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的原史时代论文
“原史时代（Protohistory）”这一名词的使用在国外已是行之有年，但在中国学术圈内受到注意则是最近的事。在文献发达的背景之下，学者除了对何谓“中国原史时代”有争议外，许多人更认为中国古史上并不存在“原史时代”。这里试图由西方对原史时代的定义入手，简单的讨论西方所谓的“原史时代”在中国的古史研究上的地位，以及“中国原史时代”有别于西方总结出来的原史时代法则所表现的特征。
一、何谓“原史时代”。
根据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对“原史（Proto history）”的定义，原史的时间段指的是一文化最早的“记录历史” 出现的前夕（The study of a culture just before the time of its earliest recorded history）.The Hutchins 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定义原史时代是“紧接着史前，但是又早于能以书写文件证明的历史（proto history Period following prehistory but priorto the appearance of historyas documented in written records）”[1].所以，西方将“原史时代”的时间段界定于史前与历史两大阶段的过度阶段。
作为一个主要使用于考古学上的词语，ChristopherHawkes对“原史时代”加以解释认为，原史的概念是相对于文献丰富的历史，这一时期已经有一些文书记录，但是这些记录只是一些片断，涉及社会非常少的方面，这些记录可能表现于一些刻铭、硬币等等，或是其他地区散乱的文本资料。[2]
GlynDaniel则认为“原史时期”一词，以称呼古代文献很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的时期。[3]在法国《史前大辞典》一书中，认为所谓“原史”或“原始史”的涵义是，“首先具有一种方法论之意义，应用于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的文化群体。
为了研究它们，人们因而使用了此概念，它可以是指那些自身尚未拥有文字、然而却为同时代的其他人群所记述和提及的人群（例如征服前之高卢人，他们为希腊与拉丁作家所记述）；也可以指那些通过後世的口头传说、记忆或者记载而保存下来其历史的人群。在此两种状况下，其研究可以包括考古学资料及间接的文字记载资料两方面。此时期在年代学体系中只具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范围，而且也不精确。”[4]也曾有人这么总结原史时代的特点：在最初书写文献还很稀少，并且很难读懂，多数最初的记录还没有完全的破译。这历史的最初阶段通常被称之为原史时代。後世的学者也会对这个时代的历史不断的进行文书上的补充。这些文献，在结合考古资料之後，也会成为值得重视的材料。好比说一个传说中的国王的名字被发现在刻铭上，关于这个国王的记载的可靠性也就大大的提高了。[5]
由字面上来看，“proto”指的是一件事物的较原始的状态，是一种“祖”、“祖型”的概念。例如英语里的“Proto Austronesian”（原南岛语）指的是南岛语的一种祖型，Proto Austronesian表示了其与 Austronesian的差别，也表示了Austronesian存在的最初始状态。同样的，我们将先商称为“Proto Shang”、将先周称为 “Proto Zhou”，所表示的都是商、周王朝的先族，周人或是商人在建立王朝之前已经存在，所以我们不会将先商称为“pre—Shang”，也不会将先周称为“pre—Zhou”。因此，在“protohistory”这个阶段里，史学开始萌芽，一些记录开始以各种形式出现，虽有文书记录，但是仍不足以让我们据之复原历史，这一阶段有别于史前，也有别于历史时期，是史前向历史时期发展的一个过度阶段。在对这一阶段进行研究时，也需要不同于史前及历史时期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等学科综合起来的一种研究。
虽然，作为方法论的“原史”的概念还没有被更深入的定义、讨论，对于其意涵还有不太相同的认识，但是“原史时代”在西方已经是受到普遍承认的了。综上，我们可以根据西方学者对“原史时代”的定义总结出几条基本原则：
1、原史时代是介于史前时代与历史时代的。
2、原史时代研究的对象应是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或认识不够充分的文化群体。
3、由于原史时代当代的文献稀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
4、原史时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多种学科综合起来。
以下，我们可以根据西方学者对原史时代的定义来检验中国原史时代是否存在。
二、对“中国原史时代”的界定。
过去我们一般将古史分为史前、历史两大阶段或是史前、传说、信史三大阶段。这两种分类都是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材料出发的。在考古学引入中国之後，史料的范围已经由文字材料扩大到包括文献（当时的、追述的）、文物、考古材料、古文字（而古文字的主要获取方法是考古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中国先秦史的研究（这里指的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商周阶段，下限是秦始皇帝统一中国（221B.C.））。张光直先生即曾说过，“自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考古学的发现越积越多，越多便出现好些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听过、想过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问题。用考古学建立的历史因此更得随时改变。考古学还发掘出新的文字材料来，加强了古文字学这一门学问。研究商周三代历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学；近百年来使用古文字学的结果，是知道了传统的三代古史有许多处被古文字学证实了，但还有更多处被古文字全部改观了。”[6]
战国以前同时期的传世文献材料非常少，即使是当时流传下来的，如尚书、周易、诗经等等的文献材料里，也有许多後人补作或是经传抄而改变的内容。後世对这一时代追述的著作多作于东周及汉代，这其中除了保留部分夏至西周的真实情况外，大多是为了时代需要加以改编、附会而成。所以，我们在面对传世文献以及通过这些文献而认识的古史时，总是要持一些保留的态度。即使是现在基本被考古材料印证的《史记。周本记》，其所能为我们提供的，也只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一个框架，还须要我们透过其他手段进行复原。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文史学传统肇始于西周王室覆灭“王官之学降于民”，知识分子才脱离王室的束缚，逐渐由过去的“巫”史中走出来。晋《乘》、楚《檮杌》、鲁史《春秋》，都成于这个时期。今日我们读到的《左氏春秋》，开创编年记事的体例，是中国历史学发展成熟的标志。至此，可供後世学者研究的确实的文献史料开始丰富，文献材料为学者提供了全方位更为丰富的论证材料，考古学成果成为历史文献的一种参照或是补充，而非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如此才算是进入真正的“历史”阶段。
王树民先生指出，现在有些人对于古代史学和史料不加分别，以为根据古代的直接史料，便可以说明当时的史学了，正与把传说当作史实同样是不正确的。如甲骨文是殷代遗物，史料价值很高，在巫史不分的情况下，也可能为史官所作，但原为占卜之用，不是历史记载。钟鼎文多为周代之物，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史实，但原为纪念性质，也不是历史记载。[7]所以，不论是由史料或是史学史的角度来看，三代时期的研究是有其独特性的，不同于史前及历史时期的研究。
由现存的文献材料来检视中国（中原地区）先秦史，春秋以前（甚至是战国以前）的传世文献里没有比较全面的史学著作，所见可靠的文献材料也多经後人修改。考古发现了大量的文字资料，但是这些文字表现的是历法、卜筮、纪念，或是简单记事文字，只表现了商周王朝片段的历史，虽然已经极具历史性，但仍不足以充分表现当时历史的方方面面。虽然已经有了史官，但是当时的史官是为上层及祭祀占卜服务，其性质仍不同于後世的史职。“史”的概念还在萌芽的阶段，真正为记录历史的历史记录还没出现。这些都与西方对原史时代的定义相符，所以，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商、西周时期（甚至是春秋时期）作为中国的原史时代。李学勤先生即根据GlynDaniel对原史时代的定义认为，东周和更早的商和西周不同，已经脱离了这种“原史时期”而跨入真正意义的“历史时期”了[8]。
此外，作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或认识不够充分的（但是仍有相当的文献材料及考古线索）夏、先商、先周也应属於中国的原史时代重要的一部分。这牵涉的不仅是时间的概念，更是一种族及考古学文化发展的概念。因而在寻找夏的根源上，我们更应该将着眼点放在晚期龙山文化。至於繁複庞大的传说记载，由於其涉及的时间范围太长，似乎不宜将所有的传说都归入原史时代范围；此外，多数传说内容也很难与考古材料相结合，即使是距离夏代较近的“三皇五帝”传说也很难落实在考古材料上，所以这里不把过去所谓的“传说时代”等同于原史时代，其所涉及的是另一种概念及材料。
中国的原史时代，及其与传统中国上古史的区别在于，传统史学由文献出发，以政治时间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准，所以一般将秦以前划为上古史的范围。在过去所认为无文字的史前时代以及文字发明之後的历史时代之间加入一个“原史时代”所表现的是历史学的一种初兴状态，以及我们对这一阶段的历史进行研究时所面对的史料的多样性（与史前及文献发达时期相较）。这里所指称的“中国原史时代”是，一时代的历史由传说或是不充分的文献记述，必须通过考古材料对这些传说或文献加以检验确定其正确性，并需要由大量的考古资料建立、补充文献所缺乏的各种对当时的研究材料（即使考古材料所表现的也只是当时社会的极小的一个部分）。这一阶段的研究需要由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等一起建构出当时的历史、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而这种对“原史时代”的研究，也只有在今日考古学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之下才有可能展开。
