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第三次工业革命下的标准化范式研究论文
引 言
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对未来技术发展趋势的概念化，加上媒体、学术界等积极传播和研究，“第三次工业革命”问题近年来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然而，恰当运用理论工具对该问题进行系统、严谨分析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即便是2015年以来，广受关注的制造业研究领域，无论是Jewkes等分析经济学家对其缺乏研究热情的本质原因，还是中国当前众多经济问题亟待深入研究而无暇顾及的现实困难，都无法阻止以智能化、数字化、信息技术为代表“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工业模式的所产生的巨大变革。这场变革以个性化制造和快速市场反应为特征，对现有大规模生产和柔性制造模式进行颠覆性的改造。这必然对现有的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也同时对企业的内部管理、流程设置、技术研发等提出新的要求。
上世纪80年代，同样是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以计算机设计和其他先进技术给制造业带来一场“剧变”为主题，提出标准化将被取而代之的观点，给标准化界带来一次不小的震动。中国学者李春田和童时中1991年同期发表论文提出观点，认为新的技术变革对标准化工作带来也是变革和创新，并指出新的变革关键是“模块化”，作为标准化的高级形态——模块化，既能够实现多元化需求下产品的多样化，又能够在产品模块化、管理模块化和设计模块化下实现低成本的大规模生产。事实上，《第三次浪潮》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在观点上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上有很多相同点)，而历史上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会对全球产业的竞争格局带来深远的影响，通用化、系列化和组合化支持的大规模生产成就了美国工业强国的地位，而组合化和模块化支持的柔性制造实现了日本制造业的赶超。对于当前面临急需实现“制造业强国”战略的中国而言，未雨绸缪地提出中国标准化范式调整战略的方向，做好前瞻性的理论储备和战略政策部署，确保中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历史重大任务的顺利完成。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经济特征
2.1 三次工业革命的划分
学术界对“三次工业革命”的界定一直存在差异。以Kitney为代表的生物学家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以系统生物学与合成生物学耦合为核心;杰里米·里夫金为代表的未来学家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基于通信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系统的融合。由于学者们对于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关注点和视角不同，阶段划分自然存在差异。但不管差异如何，对于工业发展的阶段划分应当满足三方面的要求：一是划分需遵循相同标准，使其能够反映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二是以重大技术变革为基础，这种变革必须有广泛的应用;三是对现有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产生深远影响。基于以上要求，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赞成黄群慧以主导性制造系统的技术经济特征为标准划分的三次工业革命的观点：第一次工业革命肇始于18世纪60年代以后，蒸汽机的改良和大规模应用而形成的机械化生产方式;第二次工业革命是 20 世纪早期出现的以“福特制”为代表的流水线大规模生产方式;而当前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由于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和工业机器人等基础技术的成熟和成本下降，出现的以数字制造和智能制造为代表的现代制造技术对既有制造范式的改造，以及基于现代制造技术的新型制造范式，其核心特征是制造的数字化、智能化和个性化。
2.2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经济特征
“第三次工业革命”源于新兴制造技术和制造工具的突破。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械化生产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规模生产一致，“第三次工业革命”也由于新的基础制造技术和系统的应用而呈现出新的技术经济特征。首先，“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个“多维、立体”的生产制造技术体系的概念。以新一代通信技术、新材料、数据处理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通用技术”为基础，以智能制造、数字制造、柔性制造为工具，构成大规模生产系统、定制系统和柔性制造系统等一系列立体生产生态系统。其次，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涉及技术庞杂，覆盖制造业众多领域，其技术成熟度和产业化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如:3D打印在新材料和激光等技术的进步下，实现由传统日用消费品等简单产品向医疗、军工、汽车、航空等复杂产品的应用转变。再次，模块化设计可实现生产系统的短期重构，解决了以往大规模定制系统无法满足产品多样性以及与成本之间的矛盾。虽然当前仍处于概念设计和研究开发阶段，但对现实在人力资本、管理理念、营销模式和企业发展方面提出必要的战略性要求。最后，“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企业的管理机制和组织结构提出新的要求。历次工业发展阶段表明，不同阶段的更替都会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需求结构和组织模式，进而对企业的现有机制、制度和管理模式形成颠覆性的影响，以微观企业的改变，进而推动中观产业和宏观经济竞争环境的变革。因此，新制造范式的变革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一次变革，更是与科学技术相匹配、相适应的企业管理模式的变革，这种变革是一系列的，也将决定先进技术在生产企业的应用深度和广度，进而决定这些先进技术能否形成一个国家的产业核心竞争力。演化经济理论下标准化范式演变
本部分将讨论制造范式演变过程中如何促进标准化范式的演变，并进一步探讨多维制造范式下，标准化范式是否存在向多维演化的可能。因此，讨论将涉及企业技术变革和标准化选择的多样性问题，我们选择一个专门关注企业变革范式源头的理论——演化经济理论来分析解释。
3.1 基于演化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理论的起源虽然可以追溯到Marshall和S c h u m p e t e r的文章，但直到Nelson and Winter的《经济变革的演化理论》一书出版后才成为经济理论的一个分支。演化经济理论学派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风险中性、理性经济人和经济最大化行为，认为这是一种经济过程的特殊情况。相对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典型性”观点，演化经济理论认为不同层次(基本技能、工作团体、企业甚至产业)的相互联系的演化过程。任何一个企业的变化或者整个产业的变化都可以用“变异机制”、“选择机制”和“保留机制”的原理来分析解释。结合本文研究需求，这里仅对“变异机制”、“选择机制”和“保留机制”的分析框架进行阐述，其余不再赘述。
