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如何正确把握运用好谈话提醒等四种处理方式
大家知道，在《纪律处分条例》《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和《监察法》《政务处分法》等多部党纪国法中，都对谈话提醒（约谈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和诫勉（诫勉谈话）四种处理方式作出了具体规定，为我们精准把握“四种形态”的政策策略，用足用好第一种形态提供了根本遵循。
但在现实中，这些规定的字面表述虽然基本一致，但在不同的条规中其含义又不完全相同，由于对其理解把握不准致使谈话提醒等四种处理方式运用不充分，尚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笔者经过比较分析认为，实践中应严格区分、准确把握谈话提醒等四种处理方式在如下两种情形中的不同含义，从而严格依规依纪依法运用好谈话提醒等四种处理方式。
第一，要注重分别在监督检查、谈话函询、初步核实中。
视情况作出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处理。
这是“四种形态”中第一种形态最常用的情形。《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在第三章“监督检查”中第十五条规定：“纪检监察机关应当结合被监督对象的职责，加强对行使权力情况的日常监督，通过多种方式了解被监督对象的思想、工作、作风、生活情况，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或者轻微违纪问题，应当及时约谈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谈话”；又在第五章“谈话函询”中第三十条规定：“问题轻微，不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采取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谈话等方式处理”；还在第六章“初
步核实”中第三十五条规定：“承办部门应当综合分析初步核实情况，按照拟立案审查调查、予以了结、谈话提醒、暂存待查，或者移送有关党组织处理等方式提出处置建议”，对此，其《释义》分别作出的解释是：“问题轻微，不需要追究纪律和法律责任，但需要对本人谈话提醒的，按照规定程序报批后办理”；“发现被核查人存在一定违纪问题但不需要给予党纪处分，或者虽有违纪问题嫌疑但难以核实认定的，可以视情况提出诫勉或者给予组织处理等建议，按照规定报批后，通过移送有关党组织处理等程序办理”。等等，党纪条规做出的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把监督挺在前面，把纪律挺在前面，切实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把抓早和抓小做实做细，提高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执行上述这类规定应重点把握好三个方面：一是在事实上，基于处理的违纪违法问题比较轻微，应当不需要追究其纪律责任或者法律责任，甚至是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二是在情节上，应当注重区别对待，一般对于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给予谈话提醒、批评教育，对于比较轻微的问题给予责令检查、诫勉；三是在形式上，按照《问责条例》及中组部《关于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提醒、函询和诫勉的实施细则》等有规定，除诫勉以问责决定的书面形式作出外，其它三种形式的处理可以谈话笔录等形式作出，提升质效。
第二，还应在立案审查调查终结后，对于符合免予、不免处分者，应当作出。
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处理。
这是“四种形态”中第一种形态运用的又一种不可缺少的情形，但现实中有的人不想用、不愿用、不敢用。其实，这是党纪国法作出的明确规定。《纪律处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对于党员违犯党纪应当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但是具有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本条例分则中另有规定的，可以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或者组织处理，免予党纪处分”，而且还在分则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九条等数条中，分别对因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有关违纪活动者，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同样作出了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的规定；《监察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对有职务违法行为但情节较轻的公职人员，按照管理权限，直接或者委托有关机关、人员，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或者予以诫勉”；《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规定：“公职人员违法行为情节轻微，且具有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以对其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或者予以诫勉，免予或者不予政务处分”。等等，党纪国法做出的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我党一贯坚持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和“三个区分开来”的新要求，有效实现“四种形态”中第二种形态向第一种形态转化，从而把“治病”是为了救人的真正目的落到实处。
执行上述这类规定应重点把握好四个方面：一是在违纪违法事实上，行为人已违反了党纪国法，并且达到了应当给予其警告等轻处分的程度；二是在情节上，对于同时符合党纪国法所规定的从轻减轻情节的，不论是应当作出轻的党纪处分、政务处分或者处分，均可视情况作出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的处理；三是在程序上，按照《监察法》第四十五条等规定，应当经过立案审批程序，在审查调查终结后视情况作出；四是在形式上，应当依照《政务处分法》第四十四条等有关规定，以作出免予、不予处分决定的书面形式，视具体情况相应的作出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的处理。
第二篇：如何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如何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9月下旬，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调研期间着重强调：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四种形态”的新提法，既接续了十八大以来监督执纪“抓早抓小”的方法论，又紧跟正风反腐当前形势，在执纪具体“攻略”上作出战术规划，彰显了高明的政治技艺。如何从思想认识、行动举措上将“四种形态”运用至炉火纯青，为全面从严治党供给核心动力，这将是纪检监察机关当前和今后工作的主打方向。
一、“四种形态”显明科学执纪的要义，提升党内治理现代化水平
“四种形态”，其本质是从操作层面织密执纪监督的笼子，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操作手册，主要目的是对破纪与违法现象进行全方位、综合辩证诊疗。具体而言：第一种形态解决的是党员干部破纪之初的思想意识问题。党内关系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开展，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就能改变庸俗、“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式的党内关系，使党员干部未触线先警醒，把坏思想、坏想法消灭在萌芽状态，使小毛小病在事前就能得到监测并医治，护佑整片“森林”繁茂茁壮。第二种形态最为重要。当一些干部行为已然破纪，尚未铸成大错之时，这时该处分该处理就绝不要手软。如此，一方面能使轻违纪党员干部及时知止收手，切断由“好同志”陡跌至“阶下囚”的通道，起到惩戒警示作用；另一方面，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正表明党委、纪委正积极有效履行“两个责任”，让纪律通电并得到严格执行，没有使之处于“睡美人”状态。严重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的“第三形态”，体现了组织对干部的“最后挽救”，用类似“资格刑”的重处罚方式，让违纪情节严重的干部停职反思、悬崖勒马，防止其贻误终生。第四种形态的使用强调是“极极少数”，描绘出监督执纪的“理想型”，如果前三种形态得到最佳落实，那么第四种形态的运用一定是极极少数。
总之，“四种形态”深刻切中了违纪现象的共性规律，从违纪“起意”、违纪行为露头等各个节点，设置稳固的防火墙；同时予以分类诊疗、分层治理，为“纪律治本”构造基础，全面提升了党内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科学化、现代化。
二、“四种形态”侧重惩防一体，凸显“爱护干部”的本意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党的一贯方针，多年来在管理干部上我们也一直有“严管就是厚爱”的认识，但往往缺乏具体的标准，对“严”没有一套精细化的落实流程，日常化提醒教育监督干部上力度薄弱。“四种形态”的提出，凸显了组织保护干部的“初心本意”。仔细分析前三种形态，其实是在给党员干部违法犯罪设置三重“带电的高压线”，只有冲破了这三道障碍，党员干部才会走上违法犯罪的不归路。把握运用好“四种形态”，可以有效阻断违纪进程，并以常态化严管干部的方式，做到“防病于未萌、治病于初起”。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知道，全面从严治党绝不仅仅是事后式的重典治腐，不能仅仅停留于对贪污腐败问题的“末端打击”。强调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就是要把监督执纪的关口前移，在惩防并举的同时更加注重预防，用最多的办法、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和挽救，使踏上不归路、最终身陷囹圄的党员干部成为极极少数，从而在预防腐败上构建立体防治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四种形态”真正体现与落实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三、“四种形态”的提出绝不意味着要放缓反腐节奏