所以，原史时代概念的提出不论是对历史学研究或是考古学研究都是有所帮助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原史时代的研究对象并不应该被限定在整个现代中国领土的范围，而是着眼于族群之上，被介定为以中原华夏民族的原史时代为中心，其范围是在中原的古文字材料、传世文献、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向外辐射至与之相关的各个地区、族群、文化（当然，如果该文化也有文字材料，也需被视为认定其族属、文化以及认定其与中原及其他族群、文化的重要材料），希望能将中国原史时代表现为一个各种活动、族群联系在一起的有机体。而对于现代中国境内曾经有的各个族群、文化的原史时代的研究，则应该将其分别命名（如：匈奴原史时代、女真原史时代等等），成为以其为主体的原史时代，以求与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原史时代区隔开来。
所以，中国的原史时代是：
1、时间段在文献所记载的夏至西周晚期（甚至春秋中期）。
2、涉及的对象是以中原为中心，兼及在各种方面与原史时代的中原有联繫的各种族群（如羌、鬼方、蜀、淮夷等）、文化。
3、主要的研究材料为当代及後世文献，以及原史时代的古文字、考古遗迹遗物、传世文物等等。
4、中国原史时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多种学科综合起来。
三、中国原史考古。
中国原史时代的定义已如上述，而作为中国原史研究最重要的一环的中国原史考古，又有其不同於史前或历史考古的特殊性。
首先是文献材料对考古产生的不同影响。史前考古没有当代的文献材料，後世文献材料对史前的描述主要是神话与传说。神话为非客观的记述，本来无法作为有效的根据。传说的核心部分固然为古代实有，与後人因想象而虚构的不同，但是传说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不仅时间、地点、人物易发生错乱，更容易混入神话成分[9]。因此史前考古与文献的相关性很低。而历史时期拥有大量且多方面的文献材料，考古虽然仍能对文献有所增补，但考古研究主要是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以文献材料为主要依归。原史考古与文献之间则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文献为考古提供线索，而考古则检验文献的正确性，并在文献所提供的框架之上进行更深一层的复原。原史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的不同在于，考古学材料在许多模糊的历史问题的研究上具有的决定性的影响力。
原史考古所涉及的对象是以中原原史为中心，辐及与之有关的各个族群文化。中原以外的族群没有文字，虽然其族属的确认主要是依据古文字、文献材料，但是在其考古学文化被认识的基础之上，进行文化因素分析，我们不但可以加强认识中原文化与相关族群之间的关系，更可以建构出以某一族群为中心的原史，理清族群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中原地区的原史考古在考古学以及古文字、文献记载三种材料并重的情下，除了研究与考古学相关的各种课题外，还可以在文字资料的帮助下，建立中国原史的年表，并结合古文字、文献记载的时间、人物、事件、地点，复原出一种将考古学文化与史实相结合的中国原史时代。
参考文献：
[1]The Hutchins 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1998。
[2]Hawkes，Christopher“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American Anthropologist56：155—168，1954。
[3]Daniel，Glyn，A short historyo far chaeology.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81.（此处转引自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
[4]Dictionnairedela Prehistoire，1988，Directeurdela publication AndreLeroi－Gourham，Press Universitairede France，Paris.（此处转引自刘文锁：《论史前、原史及历史时期的概念》，《华夏考古》1998年3期，93页）。
[5]见http：//home.swipnet.se/w—63448/mespro.htm。
[6]张光直：《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9月。
[7]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9月。
[8]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
[9]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9月
第二篇：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的发展趋向论文
李约瑟生前身后与中国人结下了不解这缘。昔人已乘黄鹤去，一代汉学大师李约瑟逝世有8年时间了，李约瑟的《中国科技技术史》撰著工程亦将全面告竣。于是，中国科技史界开始面对“后李约瑟时代”如何发展的问题，也开始了后李约瑟时代的探索——促进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国际化发展。
1、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并非自李约瑟始，李约瑟之前已有一些中国学者开展过这方面的工作并卓成效，他们也提出了“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之类的问题，但中国科技史研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目和认可还是在李约瑟的推动下出现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李约瑟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赢得了世界性荣誉。李约瑟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李约瑟个人的因素，也与当时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崛起有相当关系。⑴李约瑟的成功激发了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兴致，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科技史研究成果迭现，继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也不甘人后，决定完成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本书在资料的搜集等诸多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除此之外，数学史、化学史、物理学史、天文学史、地理学史、生物学史以及中国传统技术的历史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各方面的专史论著大量涌现。但是，所有这些成果的实现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科技史研究已经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如席泽宗院士1990年所讲：我们在总体上还没有超越李约瑟，李约瑟之后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深入开展。
“后李约瑟时代”的概念是美国MTT的Dibner科技史研究所所长于2001年提出来的，既寄托了人们对这位西方汉学大师的热爱和留恋，同时也激励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对未来发展进行深刻思索。中国的科技史研究并不是简单地体现为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也不是几十部甚至几百部中国科技史方面的学术著作所能涵盖的范畴，它反映的是中国人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研究，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在科技史领域的体验和探索。近年来已经学者对中国的科技史现状进行了考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诸多缺陷和问题。⑵如果说“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要确立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话，那么加强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发展则首当其冲。
中国科技技术史研究的科学化包含着三层含义，设置研究机构、培养宇术梯队、加彊学科建设。前两个方面我们已经能够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科学院设有国家级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先后成立了科学史系、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单位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依托于此，很多机构也开展了博士、硕士人才的培养教育。