依据演化经济理论的观点，企业变革的动力来自于对现实经济表现的不满，以及适应外部环境的需求。因此，所有与已有生产服务实践或问题解决办法不同的情况，都可以视为变异。这里的企业是指基于经验和知识的学习型组织。由于变异机制是企业依据自身资源和外部环境应激反应，因而演化过程中呈现多样性特征。因而需要通过选择机制来减少多样性，但由于环境的动态变化、持续的细化变异和选择比例，使得选择后多样性仍然存在。积极的变异(如技能、管理模式、惯例等)被选择机制选出后，将通过保留机制进行继承。保留机制展现的是演化过程的稳态。可以视为积极的变异和选择创造的多样性会被企业所保留，并在随后的经营中反复(复制)进行。这也是演化经济理论所提倡的动态均衡观。
3.2 制造范式与标准化范式的协同演变
三次工业革命都是源自制造技术的变革，技术变革也是产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保证。但仅仅依靠研发人员的技术突破和发明是无法实现的。要使得技术变革，包括产品创新和流程再造能够产生显著、积极的经济效应，还必须通过标准化来实现形成生产力，走向市场，使得变革的技术得以有效扩散。归纳总结了历次工业革命，制造范式与标准化范式的演变过程。
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分析框架回顾历次工业革命中制造范式与标准化范式的演变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工业革命下的制造范式演化其实是变异机制后选择机制的结果。以第二次工业革命为例，流水线实现大批量生产，正是由于企业不满于生产力无法满足需求窘境，以及小批量生产成本过高的问题而促发的变异机制。但是流水线的出现并不是变异机制下完成的，而是在选择机制下完成，当积极的变异和选择结果——流水线需要通过保留机制继承下去时，标准化范式成为保留机制的工具并实现流水线的反复(复制)——传播与扩散。
综上，通过演化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我们发现，由于企业不满于经济效益和应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问题，促发变异机制，并通过选择机制实现制造范式的演化。出于选择机制下制造范式的优良特质复制需求，保留机制实现了标准化范式演化，由此得出制造业范式促进标准化范式演化的结论。与此同时，拉马克式进化要素的驱动下，由标准化范式所保留的优良特质影响了下一阶段的变异和选择，也即影响了下一阶段的制造范式的演化，由此可见，制造范式与标准化范式是协同演变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提的协同有别于同步，特指相互影响。
3.3 单维范式向多维范式演化
“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前的制造范式是以设计生产一体化产品为主要对象，追求低成本的规模效应。此时与之匹配的简化、统一化、通用化、系列化和组合化是基于单一无功能零配件，以专业化、高效率、低成本为目标而实施的标准化单维范式。这里的单维范式是指生产企业追求低成本、高效率的规模经济效应而共同采用同质或近乎同质的技术方案，即技术标准。根据演化经济理论，企业之间的差异应该体现在基于不同企业文化、组织结构、治理架构等方面的管理标准。本文研究的制造业技术经济特征下的标准化范式，因而并不对管理标准进行研究。
本文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下的技术标准化也应该是契合于融合了基础通用技术，智能制造、数字制造、柔性制造等复杂生产系统的多维范式。其依据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三次工业革命”下制造范式是个“多维、立体”的生产制造技术体系，涉及技术庞杂，覆盖的制造业众多领域，以智能制造、数字制造、柔性制造为工具形成产品多样性，其技术成熟度和产业化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多维、立体”的生产制造技术体系中各个子体系的标准化范式在主体、对象和内容上必然存在较大差异，且各个子体系中的标准化活动是伴随着产品从设计、生产、销售、维护等协同进行的(如带有监测身体健康状况的手表)，任何一个子系统(模块)出现问题必然会影响整个生产体系或产品的效率;“第三次工业革命”下产品的更新换代的速度将大大加快，新技术标准对旧技术标准的转换也会随之加快。由于转换成本、产品寿命和规避风险，新旧标准必然会同时存在于市场。根据演化理论，新标准与旧标准之间的范式必然存在差异。由此，本文将标准化多维范式的定义为：不同标准化主体、对象和内容的两个或以上异质性的子系统并行进行的标准化活动范式。需要厘清的是，这里涉及单维范式与多维范式的讨论，仅仅限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到完整产品产出的制造过程，并不涉及流程、反馈、组织等管理环节。第三次工业革命影响下标准化范式调整
前文讨论的制造范式与标准化范式协同演化问题，是基于市场机制下产业层面的范式演化。下面将要讨论的是基于企业微观层面的标准化范式调整。结合上一章内容，第三次工业革命下制造范式的演化给标准化范式带来两个维度的影响：一是结构维度，即多维制造范式下微观生产单元(企业)内部和生产单元(企业)之间的标准化范式如何调整;二是内容维度，即技术变革对标准化范式调整的影响，以及调整后标准化范式对进一步变革的影响。
4.1 制造技术变革驱动下标准化范式调整
学者们一致认为，技术变革形成的多样性最终会收敛到同一技术上，形成垄断技术，就是技术标准的形成过程。这也是前文所提的标准化单维范式。但是最终决定技术标准的垄断技术是如何选择和出现的，学术界对此有着不同的观点。这也符合演化经济理论选择机制下多样性仍然存在的观点。客观上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主观上的企业、产业乃至国家战略都有可能对技术的选择和标准的形成产生影响。标准对生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能够很好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然而，现实中技术变革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会对标准效率产生影响，最优标准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也极易形成次优技术标准“锁定”和技术标准“路径依赖”问题。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引发的技术变革会是颠覆性，这对于现有产业格局、产品结构、生产体系等制造范式带来冲击。新制造范式下高新技术更新频率会加快，并伴随极高的不确定性风险。依据演化经济理论，企业出于规避风险的本能，往往会选择比较稳妥且成熟的技术，放弃最优方案，进而形成次优技术标准“锁定”局面。加上标准的“路径依赖”效应，必然对后续的变革产生消极影响，损害社会福利。次优标准“锁定”以及“路径依赖”效应显然会影响企业进一步的技术变革，进而影响整个产业制造和标准范式的演化。从长远来看，这种基于市场机制选择的范式是不利于企业和产业的持续发展。
与产业范式自然演化不同，微观企业标准化范式是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主动调整：
(1)加速标准更新频率。依据标准螺旋上升机制，标准应该是通过不断需求识别、制定、发布、实施、监控和复审等环节完成标准的升级或更替。对企业而言，次优技术标准“锁定”是一种本能选择，即便是标准委员会也无法杜绝这一问题。而依靠较高标准更新频率，可以在单位时间内有效地缩短锁定的次优标准与最优标准的差距，缓解次优方案对进一步变革的不利影响。从另一角度来说，更快的标准更新频率，也能够有效地应对新制造范式下更快的技术、产品、工艺的更新，促进新产品、新工艺的迅速扩散。
(2)强化标准的纵向兼容性和标准体系的可扩充性。由于技术更替速度加快，市场存在着同时拥有多代产品、多代标准的可能。因此，新旧标准之间的纵向兼容性成了保障产品市场平稳过渡的关键。同时，强化标准体系的可扩充性来满足新制造范式下的产品功能多元化趋势。
总之，产业层面的制造范式与标准化范式演化之间存在着自然协同效应，滞后于技术变革的标准化活动需要与之高度匹配，否则会影响产业健康发展，失去竞争优势。而企业层面的本能反应往往是不利于这种匹配关系的形成。因此，标准化活动的主体——企业需要正确认识这一问题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主动调整标准化范式来应对，使其能够迅速且高度匹配新制造范式。
