由内阁总理大臣决定是否批准。规划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但由于水量、水质的不确定性较大，规划不可能一步准确到位，须依据新情况修订完善，20多年来日本水资源综合规划的重大修订就有3次。最近一次是2000年，以2010—2015年为目标，制定了《新的全国综合水资源计划》，简称“21世纪水计划”，重点是构筑可持续的用水体系，适应循环型社会的需要。

规划成功的典型案例是琵琶湖的综合整治保护。琵琶湖是日本最大的湖泊，横卧于京都之东，名古屋之西，大阪、奈良之北，处于滋贺县境内，是湖滨1 800万人生活、生产的宝贵淡水资源、水产资源和旅游资源，也是润泽人们心灵的精神之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工业排污和生活垃圾的剧增，排入琵琶湖的COD(化学需氧量)和氮污染，大大超过水体的自净能力，水质逐年恶化。加之流域森林、农地不断减少，市镇街道增多，水源涵养功能减退，自1970年开始，琵琶湖经常发生赤潮、绿潮。日本政府在1972年制定了《琵琶湖综合开发特别措施法》，提出整治规划，1979年颁布《琵琶湖防治水体富营养化法令》，80年代继续开展《琵琶湖综合开发计划》。人工大堤、混凝土河床、入湖的下水道等都按规划建成，但水质并未根本改善。90年代后期，政府制定实施《琵琶湖综合保护整备计划》，从全流域着手，在水质、水源涵养、自然环境及景观保护上都严加要求。琵琶湖流域有甲贺草津、八日市、彦根、长滨、高岛、信乐大津、志贺大津共7个河川流域单位，在保护整备计划制定前，先组织河川流域的上、中、下游各区域互相考察，充分熟悉，达成深入的理解和共识。他们将流入琵琶湖的河川水路、水域外缘的山地、森林与琵琶湖通盘规划，形成生态回廊，谋求生态系统的修补和循环。经过全流域的综合保护整备，终于使琵琶湖重现30年前的容颜，恢复了防洪、供水、旅游等多种功能。滋贺县于2000年再度出台新的综合保护计划——“母亲湖21”，期限为50年，要在2050年实现琵琶湖的理想状态。

规划通过法律成为国家的意志，二者同步先行。日本水资源的法律调控起步较早，相应的法律、法规相当完善，立法、执法的经验十分丰富。早在明治维新后的19世纪后期就制定了《河川法》，规定河川为公共物，国家有权调度用水。之后，20世纪50年代制定了《工业用水法》、《上水道法》、《下水道法》、《特定多功能水库法》；60年代制定了《水资源开发促进法》；1967年通过《公害对策基本法》，制定了水质环境标准；1970年制定《水污染防治法》，规定都、道、府、县知事必须对公用水域的水质状况进行经常性监测，环境厅在公共水域的重要地点也设置水质自动监测仪器，每年公布“全国公共水域水质监测结果”。当排水达不到水质标准时，政府知事有权命令工厂或事业场改进装置，或停止排放，对违反命令不符合排放标准者，可进行处罚。由于执行严格的排污标准和法律管制，现在全国城市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处理率在98%以上。法律还规定禁采和保护地下水，确保其充足，常清。

二、体制与管理

日本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属于“多龙治水，协同管理”模式，分别由国土厅、建设省、农林水产省、通商产业省、厚生省、环境厅（2000年升格为环境省）、科学技术省等部门，按照中央政府赋予的职能各负其责，衔接配合。几个部门依据法律办事，既分工又合作又制衡。全国的水资源综合规划由国土厅负责；防洪、抗旱设施的建设，河流水资源开发的审批，由建设省负责；水力发电、工业用水由通商产业省负责；灌溉和农业用水由农林水产省负责；生活用水由厚生省负责；国家水资源开发预算、地方水资源开发经费管理，由大藏省负责；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科学技术及情报，由科学技术省负责。1962年，由内阁总理大臣指定了全国七大水系，由国土厅直接监督、管理，其他未指定的水系由都、道、府、县知事指定管理者。

在官方机构之外，还有许多半官方、半民间和民间组织。如水资源开发公团，是一个对日本7大水系进行统一筹划和开发治理的半民间组织，受内阁大臣的监督。

日本把水资源分为农业用水、工业用水、生活用水、水力发电用水、养殖用水、公益事业用水及环境用水等许多种类，分别制定不同的质量标准，由不同的部门进行建设，协同管理。

农业用水占全国用水总量的2/3，多年来一直较为稳定。85%取自河流，辅之以水库及原有的6万多个池塘蓄洪防涝，积水抗旱。政府大规模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干、支、斗、龙渠全部用水泥衬砌硬化，桥涵闸配套齐全。近十几年来大量铺设管道代替明渠，减少渗水、漏水。水田灌排分开，使灌溉水反复利用。旱地由以往的畦灌发展到现在的喷灌、微灌，其设施的配套率在30%以上。

工业用水多年来也保持稳定水平，每年平均550亿立方米，其中取用新水仅为120亿立方米，其余430亿立方米的水都是循环产生的。2005年，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达78.2%，比20世纪60年代提高一倍以上，居世界前列。工业企业的废水各有专用的处理设备，从废水中过滤、提取出金属元素，既实现资源的回收，又减轻对水环境的污染。

生活用水多年来逐年上升，现占全部用水量的18.2%。全国人口基本上都使用自来水，自来水管普及率达96.1%。各地对自来水管防漏水抓得很细，东京水道局专门成立了700多人的“水道作业特别队”，对输水管道随时进行检查维修。水厂看到哪家用水激增，就寄去通知：我们发现您这个月用水激增，也许水管漏水了。只要您通知，我们马上前来检查。若无回音，水厂每天照样寄来，直到查清修好为止。政府采取减免税赋、进行补贴或提供政策性贷款等措施，开发、推广节水设备，商店规定像马桶这样的设备，必须是节水的才能卖。东京市民使用淡水十分节省，据世界水理事会提供的资料，东京每家每天的用水量仅为184升，只有北京市民的1/4。

中水的回用，日本在全世界做得最早最好。他们把自来水称为上水，把下水道的水称为下水，将下水加以处理分离，得到中水，用于冲洗火车、汽车，道路浇洒，清扫工厂，冲厕，森林消防，城市消防，灌溉绿地等。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试从下水中提取中水，20多年建起城市下水道废水处理场1 300处，每年处理废水124亿立方米，其中1.3亿立方米经过处理的中水作为工业用水或其他回用。在农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废水增多，有半数以上的农村兴建了废水处理设施，用经过净化处理的水灌溉农田，但有严格的水质控制标准，防止对农作物和人体产生不利影响。中水设施按建设规模分三种类型，最多的是单体建筑物自建，即一栋建筑物设置一套废水处理装置，将厨房、盥洗室排出的废水加以净化处理，用来冲洗厕所，再排入下水道。也有几个建筑物合建一套中水设施，或整个区域如工业园区、住宅区等集中建设中水设施，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废水处理和再利用。2006年，全国有2 200座饭店、政府机关、学校、企业、会馆、公园、运动场等公共设施以及大型住宅区的建筑物建立了中水系统，每天的杂用水供应量相当于全国生活用水量的1%。在缺水地区，建设中水设施成为强制性的规定。东京规定面积在3万平方米，或计划用水量每天100吨以上的新建项目，都必须建设中水设施。中水设施的投资，政府通过减免税金、提供低息融资和补助金等手段加以支持。

