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究竟是扩大还是缩小论文
摘要：
基于产出的资本所得由城镇人口所有的假设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构建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表明：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会逐渐缩小；经济中资本所得份额越大，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就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将减少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随着劳动力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无论是理论模型及其推论还是实证检验结果都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并非扩大而是逐步缩小。
关键词：
城乡收入差距，资本所得，劳动力流动，城市化，剩余劳动力转移，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一、引言
收入不平等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其中，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格外引人注目。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还会扩大到什么程度？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存在持续扩大的趋势，中国已从收入比较平等的国家，迅速成为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胡鞍钢，2004；陆铭等，2004；吴光炳，2006；郭剑雄等，2006）。经济观察家们认为，在中国的城镇和农村，已同时出现“穷人”阶层，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有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
国内外有关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更多的来自对中国国家统计数据的简单计算后而得出的直观结论，很少考虑到劳动力流动对中国乡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事实上，城乡收入差距与劳动力的流动密不可分。Braun（1993）构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表明，区域间劳动力流动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收敛。Taylor等（1997）的局部均衡模型发现，劳动力转移是1870—1913年间OECD国家间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收敛的最重要因素。而Shioji（2002）的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会对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确降低了劳动力流动导致的收敛性，但它的程度却很小，远远不能解释关于劳动力流动及地区收敛性在理论和经验研究上的差距。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规模日渐扩大，许多学者对中国的劳动力迁移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姚枝仲等（2003）利用Taylor等（1997）的方法，认为区域间劳动力流动除了能使地区间要素收入相等以外，还能削平地区间要素票赋差异，最终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等。王德等（2003）估计了1985—2000年中国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认为人口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王小鲁等（2004）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可以缩小地区差距，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中西部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外流，会缓和这些地区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就业压力，由于劳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这些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会随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而提高，从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二是劳动力流动还为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汇款。刘传江等（2005）对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将各省1978—2003年经济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对各种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其中采用同时期各省份人口净迁人数量的年均增长率作为劳动力流动的指标，得出人口迁入与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关系，并进一步分析认为人口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
林毅夫等（2004）对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的关系做了一个经验研究，通过估计流动者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反映弹性，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有效途径，但目前的流动规模仍然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蔡昉（2005）讨论了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几个因素，认为由于中国存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倾向导致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不强，加上农业和农村发展不足以及仍然存在许多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和限制等导致的流动规模不足是使劳动力流动不能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
关于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国内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樊纲（1995）、崔传义等（1999）、庾德昌等（1999）、邓祖善（1999）、蔡昉等（2001，2002）、姚仲枝等（2003）、李国平等（2003）、王德等（2003）、王小鲁等（2004）、林毅夫等（2004）、蔡防（2005）、刘传江等（2005）认为，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地区差距。刘强（2001）认为，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在区域内部转移使区域经济出现收敛，但90年代后出现的劳动力跨区域转移却扩大了地区间的经济差距。钟笑寒（2005）认为，地区工资差距在1992年以后仍然是显著扩大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增长持续高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人的主要行业，如建筑业和制造业，工资的地区差距同样是扩大而非收敛的。谷书堂等（1994）认为，导致空间上两极分化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是人口、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过度集中。范剑勇（2004）将这种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加剧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聚集，加速了工业化进程，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
不少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陆铭等（2004）从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角度分析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刘文忻等（2006）着眼于要素积累与政府政策分析；郭剑雄等（2006）考察了内生增长要素；而张凌云（2006）则从制度性成因进行了讨论。