4.2 多维范式下的标准兼容性
从当前“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引起的变化特征和美、德、日等工业强国的工业化与标准化演变趋势特征来看，未来制造业的发展显然是多要素、多产业、多维度、多模式融合的多维范式。“第三次工业革命”引起未来制造业演化趋势应当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更替;二是复杂生产系统下各个子系统融合问题。后者是促成多维标准化范式的源头，前者是技术竞争过程中新旧标准更替的规律性特征。我们在多维范式讨论中已经指出，各个子系统内容的标准化范式是异质的，而在不消除异质性的前提下融合子系统，关键是兼容。已有的研究认为，非兼容性会引起技术变革无效率的结果，新技术对旧技术的兼容将是新旧标准更替效率的关键。在动态理性预期下，最初消费者存在不愿意承担转换成本和企业存在不愿意对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而造成次优技术标准锁定问题，而新技术对旧技术的兼容可以减少不良预期、消费和生产风险，提高社会福利。总之，兼容性是促进多维标准化范式形成、缓解次优技术锁定和提高标准效率的关键。这好像与技术标准源自垄断技术的初衷相矛盾。事实上，标准化与兼容性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兼容性仅仅是标准形成后的一种选择。标准是对于普遍使用技术的一种概括，而兼容则是存在于不同类别的技术之间，因此兼容是依赖于标准(接口标准)而存在的。由此，回顾前文内容，单维范式下似乎不存在标准兼容问题。依据演化理论，前一阶段保留机制下复制工作，使得后一阶段的变异遵循前一阶段的技术属性，这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这是假设不存在破坏性创新的特定变革环境内进行的。然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引发的新制造范式是个颠覆性的变革，必然存在新旧技术的更替，兼容性成为调整的关键内容。而多维标准化范式下，复杂系统、复杂产品是由各个子系统和子产品融合而成，虽然各个子系统和子产品内部的标准化范式是异质性和多样化的，但在融合过程中接口标准的兼容性是必不可少的。
新制造范式下的产品功能逐渐多元化，纵向分工的制造范式将逐步转向以横向合作为主的制造范式。企业间的技术、产品(功能)融合需求逐渐加强。传统出于垄断技术强化竞争力目的的封闭式标准显然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变化，标准范式的调整将趋于满足企业间合作的横向兼容性。未来的制造业不仅仅在产品之间的竞争，产品内部的子产品(配件、功能、服务)的竞争也将越发激烈，除了子产品(配件、功能、服务)的质量竞争以外，与产品系统的兼容性优劣也将成为主要竞争内容。
4.3 关于综合标准化的讨论
一个延伸的讨论是综合标准化问题。事实上，标准化研究者们很早就已经关注并研究如何针对复杂系统进行标准化活动的问题。1933 年，苏联著名标准化学者A·K加斯切夫最先提出综合标准化思想：“在目标性与综合性原理的基础上开展标准化”，强调标准的相关性问题、大量成组标准协调一致的必要性问题。目前，学术界普通对综合标准化达成共识的定义是：综合标准化一项系统工程，是运用系统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以实现标准化对象系统整体最优为目的，以成领域、成体系制定和实施标准为手段的一种先进的标准化工作方式。虽然标准化学者对综合标准化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热情，在各个行业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如：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区建设，电子对抗装备的综合标准化问题，国家科技平台综合标准化建设，智能电网调度控制系统等，但都没有提出一套系统具有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如综合标准化的目标是管理效率的提高还是经济效益的提高?是短期效益的提高?还是基于长期考虑，放弃短期收益?毕竟第三次工业革命下，产品的更新换代的速度将大大加快，新技术标准对旧技术标准的转换必然会带来一定的成本，如果只注重第一代技术标准下的效率问题，而忽视破坏性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连续性，就会丧失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意识。结 语
为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与挑战，我国国务院2015年5月19日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颁布至今得到了学术界和管理部门的广大关注，将其视为未来10 ~20年内长期指导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纲领。然而，在肯定《中国制造2025》重大意义的同时，其整体规划仍然局限于传统的比较优势、产业结构和共性制度等思维范式上，中国要想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冲击下突破长期制约成为工业强国的根本性约束，仍然需要在核心能力上的深入挖掘。从美、日、德等传统制造业强国的发展及核心能力形成历程来看，标准化成为其历程中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甚至可以等同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煤、石油、天然气、矿藏等战略性资源。因此，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来临之初，在《中国制造2025》实施伊始，战略性的调整标准化范式从单维向多维转变，以经济效益为目的，有效地实现标准化范式与制造范式相匹配，进而促进制造范式的加速升级调整，是促进我国能否在未来10~20年间成功跨入世界制造业强国之列的历史关键任务。其调整策略可参考以下三点建议：
一是充分利用标准联盟，强化协商一致的作用。企业间的分工合作将从纵向分工逐步转向横向融合，标准联盟也将从同质或纵向联盟逐步向异质或横向联盟转变。与纵向型联盟通过价格、核心技术等实现协商一致的机制不同，异质或横向联盟将更多倾向于相互兼容。
二是强化反馈机制，提高标准更新速率。一方面可以缓解次优技术标准锁定所带来的福利的损失，另一方面也满足产品周期缩短和技术更新速率加快的需求。
三是提高标准兼容性，降低接入/转换成本。产品更新换代形成的置换成本极易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窘境。而较高的标准兼容性能够有效降低接入/转换成本，甚至无成本，促进新产品迅速进入市场，维持企业或产业的竞争优势。
四是重视标准体系的系统性，保持系统标准体系表的可扩充性。多维范式下，在保证各个子系统功能效率得以体现的前提下，要求整体系统的功能效率最大化，这必然对标准体系的系统性提出极高的要求。同时，系统标准体系表的可扩充性
又极大满足企业或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二篇：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科技革命史研究概述
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它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这次科技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向更高境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次科技革命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重大事件。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工作者对第三次科技革命史的研究日益深入，相关研究成果不断问世。本文拟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概述，以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第三次科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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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三次科技革命缘何发端于美国
