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科技史论文
浅谈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历史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自古以来一直都是农业大国。在灿若星河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中国农业科技文化贯穿始终，清晰的表明了我国古代先进的社会生活形态及生产方式，让我们全方位的认识中华民族的发展。
一、中外农业交流及其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
中国农业的发展，与国外作物品种、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引进、推广有着密切的联系，辉煌的中华农业文明正是在中外农业技术交流的环境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正因为如此，中外农业交流问题一直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朱宏斌、王雯在《试论秦汉时期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类型与模式》一文中，对秦汉时期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类型与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根据秦汉时期中央政权同周边地区及民族的远近亲疏和控制方式的差异，提出了秦汉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存在立体移植型、辐射渗透型和远接互化型三种模式。随着交往程度和控制程度的弱化，农业科技文化传播交流的方式、途径、内涵及影响方面呈现出同步的弱化态势。
在作物品种传播方面，四川大学张箭的《咖啡的起源、发展、传播及饮料文化初探》，认为咖啡起源于埃塞俄比亚，15世纪开始在阿拉伯半岛种植和饮用。20世纪初咖啡传入云南，中国大陆开始栽培咖啡。随着咖啡种植、饮用的扩大，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咖啡饮食文化。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严小青的《宋代及其以前域外香料的传入和影响》，对西汉至宋代期间香料传入的途径、香料种类及其利用状况进行了探讨，分析了香料贸易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关系，认为香料传入对中国内地的饮食、医药以及农业生产、商业贸易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羌建的《美洲陆地棉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研究》，探讨了我国引种美洲陆地棉的时间、路线和过程，分析了引种和推广美棉的原因和成效。
在农业技术交流方面，华南农业大学倪根金的《甲午战争前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系统地介绍了清朝后期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与引进问题，认为甲午战争前，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呈现出小范围、零碎性和同步性三个特点。南京农业大学王志军、惠富平的《西方育种技术引入与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对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技术进行了探讨，认为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以农业高等院校、政府农业改进机构和农事试验场为推进主体，以小麦良种选育和推广为重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我国麦作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农业大学张英利的《近代日本蚕业科技的兴盛及对中国蚕业的影响》，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和缫丝机械的引进，其蚕业科技在蚕种选育、缫丝技术和防治蚕病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日本蚕业著作和文献被译成中文、日本养蚕和制丝技术的引进、日本蚕业教育的模式，对中国蚕业科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赵勇的《民国前期国外农机的引进及其影响》，论述了民国前期国外农业机械的引进情况，认为当时中国农机制造业比较落后，国外农机比较效益显著，是引进国外农机的主要原因。国外农机引进对我国农机制造业及农机教育科研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还有一些论者从农业科技传播的主体入手，分析了中外农业技术交流状况。徐州师范大学安宇的《农学留学生与民国时期南方水稻改良与推广》，认为农学留学生在我国南方水稻优良品种的培育、栽培、推广和水稻病虫害防治和水稻栽培理论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我国农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南京农业大学宋超的《中苏农业科技合作中来华的苏联专家》，探讨了新中国建立后苏联援华专家在农业管理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国营农牧场的分布状况，认为他们在中国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和科研水平的整体提升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海洋大学蔡勤禹的《传教士与华洋义赈会灾荒防治》，对传教士与华洋义赈会救灾思想和实践进行了研究，认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成立了华洋义赈会，将西方近代救灾思想和理念传到中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救灾事业的发展。
此外，韩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朴正根教授针对韩国稻米经济变迁问题作了精彩的报告，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朴锡斗研究员对日本占领时期朝鲜粮食增殖计划和农业发展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全北大学苏淳烈教授介绍了日本占领时期韩国农业试验研究的基本情况，分析了韩国农业试验研究的成效和意义。韩国忠北大学俞镇采教授以韩国忠北法住寺为案例，论述了韩国土地改革对寺院土地所有制的影响。
二、区域农业技术交流与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
区域农业交流与农业发展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与会专家们不仅讨论了农作物和农业生产技术在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而且对不同时期各个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进行了探讨。江苏省委党校彭安玉的《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方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其影响》，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方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其影响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这个时期，由于战乱频繁，黄河流域人口持续地大规模地南迁长江流域，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至南方，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开发与经济发展，最终促成全国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雄生的《技术传播与稻作扩展以宋代为例》，认为移民、垦殖和官方劝导导致宋代稻作面积不断扩大，而区域之间的稻作传播，更是丰富了各地的水稻品种，因此，水稻种植格局的形成，既是自然的产物，也是农耕技术交流与传播的结果。华南农业大学吴建新的《近代华南甘蔗品种的演变与传播》，阐述了近代广东甘蔗品种的演变过程，认为近代广东甘蔗品种从细茎种向粗茎种演变，不仅提高了甘蔗的品质和产量，而且适应机器糖业的加工需要，引起了蔗种繁育技术的革命。
在这次会议上，区域农业史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领域，学者们在会议上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江南、江西和山西等地区。
对江南地区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社会救济、宗教信仰等方面。南京师范大学慈鸿飞、黄敏的《城居地主与近代江南农村经济》，重新审视城居地主的作用，认为近代江南地区城居地主在土地投资、改良农业原料品种、推行农作物的商品性生产、改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地主离乡进城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农村经济的衰败并不是地主城居带来的结果。这个观点，对于我们研究近代城乡关系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南京农业大学郭春华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南地区耕地利用研究》，通过对文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当时苏南地区农均耕地资源数量少，经营规模狭小，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农民生活艰难，因此农民积极调整种植结构，大量种植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苏州大学王卫平的《江南士绅与光绪二年苏北义赈》，对光绪二年苏北海州、沭阳地区的义赈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苏北义赈是由民间自行筹资、自行放款的“民捐民办”行为，是带有转折性的近代义赈，在中国赈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张祥稳的《清代乾隆朝中央政府灾民救济政策落实情况研究》，以乾隆11年江苏三州县水灾赈济为例，阐述了清代中央政府赈济灾民的政策和措施。此外，苏州大学池子华、李勇的《苏南渔民的祭祀活动和宗教信仰》，认为天主教传入苏南地区以前，当地渔民崇拜多种水神以及与捕鱼有关的神灵。天主教传入中国后，特别是近代时期，苏南渔民笃信天主教，信徒数量远远超过该地区其它农民群体。而经济上极端贫困，政治上孤立无助，文化水平低下，是苏南渔民信仰天主教的主要原因。