我们认为，这些研究中有关劳动力流动数量直接引用统计数据，而统计汇报的劳动力流动数据基本上仅为规模企业所雇佣来自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其规模仅为实际规模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在城镇的唯一影响产出的要素只有劳动力，而劳动力所占整个产出的比例在我国是非常低的，基本上不到30%，这就意味着即使达到要素价格均等的状态，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至少会维持在3倍甚至更多。
本文将在产出中资本所得由城镇居民拥有的假设和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构建了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影响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扩大缩小的主要因素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动态变化，并与统计机构公布的城乡人均收入的相关指标进行对比，以期能更准确地刻画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动态变化。
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模型
本节在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模型，讨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以及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
1.基本假设
假设一：整个经济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乡村为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在城镇。
假设二：农业部门的产出全部分配给乡村人口。有两种意见值得考虑：一是有文献表明，中国农村消费相当一部分（40%或以上）为农民自己生产而非由市场配置（王宏伟，2000；夏英，2002，许世卫，2002；李实，2003；李实等，2007）。二是农村产出在通过城镇消费而实现的价值增值的绝大部分并非由农村人口所得而是流入城镇居民。按粮食、蔬菜、水果、肉类等产品的收购价格来计算农村人口收入存在统计数据的缺失和实际操作上的困难，考虑到两种因素可以互相抵消以及计算上的简便，在下面的两部门模型中，我们假设农业部门的产出全部归农村人口所有。
假设三：非农业部门产出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进行分配，资本所得全部分配给城镇人口，劳动力所得按劳动人口的比例分配给农村和城镇。事实上，我国农村人口从城镇获取收入的唯一途经是向城镇提供非农业劳动力，虽然微薄的农村居民存款可以获得利息收入，但这种收入甚至难以抵消由于通货膨胀而带来的实际损失。资本所得全部归城镇居民的主要表现形式有：（1）城镇基础公共设施，如交通、能源、市政、公园、休闲场所和住房保障，其中很多面向市民低价甚至是免费提供；（2）城镇医疗、养老、工伤、失业等保险；（3）教育，无论是教学硬件设施或者人员投入，农村无法和城镇相比，农民工子女进入城镇开办的公立学
校更是难上加难。在考察城乡收入差距的时候，还没有文献把资本所得视为全部归城镇居民所有，本文尚属首次。这些面向城镇居民的专业化服务和保障体系，大大节约了城镇居民的时间成本，从而使城镇居民拥有比农村居民更多的闲暇或工作时间，其工作质量和效率远高于农村。不可否认，城镇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来自农村，但这部分人取得成功后非常容易获得城镇户口。
2.收入差距倍数模型Ⅰ：两部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模型
在本模型中，假设农业产出份额全部归乡村所有。设农业产出占整个经济产出的比例为δ，经济总产出为Y。非农业产出为C-D生产函数，生产要素为资本K和劳动力L。产出中资本所得的比例为α。乡村还提供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城镇产出全部为非农业产出，其生产函数为：
Fcity=AF（K，L）=AKαL1-α=（1-δ）Y（1）
第二篇：逐步缩小城乡教师收入差距
逐步缩小城乡教师收入差距
温家宝在河北张家口为千余名农村教师作报告 来源：新华社 编辑：徐驰 时间：2011-09-09
据新华社石家庄9月8日电（记者赵承 曹国厂）“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农村着手，而改造广大农村必须从发展农村教育入手„„”8月28日上午，在新学期和第27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河北张家口张北县第三中学为广大农村教师作了题为《一定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的报告，别开生面。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是穷人，而穷人中最多的又是农民。农民最需要学校、最需要教育。我们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这就是我之所以选在张北和你们谈心的原因。”温家宝的一席话，道出了这堂“农民教育学”课的主旨。
温家宝少有地谈起了自己的教育家事：“我的爷爷和父母都是老师。父亲母亲不在家时，我就模仿他们，也当一个小老师，像他们一样指指画画，写写算算，以为乐趣。”他对教育的感情，溢于言表。深入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继续大力发展农村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加快发展农村学前教育„„温家宝娓娓道来，当谈到加大农村教育的投入这一问题时，温家宝提出了一系列要求：逐步缩小城乡教师收入待遇差距；不让一名儿童因贫困而失学„„
台下的农村教师中不少人因长期风吹日晒而面带风霜，一些人遍播桃李而两鬓斑白。望着这些纯朴的农村教师，温家宝说：“我国有
900多万农村教师，他们长期以来工作在艰苦清贫的环境中，恪尽职守，不计名利，默默耕耘，为我国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里，我向长期从事农村教育工作的广大老师表示慰问和感谢！”
说到这里，温家宝站起身来庄重地向台下的教师们三鞠躬。随后，温家宝提出了一项项惠及农村教师的措施：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的试点，将中小学教师的最高职称从副高级和中级提高到正高级；依法保障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加快农村教师周转宿舍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开发专门面向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经济适用房„„
这堂特殊的课持续了2小时15分钟，会场里响起了38次掌声。能亲耳聆听总理作报告，现场的1000多名农村教师感到既幸运又激动。
第三篇：缩小城乡差距
（一）选择多中心、分散式的城镇化模式城镇化模式，有大都市集中发展模式，如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和日本东京等城市；还有多中心、分散式发展模式。德国采取多中心、分散式的城镇化模式，全国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三个，大量的中小城市均匀的分布在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半以上人口住在万人口以下的小镇。国际上公认德国的城乡结合的地域政策较好地解决城镇化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其核心内容：一是多中心城分散式布局城市和乡镇；二是实行工业地方化；三是推行农业经营规模化，鼓励居民离土不离乡。德国模式有利于缓解“城市病”的出现，诸如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有利于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既保持了经济高速发展，又保持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形成了富裕、秀美、文明的社会。世纪年代欧共体各国仿效德国推行城乡结合的地域政策。
日本借鉴德国经验，结合日本实际推行了一系列城乡结合的相关法律。如《国土利用计划法》，《过疏地区活跃化特别措施法》、《半岛振兴法》、《山村振兴法》、《离岛振兴法》、《特别农山村法》，《向农村地区引入工业促进法》、《关于促进地方中心都市地区建设及产业业务设施重新布局的法律》，以及《市民农园建设法》、《自然地区建设法》等。这些法律法规有效缓解了自农村地区人口过疏、产业衰退、基础设施落后、人口老龄化、文化水平落后等问题。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也出现了类是德国多中心、分散式发展雏形。如；如浙江温州和胶东半岛等地强镇强村扩张模式。县城工业开发区模式。苏锡常及杭州地区城市连绵区模式。大城市卫星城模式等。为此我们建议：采用“多中心、分散式”城镇化发展模式，在城镇布局上实行了多中心、分散式发展，在产业布局上实行了工业地方化和农业产业化。建设富裕、秀美、文明、和谐的新型城镇和新型农村。（二）以县域作为城乡统筹的着力点