关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缘何发端于美国这一问题，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彭献成认为，第三次科技革命之所以首先在美国兴起，绝非偶然现象，而有其客观必然性。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战后初期美国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众多优秀的科技人才、蓬勃向上的民族创新精神、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巨大的市场容量等方面的优势，为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在美国兴起创造了前提条件和可能性；二是战后以来，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积极采取措施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直接促成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在美国兴起。［1］
刘仲认为，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发于美国原因在于美国具备如下条件：技术条件——在思维技术方面，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开始形成；实验技术以军民结合、理工结合为特色；生产方面以电力技术和航空技术领先。物质条件——美国有优越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国内市场广大，有利于规模生产。制度条件——美国是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国家。文化条件——美国人来自世界各地，融合了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二次大战前后涌入一批优秀欧洲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冯·诺伊曼等；建立了各种学会组织，科研体制多元化。［2］
彭树智认为，从战争形式的历史交往角度看，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端于美国并非偶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世界交往普遍发展和充分展开的条件下进行的，争夺科技人才的结果便同第三次科技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美国在二战中，利用战争的交往形式，争夺到最多的科技人才，带动本国人才的培养，因而受益最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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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起讫时间和特点
1.起讫时间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起讫时间问题上，学者们大体持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第三次科技革命始于战后初期，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70年代以后进入一个新阶段。［4］另一种观点认为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于20世纪40至60年代，70年代以后的科技革命是第四次科技革命（或称“新科技革命”），两者不可混为一谈。［5］
2.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特点
对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特点，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胡才珍认为，与第二次科技革命相比，第三次科技革命呈现出许多鲜明特点：一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科技产品的结构越来越复杂、精密；二是科技成果商品化的周期越来越短，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三是这次科技革命的内容极为丰富，而且联系密切，形成了一个群体形式；四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化趋势大为增强；五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形成的新的技术能力，对人类社会产生了空前巨大而深刻的影响。［6］
张象认为，第三次科技革命具有技术群体化、科技社会化和发展进程高速化这三大突出特点。［7］
卞春元认为，与以往的技术革命相比，第三次技术革命具有如下特征：即技术科学化、技术群体化、技术智能化、高技术化和技术产业化。［8］
刘大椿、马书春认为，现代科技革命具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科学进步与技术开发紧密地结合；二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在生产中得以产业化，从而对生产力进行改造，使生产力发生根本变革。［9］
于德惠、赵一明认为，“军带民”，即军事技术率先突破，而后带动民用技术，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重要特征。［10］
初3历史课本:这次科技革命不仅涌现了大量的科学成果,而且大大加快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缩短了知识变为财富的过程.其次,一种技术的发展引起好几种技术的革命.第三,新技术成为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科技进步所占比例不断上升.三、二战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关系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二战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关系问题。
于德惠、赵一明认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许多学科基础和技术雏形虽然孕育于战前的和平时期，但如果没有战争和军事需求的推动，它决不会急匆匆地降临人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了这次科技革命。［11］陈本红也持此观点，认为二战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12］
钟伦荣从科技与二战的双向逻辑关系出发，指出科技是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观动因之一，是决定战争演变的制衡力量；而二战使许多科学技术应用于军事形态，成为战争的工具，同时又催生了一系列最具深远意义并揭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科学技术，成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助产婆。［13］