在江西农业史研究方面，华南农业大学衷海燕的《水事之争与乡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以江西泰和县槎滩陂为中心，通过分析传统乡村社会的水事纠纷，揭示了传统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认为乡族组织与乡绅阶层虽然通过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分享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强化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但他们的行政职能一般必须经过官僚政府的授权，才能持久有效地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体制的转型过程。与此相适应，官僚政府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和影响，主要不是表现为直接的行政干预，而是通过支持传统的民间习惯法，建立一个制衡性制度。江西师范大学万振凡的《民国江西农业院与农业现代化》和郭静、崔存岭的《抗战时期江西农业探析》，主要讨论民国时期江西农业的发展状况。前者侧重探讨民国时期江西农业院的发展演变情况，认为江西农业院在选育农作物新品种、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建立农业科技推广网络、创新农业管理体制、完善农业教育体系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后者分析了抗战时期江西农业的发展状况，认为江西农业在抗战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为江西本省抗战提供了物资保障，而且有力地支援了东南诸省。江西农业大学黄国勤教授的《农田养地制度的演变与发展》，从土壤耕作制度和农田培肥制度两个方面，对建国以来江西农田养地制度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认为建国以来江西的土地耕作制度经历了传统多耕多耙、强调少耕免耕、实现轮耕轮作、推广保护性耕作等四个阶段，农田培肥也经历了单纯有机培肥、有机无机并重、化肥为主培肥和生物生态四个阶段。这些认识，对当前江西耕地制度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山西地区农业史，有两位学者提交了。中国农业博物馆李三谋的《清代山西农业生产及其租佃关系》，对清代山西租佃关系的地域性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清代山西农民的耕作技术和生产能力在各个地区的差异，决定了境内各处农耕劳动习惯的不同，也决定了各处农村租佃关系的多样性。在晋北地区，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佃户劳动能力低下，劳动成果小，所受剥削比较严重，主佃关系严重对立；晋中南一带，农民的劳动技术水平、劳动能力较高，所受剥削就相对较轻，主佃之间冲突较轻。这个结论，使人们对古代租佃关系的地域差异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山西大学张俊峰在《明清以来山西水力加工业的兴衰》一文中，对学界提出的“明清时期华北水利加工业完全衰落”的观点进行了纠正，认为明清以来山西境内水利型经济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展，水力加工业尤其水磨非常普遍，数量惊人，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没有达到完全衰退的地步。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电动机械的广泛应用，以及水库建设、挖煤采矿、过度抽取地下水导致河泉干涸等原因，才使得传统的水力加工业退出了历史舞台。
除了上述地区之外，还有学者对中国北方地区农业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樊志民的《秦西垂农业环境的认识与考察》，通过对甘肃礼县西山早秦遗址发掘资料进行分析，认为先秦时期西垂具有优越的农业环境，当地居民以农业经营为主，西垂农业具有明显的旱作农业类型特征。新疆石河子大学谢丽的《塔里木盆地南缘古代社会盛衰与绿洲荒漠化耦合规律研究》，讨论了塔里木盆地南缘古代社会盛衰与绿洲荒漠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荒漠化现象的频繁发生有着多重复杂的原因，在自然因素与人文力量综合作用的链条中，社会人文因素应是该地区绿洲荒漠化的主导因素，塔里木盆地南缘古绿洲具有随着农业开发强度的加大和社会繁荣而消亡的耦合规律。陕西师范大学李令福的《论北魏艾山渠的引水技术与经济效益》，对艾山渠的修建过程及引水技术、输水技术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认为艾山渠的修建，不仅促使北魏时代银川平原水利建设的兴起与发展，而且对以后银川平原水利事业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奠定了其“塞北江南”形成的历史基础。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黄富成的《两汉边地农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蠡探》，从区域控制与制度农业的角度探讨了两汉边地农业的发展。认为两汉时期实行的边地农业政策是区域控制下的制度农业，边地农业实际上就是内地农业社会在边地的移植，以便对边地进行有效的控制。此外，与会的两位日本学者在会上介绍了她们对东北地区农业史研究的成果。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小都晶子探讨了伪满时期的土地“开发”政策与日本移民的关系。日本九州大学博士生永井里沙对民国时期东北农村运输体系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三、不同时期的农作物品种、生产工具和农业经济
中华农业文明源远流长。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无论作物栽培和食用，还是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改进，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不仅推动了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而且丰富了农作物品种。湖南省双峰县徐迪新、徐翔的《中国直播稻、移栽稻的演变及播种技术的发展》，认为中国水稻经历了由直播栽培到育苗移栽，由种子直播到浸种催芽的发展过程，不催芽播种是传统农业技术的创新，这种技术与地膜覆盖栽培、种子丸化包衣等先进技术相结合，将推动生态农业的改进和发展。浙江大学游修龄教授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云飞研究员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葡萄种子引起的思考》中，利用近年来发掘的考古资料，认为中国食用葡萄已有5000千年的历史，进而提出欧洲葡萄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本土已经栽培驯化葡萄。由于中国古代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导，一直使用粮食酿酒，这就抑制了葡萄酿酒的需求和葡萄栽培驯化的深入，因此野生葡萄没有进一步驯化成像西方那样的优良的食用和酿酒品种。郑州大学王星光和高歌的《中国古代花卉饮食》，则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历代花卉饮食的概况，分门别类地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各类花卉食品、饮品的具体制作方法。这项研究，对于我们开发食用花卉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中国昆虫文献研究所王华夫、李微微的《中国蜂产品饮食文化》，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蜂蜜食品、蜂花粉食品、蜜蜂幼虫食品及蜂尸食品的配料和制作方法。
在中华农业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先民们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生产工具。敦煌研究院王进玉的《敦煌壁画与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研究》，通过对敦煌壁画中农作图进行考察，详细叙述了敦煌地区的牛耕技术、播种技术、以及中耕和收获时所使用的各种农具，向人们展示出敦煌地区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形。中国农业大学张法瑞和柴福珍的《中诗歌的农学意蕴》，对元代著名农学著作《王祯农书》中农器诗歌进行了研究，认为农器诗歌包含了丰富的农学，不仅记录了农器的农学知识，而且揭示出农器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意义，反映了当时农器的推广状况和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的《与游牧有关的几个技术问题》，讨论了生产生活方式与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认为欧亚草原地区定居居民吸收了周围的畜牧及相关技术创造了独特的游牧生活方式，并引进了青铜与铁器技术，走上了武装化的道路。游牧民不是这些技术的发明者和相关器具的创造者，而是这些技术和工具的使用者和有力的传播者。
中国古代的粮食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卜风贤副教授的《传统农业时代农村人口的粮食安全状况》，对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不同社会阶层的粮食占有情况进行了考察，并进一步分析了农民负担对粮食安全状况的影响。莱阳农学院王宝卿副教授的《我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考察了从古到今粮食亩产的变化趋势，认为统治者的重农思想、生产技术的进步、商品经济的推动是影响粮食亩产量变化的有利因素，而天灾人祸对粮食亩产量变化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巢湖学院杨松水副教授的《论清代皖中地区与江南米粮贸易的动因与影响》，论述了清代江南地区与皖中米粮交易的动因，认为米粮贸易对皖中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密切了皖中与江南的经济交往，实现了双方区域经济的分工协作，促成了皖中地区农业经济的专业化与农产品的商品化，加快了皖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开发的步伐。
在经营制度方面，本次会议上有两位学者分别讨论了唐代田制和元代马政问题。华南农业大学翟麦玲的《唐代的屯田与营田考论》，对唐代的屯田和营田进行了辨析，认为屯田和营田在管理机构、设置目的、设置地点、经营人员、经营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屯田和营田属于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方式，屯田和营田都可以转化为均田。中国农业大学张法瑞和大连水产学院王磊合撰的《略论元代的马政》，对元代马政机构、马匹征括、牧养分布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元代马政较为发达，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这与元代统治者以畜牧起家、以马得天下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四、农村社会组织和农业文化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演变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从中国历代政治体制的发展演变来看，村社组织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组织，但是在维系乡村社会运行、治理农村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农业大学石华、张法瑞的《元代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及运作方式之探析》，系统地探讨了元代的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认为元代的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分为乡、都、社三级，它们同时兼有人丁管理和土地管理的双重职能。“社”由传统的劝农组织演变为政府基层行政机构，是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完善和强化的结果。