⒈县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部位，也是实现城镇化的重要部位县是我国最重要的、设置最为稳定的行政地域单元。县是设置较早的行政单元。目前，我国有多个县市，面积占国土面积的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县域占全国的。县是执行政策并进行部分政策调整的行政单元。县域是国家党政机构最健全的基础政权单元。县城对乡村的管理最为有效。县城是城乡的结合部，是城乡统筹的关键部位。地级市离农民太远，乡镇实力太小，县城处于统筹城乡发展最重要的位置。县域是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部位。我国多个县城目前还只是极少数为城市设置。按平均每个县域城市人口万人计，则全国县域城市总人口即可以达到亿，占全国人口％，再加上小城镇人口亿多人，县域内的城镇化人口可达到以上。县域空间较大，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布局。我国多个县基本都可能发展为一、二、三产业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县城也是农村劳动力的首选地和易进地。农民进城首先要考虑的是迁移成本问题，首先是住房问题。我国大城市商品房价较高，进城务工者没有能力定居。县域城市商品房价格较低，务工者在县域城市居住，大约为万元左右即可，从而有较大的定居可能性。从目前农民受教育水平看，县城也是较好的就业目的地。⒉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是发展县域经济的突破口县是财政制度实施的关键单元。县级政府对于县域内的财政具有支配权和统筹权。而地区行署不是一级独立的行政单元，因而没有独立的财政权力；在市管县体制下，县级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不同程度受到影响。部分市管县的地区存在“市刮县”和“截留上级的财政资金”现象和问题，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严重。浙江省一直坚持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县域经济十分发达。全国强县中，浙江省就占了个席位，列全国第一；全省总值中，县域经济占／。从浙江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县域经济发展了，整个区域经济就壮大了，城乡差别就缩小了。目前，各地进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财政困难县应实行“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进展，省级财政在体制补助、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财政结算、专项补助、资金调度等方面直管到县，增强了县的活力。条件成熟时应在全国推广。⒊制定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财政、税收政策。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以来，县级职能不断扩展，职能和财政收入不对称，公共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增加。为此，应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适时开展对不动产开征物业税的试点工作。各级政府间财政收入的划分要乡县级财政倾斜。将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税收主要留在县级政府或提高县级分享比例，以增强县域经济发展能力。⒋实行“三集中”的县域空间布局县域经济应围绕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经营规模化方向发展。工业向园区集中，克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弊病。县域工业可采用以城带乡，以大带小，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大力招商引资，东西部合作，促进产业升级转移等各种形式积极推进。随着产业的集聚，人口向城镇集中。通过农业产业化，把农产品加工业搞上去，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起来，推进农业现代化。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础上，鼓励土地流转，土地向种田能手，形成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三）有序高效地转移农村劳动力
农村劳动力无序转移给社会安定、农民利益和交通秩序造成了极大压力。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当前，应先建立农村劳动力就业指导制度。对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就业需求的农村富余劳力，由劳动部门统一发放就业指导手册，作为就业和享受优惠政策的凭证，并与市民享受同等就业待遇。对失地农民和年龄农民优先发放。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统计制度。将农村劳动力纳入统一的劳动力资源管理系统，逐步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就业统计制度和失业登记制度。劳动部门职能向乡村延伸。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乡镇劳动保障机构，以开展乡镇村就业服务和指导工作。实行面向乡村劳动力的培训制度。按用工单位的要求进行专门培训。实行农民自主培训、政府事后买单的方式，鼓励农民自觉自愿地学习知识和进行技能培训，以增强自身的就业和创业能力，从而缓解农村就业压力。实行劳动预备制度、职业资格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强制和引导农民进行培训。（四）积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农村土地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和征用制度⒈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法制化，物权优先于所有权土地产权制度法制化。《农村土地承包法》从法律上赋予农民长期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物权。农民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继承。现代物权制度强调“物的使用”而不是“物的占有”，用益物权的优位主义取代了所有权优位主义，优先保护用益物权并防止所有权干涉用益物权。将土地承包期年，改为农民长期承包。在《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中进一步明确土地长期承包。规范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我国民法通则与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有三类：乡（镇）集体经济组织、村民集体组织和村内集体组织。因而导致乡镇政府以乡镇集体组织的名义侵害村与村内农民集体土地权益的事件经常发生。法律修改时应取消乡镇集体经济组织和村内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地位。只保留村民集体组织作为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农民集体的法律地位。现有法律对“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属性规定不明确。对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以及集体与其成员的关系没有做出规定。采取法人的模式规范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给集体经济组织具有法人资格，将村民委员会塑造为董事会，使其具有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执行机构，赋予其经济职能。⒉农地征用制度改革要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农用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通过为被征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适当加大土地征收成本，提高土地利用的门槛，促进全社会走土地集约利用的道路。实行同地同价政策。对全国的土地价格进行分类指导，实行同地同价的政策。这样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有利于全国统一土地市场的形成，在实践中也易于操作。建立土地调节基金。土地有较大级差收入。适合搞房地产开发的土地占土地总量的左右，这些土地出售能够获得巨额收入。土地出让金按一定比例拨入土地调节基金，可以弥补各地征地收入差距，部分基金转入社保基金，充实失地失业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基金，部分可用于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和其它福利。保证农民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征地过程需要农民的广泛参与，既要保证农民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又要决策相对集中。由于土地归集体所有，村委会是谈判主体，在土地征用过程中，村委会征询每位村民的意见，农民讨价还价也有利于保护农民土地，防止耕地滥用。土地征用需要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方可。