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指称因果理念以及修正论文
1菲尔德(H．Fiel)在评价塔斯基的真之理论时指出，塔斯基虽然成功通过将真概念还原成满足、指谓等语义概念来解释真，但他并未真正实现物理主义的还原方案的承诺，因为塔斯基并未告诉我们如何将指谓这一基本语义概念用非语义词项来解释。对于名称的指谓这一概念，塔斯基只是通过枚举外延的方式来进行解释，但枚举方法并没有提供实质性的解释，外延等价也不能保证还原的充分性。菲尔德于是询问，以非语义词项对指谓的真正解释会是什么样子呢?“7时值1972年，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初版刚刚发表，菲尔德受其影响，认为罗素式的描述主义指称理论作为对名称之指谓的实质性解释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其中包含着循环论证(摹状词本身是名称的组合，因此用摹状词来解释名称势必最终回到名称上)，有希望的解释是克里普克的故作含糊的因果理论，因为要同时接受物理主义和“指谓”这一语义概念，这类因果理论就是不可或缺的。菲尔德相信，罗素的理论非常不合理，塔斯基的理论是平凡的，而因果理论正是我们需要的”67。
但正如不少论者包括克里普克本人所指出的，指称的因果理论事实上并不构成一个严格的哲学理论，它至多是一个图景，这个图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用指称的初次确定(“命名仪式”)加上指称的传递(“因果一历史链条”)来概括。为论述方便，我们暂且稍微精确地将这种版本的指称的因果理论表达成下述论题(下称KCT)：在典型情况下，名称被说话者S用于指涉对象，如果S对于的使用与的初始命名仪式具有因果关联。此处的典型情况，指所讨论的名称不是所谓的“描述性名称”，即完全用摹状词引入的名称。
接下来本文将讨论指称的因果理论面临的两类不同挑战及由此形成的对因果理论的两种修正路线。这两种修正路线的关键差别在于是否需要引入描述性信息来刻画指涉关系。本文对基于混合方案的修正路线做出了有限辩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遵守规则的指称确定论题。
2对克里普克式图景的挑战
克里普克提出因果链图景的主要动机在于对名称如何指称对象提供一个正面的回答，这一回答紧接着他对于指称的描述理论所做的负面反驳之后，即通常所称的语义论证，也可称为错误信息或知识不完全论证，其关键是：说话者S或语言共同体C(社会习规)关联到名称上的某个摹状词或摹状词簇，常常并不能满足名称所实际指称的对象。例如，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这些描述有可能发生错误，克里普克设想了多种情况，包括有名的哥德尔／施密特的例子，表明摹状词簇对于名称指称对象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正如普特南所说，克里普克的专名理论的要点在于点明，“一个人可以用专信念”，以及“问题的实质之处在于，使用专名进行指涉，就意味着存在某种因果链条，以联结该名称的使用者(及使用该名称的特定事件)与该名称的承担者州∞。因此，名称不是依据对象满足具有识别性特征的摹状词簇这一条件来指称该对象的。根据克里普克，上述因果图景才是名称指称对象的实际情形。
如果情况真是如此，固然我们失去了一个貌似优雅的哲学理论，但毕竟还是获得了一个虽然粗糙但似乎更接近真相的关于专名如何进行指称的社会学图景。但不幸的是，克里普克对描述主义进行反驳的主要理由，同样也适用于因果图景tt身，也即，单纯的命名仪式加上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对于说话者S使用名称来指涉对象而言也不是充要条件。埃文斯为我们提供了两类反例“1，由此我们可以导出对克里普克的因果图景的两种修正路线。
“马达加斯加反例”构成了较弱类型的反例的代表。按照KCT，我们从当前对名称“马达加斯加”的使用进行因果回溯，应当可以发现该名称和那个岛屿之间存在某个初始命名仪式，但事实上这样的命名仪式并不存在，历史上的初始命名仪式是在名称“马达加斯加”和非洲大陆的一部分之间发生的。这个反例的教训是，命名仪式加上因果链条对于名称指称对象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存在着名称的指称在因果链条中发生变化或转移的现象。
较强类型的反例，不妨称之为“拿破仑反例”，是通过如下对比性的思想实验给出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卓越的军事家拿破仑于1815年遭遇滑铁卢败绩。考虑两种反事实情形。情形A：假定有某个人1814年起(此时拿破仑已经赫赫有名)假冒其名取而代之。情形B：假定有某个人1793年起(此时拿破仑尚还默默无闻)假冒其名取而代之。那么，当我们考虑历史学家们写下的下述句子：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表现得很善战。我们该如何评价该语句的真值?这取决于“拿破仑”这个专名对于句子的成真条件的贡献，于是我们需要确定该句子中“拿破仑”的指称对象到底是哪个人。埃文斯正确地揭示了我们的直觉：在情形A中我们倾向于认为，上述句子为假，历史学家搞错了谁是滑铁卢的战败者，也即专名“拿破仑”指称的是被冒名者，即1814年前众人所知的叫“拿破仑”的那个人，实际上他并未参加滑铁卢战役。在情形B中我们倾向于认为，上述句子为真，史学家并没有弄错谁在滑铁卢战败，他们弄错的是拿破仑将军的早年经历，例如拿破仑并非1771年生于科西嘉，也即专名“拿破仑”所指的应当是冒名者，即1793年后众人所知的叫“拿破仑”的那个人。显然，克里普克的因果理论不足以解释上述差异，即在不同的反事实情况下，专名“拿破仑”的初始命名仪式如何与当前我们使用该名称来指称的对象之间发生因果联系。但两种情况下的直觉似乎都是，专名“拿破仑”在我们的语言共同体中被用于意指那个战功卓著的军事家。这个反例的初步教训是，与所指对象相关的信息，特别是社会共同体对于该名称的主要的信念，对于名称的确定和使用远非完全无关的。
3戴维特的指示链理论
克里普克与唐纳兰在197年代初期对于描述主义理论的批评获得了多数哲学家的支持，因果理论作为对于描述主义理论的替代也逐渐获得正统地位。尽管许多论者以KCT的方式来表述指称的因果理论，但克里普克本人早已预见这种形式的因果理论会招致的批评和修正。克里普克一方面强调：“我不打算给出一组适用于指称这个词的充要条件，这样一组充要条件可能是永远无法得到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指出：“如果在这种图景中补充更多的细节，那么它就可以变得精致一些，从而能够为确定指称提供更确切的条件”。
与克里普克式的言简意赅的因果图景不同，戴维特(M．evitt)积极鼓吹一个较为系统而精致的因果网络理论，其中心观点是：我们对某个名称的当前使用，是通过社会因果机制借用了对该名称的早先使用的指称，这一观点可表达为下述论题(下称CT)：一个单称词项能指示某个对象，如果存在着连接着词项的使用者和对象之间的因果性的指示链条，这一指示链条包括奠基、指称借用和指示能力三个要素邙3。首先，所谓“奠基”(gruig)，是指存在着某个命名事件，目击该命名事件的说话者S通过知觉到某对象而获得了使用某名称指示该对象的能力，这也就初始化了词项的指示链。这一过程得以实现是由于当事人S与所命名的对象之间存在着知觉的因果关系，该因果关系的源头就在于对象本身。其次，所谓“指称借用”是指别的说话者从相对于命名事件在场的人那里习得使用该名称的语义能力。这一习得过程主要是通过在会话交流中对名称的交互使用来实现的。通过交流，要么是听者获得了使用词项的能力；要么是，如果他原来已经具备了使用该词项的一定的能力，现在通过确认、补充、校正等手段，就使得听者对于使用该词项指称对象的语义能力得到了增强。