加强学科建设就要促进科技史研究在科学史的学科范围内规范化的开展各项工作。按照科学史学科的创始人萨顿的解释，科学史是唯一能体现人类进步的历史，是科学的科学。科学史从学科结构上有内外史之分，内史探讨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外史则侧重于科学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关系上。如同天文、地理、数学、化学等学科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一样，科学史也有其独立的发展空间。⑶科学史不仅要勾勒出科学发展的历程，也要向人们指明今后科学发展的方向。⑷科学史研究领域有许多重要工作需要开展，诸如科学发展史、科学思想史以及科学家个人的学术成就等等。长期以来很多中国人把科学史学科等同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等同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因而对李约瑟、对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对中国人的科学史研究产生了许多诠释性错误，也曾一度出现了中国科技史研究中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即内史部分的大量研究和外史部分的严重不足，目前则表现为内史部分的停滞不前和外史部分的低水乎重复。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撰是中国科书技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终极月的是发展完善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研究得的主要工作集中于弘扬中国传统文明，后李约瑟时代则应走出李约瑟这座大山，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到人类历史文明的大潮中去考察，研究中西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这项工作的进行离不开理论指导，构建系统的中国科学史学科体系并发展产生出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派、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工作已经是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义务。作为学科建设的科学技术史离不开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内容拓展、研究方法改进等方面工作的支撑，当国际科学技术史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的时候，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整体上还停留在萨顿时代，迄今依然处于肤浅的成就描述和泛泛的外史探讨的阶段。⑸
科学史理论的探讨既包含了科学起源、科学革命、科学结构、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的历史发展等一般问题，也涉及一些特殊问题的解释，“李约瑟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科学史学科建设中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它们是科学史学科发展的永恒的主题。但是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还没有对科学史的理论研究进行深入探讨，也没有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于这方面的工作。中国学者几十年来的科学史研究主要围绕“李约瑟问题”而展开，即使这一问题的研究迄今依然迷雾茫茫。
“李约瑟问题”是李约瑟在开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提出来的，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尽管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和问题的答案之间似乎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原因之一是我们把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意图理解为解释一个“李约瑟问题”是否符合李公的立题精神颇值得怀疑，⑹原因之二是“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多解的难题，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不可能全面解决这一难题，我们的许多续貂之作一时三刻也调理不出琴瑟和谐的音调。
中国学者在科技史学科建设方面的欠缺还表现在与国际科学史界存在阶段性差距。⑺20世纪科学史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向，即从学科史到通史的转向、从内史到外史的转向以及从外史到综合史的转向，⑻但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迄今还偏重于内史的研究，促进外史研究和综合史研究的发展对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来说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受制于此，国际科学史界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中基本还是一片空白，或者有待开垦，其中以科学编史学研究和辉格史学的方法表现最为突出。科学编史学是第一代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等开拓出来的一片天地，他们在晚年开始思索科学史的性质、目标、研究标准与编史方法等问题，并以回忆的方式撰文陈述他们的编史学思想，后来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编史发生浓厚兴趣，1963年阿伽西(J．Agassi)就完成了第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走向科学编史学》，科学史家直到1987年才出版了第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即克拉夫(H．Kraph)的《科学编史学导论》。近年来，一些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清华大学刘兵教授的专著《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就是我国第一部科学编史学方面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也论述了科学史研究中的辉格史学方法。辉格史学的基本范式是参照今日研究过去，也就是用今天的观点和标准编织历史，其名称来源于英国历史上的辉格党。辉格史学的方法在第一代科学史家的研究中得到相当普遍的运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史界开始接受反辉格式方法。⑼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对辉格史学的了解和认识很少，因此作者呼吁中国科学史研究者首先应补上辉格式研究方法这一课。
2、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国际化。
中国曾经有过一句很流行的口号——“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基本现状是画地为牢，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的篇章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我们并没有像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科技史那样放眼四海探索研究，研究西方科学史的学者廖若星辰，西方科学史的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数。因此出现的局面是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国际交流活动基本限定于海外汉学家的圈子里，长期游离于主流的国际科学技术史群体之外，在国际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刊物——《ISIS》、《Orisis》、《History of Science》、《History of Technology》上，鲜见有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国际科学史界最著名的萨顿奖章至今与中国学者无缘。这种倾向近年来已经有很大改观，一些中青年科技史研究者积极参与国际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各种学术活动，有学者还成为国际科技史界的领域人物。中国科技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教授1993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通讯员院士后，2002年当选为院士，现在担任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部第二副主席、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主席等国际职务，韩琦教授1999年当选为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副主席。
在世界科学的发展中出现了东西方两大系统，各自都有其独特的体系。近代科学的发生打破了这种两雄分立的局面，以实验为手段、以分析为方法的西方科学超越了崇尚阴阳理念和经验积累的中国传统科学，一时风靡全球。但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又出现矫枉过正的倾向。在世界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目前普遍面临过语言关的问题，不但要学习英语，还要懂得拉丁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一些老一辈的科学史家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多次提出要加强世界科学史研究的意见和建议，中国科技大学钱临照教授生前就强调要开展世界科学史研究，不但要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科技史，也要加强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科技史，为此他还鼓励年轻人去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学习进修。