有论者认为“四种形态”的提出意味着反腐败工作将要“转段”、进入“淡季”，中央要放缓反腐节奏。这些思想认识是极其错误与荒谬的。思想观念如果没有实践实证作为支撑，没有放宽“历史视野”，就是一种“虚假意识”。反腐放缓这种“虚假意识”，一是对我们党反腐败的认识欠缺“历史”纵深，没有看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反腐败决心坚定、意志顽强，将其上升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来认识，一以贯之地强调反腐败是输不起的斗争、永远在路上的战斗，重点强调要“不设指标、上不封顶”。最近总书记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再次重申：“我说过，反腐没有休止符。”反腐败不是一场战役、一次运动，它直接关涉党的人心向背，是基于公权私用、人性贪欲这一“生物学”特征所采取的永恒战斗。只要丑陋的腐败存在一天，党就会坚定不移反对一天。二是“四种形态”的提出其实就是要从“治本”层面反腐败。“四种形态”强调执行纪律要更为精细严格，通过层层设卡，让8700万党员筑牢纪律底线意识，从根本上减少乃至杜绝腐败行为的发生。应对腐败更注重从高压严惩到常态严管，在“不能”和“不想”上做足文章，将腐败行为表象和思想根源“一网打尽”，更有利于最大限度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进而助力反腐取得压倒性胜利，帮助我们从“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中快步走出。（十堰市张湾区纪委
田富莲
张磊）
第三篇：把握运用四种形态 落实《准则》《条例》要求
把握运用四种形态
落实《准则》《条例》要求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前不久，王岐山同志在福建省调研时，提出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一是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二是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三是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四是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王岐山说，这“四种形态”都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必须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真正体现对党员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
10月21日，中央又印发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四种形态”的提出和《准则》《条例》的颁布，进一步彰显了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新理念，体现了依规治党、关口前移的新要求，是贯彻***从严治党、依规治党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五中全会要求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的要求。所以认真学习、深刻理解两项党内法规，准确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内监督，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证，对落实、落细总书记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具有重要意义。我的体会共分四个部分。
一、“四种形态”提出和《准则》《条例》修订的大背景
“四种形态”提出以及新的《准则》《条例》的颁布，是一组分量很重、相互配套的依纪管党治党的组合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密集推出？我认为有四大背景条件。
（一）这是恢复和发展党的优良传统的现实需要
***说，我们党是靠铁的纪律和革命理想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就是说，一靠理想，二靠纪律。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只有十五条，却首创了好几条重要的纪律规定，而且有些纪律严格的程度，超过了现行党章和党纪的规定。例如，党员没有理由连续两次不参加党的会议，就予以除名。党员必须受到当地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对党员从事的职业也作了一些限制，必须服从革命需要，还要公开职业收入。作为一大代表的陈公博、李达，就是因为反对党制定严格的纪律，希望党只是个来去自由的空谈俱乐部，而先后脱离了党。我认识一位建党初期参与在日本建党的革命老前辈。他就告诉我，在日本成立中共党组织时，首批党员多是由北洋政府派遣的官费留学生。起初党员人数不多，党组织负责人也是平时在学校上课，课余从事党的工作。后来党员越发展越多，中央就要求留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说你不要再读书了，你改为专职从事党的工作。但这位负责人有个情况，再过几个月他就可以研究生毕业了，他犹豫再三，就试探着向中央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能否再让他兼职做几个月，等毕业了就专职做党的工作。我就问这位老前辈，我说中央答复他了吗？这位老前辈告诉我，中央没有答复。但这个负责人很快就发现了，从此党的任何活动都不再通知他参加了，负责和他与党中央联系的那个同志也找不到了。他明白，自己是被组织上给“甩”掉了。尽管他后来在抗日和反蒋斗争中，始终和我们党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还多次通过自己认识的党员向中央提出请求，希望能批准他回到党的队伍里来，但再也没有被接纳。直到全国解放以后，他还是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政府的工作。因为中央认为，一个把个人的学业看得比党的工作还重要的人，很难想象在党需要他做出更大牺牲的时候，会是什么态度，中央认为这样的人就不适合留在党内。
王岐山同志说，昨天、今天和明天，历史、现实和未来一脉相承，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而我们党就是这样一个英雄群体，维系这个群体的最重要的纽带，就是要从严治党，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但也必须看到，改革开放60多年来后的今天，随着人们价值观念的多样化、社会生存方式的多样化及社会流动性的加强，“组织松懈”“纪律敷衍”的问题，不仅大量存在，还有所发展。有的下海经商或进城打工的党员，几年不和党组织发生联系，不参加组织生活，不缴纳党费。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这里固然与两新党组织的建设还不完善有关，也和党员本人缺乏严格的组织观念和纪律意识分不开。包括有些党的领导机关，在执行纪律上也大打折扣。例如，所谓“小产权房”都不是哪个农民个人私搭乱建的，而是乡村基层组织占用农田成片开发的，建房的时候就知道这是未经规划的非法建筑，买房的也都知道这是没有产权的所谓小产权房，可是建得照建，买得照买，据说现在全国已经达到几千万套、可以住上亿人的规模。而对这种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乡村基层组织负责人，不要说受到法律追究，受到党纪追求也不多。而且，这些小产权房都不是一个晚上冒出来的，有的已经一期、二期、三期的连续建了好几年，一直大张旗鼓地卖，能说上级领导对这些摆在马路边上的事都不知道吗？为什么出现集体失语？类似现象如果长期得不到纠正，我们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中央的方针政策就得不到贯彻落实。
王岐山同志说，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不严、责任担当缺失，对党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此。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削弱党的执政能力、动摇党的执政基础。
（二）对十八大以来“打虎拍蝇”经验的深刻总结
全国解放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带领中国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时期。但党内存在的“四风”和腐败问题，也对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产生很大的破坏性影响。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打虎拍蝇”。有国外媒体称，当前中国的反腐败，是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反腐败斗争，我认为说得非常到位。
中央为什么要下这样大的决心反腐？用总书记话说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尽管对于腐败问题，人民群众的反响一直很强烈，党内也早有这样那样的议论和传闻。但很多案件在这两年被揭露出来后，还是让人们大吃一惊。总书记说：“一些腐败分子贪腐胃口之大、数额之巨、时间之长、情节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总书记本人都是非常愤怒乃至震惊的。谁能想到，北戴河供水公司经理这样明显属于“苍蝇”级别的腐败分子，竟能被从家里搜出上亿现金、37公斤黄金、68套房产手续。还有一些村官，也被人们称为“虎蝇”，什么是虎蝇？就是苍蝇的身段，老虎的胃口，贪腐也动辄过亿；甚至教书育人的高校也成了腐败高发区。2014年6月成都中医药大学应届毕业生收到紧急通知：立即送回由校长签名盖章的毕业证书。因为校长范昕建刚刚在5月30日被抓了，学校赶忙重新制作了毕业证，校领导的签名盖章换成了党委书记张忠元。但让毕业生们郁闷地是，拿到新的毕业证书不到1个月，党委书记也被抓了。因为在国家投资10亿元的新校区建设里，他们俩人先后收受工程承包商所送的财物达到1280多万元。还有我国的石油工业，特别是大庆油田是靠在冰天雪地里吃干粮、住干打垒起家的，王进喜那句“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话至今言犹在耳，但***负责中石油后，竟然每次请客都不少于10万元，他们是吃饭还是烧钱？而徐才厚、**等人府第的奢华程度，以及从中抄出的堆积成山的现金和各种奇珍异宝，更超出了善良人们的最大想象力。能够和他们相比的只有清朝嘉庆年间从和珅家里抄出的折合上亿两白银的赃款赃物，所以军报称其为“国妖”。这些胆大妄为的腐败活动如果得不到惩处，善无善报、恶无恶报，就会产生很强的传染性，我们的党、国家、军队，即使是金山银山也会被掏空，党心、军心、人心也会被他们掏空。到了那个时候，也许一个偶发事件，就可以导致政权更迭，国家变色。这在发生剧变的东欧尤其明显。有的国家规定，党政机关处以上干部都要登记，从此打入另类，很多所谓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和职业不准他们进入。有的把军队的政工人员和高校里搞社会科学的老师都扫地出门，共产党都垮台了，还要你们这些搞意识形态的干什么？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的遗孀，起初能够领到的养老金只能折合24欧元，连吃饭都成问题。所以有老同志慨叹说，如果不是以***为总书记党中央，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高度责任意识，强力正风、高压反腐，为被“四风”和腐败严重撕裂的党群关系止血疗伤，重新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政权，也许少则5年、10年，多则20年，就会出大问题。因此，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同志成为我们党和军队的新领袖，并不是偶然的。这就如同毛泽东在革命成败的转折关头、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的彷徨时刻成为党的新领袖一样，是历史的要求，是时代的呼唤，是人民的期盼。