民间组织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中国农业大学冯开文教授提交的《建国前根据地的合作社——诱致性制度变迁以及规模与退出问题》认为合作社一般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政府在其中只是发挥了引导、宣传和规范作用。因此，根据地的互助合作运动是一场理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种交易成本较低的制度变迁。他的研究，对于发展和完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华中师范大学魏文享副教授的《乡村控制与农业建设——试论南京政府时期湖北省的农会组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农会组织的分布、流变、运作绩效等进行了探讨，认为农会组织在发展农业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稳固农村秩序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国民政府的强烈干预下，农民并未在农会中取得主体性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农会的运作绩效，甚至沦为国民政府加强保甲、征兵调粮、抵制革命的工具。
农业社会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徐州师范大学王健的《汉代祈年与籍田仪式及其重农精神》，对汉代的祈年与籍田仪式进行了探讨，分析了祈年与籍田仪式的文化内涵，认为祈年与籍田仪式对于塑造两汉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国家治理方针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广西师范大学刘文俊的《壮族农事祭祀节日系统的文化属性和功能》，认为壮族的农事祭祀节日系统体现了鲜明的稻作文化特征，具有维持农业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满足人们的宗教信仰需要、促进民族文化的积淀、传承、整合和民族心理的塑造等功能。此外，苏州铁道科技大学朱小田教授《社会史视野中的“俗例”——以“抢亲”为对象的研究》，则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论述了“抢亲”这种“俗例”存在的社会环境和发生的历史条件，认为地方俗例在整个近代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国法制的近代化”等过程并没有对地方俗例构成多少实质性的影响。通过“抢亲”这种“俗例”进行研究，他进而提出“史学范式”转换问题，认为以“整体性”为追求目标的社会史研究，对于传统史学在视角转换方面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
第二篇：科技史论文
中国科技史论
文
吴丽媛
20121102848
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2013-11-11
中国科技史
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有着很多足以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发明，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的生活有了本质的改变，人们已经不再停留在衣食住行的满足，人们越来越向往的是一种过去现在都不会有的生活，而那种改变是处在饥寒交迫的人们永远没有办法想象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所有人都公认的事实，科技的力量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的到摸得着的，如果没有科学技术，很难想像我们现在的生活还处在为温饱烦恼，为生计发愁。说起近代的科技进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目共睹的，他得益于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辛苦奋斗，努力付出，是多少先驱血与泪的凯歌，犹如冉冉升起的太阳，将整个人类的世界照亮。每个人都是科技金币的受益者。
近代科学技术成就数不胜数。
1.两弹一星 —卫星发射回收（1964—1970）2.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65）
3.哥德巴赫猜想证明到“1＋2”（1966）4.杂交水稻（1973）5.核潜艇（1974）6.激光照排（1979）7.运十大飞机（1980）8.银河巨型计算机（1983）9.载人航天（2003）10.歼十飞机（2006）
另据由广东省发明协会主办、搜狐网站发起，评选的建国以来重大的科技成果中，其中有四项被称为当代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它们是：杂交水稻、王选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青蒿素）。
这些科技发明，只是科技长河中的一小部分，九牛一毛，它们不仅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更改变着社会的面貌。
其中的复方蒿甲醚，是六十年代中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研发的一种具有全新的化学结构的药品，也是全球首选的治疗疟疾的最佳用药，是至今被国际上广泛认可的中国原创的专利药品。该项目是1967年在毛主席关心下，由周总理亲自指挥部署，有关科技部门合作研发的，当时被称为“523”项目。在统一部署下，数十个单位组成攻关协作组，有500多名科研人员参加，经过190多次实验，终于从上万种中草药提取物中筛选出青蒿的提取物— 青蒿素，经过反复临床试验，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这一重大发现于1973年完成，被称为中国医药界首创中药现代化的一个里程碑性成就。由于它的出现，使千万年来危害人类生命的疟疾病归于消灭。而不用人们在用普通的农药，不仅伤害大，很容易误伤，而且环境污染特别严重。
关于杂交水稻，那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好处了。它解决了中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让13亿人口有饭吃，有饱饭吃，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工程。在开始全国推广后，十年内累计增收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创造了巨大的收益。真的是解决一个大问题。
提起科技，我们就不得不说说原子弹了。就不得不歌颂我们伟大的科学家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研究成功了原子弹，没有资源，没有经验，更有着来自西方列强的压力。对于中共和美国的原子弹历史，我想我们该理解。前后经历了许多艰难。
第一阶段从1949——1964年。出于意识形态的分歧，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孤立、遏制，经济封锁、制裁，并在中国周边进行侵略和扩张，对中国安全利益造成严重威胁。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有原子弹，而中国没有。美国处于绝对的优势一方，肆无忌惮地挥舞着核大棒，进行赤裸裸的核威胁。从新中国诞生次年的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美国就公开宣称要用20-30颗原子弹，投在中朝边境，以阻止志愿军入朝。中国由于没有原子弹，采取了争取已经掌握原子弹的苏联支持、与美国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策略，两国关系处于尖锐对峙状态。
第二阶段从1964——1978年。1964年，中国在“打破核讹诈”的指导思想下，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震惊了世界。并在此后十几年间，迅速掌握了氢弹、飞机投掷、运载火箭投掷等关键技术，使得核垄断被完全打破，两国关系出现平衡，美国失去了绝对优势地位。同时，出于两国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需要，两国关系开始走向缓和。这一阶段，中美关系不但开始结束对抗，甚至破冰建立了外交关系。而原子弹，正是这一局面的决定性因素。毛主席说过：“原子弹，就那么大一点东西，但是没有这个东西，别人就不和你谈。”
第三阶段从1979----现在。由于中美都拥有了原子弹等一系列核武器，战争能力相对平衡，都开始致力于合作核不扩散。特别是1991年冷战结束后，防扩散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因为，中美两国在防止原子弹、核扩散趋势方面，利益共同点增多，因而两国在防扩散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由于涉及到两国的根本利益，这一时期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迄今为止，原子弹作为“中美关系”这一全球最重要的关系中的“定海神针”，也即最关键的因素，可以预料，仍然会长期地处在“保持均衡”、“防止扩散”的稳定状态下，我们有了原子弹，有了核武器，我们并不是要侵略，而是和平，提高我们的大国地位，不再让别人欺负我们。
我国航天技术从零起点迅速跃居全世界第三位，而至今却仍然是这个排序。虽然在金许多年，我们的航天发展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前30年的科技发展速度在全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称得上是真正的“突飞猛进”！但是对于我们起步晚，发展缓慢的进度来说，其步调要赶得上发达国家，还是有相当大的那难度，毕竟差距就在那里，所以需要我们每个中国人的付出。仅仅靠着那些科学家 是不行的。
目前国内命名的“大师”、“专家”到处都有，然而其中有多少人能够同当年像钱学森、李四光、邓稼先、袁隆平、陈景润等人的成就相比？在各科技领域究竟中有多少创新成果能够同当年诸如“新石油地质理论”、“哥德巴赫猜想证明”、“两弹一星”试验、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电子计算机的研制，以及地震观测和预报等重大成就相比！
对于以上所说的发明，那只是汪洋大海里的一滴水而已。
公元1世纪初期的西汉时期，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术，公元105年左右中国科学家蔡伦又改进和提高了造纸技术，从而使造纸技术在中国迅速推广开来。
公元3世纪左右，中国人发明了瓷器，这一技术在11世纪传到波斯，由那里经阿拉伯于1470年左右传到意大利以及整个欧洲。到唐朝，中国科学家发明了火药，并在公元9世纪首次将其用于战争之中。在11世纪中期的宋朝，中国科学家发明的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5世纪中期，中国医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成为中国古代医学发展的集大成者。到此时为止，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时期，四大发明已经先后登上了历史舞台。著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认为，中国“在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现代西方世界所应用的许多发明都来自中国，中国是一个发明的国度。
蚕桑丝织，考古发掘表明，这一技艺之始创是在距今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约与黄帝时代相当。作为蚕桑丝织的母国，中国的丝织品在世界上享有盛誉，著名的丝绸之路对东西方贸易和文化的交流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汉字是中国人无与伦比的一大发明。从陶文、甲骨文、金文到汉隶、楷书„„汉字的创建和衍变，它的形、音、义之构成，都自成一格，与世界上其他文字迥然不同。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汉字将随着中国的崛起进一步走向世界。
中国的青铜文明虽较为后起，但技术上却后来居上且自成体系。诸如具原创性的井巷木结构支护、竖炉、“硫化矿—冰铜—铜”冶炼工艺、分铸法、失模法等技艺均由先秦矿师和铸师率先发明，为创建位居世界前列的灿烂的商周青铜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是瓷器制作的母国，其英文名称China即由此而来。原始瓷早在商代便已出现，青瓷烧制技艺至东汉趋于定型。之后，历唐宋至明清，各类瓷器精彩纷呈，成为民众居家必用之物，且大量外销产生了世界性的巨大影响。
火药 火药的发明与炼丹术有紧密的联系，硫磺、硝石和木炭混合加热的爆燃现象是在唐代发现的。黑火药的配方首载于北宋曾公亮所著《武经总要》。其后由阿拉伯人传至欧洲几经改进，在军事上显示了巨大威力，并在工业上得到广泛的应用。