指称的因果理论及其修正显然，“奠基”和“指称借用”细化了应克里普克的“指称确定的命名仪式”和“指称传递的交流链条”的直观思想。但是，戴维特的改进之处在于他允许“多重奠基”，也即，命名仪式可以允许不止一次，指示链条因而可以回溯到不止一个源头，这使得指称传递实际上不是以单链而是以网络的方式展开的。考虑下述例子。孪生婴儿A和B出生的时候分别被命名为“张大双”和“张小双”，由于医护人员的疏忽把两人的名字牌搞反了，以后所有的人都把A称作。张小双”而把B称作。张大双”。这样A实际上有两次奠基，一开始是“张大双”的命名仪式，其后则是“张小双”的命名仪式。“马达加斯加反例”显然可用类似的方式来处理：我们只需把马可波罗对于名称“马达加斯加”的误解设定为另一次命名仪式，指称变化的现象就能在原有框架下得到充分解释。
但是我们发现戴维特的因果网理论至少面临两个困难。首先它并不能有效处理上述“拿破仑反例”。戴维特的理论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两次冒名事件发生在不同时间会带来名称“拿破仑”指称不同的对象。根据CT，只要在因果链条中存在指称转移的现象，就伴随着新的奠基，但CT无法将前述两种不同情况下的指称转移的差别的本质予以区分。其次，指称借用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指称性交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听者持有说话者关于指称的信念，才能保证指称的正确传递。事实上，关于指称的信念的传达也必定涉及到描述性信息，而不仅是单纯的因果过程。我们看到，戴维特对此并非毫无察觉，因为他强调因果链条中传递的不仅仅是指称对象，而且是使用名称的语义能力，名称的使用者正是通过因果链条来练习指示对象的能力。这样一个指示链条很难说是纯粹因果性的。下述问题仍然有待回答，即与名称相关的描述性信息在确定指称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4埃文斯的混合理论
埃文斯(G．Evas)提出的另一条修正路线，要点在于认为专名的指称所依赖的某个因果联结，不是在命名仪式与名称的当下使用之间的因果联结，而是社会共同体联系在名称之上的信念或信息体与共同体对于对象的指称事件及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结。埃文斯指出，说话者意图指称的对象不必满足说话者拥有的关于该对象的摹状词簇或信息体，而只需该对象和说话者关联在名称上的信息体具有因果依赖，当与该信息体具有因果关联的对象不止一个时，那么占主导性的那一个来源决定了指称对象盯。这样被克里普克式图景所抛弃的联系在名称上的描述性信息再次获得重视：根据埃文斯，“拿破仑”这一专名指涉某个对象这一语义事实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与社会共同体对于该名称相联系的描述性信息或信念密切相关，我们可以把这一观点表达为下述论题(下称ECT)：单称词项被用于指涉对象，当且仅当是社会共同体赋予的与相联系的信息体的主导性因果来源。显然，埃文斯的理论是一种混合理论，既通过信息体的概念保留了描述理论对于对象的识别性属性的重视，又保留了因果理论对于名称使用与传递之间的因果联结。
混合理论的关键在于解释什么是“信息体的主导因果来源”。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释“主导性”(miat)的含义，其一是与名称相联系的信息中的主要部分，其二是全部信息的主要因果来源。在前述拿破仑的例子中，与名称“拿破仑”所联系的信息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拿破仑的早年经历、拿破仑的赫赫战功、拿破仑的滑铁卢战败，其中主导性的信息体是历史学家们归之于名称“拿破仑”的人所取得的那些赫赫战功。名称“拿破仑”所指涉的对象，是否就是满足或符合主导信息“取得赫赫战功的那个人”的对象?此处隐藏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区分“主导性的因果来源”与“满足主导性(或加权大多数)信息的对象”，因为后者正是描述主义指称理论的标准表述。事实上，在混合理论中，名称所指称的对象不是通过描述性信息来决定的；相反，对象是联系名称的描述性信息的来源，不管这些信息是否被对象所实际满足。’而混合理论为我们所揭示的要害就在于，描述理论中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描述性内容是否与名称所指称的对象相关，而在于该理论把确定对象的方式设定为对象满足或符合描述性内容。也即，描述理论奠基在满足关系上，这种对象和性质(或信息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形上学问题。与此相对照，因果理论把确定名称所指称对象的主要力量集中在社会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因果传递联系上，这种联系是一种名称使用者之间以及与所指对象之间的社会认知联系。
埃文斯要在因果理论中引入信息体的理由在于，因果关系并不是名称的指称能够在传递中得以保持的充分条件。于是必须对因果关系进行限制，以防止因果源头被误认。例如，由于误识别的原因(例如上述孪生婴儿被混淆的例子)，会导致某个信息体是主导性或优势性地关于某对象的，但此对象却不是该信息体的主导性的因果源头；也即，此对象是描述理论意义上的“满足主导性信息的对象”，却不是混合理论意义上的“主导性因果来源”。显然，埃文斯的混合理论一方面承认克里普克对强描述主义理论批评的有效性，即满足描述性内容不是确定指称的充分条件，同时又坚持了弱描述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即描述性内容或与名称相关联的信息体至少是确定指称的必要条件。
与名称相关联的描述性信息是社会共同体形成的有关信念，它不必是关于名称所指称对象的真信念。我们有可能发现哥德尔不是算术不完全定理的发明者，但是社会公认“算术不完全定理的发明者”这一信息的来源的确是哥德尔。假定有一天，逻辑史家纠正了我们的看法，把这一信息转移到施密特那里，后者就成为该信息的来源，哥德尔仍然还是哥德尔，但他不再成为语言共同体认可的该信息的主要来源。在ECT中，作为因果源头的不是KCT中的初始命名仪式，而是社会共同体所赋予的信息体，这里面包含的重大变化，是把名称与对象之基本关联，从命名仪式中的发生学转向了社会认可的约定论，从而使之与克里普克指称理论的实在论根源分离开来。
5名称的使用实践：交流和遵守规则
与指称的描述主义理论相比，因果图景的主要特征在于：它将名称指称对象的根本理由从名称本身的语言学性质(与某些摹状词语义等价)转移到名称的社会使用上。无论是克里普克，还是戴维特版本的因果理论，名称之所以被用于指称对象，实际上是某种社会事件，其关键在于名称在使用者之间的学习和传播。因此，因果图景突出了语言的社会性质，强调存在着一个语言共同体，在其中，名称不是作为私人性的个人习语(iilect)而起作用。与此对应，一个语言使用者即使对于某个对象充满了错误的信念甚或是对所指对象一无所知，他也能够正确遵循语言共同体的规定来有效地对该对象进行指涉和完成交流活动。
在描述理论中，描述性内容是充分而非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因果理论所假设的命名仪式和传递链条对于确定指称也都不是必要条件。埃文斯则认为他的混合理论给出的是必要而不充分条件。根据混合理论，被指称对象作为通过社会共同体联系在其名称之上的信念或信息体的“主导性”的因果源头，反映对名称的使用不是某种说话者头脑里的某种内部信息搜集和匹配过程，而是基于对使用者外部的某种公共知识的把握。那么，名称何以被某些共同体成员用于指称某对象，而后此用法又被其他共同体成员所遵循?埃文斯后来认为，名称的制造者制订了名称和对象的对应规则，其他使用此规则的社会成员不过是该名称的消费者印3。但是，所谓的初始命名仪式对于确定指称却不是必要的，名称和对象的对应规则总是可以修改的，并且随着共同体的变化而变化。