日本降雨丰富，积蓄、利用雨水成本低，收益高。过去对雨水的利用多在沿海岛屿，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城市也着手利用，一般用导管把屋顶的雨水引入设在地下的沉淀池，技术处理简单。东京都在公园、校园、体育场、停车场等处的地下，修建了大量的雨水贮留池。凡是新建筑物，包括住宅楼，都要求设置雨水贮留设施。1989年开业的东京港区的野鸟公园，园内用水皆来自雨水，形成了湿地、芦苇荡、草地、树林等景点，成为东京地区的著名观光点之一。名古屋、大阪、福冈等地的大型建筑物下都设置了雨水利用装置，其中名古屋体育馆每年可积蓄雨水3.6万立方米。这些在建筑物之下地基之上的水池，在地震频发的日本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水的浮力可以支撑建筑物，降低其晃动的加速度，延长其震荡周期，减轻震动的程度。水池里水质较好，在发生地震灾害时可作为应急水源。北海道还大规模运集、贮藏积雪，既得冷源，又积水。

三、水权与水价

当水资源不足、短缺时，水权的概念和争执便凸现出来。《河川法》规定河川和水流是公共财产，不能占为私有，同时也确认了水权的存在。水权是水的使用权和收益权，是一种财产权。但它又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受许多约束条件的局限。水权根据其创立起源、使用目的进行划分。根据起源分为惯例水权（法律创立前就承认的水权）和依照《河川法》取得的水权。根据不同的用水目的，分为灌溉水权、工业水权、市政水权、水电水权、渔业水权等。水权的取得遵循“占有优先”的原则，法律允许水权有偿转让给其他人或团体，但必须向河川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得到批准，且不能改变水的用途，如灌溉用水不能改变为工业用水等。在行使水权的“占有优先”权时，又根据实际情况在引水量上进行控制和协调。为了保证河水在自然循环中的净化能力，规定只有在河水超过河流正常流量时才可取用，正常流量从航运、景观、保洁、渔业、水生动植物的保护等方面来确定。在干旱来临时，优先引水权要经过当地用水协调委员会的协商，先满足抗旱灌溉的需要，再兼顾其他方面。经过约一个世纪的教化，日本国民的水环境意识已很强，一般能自觉维护良好的水事秩序，违反取水许可及水法规的事件比较少。一旦发现水事违法、侵权行为，先是劝戒、警告；若不听，便新闻曝光，让其遭受社会各界的谴责，民众会不买这些单位的产品；对严重违法、侵权者依法惩处。

日本的水价较高，这是节制用水量的有力的经济杠杆，也是供水公司持续运转并得以发展的保证。不同用途的水有不同的价格，一般都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每月20立方米市政生活用水的价格，是伦敦的1.36倍，巴黎的1.17倍，纽约的3.25倍。几乎所有的供水公司都归市政当局所有，公司独立核算，但无权像一般企业那样按照供给、需求的市场法则来定价，水价的涨落一律由当地的市政议会负责决定。决定水价的基本原则是：减轻使用量较少的消费者的负担，对超过平均使用量的消费者采用累进制收费。收费标准按水表口径的大小来制定，水表的口径分为小、中、大、特大4种，每一种口径再细分为几个等级，口径越大者收费标准越高。不同的口径即使用水量相同，大口径也比小口径的水费多。这样就有效地节制了大户的用水，同时以较低费用保障了最基本的生活用水。

一些基本的公共供水服务，为绿地浇水、道路喷洒、消防用水等，由相关部门买单。公共用水设施，如修建水资源工程，旧管道维修、更新等，均由市政机构从财政中支出。政府对供水公司的考核并不以经济指标作为首要，而是注重对水资源的保护、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中水道系统处理出来的水，成本比自来水高，价格比自来水低，但政府仍然斥资推广。

四、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现在面临着严峻的水危机，正在以历史上最稀缺的水资源和最脆弱的水环境支撑着最大规模的人口和经济发展。人均淡水资源量仅为2 200立方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有6个省、区（宁夏、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人均淡水资源量（不包括过境水）低于500 立方米。我们应当从国外寻求多种借鉴，东邻日本的水资源管理至少给我们以下启示：

1.加快水资源管理的思路调整和制度创新。我国水资源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思路陈旧，管理制度滞后。水资源管理包括水量管理和水质管理，日本在这两方面都富有成效。我国长期以来重水量管理，轻水质管理，每年有1/3的工业废水和90%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排入河湖，以至于现在水质危机已经重于水量危机。在水量管理上，重供给管理、轻需求管理，重调水、轻节水，以至于出现调来的水不加爱惜，粗放使用，甚至大搞城市水幕、水墙等水景观，模拟“江南水乡”。在水质管理上，重工程治理，轻社会治理，重河湖水体的治理，忽视流域周围工、农业的减排治污及山林的养护，以至于污染源增多、加剧，河湖水体无法“洁身自好”。这方面，日本琵琶湖的全流域综合整治值得我们效法。

2.“多龙治水”一定要配合协同。我国和日本都是“多龙治水”，日本有8个部门，我们有水利部、地质矿产部、环保总局等14个部门，这是无可避免的。差异在于他们能够配合协同，我们显得群龙无首，各行其事。管水源的不管供水，管供水的不管排水，管排水的不管水体水质。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权限不清，步调不一，前者弱而后者强。这样的“体制病”，寄希望于正在施行的大部委制改革加以解决，同时，还期望水法规体系的完善，像东邻那样依法治水、治污。2002年10月1日施行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比以前完备，但协调性仍然不够，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管理还存在冲突。至今缺乏国家层面上的统筹流域综合管理的法规，亟须通过立法加强流域管理的权限，在此基础上建立流域与区域的会商机制。

3.将“先污后治”尽快转变为治污在先。日本也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但很快转变为治污在先，源头保护。我国至今没有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误区。应该知道，我国已经没有“先污染，后治理”的资本，如果污染的局面得不到扭转，我国淡水资源将面临消失，我们将失去改正错误的机会，让几代人付出巨大的生存成本。治污不光是指污水，也包括生活垃圾、工业垃圾等，不让污染物质进水。日本将生活垃圾分为七类，分别处理、回收，而我国的生活垃圾至今尚未分类。日本控制垃圾填埋，防止污染地下水，而我们的垃圾深埋仍在不断污染地下水。日本对工业固体废弃物、旧家电、旧汽车回收利用，已发展成全球领先的“静脉产业”和循环经济，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4.把水作为商品，建立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节水型管理体制。河川是公共物，但上下游、左右岸、地区之间以及农业、工业、市政、水电等部门之间，应各自拥有不同空间、不同时间、不同用量的水权，同时拥有不同的排污权。建立水权制度，通过水权交易市场实现水资源的有偿使用和优化配置，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又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水权制度包括水量、水质、时间、空间的考量，包括初始分配和后来的转让以及排污权转让等，其界定相当困难。国务院水利部2008年2月1日公布《水量分配暂行办法》，首次对跨省、区、市的水量分配以及省、区、市以下其他跨行政区域的水量分配原则作了规定，标志着我国初始水权分配制度已经基本建立。但怎样准确地计算水量，检测水质，适时分配，有序转让？还需要做很多的探索。水权交易容易使人过度追求经济利益而影响环境质量，怎样保持足够的生态用水？尚须深入学习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不同的流域应有不同的水权安排，不同的水价，应由各地政府与公众会商决定。现在越权取水以及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汽车等浪费现象到处可见，应通过水权和水价加以遏制。

5.与日本开展技术合作，节水、治污。日本在节水、治污方面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努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政府宜出台政策鼓励企业与日商合作、合资，生产各种节水、治污的产品、设备供应市场。我们自己也有一些节水、治污的技术和产品，应加强这方面的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力求中日互补、双赢。

参考文献：

[1]郭培章，宋群.中外节水技术与政策案例研究[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3.[2]娄鹏，刘建.东京下水道的可持续管理[J].水利发展研究，2007，（5）.[3]宋国君，徐莎，李佩洁.日本对琵琶湖的全面综合保护[J].环境保护，2007，（7）.[4]蓝楠.日本饮用水源保护法律调控的经验[J].环境保护，2007，（1）.[5]吕守军.日本两部分水价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现代日本经济，2005，（3）.[6]陈晨.中国水权制度建设大幕初开[N].科学时报，2008-04-02.[7]赵晓.中国要向日本学习什么[J].国际经济评论，2005，（11-12）.[8]成金华，等.关于中国水资源管理问题的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6）.

