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李大钊故居心得体会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寻访李大钊故居

这次春节党史寻踪，我选择的第一站是李大钊故居，因为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的最早一批先驱者，他声望最著，德行最佳，他既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他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他组织了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他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所以我觉得，将李大钊先生的故居作为这次党史寻踪的起点，是再合适不过了。

乘地铁2号线（外环）在长椿街站下车，按照高德地图的指引，一路走走停停，寻找李大钊先生故居所在的新文化街文华胡同---发现这个胡同真的不太好找：下车后，先是横过宣武门大街，来到对面的闹市口大街，沿着这条街向北走了大约三四百米，发现这一带胡同口甚多，按地图指引有时有点糊涂，只好边走边打听，问了一位食杂店店主和一位路边大妈，才找到文华胡同西口。这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从地图看，只能西边进入，又走了几百米，右手有一栋不大的门洞，门牌号是文华胡同24号，大门右侧有一块竖牌写着5个绿色大字“李大钊故居”-----这里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李大钊同志在北京的故居。

进门后，迎面是李先生的雕像，进去后发现，这不是北京最常见的四合院，而是一栋二进的小三合院，大门两侧不是倒座房而是围墙，看介绍故居总占地面积约550平方米，有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2间，东、西厢房各3间。

进门往左，再往前直走，是正房的西耳房，这里是李先生二女儿李星华的卧室，面积很小，里面摆放着一场单人床、一套桌椅、一个上下两层的柜子，墙上挂着李星华少女时的照片。

正房是三间房，房门上方挂着“李大钊故居”多的横匾，进门后是正房的中堂，中间墙上有一幅山水画，旁边是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第一句的词很熟，我上网查了一下，原来这对联最初是明代著名谏官杨继盛所写，原词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李先生很喜欢这副对联，只把下联的“辣手”改为“妙手”，他曾经多次以这副对联赠送朋友。

站在这幅对联前，我不禁陷入沉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不正是李大钊先生一生的写照么？担当精神贯穿了李大钊的一生，他始终不渝地追求民族解放事业，这既是其担当精神的力量源泉，又是其担当精神的迫切追求。纵观中国共产党100年来的发展历程，担当精神一直是共产党人奋勇前进、坚韧不拔、矢志不移、不畏牺牲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党员、干部是党的中坚力量，其素质决定着党的事业发展。所以新时期的党员、干部务必要具备老一辈的共产党人那样的信仰与追求、责任与担当、气质与情怀，做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是一种勇于担当的精神，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也是当下干部应有的政治品格和必备的履职能力。担当就是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员、干部，就应该坚定理想信念，找到精神之柱，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只有拥有信念的人，才能担当责任和使命。因为权力与责任往往是相互联系的，既然手中的权力是群众给的，那扛起群众服务的重担也是理所应当，新时期的党员、干部要勇担为民之责，勤于付出，为民谋利，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西面两间是会客厅，里面陈设简单，放着圈椅、茶几，还有一部电话。东屋为李先生和他妻子赵纫兰的卧室，房间南面窗下是一铺火炕，上面中间摆了一个炕桌，靠墙有一排炕柜，炕对面有两个柜子。

赵女士是李先生的祖父为他包办的妻子，大他六岁，是个普普通通的乡下妇女，但是她深爱着她的夫君，并且用实际行动支持他的事业，李大钊对她也一直不离不弃，相比之下，现在某些领导干部有点权力之后就纵情酒色，乱搞男女关系，其品行之高下，真是天壤之别。

正房的东耳房是李先生几个年龄小的孩子的住所，陈设也很简单。东厢房北间为李大钊长子李葆华的卧室，里面陈设和西耳房很相似，南间是客房，当年有很多热血青年都在这里暂住过。

西厢房为李大钊的书房，里面有一张木原色的大书桌，两排书柜，陈设极其简单，但这个看似简单的书房确是李大钊先生的战场，在这里，他奋笔写就各种文章140余篇，文字总量超过33万余字，平均每9天一篇；在这里，曾经召开中共北方党组织的一次次重要会议……大钊先生没有拿过枪，没有拼过刺刀，但他却是一个最英勇的战士，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没有他在1918年到1919年之间决定性的突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就很可能推迟，他的勤奋、他对真理的执着以及他高尚的个人品格，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得以被先进知识分子率先接受并迅速在中国传播的必要条件。不论是在党史还是国史上，都开创了许多第一，他是第一个与共产国际代表商谈建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党的主要创始人，是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牺牲的第一位中共主要领导，对于这位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我怀着深深的敬意。