本文认为，对于名称在共同体C中何以被用于指涉对象，维特根斯坦有关在语言游戏中“遵守规则”的说法为我们提供了恰当的理论资源。后期维氏在谈论意义和理解的时候认为，掌握一个表达式乃是基于对一组社会实践规则的掌握，通过共同遵守规则说话者之间才能相互协调他们的活动。遵守规则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于规则的非私人性，这意味着语言使用者不能随意用名称指称任何意图中的对象。这种非随意性体现在规则的制订和遵守中吸纳了与名称相关的描述性信息体，这些信息体常常被社会成员所共享；另外则被“语言学分工”中的“专家”所优先持有。在制订对象的指称规则时，社会共同体亦不断把关于对象的信念赋予到对象的名称所标记的信息体上，这些信念不一定是关于对象的真信念，但却是社会普遍接受的关于所命名对象的基本叙事。我们可以把与名称所标记的信息体看做是名称所指涉对象的“档案夹”，档案夹中的信息对于所命名的对象有真有假，并且处于不断累积或变化之中，但只要社会共同体坚持这些档案夹中的信息是关于对象的，那么名称就指涉对象。由于没有什么信息是名称所标示的档案夹中的典范信息，因此单凭信息本身不足以确定对象，也不至于因为信息的错误而导致对象的误识别。另一方面，当语言共同体中普遍认为档案夹中的信息不适用于名称所指涉的对象名称时，名称标记对象的语义规则也有可能产生变化。因此，我们关于指称的“基础语义学”论题是：名称被用于指涉对象，如果名称被共同体C中某些成员规定用于谈论对象，并且共同体中其他成员普遍遵守这一谈论对象的规则。所谓遵守关于指称的规则，是指有能力并且有意图用名称来思考和谈论对象。这一能力的获得，既可以是与对象进行知觉接触，也可以是通过交流描述性信息来拥有关于该对象的信念。
我们用这一论题来处理前面的思想实验。名称“拿破仑”起初在较小范围的语言共同体C。中被规定指涉某对象，后来这一语义规则被较大范围的语言共同体C2所认可并跟从。在C。中的成员对该名称的使用中，常常伴随着某个信息体或档案夹，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拿破仑就是那个建立了赫赫战指称的因果理论及其修正功的人”诸如此类的信念。在情形A中，尽管对象被冒名成。，这并不能改变先前的语义规则，名称“拿破仑”仍然指涉而不是。，句子(1)为假。在情形B中，对象被冒名成。，这时名称。拿破仑”实际上对应于两个对象，在语言共同体C-中，名称“拿破仑”仍被用于指涉，但在语言共同体C：中，名称“拿破仑”的语义规则却发生了修改，被用于指称：。之所以情形B中语义规则被修改而情形A中未被修改，原因在于在不同情况下名称“拿破仑”对应的档案夹中信息的主要内容不同，修改语义规则(相当于改变档案夹的标签)通常遵循保守原则，以使得社会共同体对语词的使用保持相对稳定。注意到确定名称的指称不同于利用名称去思考对象，前者关乎指称的认识论条件，后者关乎指称的心理学。此外，我们还需要区分名称的语义指称和说话者指称，前者刻画的是语言共同体对于名称的使用，后者刻画的是单个认知主体对于名称的使用。在日常对名称的使用中，指称对象的目的在于交流。也即说话者通过使用名称使得听者能够确定说话者所谈论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对规则的共识，而不是识别对象本身，才是使用名称进行指称的必要条件。因此，在语言共同体中使用名称指称对象，意味着共同体中的说话者和听者进行从物信念(erebelief)的交流。说话者关于对象的从物信念构成说话者用名称指称对象的基础。而交流成功的条件在于说话者和听者的从物信念是关于同一对象的。
6小结
指称的描述主义理论与KCT式因果理论的基本分歧可以刻画为：与名称相关联的描述性信息对于说话者使用名称进行指称是否相关。其关键在于与名称关联的描述性内容在确定名称指涉对象时所起的作用。作为两种竞争性的解释，尽管反驳和捍卫描述理论的先验论证不断被提出，但我们仍然好奇在实际的13常生活中人们究竟更倾向于以哪种理论作为进行指称的经验机制。近年的一项认知心理学实验试图表明，西方人的指称实践更倾向于支持因果理论，而东亚人的指称实践更倾向于支持描述理论：在克里普克的哥德尔／施密特思想实验中，西方人更多倾向于用“哥德尔”来指涉那个偷走哥德尔不完全定理而窃取声名的人，而东亚人则更多倾向于用这个名称来指涉实际那个证明哥德尔不完全定理的人。对于刻画名称指称的理论机制，如果囿于对描述性内容的取舍来作为判决理论的测试，那么我们就会迷惑于上述经验数据所显示的文化差异。本文试图说明，描述理论和因果理论得以被构建成混合理论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是语言共同体在确立语义规则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只有在基于遵守规则的谈论中，我们才能给出关于指称确定的恰当的基础语义学论题。
第二篇：认识因果
认识因果
昌臻法师
因果问题，属于佛教的基础理论，也是佛法的核心。不明白因果，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佛法。所以，弄清因果问题，是学佛的一个重要前提。下面分四个问题谈：
一、因果规律和它的重要性
因果，又叫业、因、果、报。业：梵文译音，意为造作、活动。指一切身心活动，包括身、口、意“三业”。包括善业、恶业、无记业（不受果报的）。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业，却有很大的力量。可以说，我们人生是受着业力的支配的。业就是因。因，就是原因，也叫业因。果，是结果。报，是报应，是回报。缘，就是条件，因缘结合，才产生果报。佛经偈语已说得明白：“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亡失，消失），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
我们凡做一件事，说一句话，甚至起一个念头，都是在种因，在造业。根据所种的善因或恶因，即造得善业或恶业的不同，都会受到不同的恶报。概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具体地说，有什么样的善，就有什么样的福报；什么样的恶，就有什么样的苦报，这都是有一定的，这是客观的规律，称为因果规律。
业因果报与生死轮回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人生，生了要死，死了要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就是由因到果，有果到因，相续不断，形成轮回不停的现象。我们这个人“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都是受业力支配的。业力好象是一个种子，信息，它储存在第八识里面。第八识又叫“含藏识”，就是储藏信息的东西，好象是“精神磁带”，它把一个人前世做的善，恶业带到现世来，又把今生所造的善、恶业带到后世去，就这样轮回不息。我们的身体叫报身，接受报果的主体就是第八识。《八识规矩颂》说，第八识是“去后来先作主公”。父母生我之前，是它来投胎，所以是“来先”。人死后，脉搏、呼吸都停止了，第八识还没离开，要到全身冷透时才说明它离开了，所以是“去后”。“作主公”，说明它支配一切，大脑皮质也是属于它支配的工具。它一旦离开人体后，大脑皮质虽然完好，也不起作用了。美国医生穆迪著的《死后见闻》一书（1989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记录150名死后复生的病员的自述，一般的是自己站在躯壳旁边，看见亲人在啼哭；他们讲话，亲人听不到，去拉，亲人也没有感觉。这证明佛教说的第八识能离开躯壳成为中阴身去投生的观点是可信的。