第三篇：日本生活作文启示

日本生活作文启示

生活作文教育在日本有较长的历史，它产生于日本近代的学校教育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次复兴。日本生活作文教育是以大量教师的教学实践为基础，改革作文的内容与表达方法而展开的教学活动，它提出的背景与我国当前学校教育状况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我国学校教育与学生的生活相背离的情况也是相当普遍的，作文教学的“形式训练”倾向明显，借鉴日本生活作文教育运动的成功经验，让作文教学根植于学生的生活世界，是改革作文教学的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

一、回归生活引发真情实感

日本写作教学十分注重回归生活，“它扎根于现实生活之中，它是以儿童自主地、能动地表达为出发点的，它是主体作用于对象同时又深化对自我思考。它是一种完整的对象性活动。”①也就是说，生活作文使写作和生活融为一体并互为因果。生活阅历丰富有助于写作表达，它可以改变以往写作与生活脱离的情况，写作也有利于提升生活品味，因为写作介入生活之中，可以使生活丰富和深邃起来。学生写作时，在真诚地拥抱生活亮丽的同时，也真实地反思生活，这样就使写作成为生活必需的一个部分，成为促使人格形成的活动形式，而不是生活的点缀。

其实，日本生活作文的教学思想与我国一直倡导的“写作与生活密切联系”是一致的。叶圣陶先生早就指出：“生活就如泉源，文章犹如溪水，泉源丰盈而不枯竭，溪水自然活泼地流个不歇。„„写文章不是生活上的一种点缀、一种装饰，而就是生活的本身。”的确，学生生活就是一座原始金矿，而习作应是经过矿厂提炼的产品。应该让学生的习作走入生活，写生活的喜怒哀乐，写生活的酸甜苦辣。《语文课程标准》也指出：“写作教学应贴近学生实际，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应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热爱生活，表达真情实感。”因此，把生活与作文结合起来是作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但多年来，我国的写作教学虽然也一再强调学生的写作应该反映生活，应为反映生活而写作，但由于习惯于两节课内交卷，这种写作实际上只可能是思考辨析，或者干脆是为作文而编造生活。有的教师不断地提醒学生要注意观察生活，有些教师则制造一些“生活体验”，如为了写“擦鞋”，就要求学生把鞋和鞋油带到课堂上，实际擦一遍，然后写，即所谓“为作文而生活”。但诚如一个学生所说：“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去春游，临行前老师对我们说回来每人要交一篇作文，到了那里要仔细观察。结果没玩好，作文也没有写成。”作文本来应该是为了反映生活的，结果在教学实践中变成了“为作文而编造生活”，甚至是伪生活，本末倒置的方法不会产生真正的好作文。且先来看一篇日本中学生的习作，如下：

父亲的白衬衫

那天是父亲换新工作后第一天上班。父亲换上了以前不大穿的西装，西装下雪白的衬衫配上了鲜艳的领带，已经好久没有看到父亲这样的打扮了。

知道父亲要换工作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他从工作了二十五年的电报科被调到了一个不合他性格的推销科，母亲好像对父亲换工作的事非常担心。从父亲开始新工作的那天起，我们家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父亲每天工作回来，都要读两三个小时的书。一到父亲打开书，在一旁的母亲、我和妹妹连忙去把电视机、收音机的声音关小了。这个动作后来成了习惯，父亲稍稍翻阅有关推销的书，我们就会冲到音量旋钮旁，引得父亲笑了起来。

还有，母亲在家务中现在增加了一个小项目，就是洗父亲的白衬衫。因为放在洗衣机里洗不干净，母亲一直是用手搓的。母亲从不耽误洗衣的事，父亲的白衬衫一直是雪白的。

有一天父亲终于得到了第一笔订单，看着他的努力终于迎来了成果，我们全家人都为他感到高兴。现在已是八月，盛夏的季节，父亲干推销员以来已过去了半年。就是在这种酷暑中，怕热的父亲每天这样衬衣领带肯定很难受，但父亲嘴里却没有抱怨的话，我从父亲的这种态度中看到了他对工作的热情，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坚持到底、决不服输的人。

我桌上的钟已经过了十一点，父母房里灯还亮着，父亲好象还在看书，“爸爸要注意休息呀！”我在心里轻轻地呼唤着！

(注:[日]佐伯梅友编《现代国语》，转引自方明生著《日本生活作文教育研究》，第165页。)

《父亲的白衬衫》以一个初中女学生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自己对父亲及其工作的观察。虽然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学生对父亲工作的观察、体验的机会是十分稀少的，但这位同学还是在生活中捕捉、勾勒出了父亲的工作形象。并由此可以感受到女儿对父亲深深的爱以及家庭中暖暖的亲情，这种真情实感难能可贵。平时我们在作文教学中就要引导学生着重从学生自己的生活视野和感性经验中取材立意，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这样才能更好的引发写作的真情实感。

二、着眼于跨领域学习

日本生活作文“它是一个促进人格形成的主体活动同作文表达活动融为一体的完整的活动，它是学科教育同生活结合的一种形态，是一种综合性的学科教育”。②作文不仅仅是语言文字运用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学生的观察、认识、思维、想象、情感等多个方面的发展。写作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写作学习是一种综合性学习。从日本的生活作文教育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日本教育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而且还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教学实践。日本生活作文教育的一种实践形态――“生活调查作文”提倡以科学的态度去观察、研究生活，它以单元学习的形式展开，其中包括自我定题、收集材料、查阅资料、以作文形式总结和班组讨论等步骤，以及查阅资料、图表的应用、内容归纳的条理化等方法上的学习。且看日本教材第三册第7单元《走向未来》中的一段引语：

在本单元中，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文章。通过这些课文的学习，请大家认真思考一下人类与社会的现状，并重新探讨自己今后的人生方式和我们社会的现状。„„[课题三] 确立主题，汇编文章。（1）站在人类之外的动物或植物的立场上，以小说的形式描述周围的人或人类社会。（2）21世纪将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在了解现代社会和现代科学动态的基础上，总结列举的事物，写一篇论述文。„„

（参见洪宗礼主编：《当代外国语文课程教材评介》，江苏教育出版社，第211页。）

学生如果根据教材的上述要求写成一篇作文，不仅仅需要写作能力，还需要学生查阅大量的课文以外的科学文化资料，并能够对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和表达，整个过程完全是一个跨领域、综合性学习的过程，习作的最终产生可以说是学生综合性学习的成果。

所以说作文学习不仅仅是语言运用的学习，也是一种综合性的学习。而我们的作文教学却是一种封闭式的语言训练，学生静坐在教室里冥思苦想。似乎作文就是作文的事，与其他学科领域毫不相干。我们的作文教学亟需确立这样一种跨领域、综合性学习的观念。所以，要采取多种渠道打通课堂内外，充分发掘各种语文教育资源，引导学生读好社会和自然这两部大书，特别是要让他们投身于火热的社会生活之中，感受社会跳动的脉搏，汲取更为丰富的写作营养，将单纯自我表白式的笔触转向对各种社会现象、媒体热点、新闻事件或人物的品评，转向对地球村事态百相的深层观照。这种“转向”的意义，不仅在于放大了生活的外延，扩充了学生写作的源泉，而且在于它能使学生作文的过程变成到生活中求真、求善、求美的过程，成为形成健全人格的过程。

三、在关注生活中认识自我生活概括了人的全部活动，日常生活包含着多个侧面，如与自然相关联的日常生活，与生产劳动相关联的日常生活，与人的社会相关联的日常生活等，而学生每天经历的日常生活则是一个最为贴近人的生活事实。由于十分平常无奇的日常生活每天如此，毫无变化，学生习惯于这样的生活而从未去回顾、深思这样的生活。然而，正是这样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许多矛盾和课题，才值得关注和思考。学生可以通过这些关注和思考来认识自我，因为认识自我的目的是使学生正确认识、展现自我，树立信心，增进自己与父母、老师、同学之间的相互了解，达到正确评价自我的目的，从而对促进学生形成健全、成熟的人格，健康地发展起到有效的作用。所以，学生应从周围生活出发，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家庭成员的交往、同龄人的交往中，自主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产生认识、表达的要求，而不是在空洞的观念上构筑对自己的想像。

在日本的生活作文教学中就安排了一个“依据事实，重新观察生活”的作文单元，这个作文单元要求学生找出并记录一天的生活中特别有兴趣的事、产生疑问的事、留在心上的事。一位学生在做了一天的记录以后，发现了平时没太注意的问题，写了一篇作文，如下：

把家庭当作后台就行了吗?