科学史界还要加强与历史研究者的联系，紧跟史学研究发展动态，及时学习利用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以改进我们的工作。有论者多次指出我国科学史界对国外同行的新成果关心注意不够，封闭保守，科学史领域长期停滞于萨顿阶段，在研究理念上也以萨顿、李约瑟等人奉行的新人文主义观念和孔德实证主义编史方法论为标识，置年鉴学派和各种历史哲学理论的发展于不顾的境地。在这方面国内史学界的思想要比科学史界更为开明，也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典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就大量介绍引入了欧美史学思想，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等的历史哲学理论也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促使中国史学界拓宽了研究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3、农史学科中被忽略的两个问题。
农业史是一个很独特的学科，作为交叉学科具有农学、历史学、生物学、环境科学、土壤学、气象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特征，以至于现在农史界的权威学者也很难论清农业史学科的归属问题。划归理学范畴的科学技术史似不满意，放在历史学中也觉得不伦不类，纳入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领域也不可行。总之，农业史学科是一个具有普遍的相似性又显示出明显个性色彩的学科，在科技史领域农业史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经济史领域农业史的研究必不可少，在社会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也总是出现农业史的身影。
如果我们把农业史简单地割裂为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农村社会史和农业思想文化史等四个部分时很容易为它们找到各自的归宿，但农业史毕竟是农业史，四个部分密不可分成为一个整体，确实为当前的农史专家出了一个难题。农业史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的部门史，古代的农民既是技术专家，又是经验农学家，同时也是农业生产活动的经济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史的内容就显得丰富多彩，妙趣横生，农业史的学科屑性也就很难用现代的学科门类来界定划分。其他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虽多有涉猎，但农业史学科的复杂性也时常给他们的工作带来这样那样的困难，对历史学家来讲研究农业史最大的障碍是缺乏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对经济史家来讲研究农业中最大的障碍是缺乏对农业的全面把握，仅仅掌握经济学理论还不足以研究农村、农民、农业这个三位一体的问题。农业史是一个涉及面如此广泛、又需要一定的专门知识才能有所成就的学科领域。1997年国家把农业史等各个专门的学科史统一纳入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下，属于理学学科而统筹发展。尽管当时许多学者对此持有异议，但毋庸置疑，农业科技史是农业史领域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为基础和关键的部分。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农史研究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也发展壮大为中国学术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面对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农史学科和科学技术史等其他学科一样需要反思、需要积蓄力量、需要革故鼎新，这是一个学科为了生存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近年来一些关心农史学科发展的年轻人已经为此而多次奔走呼号，但反映问题多集中在学科理论方法需要改进、研究领域需要拓展等方面，除此之外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也有一些地方亟待改进。
在农业史人才的培养上，近年来随着高校学生的大规模扩招农史界也出现了一种虚假的繁荣，很多考生都拥挤到农业史学科点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但考生个人专业基础薄弱的问题十分突出，农业史成为一个其他专业落榜生的栖息之地。或许对个人而言农史的虚假繁荣有助于功利进取(这种功利进取对个人也不见得是有利的，一个学生花费数年的时间却不能在农史研究领域做出成绩，付出的青春代价也是很沉重的。)但对这个学科来讲其后果是毁灭性的。很多人即使浪费终生精力在农史研究领域也难有成就。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辛树帜、王毓瑚、万国鼎、石声汉等前辈为农史研究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也迫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农史学科并非简单的交叉学科，它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农业科学基础、历史文献知识以及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文字学、经济学、哲学等方面极为宽泛知识积累，它需要研究者具有数十年如一日平心静气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它也需要研究者能够读书而不拘泥于书本具有走出书山看世界广阔胸襟。因此农史人才的遴选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稍有失误便会出现后继无人学科消亡的悲惨局面。当今的农史界个别单位已经为此而自尝苦果。这种现象不仅在农业史领域有所表现，其他学科史研究中也存在类似情况。⑽
近年来农业史学科的处境极为尴尬。作为科学史的一部分，农业史学科的兴起是以农业科技史的研究为开端的。当时一批卓有成就的农业科学家参与其事，如植物生理学家石声汉教授、昆虫学家周尧、邹树文教授、农业经济学家万国鼎教授、植物学家夏纬瑛教授、水土保持学家辛树帜教授，他们置身其中能够高屋建瓴开展学科史研究并都取得丰硕成果。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的完成以及农史研究队伍中知识结构的变化，在农业科技史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性进展的研究成果日渐稀缺，我们现在的研究队伍中还缺少像石声汉、游修龄先生那样既具备良好小学功底又精通现代农业科技的大师级学者，农业史学科正在逐步远离其赖以立足的科技史根基。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史研究则逐渐成为农业史领域的热门话题，加上社会科学的明珠——现代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设置有经济史分支，因此很多农史研究者尽量把研究方向向经济史领域靠拢，一时出现了农业经济史研究一枝独秀的格局。但农业经济史研究的表面兴盛并不代表着农史研究成果的高质量高水平，一些农史局外的专家教授早就洞察其中弊端并提醒了农史学人。今后的农业经济史研究还需要加大力度，农业科技史研究也要加强力量，畸轻畸重都不足取。
注释：
⑴ 何丙郁：《如何正视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西北大学学报，1996，26(2)，p103—98。
⑵ 张柏春：《对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3)，pp88—94。
⑶ 霍耳顿：《科学思想史论集》P3，许良英编，范岱年、顾国庆、许成钢、王贞平译，许良英、范岱年、董光壁、顾国庆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⑷ 林德宏：《关于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17(4)，PP39—42。
⑸ 杨浩菊、甘向阳：《世界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3，15(1)，pp50-52。
⑹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题目为《小国的科学与文明》(英文名为SCC)，1960年代小国大陆翻译出版时山冀朝鼎博士题写为“小国科学技术史”。据说也得到了李约瑟的认同。现九人们对这一译法持不同意见，是非互见。但李约瑟写作该书的主要动机是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对小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听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惊奇和感慨，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理解，让更多的西方人走出“西方中心论”的泥潭，看到遥远的中国大地上曾经出现过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这与李约瑟一贯所秉持的新人文主义理念是一致的，但与中国人所期许的弘扬中国传统文明的精神则有本质的不同。
⑺ 张柏春：《对小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23(3)，pp88—94。
⑻ 魏屹东：《20世纪科学业的三次转向》，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3)，pp3—4。
⑼ 刘兵：《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3(1)，pp44—52。
⑽ 甘向阳，刘建军：《数学史研究的科学价值》，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6)，pp531—534。
第三篇：中国财政史论文
论农民生计的古与今
一、前言
我们知道，国家财政史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依着经济运行和政治诗句的动荡而波动的古老的历史范畴。