但在我们感到庆幸时，也引发了深沉的思考。特别是随着一些有的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落马，他们在任时的一些事也不断被媒体挖掘和曝光出来。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其实在他们成为“阶下囚”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早就不是“好同志”了。独断专行、个人说了算；拉帮结派、搞小圈子；挥霍公款，比阔气、讲排场；和一些女下属关系暧昧，还有他的亲属子女利用他的权力影响经商办企业等种种作风和违纪问题其实已经非常多了，在干部和群众中也早有议论和传闻。但在他的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被查处之前，却极少被纪律追究和处理。有不止一位现在已身陷囹圄的领导干部在他的忏悔书中，都谈到，当时如果有人对他咬咬耳朵、拉拉袖子，如果党组织对他在纪律上踩线的时候就严厉叫停，也许就不会后来发展到惊天大案的地步。
他们在这里过于强调外在因素，问题首先还是要从领导干部本人的身上去寻找。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绝大多数违法犯罪的领导干部，并不是一开始就很坏。他们都是在党和人民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和那些对党和社会主义没有任何感情，也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和道德羞耻感、把进监狱当住旅馆的坏人比，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且他们中确实还有人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甚至有过辉煌的过去。其中有的人还做过重大贡献。
但他们也有致命的弱点，就在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下禁不住诱惑，从轻微违纪开始，胆子越来越大，贪欲越来越重，最后从“破纪”发展到违法，再到犯罪。显然，如果对干部平时不管，出了事再惩办，很容造成人财两空。人完了，造成的损失也无法追回了。
（三）巩固整治“四风”、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的成果的需要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就没有放松过各种不良风气的整治，有关的禁止性文件发了几百个，没有哪种不正之风咱们没下文制止过，而且很多都是三令五申、年年重申，为什么仍然屡禁不止，就和没有从严执纪分不开。
如***同志所说，以前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一些规定变成了‘稻草人’，摆在那里没有用”。有些党员干部自以为熟谙“潜规则”，可以小心地游离在违纪和违法之间的灰色地带，从利用关系违规地安插亲属子女，到接受礼物和小额现金、有价证券等一点点突破禁令开始，破坏纪律的严肃性。而我们中国人盛行的婚丧嫁娶和年节收礼的人情往来，也成为一些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收受现金、有价证券的重要机会。在“八项规定”公布之前，各种购物卡消费也曾经是大型商场、超市，年节期间的重要收入，有的甚至占到了销售额的20%以上。这些“摆在桌面上的腐败”，具体到每个人、每个单位似乎都不突出，只是“讲究”了一点、铺张了一点，多花了些钱、多用了些人。但这些汇聚起来，就会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八项规定”颁布近三年来，我们党风、政风出现巨大变化，实现了在上至中央、下至村组在几千万党员干部中全覆盖，就和我们各级党委、纪委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了带电的高压线分不开。
至今已经有11万多名党员干部因为违反“八项规定”受到处理，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达到35000多人。中央和省级的纪检监察机关，还创新了不定期的通报曝光具体、典型问题的制度，发挥了从严执纪的正面引导和惩戒警示作用。
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及时查处各种违纪违规问题、而且点名道姓地通报曝光，没有什么不良风气不能纠正。抓“八项规定”的贯彻落实就是从一些最具体的违纪行为入手，抓小、抓早、抓常、抓实，使纪律“扣”“越拧越紧”。王岐山同志讲，全面从严治党，首先是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的题。
因此，这次修订后的《条例》也涵盖了十八大以来整治“四风”和落实“八项规定”的要求，并从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六个方面，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而且今后监督执纪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越来越严。必将使我们的监督执纪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四）“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进一步具体化
2014年10月，***同志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强调，要依法治国、依纪治党。随后将“全面从严治党”正式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又多次谈到要深刻认识和运用从严治党规律的问题。
在2015年1月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正式提出了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重要任务，并把这项工作列为2015年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点。
会后不久，王岐山同志发表了署名文章，鲜明地提出了“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为党内法规如何修订定下基调。2015年3月至7月，他在河南、浙江、陕西等地调研时的讲话，都强调了“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要求，并对破法必先破纪的逻辑，“治病树、拔烂树”和“保护森林”的关系，以及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等概念和问题做出深刻阐述。他要求要用纪律管住大多数，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都要冲着纪律去，党委要把严明纪律体现在日常管理监督中，纪委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找准职责定位，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到福建调研时，“四种形态”的理论终于走向成熟。
王岐山同志还多次谈到，党员干部要有两条线，第一条是高线，就是理想信念，宗旨意识，第二条就是底线，就是纪律和规矩，每个党员都要向高线看齐，又决不能突破底线。修订后的《准则》和《条例》颁布后，我们大家都看到，《准则》对准的其实就是高线，《条例》对准的就是底线。10月23日，王岐山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提出，要把党的领导融入日常管理监督中。要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严明纪律中体现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敢于负责、敢于较真，同一切违反纪律的行为作斗争，维护纪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就如何把握运用“四种形态”，贯彻执行《准则》和《条例》，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我们看***和王岐山同志近年来在各种场合的有关讲话还有很多，只要梳理学习一下，就不难发现，《准则》和《条例》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是贯穿其中一条主线。“四种形态”则是围绕这条主线的最新理论概括。
二、《准则》《条例》修改的原则和特点
（一）新修订《准则》的特点
***对修订《准则》提出了十二字要求，就是“化繁为简、突出重点、针对时弊”。因此，这次修订的“廉洁自律准则”，与1997年试行，2010年修订后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有了很大变化。新修订的《准则》有三大特点。
1、范围覆盖全党
原来的《准则》主要规定的是党员领导干部在廉洁从政方面的“8个禁止”“52个不准”，属于“负面清单”，许多条款和纪律处分条例及国家法律重复。同时适用对象也过窄，仅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规范，而且只是针对廉洁从政方面，未能涵盖8700多万全体党员在廉洁自律方面的总体要求。
修订后的《准则》，则从管党员领导干部扩大到管全体党员，涵盖了现阶段党员领导干部和每个普通党员在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原则要求和规范。
2、坚持正面倡导
王岐山同志说，共产党人的根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而一个党员干部有没有理想信念和很强的宗旨意识，是可以在关键时刻反映出来的。例如，2008年发生5?12汶川大地震时，四川都江堰市向峨乡乡政府和200米以外的向峨乡中学，同时被夷为平地，两边都是呼救声。跑出这些人来怎么办？跑出来的干部都看着乡党委书记罗鸿亮。他当时就做出了一个后来受到广泛传扬的决定：就是“先救娃娃后救干部”。当他们赶到学校时，废墟上有很多家长在自己孩子所在的教室的废墟上拼命的刨挖，然后一边刨挖着一边哭喊着呼唤自己孩子的名字，当时有的群众情绪非常激动地就责问“乡干部都哪儿去了？”这时又是党员干部罗代强大声喊一声：“谁说乡干部没有来？我就是。我的娃娃就埋在下面。现在你们每个人只顾自己，谁家的娃娃都救不出来。咱们都到那边去，从埋得最浅的地方挖，多救一个是一个！”