彭树智用“历史交往”这一历史哲学概念来说明二战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关系。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突出的意义之一在于它促进了始于4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下半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这个革命之所以发展势头持续不懈、发展速度有增无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交往无疑起着关键的作用。［14］
四、澄清几个概念
对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这几个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学者们论述较多，且存在较大的分歧。
张象认为，科学技术革命包括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过程。它们在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逐渐联系在一起，依次而出现，又在交错中进行。科学革命是技术革命的理论基础，人类在对自然界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中产生的飞跃被称为科学革命；技术革命是在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关于制造和操作的系统知识的社会性和根本性的变革；产业革命是由技术革命引起的，是指国民经济的实际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革，致使经济、社会等方面出现了崭新的面貌。［15］
孙衔、刘迅等人认为，科学革命一般是指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上的重大飞跃，它常以科学理论突破的形式表现出来；技术革命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的重大变革，它往往以科学革命作为基础，又常常作为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的先导；工业革命仅指人类在工业化社会中生产领域里所产生的飞跃；产业革命是指由于科学技术的飞跃而在整个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中引起的重大变革。工业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所反映的是工业社会中生产领域内的进步，而后者反映的则是任何社会中主导产业形式的变化。［16］
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不可混为一谈。科学革命通常是指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飞跃和科学研究的社会组织形式的重大变革；技术革命是指生产工具和工艺过程的重大变革，而产业革命不仅具有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内容，而且具有经济和社会的性质和内容。所以，科学和技术的革命只是在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时才会促进产业革命发生，并非任何技术革命都能导致产业革命。［17］
五、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
学者们从多方面对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由于论述角度不同，因而结论各异，现将其归纳如下：
1.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它引起生产力各要素的变革，使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二是使整个经济结构发
生了重大变化，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加强了产业结构非物质化和生产过程智能化的趋势，而且引起了各国经济布局和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此外，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其丰富的内容使管理发展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并实现了现代化。［18］
2.对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的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带来了物的现代化，引起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而且也造就了一代新人与之相适应，使人的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逐步走向现代化。［19］
3.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以及各种“人—机控制系统”的形成，使生产的自动化、办公的自动化和家庭生活的自动化（即所谓的“三A”革命）有了实现的可能。预示着人类社会将从机械化、电气化的时代进入到另一个更高级的自动化时代；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的发展标志着人类社会已从被束缚于地球表面的“地球居民”时代进入一个远为辽阔的陆海空立体新时期；基因重组技术、结构化学和分子工程学的进展使人类获得了主动创造新生物和新生命的创造力，标志着人类正在由“必然王国”一步步走向“自由王国”。［20］
4.对资本主义的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向国家垄断过渡。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这就使得原有的私人垄断不能适应生产力高速发展的需求，因而迫切要求国家垄断的充分发展和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
5.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提高了世界生产力水平，加速了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世界货币金融关系的变化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推动了跨国公司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井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和经济战略的变化。［22］
6.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一方面加剧了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使资本主义各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新变化；另一方面使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抗衡的斗争中具有强大的动力。同时，第三次科技革命扩大了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23］
7.对全球问题的影响：科技革命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领域，提高了人类向自然作斗争的能力，从而把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进到一个前人所无法想象的新高度；另一方面也带来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如：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以及核灾难的威胁，这些问题难以控制的恶性发展使人类的处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困扰，成为举世关注的全球问题。［24］