国家财政的运行有时会带来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时也成为朝代更迭的导火索、人民灾难的源头、社会发展的障碍。实践证明，国家财政史任何政权组织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同时对国民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国家强弱乃至兴旺的催化剂，是国民经济发展或衰落的重要经济杠杆。
既然财政制度有着如此重要的经济地位，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以古鉴今，汲取历史的经验，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农民，从古至今都是社会的支柱，没有农民的劳作，就没有我们的吃穿住行，就没有国家的安定，社会的进步，所以，农民是国家的坚固基石，农民的问题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
二、问题
2006年1月1日，国家法律明令规定取消农业税以减轻农民日益增长的沉重负担，同时还针对农药、化肥以及各种作物对农民实施了相关的补贴，这些措施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农民肩上的负担依旧沉重。有很多农民因为无法靠种植养活自己，所以弃耕进城打工，而如今看来这种现象愈发严重，甚至为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国家采取了相关的措施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里面究竟又存在着怎样的原因呢？
三、原因
国家从最基本的税收方面入手减轻农民的负担，但是，却没有为后续做太多实际而有力的保障。如，农产品不值钱，或农产品在农民手中不值钱而在市场上却短缺等情况。如今的社会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而是一个物流四通八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会出现那些情况都是因为农民缺乏必要的信息渠道，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才可以让自己获利更多，让自己的汗水不会白白挥洒。毕竟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信息就是生命，信息就是黄金。
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农产品在古今地位不同：在古代，它们是生活必需品，贴的是自产自用的标签；如今，虽然它们依然是生活必需品，但是对大多数在城市生活的人们来说，它们贴的是有机食品等商品的标签。所以
四、以古鉴今
我们既然是从财政的角度来看农民生计问题，那自然，我们要从财政的两大组成部分去分析，即收入与支出两个不同的角度。
首先，让我们先看一下汉代分别是是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吧！
西汉初年，国家由于秦朝暴政以及改朝换代的战争，农民生活已经沦落到不堪想象的悲惨境地，面对这样的棘手状况，西汉君王默契的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在收入方面，高祖在位时，施行了赋役减免等措施。如，灾歉减免，即如果遇到重大灾害，则赋役根据情况或全免或部分减免；对平贫困户的减免，即“民貲不满三
万，勿出租赋”；恩幸减免，即国家庆典或皇帝出巡时免除沿途郡县当年租赋。
通过一系列的休养生息，就出现了我们所知道的文景之治，为后来汉武帝出征匈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这是后话。
除此之外，武帝还施行均输、平准政策。均输指的是，朝廷不需要的贡品可以不再运送京城，而是由当地的均输官负责运输到行市高的地方去销售，把销售所得交给中央，而京师所需则由均输官就近购买。这样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又可以调节物价，防止商人牟取暴利。平准，则是指平抑物价。具体措施是在长安设置平准官专管收集各地的货物，就像一个总商店，而各地设置的均输官又像分商店，全国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四通发达的商业网。平准官在京城统一组织调配，物价贱时买进，贵时卖出，以调剂有无，平抑物价。我想，这一点很适合我们的商品经济社会，值得借鉴一下。
除去收入方面，再看一下支出。
西汉继秦之后，加强了水利事业的支出。武帝不仅在关中地区和关外地区相继开凿十多道用于灌溉的水渠，还整治了黄河，使日后80年间黄河未发生过大的水灾。东汉也不甘落后，将水利事业不断向东南发展。总之，水利很有力的促进了农业的进步和发展。
五、对策
从上面的剖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古今时代不同，农民地位有所变化，但是，有一点不变的是——。
六、结语
农业税取消后，解决“三农”问题任重而道远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尽管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成为去年国家宏观调控的突出亮点，取得了令人欣慰的好成绩。但专家依然指出，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主要是得益于“好政策”和“天帮忙”。在高粮价的比较效益下，一些农村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警号”。中国当前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存在着耕地和淡水短缺；土地流动性不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许多问题。
李宁辉告诉《大地》，要解决我国农业存在的问题，仅靠中央的“一号文件”等惠农政策已经远远不够，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惠农政策从“一点突击”到“多点推进”的变化，一条新的解决“三农”路线图已经出现在世人的眼前。
告别“皇粮国税”以后，中央财政将承担800亿元的缺口，同时，在减少的税收收入中，中央政府的补贴达到了80%；剩余的20%则有省、市、自治区来承担。同时，中央财政还要投入150亿元改善县乡基层单位，解决基层单位财政运转的问题。
今后在对于农业的政策上必须保持稳定性，让农民切实感觉到了减负增收的实效，增强政策的“边际效益”，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抓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护好耕地，积极引导农民理性种植粮食，积极利用期货市场，开拓国际市场，避免粮食市场出现新的大起大落，直接影响农民增收。
李宁辉的观点至深之处，还在于要解决当前的“三农”问题，就必须先着手解决城市农村“二元化”待遇的问题，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这才是关键所在。参考书目：
1.《中国财政史》孙翊刚、王文素中国社科出版社2007.6版
2.《中国财政史》孙文学、齐海鹏东北财大出版社1997.9版
3.《中国财政史纲》黄天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2版从
2004年起，中国政府对农民做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取消农业税。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将于明年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意味着中国那种“以农养政”的时代即将终结，无疑是给中国农民带来了最大的福音。
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实行的是“二元制”的制度，广大农民的税负长期高于城市居民。农民生活维艰，而农村的各级村官则还要上门收“三提五统”，这可能直接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和恶化。
深刻的改革已经把这样的课题摆在了政府的面前，随着农业税的取消——这场中国农村税费改革迈出的第一步，一场涉及农村发展全局的深层攻坚改革已经开始。进入“无税时代”，农业蓄势待发
200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5年内取消农业税。随后，取消农业税的进程加快，在吉林、黑龙江两个粮食主产省先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河北等11个粮食主产省（自治区）降低农业税税率3个百分点。2004年12月，已有河南、广东、浙江、江苏等省市明确表态2005年全免农业税，取消农业税之声势如破竹。
专家称，温家宝总理一年前承诺的5年内取消农业税的目标可望提前两三年实现。这是“为亿万农民送上了一份厚重的‘新年礼物’”。
中国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并以磅礴之势迅速推向全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随着改革的进程，“三农”问题却越来越突出。“三农”问题是在转轨时期，旧体制保留有余而新体制跟进不足所造成的，“三农”问题的核心就是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过去计划经济对农村生产是到村到组、到边到角的影响，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延伸到农村社会的各个角落。如果根除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几乎都可以迎刃而解。农产品购销政策的改革、户籍改革和“三提五统”的取消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农业税取消，再加上中央对粮食的直补，这一减一增让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一下被调动起来了，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李宁辉博士说，“这对中国今后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国农业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将会有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土地就会流转到一些农村的种植业大户手中，形成规模化生产。目前，政府要做的就是把取消农业税后的配套措施制定好，把刚刚调动起来的农民种粮积极性巩固一下，为农业今后的规模化生产奠定基础”。