死了以后往哪里走？这是由业力支配。什么业力？就是善、恶的业力。所以，小善小恶是六道轮回形成的业因，六道轮回是十善十恶应受的果报。
什么是善？利人是善。利人，其实是人已两利，也可以说，利就是利己。
什么是恶？害人是恶。害人是人己具害，害人终害己，以害人开始必然以害己告终。
佛经说，善恶分成十种，每种又分为上、中、下三等，叫十善十恶。十恶就是：
一、杀生；
二、偷盗；
三、邪淫（属于身三业）；
四、妄语；
五、两舌；
六、恶口；
七、绮语（属于口四业）；
八、贪；
九、嗔；
十、痴；（属于意三业）。反过来说，便是十善：
一、不杀生而放生、护生；
二、不偷盗而布施；
三、不邪淫而修梵行（清净行）；
四、不妄语而说诚实语；
七、不绮语而说直质（正派、朴实）语；
八、不贪而修不净观；
九、不嗔而修慈悲观；
十、不痴而修因缘观。
这十善十恶分成三品，就是三个等级。佛经说：”作了上品十善的人，生天道；中品十善的人，生人道；下品十善的人，生阿修罗道（属于天龙八部之一，有福报，有神通；但凶恶好斗）。犯上品十恶的人，堕地狱道；中品十恶的人堕饿鬼道； 犯下品十恶的人，堕畜生道”。这是佛陀以慧眼观察六道轮回的现象，亲口开示的，我们绝对要深信不疑。因果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佛陀制造出来约束众生，而是佛发现并揭示出来教育我们的。佛菩萨也要受因果规律的制约。近代高僧印光大师说：“诸佛成正觉、众生堕三途，皆不出因果之外。”虚云大师说，“因果二字，是一切圣凡世间出世间都逃不了的。”因果分为染净两类。诸佛菩萨修因证果，修的清净因，修的菩萨行，发的菩提心，所以证到的是佛菩萨的果位，得到的是清净的果；而我们众生造的是污染因，结的是污染果。”星云大师说：“因果比
电脑还准确，因为电脑会发生故障，因果是丝毫没有差错的。所以真正懂得因果规律的人，就懂得没有冤假错案。憨山大师当年受了冤案，别人要帮他说人情通关系，他说，用不着，这是尝报呀！因果好象带在你身上的“窃听器”，甚至比“窃听器”还厉害，“窃听器”要说出来的，它才能记录下来。这个“窃听器”哪怕你起心动念，它都能准确地记录下来。
以上谈的是因果规律和它的重要性。
二、因果贯通三世
《涅磐经》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不会中断，失误）。”可是，有些人认为：“人生一切都是偶然，没有什么前因后果。”有人看见好人受恶报，恶人受善报，便怀疑因果。有人说：“死了死了，死了便了。”如果一死便了，人生就没有价值；学佛修行，就无意义；而一贯作恶的人，就太便宜了。归根到底都是由于不懂 因果贯通三世的道理。佛教说得好：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
这说明我们今生所受的善恶果报，都是自己前世所种的业因，比如今生病苦多，那肯定是过去生中杀业太重，而今生所作所为，又该来世去受果报。
种下业因，必受果报，但有早迟的不同。大体上，有三种情况：
1.现报：今生做善事，今生享福报；今生做恶事，今生受恶报。
例如，去年川报登载一件事情，万县市一个公司副经理，平时爱帮别人的忙，几次跳下水中救人。一天，他坐出租车办事返家，经过一条路，平时爱堵车，今天却很顺利的通过了。到了江边，听说有小孩，掉进水里了，他立即停车，跳入水中，抓起一个女孩，竟是他的亲生女儿，觉得脚下还有人，抓起一看，是他的侄女，他把这两个女孩子都救上岸来，自己昏倒了。女孩的妈妈、婆婆闻讯敢来，看见小孩还活着，想感谢救命恩人，回头一看，才是他们的亲人。报纸这样评说：“无巧不成书。”佛教的观点来看，不是这样，而是受业力的支配。
另外一个例子，《新民晚报》登载的：江苏某县一个中年妇女，同一个男的走到江边，听见有人喊“救命！”男的准备去救人。而这个妇女竟说：“少管闲事，我们走路要紧，过一会他会自己浮起来。”旁边一人生气地说：“这女人的心肠太坏了！”后来那位男的还是去把人救了起来，是一个十三岁的初中女生，骑自行车掉入水中，因下水时间过长，已经死了。这女生是谁？原来是那位妇女的亲生女儿。围观的人都说：“这真是现眼现报！”这是恶业的支配，平时种的恶因，必然招来恶报。
2.生报：今生作善、作恶，来生享福、受苦。父母积阴德，子孙享福报，也属于这类。用同仁堂的例子来说明。同仁堂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它的祖先信佛，求功名不成便想做救世活人的事，就开中药店，很认真做药品。一种中成药，需要黄金高温后做原料。他把家中妇人的金首饰集中起来用。亲友笑他：“像你这样做生意，本钱都要蚀光。你就在广告写出，用得有黄金就行了，买主又看不见。”他却说：“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在种因，种了善因，不会得恶报。”仍坚持用了黄金。果然，这种药品疗效好，生意兴隆。他家两百多年来，又发财又发人。解放后，公私合营，最后一任老板叫乐松生，把全部财产交给国家，被结合为北京市副市长。他并未蚀本，同仁堂总号主要负责人仍然是他的亲属。他还把秘方全部捐出来。家人劝他要留一点作后路，他不同意，说：“政府的力量大，可以就成千上万的人”。这就是种善因，自然会得好报，不会没有吃的。结果，政府给他分红，经济上并未吃亏。说明这个资本家懂得因果报应。
3.后报：现在作善作恶，到第二，第三世，甚至百千劫后才能受报。例如，唐代悟达国师，四川人，年轻时出家。一次，在西安一个庙子挂单，当时一位僧人害病，身体很臭，许多人都感厌恶，他却去护理。那位僧人病愈，分手时对他说：“你以后有什么灾难，可以到四川彭县一个山上来找我。”后来，外国人进贡一把沉香木椅，皇帝都不敢用，供养给悟达国师。他便骄傲自满，放松修持，马上就遭到恶报，生了一个人面疮，很痛苦。于是，他去彭县找那个僧人。僧人说：他几百年前在汉朝曾种下一个恶因，现在才受报。原来，他是西
汉时代的一个大官，叫袁盎。他的一个同事叫晁错。当时皇帝要削减诸侯的力量，晁错建议，削减诸侯兵权，致使诸侯联合起来围攻中央政府，皇帝吓慌了。袁盎乘机进言，就说不是皇帝的意思，而是晁错的主意，把晁错杀了。晁的冤魂一直想报复。可是，袁死后下一世出家，十世都是高僧，晁无机会报复，直到袁当了国师，坐在沉香木椅而骄傲时，他的修行一退转，护法神便离开了。这样，晁错才找到了报复机会。这时，悟达国师找到了彭县这位高僧，把他的冤业解了才得救。后来，悟达国师留下一个著作《三昧水忏》，序言上，他把三昧水治好人面疮的事叙述了出来。这说明，几百年前种的因，缘法（条件）成熟了，必然受报。
后两种果报，凡夫虽然看不见，但应知道，有因必有果。从今生所受的，可推知前因；从现在所作的，可以预测后果。必须相信：“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为什么恶人会有善报？这是由于他过去生中培植的善根深厚，现在善因又先成熟，因此先享福报；如果他今生不作恶事，福报就更好。至于他今生所种的因果，也不会自行消失，因缘成熟时，必受应得的果报。
为什么善人会受恶报？这是由于他过去生活中培植的恶根深厚，现在恶因又先成熟，所以先受恶报。这好似果园里种了几批水果，第一批品种虽然不好，但先成熟，当然先结果，先受报；第二批虽是良种，但后成熟，还没有结果，自然以后才受报。如果今生不行善，恶