此外，有的学者认为，功勋卓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而且使西方一批发达国家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先后实现了高度工业化，走完了工业社会的最后历程。［25］
注释：
［1］彭献成：《试论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于美国的原因》，载《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6期。
［2］刘仲：《发展技术论》，学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215页。
［3］［14］彭树智：《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三次技术革命》，载《西北大学学报》，第25卷（第88期）。
［4］［7］［15］［18］［19］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页、291—293页、280—294页、298—301页、302—303页。
［5］［10］［11］陈能宽主编《理性的辉光：科学技术与世界新格局》，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17—20页、13—16页。
［6］［20］［22］［23］胡才珍：《精粹世界史：20世纪科技革命与世界历史进程》，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158－159页、160—164页、164—168页。
［8］［24］吴光宗、戴桂康主编《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当代社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8—94页、238页。
［9］刘大椿、马书春：《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载《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3期。
［12］陈本红：《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科技革命》，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13］钟伦荣：《科学技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载《长沙电力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16］［25］孙衔、刘迅等著：《简明新技术革命知识辞典》，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133页、139页。
［17］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资料室编《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介绍》，经济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页。
［21］林今柱等著：《科技革命与当代中国的命运》，中国纺织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第三篇：第三次工业革命心得体会
读书心得体会
——《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近段时间，我阅读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书，该书中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模式——互联网与可再生能源相结合——很有可能化解人类面临的资源困境，甚至改变世界经济模式。
读完这本书后感到振奋、倍受鼓舞的同时，也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了作为基层领导干部所肩负的责任与压力，对于新形势下如何发展好乡镇经济，如何走好科学发展观之路，如何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有了更深的体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感受：
一、要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积极引导全乡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加大思想解放深度与广度
我乡地处XXX但距离城区较远，再加上交通不便利，人们思想过于保守，长期以来严重影响经济发展。随着互联网技术日益完善，信息共享越来越多，互联网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并一步步深入到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思想解放程度决定改革深度、开放力度、崛起速度。目前，XX全市上下正在全面深入开展解放思想活动，先进的思想观念是潜在而巨大的“生产力”，谁抢占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制高点，谁就能把握发展主动权，谁就能快人一步、先期发展。对于XX来讲，全乡干部群众要依托互联网进一步解放思想，敢想敢做，二、要以杰里米·里夫金为我们描绘的蓝图为指引，推动全 乡实现跨越发展
书中指出我们已经进入后碳时代，化石能源已经不可持续，可再生能源将是未来的主要能源。XX乡属于典型的传统农业大乡，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于上升阶段，我们以此为机遇，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不能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中，要以三项重点工作为依托，努力实现全乡跨越发展。一是抓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招商引资要注重无污染、低排放的项目；积极引进数字化、高效化、智能化等朝阳产业，做好各项目的后续服务工作，帮助项目做大做强。二是抓全乡和谐稳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稳定是发展的动力和基础，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广大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通过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烟花爆竹行为，认真排查处理各类农村矛盾、隐患，力保XX乡的和谐、稳定，抓好稳定促发展。三是抓民生事业。书中提到幸福衡量标准改变开始对衡量经济财富的关键性指标产生重要影响，生活质量的提高离不开共同体之中每个人的积极参与，所以要求每个成员都要有高度的责任感，确保在追求过程中不让一个人掉队，在实际工作中，要切实抓好信访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不断加大民生投入，不断提高群众的生活幸福指数。
三、紧跟时代潮流，提高党员意识，全面推进我乡党建迈上新台阶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开放关键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 2 会关键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推进社会稳步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了服务于经济发展，更是要坚持把党委班子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首要任务来抓，齐心协力共谋发展。一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广大党员干部更要以思想凝聚力量，用旗帜引领方向，提高干部素质、转变干部作风，建立一套科学、理性的XX乡工作机制。二是强化目标责任考核。认真落实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责任制“双承诺、双述职、双评议、双公开”制度。推行基层党建工作目标管理，落实、细化基层党建工作目标责任书。三是加强基层民主建设。针对经济发展终于到的新问题、新矛盾以健全村民议事会制度为突破，实行定期例会制和急事召会制，坚决做到 “村民主村事”、“村事民作主”，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来。