在现实阶段，取消农业税是中央政府从大局观的高度和政策选择的角度考虑和解决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对农民权益全面长期的保护和农村市场化的进程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农业发展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取消农业税：体现新的重农思想
“自从盘古开天地，不收皇粮第一回”。这是安徽省来安县60多岁的农民葛美如今年在自家门口贴的一副对联。受益于农业税的减免和“三补”，葛美如家里去年增收了近千元。
近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一直在苛税生活的最底层。就在几年前中国农民不仅要依据耕地面积和产量缴纳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税种，还要缴纳用于维持村级组织运转的“三提五统”费用，此外每年还有义务劳动等负担。
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一直实行的是两套不同的税制，广大农民的税负长期高于城市居民，税率达到8.4%。农民们常把农业税称之为“公粮”，单纯就农业税而言，也许负担并不重。然而，在很多地方，向农民“搭车”收费的项目并不止这些，而是五花八门。再加之一些乡镇人员臃肿，有资料显示，我国现阶段每30名农民养活一名乡镇干部，从1996年到2000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增幅连续五年递减。
几年来，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增收就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从2000年起，安徽省率先进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后来逐步扩大到所有省份，“三提五统”、义务劳动这一征收40多年的税种被取消。然而，人们看到取消农业税的地区多是经济发达地区，事实上经济上越贫困的地方，越需要取消农业税。
著名农业问题专家何开荫认为，此次取消农业税是“牵农税改革之一发，动农村综合改革之全身”。
“这是中国农民首次享受到的、距离最近的惠农政策。同时也是新一届中国政府‘以民为本’的‘新的重农思想’的体现”。
农业税取消后
农民增收面临的问题
中央确定取消农业税，就是要减轻农民负担以便让农民尽快增收，其初衷是毋庸置疑的。告别农业税，农民确实得到了实惠，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的腰包就一定鼓起来。李宁辉说，农业发展的关键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而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
在江苏镇江，去年的人均收入5372元，比上年增长了13.5%。然而从总支出就可以看出，去年农民3798元的平均支出占了七成以上，实际能够落在农民口袋里的其实并没有多少。
这些结果表明，一边是农民收入呈大幅度增长；一边是农资市场价格持续上涨，还有教育、医疗等支出加大。可以说农民拿到手的就是劳动力的体现。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这就是中国一些农民因为生病带来生活窘境的写照。而农民因病返贫的例子也不在少数。权威机构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农民看病难、医疗费用高是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本次调查中，过去三年内仍有32%的婴儿是在家出生的，其中西部高达41.6%，中部为25.2%，东部为17.9%。过去三年内在家死亡的占到了78.6%，其中西部为82.1%，中部为71.9%，东部为79.6%。大病给农民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调查的1100多个农户中，共调查了402个大病户，农民一次大病的平均花费为7000多元。一次大病的医疗费就花掉了一个家庭一年多的全部收入。
李宁辉认为，当前农民面临农资涨价过快，支出增加；教育和卫生成本过高，农民中间存在着上学难、看病难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都属于公共产品，只靠县乡村的投入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从市场经济角度来说，政府应该加大对农资市场、农村医疗、教育、保险等方面的投入就是减轻农民负担。同时要搞好乡镇机构建设，减轻冗员、冗官的现象，采取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可以在短时间内消化解决，并且能够迫使基层政府削减冗余人员，“三农”问题将会迎刃而解。但这将是农村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
取消农业税后，搞好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这是政府应该做好的任务。但是，这些改革必须和粮食流通体制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相提并论。
工业理应“反哺”农业
有学者计算，从1953年实现统购统销到1978年，国家通过低价收购农产品取得了4000亿元的积累，相当于同期形成的国有工业部门固定资产原值的约90%；而从1978年以后到现在的20多年的时间里，低价拿农民的土地，价值高达2万亿元人民币。另外，低价使用农民工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同工不同酬，即便是同工同酬，城镇户口的人所有的福利待遇，农村户口的人就没有了。
同时，国家目前已经积极推进农村改革，工业反哺农业的进程已经开始。比如农村取
消农业税后，转移支付一项中央财政拿出的资金就比去年多300亿元；改革流通环节为农民的直接补贴，国家就拿出了116亿元；还有农机补贴、良种补贴等力度在不断加大。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我国农业对工业化的“有形”贡献已经超过1万亿元。正是靠农业“乳汁”的哺育，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起点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数字和事实都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李宁辉告诉《大地》：“中国政府去年财政收入有2.6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3万亿元，中国尽早取消农业税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去年一年减免农业税的省市财政收入增长仍然超过了20%，这为中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转折提供了支持。”
第四篇：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
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论文——浅析中国近代军——绅政权
浅析中国近代军——绅政权
摘要：军——绅政权的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权组织形式，军阀统治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和其发展历程。军阀时期的统治中心是分散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产生了变化。军阀统领和士兵的关系多半是靠军饷来维系的。派系分裂和地区分裂明显，内政外交在军阀时期处理的也是十分混乱的，各派军阀在利益的驱使下互相勾结与斗争，逐渐演变为列强统治中国的爪牙。军阀混战，列强侵略，军阀纷争破坏了生产，破坏了新生事物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在军阀时期社会思潮的两大趋势是军阀所代表的保存旧秩序的思潮和激进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建立新秩序的思想。
关键词：军—绅政权军阀士兵
一、中国近代军阀的产生。
军——绅政权是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权组织形式，它影响着中国的内政外交，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近代军阀的的产生原因及历程。
中国近代军阀的形成开始于北洋军阀时期，而北洋军阀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与迫切的现实要求：
（一）1840年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战败，中国开始丧失国家主权，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也日益得到激化，1851年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则是这种矛盾激发的结果。太平军的英勇作战最终将清政府的八旗军和绿营兵的实际战斗力削弱，转而清政府开始依靠汉族地方势力来与太平军对抗。清政府号召各地的士绅组织地方武装即所谓的团练。这样一来，一些封建军阀集团开始初步形成。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都起到了极大地作用。
（二）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军队采用西方新式武器武装军队，采取先进的编制和战术整合军队，这使得日本军队在与清军作战中表现出巨大优越性，这正与清军的腐朽落后形成鲜明的对比。军队综合实力对比的强烈，以及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战败，更重要的是封建统治受到严重的威胁，这些都大大刺激了清军将