（日本中学二年级学生的作文）

在我的生活中，家庭成员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呢？对我来说，家庭、家庭成员意味着什么呢?我，可以说整个日本的中学生，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即使回到家里，当天的作文、复习，明天的预习、准备就把大部分时间花去。那么，家庭就只是中学生学校生活这个舞台的后台吗?

现在的我，在家庭当中，对待家里人，几乎都是采取自我中心的行为方式的。家里人为我做事，我都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来接受，而我自己却不为家里人做任何事。有一天，晚饭之后，父亲在辅导弟弟功课时把弟弟骂哭了。我在一旁听着，说父亲教法不行，母亲则说要我来教。我便没有做声。但心里也在盘算：教弟弟他连感谢的话也没有，对我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再加上又不是他来问我，教他纯粹浪费我的时间。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但心中确实是有一种非常寂寞的心情。

我是这么一个打小算盘的人，细想自己也感到羞耻，我还没有很好的理解家庭、家庭成员的意义。晚上，母亲催着两个弟弟早点睡。家里人就这么没有什么交谈，一天就结束了。这太没劲了。家庭就是一个后台，至少，现在这样的生活只能这么来形容了。我感到应该更认真地想一下家庭、家庭成员的问题。

平时，弟弟们从不为我做点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为我做什么，那么我也不为他们做什么。这样家庭、家庭成员就毫无意义了。在期望别人做什么之前，自己应该先养成主动地交谈的态度。这天我想到了这些事。

母亲开始算钱，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大家都睡了。我一个人在做明天上课的准备。

（注：[日] 石森延男编《国语》，转引自方明生著《日本生活作文教育研究》，第162 页。）

教材要求学生通过“一天的生活记录”重新关注日常事实，发现问题，据此来写作。要使学生在关注生活中形成自己的看法，形成认识自我的作文，最主要是考察学生的习作是否正确地把握了事实，围绕事实、思考、看法是否深入。在作文教材中介绍的这篇初中二年级学生的习作，实质上反映了现代日本家庭生活的基本结构，正是通过“一天的生活记录”，这位学生从平常的事实中发现了问题。她用了“舞台”、“后台”的语词来比喻这种生活结构，形成了自己对“家庭”这个问题的看法。

其实“生活作文”就是围绕着学生的日常生活，通过“生活作文”的方法，培养学生摆脱习以为常的思想方式，关注真实的生活事实，从中发现生活矛盾和问题的能力。在关注生活中形成的思想、看法，将引导学生形成克服生活中困难的力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和学习日本生活作文教育思想，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思考作文教学与研究具有参照性。作文并非仅是语言符号的操作，离开生活，作文就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面对应试教育对作文教学的种种扭曲现象，我们应该深入思考作文教学的真正意义及其正确的方法，积极探索更有效的作文教学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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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②方明生：《日本生活作文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98届博士学位论文。

[作者通联：湖北大学文学院]

第四篇：日本农业现代化的启示

经济学视角:日本农业现代化经验及其对中国的适用性研究

卢荣善

内容提要:日本农业在农户小规模经营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第一,最 大限度地将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到有效使用现代生产要素的最低临界规模以上;第二,工业和城市扩散以适应农民兼业和促进农村发展;第三,大力发展外向型工业以促进农业;第四,政府财政对农业高补贴;第五,充分发挥农协的组织化作用“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条件与日本相比有差距”日本的经验有的对中国借鉴价值较大,而有的借鉴意义有限“借鉴价值较大的是以上第一!第二和第五方面,这三个方面便成了现阶段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日本经验;中国条件差距;若干途径

按照古典经济学中的农业微观经济模型,小农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如经不起风险!不能吸纳机械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不能实行企业化管理等,因此,与农业现代化是不相容的“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人多地少的国家,至今未能建成欧美澳式的现代大农场,但却实现了农业的高度现代化”其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有哪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在中国开展新农村建设的今天,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这些就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日本农业家庭小规模经营基础上农业现代化成因

(一)最大限度地将农户耕地经营规模扩大到有效使用现代生产要素最低临界规模以上 日本人均耕地不足0.04公顷X”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耕地的流转和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以改变小农经营模式“1958年5经济白皮书6中就提出小农经营已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1961年颁布了5农业基本法6,试图通过扩大农户经营规模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1962年新修改的5土地法6废除了农户拥有耕地面积的限制;1970年对5土地法6进行了修改,废除了对农业租佃的限制,鼓励出租和承租土地,发展核心农场以及协作经营!委托经营等多种方式的耕地使用权流转,以扩大农户经营规模(关谷俊作(中译本),2004)”与以上法律指向相配套,日本在各个时期的有关农业方面的税收!财

政补贴和投资!信贷等政策都是鼓励农户经营规模扩大的“最近的例子是2005年,农林水产省改变了水稻生产的补贴重点,其规模标准是:北海道为10公顷,其他都府县为4公顷,集团经营者为20公顷(田中景,2004)”日本因耕地特别珍贵而地价高昂,加上社会保障程度低,农民惜售耕地,政府虽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小农户经营体制问题“但是,其法律和政策的实施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以1980年为例,骨干农户占农户总数的22.6%,拥有耕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8%,其产值占当年农业产值的61%(张文伟,2001)“到2004年,日本全国户均经营耕地达1.5公顷,农业人口人均耕地为0.97公顷,分别为中国的3倍和5.7倍(农业部课题组,2005)”日本的骨干农户达到了有效使用现代生产要素的最低临界规模)95)X2000年日本耕地面积为483万公顷,总人口为1.2703亿,人均耕地为0.038公顷“数据来自关谷俊作1日本的农地制度(中译本以上,这一规模亦是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的最低临界规模”如今,日本农业是高度现代化的,诸如农业机械化!单位耕地的化肥使用量等多项反映农业现代化的指标均超过欧美“另据报道,日本建立在农户小规模经营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成本是极为高昂的,其生产成本和农产品价格是世界上最高的,目前,大米的价格是美国的4倍,小麦的价格是美国的6倍,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张文伟,2002)”日本政府仍在一如既往地执行扩大农户经营规模的政策和法律“

(二)工业和城市的扩散以适应农民兼业

日本工业和城市分散布局战略的出台是缘于下列原因: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曾几度出现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快速向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集中,农民从事空间上的大跨度兼业,由此导致了大城市的过度拥挤,农村人口过疏和农村区域社会功能的衰退(祖田修,2003)”为了追求城乡的均衡发展,实现全面现代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政府便着手实施

工业和城市分散化战略“这一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在农村地区通过村町合并,建立中小城镇(宋杰,赵韩强,2001)”为此,日本先后颁布了5向农村地区引入工业促进法6!5新事业创新促进法6!5关于促进中心小城市地区建设及产业业务设施重新布局的法律6等等,旨在促进大城市工业和人口向农村地区流动“到了1962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第个/全国综合开发计划0,提出了利用大规模建立新据点的方式,扩散城市工业来振兴地方经济,缩小城乡和地区差别的方针”该计划鼓励工业向农村地区和工业过疏地区发展“在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和法律引导下,城市工 业纷纷进入农村,农村迅速兴起了大批的中小企业和小城市”工业和城市在空间上的重新布局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产业结构,使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岗位迅速增长,从而为农民的就近兼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王慧,2001)“