报会更严重；另一方面，他今生所种的善因，也没有白种，将来必受相应的福报。台湾高僧煮云法师，写了一篇报道：《一桩奇怪的凶杀案》。受害者陈美月是福建人，23岁随夫去台谋生。不几年，丈夫病逝，留下一儿一女，无法生活，被迫与本地青年黄石良结婚。当时，法律禁止台民与大陆人通婚。黄十分苦恼，在一天晚上，执刀向陈腹部猛刺三刀，肠断粪流，又在陈背、膊等处狂刺十三刀。接着，又追杀了陈十四岁的女儿。儿子被救未伤。后黄被判刑十五年。陈因临死前在太平间至诚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蒙观世音菩萨带了许多陌生人给她念佛，并给了一张芭蕉扇与她。她，竟然大难不死！又蒙基隆市审判厅长捐资治疗。出院后，她常在观世音面前痛哭悲号：为什么要受如此惨绝遭遇？一天念佛时，她忽然晕倒，似梦非梦，见一个公子带了一个仆人打猎。一只猩猩走来，公子举箭射倒，仆人上前，一刀杀死了猩猩。过了一会，她象在花园中，一只猩猩向她扑来，她跳到池子里，追来的猩猩卡住她的脖子，要扼死她。情急中，她一句观世音菩萨圣号刚出口，菩萨忽然现前，大喝：“畜生，不许害人！带回去关它8年，悔改就放它。”她终于明白了：她前生是那公子，那仆人便是她今生的女儿，那被她射杀的猩猩，便是今生一心要杀死她的黄石良！奇怪呀，黄石良后遇赦，刚刚关8年。故事发人深省，陈美月今生虽善，却因百千年的恶业缘已熟，故先见恶报。
三、转变全由心念
因果既是有一定规律，可以认识的，但又不是刻板的。这和算命、看相的“铁板数”不同，那个是庸俗的“宿命论”，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不能改。从佛法因果观来看，我们现在所受的是过去种的因，又必感未来的果。种的因即可以改变，结的果怎么
不能改变？因变了，果一定会变。
我们的身体是根据果报产生的。自己种的善业、恶业是：“因”，父母是“缘”，色身是“果”。我们在六道中投生，是受业力支配的，是来善恶业报的，所以叫“报身”或“果报身”。果报分为正报、依报。一个人的相好丑、寿命长短、命运穷通等，属于正报；社会环境好坏，家庭环境好坏，亲属子女的好坏等，属于依报。正报有福气，依报自然圆满；正报无福气，依报也会恶劣。因此，“命”、“相”从根本上揭示命相的原理由来，但并不主张看相算命。因为这是舍本逐末，徒劳无用的事。一个人的相和命，算也是这样，不算也是这样。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因”，才能转变未来的“果”。明代袁了凡，由一位叫孔先生的给他算命，算的很准，他哪一年考上秀才、举人，哪一年当上知县，哪一年该死，等等。后来遇上云谷禅师，给他讲了：改变命运，全由心念，必须多做善事。从此孔先生算他的完全不灵了。算他能当知县，结果调到中央机构工作；算他能活50多岁，结果活到70多岁；算他没有儿子。结果有两个儿子。他把这些事总结后，写成《了凡四训》。佛教界高度评价此书，说明了命运是可以转变的。
转变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自己的心念，因为“一切唯心造。”心能造业，也能转业，即“转变由心”之理。唐代禅宗六祖惠能大师说：“一切福田。离不开自己的心。能从自己的心田去寻找，是没有得不到感通的。”所以，相随心转，境随心转，命自己立。孔子说：“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也说明这个道理。
有一首《心地与命运之歌》，说明命运与心地密切相关，命运由心造，命运也由心转。现在举两件事来说明：
“心好命不好，祸转为福报。”台湾徐良泗，是个叫花子，又是残疾人，下肢瘫痪。当时，一个叫林登章的人，遭冤枉入狱，县官要收贿银四十两银子才放人。林妻设法凑足银两，急急忙忙去送给县官，但是在路上遗失了。徐泗良拾得这四十两银子，看来满可以解决他的穷困了。而他却很了不起，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失主必然会寻死。这一念就是菩萨心肠！他便寸步不移，守在那里，等着失主找来后，全部把拾得得银子还给了失主。女人说了许多感激的话。此事传到县官耳里，县官自感惭愧：叫花子都能拾金不昧，我怎么能收贿赂呢？便分文不要，无条件地释放了她的丈夫。两夫妇回家开了个五金店，时时想念救命恩人。徐良泗在一个清明节前，去农村向扫墓人要剩菜剩饭吃。由于离城很远，当晚借宿在附近的地藏庵内。睡到半夜，他惨叫了一声，惊醒了香灯师，问他什么事，他没有回答。第二天早上，他竟然觉得脚上有力了，一下子站起来。香灯师十分惊异，又问他，他说：“我昨晚上梦到两个人，一人抱住我的身子，一人扯我的脚，痛的要命，结果又睡着了，现在脚有力了，可以走路了。”从此，他不讨口了，替人挑水维生。一天，挑水挑到林家五金店，林妻一看，有点象他们的救命恩人，但他是瘫痪的呀，不敢去认。不久，徐又挑水到五金店，林妻再详细一看，完全看那个叫花子，忍不住又问，果然是他们的大恩人，叫他不在挑水了，要供他一辈子，徐就留下来了。林的叔父是福建人，富翁，漆下无子，写信叫林回去继承遗产。林走时，把他在台湾的全部产业赠给徐。这个叫花子变成了富翁。到了晚年，他把大部分财产给当地医院。这个故事说明了徐良泗的一个至诚善念，就消了他多生累劫深重的罪业，种下了未来的福报，所以后半世变成了富翁。
另一种是：“命好心不好，福便为祸兆。”唐代的李林甫，很有本事、才华、身为宰相，但心肠很坏，历史上称他为：“口蜜腹剑”的人物，生怕别人夺他的权，他害了很多人。而且尽情享受。他爱吃鸭舌羹和烤鹅掌。把活鹅弄到烧红的铁板上去跳，血液坠到鹅掌上，肿大了，烤来吃。这杀了好多生呀！相府家人生活享受，比一般富翁还高。他年轻时，一位相士算他的命，说他未来可以当10念的太平宰相。结果，没当几年就垮台了。他很不服气，去质问相士。相士回答道：‘这几年你把十年的福报都支完了，而且早用过头了，不但你没福报了，灾祸还要留给你的后代。“果然不出所料，后来，李林甫七孔出血而亡，被检举揭发，弄出来碎尸万段，他的子女发配为奴婢。这证明：福报再好，如果心地不好，也会遭到悲惨结局。
四、学佛人应这样看待因果
1.必须深信因果，才能树立正知正见：因果是佛法的核心，不信因果，不可能真正懂得佛法，更不可能得到佛法的利益。虚云大师说：“因果二字，把佛所说的法概括无余了。”当代高僧定因师在《普门品讲义》一书中说：“世尊说法四十九年，总括一句，不外‘因果报应’四字而已。”所以修学佛法的人，不深信佛说善恶因果律，那就叫做邪知邪见，就是愚痴。川报载了一则消息：美国汤姆逊平时一毛不拔，快要死的时候，叫人把存款二亿美金放在棺材内，坟墓用钢筋混泥土来修，请两个保镖来守坟。从因果观来看，如果他下一世还会变人，一定要受贫穷苦难的报。这个美国人不懂得因果，多么的愚痴！《观无量寿经》把“深信因果”列为修净业的正因。我们只有在深信因果的基础上，才能自觉地止恶行善。这样，即能转变并消除过去的恶业，又能培植现在和未来的福德。
2.必须按因果规律办事，不能错因果。佛经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菩萨深明因果，知道种恶因，必受恶报。因而从言行上，甚至在起心动念处，严防种错了因，就避免受恶报。而凡夫不畏因果，平时纵贪嗔痴，犯杀盗淫，大胆妄为，什么坏事都敢做。直到恶报现前，才恐惧后悔，已毫无用处。我们学佛的人，应学菩萨修行，一方面净化身心，检点言行，处处止恶防非，不再种恶因；一方面时时为众生设想，多做利人的事，广种善因。这是一条我们应当遵循的利己
利人，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都有益的光明大道。要想了生死、出轮回、生净土、成佛道，也必须从这里做起。
总起来说，因果规律是佛法的核心，不懂因果，就不懂佛法；不信因果规律，就得不到佛法得利益。大家都应认识因果，深信因果，按因果规律办事。现在多种善因，现在将来必定消除业障，增长福报。现在种念佛的因，将来必获往生的果。
第三篇：办学理念论文
传承西迁精神 办人民满意教育
办学理念是教育理念的下位概念，是校长基于“办怎么样的学校”和“怎样办好学校”的深层次思考的结晶。办学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学校生存理由、生存动力、生存期望的有机构成。就是要回答学校的全部活动所涉及的三个基本问题：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共同解决了学校的终极问题：学校是什么？
首先，树立办学理念是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校长的办学理念有两个最基本的作用。（1）使校长个体的行为具有自觉性和目的性；（2）在此基础上，使学校的整体的行为具有自觉性和目的性。