中国的古代科技起步早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曾经达到的高度，也非现时所能想象。但却最终衰落。及至今日，但凡说新科技和创新，几乎唯国外论。几乎唯洋人论。痛需思痛。凡事皆有源头。中国科技发展史几乎可以认为是一部悲剧史。每当你在历史书上看到一个伟大前人留下的辉煌，势必让你对今时今日科技的落后而感到耻辱。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此悲剧？这需要我们每个中国人用心想，去体会，去避免走我们的先人的老路，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是时代的大潮流，我们该感谢科技为我们带来的巨大变革。同时，我们应该知道，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凡是都是有利有弊，巨大的利益背后，肯定会有着隐藏的危害，科技的发展不仅仅是日益进步的生活，也有日益增加的环境污染，和日益退步的人类生活质量。科技发展，人类的利欲熏心，三聚氰胺，苏丹红，地沟油……我们能说什么呢？科技是用来造福人类的，不是用来伤害人类的。而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了人类不得不面对的巨大的问题，全球气候变暖，大气层污染，空气污染……
是的，科技的确是个好东西，谁能说自己没有受益于科技呢？可以说，没有科技的发展，就没有今天的社会，就没有上天入地理想的实现，就没有中国的崛起。我们该好好利用科技的发展，造福人类，造福社会，不要用科学技术赋予我们的便利，干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也不要让经济的利益，蒙蔽了你的眼睛，蒙蔽了你的心灵，在你享受现在高科技的一切成果的时候，你该感恩那些先辈们血与泪的付出。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该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科学，既要努力的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尽一份力量，又要注意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的科技，正在飞速的发展。
第三篇：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的发展趋向论文
李约瑟生前身后与中国人结下了不解这缘。昔人已乘黄鹤去，一代汉学大师李约瑟逝世有8年时间了，李约瑟的《中国科技技术史》撰著工程亦将全面告竣。于是，中国科技史界开始面对“后李约瑟时代”如何发展的问题，也开始了后李约瑟时代的探索——促进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国际化发展。
1、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并非自李约瑟始，李约瑟之前已有一些中国学者开展过这方面的工作并卓成效，他们也提出了“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之类的问题，但中国科技史研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目和认可还是在李约瑟的推动下出现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李约瑟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赢得了世界性荣誉。李约瑟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李约瑟个人的因素，也与当时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崛起有相当关系。⑴李约瑟的成功激发了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兴致，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科技史研究成果迭现，继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也不甘人后，决定完成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本书在资料的搜集等诸多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除此之外，数学史、化学史、物理学史、天文学史、地理学史、生物学史以及中国传统技术的历史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各方面的专史论著大量涌现。但是，所有这些成果的实现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科技史研究已经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如席泽宗院士1990年所讲：我们在总体上还没有超越李约瑟，李约瑟之后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深入开展。
“后李约瑟时代”的概念是美国MTT的Dibner科技史研究所所长于2001年提出来的，既寄托了人们对这位西方汉学大师的热爱和留恋，同时也激励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对未来发展进行深刻思索。中国的科技史研究并不是简单地体现为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也不是几十部甚至几百部中国科技史方面的学术著作所能涵盖的范畴，它反映的是中国人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研究，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在科技史领域的体验和探索。近年来已经学者对中国的科技史现状进行了考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诸多缺陷和问题。⑵如果说“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要确立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话，那么加强科技史研究的学科化发展则首当其冲。
中国科技技术史研究的科学化包含着三层含义，设置研究机构、培养宇术梯队、加彊学科建设。前两个方面我们已经能够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科学院设有国家级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先后成立了科学史系、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单位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依托于此，很多机构也开展了博士、硕士人才的培养教育。
加强学科建设就要促进科技史研究在科学史的学科范围内规范化的开展各项工作。按照科学史学科的创始人萨顿的解释，科学史是唯一能体现人类进步的历史，是科学的科学。科学史从学科结构上有内外史之分，内史探讨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外史则侧重于科学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关系上。如同天文、地理、数学、化学等学科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一样，科学史也有其独立的发展空间。⑶科学史不仅要勾勒出科学发展的历程，也要向人们指明今后科学发展的方向。⑷科学史研究领域有许多重要工作需要开展，诸如科学发展史、科学思想史以及科学家个人的学术成就等等。长期以来很多中国人把科学史学科等同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等同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因而对李约瑟、对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对中国人的科学史研究产生了许多诠释性错误，也曾一度出现了中国科技史研究中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即内史部分的大量研究和外史部分的严重不足，目前则表现为内史部分的停滞不前和外史部分的低水乎重复。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撰是中国科书技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终极月的是发展完善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研究得的主要工作集中于弘扬中国传统文明，后李约瑟时代则应走出李约瑟这座大山，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到人类历史文明的大潮中去考察，研究中西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这项工作的进行离不开理论指导，构建系统的中国科学史学科体系并发展产生出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派、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工作已经是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义务。作为学科建设的科学技术史离不开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内容拓展、研究方法改进等方面工作的支撑，当国际科学技术史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的时候，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整体上还停留在萨顿时代，迄今依然处于肤浅的成就描述和泛泛的外史探讨的阶段。⑸
科学史理论的探讨既包含了科学起源、科学革命、科学结构、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的历史发展等一般问题，也涉及一些特殊问题的解释，“李约瑟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科学史学科建设中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它们是科学史学科发展的永恒的主题。但是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还没有对科学史的理论研究进行深入探讨，也没有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于这方面的工作。中国学者几十年来的科学史研究主要围绕“李约瑟问题”而展开，即使这一问题的研究迄今依然迷雾茫茫。
“李约瑟问题”是李约瑟在开始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提出来的，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尽管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和问题的答案之间似乎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原因之一是我们把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意图理解为解释一个“李约瑟问题”是否符合李公的立题精神颇值得怀疑，⑹原因之二是“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多解的难题，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不可能全面解决这一难题，我们的许多续貂之作一时三刻也调理不出琴瑟和谐的音调。