领和清朝统治者，他们也逐渐意识到有目的的改革军队，编练新式军队的必要性。于是，清廷连发上谕，决定“参酌中外兵制”，改练新军，并指令成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訢为首，庆亲王奕劻为会办，李鸿藻、翁同龢、荣禄、长麟会同办理。同时，命令淮系官僚胡燏棻在天津具体负责编练新军。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揭开了清军编练近代化的序幕，在中国近代军制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三）袁世凯以新建陆军督办的身份来到小站后，在定武军的基础上，再招募步兵2250人，招募骑兵300人，总计2300人，并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我们可以看到，新建陆军从一开始，就依附于西方列强，这种由列强一手装备和训练的军队，只能成为列强侵略中国和控制中国的更强有力的工具。1901年，清政府决定废除绿营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共编练三十六镇新式陆军，袁世凯为了掌握更多的军事实力，加紧谋求新军编练权。到1905年，袁世凯已把北洋陆军编为六镇（相当于师）。这支拥有全国最精良装备的六镇新军，共约七万余人，除第一镇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其余五镇都是由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武装。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袁世凯还创办了一批新式陆军学堂，如行营将弁学堂，北洋武备速成学堂，保定陆军小学堂。通过这些学堂，袁世凯把培训军官的权力紧紧抓在自己手中，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北洋派系观念的中下级军官，作为他属军的骨干的力量。同时袁世凯还在保定创办巡警局，以赵秉钧为总办。赵秉钧创办了巡警学堂，组织巡警队，不久，京津一带的警权也掌握在袁世凯手中。他还以推行“新政”为名，极力插手教育、路矿、通商、外交、财政等事务，控制了直隶、山东、河南、东北等一大片地盘，使北洋集团成为清末统治阶层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
（四）在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以阴谋手段夺取了政权，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和临时政府北迁，标志着辛亥革命成果落到了大军阀、大地方、大资产阶级的手中，中国开始进入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经过制造“宋教仁案”和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认为政敌已除，更加嚣张，一步步向独裁和复辟帝制迈进。但在护国运动的影响下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呼声导致袁世凯复辟帝制以失败告终。
（五）北洋军阀集团并没有因其首领袁世凯的病死而消亡，在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产生了大分化，各派系利益立足点不同，混战了十年之久，其后，有的又演变为国民党新军阀，继续参与中国政坛的搏斗。
二、军——绅政权的简单定义
军阀是中国共产党人沿用共产国际的定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说明军阀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又得到地主阶级援助的军人，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把军人和地主合成一个统治集团，比较符合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毛泽东也曾做出过这样的定义：“脱离群众的（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如象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中国从所谓的绅士或地主政权建立之后，实际的政权基础是绅士和军人的联合，那是绅——军政权。
但是在一九一二年以后，军人的势力不断壮大，中国的行政机构从上到下，也变成了军人领导绅士的政权。北京的总统，总理，国务院，国会受军人操纵；各地方的县长，乡长也受军人的操纵。这种政权我们叫作“军——绅政权”“。
“军——绅政权”存在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觉醒以后的军队和军阀，这些军阀和“军——绅政权”不保卫国家主权的完整，对民族主义也不是十分重视，而且他们的指挥和管理系统一直是不统一的。在军饷方面，他们自筹军饷，拥有防区或行政区，强迫行政区筹集军饷。
三、军——绅政权的表现
政权形式的转变是在一定的社会状况下进行的，社会阶级的分化，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权的统治阶级的变化，当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并付出沉重的代价的时候，满洲贵族统治阶级也开始寻求维护政治统治的途径，进行了新政的施行，在变革中统治阶层的各个阶级也发生了分化，呈现出了离心的倾向，分化成了许多集团和派系，有的与工商阶级相结合，要求民主立宪的现代化；有的加入了军队（新军等），与工人群众相结合，要求共和；有的则与秘密结社联络来推翻清政府（如一九零六年的萍浏醴起义）；但大部分都继续停留在原来的位置，继续拥护清室，保存了绅士的政权，企图安定社会局面，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阶级分化形成的集团和派系，慢慢发生作用，一步步将清王朝的统治推向终结。
辛亥革命使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辛亥革命以前，中央政
府是从州县，省，到北京，一个统一的行政系统的最高点，当然同样包括全国的军事系统，财政系统。此时的军队由国家政权统一领导，军饷方面由国家的财政统一调配。但在辛亥革命以后，各省的表现也不一样，有的省份宣布独立革命的态度也十分坚决（如在军人势力强大的湖北，云南，山西，江西等省份），形成了典型的军人领导的军——绅政权；有的省份却对革命持观望的态度（如江苏，福建，浙江等省份），军队实力则显示的较弱，则形成了绅士领导的绅——军政权。但就全国革命的形势而言，军人日益在政治上占居首要地位，军人也不再是绅士阶级的附庸，也不再是驯服的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主角。既然中央和地方已经有了明显的分离，那么一系列的问题也出现了，财政方面的矛盾已经显现出来。军饷的匮乏加深了中央和省的矛盾。
在军阀割据的时代，各省之间的差别很大，各省的地理区位因素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军队建设实力不同，南北方的军阀势力也迥异，具有各自的地方特色。各派军阀采取的军事政策，政治政策，军权与绅权的相互关系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所以在军阀割据的时代，不可能轻易就有一支统一中国的新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在军阀统治时期，各派军阀为了争夺土地，供给军力，当然从大的方面来说，为了在各派军阀中鹤立鸡群，统一全国，军阀们发动了许多次战争。如我们所知道的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战争，这些战争给全国人民再来了沉重的灾难，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而且纷争越来越多，争夺地盘也越来越严重，相对的军队给养问题也日趋严重。
在军——绅政权的军阀间，就如何解决地盘争夺，军饷军需的问题，逐渐出现了一种省联合自治的趋势，虽然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但确实产生了联省自治，并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历史事件，联省自治是具有相同利益的军阀将势力联合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但在实际上来说，这都是自私的，他们不顾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而形成更大范围的军阀割据，造成新一轮的混战，反而不能解决实际的土地，资源，养兵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政局的动荡。
在这个时期，军阀和士兵的关系也是十分微妙的。在国内**，纷争剧烈，田赋增加，战争破坏，经济萧条的年代，义务征兵制不可行，反而募兵招兵制具有很大的可实施性。贫苦的农民，生活陷入困境小工商业者，以及迫于生活的土匪等均成为了士兵的主要来源。当然经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士兵也占据大多数。在募兵制下，军饷军需的满足与否就成为连结士兵和军阀统领的纽带，当士兵得到应得的钱财时，自然英勇作战，否则则不然，矛盾严重时还会引起兵变。裁军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必须要做好裁军的各项工作，否则则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退伍士兵加入土匪行列，造成暗杀事件等。I
在分崩离析的时期，存在着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组织和关系网，我们称之为派系。在军队和政治方面都存在着派系，他们的共同点是：派系是以人事关系为基础的，人事关系是以领袖为中心的，当人事关系变了，以它为基础的派系也就瓦解了，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派系存在多个，而且各方所持观点态度也不尽相同，这就造成了派系的纷争，造成一些军事活动。各派系内政外交态度不同，既由于自身利益立足点不同，也由于帝国之义支持的不同。中国处在分崩离析的时期，就使得各帝国列强必须跟地方派系势力交涉以达到照顾他们在华利益，因此各国不得不支持地方派系势力。派系的意见往往不可能一致，这也就造成了内政方面的分歧，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政治观点和军事策略。中国由军——绅政权决定内政，当然也要由他处理外交问题，如一九一七年中国参加欧战，皖系扩军备战，又造成国内派系势力的纷争。针对巴黎和会上是否签订《巴黎和约》，各个派系之间也是持不同的态度，亲日集团皖系则主张签订和约，而安福系则表示反对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决定。