李大钊在北京工作、生活十年，先后居住过八个地方，而文华胡同24号是他在京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从1920年春至1924年1月，他在这里住了4年。

据说，李大钊自已非常喜欢这处住宅，这里是他与妻子儿女生活在一起最快乐、最开心的地方。李大钊的次子李光华、幼女钟华出生在这里，他的长子葆华、长女星华都是在这里耳濡目染，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李大钊故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着特殊的价值。在后宅胡同居住的时期，是李大钊人生事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他异常忙碌的时期。他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领 李大钊乐亭故居导北方革命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也是名重当世的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学者和思想家。这期间参加各种会议120次，包括共产党三大、国民党一大等，平均每10天一次会；陪同会见、拜访各界人士30次，讲演30次（不算讲课），到广州、上海、武汉、洛阳、天津等地从事教学和革命活动。当年，许多青年都曾在李大钊家借住，感受过李大钊师长般的关爱和教诲。党史专家一致认为，北京李大钊故居是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办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工人运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等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见证。

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中国共产主义的摇篮

------朝圣北大红楼

如果说，在北京有一个革命者的圣地，那无疑就应该就是位于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的北大红楼旧址，请看它的光荣历史：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从红楼出发到天安门举行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1918年8月—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红楼第二阅览室工作。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学红楼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北京大学红楼一层东南角的李大钊办公室，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

所以，北大红楼是一个值得每一个革命青年朝圣的地方，我把北大红楼作为此次春节党史寻踪的第二站。

从李大钊故居出来，步行一段，在西单路口南乘上109路公交，晃晃悠悠坐了7、8站，在沙滩路口西站下车，沿着五四大街向东走不远，就看到五四大街和北河沿大街的交叉口西侧，有一栋非常显眼的砖红色建筑物，外边围着围墙，走到大门口，大门右侧挂着的牌子

上写着：“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这里，就是北大红楼旧址了。

进去后看到，建筑一共五层，地上四层，地下一层，主楼两侧各有一座相连的辅楼，所以建筑整体呈“凹”字型，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砖木结构。

大楼的正门并不大，外边有一个门廊，门左侧旁边的白色标记显示这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是清朝光绪皇帝为改变中华帝国落后，受尽各国列强欺侮状况，力图维新，延续大清王朝统治，批准建立的一所新学，是当年国家的最高学府，“戊戌变法”失败后，它是唯一硕果仅存的变法产物。民国后更名为北京大学，后扩建，1918年迁址到东城区的沙滩，也就是现在这个位置。

进入楼内首先看到的是蔡元培先生的雕像。

蔡元培先生曾在:1916年12月-----1927年7月和1929年9月-----1930年12月两次担任北大校长，他是当时北大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

现在红楼只有一楼开放，复原陈列了李大钊工作过的图书馆主任室、毛泽东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并考证布置了学生大教室、登录室、第十四书库、新潮社址、校长室、文科学长室等。

左侧图片就是蔡元培先生的校长办公室，他1916年12月担任校长后，实行“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办校方针，先后延请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梁漱溟、徐悲鸿、胡适等一批著名学者担任教授，他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实行教授治校，把思想陈腐的旧北大，改造成思想活跃，蓬勃向上的现代大学。

右侧图片是陈独秀办公室，他1917年起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系主任），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15年创办了《新青年》杂志，1918年与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

左侧图片是学生大教室，当年有很多保持着各种理想和主义、但都学识渊博有所见解的先生在这里把自己的知识和主张传播出去，也有更多的来自各个学校的、希望获取知识的学生聚集在这里

右侧的图片是李大钊先生曾经工作过的图书馆主任室，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通过一系列改革，将北大图书馆从旧式藏书楼转化成现代大学图书馆。

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系统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3月，他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这里讨论创建中国共产党问题，同年10月，李大钊和张国焘、张申府等在这里成立北京共产党组织，取名“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为负责人。