中国学者在科技史学科建设方面的欠缺还表现在与国际科学史界存在阶段性差距。⑺20世纪科学史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向，即从学科史到通史的转向、从内史到外史的转向以及从外史到综合史的转向，⑻但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迄今还偏重于内史的研究，促进外史研究和综合史研究的发展对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来说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受制于此，国际科学史界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中基本还是一片空白，或者有待开垦，其中以科学编史学研究和辉格史学的方法表现最为突出。科学编史学是第一代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等开拓出来的一片天地，他们在晚年开始思索科学史的性质、目标、研究标准与编史方法等问题，并以回忆的方式撰文陈述他们的编史学思想，后来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编史发生浓厚兴趣，1963年阿伽西(J．Agassi)就完成了第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走向科学编史学》，科学史家直到1987年才出版了第一部科学编史学著作，即克拉夫(H．Kraph)的《科学编史学导论》。近年来，一些中国的科学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清华大学刘兵教授的专著《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就是我国第一部科学编史学方面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也论述了科学史研究中的辉格史学方法。辉格史学的基本范式是参照今日研究过去，也就是用今天的观点和标准编织历史，其名称来源于英国历史上的辉格党。辉格史学的方法在第一代科学史家的研究中得到相当普遍的运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史界开始接受反辉格式方法。⑼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对辉格史学的了解和认识很少，因此作者呼吁中国科学史研究者首先应补上辉格式研究方法这一课。
2、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国际化。
中国曾经有过一句很流行的口号——“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基本现状是画地为牢，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的篇章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我们并没有像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科技史那样放眼四海探索研究，研究西方科学史的学者廖若星辰，西方科学史的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数。因此出现的局面是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的国际交流活动基本限定于海外汉学家的圈子里，长期游离于主流的国际科学技术史群体之外，在国际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刊物——《ISIS》、《Orisis》、《History of Science》、《History of Technology》上，鲜见有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国际科学史界最著名的萨顿奖章至今与中国学者无缘。这种倾向近年来已经有很大改观，一些中青年科技史研究者积极参与国际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各种学术活动，有学者还成为国际科技史界的领域人物。中国科技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教授1993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通讯员院士后，2002年当选为院士，现在担任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部第二副主席、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主席等国际职务，韩琦教授1999年当选为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副主席。
在世界科学的发展中出现了东西方两大系统，各自都有其独特的体系。近代科学的发生打破了这种两雄分立的局面，以实验为手段、以分析为方法的西方科学超越了崇尚阴阳理念和经验积累的中国传统科学，一时风靡全球。但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又出现矫枉过正的倾向。在世界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中国科技史研究者目前普遍面临过语言关的问题，不但要学习英语，还要懂得拉丁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一些老一辈的科学史家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多次提出要加强世界科学史研究的意见和建议，中国科技大学钱临照教授生前就强调要开展世界科学史研究，不但要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科技史，也要加强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科技史，为此他还鼓励年轻人去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学习进修。
科学史界还要加强与历史研究者的联系，紧跟史学研究发展动态，及时学习利用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以改进我们的工作。有论者多次指出我国科学史界对国外同行的新成果关心注意不够，封闭保守，科学史领域长期停滞于萨顿阶段，在研究理念上也以萨顿、李约瑟等人奉行的新人文主义观念和孔德实证主义编史方法论为标识，置年鉴学派和各种历史哲学理论的发展于不顾的境地。在这方面国内史学界的思想要比科学史界更为开明，也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典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就大量介绍引入了欧美史学思想，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等的历史哲学理论也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促使中国史学界拓宽了研究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3、农史学科中被忽略的两个问题。
农业史是一个很独特的学科，作为交叉学科具有农学、历史学、生物学、环境科学、土壤学、气象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特征，以至于现在农史界的权威学者也很难论清农业史学科的归属问题。划归理学范畴的科学技术史似不满意，放在历史学中也觉得不伦不类，纳入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领域也不可行。总之，农业史学科是一个具有普遍的相似性又显示出明显个性色彩的学科，在科技史领域农业史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经济史领域农业史的研究必不可少，在社会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也总是出现农业史的身影。
如果我们把农业史简单地割裂为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农村社会史和农业思想文化史等四个部分时很容易为它们找到各自的归宿，但农业史毕竟是农业史，四个部分密不可分成为一个整体，确实为当前的农史专家出了一个难题。农业史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的部门史，古代的农民既是技术专家，又是经验农学家，同时也是农业生产活动的经济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史的内容就显得丰富多彩，妙趣横生，农业史的学科屑性也就很难用现代的学科门类来界定划分。其他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虽多有涉猎，但农业史学科的复杂性也时常给他们的工作带来这样那样的困难，对历史学家来讲研究农业史最大的障碍是缺乏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对经济史家来讲研究农业中最大的障碍是缺乏对农业的全面把握，仅仅掌握经济学理论还不足以研究农村、农民、农业这个三位一体的问题。农业史是一个涉及面如此广泛、又需要一定的专门知识才能有所成就的学科领域。1997年国家把农业史等各个专门的学科史统一纳入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下，属于理学学科而统筹发展。尽管当时许多学者对此持有异议，但毋庸置疑，农业科技史是农业史领域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为基础和关键的部分。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农史研究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也发展壮大为中国学术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面对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农史学科和科学技术史等其他学科一样需要反思、需要积蓄力量、需要革故鼎新，这是一个学科为了生存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近年来一些关心农史学科发展的年轻人已经为此而多次奔走呼号，但反映问题多集中在学科理论方法需要改进、研究领域需要拓展等方面，除此之外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也有一些地方亟待改进。
在农业史人才的培养上，近年来随着高校学生的大规模扩招农史界也出现了一种虚假的繁荣，很多考生都拥挤到农业史学科点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但考生个人专业基础薄弱的问题十分突出，农业史成为一个其他专业落榜生的栖息之地。或许对个人而言农史的虚假繁荣有助于功利进取(这种功利进取对个人也不见得是有利的，一个学生花费数年的时间却不能在农史研究领域做出成绩，付出的青春代价也是很沉重的。)但对这个学科来讲其后果是毁灭性的。很多人即使浪费终生精力在农史研究领域也难有成就。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辛树帜、王毓瑚、万国鼎、石声汉等前辈为农史研究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良苦用心，也迫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农史学科并非简单的交叉学科，它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农业科学基础、历史文献知识以及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文字学、经济学、哲学等方面极为宽泛知识积累，它需要研究者具有数十年如一日平心静气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它也需要研究者能够读书而不拘泥于书本具有走出书山看世界广阔胸襟。因此农史人才的遴选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稍有失误便会出现后继无人学科消亡的悲惨局面。当今的农史界个别单位已经为此而自尝苦果。这种现象不仅在农业史领域有所表现，其他学科史研究中也存在类似情况。⑽
近年来农业史学科的处境极为尴尬。作为科学史的一部分，农业史学科的兴起是以农业科技史的研究为开端的。当时一批卓有成就的农业科学家参与其事，如植物生理学家石声汉教授、昆虫学家周尧、邹树文教授、农业经济学家万国鼎教授、植物学家夏纬瑛教授、水土保持学家辛树帜教授，他们置身其中能够高屋建瓴开展学科史研究并都取得丰硕成果。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的完成以及农史研究队伍中知识结构的变化，在农业科技史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性进展的研究成果日渐稀缺，我们现在的研究队伍中还缺少像石声汉、游修龄先生那样既具备良好小学功底又精通现代农业科技的大师级学者，农业史学科正在逐步远离其赖以立足的科技史根基。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史研究则逐渐成为农业史领域的热门话题，加上社会科学的明珠——现代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设置有经济史分支，因此很多农史研究者尽量把研究方向向经济史领域靠拢，一时出现了农业经济史研究一枝独秀的格局。但农业经济史研究的表面兴盛并不代表着农史研究成果的高质量高水平，一些农史局外的专家教授早就洞察其中弊端并提醒了农史学人。今后的农业经济史研究还需要加大力度，农业科技史研究也要加强力量，畸轻畸重都不足取。