家长们都不作声了，尽管每个人都希望赶快救出自己的孩子，但谁都明白这样做是最理智的选择，因为大家一起从最浅的地方开始挖，可以救出最多的孩子。他们拭去泪水，自动排成两队，在干部指挥下开始有序地挖掘。等很多孩子被救出后，罗代强才从裤子和鞋上认出了自己孩子尸体，他的孩子也是埋在比较厚的地方。而学校救援基本结束后大家再赶到乡政府时，由于时间太晚，12个被埋的干部中已经有7个人不幸遇难。正因为我们有这样一大批关键时刻冲得上，危难关头过得硬的共产党员，才让受灾群众从废墟中看到了希望。所以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行为准则，不论在革命年代、建设年代还是改革开放年代，都是必须始终坚持的。
反之，党员干部如果理想信念动摇，就会精神懈怠、意志消沉，淡化党的观念、漠视党的纪律，最终滑向违纪甚至违法。
所以全面从严治党光靠纪律是守不住的，必须立根固本，树立高尚的精神追求，筑牢思想道德防线，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努力解决好“不想腐败”的问题。
因此，这次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是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党内廉洁自律规范，成为向全体党员发出的道德宣示和对全国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
针对人民群众对不正之风反映最强烈，对腐败最痛恨，《准则》鲜明的提出了坚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监督的规范，要求党员干部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这是对《党章》关于廉洁自律要求的进一步阐发和具体化。廉洁是共产党人的基本要求。新修订的《准则》继承和发扬党的制度建设的好传统，借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表述，向全党提出了“四个必须”和“八条规范”，即包括“四个坚持”“四个自觉”，集中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追求。《准则》做到了要义明确、一目了然，将适用对象扩大到全体党员，要求党员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坚持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坚持尚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同时对党员领导干部也提出了廉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等更高的要求，二者相互贯通、浑然一体。
《准则》还开宗明义的提出了全体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必须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须自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将落脚点放在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总之，《准则》变“不准”为“自觉”。不作禁止性的规定。展现了党的先锋队本色，树立起来了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够得到的高标准。
那么，原来《准则》里的52个“不准”都失效了吗？不是的，其中有48个“不准”经过修订以后，被吸收进了新的《条例》，将继续在“负面清单”中发挥作用。
3、做到删繁就简
《准则》在对象上做了“加法”，实现了对全体党员的全覆盖，在内容上做了“减法”。原来一共4个部分、18条、3600多字，修订后一共是8条、309字，篇幅一下子减少了90%以上。成为突出廉洁主题、不讲禁止性规定的“正面清单”。而《条例》从内容看，原来一共3编、15章、178条、2.4万多字，修订后的《条例》尽管把那48个“不准”吸收了进去，也只有3编、11章、1.7万多字，新增、去除和修改的比例高达近90%，而且有些章节完全是新添的，可以说是“脱胎换骨”。
（二）新修订《条例》的特点
所以这次新修订的《条例》和1997年试行，经过修订后于2003年颁布实施《条例》也有很大变化。它也表现出三大特点：
一是实现了“纪法分开、纪法各表”。《条例》修改时要求，纪律的归纪律，法律的归法律，一方面使得纪律挺在了法律的前面，比法律规定更加严格，对党员提出了比老百姓更高的要求，有利于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避免党员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使得纪委和司法部门的工作更加泾渭分明，避免了工作上的重复交叉、纪委变成了党内的“公检法”。因此，原来十大类的纪律中与法律重复的贪污贿赂、经济秩序、财经纪律、渎职行为、社会管理等类别，一共将近80条被取消，重新归纳为政治、组织、廉洁、群众、工作和生活这六大类纪律，虽然在数量上少于原来的十大类纪律，但却完全做到了“纪律姓纪”，它的“制度成色”有了质的飞跃，厘清了纪律和法律的界限。
二是突出了政治纪律。把政治纪律列为六大纪律之首，特别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违纪条款。这些都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结合“打虎”“拍蝇”的实践所丰富的内容。在谈到违反政治纪律的现象时，总书记曾一口气讲了七个“有之”，即“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这些我们都可以从新修订的《条例》的负面清单中，找到相同或类似的表述。
三是降低了处分门槛。有人称新修订的《条例》是中共“史上最严处分条例”。这主要指两种情况，一种是党纪处分的覆盖面比过去更全了，包括群众纪律、生活纪律方面新增的不少规定，另一种就是《条例》里原来就有，但很多时候没有严格执行，现在要按照“四种形态”的要求抓早抓小。***同志说：“我们现在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是不是过严了？答案是否定的。很多要求早就有了，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不存在严过头的问题。”
总之，《准则》和《条例》是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制度安排，为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明确了对照的标准、提供了衡量的尺子，也使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做到了有规可依、有据可循。
三、运用“四种形态”落实《准则》《条例》
《准则》和《条例》如何贯彻执行？关键要把握好“四种形态”。这是对我们党“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思想的细化延展，有助于把《准则》和《条例》的要求落到实处。
（一）第一种形态
监督执纪的第一种形态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最重要的就是对党内同志的缺点错误及时指出，在原则问题上进行积极的、健康的思想斗争。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重要途径，是通过日常监督管理，预防党员干部踩红线、闯雷区的重要措施。事实上，当党员干部出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时，如果有人能及时的“拉拉袖”、提个醒，就可能将这些问题制止在萌芽状态；在问题比较严重时，如果有人能大喝一声、猛击一掌，就可能起到猛然警醒、悬崖勒马的作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医治未病”，真正好的医生不是看人得了病再治，而是从他的亚健康状态中就能发现疾病的隐患，及时采取治疗措施，防病于未萌、治病于初起。但现在我们还有不少同志把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当作一项任务。批评自己多，批评别人少。批评班子多，批评领导人个人少；讲大家都有的共性问题多，讲某个领导干部的个性问题少。非要批评个人时，也是只讲小事，不讲大事；只讲工作上的事，不讲思想作风上的事；只拿别人意见来说事，这个事群众、其他人有什么反映，而不是讲自己是怎么看的。出现这种状况，往往和怕得罪人的思想分不开。尽管我们常讲要“对事不对人”，但事毕竟都是人做的，一般情况下对事必然要对人。尽管我们常讲“君子闻过则喜”，但真正达到这样境界的君子毕竟不多。所以，我们在进行批评时很多人都存在“多栽花、少栽刺”的心理。还有的人担心，批评会遭致反弹。自己对别人批评的越重，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也必然越不讲情面，最后弄得两败俱伤，只有“你好、我好”才能大家都好。结果把相互批评变成提希望，自我批评变成谈感想。这种所谓批评和自我批评，既不可能发现问题，也不可能解决问题。
***说，抓纪律，就要敢于板起脸来批评，不要等犯了大错误才去批评，平常有问题就要及时批评。开展批评自我批评上，领导干部也要率先垂范，勇于自我“揭短”，真心实意地听取来自党员和群众的批评意见。
还要注意鼓励、重用和保护讲真话、敢批评的干部，即便是批评不够准确，也不要追责，更不能“秋后算账”，不能让敢批评的干部吃亏，更不能让奉行中庸哲学的“老好人”占便宜。这里，领导干部尤其是第一把手有没有宽阔的胸怀，有没有纳谏之海量、容人之雅量关系很大。领导干部带好了头，就能形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良好氛围。就能发现问题、找出问题，确保达到红脸出汗、同时又加油鼓劲的效果。
***同志说，只要以诚待人，诚心诚意地沟通思想，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把关心、关怀、关爱送给同志，让人脸上火辣辣、心里热乎乎。
总书记说，一个人什么时候容易犯错误？就是以为自己万物皆备、一切顺利的时候，得心应手了就容易随心所欲，随心所欲而又不能做到不逾矩，就要出问题了。所以一个人不管当到多大干部都要有组织纪律性，要自觉维护党委的权威。有的干部当行政领导时就认为自己最大，书记说什么？那就是党政不分。他当书记时候也是自己最大，市长有不同意见就是无视党的领导。这样例子还不少，总书记说了，我们的干部在不断进步中经常由正转副、由副转正，由党转政、由政转党，不能什么时候都是老子天下第一，什么时候都以自己为主。要按规矩办事，不是个人有主见、有个性就要说了算，总书记说哪有这个道理？历史上这样的教训是很多的。例如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他想发展一个党员，可支部讨论几次都通不过。他火了，亲自去押阵，说这次咱们换个办法，同意他入党的不用举手，不同意的举手。在他那个虎视眈眈下，谁敢举手？于是这个人便在全支部没有一个党员表态的情况下被发展入党了。据说有个香港记者问他，“听说您是大邱庄的土皇帝”，他竟然毫无愧色地说，“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正是这种把个人和组织、个人和党员群众的关系扭曲到极点的认识，导致他最后的悲剧性结局。但我到大寨时，发现很多大寨人至今还非常怀念他。因为在改革开放后大寨第二次创业的时候，郭凤莲外出求援。碰到一些被过去“左”的政策伤害过的干部，难免会甩出两句不中听的话：“你们大寨不是自力更生吗，现在怎么也出来求援了？”是禹作敏雪中送炭，无偿地为来访的郭凤莲提供了第一笔启动资金。当时郭凤莲非常感动，说我们大寨赚了钱，一定第一个还给您。但禹作敏说：“农民帮农民，啥也别说。”如果不是他后来自我膨胀，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农村改革带头人的。说起来也是非常可惜的。