真的难以想象，这个看起来最多十来平米的斗室，竟然成为孕育我们党的摇篮之一，显然，这里是李大钊先生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也是他作为中国共产主义先驱的主要人生舞台，没有李大钊先生，北大无疑将丧失很多迷人的风采，很难说是北大成就了李大钊，还是李大钊成就了北大。连一生绝少服人的鲁迅肯奉小他许多岁的大钊先生为“革命的前驱”，实可见李大钊的思想与胆识已经远远超出同侪之上。

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造就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这场爱国运动推动了中国历史进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在五四运动中，李大钊先生起到了重要作用，1919年5月1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一节杂感》指出这个日子是工人阶级“直接行动”取得成功的日子，他第一次把“直接行动”公开提出来，为即将到来的五四革命风暴发出了战斗信号，他还号召“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还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印成传单散发，号召人民与反动派作不调和的斗争，并宣告，如果反动政府不答应群众的要求，工人、学生、商人就应用“直接行动”求“根本之改造”。五四运动爆发后，演讲鼓动并积极奔走营救被捕者。因此，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直接指导者和参与者。

左边的图片是阅览室，当时的书刊管理员是一个说话带浓重湖南口音的二十五岁的小伙子-----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由当时在北大执教的他的老师杨昌济教授推荐，经李大钊先生安排进了图书馆做助理员。这是的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求职经历。

站在这里，我忽然觉得，中国的革命与北大图书馆竟然有莫大的联系，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先生做过北大图书馆主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做过图书馆助理员。我想，毛泽东同志虽然在北大图书馆这里仅仅干了不到半年，但这短短的半年对他的人生道路之影响一定非常之大，因为我曾经读过毛泽东传记，我记得他正是在这里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书，也是在这里他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邵飘萍、梁漱溟、周作人等一批著名教授，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所以，如果说中国革命始发于北大图书馆，并不为过。

北大红楼，它与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革命领袖的北漂时光

-------探访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在京故居

1918年，毛泽东同志的老师杨昌济先生离开长沙，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写信给毛泽东、肖子升、蔡和森这三位他最看重的学生，建议长沙第一师范的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等组织成立的新民学会会员们积极响应，推举蔡和森先进京参加赴法筹备工作，毛泽东也于1918年8月起程赴京参与赴法筹备工作，但最终，他没有赴法留学，而是在1919年3月离开北京回到长沙。这是毛泽东的第一次北京之行，一共逗留了大约半年时间。

我春节党史寻踪的第三站，就是探访毛泽东同志这次北京之行居住过的地方。

毛泽东到北京最初借住之处是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家-----北京鼓楼豆腐池胡同15号。

乘60路公交坐了五六站，在鼓楼北站下车，下车后按照高德导航指引，沿着宽阔的旧鼓楼大街南行大约100米，再向东横穿鼓楼大街，这次很容易就找到了豆腐池胡同，看地图是一直走不用拐弯，直行不大约200来米，看到一处旧寺庙，名为宏恩观，又打听了庙前两个聊天的人，说前面不远就是，再向前走了几十米，看到有一座民国时期的小型民居建筑，墙上嵌着名为“杨昌济故居”的文物保护标志牌，门牌号码是豆腐池胡同15号。这座看上去并不很起眼的院落，就是青年毛泽东初到北京时的落脚之处。

1918年，杨昌济受聘成为北大教授，全家从湖南迁居至此时，这座院落的门牌号是豆腐池9号，大门上挂着“板仓杨寓”的铜制门牌。“板仓”一词指杨昌济的出生地，杨昌济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诞生于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下屋杨家（今长沙县开慧镇开慧村），人们后来就把这位颇有学问的教授称为“板仓先生”。

没想到的是，如今的杨昌济故居，大门紧闭，墙上挂着“非开放单位谢绝参观”的牌子，这真是太遗憾了----有关部门为什么不不把它清理出来开辟成展览馆供参观呢？

根据我上网查的资料，这座院子坐北朝南，南北长约30米，东西宽12米。一进院有倒座房三间、北房三间、东厢房三间，西厢房已改建。1918年时，北房三间为杨昌济先生自己居住，东厢房三间为女儿杨开慧所住。后院有后罩房四间，为其他家属居住。初入北京的毛泽东与蔡和森，就借住在前院南边一间客房里。