注释：
⑴ 何丙郁：《如何正视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西北大学学报，1996，26(2)，p103—98。
⑵ 张柏春：《对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3)，pp88—94。
⑶ 霍耳顿：《科学思想史论集》P3，许良英编，范岱年、顾国庆、许成钢、王贞平译，许良英、范岱年、董光壁、顾国庆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⑷ 林德宏：《关于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17(4)，PP39—42。
⑸ 杨浩菊、甘向阳：《世界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3，15(1)，pp50-52。
⑹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题目为《小国的科学与文明》(英文名为SCC)，1960年代小国大陆翻译出版时山冀朝鼎博士题写为“小国科学技术史”。据说也得到了李约瑟的认同。现九人们对这一译法持不同意见，是非互见。但李约瑟写作该书的主要动机是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对小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听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惊奇和感慨，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理解，让更多的西方人走出“西方中心论”的泥潭，看到遥远的中国大地上曾经出现过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这与李约瑟一贯所秉持的新人文主义理念是一致的，但与中国人所期许的弘扬中国传统文明的精神则有本质的不同。
⑺ 张柏春：《对小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23(3)，pp88—94。
⑻ 魏屹东：《20世纪科学业的三次转向》，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3)，pp3—4。
⑼ 刘兵：《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3(1)，pp44—52。
⑽ 甘向阳，刘建军：《数学史研究的科学价值》，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6)，pp531—534。
第四篇：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
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论文——浅析中国近代军——绅政权
浅析中国近代军——绅政权
摘要：军——绅政权的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权组织形式，军阀统治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和其发展历程。军阀时期的统治中心是分散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产生了变化。军阀统领和士兵的关系多半是靠军饷来维系的。派系分裂和地区分裂明显，内政外交在军阀时期处理的也是十分混乱的，各派军阀在利益的驱使下互相勾结与斗争，逐渐演变为列强统治中国的爪牙。军阀混战，列强侵略，军阀纷争破坏了生产，破坏了新生事物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在军阀时期社会思潮的两大趋势是军阀所代表的保存旧秩序的思潮和激进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建立新秩序的思想。
关键词：军—绅政权军阀士兵
一、中国近代军阀的产生。
军——绅政权是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权组织形式，它影响着中国的内政外交，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近代军阀的的产生原因及历程。
中国近代军阀的形成开始于北洋军阀时期，而北洋军阀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与迫切的现实要求：
（一）1840年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战败，中国开始丧失国家主权，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也日益得到激化，1851年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则是这种矛盾激发的结果。太平军的英勇作战最终将清政府的八旗军和绿营兵的实际战斗力削弱，转而清政府开始依靠汉族地方势力来与太平军对抗。清政府号召各地的士绅组织地方武装即所谓的团练。这样一来，一些封建军阀集团开始初步形成。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都起到了极大地作用。
（二）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军队采用西方新式武器武装军队，采取先进的编制和战术整合军队，这使得日本军队在与清军作战中表现出巨大优越性，这正与清军的腐朽落后形成鲜明的对比。军队综合实力对比的强烈，以及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战败，更重要的是封建统治受到严重的威胁，这些都大大刺激了清军将
领和清朝统治者，他们也逐渐意识到有目的的改革军队，编练新式军队的必要性。于是，清廷连发上谕，决定“参酌中外兵制”，改练新军，并指令成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訢为首，庆亲王奕劻为会办，李鸿藻、翁同龢、荣禄、长麟会同办理。同时，命令淮系官僚胡燏棻在天津具体负责编练新军。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揭开了清军编练近代化的序幕，在中国近代军制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三）袁世凯以新建陆军督办的身份来到小站后，在定武军的基础上，再招募步兵2250人，招募骑兵300人，总计2300人，并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我们可以看到，新建陆军从一开始，就依附于西方列强，这种由列强一手装备和训练的军队，只能成为列强侵略中国和控制中国的更强有力的工具。1901年，清政府决定废除绿营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共编练三十六镇新式陆军，袁世凯为了掌握更多的军事实力，加紧谋求新军编练权。到1905年，袁世凯已把北洋陆军编为六镇（相当于师）。这支拥有全国最精良装备的六镇新军，共约七万余人，除第一镇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其余五镇都是由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武装。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袁世凯还创办了一批新式陆军学堂，如行营将弁学堂，北洋武备速成学堂，保定陆军小学堂。通过这些学堂，袁世凯把培训军官的权力紧紧抓在自己手中，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北洋派系观念的中下级军官，作为他属军的骨干的力量。同时袁世凯还在保定创办巡警局，以赵秉钧为总办。赵秉钧创办了巡警学堂，组织巡警队，不久，京津一带的警权也掌握在袁世凯手中。他还以推行“新政”为名，极力插手教育、路矿、通商、外交、财政等事务，控制了直隶、山东、河南、东北等一大片地盘，使北洋集团成为清末统治阶层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
（四）在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以阴谋手段夺取了政权，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和临时政府北迁，标志着辛亥革命成果落到了大军阀、大地方、大资产阶级的手中，中国开始进入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经过制造“宋教仁案”和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认为政敌已除，更加嚣张，一步步向独裁和复辟帝制迈进。但在护国运动的影响下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呼声导致袁世凯复辟帝制以失败告终。
（五）北洋军阀集团并没有因其首领袁世凯的病死而消亡，在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产生了大分化，各派系利益立足点不同，混战了十年之久，其后，有的又演变为国民党新军阀，继续参与中国政坛的搏斗。
二、军——绅政权的简单定义
军阀是中国共产党人沿用共产国际的定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说明军阀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又得到地主阶级援助的军人，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把军人和地主合成一个统治集团，比较符合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毛泽东也曾做出过这样的定义：“脱离群众的（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如象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中国从所谓的绅士或地主政权建立之后，实际的政权基础是绅士和军人的联合，那是绅——军政权。
但是在一九一二年以后，军人的势力不断壮大，中国的行政机构从上到下，也变成了军人领导绅士的政权。北京的总统，总理，国务院，国会受军人操纵；各地方的县长，乡长也受军人的操纵。这种政权我们叫作“军——绅政权”“。
“军——绅政权”存在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觉醒以后的军队和军阀，这些军阀和“军——绅政权”不保卫国家主权的完整，对民族主义也不是十分重视，而且他们的指挥和管理系统一直是不统一的。在军饷方面，他们自筹军饷，拥有防区或行政区，强迫行政区筹集军饷。
三、军——绅政权的表现
政权形式的转变是在一定的社会状况下进行的，社会阶级的分化，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权的统治阶级的变化，当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并付出沉重的代价的时候，满洲贵族统治阶级也开始寻求维护政治统治的途径，进行了新政的施行，在变革中统治阶层的各个阶级也发生了分化，呈现出了离心的倾向，分化成了许多集团和派系，有的与工商阶级相结合，要求民主立宪的现代化；有的加入了军队（新军等），与工人群众相结合，要求共和；有的则与秘密结社联络来推翻清政府（如一九零六年的萍浏醴起义）；但大部分都继续停留在原来的位置，继续拥护清室，保存了绅士的政权，企图安定社会局面，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阶级分化形成的集团和派系，慢慢发生作用，一步步将清王朝的统治推向终结。
辛亥革命使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辛亥革命以前，中央政
府是从州县，省，到北京，一个统一的行政系统的最高点，当然同样包括全国的军事系统，财政系统。此时的军队由国家政权统一领导，军饷方面由国家的财政统一调配。但在辛亥革命以后，各省的表现也不一样，有的省份宣布独立革命的态度也十分坚决（如在军人势力强大的湖北，云南，山西，江西等省份），形成了典型的军人领导的军——绅政权；有的省份却对革命持观望的态度（如江苏，福建，浙江等省份），军队实力则显示的较弱，则形成了绅士领导的绅——军政权。但就全国革命的形势而言，军人日益在政治上占居首要地位，军人也不再是绅士阶级的附庸，也不再是驯服的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主角。既然中央和地方已经有了明显的分离，那么一系列的问题也出现了，财政方面的矛盾已经显现出来。军饷的匮乏加深了中央和省的矛盾。