中国要富强统一，必须消除种种造成中国分崩离析的衰弱原因。在军——绅政权的控制下，各个派系都力图制定自己的宪法，约法，其制定的内容，程序也不尽相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军队不尊重宪法，而按自己制定的军法及统领的命令行事，完全从派系的利益出发，孙中山的护法也是依靠军——绅集团，而他们又是不尊重先宪法的，是违背社会法约的，相反人民的自由则遭到了约法的束缚。
中央的财政和地方的军费。中央则依靠大量举借内债和外债来填补空缺，而地方政府则由军——绅政权向劳苦的农民，工商，金融，来索取军费军需。农民在军阀时期受到了军——绅政权的剥削，生活日益困苦得不到保障，当有一支力量将他们组织到一起的时候则形成摧毁军—绅政权的力量。在城市里知识分子阶层反对军——绅政权，主张改革，而且这股势力日益与农民的势力相融合，来反对军阀的统治。
在军阀统治时期，社会的思潮是怎样的呢？军阀所代表的保存旧秩序的思潮和激进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建立新秩序的思想，是这段时期中思潮的两个主导趋势。
在军——绅政权的统治下，民主政治，社会改良，基本民权都成为不切合实际的空想。推翻军——绅政权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武装革命，但在北伐中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内战与分裂的现状，仅仅是在蒋介石的统一下的，继续的派系分裂。军——绅政权的派系分裂和地区分裂。派系的分裂象征着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地区的分裂象征着既得利益不能调和，养兵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地区的分裂表现在派系之争，联省自治等方面，派系的分裂表现在内政外交之争，立法约法之争。这些斗争挑动了许多内战，内战使中国陷入长期的产业衰落局面。
中国在军——绅政权的统治时期不能捍卫中国的主权，而且就实际情况而转变为外国统治中国的爪牙。军——绅政权对内对外政策的施行，内战、重税、对中国原始产业及新兴事业产生了极大的破坏，阻碍了中国的进步。
结语
以上是我关于军——绅政权的一点认识，首先从近代军阀的产生讲起，然后有讲述了军——绅政权的下的各个阶级的分化以及中央和个地方的关系，明白了在军——绅政权下的中国是多变的，内政多变，纷争内战不断，外交多变，随帝国主义的利益而不断发生变化，军阀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爪牙。在军阀时期社会思潮的两大趋势是军阀所代表的保存旧秩序的思潮和激进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建立新秩序的思想。军阀混战，列强侵略，军阀纷争破坏了生产，破坏了新生事物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的进步。但总体来说军——绅政权的军阀统治是历史不可逆转的趋势，他是中国统治史上的一个特点，在中国政治史上留有深刻的印迹。参考书目：
【1】《军绅政权》陈志让 广西师大出版社
【2】《毛泽东选集》
【3】《辛亥革命》
第五篇：中国工艺美术史论文
班级：陶设10班
姓名：沈臣狄
学号：20103011540
3中国工艺美术史论文
我国的工艺美术历史悠久，技艺精湛，琳琅满目，是一个多姿多彩，百花齐放的大花园，自然，它留给当代的传统工艺美术资源也是数不胜数的，现今的我们除了要很好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还要很好的与当代设计相结合，将传统的工艺美术资源以另一种方式传承下去。现今的社会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社会，如今的世界充满了各种高科技产品，工艺制造技术也日渐成熟化和高科技化，国家的建设迅速的发展着，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显著，中国的国力日益增强，继而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人们的在精神上也期待着提高，继而审美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对于现代化的设计已经不是简单的功能上的满足大众，对其装饰性的功能要求也有所提高，说到装饰性，传统的工艺美术资源就越来越显现出它重要的地位。
工艺美术是艺术的一种，也是和社会生产有直接联系的物质文化之一。它具有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双重属性。工艺美术，这里说的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各个方面的美术加工，也就是对人们的生活用品和生活环境的美化。从工艺美术的用途分，有生活日用品和装饰欣赏品；从工艺美术的制作分，有手工制品，机器产品和电脑产品；从工艺美术的性质分，有传统工艺，民间工艺和现代工艺。通常是以材料来分类的，如染织工艺，陶瓷工艺，金属工艺，漆器工艺，木工艺，玻璃工艺，塑料工艺等。就工艺的创造过程来说，它包括设计和制作两个阶段。所以，工艺美术及不只是手工制作或传统制品。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也不只是设计的范畴。而中国的工艺美术史它记载了中华人民五千多年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发展史。
工艺美术是美学和生活的结合，是艺术和科学的产儿。因此，它是一个实体，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工艺美术制品种类繁多，有如花布，陶瓷，家具，牙雕，玉器，景泰蓝等。有人把工艺美术史和特种艺术混合起来，也有人把工艺美术史只看作装饰，都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在外国，有人把工艺美术史称为次要艺术，有人不把工艺美术史列为美学的对象和艺术的范畴，则是出于一种偏见。
我国工艺美术史是历代劳动人民，匠师，艺人的伟大创造和智慧结晶，种类繁多，技艺精湛，琳琅满目，丰富多彩。它使我们的博物馆反射着无限的光彩和魅力，它使我们能欣赏和了解到中国博大精深的艺术发展史。我们应当珍惜他们，继承并发扬这份宝贵的艺术遗产。时代在发展，工艺美术史的创作手段，由于长期的个体的手工制作，跨入了机器大生产的阶段。人们已经很难体验到古代那种民愤淳朴，古色古香般的生产画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要抛弃过去的知识更新为现代的工艺美术史。“包豪斯”对于历史的偏见，造成了它单一的局限。
随着历史的延伸工艺美术大体分为欣赏性工艺美术和实用性工艺美术两类。前者已朝边缘性质转化,而后者却随着现实中使用的限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按照人们的情感的逻辑而潜移默化地发挥它应有的审美作用。为此，在广泛的现实生活中实用与审美相统一的特
1征必然成为工艺美术最本质的审美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现代科技文化所引起的环境的破坏的反思，因为工艺美术日趋的商业化，这加速了资源的消耗，对地球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温室效应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也正因如此，现代工艺美术正朝着绿色生产的方向发展，应该尽量减少物质能源的消耗，采用太阳能，风能，水能等绿色可再生能
源，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采用一些天然可再生的材料。
工艺美术作为现实生活中的实物，应需要而存在，应存在而被改变。设计不是无源之水，其本质是选择一种适当的方式，用以满足源自生活中产生的人类各种需求的计划、行动和结果，任何人为事物，例如大到桥梁，楼房，小到餐具，刀具等等，它们的起源和演进最
i终都是因主观的或客观的限制与调整、突破，进而归结到一种适当的形式而存在。正如生
产力决定生产方式，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也受着文化，经济等因素的限制。现今良好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让我们可以很好的将其很好的发展下去，所以，如今的我们除了要很好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还要很好的与当代设计相结合，将传统的工艺美术资源以另一种方式传承下去。在传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对产品的加以开发，增加新的品种，新的创意，提高产品的质量，是现代设计的发展的关键。学习工艺美术史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一个好的设计师，不仅要掌握当今工艺美术的特点，还要熟知古代工艺美术的博大精深，这样才能真正把古代的工艺美术融合到现代去，设计出的作品才会有生命。
如今，当代设计的发展趋势，除了绿色设计是其发展的趋势之一，设计的多元化也是其发展的趋势之一。较早也较为系统的发展的国外设计，以其科技等一定的优势主导着设计行业，许多富有外国先进元素的产品冲击着中国的民族性的设计，作为新一代的我们，要将富有民族多元化特色的元素有机的融合到所设计的产品中，也要吸收国外文化元素和设计灵感，不能把思想局限在自己生长的险隘空间里。所以，传统工艺美术也要进行多元化发展，要与时俱进，希望在与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文明，现代工业设计相结合后，传统的工艺美术以新的多样的形式存在着，带着特有的时代特色，为人们的生活服务，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它可以向世界展示一个悠久历史的中国，也可以展现别具一格的海派设计风格。
总结，对于历史，我们要理性地对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传统的工艺美术资源，我们也应当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待，将其中落后腐朽的舍弃，将其精华与现代设计相结合，与生活结合，以生活本身为出发点，回归生活，以另一种形式，一种富有时代特色的形式，将优秀的工艺美术资源传承发扬下去。并不断吸收名族多元化的设计来源，使中国工艺美术走上国际化的道路。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