我想，毛泽东来到北京最开始选择借住在杨昌济家里绝非偶然，我家里有一本父亲收藏的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记得里面说过，毛泽东是杨昌济一生中最看中的学生之一，他们之间的师生之谊始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曾回忆这段日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伦理学，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同样，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里也留下了对毛泽东的好感，而且以曾国藩为榜样来勉励之：“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显然，杨昌济对毛泽东是寄予厚望的，反过来，毛泽东应当也受这位老师影响颇深。

遥想当年，毛泽东同志就是在这栋中民居与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相爱了。《西行漫记》中记载毛泽东对斯诺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杨开慧遗稿中对此也有记载，在杨开慧的笔下，毛泽东当时已令她芳心暗许：“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一直到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

杨开慧与毛泽东这两位远离故乡的湘籍学子都深深爱着对方，北京老城墙下、护城河边、昆明湖畔都留下了他们浪漫的身影。后来毛泽东返湘时两人相约通信，分别以“润”、“霞”相称，由此也可看出两人之间关系的亲密。

没过多久，毛泽东、蔡和森出于与其他来京新民会会员联系的方便，经杨昌济的帮助，另觅了新的住处，也就是景山东街吉安所左巷8号的毛泽东故居。

我接下来就去拜访那里。

离开杨昌济故居，我在宝钞胡同站坐上124路公交，经过4站，在景山东街下车，按照高德地图指引，往回走了一段，来到一个小巷子口，又往东走了大约100来米，然后导航指示往北走，这一带小胡同特别多，情况挺复杂，按照导航走到一个小巷子口，但没有标明巷子名称，不知道是不是吉安左巷，我等了一会，有个推摩托的大哥路过，我问他，他说这就是吉安左巷，这条巷子非常狭窄，我边走边看旁边的门牌号，但是糟糕的是，两边的门上不是没有门牌号就是门牌号模糊不清，大概是年头太老了，找来找去，无论如何也没看到8号这个门牌，问了几个路过的人，毛泽东故居是哪个院，但没人知道，就在我失望地想离开时，一个牵着个小女孩的看上去六十多岁的大爷走过来，我不抱太大希望又问他，没想到他却往身后一侧的墙指了指：“往前走，从这个门开始数第4个门就是，不过现在住着人，不能让你进去。”我赶紧谢过大爷，走过去，敲敲了门，却无人应答。

根据我上网查的资料，这个院子有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1间、东房2间。吉安所又称吉祥所，是清代宫内太监死后停灵出殡的场所。可见这里当年并不怎么高贵，房子也就好不到哪里去。

毛泽东他们租住的是3间北房中的一间，使用面积不足10平方米，是名副其实的“一间屋子半间炕”的小房。房间里的设备陈旧简陋：一个土炕紧贴南墙，炕上铺一条破旧炕席，存放书和衣物的网篮，只能叠放在墙旮旯里。为小油灯的弱光照遍房间，只能把它挂在墙角上。

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昆甫、罗章龙等8人就住在这间小房子里。毛泽东后来回忆这一幕时说：“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我望着这个小小的黑色大门和旁边斑驳的墙壁，心中在想：毛泽东、蔡和森等革命先辈在北京这段时间竟然过着这么艰苦的生活，他们在这种条件下积极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他们认为通过留法勤工俭学，可以直接研究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技术，正是向外发展的一个好机会，可以增长见识，探索救国救民的良方，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成为了日后中国革命的领袖，当时的他们就是他们中国未来的希望，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等一个个朝气蓬勃的形象……

广义的说，当时的他们和现在的我都是北漂一族，当年他们来北京市是为了民族为了救国救民的道路，今天我来到北京是为了加入党的反腐工作；他们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开创者，而我们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捍卫者，跟他们当年的艰苦条件相比，我现在的工作生活的条件真是天壤之别，我享受这组织的温暖，享受着单位的照顾，我应该好好向革命先辈学习，以更饱满的热情在党的反腐战线上勤奋工作，做一名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干部。