大量事实证明，领导干部犯错误，往往和不能客观认识自己分不开。一个领导干部，能从千百人中脱颖而出，无疑在学识、胆识等方面有很多过人之处；但因此而出现的另一个情况是，被往日成功所堆积出的自信，使他可能会在复杂形势下，高估自己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主持工作的老同志，可以认为凭借丰富经验而有资格“一言九鼎”。我就从这儿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干起来的，我这儿什么情况不熟悉！所以我可以说了算！而有些主持工作的新干部，也可以认为自己很年轻就被委以重任，那是因为领导看我有改革开拓精神，我也要按自己想法去干，所以这叫恃宠而骄，而他们所处的重要领导岗位恰恰最容易出现认识偏差。因为一个人地位越高，权力越大，能听到的各种无顾忌的批评就越少。特别有些不正派的人，博取领导好感最大的本领，就是对领导的一切都赞不绝口，包括他的缺点：你不坚持必要的民主程序，该集体讨论的你搞个人拍板，可以夸你是“办事有魄力”；你不坚持原则，对犯错误的人你该处理的不处理，又可以夸你是“为人宽厚”。如果我们的领导者自己也不知不觉相信了这些，接下来的一切便可想而知，你的缺点错误会被自己当作优点而不断加以放大。
事实上，对于专在面前吹捧我们的人提高警惕，特别是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我们的人提高警觉，不入其圈套，应当是一个领导者的基本素质。但可悲的是，我们有不少领导干部就是看不透这一点。其实，某些想和领导拉关系人早算明白了，用现在时兴的话说，送“吹捧”是“性价比最好”的礼物。因为，送钱送物，还要拿真金白银，弄不好还会被纪委盯上。而送吹捧是最经济不过的，只不过多费点口水。但如果你把这样不正派的人引为知己，甚至不顾其他同志意见和群众的反映而提拔重用，甚至对他的问题也大包大揽，拍胸脯“作保”，那就会背上沉重的包袱。特别是我们现在实行干部任用问责制度后，领导者不仅要对他今天的提拔负责，而且要对他今后的一切作为负责，他的所有问题也就同时成为了举荐的领导干部自己的问题。对我们领导干部来说，你就是收获了几句赞美，却可能要赔上自己的政治生命。这种“获得”和付出的高度不对称，不是十分滑稽又十分可怜的吗？但是，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不能从那些不正派的吹拍者身上去寻找，而必须从领导干部自己身上去寻找。
为什么别的人都能听得出来的肉麻的吹捧的话我们却听不出来？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就是脱离实际的。我们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的水平高得不得了，自己的贡献大得不得了。正是这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共鸣，才使那些人的伎俩屡试不爽。而有些领导干部对自己本来就不客观的认识，就会变得更加不客观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得不到真诚的批评帮助，那么“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的危险是现实存在的。
（二）第二种形态
监督执纪的第二种形态就是“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这里面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这就颠覆了我们过去对纪律处分的一些认识。因为党内尽管早就有各种纪律处分的规定，但真正受过党纪处分的还是极少数，包括从党的十八大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两年期间，一共有18万多名党员受到纪律处分。在我们的8700多万党员中，也只占0.2%多一点。而且其中还有35000多人是因为违反“八项规定”而受处分，说明过去受处分的党员可能比例会更低。我们就算是按照这个比例，把改革开放以来受过党纪处分的人累计起来，估计也不会超过党员总数的三个百分点，也就说，至少有97%以上的党员终生都和任何处分无缘。这反映了一个现状，就是如果谁受了党纪处分，是件很大的事，说明他犯了比较严重、必须受到组织处理的错误。甚至被视为本人在政治上、历史上的一个污点。从好的方面讲，说明我们的绝大多数党员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守纪律、讲规矩的。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97%以上的党员终生都没有受过党纪处分，是否说明只有3%的党员有过违纪行为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特别在有些党风、政风不正、所谓潜规则盛行的地方，在有些地方和单位里甚至会出现大部分党员都有不同程度的违纪行为，例如为一些不正当的利益往来而吃请收礼，却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党纪追究。
造成这种状况有两个原因：一是党纪处分的门槛过高，问题要积累到一定程度，性质要严重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受到党纪追究。二是有些地方党的纪律实际上处于长期“空转”的状态。只要这个干部没达到违法犯罪程度，就不会被纪律追究。就像王岐山同志所说的：在实践中管党治党不是以纪律为尺子，而是以法律为依据，党员干部只要不违法就没人管、不追究，造成“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而纪委成了党内的“公检法”，因为被“双规”的大都是要深挖他的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等问题。只是违纪他也不需要双轨，一般的违纪不需要双轨，结果纪律审查成了“司法审查”，占用了我们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这样违纪行为问题的处理就很容易被边缘化了。
而且由于相当一部分党员尽管也存在这样那样的违纪行为，但从来没有被处分过，也就从来没有违纪被处理的切肤之痛，所以对党的纪律长期“没感觉”，脑子里就没有自己时时要受到纪律约束这根弦。包括有的领导干部因为组织公款出国出境旅游，或者滥发奖金、福利受到组织的纪律处分，而这些活动的一般参与者，实际上他也违纪了，他们对自己的违纪、不廉洁行为不仅没有任何反省，反而对那些被处理的领导干部充满了同情，认为他是为了给大家谋福利才受处分的，结果后者违反了纪律还混了个好人缘。有些对于一些落马的“老虎”“苍蝇”，也是抱着一种“看客”心态，对各种花边新闻津津乐道，却没有想到“如果换作是我”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长此以往，这样的党员干部就可能因为“无知无畏”而对“破纪”浑然不觉，“破”出了甜头以后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战底线，直至落入腐败的深渊。
所以，王岐山同志提出“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他多次提出，对那些因为自律不严而触碰纪律底线和规矩的党员，要抓早抓小、“动辄则咎”。该处分的及时处分、该处理的就要做出处理，要让纪律严起来、落下去，发挥纪律的正面引导和惩戒警示这两方面的作用。
什么是党纪轻处分？党内警告和严重警告实际上都可以归为轻处分。但是通报批评和告诫这还不算轻处分。相应的组织处理措施包括建议对被审查人采取免职、调离岗位等措施。轻处分应该对应那些违纪行为呢？其实《条例》里有很多规定，例如，在对违反廉洁纪律行为的处分规定中，就有“党员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实际工作而获取报酬或只实际工作但领取明显超出同职级标准薪酬，党员干部知情未予纠正的”；这什么意思啊？说的俗一点，就是有的党员干部的亲属子女在其它的单位，也包括在有的民营企业挂名领空饷，自己根本就不去工作，或者是实际在那儿工作了，但是他领的薪酬比他该领取的要高出一大截，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人家给你利益输送，给你送钱，变相的拉关系的手段，这种情况，如果领导干部你知情你没有纠正，你默认了，那就要给你处分。还有“将本人、配偶、子女及配偶等亲属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下属单位、其他单位或者他人支付、报销的”；包括有的领导干部全家出去吃顿饭，党员干部吃顿饭花两三千块钱，把发票让下属单位或别人拿去报销了，这种情况你就要给予处分，而且这种现象老实说还是不少的。还有“收受其他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的”；有的人以过年节送礼的形或其它形式，一次送礼，七八条中华烟，对不对，其实是你也知道他是有事求你，完全不属于正常的礼尚往来，这样的你收了，要给处分。还有“用公款旅游、借公务差旅之机旅游或者以公务差旅为名变相旅游的”。还有“在你管理、服务活动中违反了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的”。本来这个活动，这个工作是应该不收费的，是你管理服务的正常工作，你们乱收费了，这些都要给予处分。
我们在《纪律处分条例》里，大家可以看到有几个常见的限制词：“情节严重的”，还有“遭受较大损失的”，就有这个后果的，有这种情节和这种后果的要给予处分，但我刚才讲得上述这几条是没有限制词的，只要查实发生这类行为，不管情节轻重，就要给予以处分。还有一些就是带有限制词的违纪行为，过去也多数是被当作一般作风问题，批评教育、责令改正就完了，现在则明确要给以处分。例如《条例》中群众纪律和生活纪律两章中，就包括了“在社会保障、政策扶持、救灾救济款物分配等事项中优亲厚友、明显有失公平的”，你在发放救灾物资的时候，先让你的亲戚朋友来挑，然后你补助的标准也明显的对亲戚朋友要比别人要高，这个要给予处分，不公正。还有“对符合政策的群众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群众来找你投诉，向你提出要求，希望你帮助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合理应该解决的，符合政策的，但你不给他解决，消极应付、推诿，这样的造成了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要给予处分。还有“对待群众态度恶劣、简单粗暴，造成了不良影响的”要给予处分，再有“不顾群众意愿，盲目铺摊子、上项目，致使国家、集体或群众财产和利益遭受较大损失的”要给处分，还有“遇到国家财产和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能救而不救，情节较重的”。假设你乘车或开车路过一个地端，那儿刚发生车祸，司机肇事逃逸，受伤人躺在路上等着别人去施救，你看见让车绕一圈走了，说你忙，顾不上走了，最后这个人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抢救而死了，那你对来说，那对你就要给予处分，而且是比较重的处分。我们看到，这些需要给予处分的“负面清单”里，有些过去只停留在批评教育层面，但现在不同了，而是实实在在要被纪律处理。因为，这些看起来并不很起眼的不廉洁行为如果不处理，很容易导致干部的胆子越来越大，先是通过亲属拿空饷、领空饷，然后发展到最后自己干脆伸手要，从“报销”一顿饭的票据，发展到报销住宅装修、甚至子女出国的费用。同样，群众工作中的那些看似作风问题，有的甚至看似是不经意中发生的，但已实实在在地损害了群众利益，破坏了党群关系，也损害了党员干部的形象。所以给以必要的纪律处分，有助于挽回群众影响，也能够更深刻地教育本人。除了要给以处分外，中央还要求要综合用好抓重要节点、抓具体问题、抓执纪监督、抓通报曝光这些有效手段，驰而不息地正风肃纪，这样就能真正让顶风违纪者“长记性”，让心存侥幸者“收住手”。