第四篇：《第三次工业革命》读后感
《第三次工业革命》读后感
工作闲余时间拜读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本书，然而读完之后，却并没有什么太深刻的感觉，作者似乎泛泛而谈，描绘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世界和我们的时代相去甚远，想要从中寻找到一些痕迹，却发现徒劳无功。
有天晚上在进行网购的时候，突然发现，似乎淘宝网就是作者描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最符合各种条件的存在，有一个大型的虚拟平台，数以百万计的商家在这个虚拟平台上兜售商品，以亿万计的消费者上网的时候，通过这个平台挑选自己需要的商品，然后通过先进的网络通讯和商家进行交流，最后达成协议。商家派货，通过四通八达的公路系统，将货品送往全国各地。
《第三次工业革命》书中描述的新型的经济形势和商业形式就是类似的模式，扁平式的销售节点遍布全国各地，以淘宝网的网络系统为依托，形成一个庞大的整体，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整体，但是每一个商家都是淘宝网的商家，或者说是主人。庞大的通讯系统为实现这个整体和个体之间有效互动做出不可磨灭的帮助。
这时候我才猛然发觉，原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实际上已经在我们的身边发生了，只是我们却从来没有深入的探讨，所以难以轻易察觉。这时候，我又想到一种新兴的职业——网络自由写手，同样是以先进的通讯网络为先决条件，数以万计的网络写手在各个网站上发表自己的小说，将自己光怪陆离的想象写成文字，放在网上发售，然后赚取可观的金钱。因此，也出现了不少的网络小说公司和网站，在业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网络小说已经成为年轻一代生活中的一部分。
这两个实例让我意识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的确确已经发生，虽然之前并没有什么人明确的提出来这个概念，即便是提出来，却没有能够很好的总结，它发生的标志和发源地。作者的这本书很明确的指出来，人类，已经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
然而如何让本书提出的先进理念为我所用？之前尚未考虑，可是读完一本书，却没有属于自己的思考，这和没有读书没什么区别，甚至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思考，而是创新。
借鉴之前成功的经验，我思考的范围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首先一个，是公司相对于整个工业的思考。
相对于整个工业来说，每一个公司就是一个小小的“发电站”，也许一个单独的公司的力量很小，然而数以万计的公司发挥出来的宏观力量绝对不容小觑。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之一，另外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先进的通讯网络。
对，我们需要一个先进的通讯网络，可以让整个工业都容纳其中，或者说是部分容纳其中，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平台内知道我们想要的信息，比如产品的需求——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需要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可以迅速接收到信息，然后投入生产之中；比如原料的供给，什么地方的原料更加便宜，质量更好，再加上运输费用，可以让我们选择最佳的原料供应商；比如设备的更新，某个公司生产出来的机床能够满足日益精密的生产要求，我们可以通过平台得到最快的讯息，让公司始终保持鲜活的生命力。若是数以万计的公司都能够这样做，那么带给整个工业的利益，就显得尤为庞大了。
这个设想中的网络平台需要庞大的资源，需要数以万计甚至百万计的公司——各式各样的公司参与其中，需求的多样化，供给的多样化会使得整个工业网络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建设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需要的资源也肯定不计其数，如若没有国家政府的支持，却难以实现。
相对于庞大的全国性工业网络来说，这的确有些难以实现。然而一些相对于整个工业而言是小型的产业园的出现，却也能够初步完成这个网络平台的一些要求。以城市为依托，形成产业园区，加强上游供应商和下游产品销售与自身的联系，产业园区聚集大量性质相似或者相近的公司，依靠产业园区的信息化，甚至不用担心生产的原料和销路问题，专心进行产品研发和生产，并且以更好的产品和过硬的质量为工业园区做广告，让产业园区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形成良性循环。公司和产业园区形成互依共存的关系，这便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诉求。并非说，必须像书中所说，未来的工业形式必须如同能源一样，庞大的网络将数以万计的微小企业联系在一起才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精髓。“罗马城并非是一日建成”，如果不切实际的将现行工业分割成书中描述的样子，只会对现有工业造成不可预计的破坏。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循序渐进的，一年两年之内可能看不出巨大的改观，完全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可能需要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
除去公司层面的思考之外，或许这样的思考有些不切实际，毕竟即便是产业园区的建立，也不仅仅能够靠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思考就能够建成的，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调研，进行数据的推演，还需要政府的支持才能够实现。那么，下面的思考，也许更加实际一些。
相对于公司这个整体而言，每一个员工就是一个小小的“发电站”，我们的生产力就是我们产出的“能源”，公司付给我们薪水的实质，就是向我们购买“能源”。若是这样，那么公司就应该尊重每一位员工，因为他们才是真正支撑起公司的人物。
然而公司和员工的关系却未必限于这种刻板的关系，也许体力劳动者无法实现，但是对于脑力劳动者，完全可以在工作地点之外对公司的事情进行处理。我曾经想象着一种工作方式，员工在家里面进行工作，将工作的成功通过网络提交给公司，公司按照成果的大小支付给员工一定的报酬。这种形式的工作方式并非不存在，事实上，它们已经在某些新兴的企业中开始实行。
相对于微研公司，我想，依旧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和某些并不属于公司的员工进行交流互动，比如一些简单的设计，如果公司的设计人员根本拿不出时间来完成，就可以在网络上发布任务，由一些网络上的一些设计人员进行设计，然后根据设计的结果由公司的人员进行考核是否符合条件，付给设计人员一定的报酬。这样既可以在公司的繁忙季节分流一定的劳动强度，而且还不用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公司的规模，还能够保证任务的顺利进行，顺便为公司打了广告。并且，如果这些设计人员的工作完成的很出色，未必不能够保持长期的联系，进而挖来更好的设计人员。当然，这一个想法的前提条件是拥有一个开放性的设计平台，能够将公司的任务发布出去，另外，则是任务的保密措施一定要做的很好。这样，公司的实体的规模可能并未扩大，但是软实力和业务的范围却已经扩大很多。