为失地失业农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土地出让金按一定比例转入社保基金，为失地失业农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赋予农民集体土地取回权。建议规定国家征用土地闲置两年未动工使用的，该土地原所有人，即村农民集体有权取回土地。（五）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长期的城市优先发展策略，导致乡村基础设施状况明显落后于城市。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乡村生活和生产条件，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按照城乡一体化要求搞好村庄布局和建设规划。乡村建设，规划先行。以县为单元形成县城、中心镇、中心村的一体化规划体系，同时，把水、电、路、线等专项规划有机衔接起来。把标准农田建设、河道清淤、农村饮用供水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和村镇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中心村为重点建设农村新社区。乡村建设，要以中心村为重点，建设农村新区。通过改造城中村、拆除空心村、撤并自然村、合并小型村，推进中心村建设，并以中心村为载体，大力发展农村社区服务业，方便农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六）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农村社（更多精彩文章“秘书不求人”）会保障体系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措施，是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着先易后难，稳步推进的方针，抓好以下各项保障措施逐步建立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特别是发达地区已开始建立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先把农民工养老、工伤、医疗等保险制度建立起来。农民工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是企业必须承担的义务。社会保障部门需要解决社保地区统筹与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矛盾。建立建立以县为单位的大病统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提高农户覆盖率。采取政府扶持，企业运作的方式。积极推进农牧业生产保险制度。（七）积极稳妥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中国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经历了年前的自由迁徙期、年至年的严格控制期、年以后的半开放期和年以后“户籍制度变法”改革期个阶段。年初，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其他建制镇，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及与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均可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常住户口。从××年开始，中国各地目前正陆续推行新一轮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按实际居住地进行户口登记管理的新模式。废止现行的城乡分离的“二元制”户口管理制度，推行新的城乡一体“一元制”户口管理，即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等多种户口管理方式，改为按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统称为“居民户口”；以条件准入方式户取代口迁移审批制度。凡有合法固定住所（指拥有合法房屋产权）和稳定生活来源的，即可在当地登记落户；凡符合迁移户条件的，由本人提出申请，居住地户口登记机关负责为其办理登记落户迁移手续。当前，通过统一立法，规范户口管理。在改革探索中，各地出现各种试验性地方户口，有的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有必要通过国家立法，使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都能享受同等待遇的户口制度。缩小城乡差距责任编辑：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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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
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并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农民收入长期低水平徘徊，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是当前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突出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1．1 提高农民收入，有利于稳固农业的基础地位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这种基础地位更为突出。一方面，解决占世界1/4人口的吃饭问题，不仅关系我国的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国际粮价的稳定，以致涉及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农民收入水平关系农民对农业生产投入的能力和热情以及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作为市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生产关系重要内容的利益分配制度的合理程度直接影响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积极性的高低。改革之初，“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种分配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取得历史性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但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影响，农业发展缺乏持久的制度支持，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加剧，谷贱伤农、丰产不丰收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农村出现大面积抛荒，粮食出现连续减产等，这对于一个耕地有限、人地关系紧张的人口大国是极其危险的。
1．2 提高农民收入，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良性循环
社会经济发展是紧密联系、互相制约的。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物质生产部门，是第一产业。没有农业的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就不可能广泛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对第二、第三产业的基础地位愈发明显。一方面农业为工业提供粮食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张。我国广大的农民是工业品的重要消费群体，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需求状况对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近几年农民收入不高导致的农村购买力的低下已直接影响了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势头。
1．3 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曾作过鲜明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必须消除两极分化，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社会主义不仅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而且要让全体人民共享生产力发展的成果，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公平分配是共同富裕的基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利益分配上，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发展不同群体的利益，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农民收入状况与城乡收入差距