第二，树立办学理念是在办学趋同化的大潮中，一所学校形成或保持自己独有的个性和特色的需要。
第三，树立办学理念是校长的职业成长需要。作为校长，应该经常思考：一定时期内的办学目标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去实现办学目标？校长有了这种思考，就有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动力，而有了这样的自觉的校长，就可能办出一所好学校，校长个人也可能在办学实践中成长为教育家。
因此办学理念是中小学办学的总体指导思想，是由学校全体成员的教育观念、教育思想和教育价值追求组合而成的复合体。
办学实践是校长办学理念产生的源泉，理性思考是办学理念丰富和提升的必然过程。校长在提炼办学理念时要进行理性思考的四个维度：(1)政策理论基础。办学理念应以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为指导，在领会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学习理论的基础上，树立现代教育观，思考形成怎样的办学理念。(2)继承传统与创新。以学校的优良传统为基础，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求发展，这是办学的基本思路。(3)借鉴外校经验。各兄弟学校都有各自丰富的办学经验和鲜明的办学特色。借鉴兄弟学校的经验，将会开拓校长的思路，丰富校长的思想，从而使校长的办学理念有更高的思想高度，并且更充实。(4)体现时代精神。在我国教育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受社会环境影响，不同阶段的教育理念体现着不同的时代精神。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第一中学把“传承西迁精神，办人民满意教育”作为学校的办学理念，有着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锡伯族的西迁，是历史赋予的使命，它与一般的民族迁徙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那是在十八世纪中叶，清政府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于伊犁设立“总管伊犁等处将军”管辖新疆。然而统一后的西部边疆广褒土地出现了无兵防守的真空，统一面临得而复失，乾隆皇帝痛下决心，下令调迁英勇善战并懂得农业生产技术的锡伯军人前往屯垦戍边。
于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有了公元1764年农历四月十八日盛京锡伯家庙太平寺前锡伯族家人生离死别的集会辞行；有了西行万里漫漫迁徙路上5000余人风餐露宿，扶老携幼，横穿漠北的艰苦卓绝和感天动地；有了前后一年多时间在这条路上出生的400多锡伯族婴儿以及这些婴儿们生生不息的后代；有了锡伯人历时六年徒手开凿百公里河道引来伊犁河水使伊犁河南岸的茫茫荒原变成万倾良田的察布查尔大渠的滚滚清波；还有了伊犁河畔锡伯族美丽女人素花为族人安全随抢婚的草原民族苏丹汗王西去的不归之路和大漠上传唱至今的《素花之歌》的悲凉和凄婉„„
先辈们的不朽精神时刻激励着我们，他们的英勇顽强，执着勇敢就是孩子们永远学习的榜样。以此作为学校的办学理念也是学校顺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体现时代精神的一种展现方式。
第四篇：法治理念论文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加强政法队伍和法院队伍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促进人民法院公正司法，提高司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治本之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反映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现代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和精髓，是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的理想、信念和观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
原则的概括和反映，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设计和司法、执法、守法实践的思想基础。它的科学内涵包括了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等五个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方面。现代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应有之义，同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又有着独特的属性和优势，突出表现在“五性”上。一是方向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治理念，它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法治理念。现实中，确有人受西方国家价值观念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影响，鼓吹“三权分立”，质疑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主张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我们认为，人类法治文明的成果是没有国界或地域的，有其自身的共性，如民主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以宪法和其他法律形式加以确认的民主制度；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机制；公民的民主权利制度等等。这些共性是人类法治进步的共同成果，可以借鉴和吸取，不能妄加否认或批判。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国法治理念的树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紧密联系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法治理念之树在中国土地扎根、发育、开花、结果的内在要求，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东方大国和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包括法治理念建设）是无法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模式的，例如“三权分立”、“大陪审团制度”等等，而只能根据本国的国情和经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模式和途径。