在军阀割据的时代，各省之间的差别很大，各省的地理区位因素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军队建设实力不同，南北方的军阀势力也迥异，具有各自的地方特色。各派军阀采取的军事政策，政治政策，军权与绅权的相互关系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所以在军阀割据的时代，不可能轻易就有一支统一中国的新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在军阀统治时期，各派军阀为了争夺土地，供给军力，当然从大的方面来说，为了在各派军阀中鹤立鸡群，统一全国，军阀们发动了许多次战争。如我们所知道的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战争，这些战争给全国人民再来了沉重的灾难，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而且纷争越来越多，争夺地盘也越来越严重，相对的军队给养问题也日趋严重。
在军——绅政权的军阀间，就如何解决地盘争夺，军饷军需的问题，逐渐出现了一种省联合自治的趋势，虽然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但确实产生了联省自治，并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历史事件，联省自治是具有相同利益的军阀将势力联合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但在实际上来说，这都是自私的，他们不顾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而形成更大范围的军阀割据，造成新一轮的混战，反而不能解决实际的土地，资源，养兵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政局的动荡。
在这个时期，军阀和士兵的关系也是十分微妙的。在国内**，纷争剧烈，田赋增加，战争破坏，经济萧条的年代，义务征兵制不可行，反而募兵招兵制具有很大的可实施性。贫苦的农民，生活陷入困境小工商业者，以及迫于生活的土匪等均成为了士兵的主要来源。当然经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士兵也占据大多数。在募兵制下，军饷军需的满足与否就成为连结士兵和军阀统领的纽带，当士兵得到应得的钱财时，自然英勇作战，否则则不然，矛盾严重时还会引起兵变。裁军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必须要做好裁军的各项工作，否则则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退伍士兵加入土匪行列，造成暗杀事件等。I
在分崩离析的时期，存在着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组织和关系网，我们称之为派系。在军队和政治方面都存在着派系，他们的共同点是：派系是以人事关系为基础的，人事关系是以领袖为中心的，当人事关系变了，以它为基础的派系也就瓦解了，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派系存在多个，而且各方所持观点态度也不尽相同，这就造成了派系的纷争，造成一些军事活动。各派系内政外交态度不同，既由于自身利益立足点不同，也由于帝国之义支持的不同。中国处在分崩离析的时期，就使得各帝国列强必须跟地方派系势力交涉以达到照顾他们在华利益，因此各国不得不支持地方派系势力。派系的意见往往不可能一致，这也就造成了内政方面的分歧，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政治观点和军事策略。中国由军——绅政权决定内政，当然也要由他处理外交问题，如一九一七年中国参加欧战，皖系扩军备战，又造成国内派系势力的纷争。针对巴黎和会上是否签订《巴黎和约》，各个派系之间也是持不同的态度，亲日集团皖系则主张签订和约，而安福系则表示反对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决定。
中国要富强统一，必须消除种种造成中国分崩离析的衰弱原因。在军——绅政权的控制下，各个派系都力图制定自己的宪法，约法，其制定的内容，程序也不尽相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军队不尊重宪法，而按自己制定的军法及统领的命令行事，完全从派系的利益出发，孙中山的护法也是依靠军——绅集团，而他们又是不尊重先宪法的，是违背社会法约的，相反人民的自由则遭到了约法的束缚。
中央的财政和地方的军费。中央则依靠大量举借内债和外债来填补空缺，而地方政府则由军——绅政权向劳苦的农民，工商，金融，来索取军费军需。农民在军阀时期受到了军——绅政权的剥削，生活日益困苦得不到保障，当有一支力量将他们组织到一起的时候则形成摧毁军—绅政权的力量。在城市里知识分子阶层反对军——绅政权，主张改革，而且这股势力日益与农民的势力相融合，来反对军阀的统治。
在军阀统治时期，社会的思潮是怎样的呢？军阀所代表的保存旧秩序的思潮和激进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建立新秩序的思想，是这段时期中思潮的两个主导趋势。
在军——绅政权的统治下，民主政治，社会改良，基本民权都成为不切合实际的空想。推翻军——绅政权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武装革命，但在北伐中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内战与分裂的现状，仅仅是在蒋介石的统一下的，继续的派系分裂。军——绅政权的派系分裂和地区分裂。派系的分裂象征着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地区的分裂象征着既得利益不能调和，养兵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地区的分裂表现在派系之争，联省自治等方面，派系的分裂表现在内政外交之争，立法约法之争。这些斗争挑动了许多内战，内战使中国陷入长期的产业衰落局面。
中国在军——绅政权的统治时期不能捍卫中国的主权，而且就实际情况而转变为外国统治中国的爪牙。军——绅政权对内对外政策的施行，内战、重税、对中国原始产业及新兴事业产生了极大的破坏，阻碍了中国的进步。
结语
以上是我关于军——绅政权的一点认识，首先从近代军阀的产生讲起，然后有讲述了军——绅政权的下的各个阶级的分化以及中央和个地方的关系，明白了在军——绅政权下的中国是多变的，内政多变，纷争内战不断，外交多变，随帝国主义的利益而不断发生变化，军阀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爪牙。在军阀时期社会思潮的两大趋势是军阀所代表的保存旧秩序的思潮和激进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建立新秩序的思想。军阀混战，列强侵略，军阀纷争破坏了生产，破坏了新生事物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的进步。但总体来说军——绅政权的军阀统治是历史不可逆转的趋势，他是中国统治史上的一个特点，在中国政治史上留有深刻的印迹。参考书目：
【1】《军绅政权》陈志让 广西师大出版社
【2】《毛泽东选集》
【3】《辛亥革命》
第五篇：中国财政史论文
论农民生计的古与今
一、前言
我们知道，国家财政史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依着经济运行和政治诗句的动荡而波动的古老的历史范畴。
国家财政的运行有时会带来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时也成为朝代更迭的导火索、人民灾难的源头、社会发展的障碍。实践证明，国家财政史任何政权组织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同时对国民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国家强弱乃至兴旺的催化剂，是国民经济发展或衰落的重要经济杠杆。
既然财政制度有着如此重要的经济地位，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以古鉴今，汲取历史的经验，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农民，从古至今都是社会的支柱，没有农民的劳作，就没有我们的吃穿住行，就没有国家的安定，社会的进步，所以，农民是国家的坚固基石，农民的问题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
二、问题
2006年1月1日，国家法律明令规定取消农业税以减轻农民日益增长的沉重负担，同时还针对农药、化肥以及各种作物对农民实施了相关的补贴，这些措施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农民肩上的负担依旧沉重。有很多农民因为无法靠种植养活自己，所以弃耕进城打工，而如今看来这种现象愈发严重，甚至为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国家采取了相关的措施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里面究竟又存在着怎样的原因呢？
三、原因
国家从最基本的税收方面入手减轻农民的负担，但是，却没有为后续做太多实际而有力的保障。如，农产品不值钱，或农产品在农民手中不值钱而在市场上却短缺等情况。如今的社会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而是一个物流四通八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会出现那些情况都是因为农民缺乏必要的信息渠道，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才可以让自己获利更多，让自己的汗水不会白白挥洒。毕竟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信息就是生命，信息就是黄金。
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农产品在古今地位不同：在古代，它们是生活必需品，贴的是自产自用的标签；如今，虽然它们依然是生活必需品，但是对大多数在城市生活的人们来说，它们贴的是有机食品等商品的标签。所以
四、以古鉴今
我们既然是从财政的角度来看农民生计问题，那自然，我们要从财政的两大组成部分去分析，即收入与支出两个不同的角度。
首先，让我们先看一下汉代分别是是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吧！
西汉初年，国家由于秦朝暴政以及改朝换代的战争，农民生活已经沦落到不堪想象的悲惨境地，面对这样的棘手状况，西汉君王默契的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在收入方面，高祖在位时，施行了赋役减免等措施。如，灾歉减免，即如果遇到重大灾害，则赋役根据情况或全免或部分减免；对平贫困户的减免，即“民貲不满三
万，勿出租赋”；恩幸减免，即国家庆典或皇帝出巡时免除沿途郡县当年租赋。
通过一系列的休养生息，就出现了我们所知道的文景之治，为后来汉武帝出征匈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这是后话。
除此之外，武帝还施行均输、平准政策。均输指的是，朝廷不需要的贡品可以不再运送京城，而是由当地的均输官负责运输到行市高的地方去销售，把销售所得交给中央，而京师所需则由均输官就近购买。这样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又可以调节物价，防止商人牟取暴利。平准，则是指平抑物价。具体措施是在长安设置平准官专管收集各地的货物，就像一个总商店，而各地设置的均输官又像分商店，全国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四通发达的商业网。平准官在京城统一组织调配，物价贱时买进，贵时卖出，以调剂有无，平抑物价。我想，这一点很适合我们的商品经济社会，值得借鉴一下。
除去收入方面，再看一下支出。
西汉继秦之后，加强了水利事业的支出。武帝不仅在关中地区和关外地区相继开凿十多道用于灌溉的水渠，还整治了黄河，使日后80年间黄河未发生过大的水灾。东汉也不甘落后，将水利事业不断向东南发展。总之，水利很有力的促进了农业的进步和发展。
五、对策
从上面的剖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古今时代不同，农民地位有所变化，但是，有一点不变的是——。
六、结语