农村改革之前，经济落后，农民收入极低，增长缓慢。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33.57元，比1958年仅增长60.62元，每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9%，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改革以后，农民在拥有了部分生产资料的同时，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度增产，加上当时农产品供不应求，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1978~1997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57元提高到2 090.1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3.4倍，平均每年增长8.1%，特别是 1978~1984年，实际平均增速达13.4%，但是从1997年开始，由于多种原因，农民收入增长出现回落。1997~2002年5年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6%,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只增长3.8%。2004年是近些年来农民收入增幅较大的一年，达6.8%，但仍低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1984年是我国城乡差距最小的年份，城乡收入比是1.74?誜1，而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3.2?誜1，加上各种福利差距，实际可能达到6?誜1，几乎是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已成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
3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3．1 长期以来重工轻农政策的积淀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建国之初，为了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发展工业，国家对工农业实行不同的经济政策，使资源配置向城市工业倾斜，农业仅作为发展工业的基础。农业的发展缺乏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决策者只是在农业发展不足而威胁整体经济发展时，才重新重视农业，致力增加农民收入，一旦矛盾缓和，又会减弱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农民利益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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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农业的弱势产业地位
首先，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农业是社会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弱质产业。按照一般规律，经济越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越高，农产品消耗比重会越低。其次，农业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农产品科技含量低，农业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来自自然的不确定性很大，对我国这样的农业基础非常薄弱的国家更为突出。再次，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还要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虽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观念已深入人心，但由于历史传统的惯性和自身素质的制约，农民的观念以至行为模式，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农民的市场经济和市场主体意识不强，抵御市场风险、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很弱，勤劳不能致富、增产不能增收等现象时有发生。
3．3 农村的现实状况
首先，人地关系日趋紧张。一方面，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加上农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执行困难，新增人口主要在农村；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有限的耕地被大量占用。其次，政府投入长期偏少。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3，但政府财政用于农村发展的各类支出仅占总支出的10%~15%，占GDP总量比重的1%。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公共产品投入严重不足。再次，农民负担长期偏重。一方面，有限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的投入相当一部分由农民自行分摊，农民又基本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另一方面，农村基层组织不断膨胀，走不出“膨胀——精简——膨胀”的怪圈，行政支出入不敷出，导致农村乱收费。
3．4 农民自身素质状况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具有劳动力量的优势，但却不具备质的优势。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是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最低的一个群体。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农村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2、8%，15岁以上文盲率为8、3%，农村人口主要由受过初中和小学教育的群体构成。在此基础上，农村干部的素质令人担忧，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只具备初中文化水平，甚至还不到，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导致现阶段农村体力型劳动力大量过剩与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过程中所需要的较高质量的劳动力严重短缺并存的尴尬局面。
4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分析
4．1 调整收入分配体制，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首先，加大对农村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等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其次，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农业作为弱质产业，需要国家政策的保护。在经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不例外。再次，从实际出发，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国家依法为公民提供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平的安全网。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制度对保障劳动者的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当前，我们实行得较多的是送温暖式的或节日型的救济，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稳定性，国家和社会应该始终履行最起码的社会保障职责，使社会救济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4．2 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农民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首先，提高农村人口的基本文化素质。教育的不公是最大的不公。国家应通过多种渠道增加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扭转长期以来大多由农民承担基础教育经费的状况，保证农村义务教育名副其实。其次，着重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农村基层干部是党与广大农民联系的桥梁，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者，是农民致富的带头人，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选拔干部时应把文化、技术等素质
作为重要依据，并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继续教育培训。