所以，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中，重点在前两种，我们只有通过经常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防止党员干部犯错误。一旦违纪就会受到处分，我们就要使党规党纪的提醒、劝诫和制裁覆盖到每个党员，通过小过即问、小错即纠，敢抓敢管、严抓严管，及时阻断从前一种形态向后一种形态发展的路径。让党员的思想行为能够及时得以匡正和校准，最大限度保证大多数党员干部不出轨、不越界，防止小错演变成大错、小祸酿成大祸。王岐山同志说，无数案例证明，党员“破法”，无不始于“破纪”。党员守住了纪律，就不至于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才能逐步让党内关系正常化，让受严重处分、违法的党员越来越少。
（三）第三种形态
监督执纪第三种形态是“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做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对严重违纪但还不足以沦为“阶下囚”的党员，重在违纪必究，按照规定程序所给予一种比较重的党纪政纪处分，主要包括撤销党内职务和留党察看等处分。这类处分针对一些什么具体的行为？我们处分条例也有明显规定，包括违反议事规则，个人或者少数人作决定重大问题的，情节严重的。还有诬告陷害他人意在使他人受纪律追究的，情节较重的。像现在我们有的地方每到班子换届或有重要领导岗位出缺时，往往是各种匿名的举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的时候，不管真的假的，先把竞争对手搞臭了，把水搅混了再说，还有就对批评人、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人员搞打击报复的，对这类歪风邪气决不能姑息。对那些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把组织的批评教育和提醒当成耳旁风，依然要我行我素、不收敛收手的少数党员干部，就要通过重处分或重大职务调整，进行严厉敲打和警示，这是防止其踏入违法犯罪的不归路的最后挽救办法。所以我们给重处分和重大的职务调整，我们还是首先定位为要争取挽救这个干部，不要让他滑到违法犯罪的地步。
（四）第四种形态
监督执纪的第四种形态是“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这里面分为两类，一类是严重违纪的。例如，《条例》就要求，对一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人要求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包括通过信息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书籍、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式，公开发表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这种的，还有就是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歪曲党史、军史，情节严重的。因为这些人其实已经丧失了作为共产党员的最基本的条件，成为了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甚至分裂党的一种政治上异己的力量，有的实际上是和社会上及国外境外的敌对势力相呼应，在党内和社会上制造混乱。对于这样的人没有二话，必须坚决的清除出党。
这里面需要注意的就是问题的性质和认定的尺度怎么把握才准确。例如大家都关注到了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言行属于“妄议中央”？有人就担心了，如果这个尺度把握不好，会不会和我们发展党内民主的要求相冲突？我个人的体会，最主要有两点。“妄议中央”第一是在言论的内容上是反对中央的大政方针，包括主张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放弃党的领导，搞西方式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也包括对当前中央的反腐败和从严治党、整治“四风”、落实“八项规定”的重大决策公然唱反调，这类是属于妄议中央。但这不等于党员对一些具体政策，包括一些经济社会政策应该如何制定，现行政策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应该如何改革，也不能提出不同意见。而且我们地方和部门的领导也不能把“妄议中央”这一条，引申到对自己制定的政策、决定也不能提出不同意见，把“妄议中央”扩大到“妄议市委”、“妄议县委”上来。“妄议中央”和对具体政策提出批评意见的区别在哪儿？主要在于两点，第一，前者对我们党的大政方针是破坏性和否定性的，后者则是为了完善和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第二，讲话的场合不同。《党章》第一章第四条党员应享有的权利中规定：党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和党报党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当然也包括党的领导人，但这里第一是要在党的会议和党的报刊上来讲，而不是在各种公开场合不负责任的乱说一气，第二是必须是有根据地批评，批评要有根据，不能乱说，特别是针对有些没有根据的乱说，甚至谩骂，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在《条例》的组织纪律这一章里，还有一条非常醒目。就是拒不执行党组织的分配、调动、交流等决定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在特殊时期或者紧急状况下，拒不执行党组织决定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应该说不论是在革命和建设年代，党员要服从组织的分配、调动、交流，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但确实在一段时间以来，不服从党组织的分配和调动的现象确实明显增加了，有的找出各种理由来不服从调动，有的和组织讲条件、讨价还价。你要给我调动，你得给我至少提半级，或者至少解决什么问题。这种有令不行的状况发展下去，对党的危害极大。所以这次《条例》还突出强调了，在特殊时期或者紧急状况下，拒不执行党组织决定的，给予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处分。2003年的非典肆虐期间，有的因为怕被传染而拒绝上班的医护人员被开除了公职，在洪水泛滥和大地震期间临阵脱逃的党员干部也被双开。因为这样的人是不配留在我们的党员队伍中的。
再有就是触犯了刑律的腐败犯罪分子。他们不仅突破了党内的纪律底线，也突破了普通公民所必须遵守的法律底线，就自然不能再留在先进分子行列里。所以《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员依法受到刑事追究的，党组织应当根据司法机关的生效判决、裁定和决定及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或组织处理。这就说除了极少数轻罪，比如有些一般交通肇事，比较严重了，需要追究刑责的这样的不一定必须开除党籍，其它的绝大多数都要开除党籍。特别在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全党要保持高压态势不放松的情况下，就是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才能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
王岐山同志在讲解四种形态时，把8700多万党员比做一片大森林，每个党员干部都是其中的一棵树。所以从严执纪的“四种形态”就相当于“勤浇树”、“正歪树”、“治病树”、“拔烂树”。批评教育是“勤浇树”，这个树枯黄了营养不良了，要浇水施肥，重在警告提示；轻处分是“正歪树”，看这个树杈长歪了，要把它修枝去杈，让它能够长正。重处分是“治病树”，这个树现在已经够呛了，快被蛀空了，要把虫子弄出来，甚至有的要加上桩子，把它支起来，不要让它倒下。立案查处，审查是“拔烂树”，这已经从根上这个树就烂掉了，这个时候就要赶快把它拔掉，要阻断传染，不让它传染其它的树。所以，“四种形态”实际上是坚持了、突出了无病预防，出病早治。
我们现在已经从对腐败“零容忍”发展到对违纪“零容忍”，彰显了中央和中央纪委对党员干部的高度负责和关心爱护，也是对我们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严明党的纪律，其实并不在于对每个违纪者都重罚、重惩，而是在于有没有漏网，你只要有违纪，我们就能发现就会处理，这样才能对所有违纪违规行为形成威慑，使人们破除侥幸心理。所以中央要求要坚持快查快结，缩短审查周期，涉嫌违法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要让所有违纪行为都进入纪律审查的视野，这也是最有力的惩处，也是最根本的预防。其实，宽是害，严是爱；爱之深，责之切。***同志在上海主持工作时就讲过：“什么是纪律，纪律是栏杆，保护你不掉到悬崖下面去。”
纪律不仅是惩办干部的，更重要是保护干部的。这也使我们对于什么是治本，反腐败工作廉政建设的治本有了新的认识。我们现在完善制度体系包括修订和完善《准则》和《条例》，这是一种静态的治本，我们按照四种形态的要求来监督执纪，不断压缩腐败和违纪活动的存在空间，则是动态的治本。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很好的起到治本的作用。
四、需要厘清的几个认识问题
（一）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
中央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