觉悟的门前，便是刀山剑树

---探访“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活动地点中山公园来今雨轩

邓中夏，湖南宜章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生于1894年10月，出身官宦人家，曾亲自参加五四运动，参与组织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10月协助李大钊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小组，是最早的党员之一，1933年9月21日，39岁的邓中夏被国民党反动势力杀害。

邓中夏同志与北京结缘是在1917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之后，入学北大当年，邓中夏结识了在北大任教的李大钊，他被马克思主义吸引，并投入到反帝爱国斗争中。1919年，李大钊等人创立“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高君宇、李达、黄日葵、缪伯英、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张闻天、许德珩等年轻人都参与其中，不久，李大钊正筹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委托邓中夏具体组织筹建。1920年3月31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成员有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张国焘等，会员60余人。1921年初，他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们免费学习。这里成为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发源地。

邓中夏在北京城内的主要活动场所有北大红楼和中山公园今雨轩，由于已经去过北大红楼，我决定去中山公园今雨轩看一看。

乘坐地铁1号线在天安门西下车后，进了中山公园正门，打听了售票处人员，往北走几十米，便是著名的保卫和平坊，这座石牌坊后面有一座孙中山先生的站立雕像。从这里右转，向东穿过一片古柏，再走过

一条曲折的长廊，就能看到一座一层坐北朝南的古色古香的建筑物，这就是来今雨轩。前院有一块不算太大的太湖石立在那里。

门上匾额写着“来今雨轩”四个大字，据说这是赵朴初先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所题写的墨宝。两侧写有一副对联：“莫放春秋佳日过 最难风雨故人来。”这个地方，现在不知是做什么用的，但在民国初期的1915年建立的时候是个茶社，据说当年门上的匾额“来今雨轩”四个大字是徐世昌手笔，现在门上的匾额和两旁的对联对已不是原来的了。据说民国时期来今雨轩是社会名流休闲聚会的著名场所；张恨水、老舍、林徽因、徐志摩、萧乾、巴金、鲁迅、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沈从文、李健吾、……都曾在此聚会甚至写稿。作为民国时期少有的公共空间之一，来今雨轩更是吸引了众多进步文化学术团体在此活动，他们或在此召开成立大会，或在此举办各种活动。

当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少年中国学会也把这里作为重要的聚会场所，作为这两个组织的骨干成员，邓中夏更是这里的常客，他经常在这里和其他成员一起讨论会务，举行茶话会，讨论研究新思潮，商讨革命运动的方向。

这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建筑，承载了邓中夏和其他同志多少难忘的记忆啊！，站在这里，我耳边仿佛回想着邓中夏同志那些或发人深省或感人至深的话语：““觉悟的门前,便是刀山剑树,我们是开门呢,还是不开门呢”。” ……“人生只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邓中夏同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多的，他将一生奉献给了党和国家，“英勇无畏，无私奉献”是他此生真实的写照。回顾他的一生，求学探索、工人运动、党务工作，每一个足迹都是拼搏奋斗。他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元老，不求名不求利，一直坚决服从党的安排，肯于做最辛苦的第一线工作，哪怕被冤枉，被撤职，也初心不改….1933年9月邓中夏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39岁。

曾几何时，邓中夏同志高呼“哪有斩不掉的荆棘？哪有打不死的豺虎？哪有推不翻的山岳？你必须奋斗着，勇猛地奋斗着，胜利就是你的！”作为当代青年的我们，要立足于世界，秉持于至善，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为祖国发展繁荣贡献青春智慧和青春力量。

生如闪电之耀亮，死如彗星之迅忽

--------拜谒高君宇烈士墓

五四运动著名学生领袖、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者、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谁能想到，这一系列耀眼的头衔居然能够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

他，就是我党早期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君宇。

我此次春节党史寻踪的最后一站，就是前往陶然亭拜谒高君宇烈士墓。

乘坐地铁4号大兴线在陶然亭站下车，步行几百米，来到陶然亭公园。查资料得知高君宇墓在中央岛锦秋墩的北麓，可是我从北门进去，但却不知怎么走，接连问了好几位游客，花了好长时间，才好不容易来到锦秋墩，在北坡的一片树林中找到了高君宇烈士墓，墓前有一块横的白色石碑，上面写着“高君宇烈士之墓”，下面的小字写着“北京市人民政府1987年9月立”，在这块石碑后面立着两个尖顶柱状墓碑，右侧的墓碑上写“吾兄高君宇之墓”，这是高君宇的胞弟高全德立的，右侧的墓碑上上写却着“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女教员石评梅先生之墓”，下面刻着四个篆字“春风青冢”。