4．3 强化政府服务功能，增强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一是加强农村信息服务。包括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和生产资料的供应以及技术、资金、信息、经营管理、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各项服务，指导农民及时调整种植结构，提高农产品的市场转化率，增加农业比较效益。二是规范农村市场经济秩序。严厉打击劣质农资产品的流通，防止伪劣农资坑农，维护农民利益，规范农业生产资料市场，抑制农资价格过度上涨。
4．4 进一步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作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所需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农民要增收，只有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中去。当前，政府应着力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规范农村就业中介组织。建立和健全覆盖面广的劳务输出网络，帮助农民有序流动；二是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的素质，不但可以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而且可以提高其就业层次和收入水平；三是加强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大批进城务工的农民已成为第二、三产业的重要力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对农民工利益的保护已不仅仅是农民工本身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对农民工合法权益
第五篇：城乡收入差距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均大幅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本文综述了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及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收入开始增长,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1983年缩小到1.82∶1。此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94的2.56∶1,扩大到2003年的3.24∶1,至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超过3.36∶1,绝对差距超过万元。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1.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
历史上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居民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差异,但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同步,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使得工业发展迅速并快速积累,农业发展缓慢且不稳定,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非均衡发展,从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城市和农村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的封闭,加固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城乡两种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农民享受不到公平的就业机会、薪酬水平、福利待遇,并且农民进城务工也会面临很多障碍,这种种因素都把农村劳动力长期禁锢于农村和农业,使农民的非农收入减少,这在客观上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促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2.体制改革
(1)1978年,我国由农村开始进行体制改革,1985年面向城市进行改革。体制改革给经济注入了活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在改革过程中,农村居民内部和城镇居民内部的个人收入增长都是不平衡的,城乡改革不平衡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因此,改革本身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2)体制改革的另一个负面后果是产生各种垄断行为以及通过垄断行为获得暴利的寻租活动。在我国,邮电、金融、保险等行业享受国家投资和占有公有资源等便利条件,实行垄断经营,形成垄断收入,垄断行业的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职工的工资收入以及各种福利比非垄断性行业要高。而且双轨制的(二)制度缺陷
1.分配制度
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的分配机制下,按照投入生产的要素的贡献来分配收入,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由于拥有要素的数量、质量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收入。这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城乡空间地域在市场化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城镇居民从中受益较多而农村居民从中受益不大,结果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税收制度
我国实行的是个人所得税税制,目前税制不规范,个人所得税难以发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首先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低,只能使得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更低,而对高收入阶层影响很小,这导致税收调节的低效应,城乡居民之间承担的税负不均。此外,我国税收管理薄弱,依法治税水平不高,对地下税、黑色税收打击乏力,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严重不到位等都使税收在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后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
3.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低。迄今为止,我国农村仍未能建立一套象城市那样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养老保险方面,绝大多数农民基本上还都是通过家庭自保来实现保障的。此外,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且难以纳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系统的解决办法。因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不断拉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剧。
4.监督制度
我国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相对滞后,许多非市场因素在发挥作用,导致各种违法行为、非法获取暴利的活动以及寻租行为的出现,形成非法收入。这些非法收入,破坏了正常的分配关系, 这也成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实施,为某些寻租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 jijuefangfa 除了从宏观上调节农产品的价格水平之外，除了从政策上努力减轻农民的负担之外，对农村影响最为巨大的变革莫过于税费体制改革。在许多农业大省，税费改革的步子迈得很大，乡镇合并的力度前所未有，很多吃财政饭的闲散人员不得不自谋出路，“当干部”已经不再是令人羡慕的营生，农民的不合理支出有了明显的减轻，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以上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在实质上增加农民的收入。
三、缩小我国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对策
（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由于我国采取了城市偏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的廉价土地征用等手段，农村无偿支持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中，就要相应采取“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建立城乡互动的协调机制。工业应该为农业的发展多做奉献，城市亦应该帮助农村快速发展起来。