当前要注意那些以西方标准来改造我们的审判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思潮，要注意一些不顾实际的进行一些诉讼制度改革和宣扬西方诉讼观念的倾向，防止审判工作和司法改革迷失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命题的提出，使我们在司法意识领域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它我们能深刻认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以及审判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能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审判工作的绝对领导，推动社会主义审判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二是阶段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来的重要命题，它与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法治的模式、法制观念、司法改革、农村法治建设等相互联系，尤其与我党依法治国方略交相辉映，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对司法意识形态的高度概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应该看到，正因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法治建设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尚比较落后，且发展很不平衡，公民的法律意识还普遍不高，特别是传统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仍具有强大的运行惯性，这一切都决定了法治理念建设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努力、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这就决定着我国的法治之路漫长而艰难。此外，对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来说，社会政治的稳定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外部条件，这也要求社会主义法治之路应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前进，不能超越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提出不切实际的任务和要求，包括法治文化建设、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理念建设都应与我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克服现行司法体制中不利因素，又要培育与现行司法体制相适应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制度和法治文化两者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发展有助于法治文化的逐步培养和发育，而法治文化又为法律制度的有效运作提供相应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必须妥善处理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理念建设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从法律制度入手，真正建立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法律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高度重视法治文化尤其是法治理念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对人们的法治思想观念进行一次深刻的革命，大力弘扬法律至上的思想、公平与正义的理念等等，消除各种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相违背的观念意识。为此，一要肃清传统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二要铸造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一致的法治文化体系；三要培养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信仰、法律情感，建构优化的法治心理。
三是大局性。
服务大局既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又是人民法院的政治责任。法院工作服务和服从于党和国家大局，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广大法官必须担负的神圣职
责，也是有效履行职责的必然要求。就当前而言，审判工作服务大局，就是要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基层法院在服务大局中，一要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紧扣中心工作，立足审判实际，找准保障大局的结合点、服务大局的着力点，充分发挥司法保障作用；二要切实提高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通过依法惩处严重破坏市场经济
秩序的犯罪，平等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市场行为，促进有序竞争和公平交易，依法快审快结快执与经济发展大局密切相关的案件，积极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服务；三要提高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能力。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到工作前移、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强化职能，力保平安，对农村的各类纠纷要及时平息，各种矛盾要有效化解，使人民群众权利受到尊重、利益有所保障、纠纷可以诉求。四要提高保障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弘扬和谐本位的法律文化，更新司法理念，提高公正司法能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提高化解社会矛盾和风险的能力，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畅通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司法渠道，善于运用法律和司法手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四是宗旨性。