“全面从严治党”是要把“管全党、治全党”突出出来，“全面”就是全方位、全覆盖，每一名党员、每一个党组织都在其中、不能例外。用纪律来管住“关键少数”，也能管住最大多数，这才叫全面从严。有人就担心了，这会不会导致把监督执纪的主要力量都放到普通党员干部身上，对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监督力度反而会弱化，更会分散反腐败注意力。这种观点割裂了“树木”和“森林”、“全面”和“重点”之间的辩证关系。“四种形态”要求用纪律丈量全体党员，就是要覆盖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涵盖党的政治、廉洁、组织、群众、工作、生活“六大纪律”。但“全面”并不意味着没有重点。中央还是要求要用纪律盯紧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惩治也是有重点的，就是那些十八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而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而“四种形态”中的前两种着重体现了对“全面”的要求，后两种则突出了对“重点”的关注。如果我们把前两种形态落实到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中，就能以较小的代价管住大多数，管住全体，也就更有利于集中力量解决突出的重点问题。
（二）“四种形态”提出并不是反腐转向
有人说，“四种形态”提出追究刑事犯罪的是“极极少数”。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高压反腐的大规模“治标”已经接近尾声，已经到了转向“治本”的“拐点”。网上也出现了一些声音，揣测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反腐转向了、节奏放缓了、力度减弱了？中纪委指出，类似的反腐“拐点”论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正风反腐的雷霆之势远远超出了一些人的惯性思维，所以总有少数人明里暗里期待着所谓的“拐点”。其实这些论调早就在坚持不懈的反腐实践面前不攻自破了。因此，“四种形态”提出，绝非反腐败斗争的重大转向，绝不会导致反腐败斗争力度减弱，绝不意味着对腐败犯罪分子会以纪代法、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四种状态说的“极极少数”并不是指我们现在查处的腐败分子马上就会变成极少数，而是说，我们既要通过以零容忍的态度高压反腐，来消除腐败的存量，又要通过强化批评自我批评、大幅度的增加轻处分的处理，还有重处分的最后挽救，经过我们这样层层的拦截，来极大地减少腐败的增量。到了这种情况下，真正堕落为刑事犯罪分子才会变成极极少数。从现在看，这还是一种理想和努力的目标。
当触犯刑律的党员干部真正成为“极极少数”时，就说明我们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三）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纯洁净化党的队伍
“四种形态”提出和新《准则》《条例》颁布后，也有人提出疑问，现在今后对党员管得这么严，甚至动辄得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受处分，会不会因此而影响人们入党的积极性，进而缩小我们党的影响力呢？其实，我们本来就是以不单纯追求党员数量为特点的政党。我们过去在发展党员和培养发展对象时，经常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帮助党的积极分子和党员端正入党动机。在革命年代，要求加入党往往就意味着要随时准备为党、为人民解放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意味着要在战场上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意味着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并不能给个人带来多少好处。所以当时绝大多数人的入党动机，应该说基本上都是端正的，这是严酷的斗争环境所决定的。但当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要求入党者的动机就比较复杂了。其中就不排除有为了从执政党地位中获得好处的人，包括现在我们有不少大学生要求入党也是为了好考公务员，政治上进步快，或者再说得俗一点，有的就是为了以后能当官。我们全面从严治党和监督执纪这四种状况的提出，实际上也是对一个人入党动机的新的考验。你入了党你不一定马上能得到什么个人好处，但在很多方面和非党员不同了，你要按照《廉洁自律准则》的要求，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你要遵守很多党的纪律和规矩，很多事非党员做了没事，但如果你做了你就会动辄得咎，甚至受到党的处分和处理。还有些事我们不能要求一般群众去做，但党员就必须去做。包括在遇到国家和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候，你不管和自己有没有直接关系，你都要挺身而出。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怀着捞好处的动机入党的人就要掂量掂量了，有的人就会望而却步了。这对我们党是个好事，它有利于纯洁和净化我们党的队伍。
（四）党委要担当好全面从严治党、监督执纪的责任
由于“四种形态”前面有“监督执纪”四个字，有的同志就认为，这主要是对纪委提出的要求。这是一种误读。
王岐山同志在福建是这样讲的：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显然了这是对各级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所提出的明确要求。
落实“四种形态”，全面从严治党，党委首先是责任主体。所以我们新的《条例》里有一个亮点，在第114条中，首次提出了“党组织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或者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这个说法。过去我们强调两个责任都是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
现在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就比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范围更宽、标准更高、责任更大、要求更严，不仅包括党风廉政建设方面，还要落实到思想建党、制度治党、纪律立党、组织建党、人才兴党等管党治党的各领域和全过程。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它是党组织日常工作，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也都是《党章》规定的党委的主体责任。
所以，落实“两个责任”关键，是要冲着纪律和规矩去。各级党委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采取得力的措施，全面加强教育、管理和监督，时时处处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大多数党员干部。包括“四种形态”第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多数也都要由党委领导班子和组织部门来进行的。特别是党委的主要领导，要把管党治党落到日常工作中，听到群众对哪个干部的反映，就要及时打电话问一问，或者当面谈一谈，随时提醒告诫；当干部取得成绩的时候，对存在的缺点也不能迁就纵容，要督促其立行立改；发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时，也要及时指出。这种谈话应该说是多方面的，但是由领导谈的效果就更好，因为同级和下级谈不容易引起重视，由纪委去出面又容易吓着他。其实很多苗头性问题都是可以看出来的。包括这个干部和某个私人老板过于密切的关系，别人进办公室，老看见他俩昨坐那儿，一进来了人，他俩的话都停住了，神神秘秘的，像这种情况，那就是问题的警号。所以必要时候还要综合运用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多种方式，让违纪的干部猛醒、刹车。我们说用纪律管人是治病救人，而不是整人害人，既有严肃凛然的刚性一面，也有关心爱护的温情一面，这才能适应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同样，我们说“干部犯错误，组织有责任”，组织部门也不能仅发官帽，你要进行任前的各个民主程序的考核，那么在他任之后，组织部门也要对他们全程监管，了解他掌握他履行职责和遵守党的纪律的情况。而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身也要养成在监督下工作的习惯，决不能把严管当成“包袱”，像组织上跟你约谈，甚至有的地方发函来询问你，你都要认真对待、主动配合不要感到非常委屈，好像对自己不信任了，我们对同志的批评提醒，更要虚心接受、即知即改。
而纪律检查机关是管纪律的，不是管法律的。纪委的职责就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用党章、党规、党纪去对照党员干部的行为，依纪、依规监督执纪问责。
而当前纪检监察机关尤其要坚持挺纪在前、“三转”往下沉，将工作理念和思路从“盯违法”向“盯违纪”来转变，对破坏纪律行为零容忍。也就说，纪律审查也要冲着纪律去，用纪律的语言去描述违纪行为，无论线索处置、纪律审查、执纪审理等各个环节，都要以党纪为尺子。
监督执纪的方式也要多元化、经常化，对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的、一般问题线索，要区分性质类别和轻重缓急，既要对确有的问题运用立案审查、纪律处分、组织处理等处置方式，又要善于通过警示谈话、纪律诫勉、函询了解等手段，把踩到了纪律底线的党员拉回正轨来。
总之，《准则》和《条例》既是对党的各级组织的有力约束，也是我们全体党员的基本遵循。学习贯彻《准则》和《条例》是各级党组党委、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共同责任，必须全党一起抓、全党一体执行。这样才能强化党内监督的有效途径，形成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机制，不断增强我们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使党员干部始终不忘宗旨，不忘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才能永葆我们共产党人的政治青春。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学习体会，不对之处，欢迎同志们批评指出。
谢谢大家。
第四篇：准确把握运用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
准确把握运用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重要的是靠纪律管住大多数，就是要秉持《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的道德标尺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纪律戒尺，准确把握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即：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应当是极少数。