（二）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及户籍制度，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从根本改变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城乡产业体系。改造传统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民素质，以集约化、规模化为目标，实现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收入。
取消户籍制度，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现在的户籍制度是城乡发展的壁垒，要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必须全面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加快建立灵活创新的户籍制度。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按常住人口和暂住户口进行户籍登记，对在城市有固定收入、固定职业、工作并居住在城市若干年的居民，应允许其转为正式户口，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三）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由于我国长期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广大农村劳动者未被纳入社会保障制度的范围之内，这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劳动制度改革，也阻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为缩小城乡之间差距，应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扩大社会保障面，逐步建立农民与市民、各种所有制职工平等一致、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缩小行业收入差别，关键在于抑制部分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其主要途径有：降低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积极引入市场竞争；依据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和福利总额制定适当上限；对垄断利润征收更高比例的税收。
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当务之急是推进户籍制度及相关改革。一是积极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流动和就业的歧视性规定与不合理限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二是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着力改善城市中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三是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贯彻落实中央各种反哺农业、农村、农民的政策措施。
消除或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关键在于继续推进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这包括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进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等。（南开大学陈宗胜 武鹏）
其一，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低收入群体心理失衡，影响社会稳定。社会成员身心和谐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收入差距过大影响低收入群体身心和谐，使之心理失衡。这突出表现为低收入群体“相对剥夺感”显化。“相对剥夺感”是一种不平衡的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这种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来自对自身利益损失的判断和评价，是社会比较的结果。在社会比较中，某个体或群体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作为参照物的其他个体或群体进行比较，若认为自己本应得到的而未能得到，“相对剥夺感”便油然而生。在现实中，收入差距过大是产生“相对剥夺感”的重要原因。“相对剥夺感”的强度与收入差距呈正相关。收入差距越大，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就越发强烈。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使低收入群体的某些人心理承受能力达到乃至超过极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就有可能导致各种极端行为发生，影响着社会稳定。
其二，收入差距过大引发贫富阶层的利益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在复杂的社会中，财富的分配显然是利益冲突的最重要根源。”在我国现实中的利益冲突主要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结构不合理而产生的。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收入差距状况决定着社会的分层，进而决定着社会结构的类型。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状况造成的社会结构是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最贫困的20%家庭收入仅占全民所得的4.27%，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却占社会收入的50.24%。收入差距的扩大逐年累积起来就形成了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仅维持在1%上下。由于财产性收入的增幅较大，财产差距的扩大又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这种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的上端，是拥有大量财富的社会强势群体，其包括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另一端则是人口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包括大多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待业、失业人员。处于这两极的社会群体都缺乏安全感。弱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来自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后的基本生存威胁；强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来自快速膨胀的财产。这两个群体之间巨大的利益反差必然形成利益冲突。由于非法高收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某些低收入者对非法高收入者的不满渐渐掩盖了对合法高收入者的认同，往往把高收入者的致富不加分析地与通过不正当手段乃至非法手段致富相提并论，于是滋生了对高收入者的仇视心理，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针对富人的恶性犯罪案件。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利益冲突的不断加剧影响着社会稳定。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39 其三，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口流动失序，影响社会稳定。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口流动失序，这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使全国人民普遍受益，但受益的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收入差距过大就是这种差异的具体体现。收入差距过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二是地区收入差距过大。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相比，1980年为2.5倍，2004年为3.2倍。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各省份平均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0年为1.3倍，2004年为1.5倍；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1980年为1.2倍，2004年为1.9倍。