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建设中，“一心为民”是根本。“公正司法，一心为民”决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揭示了新时期人民法院的工作宗旨，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本质要求，它与“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一心为民”是检验审判工作法律和社会效果的新尺度，是人民法院密切联系群众的时代要求，是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焦点、热点问题具体实践。因此，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中，我们不应脱离这一宗旨，要始终不渝地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司法工作永恒的价值追求，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法院工作的根本标准。
五是廉洁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中，我们必须强化廉洁自律意识，就司法工作人员而言，廉洁意识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洁司法是实现公平正义的保证，为此，我们认为要不断强化法官的素质教育，提高拒腐防变能力；要不断强化制度建设，确保司法公正与廉洁。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具体行动。
第五篇：法治理念论文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为当前和今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南；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精髓和灵魂，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实践执法为民思想，推动政法工作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日益开放，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对政法机关的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政法机关必须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适应人民群众的要求，不断端正执法思想、更新执法观念，自觉树立和落实崇尚法治、平等保护、司法文明、程序正义等现代法治理念，推动执法观念创新和工作创新，推动各项执法工作健康深入发展。同时，将执法为民、保障人权等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现代法治理念贯彻落实到执法办案的各个环节，使执法工作更加符合党和人民的要求，更加符合法治建设的规律，确保检察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首先要进一步强化公仆意识。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执法，从人民群众最希望做的事情做起；带着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办案，从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办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每一个案件；坚决克服执法中的特权思想和霸道作风。
其次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把政法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思考和部署，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充分发挥法律职能，积极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建平安有序的法治社会做出贡献。
再次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求政法机关牢牢把握“以人为本”这个核心理念，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正确处理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种问题；
政法机关树立执法为民理念，是由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同时，执法为民也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在政法工作中的要求和体现。
一切为了人民是执法为民理念的基本内涵，也是政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政法机关要立足本职，恪尽职守，严密防控打击违法犯罪，保证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犯。
走群众路线，首先必须正确处理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的关系，一方面要加强政法机关机构建设，保障政法机关有能力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另一方面要切实做好群众工作，在新形势下，坚持专群结合，集中体现在强基固本，大力加强政法机关的基层基础工作上。其次，政法干警走群众路线，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特别是要学会做群体性事件等特殊状态下的群众工作。
要树立人权保护意识，努力提高执法水平，公平公正、及时高效处理有关案件和事件，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人权政法机关也要切实尊重和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违法行为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以及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政法干警要严格遵守有关保障人权的法律规定，在执法活动中切实做到尊重和保护人权。
对政法机关来说，只有坚定地树立执法为民理念，并在工作、生活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防微杜渐，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经受住金钱、权力、人情和各种利益的考验和诱惑，确保清正廉洁，使自己真正配得上人民法官、人民检察官和人民警察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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