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正风反腐、监督执纪的生动实践，充分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四种形态”针对党员干部违纪犯错的不同情形对症下药，坚持做到无病常防、初病早治、有病快治、重病严治，既不纵容小节，也不放过大错，既不养痈为患，也不一棍子打死，立起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立案审查四道防线，体现了对党员干部的严管厚爱。
“四种形态”的提出绝不意味着放缓反腐节奏，而是更加体现了“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思路理念。使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绝不是要对严重违纪行为轻处分，更不是把涉嫌违法问题当做违纪行为来处理，而是强调违纪行为无论情节多么轻微，都要露头就打、违纪则咎、寸步不让。这是从操作层面对纪在法前、纪严于法这一执纪理念的深化细化，是落实反腐败全覆盖、无禁区、零容忍要求的具体举措，更加彰显了我们党强力惩腐肃贪、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政治态度和坚强决心。
管党治党重在全面从严，监督执纪贵在抓早抓小。把握运用“四种形态”，首要的是转变监督执纪理念，摒弃“违纪只是小节、违法才去查处”的惯性思维，纠正“以大案论英雄、忽视日常监督执纪”的错误倾向，切实从只注重“盯违法犯罪”转到也注重“盯违纪违规”上来。重要的是创新监督执纪方式，坚持关口前移，从小事小节小错抓起严起，对党员干部工作、生活、作风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针对性谈话函询、常态化明查暗访等方式咬耳扯袖、提醒告诫，让党员干部不犯错或少犯错。关键的是提高监督执纪刚性，加大纪律审查力度，坚持快查快结，既突出查处不收敛不收手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挖“烂树”、治“病树”，最大限度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又重视审查轻微违纪行为，逐步加大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的比重，让戒尺高悬、警钟长鸣，使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行有所止。根本的是强化监督执纪责任，加大追究问责力度，建立责任清单，完善问责机制，严格执行“一案双查”，对典型案例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倒逼主体责任落实，始终保持真抓严惩的高压态势。
第五篇：创新监督执纪理念 把握运用“四种形态”
创新监督执纪理念 把握运用“四种形态”
2015年，全国已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69万余起，处理4.95万多人。通过从“小节”抓起，有效防止党员干部带病往前走，防止“好同志”变成“阶下囚”，这既是对党的事业负责，是对党员干部的关心爱护，也是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实践“四种形态”的一个有力注脚。
王岐山同志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强调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
这一重要论述，既是对长期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纪检监察工作所面临形势和任务的科学判断，还是推动纪律审查工作转型的方向指引。
执纪理念进一步转变 责任担当意识更加坚定
“假如八项规定、反‘四风’、‘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重大举措早出台三至五年，我可能不至于痴迷上疯狂的石头，犯下如此重罪……党中央对领导干部从严要求和严格管理是对党员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这段话是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
“从‘好同志’到‘阶下囚’并非自由落体运动，不少人都有过彷徨、纠结、后怕的心路历程。”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重要的是，每一个紧要关头都要有关键的“大喝一声”“猛击一掌”。
过去有一种倾向，纪委往往以办大案要案论英雄，只要领导干部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就没人管、不追究。长期对小问题视而不见，一处理就只能“算总账”。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5年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化“三转”、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从以往查办大案要案为主向全面监督执纪问责转型，紧紧扭住纪律不放，抓早抓小，动辄则咎。
“‘四种形态’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认识到，其目的是恢复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保护整片“森林”的健康；其要害在于抓早抓小，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其重点是违纪必究，治病救人，把全面从严体现在破纪之初直至立案审查之后的全过程；关键是明确责任、强化担当，形成统筹推进、齐抓共管、层层落实的良好局面，扎紧党规党纪的篱笆，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治未病”难于“治已病”。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更能考验纪检监察干部能力素质和责任担当。只有切实提高政治思想素质和政策理论水平，才能善于用理想信念宗旨的高标准和党章党规党纪开展纪律审查工作。
把“四种形态”运用到纪律审查等各个环节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线索处置、纪律审查、执纪审理各个环节，都以纪律为尺子衡量违纪行为，实践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线索处置是纪律审查的源头和基础。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紧围绕六大纪律，按照拟立案、初核、谈话函询、暂存和了结等五种方式，规范、科学处置问题线索。
同时，强化对问题线索处置的监督，加大对谈话函询的再核查力度。今年以来，中央纪委已查实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潘逸阳，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乐大克等人在组织谈话函询中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的行为，并作为严重违反组织纪律问题予以严肃处理。
过去，纪律审查工作以抓大案要案为主，“吃干榨尽”，追求把所有违纪和违法问题都查清楚，没有力量投入监督执纪和抓早抓小工作。对此，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守住依“纪”进行监督执纪问责这个定位，抓住审查重点，对违反“六大纪律”特别是对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加大审查力度；改变审查方式，坚持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实现监督执纪问责经常化；把握处理方式，恰当运用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等方式处理各类违纪行为。
执纪审理是纪律审查的最后关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改进审理方式，由以往重点审理违法犯罪问题，转变为聚焦审理违纪问题，用党章党规党纪衡量违纪行为。在审核事实、证据的基础上，加强对纪律条规适用和处理方式的审核。
今年以来审核处理了多起省部级干部违规收受礼品、出入私人会所、打高尔夫球、接受公款宴请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央批准，都作了严肃处理。
把握运用“四种形态”成为管党治党共识
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管党治党到边到底的重要体现，是防止“好同志”变“阶下囚”的重要手段。
“四种形态”的具体内容中，无论是党内关系正常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是组织处理、党纪处分，乃至立案审查，都是管党治党的日常工作，都要由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党委来领导决定和组织实施。
一年来各级党组织运用“四种形态”，把管党治党落到日常工作中。
“中央提出要准确把握和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这既是对监督责任的要求，也是对主体责任的要求，既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更是各级党委的重要任务。”辽宁省委书记李希在专题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
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针对巡视发现和信访反映的问题，对各市市委书记、纪委书记进行集体约谈，明确要求各市市委书记、纪委书记扛牢扛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
浙江省建立了约谈提醒制度，针对反映省管干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省委主要领导带头进行约谈提醒。全省共对213件反映省管领导干部的信访问题进行了约谈和提醒，其中省委书记夏宝龙约谈了近20件。
湖北省2015年1至10月，共谈话函询2004人。2015年以来党纪政纪处分3595人，轻处分占比约8成。
辽宁省以“四种形态”为抓手，2015年1至9月，全省共问责党委（党组）59个，责任人688人，有力促进“两个责任”严起来、落下去、细到位。
贵州由全省各级党委“五人小组”层层对部分有问题线索的干部进行约谈，并按照督促整改一批、约谈警示一批、组织调整一批、立案查处一批进行处理，开展3个月来，就有4842名干部主动报告自身违纪问题。
……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各级党组织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正确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治“病树”、拔“烂树”、护“森林”，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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