(陈晴晔：《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综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5期)农村中的低收入人口、贫困地区的人口出自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形成了不断向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向大城市流动的态势。据2002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显示，北京市外来人口总量高达386.6万人，其中有200—300万人集中在中心地带。(黄建钢等：《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红旗出版社，2005年）这些流动人口的吃饭、住房、就业、子女教育等给城市管理带来巨大压力，从而给社会秩序带来隐患。同时，由于人口流动的非理性化程度急剧上升，人口流动的盲目性、随意性不断增加。很多流动人口没有明确的目标，而是持有“走着瞧”、“试着看”的态度。这样，流动人口便从与流出地的不适应演变为与流入地的不适应。他们与流出地的不适应，指流出地无法满足其生活需要。他们与流入地的不适应，指其素质和能力都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这些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超过70％。他们普遍缺乏劳动技能，而又法纪观念淡薄。当通过正当途径难以谋生时，他们中的一部分思想道德低下者便铤而走险，走上危害社会治安乃至犯罪的道路，从而成为社会秩序的一大隐患。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人口流动失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两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稳定。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49 其四，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教育失衡，影响社会稳定。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力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教育不平等意味着一部分社会成员失去接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这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造成的。接受教育的程度与收入水平成正比。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投入越多，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多，接受教育的条件越优越；收入水平越低，教育投入越少，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少，接受教育的条件越差。据统计，学习费用占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对城镇家庭来说，这一比重在56%左右；而对农村家庭来说，这一比重高达164.6%。这一平均水平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其实际支出远远高于这一水平。其子女不仅在国内可以接受较好的初等、中等乃至高等教育，有的还可到发达国家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这一平均水平对于农村低收入家庭则不堪重负。据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693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148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694—958元测算，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3550万人。这部分人口的收入大都用于基本生活消费，用于教育的投入很少。这导致了农村受教育程度较低。据有关资料反映，学龄儿童入学率，城市为99%，农村为80%左右，边远山区只有50%；小学毕业升学率城镇已基本普及，农村却平均只有59%左右；初中毕业升学率城镇为69%，农村只有10%。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为8.46%，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为47.62%。收入差距过大在造成部分劳动者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的同时，减少、延缓乃至取消了这部分劳动者对文化教育、技能学习等方面的需求，使一部分低收入者失去了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的能力。这既限制了他们经济行为的自由，也剥夺了他们的发展需求和发展机会，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和社会生活之外。如果这部分人的境况得不到关照和改善，积压在他们心里的失落感、危机感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发泄出来。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教育失衡而导致的各种形式的发泄，都影响着社会稳定。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56 其五，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民族矛盾，影响社会稳定。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共同繁荣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然而，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普遍比较落后，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有很大的差距。这已经成为引发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全国有50个少数民族聚居在西部地区，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5%。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处于环境脆弱的石山区、高原区、偏远荒漠区或冰川区，发展经济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3/4的地区都是干旱少雨、风沙侵蚀严重的山地、丘陵、台地及沙漠。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人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2003年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942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7%，比上海低8338元，只有上海的44%；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79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比上海低4611元，只有上海的31%。青海东部的大通、民和、化隆、循化、互助五个民族自治县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556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0%，比上海低8952元，只有上海的4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69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8%，比上海低5401元，只有上海的19%。过大的收入差距压抑了少数民族社会主义积极性，削弱了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引发了民族矛盾。我国的陆地边境线85%在西部。一些少数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多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这些地区的民族和宗教问题搞渗透和分裂活动。如果与发达地区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不能尽快改善，那里的少数民族在长期落后的基础上必然会产生离心力。这直接影响着边疆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弱化收入差距过大与社会稳定的负相关，关键是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尤其是要抑制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扩大。其一，“提低”，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其二，“调高”，即调节高收入群体的过高收入。其三，“打非”，即打击牟取非正当收入的行为，其包括取缔非法收入、消除灰色收入。其四，“保困”，即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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