(三)以强大的外向型工业带动农业

日本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出口贸易占很大的比重”1955)1975年,日本出口贸易以高于世界出口增长率2倍的速度迅猛发展“同时,出口结构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最初的纤维制品!棉制品和杂货迅速转向钢铁制品!船舶等重化工业产品,再转向机械!电子器械和轿车等”由出口贸易带动了日本经济长期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桥本寿郎,长谷川信,宫岛英昭(中译本),2001)“1960)1969年,日本的机械工业增长了5倍,钢铁工业增长了3.2倍,化学工业增长了

2.6倍(揭新华,2002)”与早期的英国依靠150倍于本土面积的殖民地市场发展自己的工业相类似,日本的现代大工业和城市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国际

市场需求拉动起来的“日本现代大工业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工业积累的雄厚资本和财政收入发展农村教育和农业科技”1965)1973年,日本的公共教育投资年均增速为17.6%(侯力,汪晓红,2004),很快建立起了完备的教育体系,大力培养现代农民“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也是惊人的”优良品种的培育!化肥和农药的生产!科学栽培技术的研究,农业水利的兴修等取得了卓著的成效“(2)为农业提供机械化装备”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农村劳动力发生短缺,从而使机械化生产有了必要,而城市已经高度发达的机械制造技术又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可能“从1961年开始,日本结合本国山地多!地块狭小!分散的特点,研制各种农业机械”到了1967年,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

机械化,该年手扶拖拉机普及率达到90%,全国机耕面积达到66%,其中水稻机耕面积为90%“与此同时,插秧机!联合收割机!农用汽车!烘干机迅速增加,并开始向中大型机械发展”如今,日本的农业机械化程度超过了欧美各国(李群,2002)“(3)现代大工业及时吸纳了农业剩余劳动力”日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非常之快“1960)1965年,平均每年从农业中转移出的劳动力为64万人;1965)1970年,年均转移53万人”1955)1970年,农业就业人数从1611.1万人减少到1008.7万人,共减少了602.4万人“经过20年的转移,到1975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率从40.2%下降到13.9%;到1998年,进一步下降为5.2%,而第三产业就业比率上升到63.3%(宋杰!赵韩强,2001)”日本城市现代大工业的迅猛发展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及时吸纳,为农业生产要素重组!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农户收入的提高提供了极好的外部条件“)96)卢荣善:经济学视角:日本农业现代化经验及其对中国的适用性研究

(四)以雄厚的财政实力对农业实行高补贴

与强大的现代工业和城市经济相适应的日本政府财政实力相当雄厚,这就为支持农业的迅速现代化提供了可能”日本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对农业实行高补贴的国家之一“1986年,世界各国政府发放的农产品价格补贴总额约为1100亿美元,其中日本一个国家就高达400亿美元,占1P3以上”1990年,日本中央财政的农业预算支出为23784.7亿日元,其中用于各类农业补贴的支出竟占近70%“另据经合组织调查,2000年日本农业的补贴占GDP总额的1.4%,而当年的农业总产值才占1.1%,即农业补贴超过农业总产值”从农户的年收入来看,日本农户年收入的60%来自政府的各种补贴“日本政府财政对农业的补贴包

括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购置农业现代化设备!农业贷款!农产品价格和保险五大类,其中农

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农户农业现代化装备的购置等支出,绝大部分由政府财政承担,需要农户支付的比重很小(周建华,贺正楚,2005)”

(五)充分发挥农协的作用

日本有全国统一的!遍布乡村的!庞大的农协组织体系“上有全国的农协联合会,下有综合农协,也有专业农协,全国99%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农协”日本农协具有强大的社会化服务功能,对会员的生产经营!生活等服务几乎无所不包“如为会员农户采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产品!金融服务!加工!育苗!育种!储藏!农机具维修!生产技术和发展计划指导!医疗保健!房地产信贷!邮政!农民的婚丧等等”日本农协不以盈利为目的,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有效地解决了单家独户所解决不了和解决不好的生产经营和生活问题;在分散的农户与大市场之间架起了桥梁,克服了家庭小规模经营的局限性,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经营效率“另外,日本政府以政策和法律对农协实行强有力的保护,从财政!税收!信贷!保险等多方面支持农协的运行和发展;同时,通过农协贯彻落实政府的农业政策(刘淑云,2005)”

二!中国农业现代化条件的差距

(一)农户经营规模过小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据钱贵霞!李宁辉等人(2006)对经营规模最大的粮食主产省份的调查:2002年,中国粮食主产区户均耕地为0.714公顷,人均耕地为0.183公顷,劳均耕地为0.277公顷,当年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户均0.513公顷!人均0.099公顷和劳均0.393公顷“另据农业部课题组(2005)披露,200年中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17公顷,农村户均经营规模不到0.55公顷”同年日本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相当于中国的5.7倍,户均耕地面积相当于中国的3倍“中国农户经营规模如此之小,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1)自给比重高,商品化程度低导致农业生产发展动力不足”农户因规模过小不利于专业化分工,一般倾向于多种产品的生产“据统计,目前中国农户同时从事2种以上产品生产的占90%以上,其中有农户生产10种以上的产品;全国农产品的综合商品率只有50%”这种没有摆脱自然经济状态的农户经济体由于缺乏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和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必然惰性很强“(2)不能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没有成本核算,投入)产出比低”(3)不能有效地吸纳较大型的现代生产要素和承接外部投资“(4)不能与现代化

服务体系和大市场有效对接”这一命题的含义是,因农户小而分散,造成从事交易的任何一方都存在着交

易成本过大和风险过高的问题,从而导致交易量的减少“(5)农户农业收入不能持续增长”现代农业的一

条基本规律是农场规模决定农场的农业收入“目前,中国农户的年均农业经营收入只有1000元,资产收入不过50元”在农户耕地规模不能扩大和农业技术不能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农业收入的持续增长几乎不可能(卢荣善,2006;洪民荣,2005;石磊,2005)“

(二)兼业化程度低,兼业收入增长缓慢与日本相比,现阶段中国农民的非农化兼业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兼业户在农户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小”2003年,中国进入城镇打工的农民工为

1.139亿,绝对数看起来很大,但实际上只占农劳动力总数的23.2%“也就是说,有76.8%的农民没有非农兼业收入,其收入完全来自农业(白志礼,2006)”(2)兼业收入低“农民的人均兼业收入2004年为398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3.6%(农业部课题组,2005)”(3)跨地域兼业所占比重较大“以2004年为例,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为1.026亿,其中县域非农产

业吸纳了65%,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吸纳的占35%”必须加以说明的是,前者不完全是农业劳动力就地转入家乡所在县的非农产业,而更多的是从中西部农村转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县域非农产业“2003)2004年,在转移的劳动力中,到外省兼业的分别占41.0%和41.9%(农业部课题组,2005)”在地上大跨度兼业给兼业者自身所带来的问题是:兼业成本高,不能很好地照顾家乡的农业!老人和孩子“(4)兼业收入不稳定”中国农民工的兼业渠道有两条:一条是乡镇企业,一条是大中城市市民不愿从事的脏!累!差行

业,这两个方面都具有不稳定性“据统计,2002)2004年,农民工有稳定就业岗位的分别只占51.2%!51.2%!54.9%(农业部课题组,2005)”(5)在一年当中兼业时间较长“2004年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时间平均为9.4个月,其中半年以上的占75.8%,10个月以上的达60.2%(农业部课题组,2005)”由此可见,中国农民工中有一半以上每年打工时间长达10个月以上“这批人实际上已经脱离农业,但由于没有放弃农业,从家庭来讲仍然属于兼业者”