第五篇：第三次工业革命读后感
《第三次工业革命》读后感
“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自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提出之后，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国经济需从依赖要素投入到依靠全要素增长率推动的阶段，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编辑、《第三次工业革命》专题作者保罗·麦基里 我把这次工业革命定义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在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第一次产业革命”是在18世纪后期的英国，纺织业工厂机器生产取代了作坊手工制作，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产业革命”是在20世纪初期，开创了规模化生产的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将迎来制造业的数字化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 张永生 第三次工业革命现在确实已经初露端倪。比如，所谓的3D打印，我要一个杯子，可以在网上下载一个相关软件，然后把它打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未来制造业的模式可能会发生变化，很大程度上变成一个分散的生产模式，不再是一种传统的、集中大规模的。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贾根良 相比于“工业革命”，我更倾向于“技术革命浪潮”这种提法。从18世纪70年代至今，世界经历了五次技术革命浪潮。任何一次技术革命浪潮，都有相当长的酝酿发酵期。目前我们正处于第五次浪潮的拓展期，同时也是新一轮技术大爆炸的萌芽期。新材料、新能源、纳米技术和生物电子等最尖端的技术，目前大多处在实验室阶段，没有能够大规模投入生产。“大爆炸”什么时候到来，谁也不能准确预测，但可以看到一个大趋势已经在酝酿之中。
谁也不会怀疑，中国已是响当当的工业大国。
十六大以来，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全面提升，制造业大国地位初步确立。在22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我国有7大类行业全球第一，水泥、汽车、家电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全球居首。尽管2008年起持续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但中国工业企业规模仍然快速增长。据美国经济咨询公司环球通视数据，2010年我国制造业产出占世界的比重为19.8%，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工业已不再满足于规模扩张，而是更加注重发展质量的提升。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十七大又进一步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工业由大到强。十年砥砺，中国工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加强，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兼并重组持续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着重发展，尽管经济运行形势曾跌宕起伏，尽管世
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中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都导致了劳工的贬值。《经济学人》似乎没有注意到，现代工业流水线的起源，远在福特之前，最早可以上溯到威尼斯造船厂。众所周知，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威尼斯为欧洲头号海洋贸易帝国，其战舰和运输船队主宰着地中海。造船业因此成为威尼斯的立国之本。而威尼斯的造船厂和贸易船队，都属于“国营”，以集中资源确保海上贸易的安全。到了十五、十六世纪，威尼斯造船厂渐渐开始了工业组织的革命，发明了类似于现代汽车制造业中的“生产流水线”，即在工厂内部进行细致的专业分工，先制造标准化部件，然后在“流水线”上组装。这使得经营管理越来越复杂，而每个工人的具体工作则越来越简单。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工业组织，更是奠基于这种“威尼斯造船厂原则”。“泰罗制”就是把工人简单、重复性的动作进行量化分析，总结出最优化的规范，仿佛是给活人的动作编程。人也因此变成了机器。这种人的异化，在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前两次工业革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引起了深刻的冲突。现代社会的一大标志，就是人的权利觉醒，人们对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和自由越来越珍视。普选使广大劳动阶层拥有了政治权利，个人就更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但是，现代工业体制的逻辑，则把人变成经过编程控制的机械手，其意义仅仅是按照指令重复简单的动作，并且可以像机器部件一样被随意替代。在经营逻辑上，劳动力越贬值、越具有部件式的可替代性，企业就越能降低成本、摆脱对工人的依赖，变得更有竞争力。这种人权、人性在政治社会领域高扬，在生产领域无足轻重的冲突，多少解释了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美国大萧条前的一系列劳资冲突。如何在一个崇尚个人的社会让工人们心甘情愿地从事越来越“非人化”的劳动，进而成为企业管理的核心课题。二十世纪以行为主义为核心的心理学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对应这一工业组织革命的挑战。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可能将这一潮流逆转。聪明软体、新奇材料、智能机器、三维印制、网络软体服务等等，使工厂逐渐走出大批量制造的时代，生产少量但多样化的产品。也就是说，从设计到开模生产，只要在电脑上设计，就可三维“打印”出物件。这就彻底改变了简单重复性操作的格式，使制造业和信息高科技等智能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使发明和制造过程充分整合。这就经常要求设计人员和生产人员在没有语言障碍的情况下保持零距离的互动，并贴近客户即时回应其需求。当然，设计和生产过程的合一，也使知识产权的保护变得更为重要。要想把生产过程外包出去、把核心设计秘密留在自己手里，也越来越难办到。凡此种种，都将促使企业舍弃把制造过程“外包“到低工资国家的战略，而把核心生产部门搬回国内。
可以说，我们对于里夫金们的书仍然带有一丝焦虑。这是近代以来所遗传的发展之焦虑、深恐落后之焦虑。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其代价惨重。世界历史不幸告诉我们现代化本身具有一种侵略能力。现代化一旦在某一国家或者地区出现其他国家或地区为了生存和自保就必然采用现代化之道。因为现代化作为一种理性化和效率化的过程能够更有效地动员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力物力。针对这一侵略力量能做的最有效的自卫则是以其矛攻其盾。任何想要自立的民族只有迎头赶上。在现实版本中这一现代化很大程度上被缩减为工业化进而再被简化为诸经济要素的重组社会和政治变革也经常服务于这一经济目的。纵使今天的世界已全然不同但这一得自历史的记忆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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