为什么在这里会有两座墓碑呢？------因为这是一座合葬墓，这这背后隐藏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高君宇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与邓中夏很相似：他是山西静乐人。191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在那里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教育，也认识了李大钊先生，十月革命后，高君宇和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等同学，经常聚集在李大钊那里，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寻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和道路，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高君宇是组织和参加的骨干之一，作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的高君宇，和许德珩等十几个学生冲进赵家楼。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高君宇和邓中夏等北大19名学生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高君宇是这个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他受小组的委托筹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选为第一任书记。不久，高君宇又被派到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1月，高君宇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来，高君宇受党的委托，曾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25年3月5日因患急性阑尾炎，经抢救无效病逝，年仅29岁。

195石评梅，一九零二年生，山西平定人。原名石汝璧，由于爱梅花，自号评梅，号称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父亲石铭是个旧知识分子，在山西省立图书馆任职，对其宠爱有加。一九一九年就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毕业后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女子部当训育主任和体操教师。高、石相识于北京山西会馆，当时高君宇发表了一篇关于民主自由的演讲，给石评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两人互生好感。不久，高君宇香山碧云寺采得红叶一片，就在红叶上用毛笔写着“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然后寄给石评梅示爱，但石评梅因为当时刚经历一次失败的恋爱而心灰意冷拒绝了他。后来石评梅大病时，高君宇或白天或晚上地服侍在旁，他总是拿着药方跑到大街上为她买药，病重时则三更半夜去请大夫。石评梅深受感动，她在心里渐渐接受了这段感情。但革命者的爱情容不得那么多风花雪月，高君宇一直在各地奔波于革命事业，两人从来聚少散多，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石评梅曾摘录高君宇致自己的信：“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属于你，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这句话将一个革命者对于革命与爱情的双重忠贞表白得淋漓尽致。高君宇死后，石评梅写下了大量痛思高君宇的诗文，在3年的时间里，每个星期天都要到陶然亭畔高君宇的墓前凭吊，哭了三年，她的心也碎了，娇弱的身体终于抵挡不住疾病的侵袭。1928年9月30日，年仅26岁的石评梅因脑病医治无效离开人世。遵照石评梅生前的愿望，朋友们把她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的墓旁，立碑“春风青冢”。两方白玉剑碑如同一对比肩而立的眷侣，成为陶然亭畔一道新的风景。

我转到高君宇墓碑后面，看到上面刻着几句诗：“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高君宇烈士的这几句话正是他自己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的真实写照。

诗的左边小楷写有：“这是君宇生前自题相片上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的生命，我只有将我剩下的泪长流到你的坟头，只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评梅”

看到石评梅这用情至深的话语，怎能不让人潸然泪下？ 高君宇那29岁的短暂生命就像一团火，为革命事业而燃烧，也为坚贞的爱情而燃烧！高、石二人深沉而炽热的爱情将永远令后人感佩！在这个寒风凛冽的冬日，望着高君宇和石评梅簇拥在一起的雕像，我想起当年周恩来总理在审查《北京建设规划图》时对高、石墓作指示説的那句话：“革命和爱情并不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意义。”

是的，总理此言确实大有深意。想一想，在当今这物欲横流的现实中，还有多少婚姻是建立在纯洁的爱情之上的？有多少年轻人在恋爱时看重的不是感情，而是对方的位子、房子、票子、车子！婚姻几乎变成了明码实价的交易…….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凭吊高、石之墓，是在用凄美圣洁的爱情净化我们的灵魂，是对信仰的仰望，是对理想的坚守，是对爱情的守望。习总书记谆谆告诫我们不忘初心，我想，这“不忘初心”四字的含义，是不忘共产主义信念的初心，又何尝不是不忘爱情真谛的初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