总之,现阶段,中国农民的大量跨地域兼业,对流入地城乡发展有极大的好处;兼业者家庭可以增加收入;而对流出地来说则是人力资本的流失(一般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对流出地城乡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至于向家乡汇款和返乡创业之说,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前者主要用于家庭建房和嫁娶等生活消费;后者为数太少,不具有普遍性”

(三)工业促进农业的两难和矛盾

日本在城乡现代化全速推进期(1955)1975年),城市现代大工业借助于出口贸易得以迅猛发展,农业的比重急剧下降,很快形成一种/大马拉小车之势0X“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

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然而,现阶段,中国工业对农业现代化的促进却存在着/两难0,即工业既要支持农业现代化,又要依赖农业和农村的支持,这两者几乎同等重要“从增强工业促进农业的能力方面来讲,既要把工业做大更要把工业做强,因此,必须相对集中资源以保证工业的较快发展”如何做到这一点?国内农村市场的开发是关键,即以广大的农村市场来支持工业的发展“开发农村市场的前提是,农村必须迅速发展起来,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和购买力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提高,因此,又必须要以更多的资源重点发展农业和农村”

在工农!城乡关系上还有一些具体的矛盾,比较突出的是:为了推进新农村建设,政府公共财政资金对农村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而农村居民储蓄等社会资金却一如既往地通过金融机构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非农产业,且后者在总额上远远大于前者(王东京,200)“又如,新农村建设本来需要城市工业的人力资本支援,而实际情况是广大农村原本就短缺的人才和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却大量地流向城市”农业部课题组(2005)对2002)2004年全国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调查结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3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0岁左右;受过初高中教育人数的比例大大高于调查样本农村劳动力”这与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似乎相反,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历史上,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现实中,多半表现为素质较高的农业生产者留下经营农场,素质较低!不善经营农场的农村劳动人口流入城市打工谋生“

(四)政府公共财政支农能力有限

日本政府公共财政强大的支农能力仍然来源于国际市场支撑起来的强大的城市现代大工业,还因为相对于强大的城市经济,农业规模迅速下降到很小的份额”中国政府公共财政的支农能力远不及日本“1990)2003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占GDP的比率处在8.03%~15.93%”根据何振国(2006)所设计的中国财政支农支出最优取向增长模型的预测,到2010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绝对数为6695.33亿元人民币,)98)X作者的一个形象比喻,意指在国民经济中工业比重大,农业比重小,工业容易带动农业卢荣善:经济学视角:日本农业现代化经验及其对中国的适用性研究而该年农业GDP约为25588亿元人民币,财政支农支出约占农业GDP的26%“到2020年,财政支农支出可望达到17099.66亿元人民币,该年的农业GDP可达36305亿元人民币,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47.1%,从相对数上讲,这是一个极限值”从中引出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农业的建设离不开政府财政支持,但政府财政对农业的贡献有限“更何况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农户数量!农业人口和劳动力规模仍然很大,有限的财政资源分摊到巨大的分母上其平均值就更小了”

(五)真正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严重滞后

日本的农户是小而分散的,但他们有完善和强大的农协组织体系,将农户纳入现代化系统之中

“中国的农户经营规模比日本更小!更分散,但却没有像日本那样的合作协作组织体系”因此,现阶段中国的农户经济只能是处于相对/自在0的状态而经营效率不高“说真正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滞后是基于石磊(2005)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农民不是组织化程度低,而是国家权力延伸到了乡村,形成了普遍的!严密的村落一级的党务机构和行政机构,将农民直接纳入了国家正式的组织网络”中国至今没有农民自己的组织系统“从孔祥智!郭艳芹(2006)等人的调研报告披露的情况综合起来看,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以下一些主要问题:(1)处于分散!零星的状态,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网络系统;(2)缺乏法律地位,至今尚无一部专门法来确立其地位,连到哪个部门登记注册都不明确;(3)内部管理不规范,无章可循,利润分配和分红随意性大;(4)业务范围小,服务功能弱,对农户的帮助有限;(5)政府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支持不够” 三!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现实途径

据有关专家预测,到21世纪中期,中国人口为16亿多,其中有8~9亿人仍然要居住在农村,农业劳动力仍占有一定的比重(石磊,2005)“中国与日本一样,不可能建成欧美那样的大农场”中日农业要素禀赋的相似性决定了日本农业现代化经验对中国来讲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前文所述日本的五条经验中,第三和第四是中国所不能及的,值得中国借鉴且同样能做得好!还能弥补第三和第四两点不足的是第一!第二和第五”这三条便构成了当前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现实途径“

(一)深化耕地制度改革,发展家庭适度规模经营

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是日本的两倍以上,完全有可能学习日本的经验,将大部分农户的经营规模扩大到能够有效吸纳现代生产要素的最低临界规模以上,建成企业化家庭农场”具体可从四个方面入手:(1)深化耕地制度改革“为了避免社会的震荡,其改革的方向是:保持现有耕地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虚化其所有权”让农户耕地承包使用权永久化!物权化,允许继承!入股!转租!赠予!委托经营等“让耕地使用权的出让方获得合法的土地财产收入,以作家庭生活保障!转移费用和进入非农产业的创业成本”(2)大力培训现代农场主或农业企业家“农村耕地经过以上使用制度的改革,其使用权供给主体的形成应当不成问题,关键是耕地使用权的需求主体”全国要有数千万愿意接受耕地!扩大农场经营规模!把农场当作事业来经营的人“这批新型农民要具备创业家的潜质,懂得企业化管理和运作,能够运用农业现代科技和现代市场营销手段等”(3)制定和完善旨在促进耕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政策体系“这类法律和政策主要是

让耕地使用权的供需双方均无后顾之忧,让经营规模较大的骨干农户享有更多的优惠”(4)全面改善农业的生产经营条件,让农业投入者和经营者能够获得全社会均等的回报“

(二)/工业下移0与农民就近兼业的契合笔者所赋予/工业下移0的中国化含义是:将大中城市中的资源和有关非农产业下移到小城市!县城和农村小城镇”具体包括政府公共财政投资的向下倾斜;政府运用政策法律手段将包括外资在内的社会资源重点向下导入;大中城市的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工商企业实体性下迁“实行这一空间战略的直接意义是,让更多的非农产业和小城市靠近农业和农民,便于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近兼业(住在村庄,乘车上下班)”其好处是:节省农村劳动力及其赡养人口进入大中城市的购房费用等转移成本,更好地兼顾农业的生产经营,下班回家照顾老人和孩子,让全体农村居民更多地享受附近城镇的各种现代化服务等“实行这一战略的深远历史意义是工农结合!城乡联姻!资源和非农产业空间上的均衡配置,最终实现城乡一体!经济社会均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充分平等地提高,共同进入小康和现代化社会”

(三)建立健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

现代企业化家庭农场制度,不论规模大小都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而超家庭的其他任何农业生产组织形式都是低效率的“这一点随着20世纪80)90年代以色列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式微!前苏联集体农庄和中国人民公社的解体而得到最终的证明,经济理论界的有关争论也从此息声”然而,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同样证明了现代企业

化家庭农场须臾离不开外部合作经济组织体系的支持“就后者来讲,日本的农协组织是成功的”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探索和积累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却存在着前文所述的一系列问题“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应汲取日本农协经验,重点解决以下四个问题:性质!地位和内部治理结构等的法律规范;系统化和网络化建设;政府财政上的支持保障制度建设;培训各级各类专业化人

才”

第五篇：日本金融自由化及启示

案例七：日本金融自由化与启示

二战后至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一直对金融业的市场准入、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金融业的价格与非价格竞争、资本国际流动等实行严格的管制。此后,日本金融自由化开始逐步展开,具有高度稳定性的日本金融体系逐渐演变成了存在诸多严重问题、危机四伏的金融体系。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认为金融自由化是促成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泡沫经济严重化和金融风险不断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问题是,当时日本能否通过拒绝金融自由化的方式进行金融风险控制,为什么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严重金融动荡中日本又进一步推进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对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展开过程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回答上述问题,而且对分析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制度变迁路径也提供一个典型实例。