农业税取消后，解决“三农”问题任重而道远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尽管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成为去年国家宏观调控的突出亮点，取得了令人欣慰的好成绩。但专家依然指出，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主要是得益于“好政策”和“天帮忙”。在高粮价的比较效益下，一些农村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警号”。中国当前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存在着耕地和淡水短缺；土地流动性不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许多问题。
李宁辉告诉《大地》，要解决我国农业存在的问题，仅靠中央的“一号文件”等惠农政策已经远远不够，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惠农政策从“一点突击”到“多点推进”的变化，一条新的解决“三农”路线图已经出现在世人的眼前。
告别“皇粮国税”以后，中央财政将承担800亿元的缺口，同时，在减少的税收收入中，中央政府的补贴达到了80%；剩余的20%则有省、市、自治区来承担。同时，中央财政还要投入150亿元改善县乡基层单位，解决基层单位财政运转的问题。
今后在对于农业的政策上必须保持稳定性，让农民切实感觉到了减负增收的实效，增强政策的“边际效益”，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抓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护好耕地，积极引导农民理性种植粮食，积极利用期货市场，开拓国际市场，避免粮食市场出现新的大起大落，直接影响农民增收。
李宁辉的观点至深之处，还在于要解决当前的“三农”问题，就必须先着手解决城市农村“二元化”待遇的问题，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这才是关键所在。参考书目：
1.《中国财政史》孙翊刚、王文素中国社科出版社2007.6版
2.《中国财政史》孙文学、齐海鹏东北财大出版社1997.9版
3.《中国财政史纲》黄天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2版从
2004年起，中国政府对农民做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取消农业税。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将于明年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意味着中国那种“以农养政”的时代即将终结，无疑是给中国农民带来了最大的福音。
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实行的是“二元制”的制度，广大农民的税负长期高于城市居民。农民生活维艰，而农村的各级村官则还要上门收“三提五统”，这可能直接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和恶化。
深刻的改革已经把这样的课题摆在了政府的面前，随着农业税的取消——这场中国农村税费改革迈出的第一步，一场涉及农村发展全局的深层攻坚改革已经开始。进入“无税时代”，农业蓄势待发
200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5年内取消农业税。随后，取消农业税的进程加快，在吉林、黑龙江两个粮食主产省先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河北等11个粮食主产省（自治区）降低农业税税率3个百分点。2004年12月，已有河南、广东、浙江、江苏等省市明确表态2005年全免农业税，取消农业税之声势如破竹。
专家称，温家宝总理一年前承诺的5年内取消农业税的目标可望提前两三年实现。这是“为亿万农民送上了一份厚重的‘新年礼物’”。
中国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并以磅礴之势迅速推向全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随着改革的进程，“三农”问题却越来越突出。“三农”问题是在转轨时期，旧体制保留有余而新体制跟进不足所造成的，“三农”问题的核心就是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过去计划经济对农村生产是到村到组、到边到角的影响，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延伸到农村社会的各个角落。如果根除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几乎都可以迎刃而解。农产品购销政策的改革、户籍改革和“三提五统”的取消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农业税取消，再加上中央对粮食的直补，这一减一增让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一下被调动起来了，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李宁辉博士说，“这对中国今后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国农业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将会有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土地就会流转到一些农村的种植业大户手中，形成规模化生产。目前，政府要做的就是把取消农业税后的配套措施制定好，把刚刚调动起来的农民种粮积极性巩固一下，为农业今后的规模化生产奠定基础”。
在现实阶段，取消农业税是中央政府从大局观的高度和政策选择的角度考虑和解决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对农民权益全面长期的保护和农村市场化的进程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农业发展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取消农业税：体现新的重农思想
“自从盘古开天地，不收皇粮第一回”。这是安徽省来安县60多岁的农民葛美如今年在自家门口贴的一副对联。受益于农业税的减免和“三补”，葛美如家里去年增收了近千元。
近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一直在苛税生活的最底层。就在几年前中国农民不仅要依据耕地面积和产量缴纳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税种，还要缴纳用于维持村级组织运转的“三提五统”费用，此外每年还有义务劳动等负担。
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一直实行的是两套不同的税制，广大农民的税负长期高于城市居民，税率达到8.4%。农民们常把农业税称之为“公粮”，单纯就农业税而言，也许负担并不重。然而，在很多地方，向农民“搭车”收费的项目并不止这些，而是五花八门。再加之一些乡镇人员臃肿，有资料显示，我国现阶段每30名农民养活一名乡镇干部，从1996年到2000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增幅连续五年递减。
几年来，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增收就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从2000年起，安徽省率先进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后来逐步扩大到所有省份，“三提五统”、义务劳动这一征收40多年的税种被取消。然而，人们看到取消农业税的地区多是经济发达地区，事实上经济上越贫困的地方，越需要取消农业税。
著名农业问题专家何开荫认为，此次取消农业税是“牵农税改革之一发，动农村综合改革之全身”。
“这是中国农民首次享受到的、距离最近的惠农政策。同时也是新一届中国政府‘以民为本’的‘新的重农思想’的体现”。
农业税取消后
农民增收面临的问题
中央确定取消农业税，就是要减轻农民负担以便让农民尽快增收，其初衷是毋庸置疑的。告别农业税，农民确实得到了实惠，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的腰包就一定鼓起来。李宁辉说，农业发展的关键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而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
在江苏镇江，去年的人均收入5372元，比上年增长了13.5%。然而从总支出就可以看出，去年农民3798元的平均支出占了七成以上，实际能够落在农民口袋里的其实并没有多少。
这些结果表明，一边是农民收入呈大幅度增长；一边是农资市场价格持续上涨，还有教育、医疗等支出加大。可以说农民拿到手的就是劳动力的体现。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这就是中国一些农民因为生病带来生活窘境的写照。而农民因病返贫的例子也不在少数。权威机构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农民看病难、医疗费用高是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本次调查中，过去三年内仍有32%的婴儿是在家出生的，其中西部高达41.6%，中部为25.2%，东部为17.9%。过去三年内在家死亡的占到了78.6%，其中西部为82.1%，中部为71.9%，东部为79.6%。大病给农民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调查的1100多个农户中，共调查了402个大病户，农民一次大病的平均花费为7000多元。一次大病的医疗费就花掉了一个家庭一年多的全部收入。
李宁辉认为，当前农民面临农资涨价过快，支出增加；教育和卫生成本过高，农民中间存在着上学难、看病难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都属于公共产品，只靠县乡村的投入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从市场经济角度来说，政府应该加大对农资市场、农村医疗、教育、保险等方面的投入就是减轻农民负担。同时要搞好乡镇机构建设，减轻冗员、冗官的现象，采取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可以在短时间内消化解决，并且能够迫使基层政府削减冗余人员，“三农”问题将会迎刃而解。但这将是农村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
取消农业税后，搞好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这是政府应该做好的任务。但是，这些改革必须和粮食流通体制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相提并论。
工业理应“反哺”农业
有学者计算，从1953年实现统购统销到1978年，国家通过低价收购农产品取得了4000亿元的积累，相当于同期形成的国有工业部门固定资产原值的约90%；而从1978年以后到现在的20多年的时间里，低价拿农民的土地，价值高达2万亿元人民币。另外，低价使用农民工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同工不同酬，即便是同工同酬，城镇户口的人所有的福利待遇，农村户口的人就没有了。
同时，国家目前已经积极推进农村改革，工业反哺农业的进程已经开始。比如农村取
消农业税后，转移支付一项中央财政拿出的资金就比去年多300亿元；改革流通环节为农民的直接补贴，国家就拿出了116亿元；还有农机补贴、良种补贴等力度在不断加大。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我国农业对工业化的“有形”贡献已经超过1万亿元。正是靠农业“乳汁”的哺育，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起点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数字和事实都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李宁辉告诉《大地》：“中国政府去年财政收入有2.6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3万亿元，中国尽早取消农业税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去年一年减免农业税的省市财政收入增长仍然超过了20%，这为中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转折提供了支持。”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