一、90年代以前日本金融自由化的逐步展开

自70年代中期开始,推动日本政府放松对金融业管制的国内与国际因素不断涌现,日本金融业逐步踏上了自由化之路。

(一)大企业资金需求减少对战后日本传统金融体制的影响

7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日本经济增长率降低而发生的企业资金需求减少,对战后日本传统的金融体制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一,促进了证券回购市场的发展,并由此引发了银行业与证券业之间的竞争。自70年中期开始,日本证券回购市场的交易规模迅速膨胀,1978年已经超过4万亿日元,从而成为当时在日本具有重要影响的自由利率金融市场。其主要原因是一些企业出现了“余裕”资金,为提高这些资金的使用效率,企业把其大量投入到了自由利率的证券回购市场。证券公司所进行的具有资金借贷性质的证券回购业务的迅速发展,“破坏”了战后日本传统金融体制之下证券业与银行业之间的均衡关系,而这又招致以都市银行为代表的大银行的反击行为。1979年5月由都市银行所推出的可转让存单(ＣＤ)就是银行业回击证券业的一个重要举措。尽管当时发行的ＣＤ面额很大,时间期限规定也较严格(面额5亿日元以上、期限为3～6个月),它还不是一种主流金融商品,但毕竟与证券回购交易一起打开了突破日本金融商品价格管制的缺口。

第二,加速了银行同质化的进程,并从而引发了银行业内部的激烈竞争。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大企业由于采取了“减量经营”的经营方针,致使其对外部资金的需求不断减少。并且随着融资方式的日趋多元化,大企业对银行借款的依赖程度不断降低。这样就造成了各种银行在贷款对象选择方面向中小企业加速集中的趋势。另外,都市银行、地方银行这类传统以短期周转资金借贷为核心业务的银行,也开始逐步扩大了设备投资贷款等长期借贷业务。1970年都市银行的对外贷款总额当中,设备投资贷款所占的比例仅为12.0%,而1981年便上升到了21.4%,1991年则达到了40.1%。上述3个时期地方银行的设备投资贷款占其对外贷款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5.7%、27.0%和37.1%。上述情况表明,80年代日本银行业日趋同质化,战后日本传统金融体制之下所确定的银行业分业经营原则已被新的经济环境逐步打破。

(二)赤字国债大量发行对战后日本传统金融体制的冲击

以1975财政发行2.3万亿日元的赤字国债为开端,日本走上了大量发行赤字国债之路。国债的大量发行使日本传统的国债定价、发行和消化方式已无法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大藏省开始实施国债的“流动化”和利率“弹性化”政策,即允许银行将持有的已发行1年以上的国债在市场上出售,并且自1978年开始采用公募拍卖方式来发行国债。这样,国债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由利率金融商品开始出现于日本金融市场。

国债大量发行的最重要影响,并不在于出现了一种规模巨大的自由利率金融商品,而在于由此而引发了银行业与证券业的相互渗透以及银行业与证券业在开发以国债为基础的新型金融商品等方面的激烈竞争。由于自1975起发行的国债多为10年期国债,其偿还期在80年代中期开始,这意味着在80年代初日本金融市场上会出现规模巨大的“期近”国债(即在两三年之内就将到期的国债)。由于这些国债是一种自由利率金融商品,因而其收益率一般都高于被政府所管制的银行存款利率。如果证券公司大量出售“期近”国债回收资金,势必将极大地影响银行业的吸收存款能力。面对这一严峻局面,日本银行业强烈要求政府允许其从事国债交易业务。这种努力尽管遭到了证券业的激烈反对,但1981年通过的新“银行法”还是满足了银行业的要求,允许其从1983年4月开始从事国债交易业务。

在“新银行法”出台前后,日本银行业与证券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相互渗透日趋加深。这最集中地反映在证券业以国债等公共债券为基础,陆续开发出了具有存款性质的中期国债基金、利息基金、零利债券、证券互换、长期国债基金等金融商品,银行业则相继开发出了指定日期存款、大额贷付信托、国债定期账户、国债信托账户等具有证券特点的金融商品。

(三)强大的国际压力对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推动作用

70年代末以后,日本传统的金融管制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国际压力。这种国际压力极大地促进了日本金融自由化的进程。

第一,严峻的国际竞争压力与日本企业债券发行管制放松。70年代以前,由于大藏省及由8家主要银行组成的企业债券发行协会,对企业发行债券采取了种种抑制性的政策措施,致使日本企业很难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在国内金融市场筹集到低成本的资金。另外,由于日本的外汇法禁止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这又使得日本企业无法自由地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1980年日本对实施多年的外汇法进行了重大修改,确定了外汇交易“原则自由”的政策原则。随着日本对国际间资本流动管制的放松,日本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通过发行企业债券所获得的资金规模不断扩大,海外资本市场对日本国内资本市场构成了极大的竞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得不放松了对企业债券市场的管制措施:一方面逐步调整了长期实施的企业债券发行“有担保原则”这一行业惯例,降低了债券发行企业的资格标准;另一方面降低了银行所收取的担保物品管理手续费。自8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基本改变了担保物品管理手续费价格接受者的地位,其费率一般都由银行与企业协商来确定。

另外,在企业债券市场管制不断放松之际,日本企业正在争取实现ＣＰ(商业票据)发行合法化。然而,由于银行业及其后盾大藏省的阻挠,这一行动迟迟未果,最后双方的交涉过程演变成了具有政治色彩的斗争,企业界于1987年终于获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此后,日本企业的ＣＰ发行规模迅速膨胀,到1990年末其余额达到了15.7万亿日元。

第二,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施压与日本的金融管制放松。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的高利率政策造成美元大幅度升值。随着美元升值对美国出口产业及就业打击不断深刻化,美国政府逐渐矫正了美元升值是“强大美国”的象征这一肤浅认识,转而要求有关国家采取措施抑制美元升值。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出台的“索罗门报告”认为,造成日元贬值的最重要原因是日本实行“人为低利率”的金融管制政策,致使投资家不愿投资日元以及日元金融商品。所以,要求日本加速实行金融自由化。1984年5月末,刚刚成立不久的“美国—日本美元日元委员会”提出了“美国—日本美元日元委员会报告”,与此同时日本大藏省也发表了题为“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的报告。此二报告一般被合称为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宣言”。在“宣言”发表以后,日本存款利率自由化的步伐开始加快,在都市银行、长期信用银行、信托银行、地方银行、相互银行(1989年2月大部分转化为普通银行,被称为“第二地方银行”)、信用金库等6类银行型金融机构的存款总额中,自由利率存款比率由1986年3月的11.8%上升到1988年3月的26.8%。其中都市银行的存款利率自由化程度最高,从15.9%上升到了34.7%。

二、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措施

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90年代前半期谨慎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阶段;二是90年代后半期金融自由化的最终完成阶段。

(一)90年代前半期日本自由化的进展

90年代前半期,尽管日本金融业已经陷入到不良贷款严重、金融交易大幅度萎缩的困境之中,但日本政府并没有打算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金融管制体制,并以此实现金融结构调整和金融秩序重建,而仅仅是按照80年代中期所规划的金融自由化目标实施了如下两项措施:

第一,存款利率的完全自由化。90年代以前,日本在不足1000万日元的小额定期存款利率自由化方面所取得的唯一进展,就是于1989年6月引入了限额为300万日元的ＭＭＣ(浮动利率定期存款),活期存款的利率管制仍然没有任何松动。90年代上半期,日本存款利率自由化获得了重大进展。首先,逐步实现了小额定期存款利率自由化:1990年4月把ＭＭＣ的最低限额从300万日元调低到了100万日元,1991年4月把ＭＭＣ的最低限额进一步降低到了50万日元,同年11月实现了300万日元以上的小额定期存款(3个月～3年)利率自由化,1992年6月废除了关于ＭＭＣ最低限额的规定,1993年6月为期1个月至3年的小额定期存款利率实现了完全自由化,1993年10月,开始引入最长期限为3年的浮动利率存款和最长期限为4年的固定利率存款(中长期存款),1994年10月实现了定期储蓄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并引入了最长期限为5年的固定利率存款。其次,短期内迅速实现了活期存款利率自由化:1992年6月引入了新型储蓄存款(金额为40万或20万日元,与大额定期存款的利率进行联动),1993年10月出台了新型储蓄存款的进一步自由化措施,1994年10月除了结算帐户存款以外的所有活期存款利率都实现了自由化。这样,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历程,日本对银行业所进行的价格竞争管制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第二,金融机构业务兼营化的初步发展。80年代,尽管银行业已经开始涉足国债等公共债券的交易活动,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开发出了大量的渗透到对方经营领域的金融商品,但真正的金融业务兼营化却始于90年代初期。1992年日本通过了《金融制度改革法》,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就是确定了银行、证券、信托3种业态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设立子公司的形式实现业务的兼营化。另外,生命保险公司与财产保险公司也可以通过设立子公司的形式进入到对方的经营领域。

(二)90年代后半期日本金融自由化

90年代中后期,受不良债权等严重问题困扰的日本金融业发生了空前的危机,许多巨型金融机构陷于经营危机状态,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事件频繁发生。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使日本政府面临着严峻的民众信任危机。在这种大背景下上台执政的桥本内阁于1996年发表了题为《金融体系改革———面向2001年东京市场的新生》的报告,确定了日本金融体制改革的构想。此后,日本政府陆续出台了多部金融改革法令,对战后传统的金融体制进行了多方面的重大改革。其中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控股公司合法化。自1998年3月开始实行的《金融控股公司法》规定,在日本可以组建金融控股公司。所谓金融控股公司就是指以某一金融业态的金融机构为母体,通过50%以上控股的形式把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子公司化的金融组织形态。战后日本的禁止垄断法一直禁止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此番对禁止垄断法的修改,一方面是为了通过金融机构业务多元化来实现金融业的“范围经济”,另一方面是为金融机构的顺利重组提供条件。

第二,金融机构业务兼营化的进一步发展。1997年2月,日本银行业被允许设立专供信托投资公司出售信托产品的柜台。这一举措表明,信托交易开始进入银行。自1998年12月起,日本银行业被允许在窗口出售信托投资产品。另外,在此期间日本开始允许银行系证券公司从事股票交易。在放宽对银行及银行系证券公司业务限制的同时,日本也扩大了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自1997年开始日本的证券公司被允许开设“证券综合帐户”。所谓“证券综合帐户”,即指在证券公司给客户开设的交易帐户之上附加上支付与结算功能。这表明证券公司开始涉足长期以来一直被银行业所垄断的管理结算帐户业务领域。

第三,对金融机构开业及价格与非价格竞争管制的进一步放松。首先,证券公司与信托投资公司的开业管制由以前的许可制改为注册制。在注册制之下,有关机构只要满足一些必备的条件,就可以很容易地获得营业资格或退出某一经营领域,从而降低了证券业与信托业的进入与退出壁垒。其次,股票交易手续费的自由化。泡沫经济破灭以后,随着证券公司向客户提供“损失补贴”事件的不断被暴光,日本各界人士对股票交易手续费管制的批判之声日趋高涨。人们普遍认为固定制的手续费标准是产生损失补贴问题的温床。1998年4月,日本政府终于决定对5000万日元以上的股票交易实行自由手续费率。

第四,国际间金融交易的彻底自由化。于1998年4月起正式实施的日本新《外汇法》规定:实行内外资本交易自由化,放开资本项目下外汇业务的许可证制或事先申报制;外汇业务完全自由化,废除外汇银行制、指定证券公司制和兑换商制;放开个人和企业在国外金融机构开户存款;放开企业间外汇债权与债务的轧差清算以及境内居民外币计价结算。另外,日本政府为使企业更容易地通过发行债券融资,还进一步放松了对

企业债券发行的管制。1996年1月,日本大藏省废除了此前长期实行的企业“适合发债基准”,规定无论何种企业,只要获得一家以上的信用等级评定公司的信用等级评定,就可以发行企业债券。

三、关于日本金融自由化展开过程的几点启示

通过前文对日本金融自由化展开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经济运行环境的演变是推动金融制度改革及金融自由化的最强大动力。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必然会产生诸多新的经济问题,从而要求政府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以满足金融机构调整其业务内容的需要。具体到9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实例来说,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堀内义的总结是非常确切的,他认为,日本“金融自由化并非是高速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而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对金融业实行了极为严格的管制措施。甚至有人据此认为,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不是在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之下实现的。骄人的经济发展成绩使日本政府对传统的金融管制体系非常满意,甚至从没有考虑对其系统进行改革。但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企业资金需求减少与融资手段逐步多元化、赤字国债的大量发行等新现象的出现,不断迫使日本政府进行金融制度改革,推进金融自由化。90年代后半期日本进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则是经济、金融危机的必然结果。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加深与金融机构及金融主管当局———大藏省丑闻的不断曝光,人们日益怀疑日本政府的执政能力,公众舆论对政府行动和政策制约作用也日趋增强。面对严峻的危机,不出台符合公众利益、赢得公众信心的重大举措,执政集团必将承担巨大的政治成本。在其社会声誉降到最低点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被迫对传统的金融管制制度与组织结构进行彻底改革,以便获得自身的政治利益。

第二,渐进式的金融自由化并不能完全有效地规避金融风险。9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金融自由化一直是渐进地展开的。正是在这种渐进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日本的金融风险也在不断加剧。以银行业为例,在日本传统的金融管制制度之下享受着多种巨额“经济租”的银行业,在管制放松过程中不仅“经济租”不断减少,而且其原有的“势力范围”不断受到迅速崛起的证券业和企业直接融资的侵蚀。这样,银行业不仅面临着确保存款稳定增长的难题,甚至在寻求合理、可靠的贷款对象方面也面临诸多困难。在此期间,日本银行业的存贷期限结构风险、融资对象风险、融资内容风险不断扩大,违规、违法经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这种现象的发生尽管有银行内部对经营风险控制弱化单方面的原因,但在吸收存款和寻求合理、可靠的贷款对象都面临着严重困难的情况下,银行业的经营风险就很难通过内部控制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控制金融风险的最重要手段是出台促进金融结构调整的政策体系,通过谨慎的监管措施稳固金融业的经营基础和抗风险能力,加强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通过适当的途径实现金融业的业务兼营化,是促进金融机构调整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加快了金融机构业务兼营化步伐。第三,金融自由化作为一种管制制度改革的过程,必然存在利益格局重建问题,所以,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斗争不可避免。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必须避免被有关的利益主体所“俘获”。在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展开过程中,证券业与银行业之间围绕国债业务问题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一般产业企业则与银行业围绕ＣＰ发行合法化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在各方利益主体的斗争中,日本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被传统金融管制制度的最大受益者———银行业所俘获,尽力维护银行业利益的倾向。因为一般说来银行业的要求,例如从事国债等公共债券交易业务等,基本上都能够得到及时解决,而证券业与一般产业企业的要求,都需要费尽周折才能够得到满足。在一定程度上照

顾既得利益获得者的利益,对平稳地推进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但却不能在方方面面都照顾既得利益获得者的利益, 否则改革就会偏离正确方向.第四,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因素是推动经济体制变革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我们在讨论制度选择问题时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应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制度选择和制度设计。但实际情况却是我们在许多情况下无法完全根据自身的意愿和情况来进行制度选择和制度设计。国际因素的影响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展开过程就为此提供了一个最充分的例证。国际竞争压力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改革其国内企业债券市场的管制制度,而此项改革则进一步加深了大企业“脱离银行”的趋势。美国政府的施压则极大地加快了日本利率自由化进程。可以肯定地讲,经济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制度选择空间被不断缩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